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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方案范文1
【關鍵詞】歐共體；債務危機；后續發展
一、制度設計缺陷
歐洲債務和歐債引起的銀行危機主導了歐盟2011年的發展，進入2012年，這些問題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在南歐國家陸續爆發債務危機以來，各方檢討聲浪不斷。多數學者將矛頭指向歐元區組織的結構性缺陷：一是歐元的誕生是在“貨幣聯盟”而無“財政聯盟”的基礎上。馬約制訂之四項“趨合標準”中，匯率、通貨膨脹、與長期利率由歐洲央行統籌處理，政府預算赤字與負債則保留各會員國政府自行處理，因而歐元區迄今尚無政治力可約束會員國的財政與稅收；二是歐元區總體經濟的失衡?！必泿怕撁恕钡南葲Q條件，是所有會員國的經濟體系已有相當整合，開始可以共同適用相同的利率與匯率。歐盟是采取one size fits all作法，以馬約規定的四項趨合標準作為能否加入歐盟區的審核依據。只有歐盟會員國間的經濟體系與之差距仍大，總體經濟不平衡。1999年歐元成立后，歐元會員國經濟就呈現雙重分離的情況，例如德國和荷蘭等為貿易順差的國家，南歐國家卻逐漸喪失其競爭力，需盡力削減成本，強化競爭。根據歐盟統計局資料，從2001至2010年間德國單位勞動成本僅增加18.6%，但法國卻增加39.4%，包含荷蘭、奧地利以及比利時等北方國家也增加36.4%，顯示共同貨幣對歐元區會員國好壞不一。
這種經濟結構性問題因金融危機而引爆。歐洲央行（ECB）在執行貨幣政策時，無法兼顧到各會員國的狀況與需要，如德國與法國等因歐元對美元貶值使得出口競爭力大增，帶動歐元區的經濟復蘇，相對卻無法舒緩南歐國家債務問題而陷入兩難地步。歐債危機反映出歐元區體制的深層問題、歐元區貨幣與財政各自為政的脫節、歐盟協商與決策機制的效率、歐洲高福利政策帶來的弊端等。
二、財政改革草案
前述歐元區體制的結構問題需尋求政治途徑解決。早在2011年12月09日歐盟冬季峰會中會員國就達成修改里斯本條約的初步共識。2012年1月30日歐盟國家元首再度聚會，在制訂歐盟新財政協議(fiscal compact)獲得初步共識。歐盟會員國（除英國與捷克之外同意在里斯本條約架構下增加“經濟暨貨幣聯盟穩定、協調與治理條約”(The Treaty on Stability，Coordination andGovernance i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以及“建立歐洲穩定機制條約”(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這兩項條約。草案將賦予歐盟對歐元區國家以及愿意加入條約的其他會員國更嚴格的財政紀律監管。該草案預計在3月正式簽署后就可進入會員國批準程序。有關此次峰會達成決議如下：
1.財政監管：各國政府承諾平衡財政預算，規定各國結構性赤字不得超過GDP的0.5%，以及政府財政赤字超目標自動懲罰機制（Excessive Deficit Procedure）。若會員國財政赤字超過規定，該國必須向歐盟提交減赤和改革方案，并需經歐盟監督和財政紀律的執行情況，歐洲法院也擁有強制執法權，如有違背，該國將遭受相當于GDP0.1%的罰金給予“歐洲穩定機制”。此外，歐盟國家需將預算平衡和自動懲罰的機制納入具有強制性與永久性之國內法
或是憲法。未來歐元區17國中只要有12個會員國國會通過，新協議就能在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
2.“歐洲穩定機制”：時間從2013年7月提前到2012年7月運作，規定只要代表90%資本承諾會員國完成國內法律批準程序就開始生效。并于2012年3月前評估”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與ESM兩者合并，規模將達5,000億歐元。同時依照歐盟2011年12月峰會共識，在歐盟條約修改前歐盟向會員國提供機制性援助的法律限制，峰會通過以雙邊貸款形式，允許歐洲各國央行向IMF提供2,000億歐元貸款以加強其援助資源。
3.施行新的金融交易稅：此點尚須經由歐盟理事會一致同意，但會員國之間尚無共識。法國表示將率先征收金融交易稅，計劃在2012年8月起單方面課征0.1%的金融交易稅，10月調高加值稅1.6%。而德國、意大利都支持征收金融交易稅，但反對由各國片面推行金融交易稅措施。英國反對按照目前的方案課金融交易稅，堅持應全球范圍內統一征收。目前歐元區9國（法、德、奧、比、芬、西、希、葡、義）已聯名致函現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丹麥，要求歐盟加快對金融交易稅提案的審議進程，爭取在2012年上半年能提交歐洲議會審議。1月峰會重點在于長期性財政結構的改革、建立永久性救援機制、新權威機構介入處理等問題。專家學者仍認為難以處理各國間競爭力差距過大與經常帳失衡的結構性問題，且為滿足嚴苛的財政紀律，恐會拉大歐債諸國與核心國家競爭力的差距。但若長期觀察歐盟近幾次峰會結論，歐盟現今發展出一種多邊救援機制，為解決歐債危機帶來契機。
