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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研究生方向范文1
關鍵詞：成本效益分析 效率公平分析 研究生收費制度 農村義務教育投入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使人們更加注重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了適應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與思考教育問題及如何改革教育體制等問題成為必要。政府加大投入義務教育、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以及研究生教育收費等問題亟需解決。
一、公共經濟學與財政學
公共經濟學是在財政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但兩者的有區別。
傳統財政學，不包括公共產品、俱樂部產品、社會保障、公共選擇和政府規則等問題，而公共經濟學包括政府、非盈利性組織、公共企業和民間社會組織等。公共經濟學研究對象是公共部門的全部經濟活動，因此也稱為政府經濟學。它不僅關注政府，還包括企業和個人。
詹姆斯·波特巴認為，財政學包括與稅收及其相關問題等籌集收入方面的問題，[1]主要是稅收問題，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大量與支出相關的問題。
而理查德·馬斯格雷夫認為：一方面，財政學僅涉及公共政策的財政工具，公共經濟學則包括貿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管制等工具；另一方面，兩者可能不存在顯著差異，并且兩者可以通過共同預算政策將一串財政工具合并起來。
二、高等教育的成本核算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高等教育逐漸由公共產品性質開始演變為準公共產品性質，向混合產品發展。
1.教育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即包括社會效益和個人效益，特別是個人效益。就教育體制來說，目前的教育狀況與早期的免費就學不同并開始表現為只要個人承擔部分費用才能接受教育。2.高等教育明顯具有產業經濟屬性。就辦學體制來說，市場主體的多元化使學校的事業性管理性質轉變為多元化的產業屬性管理性質。
三、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
（一）研究生教育收費觀點及經濟學分析
研究生教育應普及收費制度。首先，考生增多、研究生擴招政策和財政有限性是研究生實施收費制度的主要原因；其次，為適應國際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方向，[2]對研究生教育收費是必然的。
一些人認為對研究生收費是不合理的。第一，研究生教育是公共產品，實行收費可能導致部分貧困生放棄研究生就讀生涯，造成相對不公平；第二，就潛在的人力資源來說，收費可能扼殺優秀人才，最終引起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公平。
1、研究生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勞動力市場也即就業市場出現的勞動力供求不平衡，增加了市場中雇傭方對高層次人才即研究生以上學歷的人才的需求；為了促進社會生產力，現代社會結構必然要求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市場競爭機制帶來的有機成本的提高，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必然選擇，個人對研究生的需求增加，這也證明了研究生教育的私人屬性。
2、效率與公平分析。公平，指實施部分收費，對于努力者或特殊才能者是公平的，這是市場經濟公平原則體現。相反，對受教育者來說，研究生衡量標準過高，不收費則導致不公平；對國家來說，全盤公費不可能，由于不能獲得全部收益，有必要實施收費。
（二）合理設計研究生收費制度
1.根據人力資本不同，在確定招收對象與衡量標準差額的基礎上收費，從而防止差異。2.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配套措施的思考。首先，各高等院校應根據實際情況適當擴大教育規模；其次，學校注重對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實施獎學金制度等，在補償政府投資的人力資本和研究生所花費用的同時，與自費研究生相配合激勵其進行科學研究。此外，引入高效的競爭機制，定量設置獎學金制度，金融機構介入，實施彈性學制且不規定教育年限。
四、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的政府投入研究
（一）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狀況及分析
1.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存在缺口。農村稅費改革前，義務教育經費主要靠鄉級財政、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已存在困難；稅費改革后，由于取消了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造成原有教育財政資源渠道的短缺；新的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又尚未建立。至此，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存在巨大缺口。
2.債務問題嚴重。稅費改革前，由于投資不足，只能舉債籌資。教育的債務可通過教育費附加、教育集資保障償還；稅費改革后，兩者的取消打破了償還機制，使教育事業發展的配套資金無法得到保障而增加了教學債務。
3.財政分級負擔尚未形成。農村義務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稅費改革前有“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稅費改革后，實行“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縣級財政負擔因此加重，無力承擔對教育的投入。
（二）政府投入農村義務教育的思考
政府投入是必要的，并且政府應合理投入農村義務教育。
1.農村義務教育的外部性決定了必須由中央地方政府合理負擔農村義務教育費用。2.政府投入的保障措施：將義務教育經費單列入財政預算體制，加大政府教育投入的透明度；轉移支付上加大專項支付，適當減少一般性轉移。3.政府投入的效率與公平。政府加大對學生的補貼，對學校補貼可能導致腐敗和低效率。可以采取現金補貼和發放教育券的形式。
教育的性質決定教育體制的完善。投入和產出即成本和效益分析決定教育的屬性。教育是公共產品。義務教育的投入大多由政府承擔，由于義務教育的效益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社會效益。然而，教育也是私人產品。經濟在發展，人們需求不斷提高，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日益呈現私人產品的性質，作為潛在的人力資本和人們的理性特征，加之國家的財政資源的有限性，使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教育的私人效益大于社會效益。因此，一定程度上，政府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并注重農村與城市義務教育的協調發展，最終獲得更多的社會效益。
參考文獻：
[1]淺談公共經濟學與財政學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2009-09-12
[2]梅錦萍.研究生收費制度的公共經濟學思考..
勞動經濟學研究生方向范文2
關鍵詞：經濟人；企業人；軟要素；嵌入性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1)04-0066-05
收稿日期：2011-05-11
基金項目：山東省軟科學計劃項目“服務業集群生命周期與公共政策選擇：以山東為例”（2010RKGB1104）
作者簡介：商海巖（1971-），男，山東平邑人，山東財政學院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現代企業理論；孫國棟（1977-），男，山東濟南人，山東財政學院經濟學院教師，山東財政學院MPA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一、 序言
自從科斯的企業理論開創以來，企業內部各種非物質因素，如“社會資本”、“學習能力”、“制度”“觀念”等被開發出來，比如，企業能力理論更加重視企業的學習能力，并且逐步將這種學習能力作為一種不可模仿的企業特質，成為企業長期競爭力的重要表現。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把企業看作是一個生命的有機體，認為企業從其創業到衰退的整個過程中，有著一個完整的生命周期，一個企業的內部制度、企業文化與外部環境的和諧是企業生存的關鍵。這些都顯示了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企業中的一些“軟要素”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這些“軟要素”與資本、土地等不同，它與企業內部的人緊密結合在一起，顯示出一種網絡化、嵌入性、綜合性的特征，研究這些“軟要素”必須搭建一個合適的平臺。為此，我們提出“企業人”這一假設，將它作為研究企業“軟要素”的重要平臺，并梳理這一模型的思路。
二、 經濟學微觀基礎假設的演進思路
1.“經濟人”假設
