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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1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產業的不斷發展，大眾傳播媒介都需要翻譯大量國際新聞來滿足大眾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對新聞翻譯重要性的認識，一些院校開始重視新聞翻譯課程，在專業中設置新聞翻譯方向。目前，我國僅有中國傳媒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等為數不多的幾所高校開設了該專業。新聞翻譯是一門交叉學科，而國內對新聞翻譯領域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從語言學和翻譯學的角度出發的，如有學者曾對發表于1979-2006年間的有關新聞翻譯研究的論文進行了收集分類，發現我國在此期間新聞翻譯研究的主題中有關新聞文體特點和翻譯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聞翻譯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活動，除了語言學和翻譯學的知識外，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對新聞翻譯實踐也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本文強調新聞翻譯的傳播本質，試圖從傳播學的角度出發，對新聞翻譯實踐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譯的傳播本質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信息交換活動，具有傳播的一般性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翻譯學研究者開始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即翻譯傳播理論，它將翻譯學納入傳播學的一個分支進行研究，認為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傳播行為。沃爾夫拉姆·威爾斯在《翻譯學：問題與方法》中提出“翻譯是與語言行為和抉擇密切相關的一種語際信息傳遞的特殊方式?！薄＿@一定義對翻譯進行動態的過程分析，逐漸明晰了翻譯的傳播本質。呂俊教授是國內翻譯傳播理論的先驅研究者，對翻譯傳播的本體、載體、客體、環境和效果等進行跨學科研究，他認為翻譯的本質是傳播，是一種跨文化跨語際的特殊的傳播活動。。翻譯同樣具有傳播學的一般性質，即是一種社會信息的傳遞，表現為傳播者、傳播渠道、受信者之間一系列關系；是一個由傳播關系組成的動態的有結構的信息傳遞過程；是一種社會活動，其關系反映社會關系的特點。與普通傳播過程不同的是，翻譯是在跨文化間進行的，操縱者所選擇的符號也不再是原來的符號系統，而是產生了文化換碼，但其原理卻是與普通傳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譯的這種傳播本質，譯者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翻譯的傳播目的，才能使翻譯活動順利地發揮信息傳播的功能。
三、傳播學模式下的新聞翻譯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于19世紀40年代興起于美國，韋伯·香農是其創始人。韋伯發現了構成傳播過程的五種基本要素，形成了傳播學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WhatchanneltOWhomwithWhateffects，即：傳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這一模式包括了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對象和傳播效果等五個方面的內容。針對這五種要素拉斯韋爾又提出五種與之相對應的傳播研究：對應傳播主體的“控制分析”，對應傳播內容的“內容分析”，對應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對應傳播對象的“受眾分析”，以及與傳播效果對應的“效果分析”。按照這一模式，新聞翻譯的傳播模式可解讀為在兩種語言環境下的兩個傳播過程，即原新聞的首次傳播：原新聞作者原新聞媒體原新聞讀者效果；譯文新聞的再次傳播：新聞翻譯者譯文新聞媒體譯文讀者效果。因此，要使新聞在目標語境中取得最好的傳播效果，就必須對新聞翻譯的傳播過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個傳播環節都順利地發揮作用。
1新聞翻譯的控制分析
新聞翻譯作為一種傳播活動，是在特定的社會制度條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態環境下進行的。新聞翻譯者具有譯者和傳播者雙重身份，應承擔言論出版者所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遵守相應的傳播制度。因此，譯者在翻譯前首先應了解特定社會制度和傳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問題，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國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體和經濟勢力的經濟控制、思想文化和社會監督的文化控制。新聞翻譯是兩種語言間的傳播活動，新聞翻譯者除需精通雙語外，還必須具備淵博的背景知識，對法律政治、經濟、科技、軍事、體育等專門領域也要有基本的認識，才足以應對包羅萬象的新聞題材。
2新聞翻譯的內容分析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庫爾特·盧因提出了新聞選擇的“把關人”理論，形象地說明了大眾傳播是如何報道新聞的。他認為在群體傳播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內容才能擠入傳播的渠道。記者是把關人，決定著那些素材應該寫成新聞稿；編輯是把關人，決定著那些新聞稿應該刊播；編審和總編是把把關人，決定著那些內容應該成為重要新聞等等。而新聞翻譯中，翻譯者也是把關人，決定著哪些新聞應該翻譯以及如何翻譯。新聞翻譯者對新聞價值和新聞要素的研究深刻影響著對翻譯內容的選擇。新聞翻譯具有重要的國際通訊功能，對國家社會有重大影響，因此新聞翻譯者面對全球排山倒海的外電報道，必須有能力篩選重要事件，從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組，同時兼顧新聞的完整性以及讀者的興趣。
