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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1
【題目】廣東醫療保障體制的優化探析
【緒論】香港醫療保障制度的經驗與啟示緒論
【第一章】醫療保障基本概念與研究理論基礎
【第二章】粵港醫療保障制度的發展歷程與基本現狀
【第三章】粵港醫療保障制度的比較分析
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2
作為社會保障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醫療保障是在社會成員面臨疾病災難、生存權利等威脅時對其予以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截至目前，我國已建立了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在內的多層次的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同時逐步發展了各種形式的補充醫療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險，并針對弱勢群體建立了相應的醫療救助制度和社會慈善互助體系。這對于健全全民基本醫療保障體系、滿足群眾基本醫療保障需求、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
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由于保障基礎薄弱、保障基金不足和保障需求日益增大等客觀因素的存在，只能維持對日常門診及普通住院醫療費用的保障。面對重大疾病所造成的大額醫療費用需求，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在報銷額度和保障水平上就捉襟見肘，社會成員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解決，因而，低收人的弱勢群體在摧患重大疾病后往往會陷人“無錢醫治”的生活災難之中。為了有效緩解重大疾病對社會成員造成的巨大經濟負擔，我國逐步建立了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根本目的是希望對大病患者發生的高額醫療費用給予進一步保障。但大病保險運行機制不完善，現實補充效果不明顯。在實踐運作中，大病保險雖承保范圍較廣，但審核標準嚴格，加之各地實際情況不同，符合條件的患者數量有限，無法普遍惠及急需救助的廣大重病患者。同時，由于依托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為籌資來源，大病保險資金的籌集和使用受到很大限制，報銷比例無法達到預期目標，居民“二次報銷”之后仍需承擔巨大的醫療費用壓力。對于貧困家庭而言，個人承擔的自付費用也難以籌措。
為有效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健康衛生權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高社會整體醫療保障水平和質量，還應從社會醫療保障制度中的社會救助、個人商業保險和慈善互助等方面著手，互補聯動，建立覆蓋范圍廣、保障水平高的醫療保障體系，從而有效解決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大病治療問題?，F實情況是，社會成員的大病醫療需求主要是依靠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來予以滿足，個人商業保險和社會救助沒有發揮出應有的醫療保障特別是大病醫療保障的功能。在此背景下，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出現的大病眾籌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互助模式，在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補充作用。
在現代網絡技術日新月異、信息交流高效便捷的時代，伴隨著分享經濟的興起壯大，為籌措大額治病費用求助他人而出現的大病眾籌應運而生，成為一種全新的社會互助模式。它顯現出蓬勃的發展態勢，受到廣泛關注，并被普遍使用。針對大病眾籌在實踐運作中不斷涌現的問題和糾紛，學者們從各自不同的學科背景出發進行了研究。有關大病眾籌的研究主要涉及兩種研究路徑:網絡募捐模式研究和公益眾籌模式研究。前者主要探析我國網絡募捐的發展狀況、模式特征和實現機制問題，焦點在于網絡募捐的現實困境以及法律監管等關鍵問題。后一研究路徑則圍繞分享經濟展開，將公益眾籌看作是分享經濟的一種特殊形式，研究公益眾籌的概念、類型、發展應用及商業價值，關注公益眾籌作為一種全新網絡融資手段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對于傳統慈善公益事業的影響和促進作用，以及發展中的法律監管和制度完善問題。