孟德維爾很早就在《蜜蜂的預言》中提出了關于“經濟人”概念，他認為經濟人的特點就是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己利益，最終可以造成社會的繁榮。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將這種思想通過優美的經濟學理論做出了說明，那就是社會的福利由每個追求自己利益的人所創造，社會是一個完美的有機體。
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在?？怂沟纫淮笈洕鷮W家的努力下，偏好理論擺脫了傳統的基數效用論，相對完善的偏好理論為揭示“經濟人”的行為進一步打開了理論之門。通過一系列完整的偏好假定，“經濟人”追求最優化的理可以通過數學方式描述出來，為微觀經濟學上個世紀后期在各方面的開花結果創造了條件?？梢哉f，“經濟人”假設為經濟學從政治學科的附屬品到相對完善的經濟學科發展直至“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產生功不可沒。
2.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
哈耶克曾經說過：“盡管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與生物學相類似，但它卻與絕大多數其他的自然科學學科不同，因為社會科學必須處理的乃是那些在本質上極為復雜的結構?！保?］也就是說，“經濟人”假設所遇到的問題恰恰在于以它為基礎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科學主義，這樣就忽視了經濟學微觀主體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社會性質，人是能動的，人能夠在實踐中不斷學習，人的學習能力是不容被忽視的。
另外，斯密批判的吸收重農學派的時候，將價值的創造源泉定位于勞動、資本等這些“硬要素”，由于這些要素之間關聯性不強等特征，“經濟人”假設一直強調個人本位主義，忽視了微觀經濟主體在社會領域的“嵌入性”，同時也抹殺了“軟要素”進入生產函數的可能性。這種強調個人本位主義的處理也給斯密本人也帶了“斯密問題”，難以自圓其說。
正如格蘭諾維所指出的［2］，“經濟活動是嵌入到社會活動之中的”，“經濟人”在追求社會活動中恰恰忽視了社會因素的制約，不可能達到理性的最大化。事實上很多經濟學家都曾對此作出批評，如萊本斯坦從非理性傾向方面對經濟人做出了批評，凡勃倫則從人的社會性炫耀這一消費特點方面，批判了“經濟人”過度重視個人本位主義所導致的解釋力問題。
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一些社會發展所導致的如“企業網絡”、“組織能力”“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已經逐漸為經濟學家所重視，然而“經濟人”假設只要沒有摒棄古典經濟學重視“硬要素”等傳統，繼續沉迷于個人本位主義的解釋方法，很難對“企業網絡”、“組織能力”等一列的“軟要素”進行合理的解釋，從而阻礙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
第4期商海巖，孫國棟：基于“企業人”假設的 “軟要素”研究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11年3.一些新的微觀基礎假設的探討
首先是“契約人”假設。在威廉姆森的“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資產專用性” ［3］三大假設之下，“契約人”假設堪稱為新古典范式的“企業人”的標準模式。企業是一系列合約的集合，契約人是這個合約的主體，無論是合約規定的索取權還是合約沒有規定的剩余索取權之間，契約人通過不斷的試錯、談判、交互作用，維持著有序的社會有機體。人作為追求目的的動物，嚴格遵守者人類有社會以來形成的各種契約，因為各種維護秩序的契約約束，“契約人”在制度的框架下不斷探索符合自己利益的合法的行為。
但是哈特等的“企業就是由它所擁有或控制的資產(比如機器，存貨)所組成”［4］之說，最終驗證“契約人”依然遵循當初科斯的古板，企業理論的研究嚴格地被規定在新古典研究領域之內，資本、勞動、土地依然是統治權的根本，一切不可描述的、不可測量的，依然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
其次如“單位人”假設。長期合約一直是企業理論所關注的重要方面，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可以看做是一種默認的長期合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單位無疑成為一種人們生存主要的空間，單位空間與長期合約的非流動性以及官僚體制，形成了關于“單位人”這樣的假設。
由于計劃經濟的特點是國家通過單位向個人分配資源，因此造成了“單位人”對單位的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面全面的依附關系，盡管標準的“單位人”假設在經濟學領域一直沒有形成，但是“單位人”的特征卻被經濟學、社會學等相關的一些學科揭示：那就是一般具有依附性、封閉性、個人缺乏動力機制等等。
“單位人”已經關注到長期合約所形成的一些弊端，這些弊端是由于行政替代市場所造成的，然而由于缺乏標準的經濟學分析，“單位人”對于制度、文化等“軟要素”約束的機制缺乏深入地分析，僅僅片面地強調這些“軟要素”帶來的不利方面，而對于這些“軟要素”對人的激勵方面卻認識不到位。最重要的是，“單位人”只是我國制度建設相對不太完善的產物，是一個短期的現象，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義。
此外，還有如“人本人”［5］假說、“社會人”假設［6］、“知識人”假設［7］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比如批判“經濟人”的理想化，忽視社會性等方面。
4.“企業人”假設
當我們打破新古典的同質性假設，將要素回歸到古典經濟學里將創造人類福利作為經濟學的本性這一主題，來審視企業內的各種要素時，我們發現，不斷的發掘勞動的潛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主要源泉。為了發掘這種潛力，一開始人們重視“硬要素”帶給人們的迂回生產的好處，當經濟發展到對物質資本的依賴越來越不重要的時候，“軟要素”將是發掘人類勞動潛力的重要方面。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對于“社會資本”、“文化”、“制度”甚至是“心智結構”方面的因素研究越來越多，基于能力的企業理論更是突出了“默會知識”、“學習能力”的作用，并認為是在企業不可復制的能力的主要源泉。隨著對這些“軟要素”研究的增多，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建立一個更適合經濟學發展的平臺，解釋新的經濟現象。
企業里的勞動實際上是被長期合約嚴格限制在企業范疇之內的異質性的勞動，這種勞動一方面不能離開“硬要素”，如資本、土地等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人的活動，人與人之間更多是一種社會關系，現實中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并不都是價格機制，還有各種隱性與顯性制度、道德規范以及文化，這些多數是價格機制所沒有辦法衡量的，或者受到時間、空間影響的，或者具有很大的外在性的東西。人與人之間如同網絡的存在使得這些軟要素在發掘人類潛力、配置人類的精力資源方面一樣發揮著重要作用。
但是在“企業人”界定方面，目前的理論并不統一。一是范疇不同，二是理論側重點不同。
從范疇上看，一般的理論都將“企業人”作為企業內部的人的總稱，并且與企業理論結合起來研究。如趙旭亮、孫建中［8］認為：企業交易契約理論和企業能力知識理論都因其內在的局限性而難以進一步深入下去，走出這一理論困境的前提是必須找到能夠整合各種企業理論的理論樞紐。企業人范疇及企業人理論假說，可以成為深化企業理論研究的理論樞紐。從而提出：“企業人是一切契約聯合體的每一位當事人，也是企業生產性合作組織的每一位成員，它包括企業家、管理者與每一位員工”。 康麗琴［9］從人的個性偏好出發指出所謂企業人，是指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聯合體中的每一位當事人，企業人既包括投資者、企業家和經營管理者,又包括企業一般員工。
另一個方面則是認為主要是指的企業內部員工，并側重于企業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潘晨光［10］認為日本企業人的再生產深受其歷史傳統文化的影響，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勞資關系、內部培訓、分層參與、企業內部福利、內部競爭制度等不同方面，都體現出日本企業人以企業為家的特點。
本文認為“企業人”假設是對企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是基于“軟要素“與”硬要素“結合方面對企業內部勞動配置的研究，它的研究前提是長期合約下的要素非流動性。
三、 “企業人”的模型構建
員工的行為價值可以區分為可測度部分和不可測度部分，可以測度的部分可以由激勵問題解決，而不可以測度部分則沒有辦法通過制度問題解決，必須從文化方面去激發員工潛力。Rafeal Rob和 Peter Zemsky［11］設計了一個動態委托模型用以分析員工激勵與團隊合作文化建設之間的關系，指出了企業文化對長期利潤起著正相關的作用。Akerlof和 Kranton［12］認為企業文化具有資本性，Holmstrom［13］則設計了企業團隊產出的剩余模型，闡述了企業文化對團隊成員效用函數的影響，從而影響到團隊成員的努力程度。這些模型的共同點是注意到了文化作為重要的“軟要素”，它對于員工效用的影響，并提出了文化作為一個共同要素對于個人努力的影響。由于“軟要素”是一個新的提法，所以以上這些關于企業文化的模型對我們構建“企業人”模型有著重要的意義。
參考關于企業文化的模型，我們構建“企業人”的效用函數，規定“企業人”的收益來源于“硬要素”和“軟要素”的租金，成本為付出的“軟要素”的維護成本C。
作為“企業人”，一方面潛力受到硬要素的影響，傳統的如資本、土地等，為了研究方便，我們假定硬要素為K。另一方面，企業人還受到“軟要素”的影響，為了研究方便，我們假定“軟要素”數量為Z。
構建模型：U=rk*+θN∑Ni=1Zi-CZ2i2
