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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中的主導因素范文1
議，旨在提高公路網規劃的科學性。關鍵詞：高速公路；出入通量；經濟發展；相關性中圖分類號：F299.23 文獻標識碼：A
我們都知道，通常情況下，一個地區所產生的交通量是與其經濟總量成正比的，經濟總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那么為什么會這樣呢？事實上，影響交通量的眾多因素中，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是影響交通量增長的主導因素，而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是影響其增長的具體因素。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樣的經濟總量，對于不同的經濟結構來說，所產生的交通量還是不同的。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時，需要通過統計各地市從收費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結合當地的經濟指標，選擇合適的模型進行分析。
一、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背景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而交通運輸業在國民經濟整體中所占的比例也持續增加，如今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中的一個支柱產業。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日常生活的保障，可以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而要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首先就要搞明白交通運輸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
（一）我國交通運輸的發展現狀
交通運輸業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它不僅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也是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命脈所在。毋庸置疑，在如今這個全流通的時代，交通運輸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越來越重要。而我國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的加強，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顯然不僅促進了我國交通運輸業的飛速發展，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并為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二）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
通常情況下，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復雜，不僅相互影響，而且相互聯系。所以為了促進交通運輸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研究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據此對交通運輸業的未來發展作出規劃，最終提高交通運輸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程度。一個國家的交通運輸發展水平和其經濟發展水平是有著密切關系的，這是因為國家經濟的發展可以推動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可以加大各城市間的交流，這樣對交通運輸系統的要求也就會增加。所以，如果沒有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做支持，社會經濟的發展根本就不能夠長久。
（三）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
近些年來我國一直在加大對交通運輸業的投入，而國家的重視也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的快速發展。另外，由于交通運輸發展與經濟發展是相互影響的，所以我們不難做到使交通運輸和當前經濟發展相互吻合。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要想要得到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就要以一個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做為保障。因為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可以實現各個地區經濟的共同發展。如果交通運輸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的話，就會阻礙經濟的發展。一個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可以逐步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競爭機制，為人才交流和知識傳播提供有利條件，從而利于人們視野擴寬，對生產資料進行優化配置，加大不同地區的經濟交流，最終也會促進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
二、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思路
（一）思路詳介
這里講到的收費車型，是指高速公路在收取行駛車輛通行費時所劃分的車型。在一般情況下，提到交通量時都是指由交調車型進行統計的交通量。交調車型就是公路交通情況調查統計中所采用的調查車型，即JTG B01-2003《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中所劃分的車型。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時，可以通過人工進行分車型調查，從而獲得收費車型和交調車型交通量對應的比例關系，由該比例可將統計的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轉換為交調車型交通量，接著再進行匯總，在匯總時，要分地市進行，將其所轄的收費站分進口和出口進行匯總，這樣就可以得到各地市每年高速公路的交通量。這時候，就需要將該交通量和其經濟指標進行回歸分析，最終確定二者之間的定量關系。
（二）思路簡介
簡單來說，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思路即：先由各收費站得到各收費站交調車型交通量，再由各收費站交調車型交通量通過分市區的匯總，得到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最后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得到交通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過這里有幾點是需要注意的：1、首先，各收費站交調車型交通量可以通過人工分車型調查得到收費車型與交調車型的轉換系數后，再結合各收費站收費車型交通量得到。2、其次，交通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和該地市的經濟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到的。
三、總結
影響交通量增長的因素有很多，但有兩點是最重要的，一個是國民經濟的發展現狀，一個是經濟總量與經濟結構，前者是主導因素，后者為具體因素。所以，一個地區所產生的交通量是與其經濟總量成正比的，經濟總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但是，即使是同樣的經濟總量，對于不同的經濟結構來說，所產生的交通量還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時，需要通過統計各地市從收費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結合當地的經濟指標來選擇合適的模型進行具體分析。
[1]趙偉，周俊紅.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J]. 公路與汽運，2013，03：230-231
[2]匡安樂.高速公路運營交通量增長特性及預測方法優化研究[D].長安大學，2010
社會經濟中的主導因素范文2
[關鍵詞] 知識 經濟 知識經濟
知識自人類社會產生開始就與人類的經濟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知識與經濟越來越趨于融合。到了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社會占主導地位的資源和生產要素。知識，尤其是新的知識成為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一、對知識與經濟的基本理解
所謂知識，指的是人們通過學習、感悟和實踐獲得的關于客觀世界的認識總和。它既包括以經驗、表象、印象、概念等形式表現的觀念形態，又包括以圖書、雜志、圖表、信息等形式的載體中表現出來的觀念形態。所謂經濟，指的是人類為了滿足自身不斷提高和擴大的需要，而從事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產品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活動的總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經濟一直都離不開知識。為了便于比較和說明問題，我們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的的主要特征簡單列表如下：
簡單來看，在單純依賴土地、自然生產物品的農業經濟中，用于指導人類經濟活動的知識以經驗為主，知識的含量少，作用小。工業經濟社會采取工廠化生產，用手工工具和機械制造物質產品，這一時期的經濟主體依賴資源，依賴知識的程度明顯提高，知識的含量和作用明顯增加。而到了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二、知識與經濟的辯證關系
總的來說，知識與經濟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谏衔牡恼撌隹芍?，在人類認識與改造世界的活動中，知識不是經濟，經濟也不是知識，二者之間存在著確定的差別，這是它們對立性的表現。而知識與經濟的關系又是統一的。二者的統一性主要表現在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過渡的。
