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文化的理論依據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文化的理論依據范文1
關鍵詞： 關聯理論 文化意義差異 翻譯 歸化 異化
近年來，語用學的眾多理論被應用在翻譯研究上，如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Grice的合作原則、Leech的禮貌原則等。本文將結合語用學中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分析翻譯的本質和譯者在翻譯中的作用，然后結合Gutt的《關聯與翻譯：認知與語境》分析對英漢兩種語言間具有文化差異性的翻譯時所做的策略選擇。
一、關聯理論
1986年，Sperber和Wilson在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書中詳盡地論述了關聯理論的交際觀和關聯原則。關聯理論描述了話語本身和語境的關聯性，核心是關聯原則。他們指出語言交際是一個認知―推理的互明過程，對話語的理解就是一種認知活動。
具體來說，關聯理論把話語的理解看作是一種包含“示意”（ostentation）和“推理”（inference）兩方面的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是一個涉及信息意圖和交際意圖的示意―推理過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何兆熊，2003：433）。所謂“示意”，是指說話人把信息意圖展示出來這一過程，而所謂“推理”，則指聽話人根據說話人的示意行為，結合語境假設，求得語境效果而獲取說話人的交際意圖這一過程。
演繹推理的重要依據就是獲取信息和語境的最佳關聯（何自然，1997：139）。說話人的意圖能被聽話人識別，是因為雙方對認知環境具有共識。交際能否成功取決于交際雙方對彼此的認知環境能否達成“互明”（mutually manifest），達成了“互明”就能獲取“最佳語境效果”，在信息和語境之間找到“最佳關聯”（optimal relevance）。
關聯理論所強調的“認知原則”認為“人類的認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獲得最大的認知效果”（Sperber & Wilson，1986：30），即人類認知傾向于同“最大關聯”（maximal relevance）相吻合。而“交際原則”則認為，每一個示意的交際行為都應設想為它本身具有“最佳關聯”，其關聯的程度取決于話語所具有的語境效果和處理話語時所付出的努力。正如何自然所說，“最佳的關聯性來自最好的語境效果，人們對話語和語境假設的思辨、推理越成功，話語的內在聯系就越清楚；話語內在的關聯性越清楚，人們在思辨和推理過程中無須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取得好的語境效果，從而正確理解話語，使交際獲得成功”（何自然，1997：139）。
二、關聯理論和翻譯
Gutt首先將關聯理論應用于翻譯研究中，指出翻譯是一種言語交際行為。因此翻譯也是一種示意―推理性質的交際行為，不同之處僅在于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跨語言的示意―推理行為。更準確地說，翻譯行為包含兩個示意―推理過程，翻譯的全過程涉及三個交際者，即原文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
在第一個示意―推理過程中，原文作者向譯者示意其交際意圖，而譯者則根據原文的語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語言刺激（話語）以及關聯原則對原作者的交際意圖進行推理理解。在這個過程中，譯者是聽話人。在第二個示意―推理過程中，譯者的身份是發話人，他根據原語篇、自己對原文作者的交際意圖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譯文語言環境和他對譯文讀者的期待的估計，向譯文讀者示意信息，而譯文讀者則對他示意的信息進行推理解釋。將關聯理論引入翻譯使譯者在翻譯中的重要作用凸現了出來。譯者從一個“沒有發言權、身份低微的語言復制者”變成一個交際活動中“直面譯語讀者進行交流的交際者”（Gutt，1991：199）。關聯理論認為，語境就是“理解某個話語所使用的各個前提的集合，語境并不局限于交際雙方直接的外部環境、前面緊鄰的語段，還包括對未來的期待，科學假說，，對趣聞逸事的記憶，對文化的各種假定，對說話人思維狀態的種種信念。所有這些在話語理解過程中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Sperber & Wilson，1986：142）。譯者的任務就是要實現語言信息和文化語境的最佳關聯。關聯理論認為，在言語交際中，任何人的話語都有明示（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兩個意義，語言交際雙方不但要了解對方的明示，更要互明對方的暗含，這樣才能了解對方的交際意圖，實現交際目的。但是，同一文化語境中的人一般不會說出有關意圖的所有信息，對于那些交際雙方都能不言自明的信息成分往往隱去而不予明說，這就構成了語義暗含。因此，不同語言間的文化差異會造成“文化缺損”（cultural default），從而產生譯文讀者的理解困難。因此，譯文能否為讀者提供最佳語境效果成為翻譯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譯者應對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作出正確的假設，充分考慮譯語環境下譯文讀者的認知能力，對導致“文化缺損”的原文明示信息推敲其暗含，以消除歧義，并將自己從原文中建構的心理認知圖式選用恰當的譯文形式準確轉達給譯文讀者，在譯文中營造譯文讀者所需的語境效果，與讀者達成最大程度的認知互明，也只有這樣才能給譯文讀者提供充分的語境效果而達到最佳關聯（顧韻，2006：68）。