其中r是“硬要素”的租金，根據經濟學的原理，“硬要素”對于勞動的使用帶來更多的利益（比如機器的使用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利益的多少取決于與勞動的配置，由于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問題，所以根據理性最大化原理，我們假定K已經達到了最優的k*。這樣，企業人的效用取決于“軟要素”帶來的收益。
θ為企業人之間溝通的系數，介于0與1之間。C是維護“軟要素”所需要的成本，對于員工來說，“硬要素”是由股東提供的，所以使用不用付出成本，但是“軟要素”需要自己付出成本，整個“企業人”的效用由“硬要素”和“軟要素”帶來的收益扣除維護“軟要素”的成本構成，下面對這個模型進行分析。
命題一：當人們充分信任和交流的時候，“軟要素”的需求隨著N的擴大而減少。
我們命θ=1，求最優Z的持有量。
U=rk*+1N∑Ni=1Zi-CZ2i2 ， UZi=1N-CZi=0 ， Zi=1NC
這說明當θ等于1的時候，“軟要素”成為一種完全的公共品，人們不會持有太多的公共品，比如“社會關系”這種“軟要素”資源共用的時候，一個人并不需要太多的關系資源，共用別人的就可以了，當然，這不可避免導致搭便車的現象。
命題二：企業內的“軟要素”為同質性時，設個人擁有的“軟要素”相同，都為Zi，當N增大時，有：
U=rk*+1N∑Ni=1Zi-CZ2i2 ， U=rk*+θN∑Ni=1Zi-CZ2i2=rk*+θZi-CZ2i2
UZi=θ-CZi=0 ， Zi=θC
可以看出，每個人都會平均地持有“軟要素”，持有“軟要素”的數量只和維護“軟要素”的成本有關，有效的建立“企業人”的交流平臺將會增加“軟要素”。
命題三：團隊是否有效率取決于θ與“軟要素”邊際成本的大小。
團隊收益為NU，為了分析方便，假定個人持有的軟要素依然相等，個人效用函數加總為團隊效用：
NU=Nrk*+θ∑ni=1Zi-CNZ2i2 ， NU=Nrk*+NZiθ-CZi2 ， NUZi=N(θ-CZi)
可以看出，企業團隊的效用主要取決于θ和“軟要素”邊際成本的大小，只要θ大于團隊邊際成本，就可以實現整個團隊的正效用，否則，企業團隊將只有負效用，個人收益的增多不能保證整個團隊有激勵去維護“軟要素”。
所以，“軟要素”的收益非常重要，比如在今天，如果“集體學習要素”的收益比較高，大家將會有激勵去維護這種要素。
但是，如果θ不是足夠的大，或者說只要小于1，企業團隊就會有剩余的損失。
命題四、考慮到額外收益，“軟要素”具有一定的資本性。
如果前期的“軟要素”沉淀，形成一種資本，這種資本會通過激勵、規范以及形成某種“傳統”給后面的人帶來額外的收益，從而使得后來者更有激勵去維護“軟要素”。
假設一個兩期模型，在T期沉淀的“軟要素”在T+1期會帶來收益RZi,
則在T+1期有效用：U=rk*+θ+RN∑Ni=1Zi-CZ2i2
這樣，使得θ+R大于CZi的可能性更加大，后來者會受到激勵，盡力去維護“軟要素”，這樣，企業團隊合作的剩余也將會更大，這顯示了“軟要素”的資本性。
四、 模型的進一步思考
1.懲罰機制
在企業人的模型假設中，可以看出，懲罰是網絡化的，這反應出“軟要素”與“硬要素”的區別：
“硬要素”是可以細分的，因此耗損的過程充分顯示出時間性。而“軟要素”的耗損呈現出系統性，也就是與時間無關，而與系統本身的特性有關。系統本身有一定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的前提是不能超過某個“閾”，這就是系統的“承受閾”。當“軟要素”超過這個“承受閾”時，舊的系統平衡將崩潰，帶來新的平衡，反映現實中就是人們對網絡中的某個事情，某個人的重新評價，引發“道德體系”“制度”等方面的調整，反映在個人上就是要重新樹立網絡中的“嵌入位置”。
模型中則是局限于某個閾之內，超過會趨向于0，使得“企業人”重新構建或者一無所有。
2.市場勢力的構建
由于模型中已經推導出，“軟要素”具有一定的資本性，而且難以復制，“企業人”一旦獲得“軟要素”就等于獲得了某種壟斷資源，這使得擁有“軟要素”的人比擁有“硬要素”更加具有市場勢力，在網絡中的嵌入性使得其他人要想取代“軟要素”擁有者需要更大的網絡化成本。
五、 結論
本文探討了構建一種“軟要素”平臺的可能性，在反思“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了“企業人”這種假設，并構建模型說明以“企業人”為平臺的“軟要素”的特征。關于“軟要素”的研究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區域，進一步探討如何構建“軟要素”平臺，以及如何在更加復雜的環境下構建經濟模型，將來一定是經濟學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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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潘晨光.日本企業人研究［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2：30.
勞動經濟學研究生方向范文3
關鍵詞：資產評估 學科定位 管理學 經濟學
一、引言
隨著資產評估行業的快速發展，新的資產類型、新的市場細分對資產評估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需求已經逐步趨向高端化。理論基礎扎實、專業特征明顯、知識背景綜合的資產評估高級人才將是未來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同時，繼2004年重新開設資產評估本科專業后，2010年又增設了資產評估碩士專業，目前全國有15所高校設置了資產評估本科專業，68所高校設置了資產評估碩士專業。人才培養層次的逐步高級化，一方面滿足了市場的發展要求，另一方面對資產評估專業的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對資產評估專業學科定位的研究，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尚未達成一致的意見。隨著資產評估專業碩士培養計劃的實施，從理論上探討資產評估的學科屬性，將有助于研究生的培養和未來研究方向的選擇，因此有必要對資產評估專業的學科歸屬進行梳理。
二、資產評估專業學科定位的歷史借鑒
資產評估專業的學科屬性，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很多學者曾以“傾向性”的觀點闡述資產評估的專業屬性。根據對以往文獻的梳理，至少存在三種不同的看法：
（一）傾向于經濟學科
對資產進行價值評估的目的是為經濟活動服務，如果資產評估的方法誤用，評估結果的理解存在偏差，則只能從經濟學角度進行解釋（陳鵬，1998）。同時資產評估的理論主要依附于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如信息不對稱理論、市場供求理論、預期理論等，分析資產價值采用的方法也是典型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張俊平，2008），因此，資產評估更傾向于經濟學學科。在全國15所資產評估本科院校中，將資產評估設置于財政（稅務）學院的有內蒙古財經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廣東財經大學和河北經貿大學，共4所，占總數的27%，傾向于經濟學觀點符合資產評估的特征。
（二）傾向于管理學科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資產評估發軔于國有資產管理，與會計學、財務管理有較長的淵源關系，理應歸屬管理學科（李光洲，2007;鄧九生，2008;唐振達，2009），在以管理（會計）學為基礎的同時，還兼顧了經濟、文學和理學（王開田、胡曉明，2002;張艷，2009），此觀點偏向于管理學。教育部2004年在少數財經院?；謴唾Y產評估專業設置時，將該專業歸屬于管理學科。從2010年15所具有資產評估本科招生院校的專業設置看，屬于會計學院的有浙江財經學院、上海立信會計學院、湖北經濟學院、南京財經大學、山東經濟學院、山東工商學院、廣西財經學院和重慶工商大學融智學院;屬于商學院的有上海師范大學和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屬于金融管理學院的有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共有11所，占總數的73%，因此，相對于持經濟學觀點而言，傾向于管理學的觀點占了大多數。
（三）傾向于交叉學科
交叉學科是指既包含有管理學、又有經濟學，還有工學、法學等學科。張欣（2006）直接提出了資產評估是一門高度綜合的邊緣性復合學科，涉及的知識面寬，需要的專業技能高，且與多種其他行業相關。從對學科基礎課程設置的研究中也可以發現資產評估學科的交叉性。在對學科基礎課程設置中，王淑珍、尉京紅、馬慧景（2002）認為，應該設置會計方向課程、經濟與管理方向課程、金融與證券方向課程、稅收、統計方向課程;常麗（2007）認為學科基礎課將主要包括法律法規方向課程、財務會計方向或建筑工程方向課程與機械制造方向課程、金融與統計方向課程等。學科基礎課就應體現不同性質高校的學科結構特點，財經類院校難以開展不動產評估和動產評估等學科基礎課程。李春杰、柳娜（2010）認為學科基礎課程可包括：經濟學原理、管理學原理、會計學基礎、統計學、經濟法（稅法）、市場營銷學和信息管理系統。從注冊資產評估師考試的科目看，包含有財務會計、經濟法、機器設備評估基礎、建筑工程評估基礎、資產評估五門課程，這些課程處于同等重要位置，涉及到了管理學、法學、經濟學、理學、工學等方面的知識。因此，較多學者認為資產評估是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學科較為合理。
三、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區別
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研究的目的、研究假設前提、研究方法與手段的不同，通過比較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差異，進而從資產評估的研究目的、假設前提、研究方法來定位學科歸屬。
（一）研究目的
