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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1
關鍵詞：政治課；教學；學習興趣
思想政治課作為基礎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門學科，“它對學生逐步確立正確的政治方向，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養成文明的行為習慣，逐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起著重要的作用?！保ā镀胀ǜ咧兴枷胝握n課程標準》）然而，一項調查卻顯示，有高達60%的學生“最不喜歡”政治課，政治課教學的現狀非常嚴峻。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我們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不能激發學生上政治課的興趣。
托爾斯泰認為：“成功的教學需要的不是強制，而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币虼?，要想提高學習政治課的效率和效果，就要求政治課教師積極改進教學方法和手段，通過形式多樣的教學方式和教學方法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生動活潑的氛圍中實現既讓學生學到了知識，又在實現政治課對青少年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
下面，筆者結合平時的教學實踐，就老師該如何在政治課教學中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談談自己的幾點看法。
一、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必須實行情感教育，讓師生之間在課堂內外均建立起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
和諧的師生關系對學生的學習情緒有很大的影響，要想提高教學效率，必須改進師生的關系。也就是說要想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必須在教學中培養學生對老師的親切感，創造一個師生心理相容的良好環境。當然，教師儀表端莊、親切和藹、教學語言生動、條理清楚，講清本節課學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會引起學生的注意和興趣。
實行情感教育，在課堂內外均建立起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不僅是政治課教學成功的關鍵，也是所有學科教學成功的關鍵。教育是一門溝通情感的藝術，它是最應該體現出民主與平等的現代意識的，學生對政治課興趣和積極性的高低，常常受他們與老師是否有感情這一因素的影響，所謂“愛屋及烏”，不論什么課程，如果學生對老師有著良好的感情，就會就對老師講的課感興趣。如果學生一犯錯老師就嚴加批評，這既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也不利于學生整體素質的提高，更不可能在潛移默化中實現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我們都知道，對于包括政治課在內的任何一門學科的教學既是一種認知活動，也是一種情感活動，教師在向學生傳授知識的過程中，言行必須富有感彩，進而感染學生，使師生之間發生“情感共振”。因此，作為老師，不僅要有令學生敬佩的人格魅力外，在教學中，還要以一顆火熱的心愛護學生、真誠地對待學生，在生活上關心他們，在學習上幫助他們；要有寬廣的心胸，即使學生做得不是那么盡如人意，也要多給學生肯定和鼓勵，少一些批評和說教，不要只盯著學生的錯誤看；要經常走到他們的中間，與他們做朋友，和他們談心，參加他們的活動，為他們服務，這樣才能成為他們的知心朋友，尤其是對學習困難的學生更應多給他們關愛，多找出其閃光點并培養他們的自信心。
二、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必須廣泛運用現代信息化教學手段，創設新奇的教學情境，盡可能地豐富課堂教學，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創設豐富的教學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是我國新課程改革的一大要求。所謂情境教學，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有目的地創設或引入一個相關問題的情境，使學生產生身臨其境之感，以引起學生的積極心態和情感體驗，擴大學生的知識視野，刺激學生思考的積極性，從而啟發、幫助學生掌握、理解知識，提高分析問題、探求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中，人們的認識能力是否能快速提高，與社會給他們提供的外在條件密切相關，同樣地，學生在課堂上的認識能力能否有長足的進步，也取決于我們能否給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輔助條件。我們以前傳統的教學多是照本宣科和填鴨式的教學，老師只管講講寫寫，學生只管聽聽記記，對知識理解和認識很多都是抽象和模糊的，而現代多媒體信息化教學手段的廣泛應用則彌補了這一不足。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現代教學媒介不斷被運用于教學中，促進了新的現代化的教學手段的產生，電影、電視、尤其是多媒體計算機輔助教學，彌補了過去只能依靠黑板、粉筆這些單一教具進行教學的不足。政治課教師要充分利用網絡資源為教學服務，通過信息化教學手段的廣泛應用把動畫、圖像、立體聲融合起來，做到“圖文并茂”“聲情并茂”，生動形象地把學生帶入一種心曠神怡的境界，讓他們在賞心悅目的欣賞過程中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從而把理論知識巧妙地轉化為更容易讓他們接受的感性認知，這樣既可以提高他們的認識能力，還可以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并可以引導他們進入最佳的學習境界，在輕松有趣中提高課堂的教學質量。
三、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必須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為他們搭建展現自我的舞臺和空間