三、歐債后續發展
歐洲高峰會對于短期內如何化解希臘、意大利債務危機以及衍生成歐洲銀行業危機并無解決方案，歐洲央行又受限于條約約束，拒絕直接介入，買入歐債國公債。根據以往的經驗，無法指望一場歐盟峰會解決歐債面臨的困境。就目前形勢觀察，歐債的后續發展，有兩種可能或選擇：two Europe走向one Europe，或two speed Europe變成two Europe。
一種是歐元區的經濟統一。除貨幣自外，各國也一并交出財政自。意即從這次危機中，認識到不進一步財政整合難以解決歐債。會員國下定決心，從“一個共同市場”及“一個共同貨幣”走向建立“一個共同財政”，最終制訂“一部憲法”，完成徹底的全面整合。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認為歐盟的本質應該是其成員屬于歐元區，或努力走向歐元區，而非走向一個分裂的歐盟。歐盟試圖通過財政協議，解決貨幣統一與財政分散之間的結構性缺陷，并在各國憲法框架中來規范。但歐元區的長期穩定與均衡，需要中央政府協調運作。目前歐盟所做的其實只是統一的財政紀律，根本沒有涉及政治上的統一，也未涉及資金上的互通有無。
另一種可能發展是有問題的國家退出歐元區。歐洲債務危機從希、葡、愛逐步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其他歐元區邊緣國家，進而威脅到歐元區整體經濟穩定，已讓兩大金主德國、法國無力負荷。德國民眾高喊退出歐元區、或將實力不足的國家踢出歐元區。法國和德國討論大幅翻修歐元區，包括把歐元區變小但內部整合更緊密等各方說法。如果希臘、意大利等歐債國家，有秩序地逐步退出歐元區，通過自身貨幣貶值解決經濟難題，或許對歐洲經濟有幫助。
四、對我國的影響
如果歐債風暴擴大，危及到歐元區的完整性，就會重創全球金融市場，甚至波及到亞洲區域及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歐債危機影響層面就會由金融市場擴散至實體經濟層面，影響到中國。因為歐洲雖然僅僅是第四大出口市場，但歐洲卻是我國最大的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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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方案范文2
6月30日形勢進一步柳暗花明，之前彌漫街頭的暴力示威和催淚瓦斯逐漸消散，全面緊縮方案在第二輪決定性的議會投票中獲得通過。
帕潘德里歐政府的“迅速實施280億歐元的增稅和削減開支”方案旨在填補希臘政府的債務漏洞。這筆貸款將取代一年前達成的1100億歐元貸款計劃，代價是希臘推出新的稅收及更多削減公共支出、精簡行政部門的措施。
根據這一措施，在未來幾年時間里，目前行政部門中的大約70萬名職員將被裁減四分之一，目前希臘行政部門每聘用一名新職員就意味著有五人離職，而未來這一比率將被調整至1∶10；希臘政府將在國防部門中削減支出，目前這一部門的支出在希臘GDP總額中所占比例大約為4％；同時希臘政府將征收一種分等級的“團結稅”，其稅率依據收入水平而從1％到4％不等；此外，政府還將對公務員收入額外征收3％的稅收。
自2009年底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人們目睹了希臘加速下沉的過程：經濟遇到了幾十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6月中旬下調希臘長期信用評級，希臘由此成為全球信用評級最低的國家。希臘債務危機一步一步走向懸崖邊緣。
危急關頭，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6月17日宣布大幅改組內閣，隨后在19日提出相關提案。
經過三天辯論，希臘議會表決通過了對政府的信任案，6月22日希臘內閣通過了從2012年至2015年的緊縮預算案，掃除了獲得新救助資金、免于國家破產的第一大障礙。
不過，危機并未因此而擱置。
雖然希臘政府投票過關，但金融市場對希臘能否長期避免違約仍將信將疑。
違約咒符