經濟學與管理學兩門學科區別的根源就在于研究目的不同。雖然經濟學與管理學的研究都涉及資源問題，但是對于這個問題經濟學長于解釋“who”和“why”，而管理學則長于指導“how”。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是解釋社會資源利用和配置的方式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管理學的研究目的是提供實現組織目標的組織資源最優使用原理和方法。經濟學產生的社會背景是社會經濟資源的嚴重稀缺。亞當?斯密對這一經濟現象進行反思，并提出自由市場能夠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優化配置資源的解決方案。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用邊際效用的理論來解釋為什么完全市場競爭能夠通過邊際效益等于邊際成本來優化配置社會經濟資源。凱恩斯主義則從市場失靈的角度來解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什么需要政府干預經濟來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經濟學的發展過程顯示了經濟學始終對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關注。因此經濟學的目的就是研究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為什么社會經濟資源不能進行優化配置，并提出經濟發展對策。管理學產生的社會背景是工商企業這一新型組織的產生和發展。如何使用組織資源，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組織目標，成為當時社會的新問題。因此科學管理之父泰勒提出了科學管理，他認為：科學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謀求最高勞動生產率。科學管理的產生為管理學的研究確立了發展方向。管理學的發展過程始終討論的就是如何提高組織資源的使用效率問題。古典管理理論認為組織運用科學方法替代經驗方法，通過經濟利益激勵員工提高勞動生產率;行為科學管理理論認為組織不僅應該關心員工的經濟需求，而且應該滿足員工的社會需求，這樣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現代管理理論認為組織為提高勞動生產率、技術系統和社會系統應該并重，要重視組織文化激勵作用，應該關注組織內的核心競爭力和組織外部環境。提高組織資源的使用效率是有效實現組織目標的唯一途徑。因此管理學的研究目的就是根據組織資源的使用效率情況，提出實現組織目標的組織資源最優使用方案。
（二）理論基本假設
經濟學與管理學的理論研究都是以兩個基本假設為前提。一是關于人的假設，二是資源稀缺與否的假設。（1） 關于人的假設前提。兩個學科都是以人的行為為主要研究對象，經濟學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管理學研究人的組織行為。人的行為動機是由人性決定的，因此，兩門學科對人的行為的研究要以對人性的假設為基本前提。經濟學研究內容是社會經濟問題，因而經濟學假定人是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經濟人，他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管理學強調組織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功能來充分利用組織資源，因而管理學假定人性是變化多端、復雜多樣的，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差序關系。（2）經濟學暗含資源的有限性假設，管理學暗含資源的非有限性假設。經濟學認為社會資源相對于人類的需求而言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才需要研究合理配置資源，節約資源。管理學認為組織可利用的資源相對于目標實現并非是有限的，而是可以通過組織管理不斷擴充的。人力資源培訓、員工激勵和創新的運用可以充分挖掘出組織中人無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戰略聯盟和合作還可以充分利用外部環境中的資源。與此同時，政治和文化資源也是組織資源的一部分，所以管理的資源是無限的。但是為了降低成本，管理學還是要研究如何有效使用組織資源。
（三）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同
供求問題是經濟學的根本，它用詳細的模型理論分析供應方會以何種價格出售，該價格需求方在哪個階段是可以接受的。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經濟學可以運用模型等工具從靜態、比較靜態以及動態層面進行分析;也可以運用實證的方法或規范的方法進行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可用文字說明，也可用數學方程式表達，還可用幾何圖形式表達。管理學在數學模型的建立和求解方法等方面更加注重實際應用，更注重定性分析方法。
四、資產評估專業的學科定位
任何一個被認為是科學的學科，無論是自然學科還是社會學科，都有它自身獨特的研究對象、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這是一個學科體系區別于其他學科之所在，也是我們分析學科歸屬的出發點。資產評估專業學科的定位應從研究目的、理論假設、研究方法與手段等方面進行界定。
（一）研究目的
資產評估最終目的是在分析資產評估環境與評估對象特征的基礎上，對特定時點及約束條件下的資產價值進行評估，為決策方提供一定的價格尺度或合理資產價值咨詢意見。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委托人面對錯綜復雜的經濟現象，由于種種原因而無法直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只能轉而追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提供相關專業信息的資產評估師，可以為相關各方提供實現目標的價值信息。資產評估服從了微觀經濟學所研究的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為行為各方提供資產價值咨詢服務并不過多地考慮管理，以價值規律為基礎，注重公允，主要回答資產價值“是什么”的問題。從資產評估研究目的來看，它既解釋了社會資源利用和配置的方式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又提供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方法。因此，資產評估兼顧了經濟學與管理學的特征，但更偏重于經濟學。
（二）理論基本假設
資產評估是建立在若干假設基礎上的，這些假設包括交易假設、公開市場假設、持續使用假設和清算假設。交易假設是假定所有待估資產已經處在交易過程中，評估師根據待評估資產的交易條件等模擬市場進行估價。公開市場假設是假定存在一個充分發達與完善的市場，該市場有自愿的買者和賣者，且買賣雙方地位平等，彼此都有獲取足夠的市場信息的機會和時間，買賣雙方的交易行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強制或不受限制的條件下進行的。持續使用假設假定被評估資產正處于使用狀態，包括正在使用中的資產和備用的資產。清算假設是對資產在非公開市場條件下被迫出售或快速變現條件的假定說明。其中，關于人的假設在公開市場假設中可體現出來，假定了人是理性人、經濟人。關于資源的假設，四種假設都以可以計量的（有限的）資產為評估前提的，且認為社會資源相對于人類的需求而言是有限的，通過評估使資源達到合理配置。因此從資產評估的假設來看，資產評估應歸屬于經濟學。
（三）研究方法
資產評估有三項基本方法，即市場法、成本法、收益法。資產評估的三項基本評估方法有著各自的理論依據，而這些依據均源自于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如勞動價值論是成本法評估的理論源泉，是對評估對象特定時點價值的重置模擬，用現行資本價格重新購置資產并使之處于在用狀態所耗費的成本，它探究的是評估對象的內在價值，而這樣的重置基礎又是以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價值決定的。再如邊際效用價值論在評估方法中的應用就是收益法，邊際效用價值論強調主觀感受（邊際效用）在商品（或資產）價值決定中的作用，強調單位成本的付出與收益的比較。而收益法則是通過被評估資產未來預期收益并將其折算成現值，借以確定資產價值的一種方法，資產的預期效用越大，獲得能力越強，它的價值也就越高。經濟學中所討論的在兩種或多種選擇下進行邊際分析方法、供求理論在資產評估中也到處可見。因此，從資產評估的研究方法來看，資產評估應歸屬于經濟學。
五、結語
從資產評估的基本假設和研究方法來看，該學科應定位于經濟學;從資產評估的目的出發，該學科偏向于經濟學。然而，每一個學科并不是孤島，也不是單純的繼承關系，學科間相互學習和借鑒是促進發展的途徑。順應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學與管理學也在不斷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和方法，兩學科的融合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在經濟管理領域研究兼有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兩棲性的經濟管理學和管理經濟學等邊緣學科相繼出現。而這些學科幾乎又難以分清其為純粹的經濟學或純粹的管理學，經濟計劃、經濟決策（包括政策）、經濟預測、經濟調控、經濟監督、經濟評估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以及公司治理、產業組織、企業競爭力、制度安排、機制設計、結構調整、發展戰略及經濟激勵等問題的研究，既可屬于經濟學，也可屬于管理學。如果把他們從經濟學那里硬拉出來劃到管理學范圍，那就把應用經濟學的內容架空了。如果認為凡用文科方法來研究的則屬經濟學，凡用理工科方法來研究的則屬管理學，那么無異于看漏了近半個多世紀來經濟學的數學化、數量化、公理化、工程化的發展潮流。其實上述諸問題本身就需要經濟學和管理學共同來研究。美國管理學家西蒙（HA.Simon）因對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序所進行的開創性研究獲得了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說明他研究的經濟決策問題不僅僅是管理學而且同時也是經濟學（烏家培，2000）。因此，資產評估偏重于經濟學，并非否認管理學在其中的作用。J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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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研究生方向范文4