政治課不是坐而論道，一味大談空洞的理論和道理，而應該是將理論知識具體化和形象化。新課程的理念告訴我們，要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和學習成績，就必須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用學生感興趣的內容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讓政治課貼近他們的生活，為他們搭建展現自我的舞臺和空間，讓他們有話可說，敢于發表自己真實的想法和見解，否則政治課教學將喪失生機與活力，也難以得到學生的喜愛。例如，為了使枯燥的政治知識變得生動形象，老師就要根據學生的學習心理和發展特點，要用形象生動的教學來引導學生，讓學生在實踐中自己收集生活中的政治故事，收集媒體中的相關政治新聞，然后用講故事、說新聞的形式來學習政治知識。同時老師要把學生收集來的政治故事和新聞從正反兩方面進行分析，把這些內容與教材中的政治知識結合起來學習，使學生認識到，政治與國家、社會、個人息息相關，它不僅能影響家庭、社會、國家的發展，更能影響個人的發展。
總之，政治教學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創新、不斷進步的過程，我們政治教師要在教學中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主動性，要不斷實踐、不斷總結，在遵循認知規律的前提下，輔之恰當的創新方法來調動學生上政治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達到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啟迪學生智能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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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2
作者：葛玉霞，段云友，阮驪韜，曹鐵生，袁麗君，呂發勤，劉禧
【關鍵詞】 過氧化物酶
【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yperhomocysteinemia HHCY on the function of endothelium by observing the changes of NO， ET and the activity of GSHPX and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VCAM1) in plasma of HHCY rabbits. METHODS: Eighteen New Zealand rabbits were randomized into methionine group（group B， n=9）and control group (group A， n=9). Methionine group was fed with methioninerich diet of Lmethioine (0.8 g/kg per day)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was fed with normal diet. The levels of NO， GSHPX in plasma and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VCAM1 were measured at 20， 40， 60 and 80 d， and endothelium dependent dilation (EDD) and endothelium independent dilation (EID) were examined by high resolution ultrasound. RESULTS: In chronic hyperhomocysteinemia， the EDD of external iliac artery in methioine group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in control: 0 d， (15.3±2.6)%， 20 d， (5.1±1.7)%; 40 d， (2.7±1.0)%， 60 d， (-4.1±1.3)% and 80 d， (-5.5±1.3)% (P
【Keywords】 hyperhomocysteinemia/ultrasonography; nitric oxide; glutathione; peroxidase;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摘要】 目的： 通過觀察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HHCY）時兔血漿一氧化氮（NO）、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SHPX）和血管細胞黏附分子（VCAM1）的變化，探討HHCY對內皮功能的影響作用. 方法： 新西蘭白兔18只，隨機分為L蛋氨酸M組（n=9）和對照N組（n=9）. 分別喂予添加3%的L蛋氨酸飼料和普通飼料，于0， 20， 40， 60和80 d檢測其血漿中的NO， GSHPX及VCAM1的水平，同時利用高分辨力超聲檢測其髂外動脈的內皮依賴性舒張功能（EDD）、內皮非依賴性舒張功能（EID）. 結果： HHCY時，M組兔髂外動脈的EDD較對照組顯著降低， 0 d (15.3±2.6)%；20 d(5.1±1.7)%；40 d (2.7±1.0)%；60 d(-4.1±1.3)%；80 d(-5.5±1.3)%;(P
【關鍵詞】 高同種半胱氨酸血癥/超聲檢查; 一氧化氮; 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 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
0引言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hyperhomocysteinemia， HHCY）被公認是一種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的獨立危險因素，大量的研究發現蛋氨酸負荷后HHCY血管內皮依賴性舒張功能下降［1］， 同型半胱氨酸可通過氧化應激在動脈粥樣硬化過程中發揮作用. 血管細胞黏附分子（VCAM1）能促進白細胞與血管內皮細胞的黏附及相互作用，是動脈粥樣硬化早期的促發因素. 國內關于同型半胱氨酸與黏附分子的在體研究尚未見報道，我們旨在通過觀察HHCY時兔血漿一氧化氮（NO）、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SHPX）和VCAM1的變化，探討HHCY導致內皮功能損傷的機制.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新西蘭白兔18只，雌雄不限，體質量2.0~2.5 kg. 兔齡4~5 mo，單籠飼養，由第四軍醫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提供. L蛋氨酸購自味の素株式會社，（日本）NO和GSHPX試劑盒購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VCAM1試劑盒購自上海森雄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實驗器材： 美國Acuson公司Sequoia512型彩色電腦聲像儀，酶標儀為華東電子管廠產品.
