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的基礎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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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的基礎范文1

【關鍵詞】 乳制品;商;處境;對策

目前,乳制品行業處于一種“群雄并起、四面紛爭”的局面,“妙士”、“花花?！?、“光明”、“伊利”、“蒙?！薄扔挟數佚堫^企業,又有全國知名品牌,市場競爭格外激烈。新老品牌為搶占市場份額,新招、絕招層出不窮。價格戰、促銷戰、硝煙彌漫。作為“妙士”品牌的商,對目前乳制品行業的市場運作感觸頗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多數品牌是通過廠家――商――分銷商(二級批發)――消費終端的模式經銷的。作為一個品牌的商,自然而然處于這個鏈條的中間地位,既要處理與廠家的關系,又要面對市場競爭,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一、來自市場的壓力

開辟市場,維護網絡,打擊競品,過期商品的損失,員工的費用,呆壞賬的發生,資產的損耗,可以說,幾乎承擔了全部的市場風險。以“妙士”20**年的經營情況為例,可以很好的說明這一點(見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人員費用(包括工資、補貼、伙食費)及促銷費用這兩大塊就占了50%以上,應收款一年僅能周轉3.3次。經營一年,只達到了給上級單位上交費用和養人兩個目的,對于發展而言,只是一種夢想。商不得不采取以高價位進店,然后以開瓶費、盒標費、促銷禮品等形式打擊競品,以利于在市場站穩腳跟。這種商業動作模式已日益顯得蒼白無力,使許多商苦不堪言,頻繁的促銷政策導致渠道營銷的依賴性――像中了毒癮,不促不銷。更有人稱之為忍者戰術,看誰放血多,看誰能堅持到最后。采取降價措施又不可能,因為不敢保證起到促銷的效果,反而難以維持日常開支,進退兩難。由于各地經濟水平的高低、消費層次,消費水平參差不齊,也制約著這種模式很難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市場潛力不大。

二、與廠家的關系

每次從廠家進貨都是現款交易,商銷售后形成的貨款基本上是賒銷形式,回款周期一般都在一個月以上。造成大部分資金沉淀在市場上,資金占用大,周轉困難,壞賬發生的機率提高。以20**年上半年現金流量表可以看出,經銷商處于一種收不抵支的尷尬境地。

同時廠家答應的返利政策,促銷品政策,有時口若懸河許諾,卻是捂緊口袋兌現,對市場支持力度不夠,造成商獨木難支。其他競品乘虛而入,搶占了不少銷售陣地。某地新生產的系列產品推向市場,由于廠家對市場的消費能力認識不足,定價過高,仍然沿用過去的營銷策略,導致壓在商手中,消化不掉,不能快速變現,最終形成商的損失。

三、來自終端經銷商的壓力

當前有人戲言,酒店是被商慣壞的,此言不虛。為了發展一家酒店,進店費、贊助費、給主管人員的回扣、給服務員的盒標費、促銷禮品,樣樣少不了。結賬時卻是另外一番景象:能推則推,能躲則躲,能扣則扣(扣貨款),能頂則頂(以餐費頂貨款)。為了保住既有陣地,對某些銷量大,結賬信譽好的酒店采取買斷的方法,但在這個品牌多樣化的時代,酒店漫天要價,讓各商互相攀比,而其坐收漁翁之利,狠宰一筆,這樣造成商之間互相拼實力,拼資本,賠錢也要干,陷入一種惡性競爭的怪圈當中。

逢年過年,酒店還要向商攤派月餅款,圣誕節娛樂票等一系列返銷形式,從中又大賺一筆,實際上酒店拿回的利潤,也剩不下幾個銅板,甚至連買店費都掙不回來。對一些已經花錢買斷的酒店,由于內部更換承包人等原因,存在著不守信用的弊端,不是花錢打了水漂,就是轉賣其他品種,將責任推給別人的扯皮現象。還有一些私營、個體酒店。當天還在經營,第二天就不辭而別,不知所終,造成的損失也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

直接作零售市場,開發零售渠道尤其是大型連鎖超市和賣場,進店費、上店費、配送費、倉儲費、月度和年度折扣、店慶費、堆頭費和促銷費等需要大量資金維持,到最后算賬,形成的利潤還無法彌補上述開支。打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楊白勞給黃世仁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還得不到工錢。市場上已經出現酒店業協會等民間商業組織,表明各個終端經銷商已經擰成一股繩,“利益共享,風險同擔”,在經營策略、商品的選擇、采購等方面達成一致,對商形成圍殺之勢。商仍是一盤散沙,各自為戰,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商的處境可以形容為兩頭受氣,在夾縫中求生存。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

1.從國家的角度看。由于實行宏觀經濟政策,政府不再參與企業的具體經營,改為以行政、稅收、價格等手段調控,酒店、超市等終端經銷商自主經營的權力大了,政府部門的職能卻顯然沒有跟上,相關的政策法規缺少、遺漏或執行不力。

2.目前經濟發展速度遲緩,消費低糜,許多企業不愁生產,只愁銷路。從妙士20**年上半年的各月銷量看,市場明顯處于一種下滑趨勢(表3)。

3.從市場運行規律方面看。當某一種具有獨特包裝、獨特口感的品牌甫一推出,迅速占領市場,確立絕對的霸主地位,這期間可取得暴利的效果。隨著同類競品的大量涌入,市場開始萎縮,蠶食,業務量大幅下滑,趨于一種穩定狀態。