國際新聞的翻譯非常注重綜合翻譯改寫，尤其在遇到突發事件時，常常采用先綜合整理后翻譯改寫的報道方式以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新聞翻譯中的翻譯改寫技巧相當于翻譯領域研究的“變譯”。所謂“變譯”，指譯者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具體而言，變譯可以是摘譯、編譯、改譯、縮譯、譯寫、譯述、譯評等等方式。新聞翻譯者的任務是根據新聞的不同語體，讀者的立場視角，以及兩種語言所處環境的不同傳播環境(即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采用變譯的方式，對原新聞的內容進行有選擇有目的的編排整理，進而翻譯改寫，向讀者傳遞其最需要的信息。
3新聞翻譯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為信息傳遞、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類傳播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認識和研究翻譯與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間的關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譯的效率、速度、質量、翻譯量的大小與翻譯傳播媒介發展水平的關系。如果在這方面認識不清，不注意研究，就會制約翻譯傳播事業的發展。相反，加強對媒介的研究，增強其可靠性、效果性，就會極大的促進翻譯事業的發展。對媒介的認識與研究對新聞翻譯者尤為重要。只有了解各種媒介的類型和特點，新聞翻譯者才能通過媒介更好地把信息傳遞給讀者。只有對新聞傳播媒介有系統的認識，才能在跨媒介類型的翻譯任務中順利地將原媒介的新聞翻譯成更適合目標媒介的新聞。如今，隨著多媒體和網絡技術的發展，新型的媒介不斷出現對新聞翻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新聞翻譯的受眾分析
受眾，簡單地講就是傳播活動的目的地，是傳播內容的歸宿，同時它又是傳播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沒有受眾的參與，傳播活動是不完整的。大眾傳播的受眾主要包括報紙雜志的讀者以及廣播電視等聽眾與觀眾。由于文化、語言、政治及生活環境的差異，受眾對新聞內容有著不同的興趣及需求。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習慣、思維方式、經濟發展狀況等等給信息傳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礙。作為信息的傳播者，新聞翻譯者必須對譯文的受眾有所了解，確定受眾的社會階層、經濟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齡層次、職業差異、價值取向等等隨著資信革命和互聯網時代的降臨，如何為讀者提供他們所需要和喜歡閱讀的信息，是新聞翻譯工作者面對的巨大挑戰。
5新聞翻譯的效果分析
新聞翻譯作為信息傳播活動，其傳播效果是評價新聞翻譯的重要標準，因此，傳播活動的效果如何也是新聞翻譯者應當關注的問題。在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傳播效果指帶有說服動機的傳播行為在受傳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態度和行為的變化，還指傳播活動尤其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活動對受傳者和社會所產生的一切影響和結果的總體，不管這些影響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顯在的還是潛在的。在大眾傳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眾傳播的活動對社會的運行、變化和發展所產生的宏觀效果為主要參考對象。傳播效果是檢驗傳播活動成敗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傳播者發出的信息不被受眾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適得其反，那就失去了傳播意義。新聞翻譯的成功與否，同樣也取決于新聞翻譯。新聞中新詞新語的翻譯對傳播效果的影響尤其顯著。大量的研究證明，傳播效果不僅受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和技巧的影響，受眾自身的屬性，也就是他們的閱讀興趣、政治態度、價值觀等差異，也制約著傳播的效果。
傳播學中，阻礙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稱為噪音。任何阻礙有用信息通過的障礙和不屬于信息來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傳播學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傳播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中，對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產生影響。新聞翻譯的過程就是信息傳輸的過程，如何確保原新聞信息在譯語中最大限度準確無誤地得以體現，譯者不可避免地要處理信息的不確定性問題。譯者的任務就是盡量化小這些噪音，盡量擴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減少不確定性，降低譯文讀者解讀原文信息的難度。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2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3
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對傳播媒介的再審視
201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頗為關注新傳播技術的發展，學者們試圖從科學技術的宏觀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類的傳播媒介。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無價值標準的渠道，它的功能不僅是把信息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傳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種媒介形態往往與特定的文化聯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態所代表的科學技術，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體發展、媒介形態融合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獲得了超越單一媒介形態的研究視野。