1.2方法
1.2.1高同型半胱氨酸動物模型制備將新西蘭白兔18只隨機分為L蛋氨酸M組和對照N組2組，每組9只，N組動物給予進食等量普通飼料. M組動物給予等量普通飼料中每日添加3 g/L的L蛋氨酸. 分別于0， 20， 40， 60和80 d兔耳緣靜脈取血2 mL，室溫下3000 r/min離心15 min，取血漿-20℃冰箱凍存，用于檢測血漿NO， GSHPX活力和VCAM1濃度.
1.2.2血漿NO濃度檢測按試劑盒要求操作，設空白管（不加標本和亞硝酸鈉），標準管（加20 μmol/L亞硝酸鈉）和測定管內加0.3 mL待測血清，各管混勻放置10 min，3500~4000 r/min離心10 min，取上清液0.8 mL，加入顯色劑0.4 mL混勻，15 min后測其吸光度值，在標準曲線（提前制成亞硝酸鈉系列溶液）上查找相應的NO濃度.
1.2.3血漿GSHPX活力檢測血樣的準備與NO測量相同，嚴格按試劑盒步驟操作，按下列公式計算GSHPX活力. GSHPX活力單位=非酶管A值-酶管A值/標準管A值-空白管A值×標準液濃度（20 μmol/L）×稀釋倍數(4.75).
1.2.4血漿VCAM1濃度檢測采用雙抗體夾心ABCELISA法，用抗兔VCAM1 mAb包被于酶標板上，標準品和樣品中的VCAM1與mAb結合，加入生物素化的抗兔VCAM1，形成免疫復合物連接在板上，辣根過氧化物酶標記的streptavidin與生物素結合，加入酶底物OPD出現黃色，加終止液硫酸，顏色變深，測A492 nm值，VCAM1濃度與A492 nm值成正比，可通過繪制標準曲線，求出標本中VCAM1濃度.
1.2.5高分辨力超聲檢測兔髂外動脈內皮舒張功能［2］選用7.0 MHz線陣探頭，檢測條件選“外周動脈”設置θ角為50°. 兔麻醉后仰面躺于兔臺上，四肢外展，接心電圖，記錄心率，在心率穩定20 min后進行檢測. 探頭置于兔右側腹股溝韌帶中點內上方，首先二維顯示髂外動脈（可上下移動探頭，找到髂總動脈分叉后往下即為髂外動脈，若顯示困難，可加用彩色尋找）. 至少獲得2.0 cm以上的長軸切面，以心電圖R波為準，測量髂外動脈管腔內膜面間的垂直距離，是為基態內徑 (Fig 1)，然后用袖套式充氣止血帶，置于兔右下肢充氣加壓39.9 kPa，持續6 min，突然放松，在15~30 s內重復內徑的測量是為加壓后內徑(Fig 2). 在兔休息至少15 min，然后舌下滴服硝酸甘油（500 μg）3 min，重復其內徑的測量，是為含服硝酸甘油后內徑.
內皮依賴性舒張功能(EDD)通過下面的公式計算：EDD%=［(加壓后內徑-基態內徑)/基態內徑］×100%
內皮非依賴性舒張功能(EID)通過下面的公式計算：EID%=［(含服硝酸甘油后內徑-基態內徑)/基態內徑］×100%
統計學處理: 所有計量資料均用x±s表示，利用SPSS軟件采用重復測量設計的方差分析，P
2結果
2.1慢性HHCY兔骼外動脈EDD的變化M組EDD在各測量時間點均較對照組明顯降低(P
2.2慢性HHCY兔血漿中NO， GSHP X活性及s VCAM1定量檢測M組兔血漿NO和GSHPX活性較對照組均明顯降低(P
3討論
正常的內皮細胞在各種化學物質和切應力作用下，通過一氧化氮合成酶(NOS)將L精氨酸轉化為L胍氨酸，同時釋放NO導致血管平滑肌細胞的擴張［3，4］. 本實驗結果顯示，給兔以高蛋氨酸飲食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血漿NO明顯降低，相應超聲檢測的內皮功能也明顯受損，與以往的實驗結果基本一致. 此外，血漿NO明顯降低的同時，血漿GSHPX活性也明顯下降. GSHPX是體內重要的抗氧化酶之一，能有效地清除超氧陰離子、自由基等，而起到保護細胞膜的作用. 因此我們認為HHCY不僅通過氧化應激導致NO的減少，而且還直接破壞抗氧化酶GSHPX的活性，降低機體對NO的保護，最終導致內皮功能的損傷.
