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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需求范文1
【關鍵詞】高職教育；勞動力市場；適切性；路徑選擇；預測模型
【作者簡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副教授，博士；趙兵川，山西大同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講師。碩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圖分類號】G71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7-0223-04
就業導向的高職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做到與勞動力市場對其培養的人才的需求數量、結構和質量的適度匹配是高職教育持續、健康、科學發展的基本準則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適度匹配與協調發展，并非易事。根據麥可思的調查，2008-2010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半年后的專業對口就業率分別是61%、57%、59%。且2010屆高職高專畢業生有63%的人認為目前的工作與自己的職業期待不吻合。有研究顯示。職業教育畢業生從事與他們所受到的培訓越是接近，他們的生產率與工作滿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職教育的各種課程與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證畢業生從事的工作與專業對口？必須在考慮高職教育供給與勞動力市場和整個社會需求的運作過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職教育畢業生非對口就業以及職業期待不高的現實狀況。反映出高職教育供給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導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將借鑒經濟學理論中的蛛網理論進行分析。
蛛網理論解釋了為什么特定類型的市場價格會受周期性波動的支配。該理論描述了在價格未知以前，必須確定生產總量的市場中。供給與需求的循環互動過程。此時。生產者對價格的預期是基于對先前價格的觀察。蛛網模型中供給決策與需求間存在“時滯”。以蛛網理論應用于農產品市場來說明農產品價格隨供給和需求循環波動的關系。假定，由于不可預料的惡劣天氣原因，農民玉米作物的產量超乎尋常的低，農產品市場上玉米供給短缺。導致玉米價格升高。如果農民預計玉米高價的狀況將持續。來年他們將增加玉米作物的種植量。因此，農產品市場玉米的供給量增加，導致價格降低。如果農民因此又認為玉米價格將持續走低。他們將減少玉米的種植量，最終導致玉米價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職教育的人才供給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間與上述描述有相似之處。由于高職教育人才培養具有周期性，教育對象人力資本投資決策行為的確定與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刻也存在“時滯”。此外，由于信息不對稱，勞動力市場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遠期變化非預期性特征，導致學生及家長在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往往可能是“短視”的。他們在高職教育入學專業選擇過程中。往往主要根據以往此類專業畢業生就業機會的大小和工資收入的高低而確定。以往工資高、勞動力市場需求旺盛的專業，即所謂的“熱門”專業，往往是學生和家長選定的主要對象。因為他們預計此類專業未來勞動力市場需求以及工資都比較理想。而正是由于該種預期。導致出現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觀的高職教育專業畢業生在畢業進人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出現過剩的現象，其投資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資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來較“冷”的專業。由于大多數學生及家長都不愿意投資，使得此類人才的勞動力市場供給短缺，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用人單位不得不提高工資以便能招聘到合適的人才。一種理想的、難以企及的狀態是經過幾個周期的波動后，勞動力市場上某種類型專業人才供給與需求正好匹配。即我們所期望的均衡狀態。
二、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協調的路徑選擇
（一）人力資本高職教育投資的特殊性
理論上，隨著產品價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動。市場參與者的行為趨于理性。蛛網模型的均衡狀態，遠期內是可以實現的。但就短期而言。產品的生產者往往會出現決策失誤。
高職教育本身也是一種“人力”生產過程。學生既是投資者，也是“產品”。人力資本的教育投資與私營企業等一些商業投資最大的差別就在于，教育決策的直接面對者是學生及家長。他們通常并沒有該方面的豐富實踐經驗，且決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變；而商業投資者往往是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他們憑借自身的智慧不斷獲取市場的反饋信息，當有新的商機出現時，他們可以重新修訂和評價自身的決策。
此外，人力資本的高職教育投資不僅需要物質投資，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學習者本身時間、精力和青春的投資，而后者對于人的生命來講是不可逆的。商業資本投資在損失出現后有時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補救，即使不能彌補，所受損失最多是財務資本。人力資本教育投資具有投資回收期長、能動性和創造性等特點。因此，如果決策失誤，人力資本教育投資的機會成本要大于商業資本投資。教育上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失誤所帶來的損失，不僅限于學生及家長。教育部門、國家和社會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
（二）勞動力市場預測的重要性
作為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之一，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有力地促進了當代美國高等教育的變革。但美國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緊密聯系也并非始終存在。早期美國的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比較松散。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高等教育逐步適應勞動力市場發展變化的需要，二者之間才逐步建立起一種保持適度張力的緊密聯系。
在我國，勞動力市場真正形成的時間還很短，仍有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國高職教育的急速發展并非完全源于勞動力市場的客觀現實需求。國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動起到極大的主導作用。更何況，我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高職教育發展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協調、配合且保持適度張力的機制遠未形成。美國與歐洲的一些國家，如美國的勞動力統計署（BLS）與愛爾蘭的經濟與社會研究院（ESRI），為了促進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相互匹配，均開展了有關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預測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類教育與職業的未來勞動力市場狀況信息。
通過勞動力市場預測，一方面可以為政府部門的決策者、公共就業服務和機構、用人單位以及教育部門提供某些專業和職業的未來供需狀況等信息。依據這些信息，政府決策者可以制定高職教育發展的相關政策；而其它相關部門也可結合自身的實際，制定未來發展的相關政策，從而在系統內部作出一些適度的調整。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預測涉及宏觀層面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產業結構等信息，可以作為學生及家長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參考；還可為用人單位和就業服務機構制定人力資源規劃、設計就業培訓項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這與蛛網理論中蛛網擺動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產者生產行為的決定是基于對先前價格的未來預期，從而造成市場上產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設是不同的。