三、三種文化差異
1.文化差異在詞語聯想意義上的表現
源于不同的文化源頭致使包含在語言詞匯中的意義不同。不同文化會賦予同一種對象的不同聯想意義。例如，“龍”（dragon）這種動物在英語和漢語中所引起的聯想就不相同（何善芬，2002：164）。
在英語中，dragon的意思：1）兇猛的人；嚴厲警惕的守護人；2）專制的力量；罪惡勢力；3）撒旦，魔鬼。如the old dragon（魔鬼），dragonish（兇暴的），dragonnade（使用軍隊迫害）等。
在漢語中，“龍”的意思：1）人君；2）才俊之士；3）飾以龍形的；4）高大的馬，駿馬。如“龍騰虎躍”、“龍爭虎斗”、“生龍活虎”、“龍鳳呈祥”等。
可見，詞匯在不同的語言中，有其不同的文化內涵及其指稱意義、聯想意義、象征意義。
2.文化差異在習語上的表現
英漢兩種語言的差異，使其語言中的大量習語并不能在意義上一一對應，尤其是在語境的聯想上差異較大。例如：“When in Rome，do as the Romans do.”對于中文讀者來說，他的認知語境中也許就不存在“Rome”這一概念。在翻譯時，考慮到譯文的受眾，在中文表達時就要進行適當的調整。又例如中文里有“壯得像頭?！焙汀瓣竦孟耦^牛”的表達，但是英文對“壯”和“犟”這種性格特質的聯想明顯是其它動物，在英語里有“as strong as a horse”和“as stubborn as a mule”。如果在翻譯時未能注意到這一點，就會使譯文讀者無法理解。
3.文化差異在文學色彩上的表現
在翻譯中，涉及文學典故時，文化差異性是最大的，也是譯者最應小心處理的地方。翻譯中，在盡量保存原作風貌的前提下，掌握好靈活度，既不過死也不過活，即追求所謂動態對等；熟悉兩種語言文化的差異，并能盡量完成“搭橋”任務，使譯文讀者得到大致相等的反應。
“難道這也是個癡丫頭，又像黛玉葬花不成？”因而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了：不但不為新奇，而且更是可厭”。
“Can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If so，she’s Tung Shih imitating Hsi Shih.”（Hsi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Tung Shih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楊憲益譯《紅樓夢》第34回）
顯然英語讀者的認知語境是很少會包含中國的歷史典故“東施效顰”的。因此不可直接簡單地把人名音譯。楊先生為了在譯文中提供最佳語境效果，先將“東施”和“西施”音譯再增譯，既傳神又達意，有效地消除了理解障礙，與譯文讀者達成了認知環境中的互明，使他們很好地理解“東施效顰”這一充滿民族色彩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含義。
四、對具有文化差異性的語言的翻譯策略
Gutt（2001：132）認為化“暗含”為“明示”的方法有兩種，即“間接翻譯”（indirect translation）和“直接翻譯”（direct translation）。前者注重保持“認知效果的相似性”（depend on resemblance in cognitive effects），后者注重保持“語言特征的相似性”（depend on resemblance in linguistic properties）。這也就是翻譯界常說的順應譯語文體規約的歸化性處理，以及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釋性異化處理。
1.歸化處理
要為譯文讀者提供最佳語境效果并找到最佳關聯，最常用的就是譯語文化為導向的歸化性處理手法。在這一過程中，原文的異域色彩大多盡數喪失，而著重保留原文實質性信息，以消除理解障礙，為譯文讀者提供最佳語境效果。譯者應對源語與譯語間的這種共知環境的差異有清楚的了解并恰當地加以利用，明了哪些隱于明示之后的暗含需要明示，哪些不必重復，并能知道如何找到譯文與讀者的最佳關聯。如：
多年以后，我給我的孩子又講這只猴子的故事，講到他被救了之后，保護師父歷經艱險去西天取經。……孩子說，他干嗎要跟著一個什么都不會的笨師父去取一本不知道拿來做什么的破經呢？他應該再大鬧天宮。
Many years later，I started to amuse my kid with the same story of the monkey.After he was saved，he underwent the formidable ordeals while protecting his master and performing his duty...He asked，“What’s the point of accompanying a good-for-nothing master on his trip to get those worthless scriptures?He should have rebelled again.”