VCAM1屬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員，在血管內皮細胞受損后表達增加，是促進內皮白細胞黏附的主要蛋白. 本研究顯示，與對照組相比，HHCY時兔血漿NO水平明顯降低(P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提示在HCY治療中補充外源性的NO或使用抗氧化劑能夠通過干預黏附分子途徑來逆轉和修復損傷的血管內皮功能，從而可預防或延緩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發展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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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3
我們知道公共行政學誕生的標志是威爾遜于1887年在《政治學季刊》上發表的《公共行政研究》一文。在這篇公認的行政學開山之作中，威爾遜提出了政治—行政兩分法，從而奠定了傳統公共行政的理論基石。這種主流的行政理論強調事實和價值的分離，主張在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中借鑒企業管理的理論和方法，試圖建立一種價值中立的科學。這種行政理論關注“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對人及其價值觀的存在視而不見，完全把公共行政視為獨立于政治和社會之外的一種純粹的技術領域和管理過程。
可以說，價值中立是傳統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原則和理論基石，它承載了早期公共行政學家們追求一門公共行政科學的夢想——古立克的行政原則、西蒙的理性決策模型莫不如此。
在組織實踐中對效率的過度迷信是一種時尚，而且效率也是管理者追求的最理想的目標。傳統的官僚制行政理論也把效率視為公共行政價值的原點。正如法默爾所言，自一開始，公共行政就依賴于威爾遜的范式，將組織看作分析的基本單位，并關心的是在組織完善方面應用效率的尺度。古立克曾指出，在行政科學中（不論是公共組織還是私人組織的行政）最基本的“善”就是效率。奧斯特羅姆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效率作為“良好”行政的重要標準一直是美國公共行政主流思想持續的主題。可見，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崇尚效率優先，把效率作為衡量一個行政活動成敗的關鍵標準和尺度。
在傳統行政模式下，公共行政學被當作了是一門和自然科學一樣的學科，完全可以通過客觀的觀察并以實證主義的方法來進行研究，這樣公共行政學研究的就完全把人的價值視為了“巫魅”，并把重點放到了對技術理論和工具理論無休止的探尋和追求上了。實際上，就是這樣一個所謂“科學”和完全被“理性”所支配的公共行政，“也不可能真正告別價值的糾纏，它在非價值化的過程中接受的是另一種價值——效率”。也就是說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雖然宣稱價值中立，但它一直都是在效率價值優先的原則下展開的。既主張價值中立、價值祛除，同時又把效率和理性當作了價值考量的優先選擇，這正是傳統官僚制行政模式的內部矛盾與悖論所在
二、價值中立和價值祛除的荒謬
傳統的公共行理性模型主張價值中立和價值祛除，通過實證科學的方法獲取知識，從而忽略了人的行為的可變性以及個人的價值和目的對行為的影響等問題。實際上，公共行政學不可能完全消除價值因素的影響，因為公共行政的理論和時間決不僅僅技術或管理的問題，那種把行政作為單純技術和價值中立的政策執行的做法是不妥的，在公共行行政中只強調有效率和經濟也是不夠的，還必須考慮下價值因素。因為公共行政是建立在價值與信念基礎之上的，沒有價值的指引，公共行政會失去方向性，甚至“誤入歧途”，“價值才是公共行政的靈魂。
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實踐中必須關注價值因素,主要原因在于兩個方面：
(1)公共行政學是一門關于人的行為的學科
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不同與自然科學關鍵就在于必須考慮人的因素。因為公共行政學是關于人以及人的行為的學科，而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的一切活動都蘊含著價值，無論是個體行為還是集體行動，而且越是集體行動，就越會突出價值問題。”所以，在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實踐中，價值中立和價值祛除是不符合實際的，而且在本質上也是不科學的。因此，只有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引入價值視角，才是真正的科學化的方向。
(2)公共行政的政治性和公共性
在現實的公共行政實踐中，政治和行政并不是完全分離和經緯分明的。政治和社會是公共行政必須考慮的影響因素。公共行政作為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僅僅考慮技術和量化的方法，它還必須考慮公共生活，“促進公民社會所擁有的基本價值，如自由、秩序、正義、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基本價值的實現”。
三、倡導價值回歸：對傳統行政的突破及價值中立的挑戰
認識到公共行政中價值中立的缺陷，一些學者提倡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實踐中引入價值因素。沃爾多曾指出，對組織效率的追求可能很容易以犧牲民主和公民對政府工作的參與為代價。羅伯特·達爾也認為，公共行政領域不同于其他領域，公共行政的體系是人的行為體系。因此,公共行政學不應當把價值因素排除在行政學的學科研究范圍之外，它不僅要關注效率問題還要關注甚至更要關注倫理問題和政治價值。
