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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1
關鍵詞：模擬教學法；實踐教學；《證券投資分析》課程
模擬教學法是一種行為引導型的教學方法，具體是指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模擬某一角色或在教師創設的情境中，進行實踐能力訓練的一種典型的互動教學法。在教學中，要求學生不僅要掌握基本原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能夠進行具體的操作。鑒于模擬教學法所具有的這種特點，在《證券投資分析教學》中運用模擬教學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模擬教學法在《證券投資分析》課程實踐教學中的具體應用
（一）設立綜合模擬實驗室
在教學中設置模擬證券公司、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等機構，模擬主要是證券投資業務流程。通過設立模擬實驗室，學生可以真實地充當上述模擬機構中的任一角色。設立模擬上市公司，學生可以參與股票發行及其上市的一系列過程，如公司股票發行前的準備、發行的過程以及最后的上市交易，學生可以參與制定上市公司的章程、相關的制度以及模擬證券發行的過程，從而較為熟練地掌握證券市場中的專用術語，如“IPO、路演、股東大會、分紅配股、資產重組、破凈、破發”等。設立模擬證券公司和證券登記結算公司，可以使學生真實地了解整個證券業務交易與結算流程，明確證券交易中的開戶、委托、競價、清算、交割、過戶等流程和具體操作。
（二）利用模擬軟件進行證券投資模擬交易
證券投資模擬交易采用學校提供的專用模擬仿真軟件，該軟件可以提供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的實時行情價格走勢，包括滬市以及深市的實時行情的推送以及全球股市的走勢、基金以及期貨的行情等。通過證券投資模擬交易，可以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實踐操盤水平，幫助學生熟悉證券投資的技巧和方法，便于學生在不同的證券市場進行模擬交易，對學生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下面以股票市場為例，闡述學生利用模擬交易軟件的具體過程。根據課程的安排，教師統一規定一個時間段（一般為1－2個月），讓學生在這個規定的時間段里進行股票模擬操作，模擬操作結束后根據個人賬戶中的總資產、收益率等確定模擬交易的最終成績。具體操作如下：首先，通過學校提供的專業模擬軟件進行模擬交易，考慮到用戶上網方式的多樣性，學校提供的軟件要能夠滿足多平臺運行的要求，同時要能夠實現數據的同步，便于學生進行跨系統和跨平臺的操作。其次，學生要按照學校規定的要求進行模擬股票交易平臺的注冊，注冊成功后，系統給每個用戶提供10萬元的虛擬資金進行模擬操作。學生在實際的股票交易時間段內進行交易，模擬系統自動記錄模擬者的交易記錄，核算交易成本、持倉數量、股票市值、浮動盈虧比例等內容。學生通過模擬平臺進行選股及其買賣的時候，要寫出投資分析報告，對股票進行分析。分析要著重從基本面和技術面兩個方面進行?；久娣治霭ㄏ嚓P個股的背景資料、行業的發展狀況和前景展望、國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方面。一個成熟的證券投資者首先應該考慮的是基本面分析。證券投資技術分析的指標很多，比較經典的有移動平均線MACD、相對強弱指數(RSI)等指標和一系列證券投資理論。由于證券投資分析的實踐性和時效性都比較強，有關證券投資的技術面分析種類也非常多，同時新的方法和技術指標也在不斷涌現，加之現在的股票交易軟件均支持自己編制指標，導致技術分析種類非常繁雜。對于技術指標的應用，要求學生選取自己比較熟悉的技術指標進行分析。通過模擬操盤，可以讓學生體驗到零風險的真實股票交易，使學生真正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將極大地激發學生對股票市場的關注，激發學生對證券投資知識的興趣，并將課堂中所學到的基本面、技術面分析知識應用于投資實踐中，切實加強應用與創新能力的培養。
（三）到證券公司進行實地考察學習
設立模擬證券公司可以較為直觀地給學生提供一個流程，但同時也要加強同證券公司的聯系。學校可以與證券公司聯合建立校外“證券實習基地”，安排學生利用自己的業余時間進行參觀和相關崗位的實習。學生在證券公司進行實習的時候，可以了解到具體的開戶、委托、買賣、清算等一系列市場交易行為以及證券公司各職能部門的職責，熟悉證券公司的運作機制，給學生留下直觀的印象，同時通過和股票交易大廳中股民的交流，也有助于學生融入股票投資中去。
二、模擬教學法在《證券投資分析》課程實踐教學中運用注意的問題
（一）縮小虛擬與現實的差距
由于在模擬股票交易系統中的資金是虛擬的，學生在運用虛擬資金進行投資的過程中，常常會忽視投資的風險和成本，在操作中隨機性強，同時多進行滿倉操作，風險加大。對于模擬炒股來說，要控制模擬資金的規模，過于龐大的虛擬資金會直接影響現實中股票價格的走勢，使得模擬操作無法真實反映學生的成果。同時，學生首先要做的就是端正態度，認識到模擬炒股就是在一個沒有風險和壓力的環境下檢驗自己的選股策略。教師要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努力縮小模擬和真實之間的差距。建議學生在自己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進行小規模的實盤操作，使得學生能夠以一種認真的態度去對待，體會模擬與實戰的區別，盡可能減少投資的盲目性，進而減少損失。
（二）不能完全以盈虧評定學生成績
股市變幻莫測，難以準確地加以預測，市場上的各種因素都會對股票市場的行情走勢產生影響。股市中采取什么樣的投資策略會直接導致不同的投資結果，短短幾個月的模擬交易成績無法反映學生的真實成績?？梢哉f，模擬炒股的成績存在一定的運氣成分，這就要求評定學生成績的時候不能一概而論，而要結合其他方面的表現加以綜合評定。教師要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方法，便于對于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行全面的評價，從而促進證券投資分析教學的創新，如采取權重系數不同的平時形成性考評與期末終結性考核相結合的形式。
（三）教師要及時跟進指導
模擬炒股持續時間比較長，如果教師不能及時對操作結果進行點評，將會極大地挫傷學生模擬的積極性。教師可以采取小組學習的方法，指定不同的小組，由小組推舉一個小組長負責本小組模擬炒股成績，由教師對各小組的成績進行排名和點評，這樣不僅會使得學生的參與興趣更加濃厚，而且可以從中發現教學中存在的不足并及時加以糾正等，通過解決這些問題可以使學生的投資分析能力不斷得到提升。
（四）用實踐指導理論教學
由于股票市場具有很強的實時性，有些理論還沒有學習到而在實踐中就已經發生了。因此，該課程的教學可以考慮打破教學常規，用市場指導理論教學，甚至可以讓學生先體會市場的各個環節，回過頭來再學習理論知識，而不應該教條地一味只根據授課計劃安排教學。同時，還可以考慮以市場行情特點來安排教學。模擬投資教學法無論是在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方面，還是在教學效果方面，都具有其他教學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種教學方法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因此，在教學中需要繼續進行分析與探索，彌補其不足，使這種教學方法更加科學合理，更好地服務于實踐教學。
作者:張建江 單位:山西廣播電視大學財經學院
參考文獻：
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2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討論的只是一個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發生在亞洲許多地區的“金融危機”（貨幣動蕩只是這一危機的表現之一），與上面這個例子的性質是一樣的——信譽危機。在西方成熟的カ場經濟里，所謂“壞帳”固然難以避免，但是出現與韓國政府貸款的壞帳比例（根據一份材料的估計，接近40%）類似的壞帳卻是少見的。中國的銀行向國營企業發放的貸款，壞帳比例即使已經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經濟開始從古典發展階段（即珀特爾MichaelPorter所謂“要素驅動的發展階段”）進入規模經濟發展階段（即珀特爾所謂“投資驅動的發展階段”），從而需要建立大規模集資的機制。政府干預下的集資固然可大規模進行，如同韓國在1970-1990年期間所做的那樣，但其社會弊端往往抵銷了經濟效果（例如由此而來的政治腐敗和新的老的“財閥族”），即使經濟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預期那么好（參閱人們最近幾年對“亞洲奇跡”的批評）。但是，如果放棄政府干預這個手段，在互不相識的廣大人竤之間如何實行大規模集資呢？“金融”做為一種特殊的信用關系，一種“大眾參與”的信用關系，便在亞洲諸“非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這一特定階段里凸顯出來。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過程與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識（localknowledge）的沖突性也便凸顯出來了。
從亞洲各國在“經濟起飛”（thetake-offstage）階段所發生的社會變化來看，現代化過程在很強的意義上就是西方化的過程。例如在日本和韓國經濟起飛的階段，這兩個國家的離婚率、自殺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統計意義上非常顯著的增加；人們對家庭的觀念和社會對“個人主義”的態度也都有了很大改變。在傳統道德意識不斷弱化的同時，新的、與西方“資本主義”相適應的道德共識卻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於是，這許許多多剛從“家”的牢籠里走出來進入“カ場”的陌生“個人”，開始體驗到普遍的信譽危機。這在中國大陸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說法叫做“殺熟”，就是親友之間為利益金錢而展開的廝殺。道德基礎在傳統與現代兩方面的缺失，這種“兩處茫茫皆不見”的道德無政府狀態，顯然是難以為繼的。而在這一社會轉型期里的金融過程，顯然也是難以為繼的。當金融過程繼續不下去時，在這些社會里，其實只有兩個解決危機的辦法∶（1）政府出面干預，并且面臨著經濟集中化的危險；（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場經濟里去，放棄規模經濟的好處。除非，社會有能力重構自己的道德基礎，否則是不會有甚么長期意義上的“信用關系”的。