上例中“去西天取經”和“大鬧天宮”的表達十分生動，在于激活漢語讀者的心理認知圖式，與話語產生相關聯想而獲得最佳語境效果，但因為英語讀者的認知環境中沒有這一類中國文化的特有表達方式。在譯文中如果加上這些形象表達可能會使譯文讀者不知所云，甚至導致誤解，導致原文沒有的含義，所以譯文中省去了原文形象“去西天取經”和“大鬧天宮”，而只用簡單的“performing his duty”和“rebel”表達了漢語的語境效果，充分顧及了譯文讀者的認知能力和文化心理。
其實，在翻譯英文諺語過程中，這種用漢語讀者所熟知的形象或意境替換原諺語中的形象或意境比比皆是。例如，The shepherd would rather lose the wool than the sheep.（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果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達方式，完全不顧譯文讀者的認知背景和差異，就會因為給讀者提供了太多的新信息，從而給他們帶來超負荷的閱讀負擔，導致讀者對譯文失去興趣或者不理解，導致交際失敗。
2.異化處理
除歸化性處理之外，在譯文處理過程中，還有一種是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釋性異化處理。我們可以通過直譯加注的方式保留原文的形象表達，也就是Gutt所說的“直接翻譯的闡釋法”（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irect translation）（1991：187）。闡釋法能為譯文語境提供部分所需的信息，以努力保留原文所有的“交際線索”（communicative clues）。但注釋會打斷譯文讀者閱讀的流暢性，增加過多的處理努力。較好的辦法是在該形象前面或后面加上一個說明該形象的一般性詞語，這樣既可以保留原文形象，又不會打斷讀者閱讀的流暢性，還可以為讀者提供最佳語境效果，更好地幫助他們理解該形象，有效實現譯文功能。例如：
中國傳統年畫如今已成為中外人士的熱門收藏品。人們通常在新年即將到來的五天前把木刻年畫貼在自家的窗戶或大門上以祈福新年。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pictures――always a popular folk art in rural areas――have now become a hot collector’s item for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ers.The woodcut New Year pictures are usually put up on windows or walls five days before the New Year’s Day to express good wishes for the coming year.
中國傳統年畫的寓意，大多數中國人都能心領神會，但外國人卻無法將其字面明示信息和中國的過年文化聯系在一起。譯文的闡釋性直譯提供了充分的語境效果，使譯文讀者產生了像中國人一樣的聯想，實現了原作者意欲表達的意圖。盡管行文多少有些累贅，但讀起來異域色彩濃郁，不會使讀者生厭。
五、結語
綜上所述，關聯理論對翻譯的實質具有一定的解釋性，同時對與具有文化差異性的語言的翻譯的指導作用也是不言而喻。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譯者應該充分領會原文作者的意圖，認識到原文和譯文語言在文化意義上的差別，正確判斷譯文讀者對原文文化的認識程度，再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歸化或異化，為譯文讀者提供最充分的語境，以達到最佳的跨文化交際效果。
參考文獻：
［1］Gutt，Ernest-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1/2004.
［2］Sperber，D.&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86/2001.
［3］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顧韻.從關聯理論解讀翻譯策略［J］.大連大學學報，2006，（3）.
［5］何善芬.英漢語言對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6］何兆熊.語用學文獻選讀［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文化的理論依據范文2
今年國慶期間，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推出了國慶特別節目“走基層百姓心聲：愛國讓你想起什么”。節目播出后，在全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某校高三（1）班團支部召開了以“愛國大家談”為主題的班會，請你參與其中。
環節一：暢談愛國
班會課上，同學們紛紛表達了自己對愛國的理解。其中學生李某說：“當前，全球經濟持續低迷，我國出口受阻，內需不足，因此，我們消費就是愛國，消費越多，就越愛國?！?/p>
（1）運用經濟生活的有關知識，談談你對學生李某“消費就是愛國，消費越多，就越愛國”觀點的看法。
環節二：提出倡議
團支部書記在班會課總結時指出，在不同的年代，愛國有不同的方式，愛國要與時俱進、切實可行；愛國要重在行動，不尚空談；愛國要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
（2）該團支部書記的話語蘊含了唯物辯證法的哪些道理？
環節三：自覺行動
為了更好地弘揚愛國精神。班級打算以此次班會為契機，組織學生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進社區活動。
（3）請你為本次活動擬定兩個具體的主題，并從文化對人的影響角度指出其理論依據。
這道題以時事熱點“愛國”為主題，設置了三個環節，貼近生活是一道質量很高的探究題。從試題本身以及學生的答題情況等方面做了幾點思考。
一、環節二的思考
環節二：提出倡議
團支部書記在班會課總結時指出，在不同的年代，愛國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內涵，愛國要與時俱進、切實可行；愛國要重在行動，不尚空談；愛國要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
（2）該團支部書記的話語蘊含了唯物辯證法的哪些道理？（6分）
參考答案：①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②事物是發展的，要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③事物的發展過程中量變和質變是辯證統一的（其他原理只要言之有理也可酌情給分）。這個環節的背景材料與給出的參考答案出現了不對稱，我認為可以從兩個角度對其進行修改。
1.背景材料中用分號把整段材料分為三個層次，學生在審題時都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其蘊含的唯物辯證法的道理，但是材料中第二層表述“愛國要重在行動，不尚空談”在參考答案中并沒有給出參考答案，我認為可以給出“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參考答案會更合理些。