一方面，知識的產生和積累離不開經濟活動。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類的知識，無論是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還是生產技術知識，本質上都是由經濟決定的。首先，人類的經濟活動是知識的源泉。在原始社會時期，人類最主要的經濟活動就是采集和狩獵，人們通過采集和狩獵自然界中的野生動植物不僅維持了自己最簡單的生活，而且還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發明了“鉆木取火”和“摩擦起火”，學會了制造工具?？梢姡R起源于人類的生產實踐。其次，社會經濟的發展為知識的積累提供了條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剩余產品的出現，促進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離，知識成為了一種相對獨立的東西，專業的知識生產者隨之出現，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的發展。再次，生產實踐的發展呼喚新理論的出現。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生產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興產業逐步取代傳統產業，實踐的發展迫切需要新的理論指導。從而，探索經濟發展的新規律，研究新理論，創立新學科，成為了時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人類的任何經濟活動也離不開知識的指導。知識自人類社會產生開始就與人類的經濟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人類歷史上任何類型的經濟都包含有一定的知識因素，并且這種知識因素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不斷在發展的，其對經濟的指導與推動也在不斷升級。當人類掌握石器技術知識后，創造出的是原始社會的生產力；當人類掌握了青銅技術知識后，創造出的是奴隸社會的生產力；當人類掌握了鐵器技術知識后，創造出的是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當人類學會使用機器以后，創造出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如今，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微電子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技術得到廣泛應用，科學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知識與經濟越來越融合在一起。從而，知識，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里，成為社會占主導地位的資源和生產要素，經濟也將越來越依賴于知識的創新；在產品的價值構成中，知識創造的價值將占最大比重，知識本身也就成為了最大的資本。進而，知識的擁有與否成為生產力、競爭力和經濟成敗的關鍵，人類社會進入知識經濟時代。
三、知識逐漸融入經濟并不斷加以創新――知識經濟的出現
社會經濟中的主導因素范文3
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開始上升，至2000年達到7.0%，進入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老齡化社會，預計2025年前后該指標將達到14.0%，進入老齡社會，2040年前后該指標將達到23.3%，進入超老齡社會[1-2]。反觀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日本，1920～1955年該指標徘徊在5.0%以下，1970年達到7.1%，1995年達到14.5%，2010年達到23.0%[3]。
上述數據表明，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時期盡管與日本相差30年，但老齡化速度卻非常相似，從平穩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階段都是不到20年，從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階段都是25年左右，從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階段都是15年左右(我國部分為預測數據)。與此同時，我國人口結構轉變的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社會經濟背景也與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階段，都是在社會急速轉型和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日本用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20年時間經歷了戰爭結束和恢復重建，實現國民收入倍增，經濟的發展顯著地改善了以傳染病、營養不良和死嬰等為中心的健康問題，平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樣，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末的20年間經歷了結束混亂，市場經濟轉軌，GDP總量翻兩番，疾病譜發生改變，溫飽問題得到解決，健康狀況與平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改善與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階段，日本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現社會階層分化以及貧富差距的顯性化，社會經濟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會因素變成了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國人口結構轉變的第二階段始于世紀之交，同樣出現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分化以及貧富差距不斷加劇等問題，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這30年的時間差，深入探討社會因素影響健康狀況的作用機制，是提高我國老年人生活質量的重要課題。
健康與社會經濟地位關系的研究有多種學科視角，其中社會學探討的是社會分層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導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點是社會分層，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會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會醫學探討的是各個社會群體的健康狀態以及生活狀況如何受其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目的是為了從醫學和社會的角度維持、增進、改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群體的健康水平。本文將以社會醫學的視角為主，并借鑒社會學的觀點分析城市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為我國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礎數據。
二、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關系的理論以及先行研究
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爭議[6]，即同時存在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導致健康狀況結果不同的社會因果論和健康狀況不同導致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健康選擇論[7]。在將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的情況下，社會經濟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經形成，觀察時點的健康狀態以及其后的生存時間與社會經濟地位有明確的時間先后，二者的關系更符合社會因果論的觀點。可以說個人的健康狀況受社會結構因素限制，即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決定了他們的健康水平，社會經濟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狀況越差[8]。我國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存在影響，其中，齊良書等人認為20～65歲的成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狀況越好[9]，湯哲等人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老年人有更長的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10]，顧大男等人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對高齡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體健康的影響較小[11]。另外，反映社會經濟地位的相關變量同樣對健康產生影響，黃楓等人認為不同的社會醫療保險待遇對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著顯著而長遠的積極影響[12]，劉平貴認為60歲以前的職業是高齡老年人死亡風險的重要預測變量[13]，曾憲新認為是否有養老金對于老年人的死亡風險有顯著影響[14]。
上述研究盡管證明了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觀點，但是重在闡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理論機制的研究卻很少[15]。社會因果論包括兩個方面的影響機制：一是物質環境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收入與生活環境差距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為對象驗證了生活方式論，即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人越傾向于擁有和維護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健康水平[16]，而對于普遍維持良好生活習慣的我國老年人來說，這樣的解釋機制是否合適有待進一步討論。