［關鍵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彈性；多元回歸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 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26-0105-03
1 引 言
生產函數是描述生產過程中投入的生產要素的某種組合同它可能的最大產出量之間的依存關系的數學表達式。這里的“投入的生產要素”是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對產出量產生貢獻的生產要素,包括了技術、資本、勞動等投入要素；“可能的最大產出量”指這種要素組合應該形成的產出量,而不一定是實際產出量。本文正是運用生產函數來分析北京市地區GDP和資本、勞動力等投入要素的數量關系。
2 模型的構建
2.1 變量選取和數據調整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選取北京市1990―2007年的地區生產總值為因變量,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和從業人員為自變量。根據地區GDP頻減指數和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名義GDP和名義固定資產投資進行調整,得到實際GDP和實際固定資產投資,調整后的數據見表1。其中Y表示：北京市地區GDP；L表示：北京市固定資產投資；K表示：北京市從業人員。
2.2 方法簡介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美國數學家柯布(Charles W. Cobb）與經濟學家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根據歷史統計資料，研究了1899―1922年美國的資本與勞動力數量對制造業產量的影響后提出來的,其形式為Y=AK^αL^β。式中：L代表勞動力投入量；K代表資本投入量；Y代表產出量；A為效率系數，是廣義技術進步水平的反映,為正常數；參數α,β分別是資本與勞務的產出彈性,為小于1 的正數。這里取消了方程一階齊次的假設，允許要素產出彈性之和大于1 或者小于1，由參數的估計結果決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具有較為廣泛的適用范圍，它可用來描述一國總的投入產出關系,也可用來模擬單個企業或部門的生產情況，在經濟理論研究與政策分析評價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2.3 構建模型
估計北京市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K^αL^β,其中Y表示北京市地區GDP；L表示北京市固定資產投資；K表示北京市從業人員。首先對模型線性化,兩邊取對數LnY=LnA+αLnK+βLnL,利用E-views軟件繪制的LnK、LnL與LnY的圖形,見下圖,可以看出LnY與LnK、LnL存在線性關系,可以進行線性回歸。
線性回歸圖
2.3.1 樣本回歸方程
將表1輸入E-views軟件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見表2。
(2)方程顯著性檢驗
①F檢驗
在α=5%的顯著性水平下,服從自由度為(2,15)F分布,查F分布表的F0.05(2,15)=3.68估計出的F值=194.19548>3.68,所以拒絕0假設：α=0,β=0,即模型的線性關系成立,模型通過方程顯著性檢驗。P值的含義：使0假設被拒絕的最小的顯著水平。
②t檢驗
在α=5%的顯著水平下,服從自由度為15的t分布,查t分布表得t[SX(]a[]2[SX)]=2.131。估計出的t值分別為(-1.55981)、(10.56384)、(2.359725)。即[JB(｜]1[JB)｜]>2.131,所以α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拒絕0假設α=0；[JB(｜][AKt^]2[JB)｜]>2.131，所以β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拒絕0假設β=0 ；而[JB(｜][AKt^]0[JB)｜]>2.131,所以LnA也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拒絕0假設LnA=0。P值的含義：使0假設被拒絕的最小的顯著水平。
2.3.3 違背古典假設的情況檢驗
(1)多重共線性的判定
模型的R2值與F值均較大,且格參數的t值均通過了α=5%顯著性檢驗(見表4),且E-views軟件顯示的相關系數矩陣(見表3),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很小,故認為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2)異方差的判定(懷特異方差檢驗)
違背古典假設的情形之一是隨即干擾項的異方差性,即相對于不同的樣本點,也就是相對于不同的解釋變量觀測值,隨即干擾項具有不同的方差,檢驗異方差,也就是檢驗隨機干擾項的方差與解釋變量觀測值之間的相關性。本文運用懷特檢驗來檢驗異方差,檢驗結果見表4。
2.3.4 自相關的判定(D.W.檢驗)
在α=5%的顯著水平下,k=3,n=18的D.W.檢驗的上下限查表得dl=1.05,du=1.53，D.W.值為d=2.387463(見表4)du
2.4 結論分析
2.4.1 方程設定良好
該回歸模型的擬合值和調整后的擬合值均很好且通過了t統計和F統計檢驗,同時回歸模型不違背經典假設,說明該多元回歸模型從理論模型的設計到樣本的數據的收集是比較合理和成功的。
2.4.2 方程經濟意義分析
固定資產投資、從業人數的要素產出彈性系數均為正數。即在其他投入要素不變的情況下,該要素每增長1%所引起的北京地區GDP增加的百分數均為正數。固定資產投入每提高1%,北京地區GDP 實際增長率則可提高0.76%；從業人數每增加1%,北京地區GDP 實際增長率則可提高0.77%。α＋β≈1.5,即資產與勞動的產出彈性之和近似為1.5,表明北京市在1990―2007年經濟呈現規模報酬遞增的狀態。根據固定資產投資和從業人數要素產出彈性系數大小，可以發現兩者對北京地區GDP 增長的推動作用基本相同,說明二者對北京地區DGP增長率的貢獻同等重要。
3 政策建議
從模型回歸的結果可以看到,固定資產、從業人數的產出彈性雖然都為正數,但兩者對北京地區GDP增長率的促進作用均不是很明顯。說明對固定資產的投資還存在著投資產業結構不合理的情況,從業人數的分配也存在各產業分配不合理的現象,所以北京市在固定資產投資和從業人員的分配上應該進一步加強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合理投入和調配。政府在制定固定資產投資政策時因充分考慮投資在各產業的合理投入并出臺一些限制性的條款,保證產業政策的實施。在從業人數的分配上,因深入研究各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情況,恰當引導勞動力的分流,發揮勞動力的最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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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研究生方向范文5
關鍵詞：農業經濟學；培養模式；德國
農業經濟學是以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發展以及農民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的應用社會學科。雖然古代中國和歐洲都出現過一些農業經濟思想，但作為一個專門的學科，則是伴隨著農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逐步形成。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演變，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在不斷調整，與此同時，農業經濟學科的培養目標也在發生相應變化。早期農業經濟學主要關注農業生產狀況、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農業生產的區位配置等問題，從20世紀早期開始，農業經濟學開始關注農場經營管理如農場主如何調整生產方式以獲得最大利潤問題，這個階段農業經濟學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大量優秀的、懂得農場經營管理的農場主。在經濟起飛階段，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承擔的主要功能是為城市產業工人提供便宜的食物，而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轉變到以農業政策為核心，即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抑制食物價格上漲，通過榨取農業資本以促進非農產業擴張（于曉華、郭佩，2015）。