上面這些沒有附加經驗數據的論說，大體上只可以當成“判斷”而不是學術性的結論。不過，當我們憑著對非西方社會行為方式的熟悉來想像，那些金融機構里的貸款分析員和監督人員是如何處理日常帳目往來的，他們以及他們的上級如何在評價投資項目時受到各種私人聯系的影響以及如何在項目已經出現問題時試圖隱瞞……；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被概括為“一個一個同心圓構成的”、以每一個個體為圓心的社會關系網里，個體是如何對待那些寫在紙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聯系”的規章制度的；我們可以想像“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這句話對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種非?；蜻^份徹底的意義上認為∶人們必須在商品“等價交換”公式的兩端異化到非人的狀態，異化到只服從抽象的金錢的驅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約束的時候，才有資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樣（同時也不要忘記了莎翁筆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來玩“金融”。
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3
關鍵詞：媒體報道 資本市場 股價 投資者
作者簡介：
張建平（1981-），女，湖北武漢人，廣東財經大學會計學院講師
一、引言
近年來學者開始關注媒體報道對資本市場所發揮的積極的作用，主要是基于財經媒體的信息傳播的基本功能，通過構建模型檢驗媒體對上市公司的報道是否會影響公司股價波動、股票收益以及投資者關注度，為提高資本市場有效性提供理論支持和政策依據。盡管財經媒體對資本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受到財務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的重視（Miller， 2006），相對于稅收、交易成本等有關傳統的外部因素與資本市場的關系的研究來說，財經媒體影響資本市場的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正如Dyck & Zingales （2002）提到的，新聞媒體已經成為社會大眾投資者獲取相關信息的主要媒介，影響著投資者的決策。但是研究的結果與有效資本市場理論的相關結論卻大相徑庭。本文主要從媒體報道對股市波動、IPO定價、股價漂移、股票收益以及投資者認知偏差度和關注度的影響等方面對國外文獻進行述評，并簡要述評了媒體報道衡量指標的改進以及我國相關研究進展，以期給理論研究和實踐指導提供思路。
二、媒體報道對股市的影響
（一）媒體報道對股價波動的影響 關于財經媒體能否在資本市場發揮作用，媒體報道能否影響到股市波動，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Niederhoffer（1971）和Cutler， Poterba and Summers（1989）發現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或市場指數不受美國宏觀經濟新聞報道的影響，沒有證據表明兩者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Jensen（1979）和DeAnglo and Gilson（1994，1996）認為財經媒體在資本市場中只是起到了信息媒介的作用，不足以影響資本市場，因為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和資本市場中股價大幅波動之間不存在任何關系。Roll （1988）以美國96家大型上市公司媒體報道為樣本，研究發現媒體報道雖然對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沒有任何影響，但卻對市場波動的系統性有很大的關聯。Mitchell and Mulherin（1994）和Berry and Howe（1994）卻認為《Wall Street Daily》（《華爾街日報》）中有關資本市場的金融報道在短期內不會對股票收益和交易量有較大影響。由此可見，這一段時期的研究結論認為財經媒體僅僅傳遞的是已經公開的信息，給市場帶來不了增量的信息，難以對市場和投資者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財經媒體對于資本市場的影響幾乎微乎其微。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結論不具普遍性。這是因為：第一，以上研究結論均以有效資本市場理論為前提，股票的市場價格已經反映了所有的公開信息，媒體報道當然對整個資本市場不會有任何增量影響。第二，雖然從宏觀上來看，沒有證據表明媒體報道對市場指數的大幅波動具備相當的解釋力，但從中微觀層面來看，媒體報道可能會影響某些類型的上市公司或某種行業公司的股票價格波動。第三，目前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媒體報道影響股市，但不排除媒體報道可能以間接的方式或者通過其他途徑對股票市場價格波動或上市公司施加影響。實際上，Shiller （2005）的研究結果證實了財經媒體的報道的確引起了投資者對當時的股市波動和數次經濟危機狀況的廣泛關注，從而間接地推動了股市的崩盤。隨著媒體報道研究的不斷深入，媒體的信息傳播功能在資本市場中的有效性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Merton（1987）發現財經媒體對某上市公司詳細信息的披露，會加劇已公開信息的擴散，從而吸引更多的非上市公司股東的投資者爭相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導致投資者數量不斷增加，從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融資成本，提高公司的市場價值，增強了股票的流動性，由此證實了媒體報道的確對股價有較大的影響。在隨后的研究中，學者Coller and Yohn（1997），Botosan（1997）、Amihud and Mendelson（2000），Botosan（2000）等相關的實證研究也驗證了這一結論。Klibanoff et. al （1998）的文章表明，一個國家的封閉式國家基金的定價與該國是否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被新聞媒體報道過有關。Huberman and Regev （2001）通過案例驗證了財經媒體對上市公司的報道的確影響了該公司的股票價格。作者發現刊發在150天前金融報刊上專業人士的分析報道仍然影響著某一上市公司ENMD公司的市場價格。這是由于投資者通過財經媒體傳播的信息了解到了更多的相關信息，從而做出相應的投資決策，導致了股價發生變動。Meschke （2002）分析了CNBC上市公司三年中媒體對CEO的訪談新聞引起了社會大眾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關注，從而影響了該公司股票的價格。Dyck & Zingales （2003）在Huberman & Regev （2001）案例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 ENMD 事件具有普遍意義，即重復報道毫無增量內容的信息依然會再次影響到股價。作者也發現媒體對會計盈余的新聞報道，顯著地影響了市場的盈利預測。Bushman， Piotroski and Smith（2004）發現一個國家上市公司的透明度會隨著媒體普及率提高而提高。Antweiler and Frank（2004）的研究表明，來自因特網公告牌的信息雖然不能影響到股票收益，卻能夠預測市場的波動性。以上文獻表明，媒體對上市公司的報道的確影響該公司的股價，不同內容的信息影響作用及效果是否有差異？以下學者做了進一步的研究。與Meschke（2002）的研究相類似，Nguyen-Dang（2005）以福布斯十年間所披露的世界500強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上市公司CEO的媒體曝光率越高，該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越高，其反映企業價值的Tobin-Q值也會越高，反之就越低。也就是說CEO的媒體曝光率與公司的股票收益和Tobin_Q值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媒體信息不僅能夠導致市場整體波動，還影響了公司價值。Fumiko Takeda and Hiroaki Yamazaki （2006）研究發現電視節目“Project X”所播報的內容對股價有顯著的影響，當電視節目涉及到公司產品開發和銷售時，其影響效果更顯著；當節目的受眾人數越多，該公司的異常收益率也就越高，即便這些電視節目并不包含任何新的信息，也同樣影響了股價的變動。這些研究結論都表明，媒體對上市公司的新聞報道確實影響了該公司的股票價格。
（二）媒體報道對IPO價格的影響 一些學者認為媒體報道影響了股價，尤其是IPO抑價。Bhattacharya等（2009）以Internet IPO股票為樣本，并輔以配對樣本檢驗媒體報道的作用，發現在因特網泡沫時期，其IPO股票獲得更多的正面報道，而在泡沫后期則得到了更多的負面報道。Bushee 和 Miller（2007）認為媒體報道可以提升公司知名度，進而提高投資者IPO股票的投資意愿，從而實現了IPO抑價。Liu、Sherman 和Zhang （2009）研究發現媒體對IPO公司的報道引起投資者需求曲線的變化從而導致股價的波動。Ducharme、Rajgopal和Sefcik（2001）發現，IPO抑價率與IPO前七天的媒體報道數量成正向變動。Ho等（2001）利用IPO前17天到前7天的媒體報道數據進行研究，發現了相同的結論。
（三）媒體報道對股價漂移的影響 關于媒體對上市公司的密集報道能否導致公司股價大幅度漂移，學者試圖通過研究公司盈余公告后，媒體報道會對公司股票的超額收益這一替代變量造成的影響來回答這一問題。Chan（2003）采用是否有包含公司名稱的新聞標題作為媒體報道的虛擬替代變量，研究發現負面新聞導致很強的價格漂移，而正面報道則會引起反轉，也就是說不同內容的新聞導致了不同的價格反應模式。這些結論有力的支持了DHS（Daniel et. al.，1998）和HS（Harrison and Stein， 1999）的觀點。Veldkamp （2004）認為媒體越發達，信息量越大，媒體對公司和市場信息的報道，使得信息公開化，透明度增強，從而激發了更多投資者的需求，并最終導致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上漲。另外作者認為媒體報道中所涉及到資本市場的覆蓋范圍影響了股價波動的幅度。某種程度上而言，媒體報道提高了資本市場的效率。與Veldkamp （2004）的研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是Vega（2006）的研究，作者發現媒體對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影響了投資者的收益和市場的波動性，從而影響了盈余公告后的價格漂移。Bushee et al（2010）的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盈余公告后的媒體報道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量和股票收益的變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Fang and Peress （2009）首次實證檢驗了新聞媒體與股票收益之間的關系，在控制了流動性因子、Fama-French三因子以及動能因子等這些可能影響股票收益的因素后，在統計意義上，媒體報道量越多的上市公司，其股票收益更高。Chen等（2008）、Kothari等（2009）發現媒體能夠減少市場摩擦，影響股票的定價。Bushee等（2010）認為媒體關注能夠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程度。