2.對材料中的標點符號進行改動，改為“團支部書記在班會課總結時指出，在不同的年代，愛國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內涵；愛國要與時俱進、切實可行；愛國要重在行動，不尚空談，愛國要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边@樣就更接近參考答案了。
二、環節三的思考
環節三的設問是“請你為本次活動擬定兩個具體的主題，并從文化對人的影響角度指出其理論依據”。該設問存在指向不明確的問題。很多學生都只寫兩個具體的主題，而參考答案卻是
①舉辦一次“弘揚愛國精神，爭做文明市民”圖片展。理論依據：文化對人的影響來自于特定的文化環境，來自于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②舉辦愛國志士先進事跡報告會。理論依據：優秀文化能夠豐富精神世界，增強精神力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評分要求：設計的活動主題要能夠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理論依據要符合主題。這明顯是兩個主題活動，這就出現了設問的指向與參考答案不一致的情況。我認為把設問改為“請你為本次活動擬定兩個具體的主題活動，并從文化對人的影響角度指出其理論依據”更合理。
三、學生答題的思考
現在高考的探究題學生存在記不住、辨不清的問題。我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需做到如下幾個方面。
1.在背誦中記憶知識
背誦是學好政治的基礎。本題考查的知識點有消費的反作用、樹立正確的消費觀、矛盾的特殊性、發展的觀點看問題、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系、文化對人的影響。
2.在比較中辨別知識
在閱第二問時發現了很多同學寫其他的知識，特別是“實踐”在答案中出現的最多。這就說明學生不能準確地辨別知識，分不清辯證唯物論、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唯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這就需要學生在復習時能夠多比較，多辨別知識。
3.在整合中歸納知識
近幾年高考考查主干知識的習題越來越多，學生的歸納能力卻比較差，導致回答時漏答比較嚴重。本次考試在回答第一問時就出現了學生只會回答消費的反作用，而遺漏了樹立正確的消費觀。所以學生在平時的復習中應該注意整合知識，理清知識脈絡，構建知識體系。
4.在問題解決中應用知識
有些學生會背誦知識卻不會應用，不知道寫什么作為答案，
這主要是練習不夠到位造成的。有的學生第三問的答案為：舉辦愛國影片放映周活動，理論依據是文化影響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行為。這個答案就有點牽強，把理論依據改為優秀文化能夠豐富精神世界，增強精神力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或者文化對人的影響來自于特定的文化環境，來自于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就更合
文化的理論依據范文3
摘 要 目的:探討社區居民超重、肥胖的影響因素,旨在為控制超重、肥胖率提供理論依據;方法:采用自編的福州市鼓樓區成年居民超重、肥胖暴露情況調查表和現時體力活動評價問卷對1851人進行調查;結果:①福州市鼓樓區成年居民體重指數均數為23.14±3.12,并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增高,性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②城鎮成年居民超重率27%,肥胖率4.6%;③腰臀比超標發生率44.4%,女性60歲后反超男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腰圍超標發生率48.8%,腰圍超標在30歲年齡組性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④婚姻狀況、家人監督體重、飲食結構、年齡、文化程度、工作外體力活動、性別及吸煙是超重、肥胖的相關影響因素。結論:目前城鎮居民超重、肥胖增長迅速;應盡快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尤其是對中年人、體力活動少及文化程度低者更應加強宣教及督導,同時,不應忽視腹型肥胖對健康的影響。
關鍵詞 成人 超重 肥胖 橫斷面調查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4.265
AbstractObjective:To scratch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community popul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theory base to control the rat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Methods:The study population included 2410 adults from nine streets and one town with random sampling and whole sampling. 1911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named The exposure rate of common risk factors for hypertension questionnaire was compiled by the investigators.Results:①The mean of BMI of adults in Gulou district,Fuzhou is 23.14±3.12,The BMI increases with age,it was difference from gender.②It was found a 27% overweight rate,a 4.6% obesity ratein all participants;③There was 44.4% participants exceeding the WHR standards,and female was to go beyond male after 60 years old;It was a 46.8% obesity in the belly,and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t 30 years old,④The age,gender,education, marriage,smoking,dietetic style,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whether the family supervised the weight or not a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for overweight or obesity.