蛛網理論假設學生形成他們的決策完全是基于勞動力市場的現實狀況而不是未來狀況。換句話說，學生把當前某一專業的勞動力市場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來實際狀況。由于信息不對稱，學生缺乏對勞動力市場信息的總體把握。他們幾乎不可能預估到某一專業未來真實的勞動力市場需求。他們唯一可以使用的勞動力市場信息指標是其直接表現形式，如現行工資或獲得工作的可能性。這也是導致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網行為導致的不協調是開展專業的公共勞動力市場預測的期望所在。通過專業預測可以輔助學生及家長、就業機構、政府決策部門、高職高專教育部門決策的制定與選擇，進而使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實質性的改進。
考慮到高職教育的區域性特征十分明顯，也即高職教育的畢業生一般是在本區域范圍內就業（本文不探討畢業生的區際流動）。而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協調問題本質上也是區域性的，即通常我們是以某區域范圍內勞動力市場上人才的供給與需求作為衡量招聘人才問題的難易程度指標的。所以有關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預測應以特定區域為對象。此外，長期而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區域勞動力市場預測是比較合適的（假定短期內社會經濟不會發生大的波動和急劇變化）。
市場的絕對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論分析中，所以供需間的絕對匹配與均衡也是不可能的。開展勞動力市場預測的意義在于可以提供不同類型職業以及高職教育專業未來勞動力市場供需信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縮短蛛網模型中的“蛛網”擺動過程。不僅如此，由于影響勞動力市場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復雜，而且學生必須做教育選擇時經驗匱乏，而這樣少有的幾次決策對于他們職業生涯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所以通過開展預測，為學生家長及教育部門等機構提供不同專業、職業勞動力市場地位的中短期預測，對于促進高職教育的科學發展，推進高職教育供給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盡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工業化中后期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緊密聯系的建立意義深遠。
三、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預測模型的理論探討
（一）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預測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網理論，價格隨著市場供給與需求發生波動的同時也對供需雙方起著調節作用。就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狀況而言，“買方”占主導優勢，即對高職教育的發展而言是需求導向的。對勞動力市場的預測。或者說是尋求未來勞動力市場供需均衡的中間態時，應遵循：未來勞動力市場對高職教育畢業生需求態勢的分析高職教育供給現狀的分析未來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高職教育人才培養規劃的確定（或者說是學生及家長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確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預測期，勞動力市場需求可以劃分為由于未來就業水平的變化而引起的對高職教育專業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職業流動而形成的對高職教育專業人才的需求。可把這二者稱為高職教育畢業生的新增就業需求。勞動力市場高職教育畢業生的供給可劃分為由應屆高職教育畢業生形成的供給和由于同類型人才的短期失業而形成的供給。高職教育專業人才勞動力市場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差額可用未來勞動力市場狀況指標來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預測模型可采用層級分解法。首先確定由于就業水平的變化。每一國民經濟部門（可采用聯合國標準產業分類法）對高職教育類專業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據產業與職業類之間的對應關系，分解到勞動力市場每一職業大類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職業小類（職業小類與高職教育專業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的需求：職業小類對高職教育專業人才的需求與由退休及職業流動而形成的對高職教育類人才的需求共同構成每一職業小類的高職教育專業人才需求。勞動力市場高職教育類專業人才的供給，可以通過統計處于短期待業狀態且有就業意愿的高職教育類專業人才。以及勞動力市場應屆高職教育畢業生二者共同確定。按職業小類統計得到的高職教育專業人才需求與勞動力市場高職教育專業人才供給之間的比值就是高職教育專業人才未來勞動力市場就業前景指數。該指數越大，此類高職教育專業人才就業前景就較好，相反則就業較差。根據就業前景指數的取值范圍，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較好，一般，較差，很差。這種定性描述比采用確切的數值更容易讓人接受。政府的決策者、就業培訓機構、職業教育部門以及學生家長可以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這些信息進行有選擇的應用。
（二）勞動力市場前景衡量指標
B0rghans認為個體可以根據各類不同教育的勞動力市場前景調整他們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Heijke，H等認為，通過預測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關各職業和教育的勞動力市場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僅便于學習者選擇相關專業和進行教育投資。更能進一步實現在無需直接的政策干預的情況下，使教育系統與勞動力市場相互適應。
在我國。學生選擇何種專業是在其進入高職院校之前就確定的，入學后一般更換專業的可能性很小。在實用主義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設下，學生選擇何種專業一般首先考慮的是工資和該專業的勞動力市場前景。當然，學生自身的喜好也是專業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喜好、能力和勞動力市場狀況是影響個體決策的重要因素。但學生個體的喜好和能力對某一學生個體而言是特定的，對學生個體決策選擇的影響是相對恒定的。因此，勞動力市場狀況就成為影響個體決策的重要變量。但正如Havek所言：“決策者決策的作出會受到許多信息的影響，我們必須將價格體系看成信息交流機制?！笔袌鼋洕h境中，幾乎所有相關的信息，除個人喜好外，都將反映在價格中。也即，除個人喜好外，專業的選擇將由價格決定，例如工資（部分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反映）。衡量勞動力市場狀況的指標很多，但考慮到數據等相關信息獲取的現實可能性。對高職教育專業選擇起重要決定作用的勞動力市場預測指標信息可以簡化為工資和就業機會。
工資是由與某一特定專業相關的產業部門的工資總和測量的，由該產業部門總從業人員分配。就業機會可看作是由相關職業從業人員與失業人員分享的某產業部門的崗位份額。根據勞動力市場分隔理論，當某類職業處于主要勞動力市場地位時，工資高、工作條件好、就業穩定、安全性好、管理規范、升遷機會多，相應的渴望進入該勞動力市場從事該職業的人員就會增加。反之。則減少。
勞動力市場需求范文2
體制外勞動力市場是一個不完善的市場，其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市場供求信息不充分，勞資雙方信息不對稱及地位不對稱等。本文將分析體制外勞動力不完善性的表現及其影響，以及如何促進該市場的不斷完善。
一、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性及其影響
（一）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不充分及其影響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農村人口高達70%左右。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來源于全國各地的城鎮鄉村，勞動力需求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的各個行業和企業。這種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分離性與分散性，一方面造成勞動力市場需求信息的收集難度大，傳播速度慢，傳播成本高；另一方面，能否準確識別信息并作出有效反應，取決于勞動者的個人素質和社會提供的信息服務水平。對于廣大的農村勞動力而言，較低的個人素質和農村的低信息服務水平，使其能獲得的市場需求信息十分有限。多年來，我國相關的政府部門和一些社會機構開展了許多勞動力市場信息的收集和工作，對指導勞動力的流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作用十分有限：其一，缺乏較為準確有效的市場需求預測信息；其二，缺乏有效的途徑使市場需求信息傳遞給勞動力供給方；其三，我國的職業介紹機構集中分布在勞動力需求地，一些民辦職業介紹機構服務質量低，甚至虛假信息，欺騙求職者等。