要是談到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倡導價值回歸的“革命性”事件，我們不得不提到新公共行政學。新公共行政學誕生于1968年的明諾布魯克會議。新公共行政者們對傳統的政治行政兩分提出質疑和批判，他們認為純粹的價值中立不僅在學術研究中不存在，而且會誤導行政學的研究。他們倡導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應該將價值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與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對效率的重視不同，新公共行政學者們認為效率固然是公共行政的價值追求和目標之一，但絕對不是其核心價值，更不是惟一的價值準則和終極目標。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在于社會公平，在于促進公民社會所擁有的、以社會公平為核心的基本價值。
另外，還要提到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是一場基于公共利益、民主治理過程的理想和重新恢復的公民參與的運動。登哈特認為政府不應該像企業那樣運作；它應該像一個民主政體那樣運作。而公共行政最重要的性質和精髓就在于重新審視社會價值并確立自己最重要并且最有價值的使命——“為公民服務以增進共同的利益”。不同與官僚行政理論的X人假設和新公共管理的自利人假設。新公共服務理論采取了一種人本主義的取向，尤為關注人類的行為要素——例如人的尊嚴、歸屬感、服務以及共同理想和公共利益的公民意識等。這就肯定了團體規范、價值、組織文化、情感補償以及心理需要和其他“非理性”需要在公共行政和公共組織中的重要作用。
可見，在公共行政中引入價值因素已經得到了公共行政學家越來越多的認可,也必將成為未來公共行政發展的趨勢和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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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4
[關鍵詞]西方公共行政理論 范式 科學研究綱領方法 價值取向
[中圖分類號]D5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4-0009-02
自從1887年威爾遜開創公共行政學以來，對于公共行政理論的變遷，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類方法。當我們仔細回顧不同學者劃分方式的時候，不難發現，每一種分類方法都有其合理和不足之處。如何找到一種工具去驗證公共行政發生的實質性改變，值得我們去思考。
一、西方公共行政理論變遷的既有研究
陳振明認為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領域在發展與演變歷程中出現了三次“范式”轉換，即從傳統公共行政學到新公共行政學再到新公共管理學的三次重大突破。這一觀點是陳振明在1999年提出的。張國慶的《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及其啟示》中認為，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公共行政研究領域亦相應開始了質疑傳統公共行政典則的進程。他認為公共行政領域經歷了三次典范革命，依次是：①6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運動，這一時期理論最主要的觀點是社會公平；②70年代到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運動；③90年代的重塑政府運動。楊宏山提出主義、管理主義與政策主義三種公共行政范式。主義以民主、公民參與和分權為原則，強調正義、自由和責任等價值目標。管理主義以管理效率為取向， 關注組織結構、科學管理和組織效率等問題。政策主義強調政策產出和質量。政策主義能否作為一個和主義、管理主義相并列的階段，這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由以上不同學者劃分觀點可以看出，其實每一種劃分都有它的可行之處，但同時也不能否認的是，或多或少，這些劃分方法并不能讓人完全信服。如何找到一種標準，讓所有人都能夠接受，什么樣的“大事件”才能作為公共行政的節點，將是以下內容著重探討的部分。
二、科學研究綱領方法理論的基本內容、研究架構及其適用性
（一）科學研究綱領方法的基本內容
拉卡托斯的哲學思想主要有1963―1964年出版的《證明與反駁》和1970年出版的《證偽與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拉卡托斯吸取波普爾和庫恩學說中的合理成分，從而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方法。拉卡托斯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稱為“樸素證偽主義”而提出精致證偽主義，即：原始假說――證實與證偽――改進了假說。庫恩認為范式的取舍主要是由社會的、歷史的、心理的等非理性因素確定，拉卡托斯反對庫恩的科學發展的非理性。拉卡托斯認為研究綱領包括硬核、保護帶和啟發法三部分。拉卡托斯認為不同學科理論之間最本質的區別是硬核，硬核是科學研究綱領的基礎理論部分或者是核心部分，是“不容反駁的”。保護帶是由一系列的理論假說構成，其任務和功能是保護“硬核”，它是研究綱領可反駁的彈性地帶。當出現一些反例，我們首先是修正它的保護帶，改變保護帶的一些假說，從而保護硬核。保護帶的調整可以將反例消化，從而消除對內核的否證。這就是內核和保護帶的關系。
（二）科學研究綱領方法在公共行政理論變遷中應用的適應性
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特征與公共行政理論變遷的特征相符合。⑴科學研究綱領是一個理論群而不是單一的理論。公共行政理論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是由多種不同理論構成的有機整體，不可能從任何單一的理論主觀性地認為是公共行政理論的范式。所以，以范式為分析單位難免眾口難調。以科學研究綱領研究為分析單位，比較符合公共行政理論的實際。而且任何一門學科都存在反例，波普爾的樸素證偽法則是單一反例就可以將理論，不符合公共行政理論漸進演進的趨勢。⑵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承認多種科學研究綱領并存。相對于庫恩強調主導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承認多種研究綱領同時存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符合公共行政理論的反復性的特點，也符合社會科學的一般特征。⑶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認為理論的發展不是不斷舍棄的過程，而是科學研究綱領之間不斷競爭、不斷完善的過程?？茖W研究綱領是通過不斷修正保護帶，不斷吸收新理論來支持內核的，這與公共行政理論發展的過程性相符。