Key WordsAdults;Overweight;Obesty;cross-sectional study
本調查旨在了解福州市鼓樓區社區成年居民超重與肥胖的分布情況,分析其影響因素,為進一步制定干預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資料與方法
文化的理論依據范文4
關鍵詞：《旅游泰語》；雙語；教學理論；教學類型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17-0167-03
一、泰英雙語模式在旅游泰語課程中的客觀性
在討論這一模式的客觀性之前，我們要弄清一個概念，即什么是雙語？首先，我們來分析雙語的概念，它分為狹義和廣義兩大類型。狹義雙語，指居民較為熟練地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廣義雙語，指國民熟練地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也可指他們熟練使用標準語言或某種地方語言。在我國，雙語是指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的共同使用。后來“雙語”的概念逐漸引入教學，在教學實踐中雙語的概念得到延伸。例如在我國教授英語課程，可謂是雙語教學，即教授的內容為外語，教授過程中使用的是漢語，目標是對語言的學習，故為雙語教學。其次，在我國雙語教學是這樣界定的：“指使用雙語或多語種進行專業課程教學，傳授專業知識，完成教學目標的教學行為?！蹦壳埃倚ｉ_設的泰語課程，屬于雙語教學的范疇，目標語是泰國語，使用的語言為漢語。另外，雙語教學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前者指教學活動使用兩種語言作為教學語言。后者指教學活動使用第二語言或外語進行專業課程的教學，即教學使用第二語言或外語講授數學、物理、化學、歷史、法律等專業課程內容?？梢?，雙語教學是在專業教學中使用外語作為教學語言，旨在培養復合型科技人才；它對目標語的學習不同于純語言學習，是在學習專業知識的過程中培養和提高語言運用能力。以我校開設的泰語課程為例，從這段文字中我們發現，如果課程的目標是學習語言，那么屬于廣義的雙語教學；如果課程的目的是使用第二語言或外語教授專業課程，使學生了解專業課程內容，并通過這一內容提高泰語的水平，這就屬于狹義的雙語教學。也就是說我們在這一課程中用泰語或英語來教授旅游泰語，講的是有關泰國旅游方面的理論知識，使學生在學習旅游理論知識的同時泰語和英語得到提高。我們把旅游泰語課程界定為狹義概念的雙語教學后，才能來分析泰英雙語模式在這一課程中的可行性。因為這一前提為使用泰英兩種語言教授旅游泰語課程找到了合理依據。
二、泰英雙語模式在旅游泰語課程中的可行性
1.師資隊伍方面的可行性：授課老師的學歷背景都是泰語專業碩士，不僅有扎實的泰語理論知識和實際運用能力，且有較好的英文水平。另外還有泰國學者對旅游泰語做專題講座。
2.學生方面的可行性：即授課對象，他們是學制為四年的泰語本科專業，英語課程四年不間斷，且三年級的學生將到泰國留學一年，這一期間在泰國繼續學習高級英語課程。學生方面也具備了較好的英語能力。
3.教材方面的可行性，雙語教學中教材的編譯是個難點，但是目前已擁有泰語版本的旅游、旅游業相關理論、導游知識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資料。英語方面的相關材料已有很多，可根據需要選擇適合的書籍，尤其是找出與泰語相對應的旅游方面的專業詞匯最為重要。在可以開設旅游泰語雙語課程的基礎上，我們難免要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要開設這樣一門課程呢？
三、泰英雙語模式在旅游泰語課程中的必要性
國際上，于20世紀20年代末，設立了世界雙語教學研究中心。在與國際接軌的同時，泰語受英語的影響很深，許多現代的詞匯都借自英語，尤其是旅游方面的用語直接借助英語來表達，所以這就要求這門課程的設計須符合時展的需要，培養學生的雙語思維能力。
1.泰英雙語教學模式的應用促進學生學習質量的提高。我們現在對學生的培養，是朝著綜合型方向發展，就是讓學生既懂外語又掌握專業知識。那么泰英雙語教學模式在旅游泰語課程中的實踐，就是讓學生既掌握了旅游理論知識又提高了其外語水平。學生可以通過英文在互聯網上搜尋相關的旅游泰語方面的資料和信息，能夠了解到同行業的最新動態，開闊眼界和提高決策力；便于學生與國際同行進行專業技術的交流和切磋；能夠使學生具備閱讀英文文獻的能力。泰國的旅游理論知識大部分內容都是參照西方的理論來進行論述的，如能閱讀英文旅游理論的原文文獻，對旅游泰語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
2.泰英雙語教學模式的應用增強學生今后就業的競爭力。目前，云南省省內，某院校的旅游專業方向的學科專門開設了泰語課程，我們的旅游泰語課程的目標是什么？目標就是，學生既要有良好的泰語功底，扎實的旅游理論知識，同時又能以國際接軌，也就是要比旅游專業的學生多懂一門外語，以立足于不敗之地。例如，在旅游景點的構成要素中，交通設施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一些常用的交通工具我們要求學生既懂泰語的詞匯，也懂英語的詞匯，這樣，無論是和泰國人或說英語的外國人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泰英雙語教學模式的應用促進學生在多元文化和國際文化中的交流。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在相互交流、引進、吸收、融合的過程中發展的。雙語教學在傳播各民族優秀文化的同時，也在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另外用英語教授的同時，在選擇用什么樣的英文詞匯對應相關的泰語旅游詞匯，這就需要了解一定的英國文化，才能準確的在這兩種語言中進行互換；那么我們的學生在具備了泰英兩種語言習得的旅游業務方面的知識后，在今后的實踐中也可把中國文化帶入給泰國人或說英文的外國人，使他們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我們在了解了旅游泰語雙語課程的客觀性、可行性和必要性之后，必須探討這一課程設置的理論依據，即對它自身的科學性應進行深入探討。