評估希臘債務問題，歐洲改革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西蒙?迪爾福特(Simon Tilford) 認為，希臘目前的情況比一年半危機彰顯之初還要糟糕?！跋ＥD經濟增長停止首先源自金融危機，其次是該國的財政緊縮和公共財政計劃――那些計劃注定要失敗，因為稅率會推高失業率。局面不斷惡化，現在已完全失控，整個希臘經濟正急劇下滑?！钡蠣柛Ｌ貙Α敦斀洝酚浾哒f。
2010年底，希臘債務已達到3286億歐元，國債與GDP的比值創歷史新高，達到142.8％。據預測，今年和明年這一比值將上升至158.7％和166.1％，到2015年將達到200％。
希臘經濟仍在衰退中掙扎。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希臘GDP增速開始出現連續下滑，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4.8％。與此同時，失業率不斷上升，對外貿易也難見起色。據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中希兩國今年一季度的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了13％。而那些曾經有意的國外投資人也止步不前。
霍特國際商學院教授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對《財經》記者分析說，一方面，和腐敗仍是希臘發展的兩大障礙；另一方面，希臘需要重新思考其外國投資鼓勵性措施，使希臘對投資更富吸引力，如商業港口進一步私有化，或開發私營游艇碼頭等。
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方面更是毫無進展。在這樣的形勢下，外部對希臘的償債能力和前景將持續表示懷疑，并將進一步提升希臘的融資成本，使得希臘的債務不斷增加。
希臘在向何處去？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聯合主衛?馬什（David Marsh）對《財經》記者分析指出，這取決于兩方的表現：一方是德國議會議員們，早些時候他們投票一致決定將私營部門債權人納入下個一攬子救助計劃；另一方則是希臘的政客和人民，他們要想獲得新的外部幫助，必須進一步進行緊縮。
希臘的政治精英處境艱難，因為要求他們做的事情，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根本行不通。迪爾福特指出，歐盟和IMF低估了如此大規模的財政緊縮可能對希臘經濟造成的影響，第一次緊縮一攬子計劃已使希臘經濟劇減。希臘無法使其貨幣貶值，因為它沒有貨幣。它也無法支付利息，隨著其稅收增加、支出減少，希臘經濟陷入收縮。
“目前歐盟和歐洲各國的援助措施，除了使希臘的債務負擔變得更為沉重，其他方面并無明顯改觀。”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譚小芬對《財經》記者表示，雖然債務重組可能引發歐洲部分國家銀行系統的危機，但救助銀行系統的成本也要遠遠小于不停地救助希臘的成本。
現在看來，為了防止希臘的債務違約，歐盟還將需要不斷地給希臘提供貸款之類的救助，并要求希臘實施更多、更嚴厲的財政緊縮方案，這些政策反過來又打擊希臘的國民經濟，更加不利于希臘擺脫危機。在這種悖論循環中，希臘債務成為一個無底洞。
希臘債務問題糾結于其破產的可能性，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約瑟夫?蓋格農（Joseph Gagnon）對《財經》記者說，希臘債務重組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的選擇。
重組困局
迪爾福特認為，希臘是極小的經濟體，絕對負擔不起高達GDP 160％到170％的債務，其他國家應給希臘更多的時間來削減其公共赤字，制定經濟增長戰略，對希臘進行債務豁免，然而各方卻在使希臘陷入經濟衰退、政治不穩定乃至危機。
在希臘實質性違約發生前，各種文字游戲充斥，以回避“違約”這個字眼對市場的沖擊。
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巴特?范阿克(Bart van Ark)給出了一個界定：違約意味著破產，而重組則類似于申請破產保護，由銀行介入，在關門大吉之前幫助其重回正軌。
他對《財經》記者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關?！ＥD，在徹底違約和持續救助之間有很多可能，希臘需要進行某種類型的重組，讓各國政府和銀行共同幫助希臘重回正軌。其范圍沒有人們想的那么大而集中，只會涉及數量有限的當事人，但市場和國際機構要對此有信心和耐心?！?/p>