三、將科學研究綱領方法應用于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的研究
（一）西方公共行政學理論的硬核與保護帶分析
1.科學研究綱領中的硬核與保護帶
硬核是一個研究綱領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組理論的集合，是基本假設和基本理論，如果硬核遭到反駁或否定，整個研究綱領就會被新的研究綱領所取代，這也是科學發展的途徑。驗證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的變遷，必然要找到公共行政理論的硬核。結合公共行政理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筆者認為公共行政理論的基本假設是對公共行政人員的人性假設。這一假設和公共行政理論的價值取向共同構成公共行政理論的內核。科學研究綱領認為如果一組理論有相同的內核，那么它們屬于同一研究綱領。否則，內核不同，研究綱領不同。公共行政理論的保護帶則包括政府職能、政府的管理方法、管理范圍、管理過程等相關的理論。
2.確定公共行政理論的硬核
人性假設是任何一門社會學科的邏輯起點，從而構建學科的相關理論。作為公共行政理論的前提假設和理論基礎，如果人性假設不同，那么公共行政理論的推導和構建必然不同。因此，作為公共行政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必然是公共行政理論的硬核。目前，在公共行政理論中一共有三種較為流行的人性假設：行政人、經濟人和公共人。行政人是履行國家行政職能，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工作人員。在我國，最常見的行政人就是公務員。行政人是介于理性經濟人和公共人之間的，有許多學者認為成為行政人是美好的愿望，而行政人是經濟人則是現實，希望每一個行政人都能成為公共人。經濟人則是經濟學中常用的一個概念，這一思想來源于當?斯密的《國富論》，是由帕累托提出的。簡而言之，經濟人在市場上，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面對不同的決策前，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公共人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公仆”，他是指運用公共權力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承擔公共責任，受到公眾監督的一種角色。這一直是行政道德和行政倫理學所追求的“理想人”。
公共行政之所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因為公共行政獨特的學科屬性。公共行政與私人管理的本質區別在于他們的價值目標不同。同時，公共行政也不同于政治學。管理主義認為“管理就是管理”，排斥或者是忽視了公共行政的價值，將公共行政簡單等同于一般管理，完全忽視了公共行政理論的公共性價值，這樣會改變公共行政的研究范疇。主義認為，由于公共行政擁有公共權力，公共權力具有壟斷性、不對稱性和強制性，公共行政人員擁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權，權力與責任相對應，因此，公共行政必須承擔公共責任。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理論的價值基石，而效率并不是公共行政理論最重要的價值，只是公共行政的手段性價值，這也是管理主義和主義的核心差異。對于公共行政這門學科，或許正是它不斷變化的價值取向才是這門學科研究的存在意義。公共行政理論的價值取向是公共行政理論最核心、最本質的要點。
（二）對四種公共行政理論范式的重新審視
1.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對公共行政人員的基本假設是行政人
這一時期公共行政理論的價值取向是效率。威爾遜認為要采用集權方式來提高效率，泰勒科學管理的中心問題就是效率，包括采用一流的工人和標準化的操作方法等都是為了提高效率。韋伯的機械式官僚制組織，通過完全程序化和模式化組織以及法約爾的一般管理論，作出明確的分工等等，他們的價值取向或者說是目的都是效率。
2.新公共行政理論對公共行政人員的基本假設是公共人
此處公共人的概念并不是相對于“自然人”而言的，而是相對于“經濟人”而言的。該理論認為作為一種不同于社會上其他職業的公共人，它要求公共行政人員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一時期公共行政理論的價值取向是社會公平、社會責任、公共利益和社會責任等。弗雷得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學》中倡導公共行政的社會公平不僅是表面上的一視同仁，更是運用政治權力對那些缺乏資源支持的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給予更多的幫助。從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到新公共行政理論，內核發生了變化，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內核是效率，而新公共行政理論的內核是公平。因此，它們屬于不同的研究綱領。也就是這一時期公共行政理論發生了實質性的變遷。
3.新公共管理理論對公共行政人員的基本假設是理性經濟人