學術界專題研究大病眾籌并不多，往往將大病眾籌問題分別融于對網絡募捐和公益眾籌的整體性研究之中。有關大病眾籌的一些重要問題沒有得到重視和解答，例如如何界定大病眾籌中個人求助和網絡募捐兩者之間的關系，大病眾籌除具有網絡募捐和公益眾籌的一般性特征外，產生于分享經濟時代的大病眾籌模式是否還能被看作是一種分享經濟，其內在的倫理價值和外在的融資形式又是如何相互影響作用的，它的興起和發展對我國現有醫療保障制度有何意義，等等?？梢哉f，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解答不僅能凸顯其在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中的互助功能，更能為大病眾籌的良性發展提供必要的經驗闡釋和理論指導。
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3
在建立適合一國國情的醫療保障制度時，既不能忽視效率保證完全公平，也不能只重視效率忽略公平，合理的醫療保障制度應該是在社會認可的公平基礎上適當引入市場效率機制。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醫療衛生領域中出現了“市場化過度”和“市場化不足”并存的情況,也即經濟學上講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效”雙重因素?！笆袌龌^度”是指一些本應由政府承擔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主要是一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 轉由市場提供,由于這些物品本身存在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以及正的外部性等特征,僅靠市場無法有效提供,并且會加劇醫療保健的不公平性?！笆袌龌蛔恪笔侵刚峁┝吮緫墒袌鎏峁┖头峙涞姆蘸唾Y源。政府在衛生領域同時存在著“缺位”和“越位”兩種情況,未能擔當起維護城鄉衛生發展的公平性的責任。
二、福利經濟學定理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認為，給定適當的初始稟賦，任何帕累托有效的結果，理論上都可以通過競爭性市場來實現，即稟賦再分配與競爭性市場結合能產生既公平又有效的結果。圖1是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的埃奇沃思盒狀解釋圖，利用兩個人經濟世界的假設，通過兩個人之間的交易，可以清楚地表達帕累托效率的概念。假設有兩個社會成員A、B，有兩種總量固定的商品1、2，A對商品1、2的偏好用向下傾斜且凸向原點OA的無差異曲線來表示，相反B的無差異曲線是反轉的，以OB為原點，越靠近圖的左下角的無差異曲線代表的效用水平越高，在盒狀圖中，帕累托有效率的點是二者無差異曲線的切點，在切點上不可能有任何可以改進而不損害任何人的利益經濟學改進，將所有的帕累托有效的點連接起來構成的曲線稱為“契約曲線”，圖中的OA、OB點雖然看來是不公平的，但仍然是帕累托有效的。
衛生資源是一種稀缺資源，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考慮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要達到較高的健康水平，僅靠經濟發展是不夠的，重要的不僅是國家在衛生事業上投入多少錢，更在于如何根據健康需要，公平、有效地配置這些資源。按照帕累托效率方式分配進行醫療資源的分配時，社會上很多人對這種分配結果感到不滿意，因此在對醫療資源進行分配時還要考慮效率以外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公平。對健康公平的關注經常集中在人們是否得到了他們需要的衛生服務上，Mooney（1992）對健康公平的定義為一種機會的均等。Rawls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社會公平的概念，公平的基本原則是社會選擇應該站在不受特殊利益集團影響的立場上做出，拋開我們已有的生活利益，我們才有可能對社會公平的原則達成共識，在我們不知道自己將成為什么樣的人的時候，我們會假設自己是最糟糕的人，我們只會贊成能夠使狀況最糟糕的人得到最大利益的社會公平理論。
黃有光（2005）認為單純追求效率可能導致不可接受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在此情況下，社會就會愿意以犧牲一部分效率為代價，來提高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植草益（1992）從規制經濟學角度認為經濟社會的評價標準不僅僅是資源的配置效率，而且必須考慮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經濟社會要根據一定的價值判斷標準，對收入分配的公正問題給予必要的政策考慮，社會根據對公平和正義的判斷標準采取一些政策導向，以及參與和干預經濟主體的活動是十分必要的。
三、中國醫療制度的福利學分析