在譚小芬看來，希臘進行債務重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希臘很可能通過債務互換或延期還款的方式進行債務重組。不過，他認為最終走向債務重組也不能拯救希臘的經濟。
希臘債務危機根植于希臘經濟的結構性缺陷和歐元體系的弊端，希臘需要的不僅僅是債務重組，而是國家經濟結構的改革和重組。
除歐洲央行，希臘、德國、法國的商業銀行和養老基金都持有大量的希臘國債。巨大的風險敞口是懸掛于歐洲央行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熊厚對《財經》記者說，“延期還債或讓私人投資者資產減計，都有可能會被評級機構視為債務重組，而這將會對整個歐洲乃至世界的金融體系造成巨大沖擊。”
債務重組所面臨的道德風險也是現在相關當事方的一個主要考量。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教授對《財經》記者分析指出，上一輪救助沒有效果，救助資金打了水漂。一旦允許債務重組，就會開救助其他歐洲國家的先河，導致道德風險。
而希臘主要債務在幾個大國的商業銀行手中，如果不救反而會傷及自身。但對銀行來講，如果希臘無法償還，銀行就要破產，雙方被綁在了一起。
希臘債務重組的實質是通過減免債務總額，給希臘迎來更多時間償還債務。雖然細節仍未確定，但短期內必將帶來金融市場恐慌，造成連鎖反應，拖累其他歐元區國家，給整個歐洲的金融穩定性帶來威脅。
譚小芬說，當希臘決定重組的時候風險就會降低，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們預計希臘要進行債務重組，投資者不確定會承擔多大的損失，這種不確定性比重組本身更加糟糕。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經濟部主任保拉?蘇巴奇(Paola Subacchi)對《財經》記者表示，各方同意拿出錢來幫助希臘償還債務，問題在于這些錢夠不夠？是否在推遲問題？而如何重組希臘經濟，各方并未達成明確的一致。但財政鞏固和經濟重組計劃做到可持續很困難，償還債務不應該以經濟崩盤為代價。
形勢惡化，人們已在討論西班牙還是意大利會是歐元的最后一個堡壘的問題――穆迪已在近日警告可能會調降意大利的債務評級，而意大利未償付債務達近2萬億美元。
意大利亞洲觀察家學術委員會主席羅密歐?奧蘭迪（Romeo Orlandi）對《財經》記者說，希臘債務危機的嚴重性表現在，它可能觸發其他國家違約，使危機一直蔓延到意大利。
而意大利經濟讓人擔憂，因為它是巨額公共債務和經濟增長疲弱的結合。
希臘的困境在于，其經濟體存在根本性問題，不單在于流動性方面，又與長期經濟疲軟有關。
因而既要確保希臘經濟能夠復蘇，能留在歐元區以避免危機蔓延，同時，為使希臘經濟重回正軌，還需要大舉進行改革。
范阿克說，事實上，目前的僵局是因為很難確定前進的最佳道路。
多方博弈
6月13日，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員、法國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安?諾亞表示，希臘債務危機的解決方案應由歐洲各國政府決定，而不是由歐洲央行決定。這一簡短的聲明是歐洲央行對雙方責任的一個明確界定。
歐洲央行和德國對私人債權人是否應該分擔希臘新援助存在明顯分歧。在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看來，迫使私人投資者接受希臘債務危機造成的損失，可能完全破壞市場對金融業的信心，造成“信用事件”。
歐洲央行此前與德國政府對第二輪一攬子援助計劃中是否應包括“強迫”重組有過爭論，在馬什眼中，它們不過是在互相推卸責任。歐洲央行懷疑自己被當成了替罪羊，歐元一旦解體，它將背上所有罵名，因此，其立場變得強硬，試圖將責任推回到政客身上。
不同于其他央行，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單一，只負責維持歐元幣值的穩定，原則上對各國的財政困境并不負有援助的直接義務。
歐洲央行在此問題上自相矛盾的態度也讓人困惑。
迪爾福特說，一方面，它們聲稱不可能進行債務重組；另一方面，它們似乎認為通過對其債務貶值，收縮其經濟，這些國家能夠復蘇。它們沒有辦法使這些經濟體恢復增長，但同時，它們完全排除出現債務違約的可能。這真是自相矛盾。
從去年5月10日向希臘提供1100億歐元的援助貸款開始，歐洲央行便在國債二級市場上不斷吸入私人投資者拋售的希臘國債，并增加對各商業銀行的短期貸款。