在“食物問題”解決之后，農業又面臨城鄉收入擴大的“貧困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農業經濟學科培養出大量農業政策研究人才。進一步，當城市化、工業化結束之后，如何減少農業政策對市場扭曲，同時調整農業經營方式，拓展農業環境生態、文化傳承、教育等功能成為政府面臨的新問題，即“農業調整問題”（YuandZhao，2009）。在這一階段，市場對農業政策研究人才的需求下降，但涉農企業對農業經營管理人才的需求不斷上升，農業經濟學科的培養目標開始向農業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傾斜（周應恒、盧凌霄，2009）。當前中國正處在通過各種政策補貼解決農民收入過低的“貧困問題”階段，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進一步推進，未來農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會持續下降；隨著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不斷完善，農村貧困問題逐步解決，如何調整農業生產功能，緩解政策對市場的扭曲，減少政府財政支農負擔必將成為農業經濟學科新的研究重點。研究對象和重點的改變要求學科的培養方案進行相應調整，否則必然無法適應市場的需求而趨于萎縮。當前中國的農經學科正面臨關鍵的歷史轉折點，而歐洲的農業已經進入最后的產業調整階段，農經學科也經歷了大量的調整重組過程，通過研究他們農經學科的培養，有助于幫助我們設定農經學科的改革方向，緩解學科發展與市場需求的脫節，提高學生的就業情況。有鑒于此，本文首先總結當前我國農經學科的特點與挑戰，之后以德國幾所開設農經學科點的大學為例，簡要介紹德國農經學科專業與課程設置以及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培養方案，希望能夠為我國的農經學科改革提供借鑒。
一、當前我國農經學科培養模式與挑戰
當前我國大部分高校農業經濟學學科培養模式依然以為政府相關部分以及高校等科研機構輸送政策分析執行人才為目標，培養內容與方法也注重宏觀政策問題、忽視具體農業經營、農產品市場營銷、農產品物流與供應鏈管理、農業信息化等市場亟需人才，導致培養出來的學生往往熟悉體制和政策等宏觀問題，但管理實務和操作技能極為缺乏（毛迎春、黃祖輝，2006）。相應的，科研工作者也大多關注勞動力、土地制度、糧食安全等宏觀問題，而對農場經營、農產品營銷、食品消費等具體現實問題不太關心（馮開文等，2014）。受培養模式的限制，當前我國農經學科面臨日益嚴重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農業占國民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市場對以擅長農業政策分析的農業經濟學畢業生需求不斷下滑，相關專業學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由此導致農經專業對學生的吸引力不斷下降（于曉華、郭佩，2015）。其次，傳統農業經濟學研究對象正不斷被經濟學、管理學、環境科學等顯學擠壓（張露等，2016），而這些學科擁有更完善的培養模式和更廣的就業市場，農經學科缺乏特色，喪失競爭力。
二、市場導向的專業與課程設置
德國是一個高度市場化工業化的國家，農業GDP占GDP總量不足1%（國家統計局，2016）。由于農業在經濟中比重太小，傳統以政策研究為中心的學科設置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因此相關大學以市場為導向，不斷調整專業與課程設置。例如，隨著收入的增長，居民對奶制品的需求不斷提高，基爾大學據此設置了牛奶生產專業，開設奶制品生產、銷售以及產業鏈管理等相關課程；歐洲居民對養馬以及賽馬運動尤為熱衷，針對這一需求，哥廷根大學在農學院下面設置了馬學，除了教授馬匹飼養之外，還開設賽馬運動以及體育經濟等相關課程。此外，狹義農業雖然不斷萎縮，但與之相關的食品加工、銷售、餐飲產業、農業資源管理、棉紡木材加工利用等生物經濟產業則蓬勃發展。部分大學針對這些新興產業開設了食品經濟、農業可持續發展、生物經濟等新興專業與課程。從課程設置角度來看，德國農業學科課程設置安排非常廣泛，不僅有農業經濟、國民經濟、食品經濟等專業課程，還需要了解企業管理、社會學、法律等相關課程。由于德國實行學分制，學生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和個人興趣自主選擇各種課程。
三、德國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培養方案
德國授予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的學校較少，最為知名的是以農業科學為主的霍恩海姆大學（Universit覿tHohenheim），接下來我們以該大學的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培養方案為例來了解德國的情況?；舳骱Ｄ反髮W的農業經濟學碩士（agriculturaleconomics）是全英文授課的碩士項目，學習時間4個學期，合格之后授予理學碩士學位（MasterofScience）。該項目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年主要是必修課程（compulsorymodules）與半選修課程（semi-electivemodule）的學習，第二年主要是研究方向選修課程（electivemodules）與論文寫作。必修課程包括農業與食品政策（AgriculturalandFoodPoli-cy）、應用計量經濟學（AppliedEconometrics）、環境與資源經濟學（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農場系統建模（FarmSystemModeling）、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等五門課程；另外，學生還可以從農業發展（AgriculturalDevelopment）、國際農業貿易（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Trade）、糧食安全（FoodSecurity）等半選修課程里面選擇一些課程。除了課堂學習外，學生還要求參與上機操作、小組討論、學術研討會以及案例分析等訓練。第二個學年學生依然要從一系列課程中選修10門與自己研究方向相關的課程，這些課程的目的是為了強化學生農業經濟學教育，并保證學生能夠獲得與意向工作相關的訓練。碩士導師會對學生的選課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議。根據每個學生的研究方向，第二學年還必須完成碩士論文的寫作。該碩士項目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雙重視角、跨學科分析復雜系統、交流、談判、促進以及團隊合作能力。學生就業領域包括政府部門、NGO、國際組織、以及私人企業，具體目標職位包括農業產業的上下游、食品產業鏈管理、政府和非政府涉農部門、國家與國際涉農組織、研究與教學機構。
四、德國農業經濟學博士的培養方案
德國能夠授予農業經濟學博士的學校較少，一共只有十幾個，2005年德國開設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幾所大學聯合成立了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項目（Doc-toralCertificatePrograminAgriculturalEconomics，以下簡稱PAE項目），聯合為農業與食品經濟學的博士生提供培訓。這個項目通過大學聯合開設課程，制定統一的學位要求，組織對相關理論與方法的系統學習來提高農經專業博士生的教育質量與效率。此后相關學校陸續加入該項目，截至2016年，一共有柏林洪堡大學、波恩大學、哥廷根大學等13所大學和研究所參與該項目，基本涵蓋德國境內以奧地利所有能夠授于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接下來我們將以PAE項目為代表介紹德國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培養方案。PAE項目的博士培養要求至少修滿30個學分，每個學分相當于30個小時的學習。具體學分主要通過三個模塊構成：理論方法模塊18個學分（Methodologi-cal-theoreticalmodules），軟技術模塊6個學分（Softskills），學術研討會模塊6個學分（Colloquia）。其中理論方法模塊又包括理論（Theory）、實證（Empirics）、專業課程（Focustopics）三個部分，理論與實證至少需要各自修滿6個學分。具體每個模塊課程的選擇由博士生與自己導師商量決定。課程的開設由各大學相關專業教授自行組織，通過統一的選課網站向所有13所大學和研究所農經博士生開放，學生注冊登記之后會收到授課老師的郵件通知具體上課時間和地點。由于課程由不同大學開設，所以上課地點分布在13所大學，這給全德國農經專業博士提供了一個共同學習和交流的平臺。具體課程的設置根據教授的情況會有所變化，以2016年為例，當前一共開設有家庭行為分析、消費者行為分析、經濟數學等9門理論課程，農業與食品經濟時間序列分析、生產率與生產效率分析、高級計量經濟學等15門實證課程，農業部分技術與創新、高級供應鏈管理、農業與資源經濟學中的建模模型等6門專業課程。軟技術模塊主要包括農業經濟學學術論文寫作等相關課程。學術研討會模塊則取決于不同學校，以哥廷根大學為例，農業經濟學博士畢業要求至少參加18次學術研討會，并做3次學術報告。每次學術研討會都要提供一份證明，由導師簽字；學術報告則需要事先向學院提出申請，由學院安排時間地點并公告，屆時需要邀請導師之外的其他教授做正式點評。修滿30個學分之后方能申請進行博士答辯，答辯論文需首先提交學院，自己負責聯系包括導師在內的3個答辯委員會成員，論文會首先由交給三個評審委員評審，評審委員寫好意見之后交給學院密封，答辯前一周告知申請博士生，要求按照意見做好答辯準備，答辯時三個委員會以提交的評審意見為基礎提出問題，要求博士生現場辯解。整個答辯持續1個半小時左右。答辯結束后答辯委員開閉門會議討論答辯結果并給出等級，當前的等級包括五個：完美（0分），非常優秀（1—1.5分），優秀（1.6—2.5分），及格（2.6—4分），不及格（4.1—5分）。