四、旅游泰語課程的雙語教學理論依據
關于雙語教學的理論主要包括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二語習得理論、平衡理論、人本主義教學理論、思想庫模式、中介語理論等。下面我們將重點介紹平衡理論，并同時結合教學實踐說明在旅游泰語課程中所選擇的這一理論依據。平衡理論包含兩點：第一，一種語言的學習必然削弱另一種語言的掌握，學習第二語言是以犧牲第一語言為前提和代價的。第二，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在大腦中分別占據相應的空間，它們各自為政、互不干擾，并能相得益彰。另外，有研究表面雙語學習者在認知方面不但未受到任何不良的影響，而且他們獲益匪淺；他們的智力和能力同樣未受到消極影響；雙語教學可使學生的兩種語言達到同等熟練程度。這種觀點為雙語教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我國學者認為，可以將某種語言作為主要教學語言，通過漸進的方式處理兩種語言的關系，甚至實現語言的主次地位的轉換。我們認為，平衡理論所包含的這兩個方面，其實是雙語教學的一個過程，在學習初期，已經掌握了一種語言的情況下，再用另一種語言或外語，勢必影響起初那個語言的思維方式。例如我們在講解旅游泰語過程中，我們講到旅游景點的種類這一概念，泰語是 學生已經熟悉了，但是我們用英語來對其進行解釋和分析，那么學生在開始階段會受泰語的影響，難以說出關于“旅游景點的種類（The categories of tourist attractions）”這個詞的英文。但是如果我們采取良好的引導方式，逐步的向學生介紹，并慢慢的培養學生的泰英雙語思維，一段時間以后，他們會對所學的兩種語言在大腦中進行自我平衡。所以，我們的旅游泰語課程的泰英雙語模式所采用的理論就是平衡理論，這一理論既可以使我們的學生在學習泰國旅游業務知識的同時，提高泰語和英語兩種語言，也符合我校泰語專業的定位。
五、旅游泰語課程中的雙語教學類型
目前，在國外，雙語教學的類型大致有以下幾種：淹沒式雙語教學、過度式雙語教學、沉浸式雙語教學、和保留式雙語教學。其實這些教學類型主要是針對一個國家的總體雙語教學而言。在中國，雙語教學的類型主要有三種，即半外語型雙語教學、混合型雙語教學和全外語型雙語教學。我們在這里只是借用某種雙語教學類型的概念作為本課程的指導精神，將這種概念抽象出來移植到我們的旅游泰語課程中，以說明我們是在以何種雙語教學類型來實施教學的，或者說是以何種授課方式來實現這種雙語教學的？我們所引用的類型是混合型雙語教學的概念。下面我們先來看看什么是混合型雙語教學？混合型雙語教學指使用外文原版教材，教師使用外語與漢語交錯作為教學語言的教學方式。對于學生而言，接受專業知識的難度降低了，它對初開始或開新課的雙語教師較為適用，也符合學生的學習心里要求。我校所開設的旅游泰語課程正好適用這種教學類型，教師在教授這門課程的時候，主要以泰英兩種語言作為外語，泰語為主，英語為輔，所選用的教材均為泰文原版教材，在需要時，會讓學生輔地閱讀一些相關內容的英文原版教材。在遇到難以說明的知識點的時候，會使用中文對學生進行解釋，這種外語和漢語相互結合的方式，對初開始接觸這種雙語教學的老師來說有很大的幫助，對學生在知識點方面的理解也提供了一種更直截了當的方式，減少學生的預習負擔。由于在授課實踐過程中，我們發現用泰英兩種語言并偶爾配合漢語的這種授課方式，會使得課堂進度比一般教學的速度要慢，因為，既要講授泰語原文的旅游方面的專業知識，又要對其理論要點用相對應的英文再做闡釋或說明或擴充，甚至有的地方還需用漢語當作畫龍點睛之效，那么一堂課所能涉及的知識點會比平時的課堂少。所以這就要求我們要考慮一個問題，即如何行之有效地設計課堂教學內容，以保證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預期的教學任務。另外，外語和漢語的交替使用的比例應該如何分配，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率和教學效果，我們應該在今后的教學設計和教學實踐過程中進行深入的研究。
綜上所述，泰英雙語模式在旅游泰語課程中的客觀性，說明我們使用這一模式授課是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合情合理；其可行性說明，目前我校在泰語方面的師資力量和學生整體素質達到了開設這門課程的條件；其必要性說明，泰語專業是充滿機遇和挑戰的一個專業，需要我們不斷對其進行探索和開拓；其理論依據說明，我們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實施雙語教學過程中找到了科學的指導方針；其教學類型說明，我們在實施雙語教學過程中找到了正確的實踐方式。簡言之，旅游泰語課程是一門以平衡理論為理論依據、以混合型雙語教學類型為教學手段的，使用泰語和英語作為授課語言的雙語教學課程。這在我們目前開設的所有泰語課程中，它既是創新，也是實踐，更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教學模式。理論是教學的指導方針，類型是教學的實踐方式，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又反作用于理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雙語教學的探索路上走得更遠、更深。