1952年6月，政務院《關于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的指示》，確定了我國實行公費醫療制度及其范圍。與此同時，國家也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確立了勞保醫療制度，以解決產業工人的醫療保健問題。這是國家為保障國家工作人員、企業職工生活與健康而實行的通過醫療衛生部門向享受人員提供制度規定范圍內免費醫療、預防服務的一項國家醫療保險制度，這一時期的醫療保健制度與社會醫療保險都是通過一定的途徑籌集醫療保健經費為享受人群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障（劉麗杭，1999）。在中國農村幾乎85%的村莊都有由赤腳醫生負責基本醫療和預防的衛生診所，鄉鎮一級有負責指導和監督赤腳醫生的衛生站，縣衛生局負責全縣的衛生計劃與監督，醫療衛生費用由政府、公社、患者共同承擔，政府負擔各級國家衛生工作人員的工資和部分醫療設施的運行費用，患者承擔醫藥費和治療費，幾乎所有的農村居民都以合理的成本獲得了基本的醫療保障。中國農村衛生體系的成功強烈地影響了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模式的發展，多年來一直主導著其他國家衛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Ger?鄄ald Bloom等,1997)。在城市推行的公費、勞保醫療,在農村推行的合作醫療制度, 為居民提供了比較有效的醫療保障，城鄉居民的健康水平都有很大提高。這一階段的醫療保障的覆蓋面廣，無論農村、城市居民基本都滿足了基本的衛生需求，公平性比較高。
建國初期的醫療保障制度符合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效率也比較高，因此提高了整個國家居民的社會福利水平，隨著醫療系統的運行，醫療保障系統的效率開始下降。劉麗杭（1999）認為造成醫療系統下降的原因有：⑴缺乏有效的費用制約機制；⑵社會化程度低。Gerald Bloom等（1997）認為由于醫療機構的報酬是根據醫療人員的工資與遞增的非工資成本的預算確定，衛生服務管理者很少有動機提高效率，醫療機構通過與政府“談判”來獲取更多的補貼，不是一種反映需要的分配方式。對醫療供給方由于缺乏必要的經濟激勵機制，造成醫療服務水平與效率低下；對需求方而言由于缺乏必要的預算約束，存在資源浪費與過度消費現象，這種情況下雖然達到了公平，缺乏必要的競爭機制使醫療保障制度很難達到帕累托效率，然而，高度公平醫療保障下的社會福利的效率損失卻超過了公平帶來的社會福利增加。這個時期的成功之處在于在實現了醫療服務資源的初始稟賦的公平分配，不成功之處在于沒有實行適當的市場機制以提高整個系統的效率，根本問題是“市場不足”，因而社會資源的分配雖然位于社會認可的公平區域，沒有出現帕雷托效率。
改革開放后中國原有的醫療保障體系逐步解體，國家醫療保險金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結果除國家機關與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依然享有較高程度的醫療保障外，企業職工的醫療保障主要依賴于企業的經濟效益。農村由于農業集體合作制的消失、地方政府財政自力的擴大等原因，除少數地區外，改革開放前建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已經消失了，絕大部分的農民不再享有任何的醫療保障。由于國家逐漸減少了對醫療機構的補貼，醫療機構由公益型組織轉變為盈利性組織，醫療機構的行為模式也發生相應轉變，Gerald Bloom等（1997）認為政府主導思想的改變導致公共衛生機構不再被看作是純粹的社會福利機構而是經濟實體，公共衛生機構籌資政策改革的結果是政府不再全部負擔這些機構的運營成本，收費成為這些機構的收入來源，政府對公共衛生機構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提高它們的運行效率，減輕政府的經濟負擔。但改革目標預期結果沒有出現，政府過分強調了收益來源問題而沒有注意到影響醫療機構行為方面的因素，由于公共衛生提供者轉化為經濟主體后的逐利行為，扭曲了公共衛生的供給，改革的目標是提高社會衛生資源的利用效率，結果社會公共衛生資源的整體效率降低了。如全國醫療機構服務量呈明顯下降趨勢，2000年與90年代初相比：醫療機構年門、急診總量由26億下降到21億,平均每個醫生負擔門診量下降27%，負擔住院日下降34%，醫院病床使用率由81%下降到61%(饒克勤，2005)。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發現我國城鄉居民衛生服務需要量增加，但醫療服務的利用明顯下降，2003年患病人次數為50.8億，比1993年增加7.1億,而因病就診人次數為48億，減少5.4億。
居民的健康公平性在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的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在中國的30個貧困縣，1979年70%的村都有至少一個衛生所，1993年只有55%的村還存在衛生所，而城市的三級醫院數量從1980年的9478個增加到1995年的14771個；貧困線以下的9700萬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得到了社會救濟，而得到的救濟款也很少用于醫療（Gerald Bloom等，1997）。低收入人群、貧困農村居民衛生服務可及性較差，城市享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口比例為30.2%、公費醫療4.0%、勞保醫療4.6%、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占5.6%，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占44.8%；而在農村，參加合作醫療的人口比例為9.5%、各種社會醫療保險占3.1%、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占8.3%、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占79.1%。患者未就診、未住院、未采取任何治療措施的門診患者中，38.2%是由于經濟困難，應該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也是由于經濟困難。