因而，201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界討論了一個新話題，即“媒介即控制”。媒介的控制表現為一種理性的控制，形成無所不在的意識操縱。討論中所要揭示的問題是：理性的控制是如何嵌入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環境之中的？體現為怎樣的歷史過程？如何成就了尼爾?波茲曼所說的“技術壟斷”？人對媒介的控制與技術壟斷的內在關聯表現了怎樣的權力運作方式？我們在何種層面上可以消解這種理性的控制，進而消解媒介的控制，形成平衡的、自由的媒介環境？無論如何，媒介即控制蘊涵的是技術理性的統治，這是一種反人性的統治。對此，真實的人文問題應當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放給人類自由精神一條生路，能展現人與人的溝通與理解，能鋪開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
就具體的對于新媒體的使用而言，這年復旦大學《新聞大學》發表上海市民使用傳播新技術的六項調查報告，顯示了四方面的發現。第一，網絡和手機的使用雖然相當普及,但采納和利用的程度在市民當中分布不均,呈現出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年齡組之間的“數字鴻溝”。第二，把新媒體作為一種交往中介或理財、娛樂的形態，顯現與之相應的社會關聯、社會活動的較多。第三，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認同和對社會整合機制的看法，以及對社會階層歸屬的感知；第四，上海市民的意見表達并不踴躍，但關注公共議題、具有表達意向的人，表達意見相對頻繁，網民比非網民意見表達頻繁，網絡的使用強化了人們已有意見表達的傾向。
這些結果給學界提出了進一步研究的理論思路。它們包括：第一，媒體作為資源或“資本”具有與社會分層相對應的結構分布；第二，媒體在這個結構場景中，通過人們對其的使用，成為感知人的社會向心和離心力、感知自己所屬社會階層歸屬的重要手段；第三，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其共同構成的傳播生態中，通過使用者的行為，相互補充但也相互抵觸，滲入人們使用―滿足的心理和社會需求的活動中。中介化成為新媒體技術環境下社會形塑過程的核心特征。因此，對于媒體公共性的衡量，最終得落實在媒體資源分布和媒體使用的結構上，是否實際體現公正、開放，以及個人和群體利益得到清晰認知和充分表達。
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面臨的挑戰
不僅過去的“新聞實務”得轉變為“新聞與傳播實務”（包含各種非新聞類信息的傳播實務），而且以往以報紙實務為背景的采、寫、編、評等，必須得適應新媒體的環境，整合為能夠適用于各種媒介形態的新聞與非新聞類信息傳播的實務。
在傳播科技五光十色的變化面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視野?；ヂ摼W和web2.0興盛之際，已經把眼光投向未來的“物聯網”和web3.0甚至N.0了。物聯網即通過射頻識別、紅外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連接起來，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Web3.0的技術特征是：萬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質世界與人類社會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與物質世界的聯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問：
當客觀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達能力，而公眾能夠更為直接地感知客觀世界的情態展現的時候，以新聞記者個人觀察及新聞機構觀察構成的公共傳播的信息單元，是否將顯露出巨大局限？當信息獲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為強大的個人信息終端更加普及的時候，人們對于大眾媒體的依賴會發生什么變化？公眾還會像今天這樣局限于對孤立事件有限形態的了解和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所處的被動位置嗎？”
曾經讓新聞學擁有了更堅實的理論基礎的傳播學理論體系在今天也面臨著信息通訊技術應用帶來的震蕩。經典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各個學派已經從各個方面對它的理論體系進行著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對信息通訊技術的突飛猛進，經典傳播學研究本身已經直接面對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戰：首先，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僅僅是與人類相關的浩瀚的信息傳播活動的組成部分之一，人與物質世界之間的信息交流無疑是深刻影響人類命運的更為豐富的信息傳播活動。其次，即使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在其形態、結構、渠道、手段、目標各個方面也都受到物質世界、客觀環境的深刻影響與制約。
我國一些關于新聞學的研究話題，正在被“整合”為傳播學的話題，最為典型的是傳播真實問題。在新媒體及數字化的條件下，原來的真實與虛擬的理解與界說，已經缺乏解釋力了。這種情形要求新聞傳播學者思考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關系：現在的人總是生活在現實與虛擬兩種世界之中。然而網絡等新媒體顛覆了這種認識，虛擬≠0，網上的聊天和信息傳遞，雖然不是物理符號的在場，但就信息與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現實生活缺少實在與真實。虛擬與現實越來越交織在一起，已經構成了互為因果的真實關系。它改變著傳統的真實理念，而且改變著對真實的理解。
于是，“虛擬真實”的概念得以挑戰傳統的現實真實。在虛擬真實中人們可以與儲存數據和消息的環境互動，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實”地呈現。在虛擬技術的幫助下，可以創造全新的信息環境，并在其中獲得新的體驗與能力。在這種情形下，網絡傳播時代的信息、信息環境真實問題，需要得到理論上的重新闡發。
也正是新媒體的環境，帶來了新的問題，促使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得以跳出傳統的研究范式，綜合傳播學經驗―功能主義學派、結構主義―權力學派的觀點，以人文的思路來質疑這個新環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慶55周年的研討會上，有學者借用尼爾?波茲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個問題：