參考文獻：
文化的理論依據范文5
【關鍵詞】說課；英語教師；專業發展
1英語說課的含義與特點
1.1英語說課的含義。英語說課是英語教師在鉆研教材、課程標準和充分備課的基礎上，在規定時間內，面對同行、教研人員等，根據英語學科的特點系統地說出某一節課的教學設計及其理論依據的一種教研活動。
1.2英語說課的特點。①英語說課是一個開放性活動，它源于備課又高于備課，是備課的深化和提高。說課過程中，教師不僅要說“教什么”，“怎樣教”，更要說“為什么這樣教”。即教師要將其備課的理論依據展現給聽眾，將教學設計的思維活動過程顯性化。同時，說課教師的知識、能力和修養等狀況也隨之直接顯露出來。②英語說課為上課提供理論依據。說課是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活動，它能促使課堂教學趨于科學化、理性化。說課活動把“說”、“評”和“研”結合起來，使說課教師從備課的靜態個體行為轉化為動態學術討論，形成一種研究氛圍，大家相互交流，集思廣益。在這個基礎上，說課者再將有價值的反饋信息作用于自己的備課之中，并矯正、充實原先的教學設計，使得課堂教學更趨于科學化、理性化，從而發揮說課對課堂教學每一環節的指導作用。
2英語教師專業發展的迫切性
英語教學有自身的理論基礎和發展規律，它所涉及的教育學、心理學和語言學基礎知識等是從事英語教學必備的條件性知識。新課程改革強調要讓學生形成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使學生獲得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過程同時成為他們學會學習和形成正確價值觀的過程。新課程標準要求英語教師不僅要熟練掌握語言知識、語言技能而且要特別關注學生情感態度的養成和文化意識的培養。所有這些都對英語教師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對英語教師的專業發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隨著新課程的逐步實施，英語教師開始意識到自己“除了具有學科能力，如掌握本學科的專業知識（即所謂本體性知識）外，還必須具有專業能力，即較深的教育理論修養和較強的教育科研能力，通過對教學實踐活動較系統的研究，積極主動地發展自己的專業能力”。 3說課是英語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途徑
說課是一種非常簡練的、省時的教學表達方式，但是這種方式對說課教師的要求卻是全方位的，是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結合，既要介紹一堂課的教學行為，又要說出所涉及的教育教學理論，能使聽者既了解一堂課上師生活動的全貌，又能體會到各個教學環節的理論依據。因此，說課既要求教師立足于教學實踐，又要求教師從事教育理論學習，提高理論素養。英語新課改中必然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有效地促進英語教師的專業發展？”當然，實現英語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有多種，例如脫產進修、在職培訓等。但是立足于教學實踐第一線的說課，可以真實地反映出教師的教學狀態和有效地檢驗教師的真實教學水平。從這個角度來說，說課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其他渠道和培養途徑難以取代的。
3.1說課能促使英語教師從從業者變成研究者。大部分英語教師在職前教育中已經獲得了大量的英語語言知識，并具備了基本的教學技能，但是當問及“怎樣教”，“為什么這樣教”等問題時，卻無法給出符合語言學習規律的回答。而在說課過程中，教師不再局限于語言知識問題，他們更多的是要關注“這樣教”的背后所蘊含的更深層次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思想等問題。例如，在談到英語教學目的時，老師們都要認識到：教學不僅要教學生“學會”，更為重要的是要讓學生“會學”；說到“教法”時，要注意學生是教學的主體，教學方法要適合學生的身心發展特征和認知特點，要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就不僅僅是教育研究成果的消費者，而變成了教育研究的參與者。
3.2說課有利于提升英語教師的實踐智慧。許多學者指出，教師專業發展的主要內容是提升教師的實踐智慧，實踐性知識是教師專業發展的主要知識基礎，而教師實踐智慧的提升和實踐性知識的升華，只能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進行研究才能得以實現。通過“備課－說課－授課－評課”這樣一個完整的教學流程，使得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就有利于形成教師的實踐性知識，催生教師的實踐智慧。
文化的理論依據范文6
關鍵詞：檢察文化；檢察文化價值；檢察文化模式；檢察理念與知識體系；檢察管理文化；檢察公眾文化