三、媒體報道對投資者的影響
（一）媒體報道對投資者認識偏差度的影響 Merton（1987）很早就分析了投資者認知偏差的原因。指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導致投資者出現認知偏差，使得投資者傾向于購買自己所熟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使其背離于經典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結論。另外，學者Coval and Moskowitz（1999）、Coval and Moskowitz（2001）和Zhu（2007）也一致認為本地偏見也會影響投資者對上市公司股票的選擇和購買，這種現象同樣存在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資本市場和中國（Feng and Seasholes，2004）在內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新興資本市場。追根溯源，信息不對稱和投資者行為是導致本地偏見的主要原因。首先，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看，距離公司總部的遠近決定了信息風險的高低。具有更大信息優勢的本地公司股票的信息風險也就越低，越容易引起廣大本地投資者的偏好（Coval and Moskowitz，1999； Coval and Moskowitz，2001； Zhu，2008）。另外，由于投資者行為活動、社交范圍受本地環境的影響，投資者也傾向于投資本地市場的股票。Harrison，Kubik and Stein（2004）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發現交往圈子會影響到投資者的投資行為。投資者會傾向于跟同一個交往圈子的人選擇投資相同的上市公司的股票。Harrison，Kubik and Stein（2005）和Harrison， Kubik and Stein（2008）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認為交往圈子往往局限于當地，交流更多的是當地信息，容易形成本地偏見，因此他們更有可能投資于本地的股票。由此可見，財經媒體的報道不僅為資本市場中的各參與主體傳遞及時、迅速、高效的信息，同時還能增進投資者對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上市公司的了解，從而有效緩解投資者的認知偏差的程度，并增強投資者信息處理能力（Rhodes-Kropf，2005）。Huberman & Regev，（2001）和Dyck & Zingales（2003）認為媒體關注影響了資產價格，而Nguyen-Dang（2005）也通過實證研究驗證了同樣的結論。Odean （1999）和Barber和Odean （2003）從投資者如何分配注意力的角度揭示了媒體的功能，認為媒體影響了投資者的信息獲取，通過影響投資者的注意力而最終影響到了投資者的行為。Dyck & Zingales （2003）考慮了投資者的理性因素，認為媒體影響了知情交易者的數量，增加了信息的可信度，最終影響投資者的決策。
（二）媒體報道對投資者關注度的影響 關于媒體報道與投資者關注度相關性的研究成果在近些年有了一些突破。Hirshleifer， Lim and Teoh （2006）發現財經媒體對上市公司年報無關的新聞報道影響了投資者對其年報的關注，并且發現兩者呈反向變動關系。Barber and Odean （2006）通過首次研究了注意力驅動的股票行為，實證結果表明超額收益、極端交易量以及新聞這三種類型的注意力吸引事件（Attention-grabbing event）都可以導致個人投資者隨后的凈買入行為。Seasholes and Wu（2007）實證發現由極端交易量、股票的超額收益以及媒體密集報道所引起的投資者的高度關注造成該股票的漲停。Dorn and Huberman （2007）也發現，對財經媒體新聞報道關注越密切的投資者，越傾向于投資市場價格波動較大的股票。
四、媒體報道衡量的改進及相關研究進展
（一）媒體報道衡量的改進 隨著實證研究的廣泛盛行，媒體報道的替代變量也由粗糙數值的設定變為精細變量的衡量，由最初的簡單“0”、“1”虛擬變量衡量媒體報道數量的多少轉變為分析媒體報道的語言表達方式與特點對上市公司股價的影響。Antweiler and Frank （2005）采用同樣的語言分析方法，尚未嚴格區分每條新聞報道是屬于正面新聞還是負面報道，而單純就其新聞的內容這一角度考察了媒體報道對股價的影響。作者發現在經濟蕭條時期媒體報道對規模小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量和股票價格的影響更大，規模大的上市公司相對于而言其變動幅度較小。Tetlock（2007）發現媒體所報道的利差消息會給上市公司股票帶來向下的價格壓力。Das and Chen （2007）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媒體報道語言和方式也會對投資者的情緒產生不同的影響，而投資者的情緒又會影響到股價的波動。Tetlock， Sarr-Tsechansky and Macskassy （2008）發現負面詞語的報道可以預測到該上市公司未來較低的盈余，尤其涉及到公司的基本生產經營狀況的負面報道時，其預測效果將會更加顯著。綜上所述，媒體報道的用詞、語言表達方式的確影響到了投資者情緒和行為，進而對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和股票收益以及股市波動產生影響。
（二）相關研究進展 國內學術界關于財經媒體信息傳播功能對資本市場的影響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關注范圍比較零散，其研究也缺乏系統性。普遍采用財經媒體報道作為公眾注意力的替代變量，分析財經媒體的信息傳播功能對股票收益影響。朱寶憲、王怡凱（2001）首次運用實證的方法對中、短期投資建議的效果進行了檢驗。研究發現，投資建議推薦的股票組合的收益率顯著高于大盤的收益率；短線投資建議推薦的股票組合收益要高于投資基金的收益；而中期投資建議推薦的股票收益幾乎都低于大盤。由此可見，媒體對選股的播報顯然影響了股票收益率。許柳英，陳啟歡（2005）發現機構投資者則表現出了與公眾注意力相關的策略，小投資者的買入行為與注意力關系密切，而中大型投資者的買入行為則沒有表現出這種跡象。饒育蕾等（2010）研究表明，財經媒體對上市公司的關注度與股票次月平均收益率成反向變動關系。認為這種超額收益并不是來自于關注度低的股票“未報道的信息溢價”，而是主要來自于關注度高的股票組合的弱勢表現。這種解釋正好符合了“有限注意”的“過度關注弱勢”這一假說，但與Fang和Peress（2009）所提出的信息補償說相去甚遠。饒育蕾等（2010）通過收集2006年1月到2009年4月的滬市交易數據，在Barber和Odean（2006）的基礎上，再次運用注意力驅動的股票交易的基本原理。作者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以財經媒體所披露的前十名漲幅排行榜的公共信息構建股票組合的次日超額收益率比控制對照組的次日超額收益率高出0.67個基本點，明顯存在所謂的排行榜效應，再次證明媒體所披露的信息影響了股票的收益。國內學者于忠泊等（2011）研究發現媒體關注有助于信息的傳遞，能夠減少盈余公告后的漂移。張雅慧等（2011）以創業板IPO公司為樣本，也得出了媒體報道與IPO抑價率正相關的結論關于媒體的功能研究，大部分學者普遍都認為媒體是現代經濟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中介機構，是解決信息不對稱的渠道（Owen，2002）。嚴曉寧（2008）認為媒體的功能是復雜多元的，即具有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功能、監管公司的功能和協調利益群體的功能。張燁（2009）認為從信息披露這個角度而言，權威而又獨立的媒體報道將會減少投資者獲取信息的成本，引導輿論導向，使投資者形成正確的投資理念；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媒體關注可以通過社會輿論或一些特定的渠道影響管理者的聲譽，會引致公司相關法律的變革。
綜上所述，財經媒體信息傳播功能在資本市場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方面對于投資者而言，財經媒體的信息傳播功能有效降低了投資者的信息交易成本，幫助投資者做出合理的投資決策。另一方面，對于資本市場而言，財經媒體的信息傳播功能提高了市場信息流通效率，保證了市場信息的公平流通，維護了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媒體監督、政府審計與國家經濟安全研究”（項目編號：13YJC790194）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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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4
[摘 要] 從事商務翻譯除了要具備商務專業知識外,還必須掌握翻譯的基本原理和技巧。商務翻譯實踐中,譯者往往受源文概念意義的影響而造成翻譯中的語義錯誤。運用認知框架理論可以較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詞語所屬的具體框架決定詞語的具體語義,通過分析框架成份即可識解詞語的具體語義,從而避免誤譯。
[關鍵詞] 商務翻譯 語義錯誤 認知框架理論 識解
一、引言
當今世界,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日益頻繁。商務翻譯在對外商務交流中起著不可或缺的橋梁作用。商務翻譯的好壞、正確與否往往影響到公司乃至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甚至會決定雙方商務活動的成敗。
商務翻譯具有與普通翻譯不同的特點,如文體正式、用詞嚴謹、專業術語特色鮮明等。當前有關商務翻譯的書籍及對商務翻譯的討論一般多集中在商務英語的專業詞匯翻譯上,如馬會娟認為:“如果沒有專門知識,有時即使每個單詞都認識,也不能保證翻譯準確無誤?！钡拇_,如果不懂專業知識,想做好商務翻譯是不可能的。但是,只靠專業知識,同樣不能做好商務翻譯。商務翻譯作為翻譯學科的一個分支,同樣具有翻譯自身獨特的特點。那種認為只要掌握了商務知識就可以做好商務翻譯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我們認為,商務翻譯應該是在掌握商務專業知識的基礎上,再結合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翻譯理論和翻譯技巧才能完成。