“一種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維的應用和發展?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進程的發展? 新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使人獲得更多有意義的信息？新媒體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減弱了人類的道義感，提高或減弱了我們向善的能力？其中波茲曼對于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人類執著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機器，結果，我們被淹沒在信息的大海里，新媒體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信息垃圾堆放場?！雹?/p>
一些新聞傳播學界人士已經認識到，在討論新媒體的眾聲喧嘩中，需要批判的視野。對于媒體融合等媒介科技的變革，學術研究關注點不宜僅僅集中于媒介內部以及技術本身，而要將這種變化放在一個寬闊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中去考察、闡發。“技術壟斷文化，文化向技術投降”，這種可能的結果需要學界向社會發出警告。技術與人類的關系具有兩面性，亦敵亦友，如果僅僅從技術，從傳媒業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變革，新聞傳播學的學術視野以及研究水平將會有極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聞傳播學從分化到整合過程中，我國學者獲得了這種較為清醒的認識。
對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論的思考
當前中國媒介技術的迅猛變革，以及由此激發出的民眾、社會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國家罕見的；關于媒介技術、媒體融合，我國從來不缺乏中國經驗，在新媒體實踐和研究方面，我國的學界與世界同行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上。豐富的中國經驗可能催生出中國新聞傳播學者的創新能力。
2010年內，一些傳統的新聞學研究話題與傳播學研究的方法相結合，得出了較新的論點，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新聞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觸時間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構邏輯》，便是典型。該文深化了“媒介接觸時間”這個新聞學的話題，作者們同時著眼于量和質兩個層面，立足于以人為本的分析路線，并在全媒體生態的大背景下，以時鐘時間和社會時間相結合的方式來描摹受眾的媒介接觸圖景，通過日記法來同步展現人在時間序列上的行為空間、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并通過問卷調查法在社會階層、生活方式、媒介素養、媒介印象四個維度上對受眾特征進行深度把握。
傳媒學研究在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進行微觀的認知神經傳播的研究（使用眼動儀來觀察測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間的變化）。2010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傳播與認知科學實驗室完成的論文《媒介即信息：一項基于MMN的實證研究》，采用的便是這種方法。該文通過眼動儀，證實紙質報紙和電紙書報紙在腦認知機制上的差異及不同特點。這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采用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嘗試。這項實驗表明，紙質報紙需要調動更多的人腦機制參與；而電紙書報紙調動人腦的程度相對小些。實驗同時證實，人們利用紙質報紙和利用電紙書報紙閱讀內容時存在認知方式上的明顯差異，電紙書報紙的認知發生更加全面均衡。
這在方法論上是一種創新，也是一種對人文―歷史―哲學思維的技術挑戰。換一種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動能這樣被機械地研究嗎？唯一會思想的高級動物，在自己創造的技術設備下變成了可以被精確測量的物，但人不是無機的物。
目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對于科學方法論興趣盎然，這是一種學術發展的好現象。時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單純使用源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歷史―哲學的理性思維。我國的新聞學研究由于歷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學―歷史思維的傳統，在經歷了長期政治化浸潤之后，很快轉入傳播學“科學方法論”的窠臼，相對原來的政治化思維來說，是一種進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維對人文―社科（包括新聞傳播學）形成了壓倒性的強大影響，已經顯露出學術研究的機械和無深度。因而要具備這樣的基本認識：無論“科學方法論”名下的各種方法如何新穎并在實證方面顯得有效，人文―歷史―哲學的邏輯分析比單純的量化分析更顯示人的思維特性。
在這方面，新聞傳播學科內已有一些論文指出了這類問題。一位作者寫道：“多數研究者考慮得更多地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實證研究方法這一支付手段來獲得更多的課題經費、社會地位、學術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學術責任―理論創新。……不管有沒有必要，幾乎所有的課題論證都要寫上那么一點實證研究方法的設計；也正是因為如此，研究者們拿出來的大量課題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會調查加對策報告，這些在方法論上有嚴重缺陷的報告不但對于理論沒有貢獻，而且對于實踐也沒有指導作用?！薄半S著科學理性壓倒性的勝利，在與傳播學術有關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數據成了社會稀缺資源，似乎誰都需要數據，似乎只有數據才能代表科學……我們的學術期刊也需要實證研究，因為它不僅能夠看上去符合學科發展的主流，也意味著期刊的影響因子會得到保障等等。這些社會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實證研究的交換功能日漸顯著，在中國迅速完成了貨幣化的歷史進程。”②
鑒于此，新聞傳播學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證實研究的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的結合外，更為長遠的整合，應該是人文―歷史―哲學的思維方式與“科學方法論”的思維方式的結合。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在方法論上需要適當回歸人文―歷史―哲學的思維方式。（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注釋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4