以上這些因素導致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不充分。供求信息不充分對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影響有：第一，供求脫節。如2004年后我國出現了“民工荒”，而在農村尤其是偏遠地區卻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有待轉移。第二，部分勞動力的盲目流動。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大致由大中專院校的畢業生、城鎮待業人員和下崗工人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三部分組成。前兩部分人大多通過各種招聘會、網絡等形式獲取就業信息，流動目的明確，盲目性少。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獲取就業信息的渠道少，識別信息的能力弱，許多農民工主要通過同鄉親戚朋友的介紹外出就業，不能從同鄉親戚朋友處獲取就業信息的勞動力，流動的盲目性大。
（二）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及其影響
勞動力市場交易的對象是勞動這種特殊商品，勞動是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體力和腦力的付出。在勞動的需求方（雇主）和供給方（勞動者）交易之前，雙方要根據各自掌握的一系列信息來商定勞動合約。一般情況下，雇主對某一崗位的體力和腦力勞動強度、勞動環境與工作條件可能給勞動者造成的負效用以及自身遵守合約的概率等信息的掌握是確定和充分的，但對勞動者的勞動技能及勞動過程中努力的程度（即勞動的質量和數量）這類信息的掌握則是不確定和不充分的。對勞動者而言，情況正好相反。這便是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
面對勞動環境這類信息不對稱問題，勞資雙方會有各自的選擇。首先，雇主會刻意隱瞞勞動環境、勞動強度和工作條件等因素對勞動者身心可能造成的損害之類的信息，如果勞動者缺乏相關的勞動經驗，雇主則成功地隱藏了信息，對勞動的要價（工資要求）會比擁有這類信息時要低，勞資雙方簽訂的勞動合約則會是一個低工資合約，而且，這個合約中可能缺少勞動保護和安全事故賠償責任和標準之類的條款。這個不完全的勞動合約為今后的勞動糾紛埋下了伏筆。其次，在合約期內，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有可能完全感知、不完全感知或完全不感知這類在合約簽訂時被雇主隱藏了的信息。勞動者完全感知或不完全感知，都會要求補償損失或要求修改合約。如果雙方能達成新的合約，則勞資糾紛不會產生，如果不能達成新合約，則可能終止勞動關系，受損害的一方要求對方賠償自己在勞動關系存在期間所受的損害。再者，由于勞動合約的不完全性，勞資糾紛很難根據原來的勞動合約解決。如果通過雙方重新協商解決，則結果取決于雙方的地位是否對稱，一般情況下，結果會更有利于處于強勢地位的一方。如果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則結果取決于法律條款和執法行為的公正性程度。
面對勞動者的勞動技能以及在勞動過程中的努力程度這類信息不對稱問題，勞資雙方也會作出不同的選擇。首先，雇主會根據對勞動進行監督的難易程度及勞動效率是否可由勞動產出直接衡量等因素，以確定付給勞動者高工資還是低工資。如果勞動監督成本小，勞動效率可由勞動的產出直接衡量，則雇主會給付低工資，或者實行計件工資制。相反，則給付高工資。我國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許多工種的勞動效率都可由勞動的產出直接衡量，或者其工作容易監督，因此，這些工種的工資都比較低。其次，由于低工資缺乏激勵作用，可能導致勞動者的不合作行為（如故意生產次品）或離職行為。雇主則會權衡加強監督與處罰等措施、招聘新工人及增加工資改善勞動環境成本的大小，確定采取哪一種行為。如果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工人面臨著求職者的競爭壓力，雇主則會以解雇為由，迫使工人在低工資水平和現有勞動環境下勞動，對不合作的工人則會加大監督和處罰的力度。當工人們難以繼續忍受下去時，勞資沖突就可能爆發。
總之，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上勞資雙方信息不對稱是導致該市場上低工資、惡劣的勞動環境、勞資糾紛頻發等現象普遍存在的充分條件和重要原因。
（三）勞資雙方地位不對稱及其影響
勞資雙方地位是指勞資雙方在勞動合約的簽訂、變更和終止談判中的勢力。勞資雙方地位主要由以下因素決定：其一，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供大于求，則雇主處于優勢，供不應求，則勞動者處于優勢。其二，供方和需方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壟斷程序。供方壟斷，則勞動者處于優勢；需方壟斷，則雇主處于優勢。其三，處理勞資關系的法律、法規是否公正。一個國家調整勞資關系的法律、法規，是該國政府根據雇主與勞動者之間長期博弈所發出的信息，從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出發制定的，因而勞資雙方的博弈能否發出真實的充分的信息，決定了政府所制定的法律、法規是否公正有效。其四，政府執法是否公正。政府在調整勞資關系的執法過程中是否公正，除相關法律對政府行為和執法者行為的約束力外，還取決于勞資雙方對政府和執法者利益的影響力。
長期以來，我國體制外勞動力市場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企業要么沒有工會，要么工會在維護工人權益上形同虛設，而且政府在事實上也一直禁止工人集會和罷工，這使得政府很難獲得有關勞資關系的真實、充分的信息，在保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往往立法不足或存在缺陷。另外，許多地方政府面臨招商引資和發展經濟的壓力，企業去留對政績具有很大的影響，外來工人又不具有當地的選舉權，因而政府在執法時有明顯偏袒企業或雇主的傾向。這些因素造成了在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長期處于劣勢地位，企業或雇主長期處于優勢地位。勞資雙方地位長期不對稱的狀況，不僅強化并助長了勞動力市場低工資、惡劣的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的現象,也使許多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導致許多人采取過激或消極的行為維護自身的權益，勞資關系不斷惡化，個別人甚至產生的心理和行動，影響社會安定和社會和諧。
如果說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充分、勞資雙方信息不對稱是這些現象和問題產生的充分條件，那么勞資地位不對稱則是其必要條件。
二、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完善途徑
（一）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具有廣覆蓋、多功能、易操作、即時性等特點的高效率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系統
廣覆蓋指該系統可將所有用工企業、相關的政府機構和職業中介機構都納入其中，覆蓋全國，把城鄉連為一體。多功能指該系統可為各種各樣的信息需求者提供各自所需的信息，這些信息包括從勞動力供求的宏觀信息到某一個企業的用工信息，從勞動力市場的預測信息到即時需求信息，從勞動力市場法律、法規與政策信息到企業的工資水平、勞動環境與企業信譽程度等信息。易操作指每一個信息需求者可以通過該系統菜單的指引或輸入關鍵詞，能方便快捷地獲得相關信息。即時性指該系統的信息更新速度快，提供的是即時性信息。
建立這樣的一個系統已經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首先，不存在技術難題，其次，費用不會很大。實際上，許多企業已經通過網絡用工信息、招聘員工，一些求職者也通過網絡終獲得了工作機會。目前存在的關鍵問題是，網絡上勞動力市場的各種信息還處于分散、分布的狀態，許多信息還沒有實行網絡，不能通過網絡獲取或尋找不便捷等。如果政府能聯合企業和職業中介機構，牽頭對分散的信息系統進行整合，支付整合費用和公共信息費用，那么，這個系統就可以建立起來。
這樣一個系統的建立，能極大地縮短企業招工和勞動力求職的時間，降低成本，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不斷完善勞動力市場的法律、法規體系
理論上，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等問題，可以通過勞資雙方的不斷博弈得到克服和解決。但這必須具備一些前提條件，如公正的法律、法規和執法體系，勞資雙方地位對稱等。缺乏這些前提條件，單純依靠雙方的博弈來實現利益的均衡，時間相當長，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于弱勢地位的一方付出的代價太大，最終還有可能損害強勢一方的合法利益，并使整個社會為之付出代價。