Yuanli Liu(1999)等研究表明，與日益增長的收入差距和衛生服務利用差距有關，中國的城鄉居民健康狀況在經濟轉軌期間的差距在不斷擴大，農村居民的醫療保障覆蓋率的急劇下降。Wagstaff(2005)認為，中國農村有利于富裕地區的健康保險覆蓋面的不公平現象擴大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境況較好的農村在成功地防止合作醫療保險機制的崩潰方面做得比較成功。聶春雷等(2004)研究發現，發達地區的醫療機構數目雖然少，但醫療機構的規模大，發達地區每千人口衛生人員、床位數量比落后地區多, 并且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 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衛生人力資源的人均占有差距有增大的趨勢。胡琳琳（2003）等利用城鄉疾病模式的差異分析后認為，疾病模式在城鄉之間呈現不同的特點,城市地區的居民已經基本完成了疾病模式轉變,其面臨的衛生問題更多的是“后醫學時代”所要解決的問題，農村地區,主要是經濟欠發達的三、四類農村,仍舊處在疾病模式的轉變過程中，表明城鄉在衛生服務和居民健康水平方面是不平衡的, 農村居民處于不利地位。
這一時期不但中國的醫療保障制度社會公平性降低了，而且效率的提高也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這種社會選擇位于埃奇沃思盒狀圖的不公平區域部分，并且偏離帕雷托效率曲線，社會福利損失既有效率損失，又包括社會不公平分配帶來的社會成本等損失，這一時期的醫療保障制度不但存在“市場失靈”，而且存在著“政府失效”。
四、結論
通過對中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歷史過程中的福利經濟學分析，我們認為醫療保障具有很強的公共產品屬性，需要政府提供足夠的公共開支，需要政府建立完善的公共醫療保障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醫療需求，同時資源有限性與需求無限性決定醫療保障必須選擇建立適合國情的制度體系。改革前的中國醫療制度說明醫療并非像國防那樣是完全的公共產品，因此需要引入市場機制以提高衛生資源的使用效率，從短期來看，隨著政府在醫療方面公共開支的增長，民眾似乎可以享受到價格上的優惠，從長期來看，一個壟斷的醫療市場必然帶來服務質量的下降和價格的上升。即使是政府提供的那部分醫療資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市場化的運作模式，這將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和資源配置效率，從而降低醫療價格，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
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4
關鍵詞：基本醫療保險；風險；準備金
1研究背景
2012年6月26日，國務院醫改辦《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3年總結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全面總結3年（2009年～2011年）以來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報告》指出："新一輪醫改統籌推進包括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等五項重點改革。如期全面完成了3年醫改各項任務。"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位列五大改革問題之首。經過3年改革，以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主體，城鄉醫療救助制度為兜底，商業健康保險及其他多種形式醫療保險為補充的中國特色醫保制度體系初步形成，為城鄉居民"病有所醫"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2011年底，城鄉居民參加三項基本醫保人數超過13億，比改革前增加了1.72億，覆蓋率達到95%以上?！秷蟾妗愤€指出："3年以來，全國財政醫療衛生累計支出15166億元，其中中央財政4506億元，與2008年同口徑支出基數相比，3年新增投入12409億元，比2009年既定的8500億元增加了3909億元。在"十二五"期間，醫改財政投入力度、強度還要高于2009～2011年投入水平。這一增長實現了3年醫改目標中"政府衛生投入增長幅度高于經常性財政支出增長幅度，政府衛生投入占經常性財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要求。"