【摘要】本文對我國新聞傳播學學科出現以來對于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進行了梳理。量化研究方法與質化研究方法一樣，是新聞傳播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并且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和青睞。厘清我國量化研究的發展脈絡，對于后來研究者具有很高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 量化研究 新聞傳播學 研究方法
我國的傳播學研究在上世紀70 年代才開始艱難起步，一路頂著“宣揚資產階級觀點”的思想壓力，逐漸為學術界所承認。并在上世紀90 年代蓬勃發展起來。我國傳播學的量化研究，伴隨著這股“東風”也從無到有，茁壯成長起來。但一些純粹的方法論者，面對質化和量化的研究分歧，仍堅守著各自的陣地。厘清我國新聞傳播研究中量化方法的發展歷史脈絡，對于傳播學的研究和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研究的起點
傳播學在20 世紀20 年代初和60 年代前后曾有零星的火花在中華大地上出現，但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建立和發展是在1978 年。然而，傳播學中的量化研究的引入卻比傳播學的發展曲折得多。在1980年，還有傳播學者這樣評價到：“不少美國的新聞學理論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統計、邏輯和數學的方法……其實，不過是些唯心主義糟粕?！闭f明當時的學者對于量化研究仍存在不少偏見和否定的態度。
直到1982 年6 月，由北京新聞學會發起，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人民日報等組成調查組,由陳崇山、柯惠新兩位學者牽頭，進行了突破性的嘗試，第一次開展了對北京市讀者聽眾觀眾的調查，刊登在1982 年出版的《新聞學會通訊》上。在這次調查研究中，共覆蓋295 個樣本單位，樣本數量2432 人，出具6 份調查報告。對北京市13 歲以上的受眾閱讀報刊、收聽廣播、收看電視節目的媒介接觸情況進行了調查和研究，提出了相應的發展建議。這次調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我國研究人員第一次嘗試用量化的思維來解決新聞傳播中的問題，也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調查受眾的起點。但是這一科學研究思想逐漸建立并被接受，已經是1986 年后了。
二、緩慢發展中前進
1982 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
1986 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 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 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 個研究話題時，有13 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 年，《新聞學論集》第11 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
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 年第3 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
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 年第4 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
上世紀90 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
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 年10 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三、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 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 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
2004 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四、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 世紀20 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
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
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正如譚天在《新聞傳播學應加強質化研究》中指出的，質化研究不僅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彌補自身分析欠缺精確性、研究沒有同一程序、很難建立公認的質量衡量標準的問題，而且質化研究可以解決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層信息、無法獲得具體深入問題本質的弊端。而張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種方法，對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為研究工具，其實是不分你我、彼此補充的，只有充分協調利用這兩種有效的工具，我們才能在研究傳播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科學精神為指導，對于新聞傳播學科中亟待解決的各種問題有著更加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參考文獻
①張敏、任中峰，《傳播學沿著哪條道路奔跑——量化和質化之爭的歷史回顧與理論啟示》[J]《. 當代傳播》，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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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陳力丹、王亦高，《我國新聞傳播學量化研究的艱難起點——以20 世紀80 年代新聞傳播學三種期刊為例》[J].《當代傳播》，2009（2）