事實上，我國已經制定了一些調整勞資關系，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勞動法》《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等，在形式上已經形成了基本的法律、法規體系，但是其效果卻不盡如人意。究其根源，在于現有法律、法規體系還存在著根本的缺陷。通過考察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勞資關系的現狀，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認為，其一，應修改工會法，強制企業允許工人組建自己的工會，允許工人通過工會組織，利用合法途徑（包括罷工和集會）維護自身權益，有利于改善勞資關系，不斷提高社會和諧程度。當然，從政治角度出發，可以在法律中明確將工會的功能和活動限定在一定范圍內。其二，應建立系統的嚴格規范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的法律、法規，使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符合起碼的健康標準和人道標準。多年來，由于這方面法律、法規的不足或執行措施不力，許多企業以犧牲工人的身心健康為代價維持生產。這對那些不能有效識別有害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的工人而言，其受損害的程度會更嚴重。相對于勞動力市場其他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以上兩點更為突出，影響更大。
勞動力市場需求范文3
關鍵詞：高職院校；專業設置；市場化
高職教育是高等教育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建設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專業設置是高職教育人才培養工作中的關鍵所在，決定未來輸出人才的結構。同時，專業科類結構由經濟產業結構決定。因此，高職院校專業設置要以勞動力市場對人才的需求為導向，不斷改革與調整，使得專業設置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協調發展。
一、高職院校專業設置現狀
根據2004年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高職高專教育指導性專業目錄（試行）》，全國普通高校?？茖哟蔚膶I共有19個大類，532個專業。從專業設置的院校分布來看，各專業大類之間存在明顯差異。2009年全國高職院校19個專業大類中，開設電子信息、財經、文化教育、制造、藝術設計傳媒、土建等類專業的院校較多，數量均在500所以上；從招生規模來看，各專業大類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2009年全國高職院校19個專業大類中，財經、制造、電子信息、文化教育、土建等類專業的招生規模較大，占各類專業招生總規模的70%。
為了深入分析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情況，從三次產業劃分的角度對19個大類的相關專業進行相應的歸并，劃分為一產類專業、二產類專業和三產類專業。
16%的院校開設了一產類專業，一產類專業的招生規模占各專業招生總規模的2%。近9成的院校開設了二產類專業，二產類專業的招生超過各專業招生總規模的一半。九成以上院校開設了三產類專業，三產類專業的招生約占各專業招生總規模的48%；三產類專業中財經類專業的招生規模最大。
二、勞動力市場供需現狀
經濟決定上層建筑，地區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結構關系緊密，產業結構的變動和優化升級帶動就業機構的改變，產業結構隨著經濟規律的轉換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勞動力市場就業數量與結構的變動反過來對產業結構也有重要的影響，當就業人口的總量和結構與產業結構相適應時，它就會促進和加快產業結構的變遷，使產業結構趨于合理化；反之，就會阻礙產業結構的變遷。
第三產業發展速度最快，我國的產業結構十年來發生了巨大變化，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產業結構趨于合理，特別是第三產業發展帶動了就業發展。2011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例第一次超過第一產業比重，第三產業就業成為三產業中吸納就業能力最強也最具潛力的產業類型?？傊?，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第一產業就業所占比重將繼續呈下降趨勢；第二產業就業所占比重緩慢增漲；第三產業就業所占比重將繼續呈上升態勢，成為吸納勞動者就業的主導產業。
三、高職院校專業設置與勞動力市場銜接問題分析
1.專業設置趨同，重復率高
從專業設置的院校分布來看，2009年高職院校19個專業大類中，開設電子信息、文化教育、藝術設計傳媒、財經、制造、土建等類專業的院校較多，數量都超過了500所。專業設置趨同化和較高的重復率是造成人才類型的單一化重要原因之一，這也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相關專業人才供給過分集中，產生供給大于勞動力市場需求的現象。在就業競爭激烈的市場條件下，勞動力市場需要不同類型的各種技能型人才，并呈現人才需求多元化趨勢。專業設置趨同化將不利于各種技能型人才的培養以及院校特色專業的建設。
2.專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協調
高職院校專業設置與勞動力市場的銜接問題主要表現為專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不協調。從產業人才需求看，第一產業人才需求占總需求的1.8%。其中，對經濟發展貢獻率較高的專業為種植業、林業、畜牧業、農林牧漁服務業以及養殖業。雖然，勞動力市場對一產類專業人才需求較低，但數據顯示，第一產業中對高素質高技能型人才需求還是相當旺盛。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各類產業不斷改革并迅速發展，需要相關技術人才為其服務。但是由于高職院校計劃性盲目重復設置熱門專業，急需專業開設不足，造成人才積壓與人才浪費并存的局面。
四、構建高職院校專業設置市場化運行機制
1.以市場為導向進行專業設置
學校要進行廣泛的市場調研，行業、企業、學校需要聯合起來組成專業指導委員會，需要及時把握人才需求信息，分析其未來發展動向，并結合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相關職業前景作出分析和預測，找出專業設置的影響因素，以此來適時調整專業，鼓勵多方參與專業設置工作，包括政府政策研究部門，行業企業以及社會評估機構等。同時，院校專業設置需要充分考慮本校的資源條件，比如師資力量、實踐實訓基地建設等，也需要與其他當地院校進行有效溝通。這樣可以避免較高專業設置重復率和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2.按照技術領域和職位崗位群的要求進行專業設置
隨著我國經濟不斷向縱深發展，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得到了迅速發展，產生了許多具有高技術含量的職業崗位；隨著經濟產業結構的發展變化，增加了勞動者變換工作崗位的次數，高職院校在設置專業時必須考慮這些變化因素。以往專業設置通常繞某個特定的職業崗位進行，缺乏對專業覆蓋崗位群的關照，不利于學生轉崗及重新擇業，導致學生職業崗位適應能力不強。學生的崗位轉換需要職業技能技術的保障。因此，高職院校應提高學生崗位適應能力和不同崗位之間轉換能力，提高專業需求符合程度，并努力擴展學生知識面，在學生選擇職業的空間上為其創造有利條件。
3.時刻關注經濟產業結構變化調整專業設置方向
高職院校與當地經濟產業發展最為緊密，應以當地產業結構為專業設置的基礎，構建一個以勞動力市場為導向的專業調整系統，并對當地優勢產業的人才需求做出分析，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專業體系。院校需要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完善自身專業系統建設，與經濟產業機構改革趨勢步調一致，與當地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協調發展，突出地方特色，提升學校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中競爭優勢。專業設置與產業結構協調一致，并結合當地特色經濟產業發展需求，這是院校專業建設與市場需求銜接的基本要求。市場信息是不斷變化的，這也決定了專業設置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需要根據信息變化調整的過程，特別是受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以及科學技術的升級換代等因素的影響較大。
總之，高職院校需要對行業或企業現狀充分調查，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規格，建立合理的專業結構，并適應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行適時調整，體現專業設置地方特色要求，對勞動力的需求做出合理的預測。社會經濟發展是有一定規律的，產業結構也是如此，把握經濟產業發展規律，準確預知產業發展走勢，合理開設專業，對于傳統熱門專業要重新審視，及時更新市場信息并加以調整，建立一個結構合理并具有地方特色的專業設置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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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需求范文4
一、2004年廣東勞動力市場供求基本狀況
2004年全省勞動力市場繼續保持供求兩旺的態勢，供求總量達475.51萬，與上年相比，增加134.64萬，增幅達39.5％。其中需求236.99萬，增加70.95萬，增幅42.73%；求職238.52萬，增加63.69萬，增幅36.43%；求人倍率0.99。
（一）需求
區域。珠三角地區需求177.14萬，同比增加51.82萬，增幅41.35%；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需求分別為41.87萬和17.98萬，同比增加13.08萬和6.06萬，增幅為45.42%和50.77%。