五、總結
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發生變化，農業經濟學也需要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市場需求。本文通過比較分析中國與德國農業經濟學學科課程與專業設置以及研究生培養方案，為我國的農經學科改革提供參考。德國經驗表明，食品經濟、生物經濟、農村可持續發展等必將成為農業經濟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農經學科的人才培養也應該適應市場需求，培養涉農企業經營管理、食品市場營銷、產業鏈管理等相關的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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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研究生方向范文6
【關鍵詞】市場收益率 房價 外生性 模型
在中央政府數次房地產管理政策改革之后我國房產價格似乎逐漸趨于穩定，市場似乎是處在了一種微妙的“短期均衡”。然而，這N房地產市場的“新常態”是一個依賴政府層層管控的不穩定均衡，并非是一個反映了市場所有激勵的帕累托最優均衡，一旦政府放開管控，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方向難以預測。所以，盡快找出一個具有指導意義的房地產價格出清模型來協助國家調控房地產市場已成為理論界的共識。同時，房地產政策也從2000年開始逐漸成為了人大會議討論的焦點。
地產市場的出清研究在經濟學領域可以說是一個歷久彌新的難題，國內外學術界對土地這一重要要素的研究可謂多如繁星卻仍未形成統一共識，但近些年一些學者通過數學模型對房價的研究似乎正在逐漸撥云見日。
一、房地產行業與宏觀經濟的關系
房地產是我國國民經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使用投入產出表對我國以及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四個發達國家房地產業與其密切關聯產業的關聯度進行前向、后向、環向等不同層面量化研究后，王國軍、劉水杏（2004）通過橫截面數據分析了房地產業與其相關產業關聯關系的變化規律、房地產業對相關產業的帶動效應①及我國房地產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發現我國總體范圍內房地產業產值每增加1對各產業的總帶動效應為1.416低于英國和日本；幾乎與此同時，周紅（2005）在對我國宏觀經濟和城市化研究中使用時序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發現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與宏觀經濟和城市化進程存在極強的相關性。
然而，在歷經了2006～2009年世界經濟史罕見的舉行房地產泡沫之后，學術界對房地產市場的審視也逐漸趨于理性，早在2005年姜春海就通過定義房地產實際價值，通過實證分析的手段得出當時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已經產生。解保華、李彬聯、石立（2009）借用股票市場F-O模型測度中國股票市場的泡沫度和成本加成定價模型測度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度，得出1999～2007年我國這兩個市場近9年來的月度泡沫估計值；以Granger因果檢驗②的方法證明了我國房地產市場中的巨額惡性泡沫對其它資本市場的嚴重影響。在此之后黃瑾（2010）通過求出房租與房價的預期收益凈現值，并與實際房價進行對比試圖量化泡沫，然而房屋價格的真實組成并非預期收益與市場泡沫的簡單加總，而是包括了諸如文化、市場結構等諸多因素的綜合結果，所以，其研究成果值得思考有待深入挖掘。
從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的傳導過程在經濟學界一直有著諸多分歧，所以為了繞開這些分歧有學者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出發，在凱恩斯消費函數的基礎上，通過房地產的財富效應③深入剖析了國民收入與房屋價格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通過運用我國季度數據，在誤差糾正模型（an error-correction model，簡稱ECM）④框架下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的房地產價格和居民消費的關系進行實證性檢驗，以此對國民收入與房價的相關關系進行了確認和分析（宋勃，房地產市場的財富效應的理論分析和中國經驗的實證檢驗，經濟科學，2007年第五期）。但是由于任何微觀主體的消費決策都是處在某種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而社會文化環境卻又是一種極其難以量化又起著決定性因素的外生經濟變量，而這種外生變量對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又極為顯著而且難以準確地將其外生化（翁媛媛，高汝熹，饒文軍，中國高儲蓄率部門特征、成因以及對策；經濟學家，2010，03）。與此同時也有學者通過房價租金比的方法試圖分析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以深入分析我國房地產市場與其他經濟變量的關聯性（如儲蓄）（Junmin Wan；Household Saving and Housing Price in China；CAES working paper），但是因為房價和租金僅僅是兩個市場表現結果，它們的變動受到很多外生變量的影響，比如供求關系、利率、文化，而且從Junmin Wan的研究結果上看，我國住房市場化以來房價租金比一直與房屋價格保持著極強的正相關性，甚至可以用聯動性來形容二者的關系，而作為一個反映兩個變量關系的強度相對數房價租金比，應該是有一定的穩定性并且不應該與房屋價格聯動變化。所以在中國這樣的購房者占主導的特殊市場，房價租金比是近乎無效的。
正是由于難以將市場結構、文化環境、消費習慣等諸多難以量化的因素外生化，從宏觀角度觀察房價似乎只能得到一些趨勢化的結論，以及一些定性結果，無法給出真正準確的答案。所以，不少學者嘗試通過金融與房地產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繞開這些難以外生的經濟變量，以利率、固定資產收益率以及通貨膨脹率來綜合分析我國房地產行業發展現狀與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資本市場與宏觀經濟的關系
在每一本經典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上作者們論述每一條理論似乎永遠都離不開對市場收益率的論述，為了簡化分析不少學者常常假設市場收益率在數值上約等于短期國債收益率或者銀行存貸中間利率，然而在近三十年的經濟學研究中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實際市場收益率只有在相當嚴格的假設下才近似于短期國債收益率或者銀行存貸中間利率相等（曼昆；宏觀經濟學第七版）。所以，如果需要研究所使用的市場收益率必須采用更嚴謹的方法從微觀市場角度或宏觀政策角度深入分析。在對市場收益率與宏觀經濟的諸多研究中最常用的莫過于基于微觀主體選擇行為角度的多部門聯合出清模型以及基于宏觀政策角度的動態總供給總需求模型（DAS-DAD）。
（一）基于微觀視角下的市場收益率與宏觀經濟的理論研究
這類研究的研究者們大多堅信，宏觀經濟變量中的實際變量的變動是只能直接地由實際沖擊所影響，而名義變量改變對宏觀經濟發展是沒有實際沖擊的，只會通過某些特定的方式，在長期或者超長期對宏觀經濟的發展方式產生間接影響（這也可以理解為古典二分法在現代經濟學研究領域新發展）。Jordi Gali在分析貨幣政策和理性資產泡沫以探討傳統“逆風向行事”（leaning against wind）貨幣政策的可行性時候采用的一種三部門聯合出清模型就是一個現代宏觀經濟學研究領域非常經典的例子（2014，AER）。因為后文所引用的很多文獻論述都是基于多部門聯合出清的方式展開的，而Gali教授此文是近年來使用世代交疊模型展開多部門聯合出清模型的一個典范，所以這里我將詳細介紹一下Gali教授此文中關于市場收益率的研究方法。如同標準世代交疊模型研究方法一樣，我們將無差異微觀個體的一生分為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為年輕時工作，其一期財富分為兩個部分：已有財富（來自于繼承上一代的財富）、工資薪酬，其消費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于現期消費、一部分用于儲蓄后者購置風險資產；第二期處于退休階段，所有的經濟決策都依賴已有財富，其消費分為兩個部分，一部用于消費，一部分通過遺產或者轉移支付的手段留存給下一世代的無差異微觀個體。在此基礎上，我們便可以進行三部門聯合均衡的論證分析了。
1.每個微觀個體有如下效用最大化條件：
即Πt為t時刻的總通貨膨脹指數，Π為中央銀行通貨膨脹目標，QB為穩定的資產泡沫價值。
Gali教授在后文的論述中使用該聯合出清模型分析了了適應性預期、理性預期、隨機收益率、固定收益率假設下的的動態與靜態的市場表現情況，詳細闡述了中央銀行的政策行為可能對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也充分論述了市場收益率和中央銀行指定的短期國債利率的明細關系，對我們后續的更嚴謹的對基于資本定價方法分析房地產發展走向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如最近剛剛在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上刊載的Inflation and House Pric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Weida Kuang；Peng Liu）一文中就使用了包括了房地a商在內的四部門的聯合出清模型，而且本文創新的使用HPI與CPI之間的協整回歸來驗證二者之間的時序相關關系，同時，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驗證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方向，最終成功驗證了在我國主要城市中居民消費水平與房價之間的關系。雖然模型的具體形式以及推導方法與Gali教授對資本市場泡沫的研究不完全相同，但二者都不約而同的使用了多部門的聯合均衡和跨時期的微觀主體決策來論述自己的觀點。所以，綜合上文所述作為世代交疊模型核心理論的多部門的聯合均衡和跨時期微觀主體決策理論必然會給我國學界對房地產市場現象的研究引入新的思路。