4.業務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目前難以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缺少的是優秀的銷售人才,而不是送貨人員。

針對目前的困境,商應從渠道、價格、成本、品牌這四個影響銷量的關鍵因素入手,采取如下對策:

1.確立正常的投資規模、人員結構。對一個項目投資,應當先進行市場調研,然后做出財務預算,將指標分解到各個資產占用項目,最后形成先期投資總額。下一步考慮采用什么樣的經營方式,是個體,還是小規?；蛘咭话慵{稅人。以鄭州而言,最好對外以個體形式出現,對內7～8人,50～60萬元投資。

2.生產商、商聯手編制市場網絡,理順銷售渠道。生產商與商的利益是息息相關的,都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市場要靠雙方共同開辟、維護、共同抵御風險。不能變為廠家不是在掙市場的錢,而是在掙商的錢。各個品牌,從生產商、商、零售商應當形成供應鏈關系,把利益綁在一起,共同應對競爭。對于買店、促銷等費用,廠家應予分攤,因為有了網絡,不愁沒有銷路。網絡概念觸及各個領域、行業,這是一筆寶貴的無形資產。廠家應嚴格貫徹返利政策,或制定長期的促銷支持計劃,將與商的關系由買賣型關系轉變為伙伴型關系。

3.制定統一的、操作性很強的價位區間,以一個團隊整體沖擊市場。實現利潤最大化。不要一個市場、多種價格,自亂陣腳。

4.發揮資產的使用效益。將酒店分門別類,區別對待:對銷量大、穩定、信譽好的酒店,優先提供冷藏柜,促銷政策予以傾斜;對銷量低、信譽差的酒店,不予提供,必要時改為現款交易,降低風險,保證資產安全。

5.控制管理成本,壓縮不必要開支。對一些費用項目,如手機通訊費、損耗、促銷禮品費,包開到人,采取定額成本,超額自補。

商品經濟的基礎范文2

[關鍵詞]外貿；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商品結構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2）08-007-04



作者簡介：林發彬（1977-），男，福建閩侯人，福建社會科學院亞太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貿易、應用統計。

外貿商品結構的合理性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進出口貿易中各種商品的構成比例是否合理。研究角度不同對合理性的評價標準也不同，其中討論較多的一個研究角度是外貿商品結構與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匹配程度。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出口貿易的變化通過各產業部門之間復雜的關聯和波及，對各部門的產出及增加值產生誘發效應，從而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因此，外貿商品結構越是能適應經濟系統中誘發效應較大的產業部門的需要，就越具有合理性。對此，在出口方面，評判標準是比較出口商品結構與影響力系數（或生產誘發系數）的排序，計算出口商品的合理度指數；在進口方面，評判標準是比較進口商品結構與推動力系數（或需求依賴度）的排序，計算進口商品的合理度。顯然，排序越趨于一致，計算的進出口商品合理度指數就越大，外貿商品結構就越合理。在現有的研究文獻中，沈利生、吳振宇，楊麗華等都是以此判斷我國外貿商品結構的合理性。然而，隨著對影響力系數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者發現以增加值為判斷標準的非競爭型影響力指標更具有合理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以傳統影響力系數來分析外貿商品結構的合理性。

一、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傳統影響力系數計算的缺陷

影響力系數是指國民經濟某一個部門增加1個單位最終產品時，對國民經濟各部門所產生的生產需求波及程度。該系數一般用符號表示，傳統的計算公式可表示為：

Fj=ni=1ij

1nni=1nj=1ij（j=1，2，…，n）（1）

式（1）中，分子為列昂惕夫逆矩陣第j列之和，表示只有第j個部門提供1單位最終產品拉動n個部門總產出之和，即影響力；分母為里昂惕夫逆矩陣列和的平均值。如果Fj大于1，表示該部門生產對其他部門生產的波及影響程度超過社會平均影響力水平；如果Fj等于1，表示該部門生產對其他部門生產的波及影響程度等于社會平均影響力水平；如果Fj小于1，表示該部門生產對其他部門生產的波及影響程度低于社會平均影響力水平。沈利生認為式（1）的計算有兩個缺陷：影響力系數的傳統計算是以總產出為判斷標準，不具有合理性，應該以增加值為判斷標準；影響力系數由競爭型投入產出表計算得出不合理，應該由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計算得出。此外，他認為影響力系數的大小可以用影響力的大小來替代。

（二）細分加工貿易的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

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分析框架內，國產中間產品和進口中間產品之間有本質的區別，即前者進入國民經濟流通體系內，是構成各產業關聯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后者是在境外實現的增加值，本身并不直接進入到國民經濟流通體系。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將二者等同對待，會夸大對國內各部門的消耗，導致式（1）的分子被夸大。但是通過后續的研究發現，將競爭型投入產出表轉化為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不夠妥當。因為加工貿易是我國主要貿易方式之一，2007年之前占我國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超過了一半，2008年才開始稍有下降，為481%，2011年降為44%。而加工貿易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和一般貿易有很大差別，所以忽略加工貿易有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差。表1是Robert Koopman等編制的細分加工貿易的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在橫向上存在以下平衡關系：