實踐中我們發現,商務翻譯中譯者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語義翻譯錯誤。商務翻譯涉及的因素較多,單靠語言分析不能解決全部問題。對語義的理解除了具備語言知識外,還有賴于譯者的認知知識。只具備語言知識和專業知識不足以完成商務翻譯。此外,對語義的理解還應該“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up-bottom)相結合,任何單方面的處理都是不全面的。林克難曾引用基拉里(Kiraly)指出:“翻譯既是看得見的社會交際活動,又是一種隱蔽進行的認知活動?！闭_理解和表達語義應是商務翻譯的重點?！罢Z言交際中, 僅用抽象的詞典語義是無法完成言語理解的, 受話者必須通過自身的語義框架(semantic frame)來理解言語。供理解言語的語義框架就是一組豐富的百科知識。” 認知框架理論可以為我們正確識解商務翻譯中的語義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二、認知框架理論與商務翻譯的語義識解
傳達意義是商務翻譯的首要功能,語言的意義不是在于語言本身,而是在于由許多認知活動構成的框架(frame) 之中?！白匀徽Z言中的意義是一種信息結構,編碼于人類的心智之中。”我們是通過激活大腦相關認知域、知識框架,再經過整合(integration)而獲得意義的。
在人類經驗的基礎上,通過認知和文化模式建構起來的概念,依附于語言符號而使其成為意義,這是人對經驗概念化的結果。一個詞標識一個概念,同時激活了一個框架;框架是這個詞概念所預設的知識體系,具有邏輯結構層次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擴張;框架里的知識要素與激活框架的這個詞概念之間關系密切,知識要素之間也可能具有某種聯系。Fillmore最著名的框架釋例是“商業交易框架”(commercial event frame)。該框架由買方、商品、錢和賣方等角色組成。在選取不同的視角時則選用不同的動詞。視角依賴于凸顯(salience)原則。動詞buy 凸顯“買方”關于“商品”的行為,此時“賣方”和“錢”是背景;動詞sell則相反。動詞pay則凸顯買方、錢、賣方之間的關系,以“商品”為背景。根據這樣的概念,我們可以對一系列詞語的意義、用法及語法結構進行對比描寫。因此,人們利用“框架”表達這種結構化的認知,而場景正是在這樣的結構中所呈現或所記憶的?？蚣芾碚搹恼J知的角度出發,研究人類如何通過詞語的意義,在大腦中搜索相關的概念框架,激活與這個框架緊密相關的成分。在此過程中,框架理論把語義的產生看作是對框架成分的填充。
認知框架理論主張從理解者的內部即心理認知過程來探索語言在概念框架中的形成和理解,這與主張從理解者的外部環境去研究語言意義的產生和闡釋的語境理論是迥然不同的,前者對語義的形成更具解釋力。認知框架對詞語、單句, 甚至語篇都具有表述能力。
1.詞匯語義
交際過程中,我們所經歷的各種事件首先在大腦中形成情景框架,然后以事件模型的形式成為結構化的背景知識,并且隨著交際的增加背景知識會不斷充實更新。意義不可能完全是字面上的,背景知識和百科知識使得詞匯具有了意義。不參照詞匯所在的框架,意義無法實現。
同一個詞語在不同的框架中具體含義不同。比如,若Vice President出現在“國會”框架中,決定了其含意為“副總統”;出現在“大學”框架中,則為“副校長”;出現在“公司”框架中,則為“副總裁”,職位均較高。但如果Vice President出現在“投資銀行”框架中,卻是個很低的職位,相當于“客戶專員”,受Director、Managing Director的領導,一般MBA畢業2年后即自動升為該職位?！皼]有獨立于人們豐富的細節知識和強有力的認知程序的意義?！狈g時如果不考慮詞匯所在的框架,勢必導致誤譯。
詞匯激活框架,某些特定的詞匯和結構激活人們頭腦中對應的框架。由于不同民族處于不同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生活環境,兩種語言中看似對等的表達式,可能各自擁有的框架成分不完全相同。比如漢語中的“葷菜”和英語中的meat dishes,二者所激活的框架成分是不完全同的?！叭澆恕痹谖覀冾^腦中激活的是“用雞鴨魚肉等做成的菜”。但meat dishes在英語中激活的卻是“動物的肉做成的菜(不包括魚類和禽類)(flesh of animals used as food,excluding fish and birds――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有時我們同外國客商一起吃飯,點菜時出于禮貌往往要征求外商的意見。如果外商說:“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don’t order meat.”意思只是不要吃豬肉或牛肉,點雞鴨魚蝦之類的菜,他們是很感激的。
同時,由于文化差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人們所經驗的事物會有所差異,這些差異影響著人們的認知,進而決定了框架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國人和西方人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不同,對詞義的界定和理解也就可能不同,所激活的框架可能出現差異甚至截然相反。漢語中的“金雞”對中國人激活的是“吉祥、幸?！钡目蚣?。金雞為傳說中的一種神雞。據《神異經?東荒經》記載:“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焙髞砭陀辛恕敖痣u報曉”的美稱。但現代英語中,cock激活的是“男性生殖器”框架,是一個貶義詞。因此,“金雞牌”鞋油,翻譯為英語就不能譯為Golden Cock,而要順應英語的文化框架,譯為Golden Rooster,才能為英語國家的消費者所接受。
針對具體詞匯,大腦通過聯想(brain storming) 激活一系列概念,激活的概念要遠遠多于詞匯本身的意義,具體的意義要根據表達者的意圖和認知期待以及該詞語所在的具體框架進行取舍、選擇。
2.句子語義
商務翻譯過程中,如果不考慮詞語所在的情景框架,一味拘泥于詞語的概念意義,結果往往造成翻譯不確切,給人不知所云之感。我們來觀察下面幾例:
例1. After their interview, he compared not their experience but their statistics.
誤譯:面試過他們之后,他比較的不是他們的經驗而是他們的統計數據。
例2.搞這個合資公司是個好主意,但問題是能否保證它可以得到足夠的訂單。
誤譯:It is a good idea to organize this joint-venture company, bu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enough orders can be secured for it.
例3.用戶對貴方的包裝意見很大。
誤譯:End-users have a lot of opinions about your packing.
例4. 在雙邊貿易中,我們要共同反對營銷腐敗。
誤譯:In bilateral trade, we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oppose marketing corruption.
上述譯文之所以出現翻譯錯誤是因為:(1)譯者對源語認知框架的構成和背景的了解十分有限,不懂所激活的意義會遠遠超過詞語本身的概念意義。(2)不知道如何運用情景框架來靈活處理詞義,不善于進行比較復雜的推理和整合。因此只知道照搬這些詞的最基本的概念意義,而不知道如何根據詞語所處的框架或者詞匯所激活的框架來識解恰當的語義。
對上述情況,我們可以認知框架理論來準確得識解語義。比如,例1的框架為interview(面試),我們可以設定這樣一個情景框架:面試官在面試一些求職者,面試官會問及他們的工作經驗(experience)。假設有求職者回答自己以前做過海爾彩電的銷售經理,面試官對他感興趣的話,很可能接下來會問對方在過去的一個月/一季度/一年里售出多少臺海爾彩電。通過在大腦中搜索相關的概念框架,激活與該框架緊密相關的成分,就會識別出statistics在這里的確切語義應為“業績”或“工作成績”。例1的恰當譯文也就自然呈現出來了:面試過他們之后,他比較的/看重的不是他們的經驗而是他們的業績。
認知框架理論把語義的產生看作是對框架成分的填充。例2中的“訂單”在我們大腦中激活的是決定合資公司成敗的條件框架,沒有訂單也就不可能有合資公司的生存,“問題”填充進這一框架中的含義應該為“關鍵、最重要的一環”。而question激活的是“疑義、疑惑”這一框架,顯然不能填充進“訂單”所激活的框架成分中。因此,這一框架中的“問題”也就順理成章地譯為the (key) point is…。針對例3這一情景框架,用戶對產品要么滿意、要么不滿意。通過情景再現,我們會在自己的大腦記憶庫中搜索到“不滿”(complain/complaint)這樣恰當的語義表達。但譯文中的opinion激活的卻是“看法、觀點”這樣的框架成份,根本不能填充進上述框架。同樣,例4中oppose也不可能填充進“營銷腐敗”所激活的框架成份中,能夠填入該框架中的似乎應該是“與……做斗爭、制止”(combat/fight against)。所以3個例句語義貼切的譯文分別為:
例2.It is a good idea to organize this joint-venture company, but the point is whether enough orders can be secured for it.
例3.End-users have a lot of complains about your packing.
例4. In bilateral trade, we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combat marketing corruption.
框架中的各個角色關系密切,提及框架中的任一角色,就可激活整個框架。我們根據被激活的框架來理解詞語表達的意義。因此框架決定語義,語義與框架密不可分。
3.語篇語義
語篇是一結構完整、話題明確、語義連貫的有機整體。根據認知框架理論,語篇的各成分應該具有一定的邏輯聯系,能彼此產生聯想意義,框架之外的成分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不應出現在語篇之中。框架理論把語篇意義的產生看作是對框架成分的填充。如果所有的成分都得到了填充,語篇就是完整的,否則就是殘缺的。下面是一則初學商務翻譯者的譯文:
Last week more than a million IBM stockholders took a nightmare ride. IBM had been sliding all year recently hitting 10-year lows. But after the company announced last Tuesday that it would, among other things, slash another 25,000 jobs; the stock took a historic dive. On Friday it hit another new low. Big Board officials camped out on the exchange floor to prevent chaos.