據譚小芬分析，目前歐洲央行賬上持有的希臘債券已達到400億－500億歐元，借給希臘銀行業者的資金約900億歐元左右，再加上一些擔保債務，未來的債務總額可能會達到4000億歐元。一旦希臘債券延期，歐洲央行將會陷入尷尬境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谷源洋對《財經》記者表示，希臘是歐元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加入歐元區至今已經有十年，雖然增長比較緩慢，但認為能就這樣放棄一個成員國，這種想法未免太過簡單。
歐洲人很難決定真的放棄希臘，即便希臘是歐盟中一個較小的成員，因為這是政治上的重大倒退。
但現實是，在歐元區內反對救助的呼聲很高。
迪爾福特說，事實上，德國人正在主導這場辯論。在歐洲央行內部，一些成員持不同看法，但因為來自公共財政疲弱的國家及一些小國，他們無法暢所欲言。
馬什認為，希臘可能不會馬上與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EMU）斷絕關系，但此舉端倪已現。目前來看，希臘很可能最終將被迫離開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但具體時間遠未確定。
IMF作為另一個當事人支持了歐洲嘗試應對此次危機，人們猜測若由IMF為希臘出謀劃策，后者將出現巨額的預算赤字以及貿易逆差。
迪爾福特說，IMF會建議希臘緊縮財政，進行結構性改革，并大幅貶值其貨幣。
不過IMF內部對此計劃有不少反對的聲音，認為此計劃不會奏效。
日前法國財長拉加德獲任新的IMF總裁，IMF前高級官員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認為，IMF已卷入解決歐洲債務危機的進程，拉加德在履新之后能否把這個包袱卸下來，仍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拉加德的當務之急是重新設定IMF參與解決希臘債務危機的方式，既要避免崩潰，又不能有偏袒之嫌?！?/p>
德國政府是天平中最重要的一方。
德國舍卒保車的心態，加之國內壓力使其一直以來在援助希臘問題上持消極態度。熊厚指出，德國不少反對派認為，德國不應在救助希臘等債務問題國家上繼續浪費納稅人的錢，這無疑讓德國總理默克爾承擔較大的政治壓力。
為緩解壓力，德國一直堅持讓私營領域債券持有人在希臘債務救助計劃中發揮作用，并積極推動債務延期。
德國要求民間部門分攤希臘債務違約成本，主張讓私營領域債券持有人在希臘救助計劃中發揮一定的作用，并建議投資者將所持2012年－2014年到期的希臘國債轉換成將于七年后到期的新債券，這有利于降低德國政府在希臘債務危機中的救助力度，避免國內公眾的反對。
不過德國方面已有所軟化。5月早些時候，德國方面表示放棄推動希臘債券延期償還的努力。
理性的德國人可能看到在更大的集體利益面前或者說在不斷套牢的情景下，繼續填補希臘的資金缺口以此來換取希臘改革的時間可能比單純的放棄要好得多。
譚小芬認為德國現在對待希臘債務危機態度上的轉變，主要目的是拯救歐元。
馬什認為，德國不會放棄希臘，從歷史教訓中德國知道，孤立無援時是它最脆弱的時候。
最近一次德國差點在貨幣問題上被孤立是在1993年，當時有人試圖將德國排擠出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的前身――匯率機制未能得逞。
逃離路徑
迪爾福特將希臘債務危機定義為：一場償付力危機，而非流動性危機，就整個歐元區而言，并不存在債務問題，至少沒有極其嚴重的債務問題。他說，“問題在于歐元區國家使用單一貨幣歐元，而他們之間融合得不夠。
他認為，現在是共用歐元的這些歐洲國家互相欠債。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這些國家需要更加緊密地融合，并建立某種形式的聯邦預算。當然，問題在于它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的融合?！?/p>
從技術上，索拉柯迪斯認為歐洲債券（Eurobond）可能給市場信心一個選擇。他說，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公共債務總共占歐元區產值的7％，因此，通過發行歐洲債券承保這些債務，應該能解決此次歐元危機。
真正的問題在于，德國和法國是否已經準備好承擔上述做法的政治成本？它們能否說服本國的選民相信，要想維持歐盟和歐元，這是唯一的辦法？
歐元危機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問題是歐洲人想要一個怎樣的歐洲。
在生產力、經濟增長、創新和競爭力方面享有世界級聲譽的范阿克認為，政策上兩個基本原則可以決定債務危機退出機制：鼓勵生產率驅動的GDP增長和限制政府支出――最起碼，政府在每個國民身上的中期財政支出水平應當在危機解決前保持不變。