政府投入到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資金不斷增長的同時，會面臨資金流失風險也在增加的問題[1]。如何能夠將政府投入的資金有效地使用在普通社會公眾身上，真正做到讓百姓受益，已經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諸多學者也對醫保資金監督和管理問題提出了很多建議。但筆者認為，在該問題上是否可以轉變一下思維方式：即無論多么"完美"的監管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存在一定的漏洞或者缺陷。即使制定十分嚴格的監管制度，在實踐中也一定會有資金流失的現象。醫?；鹨坏┏霈F流失或者大規模的虧空，勢必會影響基金的支出，造成資金中斷，甚至動搖社會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根基。所以，在"亡羊補牢"的同時，我是否可以"亡羊補羊"。所謂"亡羊補羊"是指，借鑒銀行準備金制度的經驗，在醫保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作為準備金，在發生醫保資金流失等風險，出現醫保資金支付困難時，用以基本醫療保障的支出，即以備不時之需。
2基本醫療保險準備金概念的提出
基本醫療保險準備金是指，基本醫療保險管理機構為保障醫保資金需求，使公民基本醫療保障不因資金短缺而中斷，而在醫?；鹬蓄A先提取的用以保障基本醫療保險支出的資金。
基本醫療保險準備金制度是一種著眼于中長期發展的醫保資金籌措模式，目的在于保障醫保資金運行的安全性。如前所述，在醫保資金支出的過程中，由于監管漏洞等各種原因導致的資金流失和虧空，都會影響社會公眾的利益。準備金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補"缺口，實現醫保資金的安全運行，保障公眾的健康利益需求。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準備金的提取和支出必須由醫療保險管理機構專門負責，做到專門機構管理，?？顚Ｓ?。
3建立"準備金制度"的必要性--基于現實問題的分析
3.1醫療保險基金面臨的現實問題
3.1.1"人口老齡化"給醫保基金安全運行帶來壓力 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4月28日的《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個百分點。"
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5
[關鍵詞] 衛生公平 小康社會 制度因素
新的“人類發展觀”要求我們重新審視增長質量,關注人力資本和環境資本,二者不僅成為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而且其本身直接構成了人類福利。健康是構成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投資于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是政府的基本職能,而研究表明,公共支出數量與其成果之間僅有微弱聯系,關聯度更高的則是公共資源投入的質量和分布。根據曼斯菲爾德經濟學中邊際效用遞減理論,可知:面向農村低收入人群的公共衛生投資可以更多地提高整體績效,增加人類福利。不僅如此,誠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所言,每個公民獲得健康的機會應被視為基本可行能力,不該被剝奪,這種基本可行能力對于低收入人群擺脫貧困是至關重要的。在此,我們引入“衛生公平”概念,對我國農村衛生公平的現狀進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衛生公平的政策設計。
一、衛生公平性的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之后,經濟體制轉軌,傳統醫療保障制度由于無法適應市場經濟要求而壽終正寢,新的醫療保障制度則越來越遠地駛離衛生公平軌道。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第53屆大會在《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衛生系統:改善績效》報告中,對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做出量化評估,進行排名。結論是:中國在“財務負擔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爾、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數第四,與巴西、緬甸和塞拉利昂等國一起排在最后,被列為衛生系統“財務負擔”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偟目磥?我國衛生不公平主要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
1.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分配失衡