在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之間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閑暇活動這樣的第三變量。顧大男分析3年的追蹤數據，發現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和較多醫療資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鍛煉的比例較高，而出游和健身鍛煉有利于身體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風險[17]。吳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數據發現，經常參與志愿者活動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水平高[18]。楊宗傳認為文化素質是老年人參加老年活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19]。齊良書等人認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多種途徑作用于個人健康狀況，如果僅用單一指標進行量化分析，難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機制[20]。
當然，我們也發現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如何影響健康的?其機制尚未得到解釋，多數研究只證明了存在影響。二是健康指標不全面，未同時考慮健康狀態(健康的質)和生存時間(健康的量)：同樣是討論男性與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導致的是男性健康狀況比女性好，卻又導致女性壽命比男性長。三是追蹤時間較短且未考慮生存時間。壽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蹤時間只有2～3 年，追蹤時間過短很難排除基線調查中既成事實的干擾，不能說明因果關系。多數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結果而不考慮生存時間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四是統計分析方法不適用于綜合作用機制的研究。雙變量分析、多元回歸、Logistic回歸分析或Cox風險回歸等只能分析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直接影響而不能分析間接影響，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別研究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的關系、生活方式與健康等的關系，卻主觀推斷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改變生活方式而影響健康的結論。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設計與研究假設
基于上述分析討論，本研究以社會因果論為基礎，探討城市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通常人們在進入老年期后不僅有足夠的時間照顧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識到需要維持一個良好的飲食作息習慣，因此，對于老年人來說，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變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的責任不斷減少，生活責任性外出大幅度減少，其文化性閑暇活動的增加可能是維持老年人社會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經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帶來文化性閑暇活動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將2000年調查時點之前已經形成的社會經濟地位作為基本潛在因子，將2000年調查時點的文化性閑暇活動作為中間潛在因子，將2000年調查時的健康狀態(健康的質)和其后9年時間里的生存日數(健康的量)作為結果潛在因子(其中，健康狀態使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包括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社會健康三個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過中間因子對結果因子產生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如圖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與生存時間，并通過健康狀態間接影響生存時間。
假設2：文化性閑暇活動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與生存時間，并通過健康狀態間接影響生存時間。
假設3：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閑暇活動，并通過文化性閑暇活動間接影響健康狀態和生存時間。
2.調查方法與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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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線調查是由作者負責的日本東京都立大學城市科學研究所與沈陽市衛生局的合作項目，調查時間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調查總體是沈陽市的和平區、皇姑區、沈河區、大東區、鐵西區五個市區的45萬人老年人。抽樣方法是使用分級抽樣方法，在五個市區中分別抽出兩個老年人口比率與所在區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辦事處，再從中各抽出一個老年人口比率與所在街道辦事處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區。調查對象是被抽出社區的全部60歲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計抽取了10個社區的4460名老年人。調查員由經過多次培訓的各區疾病控制中心的醫生和街道的地段醫生以及社區居民委員會的職員擔任，使用自填式和詢問式兩種問卷，最終回收問卷3654份，回收率為 81.9%。
本研究的追蹤調查為作者負責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學省學術振興會資助的中日養老文化比較研究項目，對基線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進行追蹤調查。追蹤調查的對象是從基線調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減去未登錄戶籍者134人、姓名與身份證號碼等個人情報記錄不清者703人、問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實際追蹤調查對象為2766人。追蹤期間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為了減少調查期間已經瀕臨死亡者的影響，分析對象是從追蹤期間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刪除了基線調查結束后6個月內的死亡者，最終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調查指標與統計方法
2000年基線調查中與本研究有關的項目包括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閑暇活動、健康狀態三大類指標。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包括退休前的職業、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項。文化性閑暇活動包括社區活動、旅行游樂、個人興趣三項。世界衛生組織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廣泛認可，即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是虛弱，而是身體的、精神的、社會的一種良好狀態，因此，在本研究中將健康狀態分解為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社會健康三個構成部分。描述身體狀態的身體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癥狀、生活能力三個項目，其中生活能力測評選用東京老年綜合研究所開發的老年人活動能力評價指標①中的銀行存取款與繳納水電費這兩項差異較大的敏感指標投入了方程;描述與群體或他人關系適應性的社會健康是指個體與他人及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實現社會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園晨練、購物辦事、廣場聊天等外出活動頻度測評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會適應程度，同時使用與鄰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訪活動頻度測評老年人主動性社會適應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們的一種主觀的快樂的人生體驗，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對人生幸福的感覺和對現在生活滿足的感覺這兩項指標。年齡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齡階段表示，在結構模型中為實際年齡。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分析方法，統計分析軟件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
1.分析對象的變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蹤對象為2776人，追蹤期間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對象為剔除了基線調查結束后半年內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時間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為506名死亡者的基線調查的變量分布。
2.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狀態與生存時間的結構方程模型