譯文1:上周一百多萬IBM的股民們作了一場噩夢之旅。一年來IBM的股票一直在下跌,而近來已跌至10年來的最低點。但是自從該公司上星期二宣布,在其他許多事情當中,將再裁減25000萬個工作之后,公司的股票經歷了一次歷史性的滑坡。星期五,價格又降至新低。大股東的官員們在交易大廳宿營,以防出現混亂。
應該說,這種“殘缺”的譯文反映了商務翻譯初學者的認知狀況。下面我們討論如何運用認知框架理論將譯文框架成分填充完整:
在本語篇中things激活的是“措施框架”,即IBM公司為防止股價進一步下跌所采取的多種措施,因此,在譯文中things應譯為“措施”?！安脺p”在漢語中的框架成份應該為“員工、工作人員”而不是“工作(jobs)”,那么在譯文中就應該尋找合適的搭配來填充這一框架。Big Board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俗稱,這要依靠譯者大腦中豐富的背景知識儲備。officials為Big Board(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框架成份,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這一框架中,沒有“官員”這一語義成份的位置,所以恰當的框架成份應該為“工作人員”。“股票交易大廳”這一工作場所框架不允許“宿營”這一成份的存在,我們還要考慮“股票交易大廳”的情景框架,即白天工作人員自然是堅守工作崗位的?？蚣軟Q定語義,所以camp out在本語篇中的確切含義應該為“日夜守候在(交易大廳)”。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就可以給出一個語義恰當的譯文。
譯文2:上周一百多萬IBM的股民們作了一場噩夢之旅。一年來IBM的股票一直在下跌,而近來已跌至10年來的最低點。但是自該公司上星期二宣布,作為措施之一,將再裁減25000萬名員工之后,公司的股票經歷了一次歷史性的大滑坡。星期五,價格又降至新低。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員們日夜守候在交易大廳,以防出現混亂。
我們發現,當源語體現的認知框架與譯語的認知框架一致時,譯者頭腦中的背景知識很容易被激活,因而其認知框架就能輕松自如地加工和理解源語的語義。如果譯者本身的生活經驗、知識面、所掌握的背景知識有限,當源語認知語境中的框架與譯語不一致時或在譯語的認知語境中根本不存在時,譯者在認知推理過程中則無法激活與源語對應的認知框架,或不能找到相關的認知框架,從而導致理解失敗。因此,譯者在翻譯工作中須不斷地充實自己各方面的框架知識。
三、結語
將認知框架理論用于商務翻譯,能夠較有效地解決在商務翻譯中最容易出現的語義錯誤。如果譯者的背景知識還不十分全面,就要有意識地擴充自己的知識面,豐富自身的百科知識。同時要進行必要的推理判斷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組織能力和聯想思考能力等方面的認知訓練。當然框架理論不是萬能的,對于商務翻譯中其他方面的問題,如銜接的處理、搭配問題等等,還需要其他理論的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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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5
關鍵詞：股票市場；經濟增長；Granger檢驗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4－0003－06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一、導言
20年來，中國經濟以超常速度增長的同時也見證了股票市場的迅猛發展。我國從零起步，現已建設形成總市值達到26萬億元、年募集資金額接近1萬億元、年成交額53萬億元的大型股票市場。所以正確理解和處理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國經濟改革和資本市場發展的長遠規劃而言至關重要。
目前，有關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大多遵從西方學者的做法，將資本化率和換手率、交易率等指標作為衡量股票市場規模和流動性的指標，進而利用不同的樣本數據，通過回歸或者Granger檢驗進行分析。大多數現有研究發現，盡管我國股票市場流動性與經濟增長水平正相關，然而，以資本化率衡量的股票市場規模的壯大并沒有促進我國經濟增長。這一觀點與直覺、歷史經驗以及有關這一主題的主要理論研究的結論產生矛盾。
本文批判了上述研究在指標選擇和研究方法應用等方面的做法，然后選取一級市場融資規模作為股票市場規模指標，參照現實背景選擇Granger檢驗的滯后階數，基于1992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的樣本數據，對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得到與上述觀點不同的結論，并分析了這種差異出現的原因。
以下將首先考察現有相關研究成果，然后介紹本文的分析方法、指標和樣本，最后進行平穩性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并總結分析結果和涵義。
二、文獻綜述
(一)對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理論研究
有關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但研究者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的是金融體系中銀行部門的發展。例如，Bagehot(1873)和Schumpeter(1912)就強調銀行體系在經濟增長中的關鍵作用，認為銀行部門能夠通過識別生產性投資并為其提供融資，推動創新，促進未來的經濟增長。與此相反，Robinson(1952)提出，商業銀行只是對經濟增長作出被動反應。
對股票市場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出現較晚。其中，有關這一主題的理論研究從信息生產、公司治理和風險應對等三個方面分析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在信息生產方面，Grossman和Stiglitz(1980)、Kyle(1984)、Holmstrom和Tirole(1993)等證明，股票市場規模越大，流動性越高，生產的信息就越容易據以獲利。
在公司治理方面，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股票市場對加強公司治理具有重要作用。Dia-mond和Verreechia(1982)、Jensen和Murphy(1990)證明，將股票業績與管理者薪酬掛鉤，有助于管理層與股東保持利益一致。Scharfstein(1988)、Stein(1988)則證明，股票市場上收購威脅的存在促進管理層與股東激勵相容。但是，迄今為止，尚未出現將股票市場對公司治理的影響與經濟增長聯系起來的理論模型。
在風險應對方面，有的學者強調，股票市場為風險分散化提供了便利，導致風險規避者的資產組合可以包含具有高預期回報率和高風險的投資項目(Gurley和Shaw，1955；Patrick，1966；Greenwood和Jo-vanovie，1990；Saint-Paul，1992；Devereux和Smith，1994；Obstfeld，1994)。Acemoglu和Zilibotti(1997)、King和Levine(1993)分別通過對高風險項目或者創新的融資支持構建解釋風險分散化與經濟增長之間聯系的模型。Diamond和Dybvig(1983)、Levine(1991)從信息成本角度Bencivenga，Smith和starr(1995)從交易成本角度分析股票市場削減流動性風險的影響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二)國外對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
國外學者利用外國股市樣本，對上述理論觀點進行實證檢驗，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
其中，有些實證研究發現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肯定性證據。Spears(1991)、Pardv(1992)、Atje和Jovanovic(1993)證實，股票市場發展與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關系，而且股票市場流動性對未來經濟增長率具有較強的預測能力。Levine和Zervos(1998)、Filer et al.(1999)、Rousseau和Wachtel(2000)、Alovsat和Tunc－er(2000)驗證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活動水平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Bahadur和Neupane(2006)發現，市場波動率能夠預測未來經濟增長率，但因果關系只在實際指標之間存在。Alam和Hasan(2003)、Nzue(2006)、Shahbaz et al.(2008)、Agrawalla和Tuteja(2007)等人分別基于美國、加納、巴基斯坦、印度等國的數據驗證了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也有部分實證研究結果不能證實上述關系的存在。例如，在Demirguc-Kunt和Levinefl 996)、Adaja-ski和Biekpe(2005)、Sarkar(20061、Naeeur和Ghazoua－ni(2007)等人的實證研究中，股票市場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未能得到數據支持。
(三)對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
至于國內股票市場，我國學者一般參考Demir-guc－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以資本化率(即股票總市值與GDP之比)、交易率(即交易總額與GDP之比)和換手率(即交易總額與股票總市值之比)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水平的指標，基于不同樣本期間的季度數據，對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例如，冉茂盛、張衛國(2002)、李仁健(2003)以資本化率、交易率和換手率作為股市發展水平的衡
量指標，通過回歸分析發現，資本化率對總產出的影響較為顯著，而換手率和交易率對總產出的影響不顯著。
段鴻斌、楊光(2009)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資本化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換手率構成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構成交易率的Granger原因，他們據此認為，經濟增長能夠促進股市發展，股市發展又能夠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但其中大多數實證研究表明，基于上述三個股市發展指標，不能找到“股市發展促進經濟增長”觀點的支持性證據。例如，談儒勇(1999)，鄭江淮等(2000)、李廣眾(2002a)、冉茂盛等(2003)、王宗軍、鐘俐(2004)、梁莉(2005)、李凍菊(2006)、陳怡(2009)等人分別基于不同的樣本，以資本化率、交易率和換手率或者其中一、兩個指標作為股市發展衡量指標，通過回歸分析或者Granger因果發現，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或者不存在從股市發展到經濟增長這一方向的因果關系。