（二）基于宏觀政策角度的市場收益率與宏觀經濟的理論研究
近些年來，基于泰勒定理和適應性預期下的動態總供給總需求模型（DAS-DAD）逐漸成為學界的新焦點。為了模型的完善，有學者對其在彈性通貨膨脹預期、最優需求政策反應的前提假設下對已有的DAS-DAD模型進行了相應的拓展（Sami Alpanda， Adam Honig，Geoffrey Woglom；2013）。最終分別給出了在多種情況下實際收益率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由于本文主要論述市場收益率、宏觀經濟與房地產之間的相關關系，對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就不多贅述。
三、資本市場與房地產行業
房地產作為一種特殊資產，與資本市場的信用供給密不可分。理論上，資本市場的市場收益率、土地市場的地價、樓市的房價與銀行貸款存在兩個相互作用關系循環，在以土地為中心的房地產行業里，資本市場對產業的周期發展起到外部放大（縮?。┑淖饔谩Ｍㄟ^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行業的產業周期的深入研究，吳劍雄（2012）認為資本市場是房地產周期轉換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資本市場對于不同時期的房地產行業作用效果不同：在房地產擴張時期，資本市場對房地產擴張推波助瀾的作用效果明顯，但是在房地產收縮時期，資本市場對房地產收縮效果有限。如周教授的研究結果，我國現今正處于房地產行業的收縮洗牌階段，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并沒有對房地產行業產生顯著影響。與此同時，由于對接連不斷的由房地產市場違約引起的金融違約現象的關注，國內不少民眾錯誤地認為我國房市崩盤的日子即將到來。但是這條觀點畢竟是缺乏嚴謹理論研究的外行觀點，2014年，就有學者對銀行體制、資本市場與房地產風險做了深入而理性的分析，通過對銀行利益與資本市場的抑制關系、資本市場中銀行自身風險的累積的論述分析，發現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雖然不會因為個別房地產市場中的違約現象受到很大風險沖擊，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單一的房地產末端融資方式以及現有銀行體制下缺乏再融資平臺，金融市場無法實現預期的繁榮。同時由于風險的不斷累積，如果不采取相應的再融資平臺以及再融資方法以分散已有風險的話，我國的資本市場在未來必然會面對一定的流動性風險和違約風險。
可能是出于對中國房地產近幾年的特殊市場表現以及中國特殊的資本市場組織方式所吸引，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正逐漸直接或間接的觀察著中國市場。最近有法國學者在美國研究抵押貸款規模擴張的外生效應時發現，當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市場信用供給增加，于此同時房屋需求增加，但是由于房地產市場的彈性供給，信用擴張的最終結果卻是導致房價升高同時房屋的市場儲備增加，即信用擴張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會加劇房地產市場的不均衡（Giovanni Favara，Jean Imbs，2014），并且，通過對美國金融市場的IBBEA數據庫，以及相應的住房抵押貸款的HMDA數據庫研究，作者嚴謹地得出了，在低彈性需求市場中，信用擴張所帶來的房地產市場影響是積極的，即會使房地產市場處于高價高出清的理想狀態，但是在彈性市場需求中，信用擴張卻會適得其反，即會對已有的市場均衡產生不良影響。而這似乎正是我國這些年來房地產市場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即在早些年放松銀根和管制似乎只有在初期帶來了房地產市場的良性繁榮，但是后期的發展似乎不盡如人意，即存在Giovanni Favara與Jean Imbs在論述中所提到的信用擴張會加劇房地產市場不均衡的市場現象。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并不是，眾所周知，在我國安土重遷的傳統文化思想下，住房需求相對于其它國家更具有低彈性的特質。也許有人會質疑，對土地的剛性需求是人類歷史中勞動成果私有化的產物，早就深深地植根于每個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有無數人以自己的方式出生入死只為獲得一塊封底，如歐洲的騎士階級、教會、中國的士族、日本的武士階級……雖然方式不同，但最終目的無不是尋覓一塊可供自己立足的土地。但為什么同樣的文化因素主導的剛性需求，不同市場卻有不同的表現呢？這里，我們不能單純地以總體的文化因素一概而論，我們要看到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特殊性。這是一個僅僅存在了30年不到的年輕市場，所以其理性程度仍然相當受到傳統文化因素的制約，所以我國目前的房地產市場現狀是由多種因素協同制約的一個復雜的經濟體系，現存的分析方法雖然可以在定性的角度上提出合理的觀點，并能夠給出適當的政策建議，但是，在定量的角度上以及預測的方面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理論模型。
四、總結及研究方向上的一點思考
在學術界對房地產市場已有的理論研究領域，國內外無數學者在已有的經濟理論框架下，已經對房地產市場從各個角度和方向做了細致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市場供給與房地產市場的關系，微觀主體決策與房地產之間的關系，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聯動反應，房地產市場與宏觀經濟諸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這些已有研究對我國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提出了及其寶貴的建議，指出了合理的監管手段和監管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迄今為止，卻沒有一個理論界公認的模型能為我國的政策當局給出一個晴雨表式管理尺度以及管理方式的穩健的建議，即缺乏一個公允的、值得依賴的定量尺度來解決我國房地產市場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市場現狀。以上基于已有經濟理論框架的研究均忽視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個極為重要的特殊性：1、我國是一個受傳統文化影響極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大國，文化變量對于市場的影響相對于其它國家更為明顯，即我國市場可能存在著極大的優于文化因素影響的非理性成分；2、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是一個極其年輕的市場，房地產市場的參與者與管理者都缺乏足夠的技術與經驗，使自身決策能夠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效用或者政策效果。
所以，綜上所述，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研究，要在已有理論基礎上，基于我國特殊的市場性質提出一定的理論創新，才能獲得近乎完美的模型成果，才能在新常態下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出更多嚴謹的建設性建議。
注釋
①帶動效應：某種產業的發展對其它與之關聯的產業聚落帶來的推動效應。
②Granger因果z驗：使用OSL或者GSL方法通過分析相關變量之間往期與現期的相關關系來確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方向，具體方法以及思路見附錄4。
③財富效應：貨幣余額的變化，假如其他條件相同，將會在總消費開支方面引起變動這樣的財富效。應常被稱作庇古效應或實際余額效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1992）
④格蘭杰、紐博爾特（1974），菲利浦（1986）指出當使用非平穩序列進行回歸時，會造成虛假回歸，并且沃深（1989）也證明當變量存在著單位根現象，即非平穩時，傳統的統計量，如t值、F值、DW值和R2將出現偏差，具體修正方法是當VAR模型中發現存在單位根現象時采用差分或者中心化等方法將原回歸模型置換為多階協整（co-integration）序列模型，在模型平穩化，即通過了ADF分布的單位根檢驗后，使用修正過的模型對經濟變量進行解釋的方法，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無法完全闡明模型具體使用方法，僅在此論明思路。
⑤這里原文為：可能由于作者Gali教授的疏忽，文中并沒有提及往期信息如何處理的問題，所以筆者認為此處不能簡單地以終值代替所有過程信息，因此該問題業已以email的形式提交到了AER校對部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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