產業。第一、二、三產業需求分別為3.09萬、113.25萬和120.65萬，分別占需求總量的1.30%、47.79%和50.91%。與上年相比，一產業下降0.43萬，降幅12.18%，二、三產業分別增加32.46萬和38.91萬，增幅分別為40.19%和47.16%。
行業。制造業需求87.70萬，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需求58.60萬，社會服務業需求17.55萬，三者合計163.85萬，占需求總量的69.14%，同比增加55.37萬，增幅51.04%。
單位性質。企業需求206.75萬，占需求總量的87.24%，同比增加61.48萬，增幅42.32%。其中，私營企業和股份有限公司需求居前兩位，分別為74.49萬和37.09萬，占總量的31.43%和15.65%。
職業工種。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商業服務業人員需求量最大，分別為85.45萬和74.41萬，合計占需求總量的67.46%。
性別年齡。16-34歲年齡段是需求主體，達175.89萬，占需求總量的74.22%；男性需求69.07萬，女性需求108.64萬，男性需求比女性少39.57萬。
（二）求職
人員類別。新成長失業青年、就業轉失業人員和其他失業人員分別為58.91萬、53.14萬和57.24萬，合計169.29萬，占求職總量的70.98%。比上年增加37.47萬，增幅28.43%。
性別。男性127.93萬，女性110.59萬，同比增加30.82萬和32.86萬，增幅為31.74%和42.28%。
年齡。16-34歲年齡段196.80萬，占求職總量的82.51%，同比增加66.34萬，增幅50.85%。35歲及以上年齡段41.72萬，占求職總量的17.49%，同比下降2.65萬，降幅5.98%。
文化程度。高中、中專及以下文化程度的177.24萬，占求職總量的74.31%，同比增加34.40萬，增幅24.08%；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61.28萬，占求職總量的25.69%，同比增加29.28萬，增幅91.52%。
技術等級職稱。具有技術等級或職稱的為112.16萬，占求職總量的47.02%，同比增加45.58萬，增幅68.47%。其中具有技術等級的65.99萬，具有技術職稱的46.17萬，分別占求職總量的27.67%和19.35%。
二、2004年廣東勞動力供求的特征
2004年廣東省的勞動力市場供求運作屬于正常狀態，但有如下特征：
（一）勞動力市場供求增幅和企業缺工明顯。
從第二季度開始，廣東企業缺工明顯。去年省勞動保障廳兩次組織企業缺工調查，7、8月份調查了1138家企業，有普工缺口的395家，缺工企業面超過1/3；11月份，又調查了290家反映有技工缺口的企業，技工缺口人數占在崗技工的18.3%。同時，廣東勞動力市場供求兩旺，而且大幅增長。一是供求總量。03年需求總量166.04萬，求職總量174.84萬；04年需求總量236.99萬，同比增長42.73%，求職總量238.52萬，同比增長36.43%。二是流動就業。2004年末本省跨地區流動就業人員總量約600萬人，新增量由2003年的47.8萬增加到2004年的67.5萬，同比增長41.21%。外省在廣東就業半年以上的達1600萬人，比2003年的1300萬增加300萬，同比增長23.1%。三是廣東新成長勞動力。據勞動力市場的數字顯示，新成長勞動力2003年48.05萬，2004年58.91萬，同比增長22.60%。各類需就業的應屆中專、中技畢業生，2003年15萬，2004年25萬，同比增長66.7%；大專以上，2003年17萬，2004年20萬，同比增長17.7%。
（二）行業、企業間需求增長失衡明顯。
近三年全省城鎮年均新增就業崗位95.3萬個，大大超過上世紀90年代70萬個的水平，2004年創記錄達到105.4萬個。但在行業、企業間，需求增加不是平均增長。比如，2003年第二產業需求81.66萬，同比增幅136.21%，而第三產業增幅只有8.23%；2004年第三產業需求達120.65萬，同比增幅49.17%，而第二產業增幅38.67%，比03年大幅下降。需求的變化導致勞動力供求的失衡。
（三）工資、綜合福利對供求的調節作用更加明顯。
在廣東市場就業機制比較完善，市場運作也已規范，因此，工資價位對供求的調控成為主導。改革開放后，廣東經濟總量二十多年增長了86倍，與此同時，廣東企業外來工的工資也在提高，2000年前廣東外來工月均工資約在450元左右，2004年底達800元左右，但員工工資與經濟增長和企業效益未能合理對應，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比，總體工資水平低100-150元。據組織對有缺工反映的1138家企業調查，有69.42%的企業普通工月均工資（含加班）在800元以下，而11月又對缺工狀況沒有改變的100多家企業回訪調查，有54.70%的企業普工工資在600-800元之間，由于企業工資缺乏吸引力，老員工留不住，新員工又難招。去年據部分企業反映，有30%的員工流向長三角。據四川、江西等地區反映，近兩年新輸出勞動力有超過50%的流向長三角地區。
（四）勞動力供求結構錯位更加明顯。
廣東企業缺工主要是勞動力供求結構錯位，且表現越來越突出。從全省勞動力市場供求數字顯示：一是性別錯位。用人單位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男女工需求嚴重偏離，比例高達1：4，而勞動力市場男女求職比例為3：2。二是年齡錯位。絕大部分企業要求招用18～34歲年齡段，尤其是25歲以下的，求人倍率達到1.16；而35歲以上年齡段的求人倍率均小于1，特別是45歲以上的求人倍率只有0.56。三是勞動力素質錯位。對有技術等級勞動力需求去年76.96萬，而求職65.99萬，缺口10.97萬；專業技術等級越高，求人倍率越大，初級、中級和高級技能求人倍率是1.56、1.69和1.88，技師、高級技師是2.32和2.21。隨著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高，經濟、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調整，企業對勞動力文化技能素質要求將越來越高。從去年的調查看，有八成以上的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50%的崗位要求具有初級工以上技術等級的熟練工。目前我省技能型勞動者約有400多萬人，其中高級以上技工（包括技師、高級技師）20.37萬人，僅占4.26%。而“十.五”期間，據測算，我省勞動力市場中級工供需缺口約180萬人，而高級工以上技能型人才缺口在100萬人左右，勞動力市場技能型勞動力需求明顯大于供給。
（五）勞動力區域分流日趨明顯。
隨著我國長三角和國家重點扶持的西部及東北老工業基地，這些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改變了過去的“東西南北中，打工到廣東”的局面，使勞動力的流向分散，不再像10年前那樣大規模流向廣東，也不會再現80年代廣東的“民工潮”，當時在深圳，一般的企業一個崗位幾十甚至上百個人應聘，這樣的狀況如果沒有特殊情況，以后難以再現。2000年前在廣東流動就業半年以上人員占全國1/3強，2004年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據了解，去年底僅北京（409.5萬）、上海（398萬）、江蘇（1200萬）、浙江（369萬）、福建（591.1萬）五省市的流動人員總量達2967萬人，已經超過廣東省2200萬現有總量近700萬。可見，這種分流對廣東企業招用工影響很大。據企業反映，近2年36.96％流失的技工和29.81％普工離開廣東，分流到其他省。同時，由于國家對農業農村工作扶持力度的加大，務農收入顯著提高，如2004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936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6.8%，創下1997年來的最高點，從而使當地農村勞動力務農積極性進一步提高，導致這些地區的勞動力更多地選擇就地就近就業或務農。
三、當前勞動力市場供求幾個問題的反思
從廣東勞動力市場供求和企業缺工問題分析，有幾個問題值得反思：
（一）關于工資調整問題
在目前情況下，企業工資標準是缺工的一個關鍵因素，員工的勞動報酬要與其創造的產值相適應，與自身的勞動價值相對應。如果低于其勞動價值，將極大地降低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歸屬感；如果過高，勢必會造成企業生產成本增加，生產競爭力削弱，企業很難生存；所以調整企業員工工資必須二者兼顧。這里有四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對規模小、產值低、效益差、工資調整空間基本沒有的企業，企業缺工問題要解決是很難的，從政府的角度，也很難幫助，這類企業只能逐步退出市場；二是有工資調整空間的企業，但為了掠奪員工的勞動價值，不積極甚至不愿意調整員工工資，價值與工資嚴重偏離，這類企業，政府應干預，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公布合理的工資指導價位，促進企業提高工資；三是對混淆員工工資結構，將加班費也計入最低工資標準，或加班不發加班費，拖欠克扣員工工資的企業，政府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來糾正，保證員工合法工資的權益；四是加強在民營等非公有制企業中建立工會組織，提高員工集體談判能力，通過工會工作，幫助員工提高工資福利待遇。
（二）關于教育培訓問題