楊再斌、匡霞(2004)通過回歸發現，資本化率和交易率對GDP增長率的影響比較顯著，但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存在從經濟增長到資本化率的單向因果關系，也存在從交易率到經濟增長的單向因果關系。
除此之外，國內學者還曾經使用股票指數、發行率等其他指標作為股市發展水平的度量進行實證研究。例如，梁琪、滕建州(2005)分別以A股流通股市值與GDP之比和交易率作為衡量股市發展水平和股市流動性的指標，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發現，股市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關系，存在從經濟增長到股市流動性的單向因果關系。他們結合VAR模型分析結果認為，股市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沒有產生任何促進作用，而且股市過度波動對整體經濟增長和銀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李廣眾(2002b)以國內有價證券發行額與GDP之比作為衡量股市發展水平的指標，通過回歸分析發現，股市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的影響并不顯著，并且對資本積累具有顯著的不利作用。
高大為、魏巍(2004)基于我國1991-2003年問的月度數據樣本，通過Granger檢驗發現存在從上證指數到GDP的單向因果關系。
三、分析方法、指標與樣本
(一)分析方法
本文將使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來考察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Granger因果檢驗的基本原理是，判斷x是否是y的原因，要看現在的y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過去的x解釋，在統計上，這相當于在y的自回歸方程中，加入x的滯后值是否能夠使回歸方程的解釋程度提高。如果x的滯后值有助于解釋現在的y，那么稱“x是v的Granger原因”。
進行Granger檢驗的關鍵在于選擇合理的滯后階數。這是因為，Granger檢驗的結果對滯后階數很可能是敏感的。目前尚未出現確定Granger檢驗滯后階數的公認方法。在現有研究中，宗兆昌(2005)、李凍菊(2006)沒有報告Granger檢驗的滯后階數，冉茂盛等(2003)、楊再斌、匡霞(2004)、段鴻斌、楊光(2009)等人未報告選擇滯后階數的依據，不能排除滯后階數選擇的隨意性或者主觀性，這可能影響其結果的準確性。
梁莉(2005)、陳怡(2009)等人選取相關變量平穩性檢驗中按照一定信息準則(如AIC準則或者SIC準則)確定的滯后階數，作為Granger檢驗的滯后階數。但這一做法可能導致錯誤結果。
這是因為，一方面，平穩性檢驗和Granger檢驗所設定的檢驗方程形式完全不同，沒有證據表明，也沒有理由認為，針對平穩性檢驗方程選取的滯后階數相對于Granger檢驗方程而言也是最優的。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Granger檢驗與現有所有信息準則基于不同的邏輯。Granger因果關系的界定并未對解釋變量的滯后項的階數施加任何約束。而AIC或者SIC信息準則的目的在于防止回歸方程納入過多的滯后項而降低其解釋的可靠性，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這些準則對較遠的滯后項按照一定規則賦予懲罰，這一做法在提高可靠性的同時增加了有解釋力的遠期滯后項被剔除的風險。
有鑒于此，本文將不采用上述做法，而是根據檢驗模型的現實背景來確定滯后階數。從理論上說，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其募集資金轉化為產業資金實現的，募集資金轉化為生產能力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建設，因此，在有關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的Granger檢驗過程中，股票市場融資項目的建設期可以作為確定滯后階數的一個重要參照。在Wind財經資訊系統查詢有關1990―2010年末股票市場募集資金投向的信息，可以得到18960個融資項目(包括IPO融資、增發融資和配股融資)的信息，其中報告了建設期的樣本有5059個，其建設期的最大值為103個月，最小值為1個月，平均值為18.13個月，標準差為9.28個月。本文選取股票市場融資項目建設期的平均值(換算為季度值，約為6個季度)，作為有關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發展的Granger檢驗的滯后期。
(二)分析指標
如上所述，對我國股市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現有研究，一般參照Demirgue-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資本化率來衡量股票市場的規模，用交易率和換手率來衡量股票市場的流動性，進而從規模和流動性兩個方面來刻畫股票市場發展水平。
本文認為，這一做法值得商榷。本文對用交易率或者換手率來衡量股市流動性的做法沒有異議，但認為用資本化率來衡量股票市場規模不盡合理，尤其是對于股票市場發展歷史尚短的國家，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錯誤的。
一方面，用資本化率來衡量股票市場規模，未能充分反映有關一、二級市場規模的信息。
資本化率等于股票市場上所有股票的總市值(與GDP之比)，用這一指標來衡量股票市場規模，實際上衡量的只是二級市場規模，并不能充分反映有關一級市場規模的信息。為了說明這一點，將資本化率作如下分解：
在上式右側中，“當期交易價格與上市首日交易價格之比”可以理解為“二級市場價值波動率”，“上市首日交易價格與發行價格之比”可以理解為“二級市場價值膨脹率”。因此，公式(1)可以改寫為：
從上式可以看出，由于累計融資規?？梢杂脕砗饬恳患壥袌鲆幠?，因此即使資本化率包含有關一級市場規模的信息，它包含的也只是經過價值膨脹率和價值波動率扭曲的信息。Ritter(1995)等人有關IPO價格走勢的研究表明，在新興市場國家，二級市場價值膨脹率和二級市場價值波動率要比發達國家高得多。因此，即使在成熟股市用資本化率來衡量股市規模是合適的，將這一做法套用于新興股市，也會導致對一級市場規模信息反映的嚴重失真。
另一方面，用資本化率來衡量股票市場規模，未
能考慮一、二級市場功能定位的差異。
一級市場的主要功能是為實體經濟的投資項目融資，因此一級市場對經濟增長具有直接作用，與二級市場相比，其規模應當與經濟增長具有更大的相關性。二級市場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流動性，便利一級市場投資者應對流動性風險，其對實體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通過一級市場間接實現的。
很顯然，任何一個市場的發展程度，都應當按照其功能是否得以有效發揮來評價。因此，一級市場的發展程度，應當從其融資功能的實現程度衡量，一個合理的指標是融資規模，一般而言，融資規模越大，說明一級市場發展水平越高。而二級市場的功能定位于提供流動性，因此其發展程度應當通過流動性是否達到有效發揮一級市場融資功能所需要的最低水平來衡量，而不需要考慮其規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用一級市場融資規模來衡量股票市場規模。一級市場融資規模可以用增量或者存量來計量。在追溯至最早期的情況下，兩種計量方法是等價的?？紤]到與經濟增長計量指標的對應性，本文用增量來計量一級市場融資規模，等于整個股票市場的IPO籌資額、增發籌資額和配股籌資額之和，通過用當期融資增量除以當期名義GDP來排除尺度影響，在不致引起混淆的情況下亦稱之為“融資規?！?。
以上已經說明，二級市場發展程度應當用其流動性水平與保障一級市場融資功能所需的最低流動性水平之間的大小關系來衡量，但是目前尚未出現比較合理的計量上述最低流動性水平的方法。本文將沿用現有研究的做法，直接針對流動性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進行相互關系的分析，并在解釋分析結果時明確區分這一做法與應當采取的做法之間的差別。本文選取換手率作為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指標，并用整個股票市場的當期成交總額與當期流通總市值之比來計算這一指標。
本文用GDP實際增長率來衡量經濟增長，并用名義GDP的對數差分與CPI環比漲幅之差來計算這一指標。
此外，為了與現有研究進行對比分析，本文還將考慮資本化率，并用整個股票市場所有股票市價總值分別與當期名義GDP相除來計量。
總之，本文的分析指標將包括GDP實際增長率、融資規模、資本化率和換手率等4個指標。
(三)樣本與數據
本文將在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發行上市的所有股票(包括A股和B股)均看做是中國(大陸境內)股票市場功能的體現，而將境內企業通過存托證券等方式在香港、紐約、新加坡等地發行的股票視為其他國家和地區股票市場功能的延伸，而不予考慮。
鑒于數據可得性，本文選取1992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作為樣本期。其中，各期A、B股的(IPO、增發和配股)籌資額、成交總額、總市值、名義GDP、1995年之前的月CPI同比指數以及1995年1月之后的月CPI環比指數等原始數據均來自wind財經資訊系統。
該系統的數據為月度數據，本文按照以下方法換算為季度數據。各季度融資規模等于該季度各月A、B股的(IPO、增發和配股)籌資額之總和。成交總額和名義GDP季度值等于各月份值之和。A、B股的總市值和流通總市值按照該季度各月份值的簡均計算。至于季度CPI環比漲幅，首先根據1995年之前的月CPI同比指數以及1995年1月之后的月CPI環比指數，通過倒推法計算得到整個樣本期的月環比指數，再換算為漲幅值，然后將各月份漲幅值加1后連乘，即得到季度CPI環比漲幅。
季度融資規模、名義GDP、市價總值、成交總額等數據在代人計算有關比率或者增長率之前，均利用Census x11方法(加法模型，不考慮貿易日和節假日的影響，不考慮滑動區間)作了季節調整。
本文所有統計和檢驗操作均系利用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 5.0完成。
四、實證分析過程與結果
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的一個前提條件是，進入檢驗的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以下將首先通過單位根檢驗方法驗證各指標的平穩性，最后分別針對“經濟增長一融資規模”、“經濟增長一資本化率”、“經濟增長一換手率”等變量組合進行Granger檢驗。
(一)分析指標的平穩性檢驗
利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對四個分析指標進行水平的單位根檢驗，其滯后階數由軟件按照SIC(Schwarz Info Criterion)準則在最大滯后階數為11的條件下自動選擇，其結果如表1。
由于平穩性檢驗對檢驗方程的形式沒有施加約束，表1只報告了相伴概率最小的結果。從該表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有理由拒絕所有原假設，而認為四個分析指標都是平穩的，滿足Granger檢驗的要求。
(二)經濟增長與股市發展之間關系的Granger檢驗
在樣本期內，基于上述數據，選取相當于股票市場融資項目平均建設期的6個季度作為滯后階數，分別針對“經濟增長一融資規模”、“經濟增長一換手率”、“經濟增長一資本化率”等變量組合進行Grang－er檢驗，其結果如下：