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城鄉人口比例大約為36%和64%,但城鄉公共衛生資源占有比例剛好顛倒過來,城市占了60%以上,而農村占了不到40%。根據全國衛生總費用測算結果,1993年農村衛生費用占全國衛生總費用34.9%,1998年為24.9%,5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以2個百分點的速度遞減。199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為3776億元,其中政府投入為587.2億元,用于農村衛生費用為92.5億元,僅占政府投入的15.9%。1998年全國城市每千人口床位數為3.52張,而每千農業人口衛生院床位數只有0.81張。公共衛生資源分配和服務水平的地區差距也十分明顯, 2002年我國千人口醫院衛生院床位數、千人口執業(助理)醫師數、千人口注冊護士數北京最多,分別為6.31張、4.13人、3.40人;而相應指標最少的分別為貴州1.50張,安徽0.97人,貴州0.56人。
2.政府衛生支出比例逐步下降
注:①衛生總費用為測算數;②本表按當年價格算
從上表可以看出,我國衛生總費用從1980年的132.0億元飆升到2003年的5150.3億元,上漲了39倍。同期,人均衛生費用也從13.4元上升至403.6元。從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來看,已超過了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5%的最低標準和5.3%的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達到了5.37%。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府衛生支出的絕對值雖有增長,但無論是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還是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例都呈不斷下降趨勢。同時,三大項衛生費用(政府、社會、個人)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構成比卻發生了嚴峻的變化,在20年時間里,政府衛生支出比例平均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而居民衛生支出比例實際上是以平均每年接近2個百分點的速度在快速上升。政府在本應承擔更多衛生費用中的缺位,使得對健康等人力資源嚴重依賴的貧困者極不公平。衛生領域存在著極度不公平的事實,迫使我們對我國的衛生體制、財政體制、改革模式和運行機制等進行深刻反思。
二、衛生不公平的制度分析
1.政府缺位和越位
醫療服務具有特殊性,屬于不完全競爭市場,政府適當管制是必需的。然而,中國的醫療衛生改革并沒有遵循醫療衛生領域的基本特性,政府在醫療衛生領域的缺位和越位導致了“過度市場化”和“市場化不足”并存?！斑^度市場化”是指一些本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轉由市場提供,出現了市場失靈,加劇衛生不公平。在經濟轉軌時期,為了解決衛生籌資和醫療成本控制問題,農村衛生和預防保健、疾病控制等公共服務在缺少公共資金支持的情況下被推向市場,成為趨利性機構;藥品虛高定價一方面使“以藥養醫”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也成為了尋租、藥品回扣等大量腐敗現象的根源?！笆袌龌蛔恪眲t指政府提供了本應由市場提供的服務和資源,主要是指對城市大醫院的補助和某些私人保健服務的補貼。在這種體制下,大型公立醫療機構的運行成本高昂而效率極其低下,并且趨利性明顯。
2.公共財政體制不健全
公共財政是以滿足公共利益、增進全社會福祉而進行的政府收支活動,主要用于投資市場失靈的公共物品和弱勢人群的轉移支付方面。然而,由于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對經濟政績合法性認同有著強烈的路徑依賴,并且沒有相應的配套改革或制度設計使政府關注的重心從經濟建設轉移到公共事業上來。在財政收入既定的情況下,對物質資本的過度投資擠占了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特別是財政體制沒有在劃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能界限基礎上做明確具體的制度設計,使得公共財政概念模糊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衛生公平的政策選擇
1.改革衛生體制
具體而言,改變醫療服務基本由公立機構壟斷的局面,實行真正意義的醫院分類管理。2003年的統計表明,全國公立醫院占醫院總數的96%,社會辦醫院僅占4%,公立醫療機構的壟斷局面沒有改變。應該按照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承擔能力和人民基本醫療需求,科學確定保留多大規模的公立醫院。有多少現有的公立醫院可以轉制,要制定完整的區域衛生規劃,通過改革將一部分公立醫療機構改制,由社會力量舉辦,允許民間資本、外資等進入不同層次的醫療服務市場,為群眾提供不同層次的服務。政府集中財力辦好一批公立醫院,加大投入、嚴格管理、轉換機制,明確政策,真正辦成為群眾提供優質、低價的基本醫療服務的公益性醫院,政府舉辦的醫院堅持低收費,不以盈利為目的,國家控制醫務人員的工資總水平。公共選擇理論表明,政府有著與生俱來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在此表現為政府衛生行政部門不會自覺地放棄對醫療衛生機構的權力,因而,更為周密的制度設計是必要的?？梢钥紤]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管理公立醫院的國有資產,衛生行政部門從國有衛生資產人的角色徹底解脫出來,履行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和市場監管職能。