在結構方程模型中，我們將身體健康、社會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構成的綜合健康狀態、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閑暇活動等潛在因子用橢圓形表示，將直接觀測到各個變量(包括生存時間)用長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頭連線表示因果關系，連線上的數值為標準化路徑系數，在(-1，1)之間表示關系強度與方向，方框或橢圓形的右上角數值為回歸解釋率，GFI為數據與模型間的調整擬合度。本研究的擬合模型不僅AGFI值達到0.921，而且健康狀態解釋率為70.0%，生存時間的解釋率為10.0%，說明是一個非常合理的結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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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態對生存時間具有較強的正向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46，其中身體健康影響最大，達0.70×0.46，社會健康的影響僅次于身體健康的影響，達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響力較小，僅為0.26×0.46。在身體健康的各指標中，老年人的身體能力對生存時間的影響力遠大于身體病癥的影響力。本研究的結果與吳曉光等人的8年追蹤數據均發現，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評以及認知功能對死亡有較高的預測價值[21]，并與曾憲新分析65歲以上城鄉老年人的3年跟蹤數據所發現的死亡風險與生活能力等身體健康指標關系穩定的結果呈現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僅驗證了上述身體健康的作用還證明了社會健康對死亡有較高的影響力與預測性。
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有著很強的正向的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達到0.70，對生存時間的直接影響極其微弱，其路徑系數不具有顯著性，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改變健康狀態對生存時間產生很大的間接的正向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70×0.46。上述結果可以發現，假設1部分被驗證，部分被否定，即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有很強的正向的直接影響，而對生存時間并無直接影響，該指標是通過改變健康狀態而間接影響生存時間。齊良書等人認為20～65歲成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狀況越好[23]，本研究發現60歲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傾向。劉貴平分析80歲以上城鄉高齡老年人的2年跟蹤數據發現，死亡風險與社會經濟地位中的退休前職業有一定相關性[24]。但是，曾憲新分析65歲以上城鄉老年人的3年跟蹤數據發現，控制了其他變量后社會經濟地位對死亡風險的影響不明顯[25]。本研究認為，城市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對生存時間或死亡風險不具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改變健康狀態產生間接影響。
社會經濟地位對文化性閑暇活動具有中等強度的正向的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25，同時由于文化性閑暇活動對健康狀態具有中等強度的正向的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26，所以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文化性閑暇活動又對健康狀態產生間接影響，強度為0.25×0.26。上述結果表明，假設2部分被驗證而假設3完全被驗證，即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閑暇活動，并通過文化性閑暇活動間接影響健康狀態。本研究與楊宗傳以及顧大男的觀點一致，都認為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社區活動與旅游等文化性閑暇活動越豐富[26-27]。而且本研究與吳金晶等人的觀點相似，志愿者活動等文化性閑暇活動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內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綜合健康狀態越好[28]。但是，顧大男使用3年的追蹤數據分析死亡與出游的雙變量關系認為，旅游對健康長壽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狀態的情況下認為，文化性閑暇活動對生存時間不具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改變健康狀態間接影響生存時間。
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年齡對社會經濟地位的路徑系數為-0.42，具有一定的負向影響，說明年齡越大社會經濟地位越低。因此，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文化性閑暇活動的影響包含著年齡對健康狀態與文化性閑暇活動的間接影響，強度達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齡對生存時間、文化性閑暇活動以及健康狀態的直接影響極小，路徑系數均不具有顯著性。
五、結論與討論
為了探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本研究運用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對沈陽市2766名60歲及以上城市老年人進行9年追蹤調查，對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結構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閑暇活動與健康狀態以及生存時間的結構關系，得到以下結論。
城市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一方面對健康狀態產生直接影響，另一方面通過改變文化性閑暇活動而對健康狀態產生間接影響;社會經濟地位對生存時間沒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影響健康狀態延長生存時間。健康狀態對生存時間有較大影響，其中身體健康對健康狀態的影響力最大，其次為社會健康，最后為精神健康。另外，身體健康中身體能力對生存時間的影響力大于身體病癥。因此，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閑暇活動越豐富，其外出交往頻繁，從而提高了社會健康，滿足了精神健康，維護了身體健康，間接延長了生存時間。
在我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職業構成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受年齡的影響，高齡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與文化性閑暇活動的影響包含著一定的年齡因素。
既有的關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作用機制的理論包含兩個方面的解釋：一是認為不同社會階層擁有不同的亞文化，其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人們的飲食煙酒、作息運動、以及性行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過來又影響著人們的健康;二是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醫療資源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時救治。
相對于上述生活方式論和物質資源論，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閑暇活動論從而對上述理論做一定的補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狀態下降而且有足夠的時間，一般都能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會責任與家庭責任下降，外出活動減少致使社會健康惡化。如果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老年人仍然維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閑暇活動，這樣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動的內容與事件，客觀地促進了社會健康與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進一步延長了生存時間使得死亡風險降低。
社會經濟中的主導因素范文4
關鍵詞:生態文明建設; 經濟增長; 中國西部; 區域博弈論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4-0055-05
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國家戰略在黨的“十七大”上首次被正式提出,它要求“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方式”,“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生態文明建設克服了工業文明階段片面地將生態環境建設等同于可持續發展的弊端,從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協調發展的系統論角度,將可持續發展思想拔到新的高度。它力圖在繼承與發揚工業文明積極成果的同時,緩解工業文明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生態功能退化、自然資源枯竭等制約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負面壓力,統籌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系統演進,驅動可持續發展的整體進程。西部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腹地,肩負著中國未來經濟大盤整體提升和中國生態安全的歷史重任。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局部來看,西部地區整體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的階段,要改變西部落后的整體局面,必然對西部經濟的總量增長有著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從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全局來看,西部地區地處長江、黃河上游,是我國創造生態財富的重要基地,從生態安全的角度肩負著促進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歷史重任。局部經濟增長的迫切要求與我國生態安全的全局目標之間的矛盾,注定了西部地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將比中部和東部地區更復雜且更具有挑戰性。
1.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增長博弈分析的理論基礎
1.1 馬克思物質變換理論揭示了區域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本質