從表2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有理由認為，融資規模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經濟增長不是融資規模的Granger原因。從融資規模到經濟增長的這種單向因果關系，可以看做是股票市場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證據。
同時，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有理由認為，換手率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經濟增長是換手率的Granger原因。由于換手率代表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因此，從經濟增長到換手率的這種單向因果關系表明，經濟增長能夠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提高，這可能是由于經濟增長能夠通過提高投資機會預期而增加交易量；而股票市場流動性提高，并不具備經濟增長效應，這說明在樣本期內二級市場的流動性水平沒有穿越足以維持一級市場的有效運作的最低流動性水平，一直保持在后者之上或者之下。
此外，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有理由認為，資本化率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也是資本化率的Granger原因。資本化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這種Granger雙向因果關系，就解讀資本化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而言，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有可能存在同時影響二者的第三個變量，使得沒有任何因果關系的兩個變量呈現出Granger雙向因果關系。因此，不可以認為，資本化率的提高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又會促進資本化率的提高。
五、結論與涵義
本文基于1992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的樣本數據，選取一級市場融資規模作為股票市場規模指標，選取換手率作為股票市場流動性指標，選取GDP實際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衡量指標，針對包含滬深AB股在內的整個股票市場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按照股票市場融資項目平均建設期選取的滯后階數上，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
結果發現，存在從股票市場規模到經濟增長之問的單向因果關系，表明從股票市場規模來看的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存在從經濟增長到股市流動性之間的單向因果關系，表明股票市場流動性沒有經濟增長效應，說明在樣本期內二級市場的流動性水平沒有穿越足以維持一級市場的有效運作的最低流動性水平，一直保持在后者之上或者之下；此外，資本化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因此無法對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作出判斷。
以上結果與大多數現有研究的結論截然不同，本文證實了股票市場規模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否定股票市場流動性對經濟增長存在推動作用，這與大部分現有研究恰恰相反。
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6
【關鍵詞】ST公司財務預警綜合效益評價
一、引言
公司特別處理的規
定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國的公司法?！豆痉ā返?57、158條規定,上市公司最近三年連續虧損,在限期內未能消除,不具備上市條件的,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終止其股票上市。1998年3月16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了《關于上市公司狀況異常期間的股票特別處理方式的通知》,要求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根據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對狀況異常的上市公司(包括財務狀況異?；蚱渌麪顩r異常的公司)股票交易實行特別處理,即公司股票日漲跌限制為5％,中期報告必須經過審計,股票的行情顯示有特別提示。如出現連續三年虧損,其股票即暫停上市。暫停上市后在第一個半年公司仍未扭虧,證券交易所將直接做出終止其上市的決定。如果公司實現盈利,則可以按程序申請恢復上市。1999年7月9日起,依據《公司法》第134條有關“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持有的股票可以依法轉讓”的規定,深、滬交易所對暫停上市的股票開始提供“特別轉讓服務”。2001年2月24日,證監會頒布了《虧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其中規定,暫停上市的公司在寬限期(通常為12個月)內第一個會計年度繼續虧損的,由中國證監會作出其股票終止上市的決定。ST制度實施以來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如何?理論界和實務界以及廣大投資者對它的評價怎樣?如何對它進行完善?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進行展開研究。
二、ST公司——處于風雨之中的諾亞方舟
ST公司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司群體已經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近年來,ST公司數量快速增多。截至2003年12月16日,深、滬兩市共有136只戴有ST帽子的股票,涉及119家上市公司,其中116家是A股公司,同比增長了80％。ST公司被特別處理的具體原因多種多樣,有些是由于利潤追溯調整后最近兩年連續虧損,如*ST星源、*ST江紙等;有些是由于不實資產扣除后,每股凈資產低于股票面值,如ST東方、ST金泰等;有些則是因為年報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的審計報告,如ST麥科特、ST珠峰等;有些是ST公司雖然扭虧但沒有滿足撤銷特別處理的條件而遺留下來的公司,如ST吉發、ST南摩等;有些是由于出現資產遭受重大損失、銀行賬號被凍結等重大經營及財務異常情況而被ST,如ST信聯、ST啤酒花等。針對目前我國被ST公司的情況,陳瑜(2000)對此專門做了一個統計分析。截止1999年底,我國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中曾被宣布為ST的共有67只股票(包括A股和B股),58家上市公司(以下稱為“ST公司”),其中,1998年27家,1999年31家,
三、ST公司的會計行為和會計政策選擇——來自經濟人假設的分析
1.經濟人假設和會計行為的關系。經濟人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這種假設,人是通過深思熟慮的權衡和計算來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而“這種私利就其狹義而言是由預測或預期的純財富狀況來衡量的”(布坎南,1983)。AdamSmith(1776)指出人是有理性的,利已是人的本性,每個人都將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們的基本行為方式是在既定的約束與限制其追求自身的福利,當面對能夠帶來不同福利效果的種種方案的選擇時,人們更愿意選擇那些能夠給自己帶來較多好處的方案,而不是相反。我們認為經濟人假設同樣適用于法人的研究,所以ST公司的會計行為同樣也離不開經濟人假設的影響。
2.ST公司面臨的現實及選擇。ST給上市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要在證監會更嚴格的監控下,努力改善公司生產經營狀況,以求摘去“ST”的帽子,恢復為正常上市公司;否則,將可能踏進更為沉重的“PT”家庭,進而面臨摘牌的厄運。為此,ST公司只能有兩種選擇,即要么進行公司改革,要么進行會計政策變更。對前一種,企業常用的方法是資產置換、債務剝離等債務重組措施,但從目前的運行看收效甚微;對后一種,公司主要進行會計政策變更,但由于變更空間有限,企業難以達到目的。
3.ST公司進行會計包裝——合理但不合法的選擇。WilliamR.Scott認為會計信息生產具有私人動力和契約性動力。基于證券市場的法規政策壓力,一些己虧損一年的上市公司為避免被特別處理,或是己連續虧損兩年的公司為避免被停牌,在當年實際扭虧無望的情況下便產生了通過盈余操縱“扭虧為盈”,以逃避監管政策所規定的懲罰的心理。我國學者陸建橋(1999)針對虧損上市公司進行了實證研究,其結果顯
示我國虧損上市公司“在首次出現虧損的年份,做出了能顯著調增收益的操縱性應計會計處理,推遲出現賬面虧損并因此而陷入困境的時間。”并且,為了避免公司連續三年虧損而受到管制與處罰,虧損公司在虧損及前后年份普遍存在著調減或調增收益的盈余操縱行為。而且為了達到摘去“ST”帽子的目的,ST公司往往采用各種合法及非法的手段進行包裝,如:虛增收入(提前確認收入制造收入);虛減費用(遞延確認費用、費用資本化、潛虧掛帳);關聯交易(關聯購銷業務、轉嫁費用負擔、轉讓置換資產、計收資金占用費、托管經營);變更會計政策與會計估計(改變存貨計價方法、改變折舊政策、改變壞賬損失核算方法等);利用非經常性損益(處置資產損益、股權轉讓損益、債務重組收益、費用減免、稅收減免、利息減免、地方財政補貼和返還等等);除此以外,我國一些企業還常常通過虧損平滑的辦法來逃避被特別處理或摘牌的懲罰。虧損平滑指在已經發生虧損的情況下,公司會在某一虧損年度將以后年度還可能發生的損失提前確認,在一年內將虧損做大,從而間接為下一年的扭虧為盈提供基礎。
四、對ST公司管理的缺陷——對現有制度和方法的反思
證券市場的相關制度安排不完善是不公正會計行為的外在誘因。不公正會計行為是上市公司、審計機構在現有制度安排下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所以我們在分析ST公司的上述會計行為不當時一定要結合現行的法規制度的缺陷進行展開。
1.指標規定的缺陷。當前被戴上ST帽子的公司主要是根據公司是否出現財務狀況異?；蚱渌麪顩r異常,其中財務狀況異常指公司連續兩年出現虧損或公司凈資產低于公司股票面值。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公司的經營從理論上說最終的結果有三種情況,即虧損、保本和盈利,但實際上只可能有兩種——虧損和盈利發生。而虧損和盈利本身就是一個不太精確的值,既盈虧臨界點本身就是一個理論推導的產物。從計算的過程進行分析,根據國際上普遍采用的多步式利潤表對會計盈(虧)的計算為:銷售收入-銷售調整額-銷售成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營業外收益-營業外損失)-利息費用=凈利潤(或虧損)。