人才的培養教育要突出實際效果，要與市場需求相適應。一是培訓與市場需求要緊密結合。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完成。目前不少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而市場又缺乏所需人才，這是教育培訓與市場需求不相適應的體現。因此人才的培養教育要加強規劃，要有前瞻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培養的周期一般比較長，要加強對產業結構升級中可能短缺的工種預測性研究，提早制訂培訓計劃，在市場變化中力爭主動。二是強化技能型人才的培養。目前，我省技能型人才所占比例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也低于其他的一些省份，有技能、具實操經驗的人才尤其短缺，而我省已屬于經濟大省，經濟發展和產業調整升級快，對人才的市場需求量大，為此我們必須全力搞好技能人才的培養。三是企業內部也要加強培訓，提高員工素質。歐美發達國家投資的企業比較重視員工培訓教育，而國內有的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和一些港澳臺投資企業就不太重視，所以這類企業缺口比較大。按規定，企業的培訓教育經費投入應按職工工資總額的1.5%計提，不少企業達不到這個標準，由于企業不重視內部員工培訓，使企業缺工問題增大，企業的生產效率也難于提高，因此要很好引導企業重視解決這個問題。
（三）關于引導企業加強技術升級改造的問題。
根據當前世界企業發展趨勢和企業缺工實際，要使企業缺工問題有效解決，企業一定要加強技術升級改造，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要依靠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走品牌發展道路，逐步向技術密集型轉變，減少用工量，尤其是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要發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型企業，將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至經濟欠發達的山區和東西兩翼地區，這樣可減少缺工壓力，同時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又可發揮當地勞動力充足的優勢，促進經濟發展。
（四）關于提高招用工現代化水平的問題。
要加強改進招用工手段，加強網絡化信息化建設，要借助先進的網絡和多媒體技術，遠程可視招聘系統，實現招聘服務手段的多元化，消除勞動力市場中供求信息不聯接現象，同時也要大力推進信息收集、分析評估和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建設，以科學的方法對勞動力市場供求形勢進行分析預測，引導勞動力資源合理流動，也是解決企業缺工問題的好辦法。
四、2005年勞動力市場供求基本走勢判斷
（一）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勞動力需求有所減少。
從宏觀經濟的運行來看，預計05年廣東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主要原因：一是世界經濟保持增長，但不確定因素增加。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特別是國際油價飚升后的走勢及其對廣東經濟的影響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二是中央宏觀調控的總體思路不變。就國家政策看來，宏觀調控政策的趨向，財政赤字規模的減少，投資增長速度的控制，仍然是政府高度關注的方向；三是廣東社會經濟投入增加。廣東取消農業稅，要減少三十幾個億的收入，最近考慮取消農村的義務教育的一切費用，測試估算增加投入60個億，另一方面環保規劃執行完成也要花費2000多個億。綜合這些因素，省統計局預測，廣東2005年GDP增長在11%-12%左右。
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總量會有所減少。按照一般規律GDP增長速度在10%，新增就業崗位約60萬個。如果今年廣東的總體經濟增長在10%-12%，勞動力需求量將比去年減少，供求矛盾也相應緩和。版權所有
（二）產業結構調整加劇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矛盾。
隨著廣東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加快，技術工人的需求量將會進一步加大，結構性問題將會變得更加突出，據預測，到2010年，廣東制造業的九大產業中，傳統產業占了三個，其他都是新興技術性行業，對勞動者素質都有更新、更高的要求，這使供求結構性矛盾加劇。
勞動力市場需求范文5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梢?，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性行為的自由人。所謂“理性行為”，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主權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主權。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勞動力市場需求范文6
關鍵詞：去家庭化；人口老齡化；女性就業
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創新實踐項目”資助 立項號：2015SSCX068
人口老齡化改變了勞動力年齡構成，在未來二十年，適齡勞動力比例將不斷減小，家庭撫養比不斷增高。隨之而來的勞動力供給短缺、家庭收入減少、撫養負擔過重都將給每個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埋下隱患。從消極的角度來說，人口老齡化導致的適齡勞動力群體年齡老化和規?？s小，將給中國的社會經濟增長造成極大負擔。從積極的角度來說，人口老齡化現象客觀上擴大了老年服務產業的需求，并且，我國作為“超級人口大國”，結合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時間節點，未來10到20年，老年服務的市場需求將會相當龐大。
另外，維持勞動力的正常供給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對勞動力供給的制約，將間接的影響當下就業率處于劣勢的女性勞動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勞動力群體內部多樣性的客觀存在，人口老齡化現象在影響其就業率的過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邏輯路徑。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齡化現象對不同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勞動力就業率的影響。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鑒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一書中將“去商品化”和“社會分層化”程度作為劃分福利國家體制的標準，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指責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還對針對女性的福利項目視而不見，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傾向。女性主義學者認為盡管福利國家制度并不決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機會，但國家提供的福利如對老人和兒童的照顧服務等都決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脫離家庭。于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了更具性別敏感度的福利國家模型，其中為學界廣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礎上認為“去家庭化”通過減輕家庭的負擔，減少個體對家庭親屬的依賴，進而尋求個體的獨立[2]。
接下來探討這個福利國家體系中的概念在我國的適用性。福利國家既規范了生產方式中的資本關系，也規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從宏觀上來看，我國不屬于福利國家，因為有著不同于福利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但是，從微觀上來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國存在借鑒福利國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為歐美國家衡量其福利體制產出結果的重要指標。雖然我國并非福利國家，但隨著我國養老、兒童等相關福利項目日漸市場化，社會保障體系下政府、市場與家庭的分工博弈愈發激烈，“去家庭化”這一西方福利國家語境下的產物在我國社會保障領域，尤其是對關于老人、兒童的照顧服務，以及女性承擔的家庭照顧責任大小等問題尤其適合我國情境的解讀。
所以，在我國“家庭化”可作為衡量政府和家庭對家庭成員生存和發展的責任分工的重要概念，專指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獲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為個人帶來風險和負擔的場所，而不是個人獲得福利和服務的場所?！叭ゼ彝セ眲t是指為了擺脫家庭帶來的各種風險和負擔，個人有意識地減少家庭生活和家庭關系對自己的束縛。
關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標的擬定，由于我國統計數據較OECD國家稍顯簡略粗放，故在指標擬定過程中不能全然參照西方學者的測量指標2。本文在此考慮我國語境，對我國“去家庭化”程度從老年人這一維度進行定義。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體現為通過借助于老年服務產業，如養老機構等，能夠減小老年人對其他家庭成員的依賴到何種程度。故以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養老機構的人數占總人數比例，以及養老產業支出占GDP比例等，作為參考指標。