馬克思物質變換理論體現在自然界、人與自然之間和人類社會內部三個層面。一是自然界中的物質變換過程,包括兩個范疇,第一個范疇是無機物質遵循物理化學規律進行物理和化學變化,造成自身形態結構的演變和功能的演進;第二個范疇是有機生命按照生理規律與無機物質之間的變換過程,構成生物維持生命和不斷進化的基本條件;二是具備能動特征的人類通過自身的勞動將自然物質轉變為可以被人類利用、支配或占有的并具備一定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社會性物質,該過程將自然與社會聯系起來,是人類所有社會形態的共性,它在促進社會物質不斷豐富的同時,也改變著自然[1]。三是人類通過勞動,對現有社會商品進行交換和利用,實現社會商品附加值增加過程,是“一種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代替另一種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2]。
三個層面的物質變換過程在內涵上有著緊密的聯系。自然物質變換促進了自然生態系統演進,為物種生命延續和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和自然力;自然物質以人類勞動為中介,進入社會經濟系統,并不斷轉換為社會物質,與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的物質變換共同促進了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推動社會經濟系統地不斷擴張;同時,自然物質向社會物質以及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物質變換將生產生活消費產生的廢棄物排放到自然生態系統,影響自然物質變換。自然物質變換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會對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和進步產生約束。顯然,如果自然物質在人類不合理的生產和勞動方式下向社會物質轉變或者社會物質在不合理的方式下進行內部交換與消費,如違背自然規律、對自然資源粗放地開采利用以及污染物的任意排放等勢必造成自然物質變換過程受到破壞,導致自然生態環境自我修復的能力降低,出現環境污染、空間損失、生態失衡和功能衰退等負面后果,形成“物質變換裂縫”,并進一步影響到社會物質變換過程[1]。
在特定的區域中,經濟增長帶來區域經濟系統的擴張,其本質是以人類勞動為中介,自然資本向人造資本進行轉變的過程,表現為自然生態系統的自然物質不斷向社會經濟系統中的社會物質進行轉化以及社會經濟系統中社會物質附加值的不斷增加。在區域人造資本不斷增加,社會物質財富不斷豐富的過程中,自然資本不斷減少,自然資本提供的功能和服務也相應減少,如新鮮空氣、開闊空間和干凈河流[3]。另外,人類勞動的目的性,調整和控制著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化的積極成分,也蘊含了人類可能破壞維持自身可持續生存與發展的自然基礎的消極因素,這隱含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優化人類活動、改善人―地關系的本質思想。
1.2 自然物質向社會物質變換是中國西部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目前,西部地區整體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的特殊階段,經濟發展以資源型結構為特征。在這一階段,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系統量的擴張主要動力,來源于人類勞動對自然物質的直接加工與利用,處在馬克思物質變換理論所主張的第二個層面,即自然物質向社會物質進行轉變的過程;而通過對社會物質進行深度加工,利用先進技術和服務提升產品附加值,依靠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物質變換創造的價值與財富,在西部地區經濟總量中所占據的比重,相對較低。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方面,西部地區與較發達的中部和東部地區存在的主要區別。
因為西部所處的物質變換的特殊階段,其未來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構建于對自然物質的直接利用和消耗上,與東部和中部相比,西部發展與自然生態系統有更為緊密和直接的接觸,讓人類活動的負面后果,表現得更為明顯。同時,西部地區整體生態資源富集,不合理人類生產勞動導致的自然生態環境變化的累積效益,在短期內難以凸顯,自然生態系統的變化對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制約效應,在一定時期內,將可能被掩蓋。另外,社會物質內部變換作為中部和東部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需要西部地區提供的初級原材料作為有力支撐,加之東中西部的自然補償機制尚未完全建立,這也成為西部地區的資源環境壓力加劇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迫切要求,以及西部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更為直接的矛盾與沖突,加大了協調西部社會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演進之間的難度,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亟待解決的重要命題。要協調好西部地區的人―地關系,促進西部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協調發展,處理好西部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博弈關系,制定適合西部工業化階段和特點的生態文明建設路徑,形勢更為嚴峻。
2.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增長博弈分析的現實背景
2.1 西部所處的工業化階段是生態文明建設不可回避的客觀現實
黨的“十七大”提出“必須全面認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工業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驅動市場化革新和高速工業化進程,促進了我國向工業強國的過渡,推動了我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4]。
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差距來看,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加快西部工業化進程,是推動中國經濟大盤整體提升的重要動力,不僅是協調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縮小東西部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要求,也是促進全面小康社會形成的必然途徑。
從世界工業化發展的演變規律來看,工業化進程與資源環境的關系符合倒U型理論,分為三個階段見圖1。一是工業化初期(圖1中OA曲線),產業結構從農業主導地位向工業主導地位演變,工業結構以原材料、基礎工業為重心,以高密度的資源開發利用換取工業快速發展和經濟高速增長。二是工業化中期階段(圖1中的A點),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工業占據主導地位,工業結構以資源密集型、高密度加工業為主,對資源的消耗、生態環境的破壞達到頂點,工業化進程加速推進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引發的結果開始凸顯。三是工業化后期(圖1中AB曲線),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階段為工業化后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工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技術創新和進步帶動經濟的全面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開始形成。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社會經濟系統地擴張主要來自于自然物質向社會物質的變換,屬于物質變換的第二個層面,在工業化后期,主要依靠增加社會產品的附加值,促進社會經濟系統地擴張,屬于物質變換的第三個層面。目前,西部大部分地區正處在工業化初期或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階段,有的地方甚至處于工業化孕育過程,資源開發和原材料加工的產業占據了主導地位,形成了以水電能源、石油化工、冶金礦山、原材料等為主的資源密集型產業,處于倒U曲線OA段,對自然資源的直接消耗和生態環境的直接破壞推動西部工業化的進程,換取西部社會經濟系統的擴張,人地關系頗為緊張。
2.2 自然資源的公共屬性是西部“環發”矛盾的制度根源
我國《憲法》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和灘涂都屬于自然資源的范疇。自然資源作為自然生態系統平衡和社會經濟系統發展的物質基礎,產權難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具有很強的公共屬性。市場經濟體制下,自然資源統一歸國家所有,國家對地方是無償賦予、無償劃撥,地方對資源是無償利用,資源無價和資源低價的局面引發對自然資源的大規模、低效率的開采和利用,導致資源浪費、生態失調,環境污染加劇等嚴重后果[5]。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高經濟總量指標的同時,忽略了對自然資源利用的管理和干預力度,當資源的利用和環境污染超越了生態系統自我調節的閾值,環境質量和資源狀態就會發生改變,破壞了人們正常的生活和生產條件,導致個體成本與社會成本、個體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產生負外部效應。在這種狀況下,完全競爭廠商按照利潤最大化確定的產量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確定的產量嚴重偏離,結果造成資源過度利用,環境過度污染,既不符合效率最優原則,也不符合社會公平的原則,無法自動實現資源的帕累托最適度配置。另外,資源保護,環境治理是一種為社會提供集體利益的公共物品和勞務,是被集體加以消費,能給所有人帶來正面的利益,具備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因為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矛盾的存在,在進行環境保護這一公益事業時,經濟主體不愿主動為公共產品付費,純個人主義機制也不能實現帕累托最適度配置,使資源環境保護這種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共同而不排斥地使用環境資源這種公共物品在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區域是嚴重存在的,不考慮公正性和社會整體意愿地使用公共環境資源在使其變得更加稀缺的同時,也在導致資源環境的衰竭甚至是社會經濟的崩潰[6]。西部自然資源相對富集,資源型工業很大程度上支撐了西部工業化初期的經濟增長,在傳統發展路線下,資源環境正外部性明顯不足,負外部性明顯加劇的特征在該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帕累托最適度配置難以實現,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