表1 細分加工貿易的非競爭型投入產出

中間使用

國內使用&

一般貿易出口加工出口

最終使用（最

終消費支出

+資本形成

+出口）

國內總產

出或進口

1，…，n1，…，n11

國內產品

中間投入

國內使用

和一般貿

易出口1

…

nADD（X-EP）ADPEPYD-EPX-EP

加工出口1

…

n

00EPEP

進口產品

中間投入

1

…

nAMD（X-EP）AMPEPYMM

國內增加值1VDVP

總投入1X-EPEP

注：上標DD代表國內產品用于國內使用和一般貿易出口，DP代表國內產品用于加工出口，MD代表進口產品用于國內使用和一般貿易出口，MP代表進口產品用于加工出口，D代表國內產品，P代表加工出口，A是直接消耗系數矩陣。

林發彬：基于細分加工貿易的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對我國外貿商品結構的合理性分析

林發彬：基于細分加工貿易的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對我國外貿商品結構的合理性分析

I-ADD-ADP

0I

X-EP

EP=

YD-EP

EP

由上式可得出里昂惕夫逆矩陣B為：

B=I-ADD-ADP

0I-1

=

（I-ADD）-1（I-ADD）-1ADP

0I

以各部門增加值率為權重，計算出逆矩陣各列元素的加權和，就得到各部門影響力的大小，即：

P=（ADV APV）B=[ADV（I-ADD）-1 ADV（I-ADD）-1ADP+APV]（2）

由于中間使用將加工出口細分出來，因此部門的增加值率也分為兩部分，對應的行向量分別為ADV和APV。在式（2）中，ADV（I-ADD）-1中的元素表示歸屬于國內使用和一般貿易出口部分的各部門的影響力；ADV（I-ADD）-1ADP+APV中的元素表示歸屬于加工出口部分的各部門的影響力。對這兩部分按照各自出口比例進行加權平均，就得到整體上各部門的影響力，用矩陣TP表示為：

TP=ADV（I-ADD）-1E-EPte+[ADV（I-ADD）-1ADP+APV]EPte（3）

在式（3）中，te為出口總額。由式（3）得出的部門影響力引入了以增加值為判斷標準。

二、對我國外貿商品結構合理性的分析

（一）評價的基準及數據來源

1評價基準。由式（3）計算出的影響力的基礎上，即可對出口貿易的結構是否合理作出判定。理由如下：

在表1的分析框架內，進口產品分為三個部分：國內使用和一般貿易出口、加工出口和最終使用（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進口商品結構是否合理取決于前兩個部分。這主要是因為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最終需求在對國內增加值影響的過程中，會有部分增加值通過這兩個部分漏出。令u={1，1，…，1}，uAMD（I-ADD）-1中的元素表示歸屬于國內使用和一般貿易出口部分的部門，j（j=1，…，n）在國內需求增加1個單位時，所有部門的進口總額，即增加值漏出額；uAMD（I-ADD）-1ADP+uAMP中的元素表示歸屬于加工出口部分的部門，j（j=1，…，n）在國內需求增加1個單位時，所有部門的進口總額，即增加值漏出額。所以從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如果進口商品在增加值漏出額較大的部門所占的比例較小，那么這樣的進口商品結構就具有合理性。

Robert Koopman等人的研究表明，分別歸屬于上述兩部分的各部門在影響力和增加值漏出額上具有以下關系：

ADV（I-ADD）-1+uAMD（I-ADD）-1=u

ADV（I-ADD）-1ADP+APV+uAMD（I-ADD）-1ADP+uAMP=u（4）

上述等式關系表明，進口商品在增加值漏出額較大的部門所占的比例較小，等同于進口商品在影響力較大的部門所占的比例較小。因此，可以對進口商品結構與影響力的排序進行比較，計算進口商品的合理度指數，二者越是趨于反向一致，進口商品的合理度指數就越小，就說明進口商品的結構越合理。綜合來看，無論是出口商品還是進口商品，其結構是否合理都可以在部門影響力的基礎上進行判定。因此，本文以部門影響力作為評價的基準，判定我國外貿商品貿易結構的合理性。

2數據來源。各部門影響力的數據來源于文獻Robert Koopman等人的“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各部門的進、出口商品的結構比例由投入產出表中的數據計算得出。其中，在計算進口貿易的結構比例時，各部門的進口額均先剔除了用于最終使用的部分，然后再計算結構比例。各部門進口剔除的比例也是來源于此文獻，共列出了2002年83個部門的影響力，2007年91個部門的影響力，還有少數部門的影響力數據未列出，且都是以現價計算得出。所以，要以此對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進行跨年度比較并不十分適宜，本文僅對二者排序的一致性進行檢驗。