2 人口老齡化現象影響“去家庭化”程度
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現象加劇，失能老人數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趨向“空巢化”，致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弱化，整個社會養老問題愈發迫切。并且，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養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觀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繼續家庭養老存在問題。因此，作為家庭養老的替代，社會化養老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而社會化養老的普及即意味著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將不斷加深。
本文以全國23個省市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作為各省市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參考指標，并且采用“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CLHLS）的截面數據，通過聚類分析方法對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進行劃分。以下為我國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后，各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參考指標：
由數據可知，從單個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來看，23個地區中人口老齡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慶，程度最小的為北京、上海；從人口老齡化程度來看，23個地區可分為如下表三個梯度，從Ⅰ到Ⅲ，老齡化程度不斷減弱。
其中，福建和廣東“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區“去家庭化”程度雖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類差異并不顯著?；诖?，結合上文老齡化趨勢梯度的劃分，我們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預期，福建和廣東地區老齡化趨勢與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負相關。
北京和上海兩地區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減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應降低。
四川和重慶兩相鄰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卻存在顯著差異。
人口老齡化趨勢處于中游的地區，整體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趨向于較低的梯度。
圖 2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針對以上幾點，首先，探討福建和廣東地區與北京和上海地區人口老齡化對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響結果相左的原因。由圖2可知，雖然，近期該四個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相對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趨勢，整體老齡化問題也比廣東和福建更嚴重，而相應的為緩解老齡問題的老齡產業仍處于發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廣東和福建整體老齡化程度較低，主要是由于流動性大的年輕人比例較高，老年人進入養老機構的比重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較高，但是廣東和福建相對與北京和上海，老齡化問題仍在發酵過程中，預期會愈發嚴重。
四川、重慶同為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卻比重慶高。這主要是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其一，農村老齡化程度存在差異。相較于城市老齡人口，農村老齡人口選擇機構養老的比例較低，故農村老齡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會相對減小。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重慶65歲及以上農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達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過兩個百分點，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期，重慶農村老齡化程度僅比四川高零點三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重慶不僅農村老齡化程度比四川嚴重，在老齡化趨勢上也更為嚴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較低。其二，人口構成存在差異。老齡化程度反映了地區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擔家庭負擔的中堅勞動力的比例。中堅勞動力比例越低，意味著家庭養老功能越弱化，因為能夠親身承擔家庭照料責任的人數減少。故四川人口老齡化程與重慶相差無幾，但是四川的兒童及老人的總撫養比比重慶高出兩個百分比，這說明四川家庭勞動力負擔更重，親身參與家庭養老的比例更低，即選擇社會養老服務的比例更高，相應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齡化程度中等的地區“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這恰好反映了雖然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十多年，但與其配套的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并沒有跟上老齡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證明不同地區在應對老齡化問題時存在非同步現象。綜上，人口老齡化影響了各地區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動了整體“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實際數據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還受到老齡化趨勢、地區人口結構、城鄉分布等因素影響，這也反映出各地區應對人口老齡化比較滯后，老齡化與“去家庭化”的正相關仍然不顯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對女性就業影響
女性就業情況主要由兩方面因素決定，一為勞動市場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二為女性個人的就業意愿。這兩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響。
以往關于女性就業問題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齡作為劃分，顯少從勞動力所處市場不同的角度劃分。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主要是勞動力類型、數量與產業結構轉型對勞動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勞動力市場分割下，女性勞動力可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的中高端勞動力以及次要勞動力市場的低端勞動力，而“去家庭化”在影響決定女性就業率的兩因素時，對這兩類勞動力的影響方式是不同的。
關于對勞動市場需求的影響?！叭ゼ彝セ背潭鹊募由钊鐖D3，一方面能夠發展社會養老產業，創造大量適合女性的服務就業崗位，吸納低端女性勞動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負擔桎梏，削弱市場對女性就業的消極態度，進而在主要勞動力市場相對的提高女性勞動力需求。
目前全國65歲以上老人已達1.38億，占總人口的10.1%。對養老服務具有客觀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萬3。綜合多個地區養老機構護理員配備比例，半護理和全護理的配備比例分別為1：5和1：3左右，但是，當前全國養老機構人員不到100萬，其中，持有養老護理員資格證人數不足2萬，故需求缺口多達幾千萬。另外，關于老年人選擇養老方式的意愿的諸多研究表明，“養兒防老”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下降，經濟狀況較好、文化程度較高以及身體健康狀況好的老年人會傾向于機構養老。這就意味著對養老機構及護理員的需求只會愈發擴大。在產業結構轉型造成勞動力過剩的當下，如物流行業能成為農業和建筑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擴大了對女性低端勞動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為女性中低端勞動力轉移的新方向，將部分緩解女性的就業壓力。