從這個公式可以看出,只要公式左邊的任何一項出現問題,必然導致右邊的結論是錯誤的。而一個上市公司,其涉及左邊的事項可以說是相當復雜和龐大的,所以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得出盈利(或虧損)的答案是無法確保準確的。從計算的結果進行分析,上述公式計算的結果用符號表示只有兩種,如果是+號即為盈利,如果-號即為虧損(當然等號為保本,在此,不考慮這種情況)。所以我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得出盈利(或虧損)的
答案是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
2.時間標準的不科學。上市公司如果連續兩年出現虧損或公司凈資產低于公司股票面值將被戴上ST帽子。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年就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用兩年有什么依據,為何不用一年或三年?而且我們有沒有考慮外部環境對該公司的影響。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任何產品從最初投放市場到最終退出市場都存在一個有效生命的過程。各個過程可分為投放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個明顯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特征,所以我們在進行判斷時一定要考慮該公司是處于成長期,還是衰退期的情況。如果是前者,也許盈利的曙光就在前面,也許再過一個月企業就會盈利,但就在公司良好的發展勢頭下,卻由于連續兩年微虧被戴上ST帽子,結果是本來馬上就要迎來盈利的企業,卻被一頂ST帽子推向了萬丈深淵。當面臨這樣的結局時,任何一個理性的公司決策人都會要求會計進行財務報表的包裝。
五、相關理論的分析——來自財務預警理論的啟示
出現ST就意味著上市公司的財務已經出現警情。所以必須用財務預警理論來對之進行分析。首先我們要確定警兆,即要明確警情發生變化時的先兆。警兆包括警氣警兆和動向警兆。在財務預警系統中,反映財務風險狀況的一般屬于警氣警兆,而導致財務風險的經營風險狀況屬于動向警兆。當財務風險處于發作期時,其警兆通常表現為以下幾種:一是財務警兆,如資不抵債;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出現負數;過度依賴短期借款;累計經營性虧損數額巨大;存在大額的逾期未付利潤;無法履行借款合同中的有關條款;存在大量不良資產;重要子公司無法持續經營且未做處理;無法獲得供應商的正常商業信用;難以獲得開發新產品及其配套投資所需資金。二是業務警兆,如主導產品屬于夕陽產業的產品;已失去主要市場、特許權或主要供應商;人力資源短缺。三是或有事項警兆,如貼現;擔保;抵押借款;未決訴訟;其他數額巨大的或有損失。如果上述警兆出現后,相應的警情也就會發生。警情的級別程度就叫警度。財務預警的警度一般分為五種:無警、輕警、中警、重警和巨警。在財務風險“發作期”時警兆及評分標準為:有財務預警,則其組成項目各為3分,無財務預警為0分;有業務預警,則其組成項目各為4分,無為0分;有或有事項預警,則其組成項目各為1分,無為0分。如果警兆指標得分為0,則為無警;如果警兆指標0
所以,我們在分析ST公司的風險程度時一定要按照財務預警的理論來進行。正如葛家澍教授(2000)指出的那樣“單個匯總的數據不能夠充分傳遞一個主體的財務信息,必須根據項目的不同性質加以適當分類”。結合ST公司的特點,我們認為在對ST公司進行評判時也要進行綜合考慮。
六、當前國內外財務會計報告綜合分析的評述——為構建新的評價指標體系尋求理論支持
1.杜邦財務分析體系。杜邦
財務系統以所有者權益報酬率為核心指標,將償債能力、資產營運能力、盈利能力有機地結合起來,層層分解,逐步深入,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系統,全面、系統、直觀地反映了企業的財務狀況,其分解式為:權益報酬率=資產凈利率×權益乘數=銷售凈利率×資產周轉率×權益乘數。通過以上幾種主要的財務指標之間的關系全面系統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
杜邦財務分析系統面向外部,以提供綜合信息為主,是一種有效的財務綜合分析方法。但是,它分別單獨觀察各指標的變動情況,不能將各指標聯系起來分析它們對總指標的影響程度,并不能滿足企業加強內部管理的需要。
2.沃爾評分法。美國財務學家亞歷山大.沃爾于本世紀初在《信用晴雨表研究》和《財務報表比率分析》中首次提出信用能力指數的概念,把若干個財務比率用線性關系結合起來,以此評價企業的信用水平。沃爾選用流動比率、凈資產/負債、資產/固定資產、銷售成本/存貨、銷售額/應收帳款、銷售額/固定資產、銷售額/凈資產七個比率指標,并分別給以權重25％、25％、15％、10％、10％、10％和5％,按確定指標標準比率和實際比率計算相對比率,然后與其權數相乘即可確定企業信用總評分,以此評價企業綜合財務狀況。沃爾評分法的主要缺陷在于:無法從理論上證明指標選擇數量的緣由、賦予權重大小的依據、某些指標異常變動時如何處理等問題。
3.z計分模型法(Z-scoreModel)?！癦計分模型”(Z-scoreModel)是美國人愛德華.阿爾曼建立于20世紀60年代用以預測企業破產的一個模型?！癦計分模型”的模型是:Z=1.2X1+1.4X2+3.3X3+0.6X4+0.999X5。其中:Z——判別函數值;X1——營運資金/資產總額;X2——留存收益/資產總額;X3——息稅前利潤/資產總額;X4——普通股和優先股市場價值總額/負債賬面價值;X5——銷售收入/資產總額。該模型中的五個變量分別反映企業的償債能力(X1、X4)、獲利能力(X2、X3)和營運能力(X5),五個變量匯總反映企業財務失敗或破產的可能性大小。一般地說,Z值越低破產的可能性越大,阿爾曼根據美國1970～1973年的計算資料得出:如果z值小于1.81,企業出現破產的先兆,破產的可能性極大;反之,如果z值大于2.675,則表明企業的財務狀況良好,破產的可能性很小;如果Z值在1.81～2.675之間,則是在阿爾曼所稱的“灰色地帶”,企業的財務狀況很不穩定?！癦計分模型”比起我國當前判斷企業是否進行ST的做法,應該說要科學合理得多。它綜合考慮了企業的償債能力、獲力能力和營運能力。這個模型存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它沒有考慮企業未來的成長能力,同時它完全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進行分析,但企業的許多具體情況完全用定量分析是不能實現的。
4.我國的財務評價指標體系。目前,我國的企業評價指標體系有三套:一是1995年財政部頒布的企業經濟效益評價指標體系;二是統計局、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1997年頒布的工業經濟效益評價考核體系;三是財政部于近期頒布的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體系。我國于1993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企業財務通則》第四十三條明確規定:“企業總評、評價本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財務指標包括:流動比率、速動比率、應收帳
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資產負債率、資本金利潤率、營業收入利稅率、成本費用率等”。財政部于1995年也提出了一套評價企業經濟效益的指標體系,它包括:銷售利稅率、總資產報酬率、資本收益率、資本保值增值率、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應收帳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社會貢獻率和社會積累率。在這三套體系中,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體系無論是評價方法、指標內容、還是評價用途均優于前兩套體系。但由于該指標主要側重于國有資本金的效績評價,同時還存在有待充實、完善的地方。
對此,錢愛民(2003)提出從目前我國來看,有關方面尚未制定出評價企業財務狀況的綜合指標,理論界在這方面結合中國國情的研究尚屬空白。
七、重新構建ST公司的財務分析框架——進行綜合效益評價
針對ST公司的特點,我們在考慮設計它的評價指標時要注重其評價指標內涵的多維性,包括:廣度維指標(將評價的視覺擴散到投資人、債權人、員工、市場及社會等諸多方面)、深度維指標(在評價的層次上,由表面業績向內部經營挖掘)、遠度維指標(就是在評價的時域上,由短期向長期,由現實成績向未來發展潛力滲透)。
1.建立ST公司綜合效益評價。由于投資者對ST公司最關注的是他們的投資是否能夠得到保值和增值,所以進行綜合效益評價是很有必要的。綜合效益評價是指運用科學、規范的評價方法,按照“客觀、公正、綜合、規范、科學、全面”的原則,對企業一定經營期間的資產營運、財務收益、償債能力和發展能力等經營成果,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做出真實、客觀、公正的綜合評價。
2.綜合效益評價的思路、方法和對象。綜合效益評價指標體系按照“內容全面、重點突出、客觀公正、操作簡便、針對性強”的基本思路制定,以發展能力為核心,采用多層次指標體系和采取多因素逐項修正的方法,運用系統論、運籌學和數理統計的基本原理,實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結合。
綜合效益評價的對象主要是那些連續兩年發生虧損,即將被戴上ST帽子的公司。如果評價后,認為該公司具有良好的發展能力,同時經營風險不大的話,則可以將這個公司列人觀測公司的行列,可以給其兩年,甚至更多的時間進行發展。當然,如果經過評價,認為這個公司已經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同時經營風險又大的話,則可以對其進行ST,并可以根據上述財務預警的警兆指標計算方法進行警情、警度計算。
3.綜合效益評價的內容和指標設計。綜合效益評價的內容和指標設計一定要考慮ST公司的特殊性,即ST公司的投資者的關注域和其他公司的不同之處。將公司的資產安全狀況、發展能力狀況、資產營運狀況、資產流動狀況、財務效益狀況、償債能力狀況作為綜合效益評價的主要內容。
4.綜合效益評價的指標體系。綜合效益評價的指標體系由評價指標和評議指標兩部分組成,評價指標包括三層次的指標,其中資產安全
狀況、發展能力狀況、資產營運狀況、資產流動性、財務效益狀況、償債能力狀況組成一級指標,一級指標下分二級指標——二級指標反映效益評價的基本情況,可以形成企業評價的基本結論;二級指標下再分若干個三級指標——三級指標是依據公司有關實際情況對二級指標評價結果再進行逐一補充,以此形成公司效益評價的定量分析結論。評議指標是指對影響公司經營效益的非定性因素進行判斷,以此形成公司效益評價的定性分析結論。在具體進行計算時可根據上述指標在ST公司的判斷中所占的重要性確定分值,評價指標占80％,評議指標占20％,評價指標滿分100分。根據各個一級指標在其中所占的重要性再進行分配,如確定發展能力評價為23分,它所屬的兩個二級指標可分別定為銷售增長率13分,資本積累率10分,在二級指標下面還可以分出三級指標,總資產增長率7分,固定資產成新率6分,三年資本平均增長率10分。按同樣的思路可將評議指標進行相應的劃分和配予分數。
5.綜合效益評價的評價報告和結果運用。通過采取以定量分析為基礎,定性分析為輔助,實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互校正,以此形成企業效益評價的綜合結論。該報告是由評價工作組完成全部評價工作后,對被評價的公司在評價年度內資產安全狀況、資產營運狀況、資產流動狀況、財務效益狀況、償債能力狀況和發展能力狀況進行對比分析、客觀判斷形成的綜合結論的文本文件。它可由正文和附錄兩部分組成。正文的內容包括企業基本情況描述、主要指標對比分析、評價結論、評價依據和評價方法等。報告附錄包括有關評價工作的基礎文件和數據資料。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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