④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組，《亞運宣傳效果綜合調查報告》[J]《.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1（4）
⑤ 張瑩、申凡，《從〈現代傳播〉（1994-2003 年）管窺我國十年來的傳播學研究》[J]《. 現代傳播》，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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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譚天，《新聞傳播學應加強質化研究》[J]《. 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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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李春成、張少臣，《大學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結構模型初探》[J]《. 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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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申艷、劉次華，《偏最小二乘回歸的應用效果分析》[J]《. 應用數學》，2004（17）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5
關鍵詞：武警；院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教學
為武警院校學員開設“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是個新的嘗試，有助于通過新聞傳播理論的學習提高武警院校學員從事新聞傳播與新媒體運營工作的能力。對部隊來說，有利于培養自己的新聞傳播人才，為軍事新聞媒體的運營工作及處理涉軍輿情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概況
在地方大學，“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教學內容主要有傳播的本質、模式、功能、原則，新聞的概念性質和功能，社會主義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等，使用的教材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是在新聞系開設此類課程，有的院校在對外漢語系也會開設類似課程，如“跨文化傳播”。除了個別政工類院校或專業以外，在武警指揮類院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作為一門專業課出現在課程設置中尚處于起步階段。目前，該課程是武警指揮專業中國語言文學方向的選修課，為大四學員開設半學期，共有50個課時，使用童兵所著的《理論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作為教材進行授課。
二、武警院?！靶侣剬W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存在的不足
“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是四年培養期的唯一一門新聞傳播理論課程，在教學上存在以下四點不足。
（一）課程定位需要明確
作為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對中文方向的本科戰士學員來說，普遍年齡與地方大學生相比要大五六歲，他們往往不太能夠接受理論學習。對高中畢業入伍的青年學員來說，他們中的大部分往往是理工科背景，因而對社會科學的了解比較薄弱。面對這樣的教學對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教學定位相對來說比較復雜。它既不屬于基礎課，也不屬于專業核心課程，類似人文素質課程卻又占用了專業課課時。
（二）教學內容需要精煉
依據當前比較通用的《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教材，內容包括新聞傳播行為、理論新聞傳播學對新聞起源的認識、新聞傳播的特點、新聞傳播者、新聞傳播內容、新聞價值、新聞選擇、新聞傳播過程、新聞傳播要求、新聞傳播媒介、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受眾、新聞傳播效果、新聞傳播調控等，相當龐雜?？傮w上來說，現行教材理論過強，與學生距離過遠，實用性太弱，難度太大，需要去繁就簡，精講重點內容，對次要內容予以精簡。
（三）教學方法需要創新
首先，由于課時不足，課時安排過于緊湊造成教學速度太快，節奏非常緊張，學生吸收知識比較困難等問題。而且，大四學員往往忙著各類考核，學習時間有限，采用地方大學式的按章節逐節細講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其次，學員生活比較單一閉塞，除了軍隊相關的生活內容，他們和社會上的新聞傳播輿論場基本絕緣，最新的案例難以高效講解。再次，長期以來教學形式比較枯燥，而院校教學評價的趣味化趨勢對教員提出了較高要求，于是我們嘗試采取話題討論的教學法，學生分為兩組，分為正反兩方課堂討論，學生課堂反應有所改善。最后，實踐教學部分，操作難度較大。由于院校軍事化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出于人身安全考慮等多方面原因，學員課外實踐機會很少，長期限制在院校內部，因此可發掘的新聞素材少之又少。
（四）學習方法需要選擇
在學習方法的選擇偏好上，與普通地方大學學生相比，武警院校的學員存在明顯的差異。武警院校學員盡管心理上并不認同“滿堂灌”，但因為種種原因卻不得不接受這種教學模式。而地方大學學生就能夠根據自己喜好來摒棄高中式的“滿堂灌”的學習方法。對于理論性實踐性均較強的課程，在實踐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操作中卻相當困難。地方大學課表空余部分較多，有時間條件安排學生參與社會調研，甚至參加老師的課題與學術會議。而武警院校學員的課表是統一設置的，從周一到周六上午，課程門類繁多、時間緊迫、要求太高，課余時間相當有限，離校進行社會調研和旁聽學術會議幾乎不太可能，這種現實情況導致學習方法的選擇有待探討。當然，由于教學領域太新，教員缺乏相關經驗也是暫時無法改善的缺陷。
三、改進“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的對策
（一）明確課程體系
本文的頂層設計側重于教學規劃方面。具體來說，教學規劃部門應根據不同類型的學員量身開設不同的科目并確定開設順序。本門課的開設目的是要達到兩個目標，一是基本目標，即重視基礎知識、基礎理論與基礎技能的訓練；二是較高目標，使學員不僅在知識上了解新聞傳播學的發展方向，在筆頭上也要獲得初步的新聞撰寫能力，增加對軍事新媒體的了解，形成初步的媒介素養。如條件許可，還可引導學員將所學理論服務于武警部隊建設，例如軍事新聞的傳播、涉軍輿情的分析等。