（二）外貿商品結構與影響力排序的一致性檢驗

1Kendall協同系數檢驗。這是一種對多配對樣本進行檢驗的非參數檢驗方法，Kendall協同系數定義為秩和的函數：

W=Sm2n（n-1）/12

其中，S=ni=1（Ri-m（n+1）2）2是個體總秩與平均秩的偏差的平方和，

m（n+1）2是平均秩。n為被評價的部門數量。m=2，表示對外貿商品結構與影響力的排序進行評價。在實際計算中，只要n大于7，W就近似地服從χ2（n-1）分布。當χ2的p值小于給定的顯著性水平時，W值顯著大，就拒絕原假設，說明出口商品結構與影響力的排序具有一致性，即出口商品結構具有相對合理性；反之，則不能拒絕原假設，意味著出口商品結構不具有合理性。需要說明的是，為了滿足檢驗的假設條件出口商品結構與影響力的排序均以降序形式給出；進口商品結構的排序則是以升序的形式給出。如果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說明進口商品結構與影響力的排序是反向一致的。

表2 2002年和2007年進出口商品

結構與影響力的協同系數檢驗

出口商品結構

與影響力的排序

進口商品結構

與影響力的排序2002年

2007年

2002年

2007年

m

2

2

2

2

協同系數，W

03

0206

0571

0689

Chi-Square（χ2值）

4926

37035

9368

124031

Df（自由度）82

90

82

90Asymp.Sig（顯著性概率）

0998

0999

0178

001

2檢驗結果。利用統計分析軟件檢驗的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最后一行看，顯著性概率小于給定的顯著性水平005的只有一項，即2007年進口商品結構與影響力的排序。這說明二者在排序上具有反向一致性，說明相比2002年進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而在出口方面，無論是2002年還是2007年，都無法拒絕原假設，說明出口商品結構均不具有合理性。由于本文沒有對出口商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進行測算，所以無法判定2007年出口商品結構的不合理性相比2002年是否有所減輕。

（三）出口商品結構比例較大的部門影響力

在上述協同系數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問題。圖1列出了2007年出口結構比例前11位的部門影響力，這11個部門出口總額占91個部門出口總額的5048%。其中，電子計算機、通信設備、電子元器件以及儀器儀表等制造業均屬于高技術部門，其出口結構比例分別位于第1、2、4位和第11位，這幾類產品出口總額又占這11個部門出口總額的4848%。然而從圖1可以看出，它們的影響力均低于50%，也遠遠低于紡織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部門以及金屬制品等部分資本密集型部門的影響力。

圖1 出口商品結構比例前11位

的部門影響力（國內成分）

本文所討論的部門影響力以增加值為評判標準。根據陳錫康等人的研究，部門影響力實際上也可理解為部門j（j=1，…，n）在國內需求每增加1個單位時，對所有部門增加值的國內部分的誘發比例（即增加值的國內成分）。由式（3）和（4）可知，用100%減去該誘發比例，即得出前面提及的增加值漏出比例。由于增加值的國內成分較低，優先增加這些高技術部門的出口，從貿易利得來看，我們僅截留了較低比例的附加值，如1單位出口所誘發的增加值中，在電子計算機制造業國內僅截留339%，在電子元器件制造業國內僅截留323%。但貿易保護主義者僅看商品的進口總量，并不考量進口中所包含的我國所獲得的低附加值比例。仍以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為例，《中國高技術產業數據（2011）》顯示2008—2010年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商品出口總額的291%、314%和312%，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的308%、331%和329%。從貿易特化系數（貿易差額/貿易總額）來看，該系數在2008—2010年分別為01、01和009，間接說明我國從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中所截留的附加值比例仍然較低。

三、外貿商品結構合理化的建議

據WTO統計，1995—2010年，我國已連續16年成為受全球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并自2006年以來連續5年成為全球反補貼措施的“重災國”。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的《全球貿易摩擦研究報告（2011）》顯示，目前，國外對我國貿易摩擦涉案產品逐漸走向高端，對華貿易救濟調查肯定性裁決占比不斷加大；碳關稅的實施必將對我國的外貿和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發達國家嚴格限制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我國引進國外的高端技術更趨困難；消耗資源性產品及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所必需的原材料或成為國外對華貿易保護的重點。顯然，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不能再依賴量上的擴張，這樣只會面臨更加頻繁的貿易摩擦。

外貿商品結構的合理化有助于減少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以上分析表明，出口商品結構的合理化要求增加具有較高影響力部門的出口比例，因為有較高影響力的部門也是那些國內增加值成分較高的部門；進口商品結構的合理化則要求減少那些具有較高影響力部門的進口比例，進口替代的作用不可或缺。綜合而言，我國外貿商品結構合理化的著力點應落在提高部門影響力上，也就是提高增加值的國內成分。這意味著政府不能一味地鼓勵增加電子計算機、通信設備、電子元器件以及儀器儀表等高技術產品制造業的出口，而應先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幫助這些部門突破核心技術的制約瓶頸，減少進口中間產品的投入比例。此外，還應重新審視利用外資問題，因為外資的流入大多只是出于整合投資國國內低廉要素成本的考慮，無意于提高產品附加值的國內成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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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 Koopman，Zhi Wang，Shang Jin Wei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EB/OL]http：//wwwnberorg/papers/w14109