中圖分類號：D91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2）05?0082?06
一、檢察文化研究與建設中存在的
問題
（一） 檢察文化理論研究方面的問題
1. 描述性的檢察文化內涵定義
當前，檢察文化的內涵多從文化學的視角出發，以描述性定義為主。比較有代表性的如：檢察文化是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中形成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行為準則以及與之相關的物質表現的總和，是法治文化的組成部分，體現檢察制度的基本屬性，傳承、吸收中外優秀法律文化，是本質上的統一性與表征上的多樣性的有機結合，具有導向、凝聚、約束、激勵等價值功能。[1]檢察文化是指融注在檢察人心底的法治意識、法治原則、法治精神及其價值追求，是檢察機關的組織、制度、設施所具有的文化內涵，是檢察干警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方式，是有關檢察的法律語言、法治文學藝術作品和法律文書中所反映和體現的法治內涵及其精神。[2]這些定義體現了檢察文化內涵的多元性，將檢察文化描述為“價值觀念（標準）、規范制度、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法治精神、法律語言、文學作品”及有關的“物質表現”。筆者認為，描述性的定義難以體現檢察文化的根本屬性，不能很好地界定檢察文化，容易把檢察文化分解成上述看起來分離的各個部分，而不是從整
體上把握檢察文化，從而也導致了下述對檢察文化構成把握的不足。
2. 經驗化的檢察文化構成多元“線型”結構模式劃分
關于檢察文化構成，即檢察文化的組成部分，存在多種不同的分類，但其劃分標準或理論依據顯現不足。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認為檢察文化包括檢察理念文化、檢察組織文化、檢察設施文化、檢察行為文化、檢察制度文化、檢察語體文化；[2]或者認為檢察文化包括表層的檢察形式文化、中層的檢察制度文化和深層的檢察精神文化；[3]或者認為檢察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環境文化四個層 次；[4]或者認為檢察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認知（精神、理念）文化。[5]上述對檢察文化組成部分的劃分主要依據作者的個人經驗，欠缺理論方法；以檢察文化的多個下位概念依次“線型”地排開羅列來界分檢察文化的組成部分，欠缺邏輯性和嚴謹性。這些概念本身就難以界定，相互之間還存在內容上的重合，顯得極不嚴謹。比如，對檢察行為文化的界定存在很大困難。因為，現代的文化定義傾向于更明確地區分現實的行為和構成行為原因的抽象的價值、信念以及世界觀。換一種說法，文化不是可以觀察的行為，而是共享的理想、價值和信念，人們用它們來解釋經驗，生成行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們的行為之中。[6]（36）又如，檢察組織文化是“指檢察機關依據法律規定，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行政體制、運作機制和管理方法所具有的內涵”，“同時，檢察組織文化也有隱性的一面，例如，檢察機構沿革與建制所具有的文化內涵，檢察機構的性質與職能，檢察機構的制度與管理……”[2]。這一界定很不清晰，似乎檢察組織文化屬于有關檢察組織的制度文化的內容，而與管理學理論與實踐中提及的“組織文化”①存在明顯差別。再如，從邏輯上而言，理念文化和制度文化難以界分清晰，制度文化包括制度的理念，又與理念文化發生重合?？傊@種經驗化的多元“線型”結構模式缺乏劃分的理論依據支撐。
3. 單純性的檢察文化性質界定
關于檢察文化的性質，多強調檢察文化的法律屬性，普遍認為檢察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檢察權運作制度的總和；[5]是檢察制度的法律文化性格，而正義本位必須凸顯為檢察文化的性格。[7]或者認為，檢察文化在從屬關系上是法治文化的有機組成部 分；[1]是社會中存在的與檢察法律制度相關的價值觀念、制度規范、程序規則和行為方式總和。[2]上述對檢察文化性質的界定，雖然使得檢察文化建設與檢察工作本身緊密聯系起來，避免了將檢察文化單純化地淪為機關娛樂文化，但對一些檢察文化實踐現象欠缺解釋力。比如，其無法解釋檢察文化實踐中形成的管理文化。又如，在社會公眾之中形成的有關檢察活動的認識、態度、觀念、評價等，也無法用單純的法律文化性質去解釋。因此，檢察文化不能單純地理解為法律文化的分支或組成部分。
（二） 檢察文化建設實踐的泛化和簡單化
檢察文化建設實踐存在兩個趨勢：要么把從物質到精神、從有形到無形等方方面面的東西均視為檢察文化，無所不包，導致實踐無從入手；要么把檢察文化簡化為單純的文化活動，諸如讀書、下棋、打球以及各類文體競賽等。[8]許多檢察機關的檢察文化建設演變成了一種純粹的形式，簡單地等同為引入文化概念（比如，提煉出一些院訓、精神和理念，但僅是形式層面的，沒有明確的和深刻的含義，沒有層次化和體系化），營造文化環境（比如，在辦公樓懸掛名言，建立圖書室，綠化美化庭院等等），強化文化關懷（比如，更多地關心干警家屬，從優待警），豐富文化載體（比如組織開展各類文體活動）等等一些簡單行為。這些行為只是較低水平的文化建設和文化育檢。這種檢察文化建設實踐的泛化與簡單化源于上述對檢察文化的內涵、構成和性質以及檢察文化實踐徑路研究的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