（二）明確課時配備
由于本門課程的課時與地方大學相比稍顯不足，故而只能采取抓重點內容的教學方法。至于重點內容的內涵則應該結合學員實際需求進行統籌。在理論講授上把新聞概念、傳播過程、傳播模式、傳播效果及言論自由的必要限制作為主要內容，在實踐教學上把自習時間的案例討論作為重點，除了教材上這些內容，還需要大量講解軍事新聞的內容，另需預留一定量的練習和復習課時，從而鞏固教學質量。
（三）明確學習意義
根據教學經驗，武警院校學員在學習本門課程時可能會出現以下三種情緒。第一種是非專業情緒，高中畢業考學的學員在入學之前沒有學過任何新聞傳播類課程，且高中階段往往是理工科，對大四學習社會科學類課程在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難度，在培養新聞敏感等專業意識方面先天不足，容易產生非專業情緒。第二種是畏難情緒，“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教材理論性太強，論述過程較為枯燥，學員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因此，應明確本門課程的基礎是部分理論，但主要是一門應用課程，并在教學實踐中注意貫徹。第三種是消極情緒，由于本門課程不屬于需要考核的軍事類科目，且大四學員臨近畢業，容易降低自身學習標準，為此，應明確新聞傳播學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更要明確在日后任職過程中的重要指導意義。
（四）明確教學方法選擇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6
一、接受美學概述
接受美學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在聯邦德國的一種美學思潮，是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的文藝學教授堯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學概念。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從受眾出發，從接受出發的，從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眾所接受的審美需求。
接受美學方法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堯斯和伊澤爾，他們主張美學研究應該把焦點集中在讀者對作品的接受范圍、對作品所做出的反應程度、讀者進行閱讀作品的過程和讀者自己所擁有的審美經驗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學的社會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學的過程中還應該要通過問答的方式以及同時進行解釋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創作與接受和作者、作品、讀者之間的動態交往過程，這就要求能夠把文學史從實證主義的死路中引出來，并要把審美經驗方在歷史和社會的條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學方法論有其獨特的理論觀點，這是由于接受美學擁有自己的特的理論基礎。由于接受美學的理論家是反對19世紀的歷史客觀主義的，其主要是反對文學作品具有客觀的永恒不變的含義或意義。他們認為這種歷史性質的研究是一種隨著人們認識的增長而在不斷變化的對經驗的研究，歷史研究者同樣不可避免的被歷史條件所制約著，這一歷史觀是接受美學文學史觀的基礎。堯斯在研究接受美學的過程中把結構思想與歷史思想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他認為作品的結構是文學創作整個過程中更高級的結構，而接受是在作品的歷史系列與公眾態度系列之間的矛盾運動中產生的一種過程，在此構成中形成了審美。不僅如此，堯斯還引進了許多不同科學哲學家的概念與觀點，并把這些概念及觀點融入到接受美學的概念里，擴展了接受美學新的范疇，這便為接受美學劃定出了一個嶄新而獨特的研究領域。
堯斯認為接受美學是研究讀者對文學的接受與讀者受到影響的可能性，比如說是像對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樣，要深入并系統地研究讀者在有效的文學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而且要把讀者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之一。
堯斯并把這些觀點的主要內容分了幾個方面：第一，接受美學研究者現在逐漸注意到了一個過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實，就是文學作品是為讀者閱讀而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和其美學價值是要通過閱讀表現出來的。堯斯用接受美學表述這個事實，就是當一部作品只有經過讀者閱讀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夠成為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備的文學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讀者在接受作品的過程中不是在被動的接受和反應，而讀者是主動的能動的推動著文學創造，所以說讀者的接受與反應也是推動文學創造，促進文學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第三，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會效果是積極還是消極，是熱烈還是冷淡，都是由讀者的閱讀活動所決定的，同時也會取決于作品的性質。即使同一個讀者閱讀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閱讀也會產生不同的解釋。由此可以看到，文學的接受活動，不僅被作品性質的制約著，也受讀者的制約。最后，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讀者在接受過程中對文學作品所產生的影響是由個人因素所決定的。受眾自身的生活經歷具有其特殊性，受眾的藝術修養、個人氣質、藝術趣味、教養及知識程度、家庭環境等影響著受眾對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審美層次。
接受美學強調著受眾的接受與受眾的審美，其反對形而上學的研究文學藝術，而是重視讀者的積極參與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礎上開拓了注重讀者對作品的影響與作用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接受美學使人們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問題，可以說是對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一個重要貢獻，而其也在處在一個多元化的發展過程中。