商品經濟的基礎范文3

一、城市志要反映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推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城市志應反映的基本規律。城市是歷史的范疇，也是生產力發展社會勞動分工，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工，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地，還是城市形成和發展的條件。任何城市，不管它最初的成因是什么，都是商品經濟發生、發展的場所，城市就是一個大市場。城市總是從交通比較方便的地點形成，最初是一般商品的集散地，同時還是商賈和手工業者集中活動的場所。我國資本主義萌芽和帝國主義的入侵，迫使我國城市商品經濟被動的發展。許多交通和貿易比較發達的城市都形成了近代工業最集中的地方。商品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金融、保險、信托、交通、通訊和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城市基礎設施，以及大量服務行業的發展。這一切必然引起人口的集中，逐步形成了中心城市，并帶動了廣大范圍的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內部，城市和廣大區域的聯系，都是以商品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運動過程為紐帶的。

幾千年來，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城市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這與城市的發展是不可分的。城市由簡單形態發展到極其復雜的現代形態，本質上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變化的。因此，城市志要從歷史的范疇內考察和記述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變化，以反映它的規律性，為當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提供歷史與現狀的可靠依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態下的商品經濟是逐漸發展的，它屬于資本主義性質，屬于半殖民地的買辦性質，是建立在農民與工人、破產與貧困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產品分配體制，不但消滅了剝削，而且避免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危機。從而大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顯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優越性，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標志之一。但是，長期以來，經濟體制缺乏應有的靈活性，特別是忽視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運用，各種管理體制的僵化，限制和束縛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這是制約我國經濟現代化和人民消費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因此，城市志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記述和反映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狀況，商品在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各個領域內的運動狀況，以及城市作為集散地和紐帶中的地位作用。

二、城市志要反映城市開放的曲折道路。開放是發揮城市功能的前提條件，是發展商品經濟的內在要求，城市志應側重于記述城市開放內容上。幾千年來，封閉、分割，是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封建城堡特征，但被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后，我國沿海沿江的城市經濟就同國際市場聯系起來，城市就成了開放型的。作為一個城市，從行政建制說，按法律規定它有自己的行政區域，但從商品經濟的要求說，它是沒有界限的，應該是對內對外開放的，它的商品可以打入任何一個地區和國家。這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商品交換的地方，這種功能決定了它不能封閉，只能對內對外開放。例如：我國沿海城市與青海經濟發展對比相差50年。所以，開放才有竟爭、才有進步、才有發展。封閉只能使城市桎梏、窒息。

長期以來的僵化體制違反商品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形成了“條條”和“塊塊”的分割，“點”（城市）與“面”（區域）的分割，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分割，使城市變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又是高度集中的狹隘的小系統，因而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改革則做到了條塊結合、點面結合、內外結合，充分發揮城市開放性的功能。因此，我們應當抓住改革開放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解放思想，拓寬眼界，解決城市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把我們的城市改變為開放型的、多功能的、現代化的經濟中心。

城市志應以記述本市區域為主，同時突破它的局限性，以充分反映中心城市對內對外開放的功能。從點看面，既看城市反映輻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強弱，又從商業、交通、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來反映同廣大城鄉的聯系，還要看對經濟區的輻射力、吸引力的影響深遠。從內看外，即從國內資源、國內市場同國外資源、國外市場的聯系上，從國內科學文化和國外科學文化的交流上，反映城市在對外開放中的功能。

三、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復雜的，綜合性的，因此，社會化的要求越高，城市志所記述的社會化程度的變化過程應越全面。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僅是工業生產的基礎，而且應當是貿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樞紐、信息中心，有些城市還是科學、教育中心。所以城市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種功能發揮出來，從而推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

各種類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因而也具有獨特的功能。例如：北京是全國政治中心，廣州是海港城市，西安是古都，就如青海省海西州的格爾木市已成為青海省西部的經濟中心、交通樞紐、物資集散地及鹽化、石油工業為主的高原城市，上述比較結果顯示出它們都各具特色。因此，城市志應充分反映這種特色和優勢。但是，由于它們之間都具有共性，決定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社會勞動分工越細，城市社會生活的內容就越復雜，城市功能也逐漸由比較簡單趨向復雜化，由單一功能向多功能發展。而勞動分工越細，對專業化和社會化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各個城市在各自的發展中，都面對著由于忽視城市的專業分工和社會化所帶來的種種矛盾，各種比例關系不協調，包袱沉重，條塊分割、城鄉分割、內外分割。城市這個塊塊內部又為若干條條所分割，企業和事業單位形成“小而全”、“大而全”，各自自成體系。這是歷史上沒有解決，而且各方面的發展還受其制約的現實弊端。城市志記述時不僅要突破區域的界限，而且應突破行業和部門的界限，著眼于記述城市專業化和社會化的發展過程結果。