2.3 自然生態約束是西部未來經濟系統擴張要充分考慮的必然前提
生態文明建設是協調社會經濟系統擴張與自然生態系統演進的積極過程。社會經濟系統的擴張以經濟總量的增長為基礎,來源于自然物質向社會物質的不斷轉化及社會商品附加值的不斷提高。因此,社會經濟系統地擴張,根源于特定區域的自然資源水平和自然資本的富集程度,其擴張的速度與規模,擴張的方式與途徑,必須與該區域的自然資源環境相適應。這要求西部地區經濟系統的擴張,必須在實現區域自然資本消耗和人造資本增加帶來的總體凈收益持續為正的前提下,以在西部現有的資源環境約束為基礎,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合理經濟增長規模。
工業文明對資源環境的過度消耗與破壞,削弱了自然資源環境承載人類社會經濟系統持續發展與擴張的能力。西部地區工業化過程剛剛起步,依靠資源粗放型利用換取的經濟增長量在地區GDP總量中占據的比重相對較大,雖然在短期內帶動了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但從長遠來看,進一步制約了西部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自然資源環境約束,需要我們在短期經濟增長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戰略之間進行統籌與協調。
2.4 “汶川地震”災區是西部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必然面對的問題區域
“汶川地震”是建國以來破壞性最強、波及范圍最廣的一次地震,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四川、陜西、甘肅等災區的人地關系。從社會經濟系統擴張的角度,地震災區作為一個問題區域,面臨著快速恢復災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重建百姓生活家園等現實問題;從空間構成的角度,地震災區是西部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西部生態文明建設戰略整體推進的重要載體。以恢復和建設良好人地關系為本質的災區重建必將面臨恢復經濟增長速度與數量的短期目標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長遠戰略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與發展的不同框架,短期目標與長遠戰略的沖突與博弈,讓災區重建可選路徑多樣。是將災區恢復到地震前工業文明階段的人地關系,還是在重建過程中構建符合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人地關系,是我們在快速解決災區人民生活居住等短期安置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恢復、構想災區未來可持續發展理想藍圖的過程中,必須縝密思考,審慎回答的重要問題。“汶川地震”災區是西部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博弈過程中必須考慮的問題區域
3.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增長的博弈過程
生態文明建設的本質是通過協調社會經濟系統擴張與自然生態系統演進過程,在特定的地域空間上構建和諧的人地關系,帶動區域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博弈過程,就是西部追求經濟快速增長、迅速積累物質財富的短期利益,和追求生態文明建設、蓄積生態財富的長期目標之間的相互制約與平衡的過程;其結果是在片面追求社會經濟系統擴張,還是合理均衡社會經濟系統擴張與自然生態系統保護之間做出最佳的選擇。其機理是在人類勞動的中介作用下,自然生態系統中的自然物質不斷向社會經濟系統中的社會物質轉換,依靠自然資本的不斷減少換取人造資本的不斷增加,自然資本的過度減少,勢必造成自然生態系統的損失乃至自然生態功能及空間上的減少,導致承載社會經濟系統持續擴張的能力降低。因此,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構成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博弈主體見圖2。
西部作為一個區域系統,其中的自然生態系統物質變換和能量循環將促進其自然的進化,社會經濟系統中的物質交換和能量傳遞將影響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增長,而聯系二者的人們的勞動實踐,將在不斷改變西部地區自然與生態物質形態以滿足社會經濟系統擴張需求的過程中,也不斷將生產生活垃圾返回自然生態系統。由于自然資源環境的公共性、正負外部性特征和價格機制的某些障礙造成的資源配置缺乏效率,以及由于資源環境政策、產權管理制度等體系的內部因素導致管理結果出現的資源環境價格偏離社會最優價格等原因,促使區域中每個團體或個人都根據成本小、效益大的決策準則來利用自然環境資源,勢必造成自然環境資源過度濫用的傾向,出現“公地悲劇”的博弈結果。由此可見,當人類活動符合自然、社會經濟規律時,便實現自然演進與社會進步的雙贏;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極端物質主義”,必然會過度消耗自然生態系統物質而不給予補償或補償不夠,造成自然生態系統新陳代謝的破壞,影響到自然向社會的物質變換,甚至造成區域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系統物質能量惡性循環,經濟發展和生態協調全面崩潰;片面追求自然生態保護的“極端環保主義”,忽略了人類經濟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最后甚至會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無法提高,社會和諧局面難以形成的狀況。兩者都是不可取的。
西部地處長江黃河上游,是我國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國未來經濟整體提升的戰略區域。正確處理西部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博弈關系,既不能片面追求西部經濟增長、也不能片面追求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修復而忽略經濟增長。我們需要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制度和方法,改善人類勞動行為,優化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在西部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博弈過程中,尋找協調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發展的制度與方法,避免“公地悲劇”的發生,促進西部可持續發展。
4.協調西部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增長的對策與建議
4.1 制定西部生態文明長期發展戰略,結合主體功能區區劃和“汶川地震”災區重建規劃建立西部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規劃和產業規劃
西部地區整體是國家生態安全和經濟整體提升的戰略區域,其中的地震災區是急需產業恢復的問題區域,所以生態文明在西部的建設,應以區域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要素優勢與劣勢的詳細分析為基礎,結合西部地區自然生態現狀、社會經濟特點以及地震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制定與西部社會經濟發展、自然生態相適應的長期發展戰略,并以優先、重點、限制和禁止開發主體功能區的區劃和發展目標為基礎,制定地震災區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短期目標與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和產業的長遠規劃,通過生態文明建設項目的實施逐漸改善西部生態文明發展狀況,在災區社會經濟發展逐漸恢復的過程中,穩步提高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資源環境之間的和諧程度,推進西部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進程。
4.2 構建西部生態文明發展程度的評價指標體系
生態文明發展程度評價指標體系有助于充分認識西部地區生態文明發展的程度與階段,有利于辨識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障礙。評價對象是西部區域系統,可分為自然生態和社會經濟兩大子系統,并從資源、環境、社會、經濟四個方面構建評價指標,用以分析西部地區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和諧狀況。通過指標體系的數據尋找兩個子系統之間存在不和諧的因子,協助決策機構選擇合適的生態文明建設項目改善兩者間不和諧的狀況。
4.3 創新西部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產業和工業結構生態化調整,轉變西部經濟增長方式和消費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探索工業化從初期向中期過渡的合理路線
協調西部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長遠關系,要求我們必須面對西部整體所處工業化特殊階段、內部各個區域工業化程度不均衡以及地震對災區工業的破壞等客觀現實,也注定西部地區不能按照傳統工業路線完成工業化初期向中期轉型。應充分發揮西部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和經濟發展的后發優勢,創新西部新型工業化道路;將生態化、信息化與工業化相融合,對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進行生態化調整,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生產生活消費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擴大物質的有效循環利用,降低污染物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實現西部地區又好又快的發展;加大國家對西部發展的轉移支付力度,緩解西部新型工業化道路創新過程的資金難題;同時,適當控制西部工業經濟發展的“速度”,給予自然生態恢復養息的機會,構建西部地區“生態經濟高地”,促進整個西部生態文明的建設。
4.4 優化自然資源環境的產權制度安排,建立合理的自然資源環境的補償機制