這在布坎南的政府失敗論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這一理論的前提假設就是經濟人假設，將政府和市場納入同一假設。這一時期公共行政理論的價值取向是經濟和效率。相對于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認為集權有利于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授權更能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引入多元主體，認為應將部分政府承擔的職能轉移到私人企業，從而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運動”運用多種私人部門的方法，其本質就是為了改變政府低效的現狀。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基本假設和價值取向同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基本相同。公共行政理論更多地引入了管理方法。標桿管理，績效管理，目標管理，全面質量管理等，這些威爾遜行政集權的變化是保護帶的內容。透過這些保護帶的改變，我們應該看到實質還是效率。
4.新公共服務理論對公共行政人員的基本假設是公共人
登哈特認為公共行政應該以公民為中心，構建一個有回應力，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政府，從這些觀點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一時期公共行政理論的價值取向是民主、公平等。這一時期不僅要求政府工作人員是公共人，而且要求所有的公民也是利他主義者，超越個人的利益，去關注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它要求服務對象發生改變，從而政府職能也發生改變，要求政府更加關注與公民之間的對話協商，更加關注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這也是改變之后的保護帶的內容。從本質而言，新公共服務理論和新公共行政理論屬于同一個研究綱領，因為它們的基本假設和價值取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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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5
關鍵詞：公共行政；行政倫理；民主價值
一、沃爾多公共行政思想
沃爾多的主要思想體現在其專著《行政國家：美國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論研究》中。作者從現實環境和意識形態結構角度理解公共行政思想，該書的最后以評論為主，作者對若干基本概念例如經濟與效率、行政原則、組織理論和科學方法等給與評述，實現了從抽象理念到具體制度的升華。沃爾多的公共行政思想主要體現為其行政倫理思想和民主價值思想。
（一）行政倫理思想
沃爾多的行政倫理思想是集中在他提出的公共行政人員所需的12項倫理義務。這12項倫理義務主要包括對憲法的義務、對法律的義務、對民族和國家的義務、對民主政體的義務、對組織――官僚規范的義務、對職業和職業至上的義務、對家庭和朋友的義務、對自己的義務、對集體的義務、對公共利益或大眾福利的義務、對人類或世界的義務、對宗教或上帝的義務。1沃爾多對于這些義務的重要性與否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他對于這一“不到位地圖”沒有給出具體的繪制。在此，筆者將對這副“不到位地圖”做出初步的繪制，以表明各項義務的重要性。這副“不到位地圖”主要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國家層面和精神層面，這也是最重要的層面，是國家公務員和國家公民必須履行的義務。第二層面是社會層面，要求國家公務人員要遵守組織――官僚規范，并且將職業置于重要地位，關心集體和維護公共利益。最后一個是個人層面，主要是對國家，朋友和個人的義務。
（二）民主價值思想
沃爾多民主價值思想在“西沃之爭”過程中體現的淋漓盡致?！拔魑种疇帯笔俏髅珊臀譅柖嚓P于事實和價值是融合還是分離的爭論也是公共行政學史上的最具啟發性的交鋒2。
西蒙認為事實和價值二者是分離的，但沃爾多堅稱，價值和事實的分離不存在于現實世界，只存在于思維領域，所以兩人在此問題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而這也奠定了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的基礎
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主要體現在其重“價值”輕“效率”的思想上。他認為，公共行政在其最初的十年中不應該為了尋求效率而只關心技術問題和科學問題，進而完全回避了價值問題和道德問題。3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促進了由傳統公共行政向現代公共行政的轉變，人們開始重視“平等”“公平”“公正”“民主”等社會價值。企圖用價值來指導社會的正常運作，扭轉社會中的不公正現象，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民主價值的根本目標是“人類幸福”和“美好生活”。誠如沃爾多所言，任何政治哲學都必須包括美好生活的討論，任何公共行政學學者（即使那些標榜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都有自己關于美好社會的愿景4。
二、沃爾多的公共行政思想對我國的現實意義
沃爾多的行政倫理思想和民主價值思想的研究對當前我國轉型時期政治、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行政倫理指導行政行為規范
行政倫理為反腐敗提供理論依據，麥金太爾說當代社會是一個道德權威隕落、情感主義盛行、充滿道德危機的社會。5所以道德問題和腐敗問題一直以來都是行政管理學界的重點研究問題之一。隨著我國國家政治的發展和演進，公共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公權力對“反腐敗”的支持力度越來越大。加大反腐力度無疑會凈化公務人員的血液，促進行政公務人員為人民辦好事、辦實事。這需要行政人員不得不從根源上來找“自律”的依據。我國的國家公務員只有履行對國家、對社會、對民族等宏觀層面的義務的基礎上，也履行對家人、對朋友、對個人的等微觀層面的義務，才能更好的嚴于律己。這就需要國家公務人員遵守三大道德――公共道德、私人道德和職業道德。