城市社會化和商品經濟是同步發展的，改革促使現代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促使專業化、社會化的進程加快，城市越來越成為高度分工、又密切協作的經濟和社會的大系統。所以，城市志在內容上應從城市的這一特點出發記述，反映出它的現代性和科學性。主要表現在：一是社會專業分工越細，新興產業和新技術的開發都有單獨條目。如保險業、旅游業；生活資料、商品、金融、技術、運輸、勞務市場等；各種所有制成份、多種經營方式的并行發展，產業結構的變化；電子計算機、光導纖維通訊等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建設；對外開放口岸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增設等等。二是在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協作和聯合是形成新的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應充分記述。這種協作和聯合的發展是由點到線、到面，由近及遠、由市內到跨省、市，由簡單到復雜，由單個行業到跨行業，由單一經濟成份到多種經濟成份，由松散到緊密，互相滲透、互相交叉發展的。這種以橫向聯合為主的新型實體現已大批興起，方興未艾，這個大趨勢標志著社會化向高程度發展。如：工農貿結合、技工貿結合，教學、科研、設計、生產、經營結合的聯合體；企業群體，以龍頭產品為主的跨行業、跨城鄉、跨城市的聯合體、企業集團；城市群體，中心城市和周圍城鎮的聯合體，大流域的城市聯合；國際間的聯合，在資金、技術、人才上的聯合，三資企業和外商獨資業的開設等等。三是城市各產業、各部門、各行業既是各有細密的專業分工，又是在為協作而互相聯系、影響和制約，并互相服務。因此，城市志在記述每個部門和行業時，都必須考慮到它自身的功能、目標，及同相關行業和整個社會的影響：是促進還是制約，是利于生產力和社會的發展，還是限制和束縛了它的發展。

四、城市的發展是我國現代化的標志，又是現代化的依托，城市志在記述時應反映現代化的歷史發展的趨勢。我國進入近代社會是從城市的現代化開始的，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目標，城市在現代化建設中起著主導作用。盡管我國城市現代化的起步較晚，進程較緩慢，底子薄。但是相對地說城市是沿著現代化的軌道發展的。城市志應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記述反映：1.生產由體力勞動密集向智力勞動的轉化，逐步向智力密集發展。這就要充分反映勞動者文化技術素質的變化，設備技術的逐步現代化，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管理水平的提高。2.城市功能由單一功能向多樣化、綜合化的發展。3.城市專業化和社會化程度的提高。4.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逐步向現代化發展。5.城市建設由無政府盲目發展向有規劃、有目標的現代化方向發展。6.城市管理信息化、科學化的發展。7.城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同步進行，勞動人民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變化及提高，生活水平和環境質量的提高等等。

商品經濟的基礎范文4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現階段以來，在經濟學理論界對于市場經濟這一理論概念的解讀存在著不同的方式。但是總結起來主要有一下倆種方式：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之后而自發形成的一種經濟運作方式；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釋也是主流觀點。我們在梳理外國文獻的時候發現：一種是把市場經濟解讀成為一種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種經濟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對商品供需狀況的一種調節方式。

對于“產品經濟”的解讀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但是這對于后面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所知的“產品經濟”實際上并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一種“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經濟發展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階段。這是因為：第一，“產品經濟”的誕生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作為否定商品經濟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經過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通過實驗的方式而提出來；第二，在現階段西方世界經歷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西方國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層經面上反應出了“產品經濟”的架構維度；第三，在運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個家庭的參與市場經濟而相應的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外部因素）時，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時，父母會以一種按需分配的方式對家庭的各個成員進行分配。相反，當收入水平很高的時候，此時家庭不會再用計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這一現象在我們改革開放時期隨著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證明。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商品經濟”的最終歸宿將會被“產品經濟”形態所替代，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從上述的文獻綜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商品經濟”是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在社會分工出現巨大變化而導致的勞動社會化的基礎之上，它人類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產生會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因此，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在一種一定階段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我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商品經濟的代名詞。因為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相反它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是市場經濟制度來架構整個社會經濟活動，并且通過這樣系統的方式來把社會之間各個相互獨立的整體連接到一起。因此，“市場經濟”其實就是社會經濟制度，是商品經濟把社會經濟活動聯系到一起來的社會表現，另一個方面“市場經濟”也是按照市場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關系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系統有效運行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是用來推動經濟活動按照一定的市場導向來運行的系統，從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系統，也是一種有效的經濟制度，也是一種以商品交換和生產的社會經濟運行系統。在作為經濟制度來說，“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在商品經濟成熟的階段所形成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是作為經濟運行機制來說，在凸顯“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中心橋梁，主要是通過市場自己本身固有的資源配置來運行的。其實際的表現就是“看不見的手”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商品經濟的基礎范文5

一、農業生產各方面比較

1.農業耕種工具。唐宋時期灌鋼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在此基礎上熟鐵鋼刃的農具得到廣泛使用，這一時期堪稱我國傳統農業工具發展的巔峰，耕種農具系列化，出現了許多革命性的發明，如曲轅犁等，多種利用水力、風力、畜力的灌溉和加工谷物、獲取小麥的工具得到普及。元朝人王楨的《王楨農書》記載了唐宋大量的大型高效農具，如大型水車、麥釤等。明清時期，冶鐵工藝繼續進步，出現了生鐵淋口技術，但這種技術還不是很成熟，只能應用于小型農具，大型農具如犁鏵仍然要使用鑄鐵工藝。農具種類完全繼承唐宋，并沒有出現新型農具，甚至在唐宋時出現的一部分大型農具在這時反而消失了。由于種種原因，還出現了一些地方由畜力耕種退回到完全人力耕種的水平，這對資源利用和農業生產都是一種倒退。