自然資源的產權制度優化對于自然資源相對富集并且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轉型的西部地區尤為重要。決策機構應根據自然生態環境資源多樣化的特征建立多樣化的所有權體系。對于產權比較清晰的自然資源,以公共利益、所有者及使用者利益的平衡為前提,根據其使用、經營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大小,將自然資源所有權分配或拍賣給不同的產權主體;對于產權邊界難以界定、外部性很大的自然資源,以公共產權主體為所有者,改變目前所有權結構,由統一機構作為單一所有者來管理。另外,加快自然資源環境經營權和使用權的市場化進程,建立和完善自然資源產權交易市場,構建以產權為基礎的資源共享機制[7]。同時,完善自然資源使用和環境污染治理的補償機制和制度建設,依據污染者負擔、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受益者補償等原則建立起生態補償、污染補償、資源補償、國際補償和區域補償等多種補償方式[8]。
4.5 加強政府對自然資源環境的監管和保護,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制度,加大對生態文明的宣傳力度
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指導下,制定符合西部區情的地方性政策制度和規范,設立專門的監管、保護和宣傳機構,監督和管理區域內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環境治理和保護、生態項目建設與修復、經濟發展適“度”、產業結構生態化調整、公眾生態意識提高等生態文明建設進程的落實;形成區域生態制度文明、區域生態產業文明、區域內經濟主體的生態行為文明、公眾生態意識文明的西部生態文明系統,逐步形成西部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共同發展進步的和諧局面,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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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方發龍(1975―) 男,經濟學博士,講師,研究方向:區域經濟發展。
社會經濟中的主導因素范文5
關鍵詞：藝術設計 社會經濟 生產力 關系
一、 藝術設計伴隨著人類的生產勞動的產生而產生
就藝術設計這一創造性的活動來說，它是伴隨著人類物質生產活動和器物文化的出現而出現的。它實際上就是“人類為生存而進行的造物活動，是人為實現實用功能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物化勞動形態。這種造物具有一定的審美屬性和精神價值，因而是一種藝術質的造物”。
人類的歷史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藝術設計的歷史之河也從這里發源。當人類的祖先把一塊石頭敲打成用來切割和砍削的石刀時，最早的設計活動就開始了，這把石刀就是最初的設計產品。這種工具的創造首先符合實用目的，同時也顧及到了用起來方便、省力，以引起主體的。它的制作過程具備了設計所要求的從預想、選料到加工成型等必備過程，它的功能和形式結合于一體。最早制作勞動工具如石斧、石刀、弓和箭的原始獵人，是人類第一批設計師。
工具的制造是人類自我革命的開始，也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族類的根本。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最早的史前藝術品，差不多都是與人的生活最緊密相聯系的工具和食用器。這些就是我們人類早期之藝術設計。藝術設計于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展，隨著人類的科學文明水平的提高，藝術設計也越來越科學化，其技術性也越來越高，藝術設計逐步成為了一種有目的的創造活動，成為了協調人和環境、個人和社會、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手段。
二、 經濟屬性貫穿于藝術設計活動過程的始終
藝術設計的經濟屬性是它區別其他藝術活動、手工業的首要特征。人的相互關聯構成復雜的社會，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必然導致人對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藝術設計通過藝術與技術相結合的創新設計，像其他社會生產力一樣創造社會的物質文明。
1.經濟因素在藝術設計的不同過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
從設計到實現設計的全過程中，經濟因素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1）設計觀念的產生階段：藝術設計需要把握設計物由過去到未來形成發展的種種相關因素，然后以創造性思維方式和表現手法使之成為嶄新的設計方案。其中的經濟因素體現在對原有狀態的經濟價值分析、市場需求預測以及新方案的經濟內容評估等方面。對原有狀態的經濟價值分析，是設計觀念產生的基礎。（2）設計的實施階段：設計的實施過程指的是設計方案由圖紙到生產為實體的過程，對于設計來說，是實際制作的過程。設計在真正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從設計物的試產、批量生產和專利保護等方面均受經濟因素的制約。（3）設計的實現階段：設計物最終要推向市場實現其經濟價值，主要是通過銷售來實現的，當設計物作為商品投放市場，設計師應當及時調查市場反映和銷售效果，綜合反饋信息以改進產品設計和進行新的設計構思。其中，經濟因素不僅體現在設計物的綜合經濟價值實現的過程中，而且作為改進更新已有方案和促成新的設計方案的產生基礎，經濟因素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現代設計之父格羅佩烏斯將德國包豪斯設計學院的教育理念“藝術與技術的統一”傳播到全世界，使設計終于打破藝術桎梏解脫出來。而在經濟與信息化的今天，我們應提倡“設計與經濟的結合”，設計必須服務于經濟。
2.藝術設計通過預測未來的市場需求來確定設計目標和方向
設計具有強烈的超前性、預測性?！霸O計”這個概念在許多場合中，也往往被“策劃”等術語代替。這意味著設計與藝術、手工藝活動都不同，它更偏重于事前的過程。在整個市場營銷的組織中，設計占有引導性的地位。“設計生產銷售使用”這四個環節中， 設計不僅在時間上先于生產、銷售活動， 而且設計的市場定位合理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后兩者的成效。正因為如此，設計前的活動往往比設計本身花費的時間、精力更多。如設計前必須進行大量的市場調查，包括對廠家、消費者、競爭對手、媒體的詳細調查；調查之后的數據要加以統計分析直至最后提出成文的方案、策劃報告；并且還必須根據市場狀況及時調整方案，以適應突如其來的變化，這就要求設計師的思考必須高度理性化和高度專業化?？茖W地進行市場潛量、市場占有率及需求預測，把握設計物實現為實體后在市場中的作用和價值體現，能夠使新的設計方案更加合理，更加準確地適應未來市場，并且通過預測可以得到提高和創造設計物附加價值的理論依據。
三、 藝術設計與社會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1.社會經濟的發展是藝術設計繁榮的基石
藝術設計的技術性、經濟性、文化性決定了只有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才有藝術文化的繁榮。從藝術設計本身的發展來看，現代設計的起源有兩個顯著特征，其一是勞動的分工，其二是生產工藝的改進使得大規模生產和低消耗成為可能。藝術設計的每一次飛躍和進步，都處在因社會分工而造成的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時期。首先，因為社會經濟發達，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質的提高，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商品的物質性功能，而越來越重視消費過程的精神享受和審美，社會需求加大、人類文明和審美情趣的提高，為藝術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其次，社會經濟高度發達時期也是社會觀念大變革、大解放時期，為藝術設計的應用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思想和思維空間。
知識經濟是繼工業經濟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發展經濟的主要的直接資源。在知識經濟時代，設計藝術將成為人類十分主動和相當自覺的一種行為。大至建筑、環境、公共藝術、城市規劃，小至食品、服飾、生活用品、勞動工具?？傊祟愐磺猩婵臻g、物質和生活方式，都要經過精心而富有創意的設計。人類將生活在一個經過了設計并不斷被設計著的文化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也就是說，在這個新世紀，設計本身將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一種方式，將成為一種歷史沿革的文化。知識經濟為藝術設計的發展提供了機遇與土壤。時代的變革，經濟形態的變化，為設計藝術的創新發展將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素，設計藝術也必將以自身更為完善的運作體系，更好地為社會經濟服務。
2.藝術設計的發展是社會經濟騰飛的翅膀
藝術設計是藝術與科技相結合的產物，藝術設計同樣也是一種生產力，在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藝術設計發展的原動力在于滿足人的需求。人類在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欲望和要求稱為需求。按照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的需求理論，人類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藝術設計的市場取向就是以滿足需求、引導需求、創造需求為目標的，它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其次，藝術設計所帶來的，不僅是精神上的愉悅與享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藝術設計是把預期目的和觀念具體化、實體化的手段，是人們進行經濟建設活動的先期過程。它的本質是人們對將要進行的經濟建設活動作出藝術化的設想和籌劃?？傮w來看，這種設想和籌劃是進步的，發展的，甚至是超前的。從這個意義上，也說明了藝術設計是一種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
藝術設計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典型案例，一是以德國為代表，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設立或制定專門的工業設計部，把設計業作為國家經濟整體的一部分。二是以原東南亞“四小龍”為代表， 政府直接參與設計的實施。其目的是把設計作為國家綜合性經濟改革的一種手段，如通過調動本地工業的多種資源激發設計，以便能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推出高附加值的產品。三是以日本為代表，日本千葉大學著名學者宮畸清教授在介紹日本經濟發展的過程時，談到日本產業振興和經濟增長有三要訣：一是艱苦奮斗的民族精神；二是領先一步的工業設計；三是不斷完善的經濟政策。這三者相輔相成，其中，工業設計對日本經濟的騰飛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從各個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來看，“藝術設計也是一種生產力”“設計就是經濟效益”的說法并不過分。藝術設計不再是對客觀世界的簡單反映，它強調創造性與個性，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通過藝術設計，可以提高產品的科技、藝術含量，提高產品的審美附加值，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益。