公共道德、私人道德和職業道德分屬社會中的不同領域和范疇，社會公德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礎，私人道德是個人美德化的搖籃，職業道德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點6公共道德與沃爾多第一層面和第二層面的倫理義務是相輔相成的。公共道德所牽涉到的是社會公共問題，公共問題的成本收益分析牽涉到整個社會，社會中的每個成員都能感受到利害相關性，公共問題的域值是整個社會。這要求對個體權利和制度公平的充分認可和保障。而私人道德與沃爾多第三層面的倫理義務是相聯系的。私人道德所牽涉的問題是私人問題，私人問題的域值是市場，尊重處理私人問題中的自由選擇和解決個人問題的權利，同時也可以發揮市場的有效性。例如遵守家庭美德，正確對待朋友關系。從規范講，行政職業道德主要包括奉公、守法、忠誠和負責四個方面。當前在反腐敗的壓力中，很多公務員在工作中只能夠做到奉公、守法和忠誠，這種不良現象亟待遏制。對此，行政倫理為公務員權利義務關系的明確提供理論支持，一方面，國家公務員應履行沃爾多提出的理義務，防止腐敗的滋生。另一方面，公務員也應該享受自己的合法權利，讓權利得到充分的發揮，防止“行政不作為”的出現，從而公務員的工作不受公權力的壓力威脅，公務員可以做出更好和更有利于人民的決定，促使好的公共政策的出臺，從而提高政府的績效。
（二）民主價值推進行政實踐發展
我國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最初幾年，一直在強調行政效率的重要性。例如，我國的大部制改革，不僅精簡了政府機構還縮減了政府工作人員。又如我國行政審批制度的完善，降低了工作成本，提高了政府的辦事效率。但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也給政府運行帶來負面因素，重“效率”輕“價值”使得政府在公共行政過程中過多的強調經濟職能，追求經濟利益。就如當前我國社會出現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
行政效率提高出現的這些負面因素，讓我國也重新重視“價值”的作用。不僅要重視價值的作用，還應該將價值通過法律制度化，即將價值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體現出來，就可以轉化為制度化的價值。例如，我國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些都是從價值觀的角度來強調價值的重要性，我們應該自覺研究價值觀，應該利用它為經驗研究指引方向。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和終極目標必定是追求“民主價值”，只有通過和公眾精神境界的溝通對話才能使理論價值深入人心并指導公共行政實踐的發展。
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對我國公共行政實踐的發展在于：首先，民主價值思想有利于“公正政府”建設。“公正政府”建設需要政府深入理解正義觀念，公正政府不僅要尊重每個人的平等的機會，還要保護社會中弱者的地位。其次，民主價值思想有利于人民權利的實現和對權力的約束，沃爾多民主價值思想對民主和人權的追求具有指導性。現階段我們要做的就是要進一步完善憲法對人民權利的保障，把尊重和保障人權落到實處。民主價值思想不僅可以保障人民權利還可以做到對權力的約束，在保障人民權利的同時就是對公權力的約束。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對我國公共行政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要把握好其民主價值的思想精髓，為我國公共行政的發展提供動力支持。
三、結論
本文對沃爾多行政倫理思想和民主價值思想的闡述，進一步提出這兩種公共行政思想對我國的現實指導意義。行政倫理思想指導著公務人員的行政行為，不僅為反腐敗問題提供理論支持，還能夠讓公務員明確權利義務關系，不僅要求公務員遵守公共道德、私人道德和職業道德，還要求公務員消除“為官不為”思想。民主價值思想要求我國以價值為重，消除效率對國家發展中的不利影響。通過對沃爾多行政思想的學習與考察，就我國公共行政的行為選擇和價值目標所面臨的主要困境形成更清晰的認識，并且能夠為行政行為問題和價值選擇問題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持，那么對沃爾多公共行政思想的研究就能夠指導我國行政實踐的發展。
注釋：
1.Dwight Waldo，The Enterpris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pp.103-106.
2.顏昌武：《尋求公共行政的“身份”認同――沃爾多行政思想評述》，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第48卷，第161-209頁。
3.丁煌：《西方行政學理論概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4.Waldo Dwight：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1948.
5.麥金太爾：《德性之后》，龔群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十章。
6.馬奇柯.《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道德關系論析》[J].學術交流.2008，167（2），第47-50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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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6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_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F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鄙鐣蓡T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币虼耍x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眑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薄_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