2.創新投融資體制
各級政府要按照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要求,加大對農村衛生轉移支付的力度,建立規范農村衛生專項轉移支付制度,有針對性地解決農村人口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具體說來,中央財政主要負責欠發達地區的基本公共衛生投資、衛生基礎設施和農村基層衛生機構的基本建設投資、醫療衛生領域重大科學研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轉移支付等;省級財政主要針對省內相對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用于基本公共衛生投資、衛生基礎設施和農村基層衛生機構的基本建設投資等;地市、縣級政府財政將資源配置的重心轉移到農村鎮村兩級和轄區內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各級政府應逐步取消對醫院的人員經費補貼,改為對公立醫院按項目進行補貼,確定一個動態的全國性公共物品服務包和針對省級特征的公共物品服務包,這些公共衛生服務在基層主要通過公共財政購買的方式予以落實。
3.構筑醫療保障制度
在城市,繼續推進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制度的覆蓋面,可以考慮將有固定收入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對城市失業人員、貧困人群政府要設立醫療救助專項基金,除了政府的經常性投入外,積極鼓勵各類民間團體、社會力量的捐贈。在農村地區,要構筑強有力的醫療保障制度,以實現農民的基本醫療服務均等化、大病有保障。農村醫療保障的形式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不能搞一刀切,在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地區,可建立大病風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相結合的福利風險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而在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區,政府應集中財力搞好大病保險,防止因病導致人力資本極度惡化。
此外,政府還應對本地區的貧困人群實施醫療救助制度,醫療救助的基金可來源于政府財政和各種社會團體的捐贈。通過各級財政的努力,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提供方面實現均等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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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6
不過，應該看到的是，大病醫保雖然在釋放越來越大的政策善意，但依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看病貴，與民眾的現實需求還有很大的差距。根據相關方面的解釋，之所以選擇這些大病病種，主要是因為其患病人數較多，而且臨床路徑清晰、費用可控、療效確切。從大病醫療保障制度來看，依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和隱憂。
其一，何謂大病醫保？其保障范圍應該有多大？從8種疾病擴展到12種，從12種又增加到20種，看起來大病醫保制度保障的是大病，通過將更多病種納入保障范圍來降低民眾負擔。但現實情況是復雜的：有些并不“大”的疾病，由于各種原因導致治療費用較高；有些慢性病需要長期治療，開銷同樣很大，如精神疾病、慢性傳染性疾病等；有些傷殘性疾病治療費用也很高，卻不在20種大病之列……
實際上，去年《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后，國務院醫改辦就此特別強調，大病醫保制度所指的“大病”，并不是醫學上的病種概念，以“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為標準，我國的大病醫保中的“大病”應當是指醫療費用較高的疾病，而非僅指嚴重的疾病，是指費用，而不是指病種。顯而易見，以治療費用來界定“大病”，其保障范圍更廣，更能照顧到各種情況，其受眾更廣，也更能切實有效地減輕民眾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