關于對女性就業意愿的影響。筆者利用社會經濟地位指數4測量行業社會經濟地位，將所有行業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選取指數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個行業5作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代表，通過對該20個行業從業女性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對女性就業意愿的影響。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變女性的家庭承擔責任，由傳統的家庭勞務承擔者轉換為家庭經濟承擔者。在此過程中，女性就業意愿對角色轉換是否進行起到決定作用。同樣，整個社會的“去家庭化”趨勢也會影響女性就業意愿，進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趨勢。因此，筆者就影響的可能，提出以下幾點假設：
假設1：即使需要承擔“去家庭化”的經濟成本，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更傾向于就業。
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一般具有較高的學歷，并且會有相對穩定的家庭經濟基礎。女性主動就業既是對家庭經濟責任的承擔，也是出于對女性自我價值的認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養育責任對女性的束縛，緩解女性就業過程中來自于傳統家庭責任的壓力，處于更舒適的就業狀態。
假設2：面對“去家庭化”的額外經濟負擔，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更傾向于回歸家庭，直接消除該經濟負擔。
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一般學歷較低，并且家庭傳統養育觀念相對較重，所以與其通過外出工作來填補選擇社會養老服務而產生的家庭經濟缺口，該類女性更傾向于放棄工作，直接在家承擔傳統的養育責任，維持以家庭為主的狀態。
假設3：當“去家庭化”需要的經濟成本在可接受范圍內，“去家庭化”對女性就業意愿起正向推動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著力推進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進而降低了家庭經濟承擔者選擇“去家庭化”所需承擔的額外經濟成本。選擇就業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購買社會養老服務之外仍相對可觀，并且能緩解就業過程中來自家庭責任的壓力，這將使女性就業意愿更加強烈。
針對以上幾點假設，對問卷結果進行統計，具體統計結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對“去家庭化”需要承擔的額外經濟負擔時，主、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的確存在不同選擇。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傾向于對就業意愿沒有影響，而次要勞動力市場傾向于有影響。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認為經濟負擔會影響其就業意愿，這說明處于主要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并不意味著一定具有穩定的家庭經濟基礎。同樣，有31.4%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女性仍然選擇繼續就業，這說明即使在低端勞動力中，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也逐漸弱化其影響。
表5顯示，當“去家庭化”給家庭經濟帶來的額外負擔在可承受范圍內，主、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都會傾向于繼續就業。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會選擇不繼續就業，其原因有“不認為服務價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圍內”，“不需要出錢享福”等，多集中于傳統觀念的限制以及對社會養老產業的價格預期不樂觀。
表6可知，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認可不親身承擔照顧責任能有利于就業的高達93.7%，并且多指出沒有過多家務負擔能緩解工作過程中的身心壓力。然而，次要勞動力市場有39.9%的女性與該觀點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擔照顧責任與工作同時進行并不會造成困擾，并且認為工作之余承擔照顧事項的“理所當然”。
綜上，由統計結果可看出，結果與上文假設基本相符。在關于“去家庭化”對女性就業意愿的影響中，經濟收入和傳統觀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響。但是無論主要或次要勞動力市場，去家庭化”的趨勢會對處于就業狀態的女性勞動力的就業意愿起積極推進作用。
4 結論
本文利用“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CLHLS）數據對“去家庭化”程度進行劃分，結合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與問卷調查數據，探討了人口老齡化現象對女性就業率的影響。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響，但是我國各地區政府對人口老齡化的應對措施滯后于老齡化趨勢?！叭ゼ彝セ背潭韧ㄟ^影響女性勞動力市場需求及就業意愿對女性就業產生影響。隨著“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會養老產業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缺口愈發擴大，而數據顯示，各地區政府在引導女性勞動力進入該產業的措施并沒有起到實質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對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勞動力的就業意愿都有一定積極的作用。雖然，傳統家庭養老的觀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緩解女性承擔家庭勞務責任的壓力，整體上利于女性在就業市場保持良好狀態。故無論從緩解人口老齡化加劇造成的養老問題對社會穩定帶來的壓力，抑或解決產業升級過程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政府都需要加強我國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動社會養老產業的發展。
注釋
1.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雙薪家庭支持、市場取向的測量指標，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義和去家庭主義的測量指標。
3.數據來源：《老齡藍皮書：中國老年宜居環境發展報告（2015）》
4.社會經濟地位指數（socioeconomic index，簡稱社經指數SEI）是美國社會學家鄧肯（Duncan，1961）設計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來測量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其回歸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職業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職業的平均收人）。
5.行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最高的10個行業分別是：信息、咨詢業；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水上運輸業；綜合技術服務業；食品、飲料、煙草和家庭用品批發業；文化藝術業；能源、材料和機械電子設備批發業；科學研究業；銀行業和其他批發業。行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最低的10個行業分別是：木材加工業；農林業；農副食品加工業；造紙及紙制品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其他交通運輸業；倉儲業；紡織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以及煤炭開采和洗選業。
參考文獻
[1] 金雅昭，《福利國家的第四個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東亞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學，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葉：《從性別觀點看臺灣的國家福利體制》，載《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鐘曉慧，《是“去家庭化”還是“再家庭化”》，載《深圳特區報》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