2.農業科技水平。從土地耕作方式、土地施肥、種子培育等方面來比較，明清都繼承并超越了唐宋。明清時期土地耕作繼承了唐宋甚至更早形成的以耕、耙、耢、壓、鋤為特點的旱地耕種技術體系和以耕、耙、耖、耘、蕩為特點的水田耕種技術體系，并在實際操作中進一步發展完善，提高了耕作的精細化水平。農書是對農業技術水平的總結和反映，唐宋就有了專門的農書對當時的先進農業科技進行總結和記錄，如宋朝陳甫的《農書》，但此類專著數量很少。到明清時期，關于農學方面的著作紛紛出現，數量多，質量高，還出現了如《農政全書》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集大成之作，這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農業科技在各個地區各個領域的推廣和普及，也反映了明清時期農業發展的水平。

3.水土資源的開發利用。唐宋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確立了稻麥復種制和一年多熟種植，到了明清時期，稻麥是種制體系進一步普及和發展，并根據南北不同氣候特點，形成了北方二年三熟制和南方一年雙熟制，土地利用率進一步提高。同時，這一時期在一小部分地區還出現了堤塘方式的土地耕種模式，典型的就是桑漁田循環耕種土地，已經有了生態農業雛形。在水利灌溉發展方面，唐宋大力發展農田水利，甚至還形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太湖流域塘埔圩田體系。明清時期，北方大型的水利工程逐漸萎縮，南方的小型水利工程和北方的井灌水利得到了較快發展，數量也十分龐大。

4.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的拓展。糧食種類在唐宋形成了以稻米和小麥為主，以粟黍為輔的種植格局，明清時期，稻米和小麥的主導地位進一步提升，同時，還引進和推廣了玉米、番薯、土豆等高產農業物種。經濟作物種植方面，唐宋時期以種植苧麻、蠶桑、茶葉、藥材等為主，到了明清時期，棉花取代了麻絲，成為最主要的經濟作物，同時，煙葉、油料、糖料作物等生產空前繁榮。在農業和牧業結構比例上，唐宋時期，國營牧業及家庭式的飼養家畜家禽都十分發達。明清時期，特別是在清代，農區政權和牧區政權實現了真正的整合，國家牧場衰落迅速，大量傳統的牧區被開墾為農田，內地的草地和荒山也被開墾為農田，農牧結構嚴重畸形。唐宋時期，長江流域經過長期的開發，由于氣候條件優異，成為全國農業經濟的重心。到了明清時期，由于長期的和平，人口迅速增長，農民開始自發地拓展農業區域，長江流域和江南地區繼續高速發展，同時出現了湖南湖北、江漢地區、四川等新興農業區，黃河流域的農業經濟也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邊疆地區被進一步開墾，農業種植區域空前擴張。

二、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分析

綜合上文分析，相比較唐宋，明清農業生產工具并沒有出現革命性的突破，大型高效的農具大量消失或未被使用，農業技術也沒有新的提高，北方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大量荒廢，農業種植區域空前擴張，造成牧業相對落后，引起畜力不足，致使很多地區由先進的畜耕退化到人耕，農業資源利用率并不高。到清中晚期，人口激增導致人均耕種面積減少和人均糧食占有量減少，這就造成勞動生產率的降低。當然，單純以人均糧食占有量作為衡量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是片面，因為農民除了糧食生產外，還有副業生產和經濟作物生產。著名學者李伯重就認為，清代江南地區典型的男耕女織生產模式，生產效率應該是農夫和農婦生產效率的總和，從而認為清代勞動生產效率高于前代的結論，也就是說，清代雖然人均糧食占有量減少，但副業生產和經濟生產可以彌補糧食占有量的不足。實際上，男耕女織的農業生產方式和歷史上夫婦并作的農業生產方式并沒有本質的不同，只是程度高低之分而已，唐宋時的經濟作物生產和副業生產也很發達，占有的比例也很大，所以，從明清全國范圍來看，其勞動生產效率并不比唐宋高。但另一方面，明清時期農業人口的空前增長和土地種植廣度的空前擴張，其糧食生產的總量大大超越了唐宋，加之男耕女織生產模式程度的提高，副業生產和經濟作物生產的總量都很大，社會剩余商品大大增加，人口需要的多樣性也逐漸提高，這在客觀上為農產品流通的發達和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提供了前提。同時，明清農業生產有明顯精細化耕種的趨勢。從中國農業歷史上來研究，精耕細作有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即主動的和被動的。主動式的精耕細作往往是伴隨農具的更新和耕作方式的變革，表現結果是耕種效率的提升和農業產量的提高，這是一種農業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的模式。還有一種模式是被動性的，農民進行精耕細作不是因為主動地使用新農具或者采用新的耕種模式，而是因為人均土地占有量和糧食占有量的減少，不得已投入更多的人力，這種模式農業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不但沒有提升，還有所下降。很明顯，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中晚期的精耕細作是被動的，也是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的。

三、農產品的流通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商品經濟的基礎范文6

 