中國加入“WTO”已經成為現實，我國的經濟運動模式和產業結構更新也將因此而發生深刻的變化，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中國的設計產業發展迅猛，且設計產業是伴隨著經濟不斷成長起來的，特別是知識占主導地位的今天，對設計產業的適時性、前瞻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無論是現在或未來，藝術設計都會以強大的推動力和自身優勢服務于經濟的發展中，推動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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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中的主導因素范文6
我國傳統的經濟價值取向，是經濟價值理論與道德禮義的融合，但是我國傳統經濟價值取向還處于轉型時期，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其內在理論經常與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原則產生沖突，針對這樣的情況，為了保證經濟交易市場環境的公正健康，維持我國社會經濟市場的秩序平衡，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就要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以道德觀念為規范約束現代社會經濟市場的活動，繼而充分發揮傳統經濟價值取向的實際效力。
一、探討傳統經濟價值取向給現代經濟發展帶來影響的意義
經濟價值發展取向與社會經濟進步形式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具有極強的時代特色，我國傳統經濟價值取向是我國人民經濟智慧的具體表現，是構建系統相對完整的經濟價值理念，其中涉及的許多經濟發展思路內涵，對我國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推進作用。但是從我國傳統經濟價值取向基本內涵的角度分析，傳統的經濟價值取向觀念維護了我國封建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與我國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相悖，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提高傳統經濟價值取向的適用性，就應該明確現代經濟發展的重點內容，對傳統的經濟價值取向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時結合當下社會經濟實踐發展的要求，吸取其中寶貴的思想價值觀念，實現傳統經濟價值取向觀與現代經濟價值取向觀的完美融合，達到中華特色經濟價值取向的有效利用，以及傳承我國經濟文化倫理的目標，繼而發揚中華經濟智慧文化精神，提高我國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品質，保證傳統經濟價值取向給現代經濟發展帶來有利的影響。
二、傳統經濟價值取向與現代經濟價值取向的區別簡述
(一)傳統經濟價值取向
傳統經濟價值取向不受自然經濟的約束，受當時社會發展狀態與政治文化的影響，我國傳統經濟價值取向充分肯定了勞動人們的價值，主張勞動價值是維持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實際應用實踐過程中，以調節社會勞動關系，合理配置社會勞動力為基本，注重社會實踐價值，以提高當下社會經濟，改善現有經濟發展問題為重點內容，包含了經濟價值取向思想和調節人際關系兩個方面的內容。傳統的經濟價值取向建立在封建社會制度之上，中心內容偏向于維護權力者的利益，所以形成了一種固有的勞動經濟價值關系體系，從倫理制度的角度進行分析，缺少一定的公正性，不符合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公平公正的要求。
(二)現代經濟價值取向
現代經濟價值取向聚集了，我國傳統經濟價值取向觀和西方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將廣大勞動者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以提高社會整體性效益為主要的目標?，F代經濟價值取向具有極強的現代化特征，圍繞傳統經濟道德觀念，以社會經濟發展形勢為依托，不定期進行相關策略內容的調整。除此之外現代經濟價值取向非常重視倫理觀念，尊重個人社會地位，推崇獨立個體的社會經濟發展主導權，從自然經濟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兩方面入手，規范了獨立個體的經濟價值實現行為，制定了合理的個體價值欲望標準，從最基本的層面入手，改變了傳統經濟價值取向的固有體系，構建了自然經濟與社會經濟共同發展的和諧關系，在滿足人們個人利益愿望的同時，突出了社會效益化屬性，實現了個人利益融入社會經濟總體發展的戰略性標。
三、傳統經濟價值取向給現代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分析
(一)促進了我國現代化社會經濟的發展
當下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快，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多元化，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個人利益價值，滿足個人經濟發展的欲望，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人們容易受到利益價值的誘惑和唆使，進而做出違反道德原則的事。而傳統經濟價值取向核心思想的合理利用，為當下社會經濟活動提供了科學的規范準則，監督了個人經濟活動行為，調節了社會經濟發展與道德倫理之間的關系，維持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的健康。除此之外以經濟與道德之間關聯為主要突破口，強調了道德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同時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加快了傳統經濟價值取向的轉型速度，并且與現代化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煥發了我國現代化社會經濟發展的活力，從真正意義上促進了我國現代化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維持了我國經濟交易市場的秩序
我國傳統的經濟價值取向觀念主張互利交換原則，從最基本的層面入手，闡述了社會經濟建立在物質交換上的實質性內涵，從根本上提高了傳統經濟價值取向的應用有效性。同時采用分層的技術手法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現狀進行了分析，明確了現代經濟交易個體之間的關系，總結了利益價值不能依靠獨立個體實現的規律，進而培養了現代人們禮尚往來的交易意識。在這種既定規則要求下，人們會自覺履行商業交易的原則性義務，在進行商業活動的過程中，保證交易項目的公正性，確保雙方能夠在同等條件下實現雙贏的利益目標，進而維持雙方的依存關系，保證社會商業交易活動的順利進行。由此可以看出傳統經濟價值取向，對我國現代化社會經濟發展提出了制約條件，盡管社會經濟交易發展形勢復雜多變，我國經濟市場仍舊能夠維持固有的發展秩序，繼而為我國社會經濟機制的正常運行奠定了基礎。
(三)保證自然系統領域的完整
我國傳統經濟價值取向重社會義務，受儒家文化的冶煉熏陶，秉承著天人合一的主要思想，重社會自然義務，并在最大限度上對自然領域表現出了尊重，以農耕為例，我國傳統經濟價值取向，提倡在農耕范圍滿足人們需求的基礎上，停止農耕范圍的繼續擴大，進而保證自然領域的完整，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環境互利互生的目標?，F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在沒有任何規范要求的情況下，過分生產容易造成社會經濟動力的萎縮，造成社會經濟發展停滯現象的發生。為了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就應該吸取我國傳統經濟價值取向的重要思想內容，規范市場經濟發展行為，與此同時引導獨立的經濟個體樹立正確的生產發展觀念，提高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效益，保證社會經濟發展市場處于良性的運作關系。
(四)形成了全新的社會經濟交易風氣
我國傳統的經濟價值取具有強烈的實踐精神，推崇道德禮義文化，并將道德禮義文化作為把握經濟市場發展，以及調節經濟市場各環節關系的外在作用力。傳統經濟價值取向以誠信為核心內容，誠信不是針對某一個人或者某一類人提出的，而是以所有人為對象，從道德信譽的角度出發，對社會經濟交易提出了標準的行為信條?？v觀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全局狀態，要想在現代社會經濟市場中占得一席之地，就應該肯定誠信交易的重要性，明確謀求個人利益的榮辱觀念，繼而樹立良好的信譽形象。誠信原則的有效應用，為獨立個體進行商業交易安全公正提供了保證，誠信作為商業交易的評價標準，從多個角度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在狀態，形成了全新的社會經濟交易風氣。除此之外誠信并不是形式上的東西，誠信作為個人或者企業謀求利益的前提標準，具有極強的社會性和功利性，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形式的變化，逐漸變成了人們建立契約的依據。
(五)構建了新型的消費方式
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以商品經濟為主要的經濟發展形式，充分體現了社會經濟發展形式轉型的特點，同時在社會經濟發展形式過渡的過程中，人們改變了傳統的消費理念，與盲目提高消費量相比，更加注重消費形式的多樣性。針對這樣的情況，經濟市場從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出發，提升需求供應的市場化水平，進而踏入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構建了新型的消費方式。當下人們的消費方式主要以節儉為主，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等級式的消費觀念，主要以滿足自身需求為目標，有效的避免了過度消費現象的發生，保持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良性平衡，不僅提升了消費的高度，也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文推動力。但是節儉消費具有一定的相異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持續消費目標的實現，容易造成過剩危機現象。
四、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