二、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傳播的影響
隨著新聞傳播活動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追求對新聞內容的審美表達，由于新聞的真實與美感有一定的內在聯系，而且美感是新聞真實的較高品位，因此受眾在接受新聞內容時就把美感也作為新聞是否真實的一個評判標準了。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受眾理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接受美學把讀者作為了一部新聞作品的主體，因為無論任何的文本只有經過了讀者的閱讀才能成真正意義上的成品。接受美學在一定程度可以說就是讀者受眾學，在接受美學中受眾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聞作品沒有讀者進行閱讀，就不能成為真正的新聞作品，所以說讀者在新聞作品的創造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新聞信息并不是由傳播者單方面傳播給受眾的，而是由傳播者與受眾之間進行一定的互動過程而完成傳播活動的，并且受眾也不是全盤的接受新聞信息的，而是有選擇有目的的進行接受的。所以我們要用接受美學方法論去剖析受眾心理與新聞傳播原理。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功能理論也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接受美學非常重視審美接受與交流，因為新聞傳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溝通與相互聯系的基礎上的。新聞傳播功能是新聞媒體功能的一種延伸，新聞媒體要滿足不同受眾群對新聞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聞信息加以區分，因此也就要求新聞傳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樣性與變通能力來滿足受眾的審美需求。如果新聞傳播內容具有很強的現場真實感、時效性、更加貼近受眾的生活、新聞信息的傳播方式更加多樣化、傳播內容也更為豐富，這樣帶給受眾更為強大的視覺沖擊力，帶給受眾更多的愉悅感，受眾就越能夠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聞信息，這樣新聞信息也就更加具備審美價值。以新聞受眾的接受效果和審美趣味與需求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發揮新聞傳播活動的審美影響力的主要途徑。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寫作理論也具有一定的影響。根據接受美學方法論的理論觀點，受眾閱讀理解新聞信息的過程中，新聞文本中的不同情節或詞語都有可能引發出與讀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經驗，因而引起讀者對新聞本身的閱讀期待。文學創作與讀者及新聞信息傳播與受眾之間的關系其實都是一種雙向性的關系，因為從整個活動的全過程來看，文學、新聞寫作和文學、新聞反饋也是一種雙向性的同構關系。無論是新聞采訪與寫作的前期工作還是其活動過程甚至是其工作結束時，都不程度的受到受眾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眾審美需求、審美意向的制約和限制。在接受審美的理論原則中，新聞寫作必須面對受眾的期待視野，并以此為出發點，在藝術形式上講求審美創造，使受眾能夠在接受新聞信息時獲得審美愉悅。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價值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新聞價值指的是一則新聞所產生的社會效應。社會效益強烈的新聞，其新聞價值較大。社會效益小，其新聞價值就小。”①從接受美學理論上說，新聞價值實質上就是接受效果的問題，也就是說新聞事實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受眾對信息的需求。新聞價值受到讀者對新聞傳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應的影響，受眾的審美取向也是決定新聞價值的一個因素。
接受美學對新聞傳播學的各個方面都具有潛在且深刻的影響，新聞傳播學對接受美學方法論的借鑒，使其在發展上擁有了更大的空間。
三、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傳播學的啟示與意義
接受美學方法論主張新聞傳播活動一定要以讀者為中心，把讀者受眾放在主置上，要走向讀者受眾的內心世界與審美取向，這就為新聞傳播學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滿足受眾需求，達到受眾審美標準，就一定要注意到受眾群體的差別，受眾群體的不同層次，因為不同的受眾擁有不同的“期待視界”，進而對新聞傳播的信息內容也就擁有不同解讀方式。受眾對新聞傳播的信息內容的接受與理解符合了接受審美的理論觀點，受眾的審美需求和接受過程是一種意義上的能動的藝術審美再創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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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眾自身的差異造成了許多不同點，比如受眾個人心理結構有所不同那么受眾對新聞傳播信息的要求就會有很大的不同；受眾對待人生的態度及對待生活的態度不同那么受眾就會要求新聞信息的內容有所不同；受眾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或信仰不同就會要求新聞傳播信息的方式、結構、內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這些差異與不同表明受眾自身會擁有自己鮮明的個性，他們對事物會有自己的觀點，這樣對于不同的傳播內容會有不同的反應和理解。由于傳播工具能夠讓受眾產生某種全新的觀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現有的觀念或思想，這樣就改變了受眾已存在的態度。由此，傳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圍內為整個社會樹立了文化規范，人們在看待某種事物時，就會受到傳播工具在某范圍內所樹立的文化規范的影響。
接受美學認為新聞傳播效果是有兩個因素決定的，一個是新聞傳播信息本身的美學內涵，一個是讀者受眾能動的接受程度。新聞傳播信息的審美內涵就是新聞內容所產生的功能與效果，以及滿足受眾對新聞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學還認為受眾的能動作用決定著新聞傳播信息的地位和價值，還決定著新聞信息傳播的效果與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