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為社會分工。身份獨立，交換自由。民法的契約自由制度是指交換不僅須有身份平等的主體，而且須有貫徹這種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體，使人們能將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在交換的形式與內容中，從而使產品和社會財產的流轉能量大限度地符合人們的利益追求，使人們的經濟活動最大可能地接近價值規律的要求。民法這種既直接在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產生的，又反過來最直接地促進了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由此可見，民法的確是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民法本質上是反映商品經濟一般條件的法律形式，它調整著商品經濟中幾乎全部財產所有，財產流轉和人身關系在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首要前提，是商品生產者彼此承認交換的對方是平等和獨立的所有者。同時價值規律的作用要求承認每一個商品生產者是獨立的私有者，允許他們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自由地開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活動。這種作用反映到人與人的關系上，就表現為他們在形式上完全平等。這種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所要求的形式平等，在商品經濟廣泛發展，價值規律的作用得到充分顯露的社會里，國家為維護統治階段和整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物質生活條件，自然需要用法的形式予以保障，這種形式就是民法。從民法的權利主體制度，所有權制度，合同制度和民事責任制度來看，它們都是適應商品經濟的要求建立起來的。首先，參加交涉的商品必須為交換人所有，即交換者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交換物的所有者，而且，交換者參加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取得對方的商品歸自己所有，這就要求在法律上確立所有權制度。其次，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在不同的主體之間進行，由他們作為商品的監護人，相互平等地發生關系。因此，反映商品經濟要求的民法，首要的是確立商品生產，經營者或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建立權利主體制度。在民法上，能夠享受平等權利能力的主體范圍，與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從事商品交換的人的范圍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商品生產須以不同的社會分為條件。只有不同的具體勞動所形成的不同使用價值，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并進行交換，商品交換的這一特征，反映到民法上，形成合同制度。第四，民法上的責任制度，即保護權利的方法，又表現為用平等方法來保障商品生產者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以上可見，民法的各項基本制度，無一不是反映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要求，貫徹平等原則而建立起來的，民法在本質上是反映商品經濟一般條件的法律形式，它調整著商品經濟中幾乎全部財產所有，財產流轉和人身關系。

 

民法對商品關系以外的財產，人身關系的調整也是由商品經濟決定的(1)在奴隸制時代的羅馬，只有家長是完全的私法上的權利義務的主體，可以自由平等地參加商品流轉關系。但是，作為商品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的，卻不是家長，而是家長以羅馬的父權支配著妻子，子女和一定數量的奴隸的家庭。因此，要維護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正常進行，還必須規定家庭成員和奴隸的地位，規定他們相互之間及其與家長的關系，這就形成了羅馬私法上的婚姻家庭制度。其中的道理，正如資本主義民法為調整商品經濟關系，而規定了作為商品生產，經營單位的公司的內部關系一樣。羅馬法上最初的繼承制度，則是為了保障家長人格的繼承，以后才發展為財產的繼承，而與所有權相聯系。近代資產階級在繼承羅馬法上反映商品經濟一般要求的私法制度時，仿效羅馬法，從而將婚姻家庭法規范包括在了民法中。(2)民法作為上層建筑的一種形式，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對的獨法上的所有權制度形成以后，就不僅限于保護作為商品交換的前提和結果的財產所有，而且還用于保護一般的財產所有權。在民法形成以前或民法不發達的社會，財產關系主要用刑法和道德規范調整的，而在民法發達的社會，這種關系則主要由民法調整。(3)民法是為著調整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關系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所體現在平等原則也正是商品關系所要求的。然而，在商品經濟社會，平等原則不僅首先滲透到整個經濟生活領域，它在一定條件下甚至還要表現為政治要求，或多或少地反映到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在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社會里，贈與，使用和無償消費借貸以及有關獨立主體人格的關系，必然是一種平等者之間的交往關系，而且往往具有價值因素。例如，贈與，使用和無償消費借貸合同的標的，有時需要折合為金錢價值，以便接受國家的監督和作為償還或賠償時的參考;侵犯人格權，往往也可準予以金錢賠償勞動人民日常生活中細小的使用和無償借貸關系，則無須訴諸于法律來調整。

 

由此可見，民法調整商品經濟關系以外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也是由社會的商品經濟條件決定的。只有產生了商品經濟關系，才會有民法，人們才會去研究民事法律行為，民事法律行為理論才會得到完善，立法機關才會制定出更完善的民事法律行為制度。民事法律行為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商品經濟越發達，越復雜，對民事法律行為理論的研究就越發展，越完善，越重要，民事法律行為理論對商品經濟活動的立法推動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隨著商品經濟活動的日益頻繁和復雜化，法律規定就會顯得明顯滯后，而立法活動需要有相應的理論依據作支持，商品經濟活動的這種發展趨勢必然帶動民事法律行為理論研究的空前活躍?？傊?，無論從各國立法的歷史沿革，還是從各國立法的現實狀況來看，民法在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中始終處于舉足輕重的位置，一個社會的商品經濟越是活躍，民法的作用越是突出，商品經濟關系本身必然包括的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關系，人與物的財產享有所有權，使用權，承包權，經營權等權利關系，以及商品經濟行為中當事人彼此要各自承擔的權利，義務的合同關系都是民法的調整的范圍，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興旺發達，不能沒有民法。商品經濟作為社會必須賴以存在的，民法對其調整直接影響著國計民生。所以說，民法是調整商品交換的最一般的行為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