如果政府能夠維持這樣的政策，那么將最終實現財政盈余，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也將大幅下降。這些政策原則將有助于緩解希臘等國的債務危機，當有助于其他面臨財政赤字和高債務占GDP比率的發達經濟體。
此原則的主要目標不是減少債務的絕對水平，而是要通過促進GDP增長來降低日益增長的債務占GDP的比值。這種比值的下降主要來自三種經濟指標：GDP、財政收入、財政支出的增長和未償債務總額的凈變量，這些變量在不同的比率水平上混合。
回到希臘的具體個案上，范阿克認為希臘在過去十年生產率大為提高，現在提出的改革建議將使希臘獲得很多額外的生產力，希臘支出過高，稅收過低。
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方案范文3
關鍵詞：歐債危機；調控；地方債務
作者簡介：袁戰（1964-），男，正德職業技術學院，工商管理系，高級工程師。
中圖分類號：F81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31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9-67-03
一、歐洲央行與歐債危機
歐元區是由歐洲12國組成的單一貨幣區，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掌握。歐洲央行可以看成是老的德國央行的放大版。德國的貨幣政策一直為世界各國所稱贊，也是許多國家羨慕與效仿的對象，但是向他學習的國家沒有一個有德國央行做得好。人們認為德國央行最大的成功之處就是央行是獨立的貨幣政策制定機構，不受政府的領導，所以央行能專注于幣值穩定這個單一目標，而不用考慮兼顧諸如經濟增長、地區平衡等經濟目標，更不需要為黨派政治買單而出臺各種短期的刺激政策，所以德國的貨幣政策極其穩健，調控精準，可預期性強，使得德國馬克的幣值長期穩定，成為受世界歡迎的硬通貨。
歐盟實行統一貨幣，正是看中了德國央行的獨立性，以德國央行為藍本設計了歐洲央行，以為德國的經驗表明貨幣可以獨立于政治權力而存在，運轉良好的德國央行模式能夠幫助歐盟把貨幣政策制定權從各國政府手中剝離出來，打造一個幣值長期穩定的歐洲統一貨幣，為各國政府專心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提供良好的貨幣環境，從而把德國的成功推廣到所有歐洲國家，形成一個超級強大的經濟體。所以歐盟在政治一體化沒有實現的時候就首先實現了貨幣一體化，期望借助貨幣一體化推動經濟的一體化，進而推動政治的一體化。
在設想歐洲統一貨幣的時候，歐洲的政治家們看到了財政政策對貨幣流通的影響，害怕各國政府自行其是，不同國家相互矛盾的財政政策會干擾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甚至通過財政政策把國內經濟的矛盾轉嫁給歐洲央行，所以馬約中規定，歐元區各國的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
如今久拖不決的歐債危機表明，以上想法無疑樂觀了一些，影響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不僅僅只有財政政策，與社會經濟的其他許多部門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特別是德國央行雖然獨立行使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但是貨幣政策的貫徹運行是需要社會其他部門的支持與配合的，尤其是需要行政權力的強有力干預，這樣的干預有時是以犧牲局部區域的經濟發展甚至經濟利益為代價，沒有這樣的保障，再好的貨幣政策也無濟于事。對于管理能力差的政府，沒有了貨幣政策制定權，只是封堵了經濟危機的一個宣泄口，并沒有消除危機的根源，相反各國政府通過政府債務和統一的債務市場，把危機更快地宣泄到整個統一貨幣區。沒有統一貨幣時，貨幣邊界就是危機的一道自然防火墻，統一貨幣后，這道自然防火墻撤掉了，歐洲各國政府不得不手忙腳亂地用各種政治經濟手段堆砌新的防火墻，以防危機之火燒到自身。
歐債危機爆發后，有人把它歸咎于各國都沒有遵守馬約關于財政赤字的限制性規定，所有國家都突破了上限。實際上馬約的這條規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無法長期遵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實現經濟目標，這已經是共識。馬約的這個條款捆住了各國政府的手腳，本來貨幣政策這只腳已經被從政府的身上砍掉，現在又把另一只腳捆綁起來，歐盟各國政府如果完全按馬約的規定做，實際就是放棄自己的經濟調控責任，而完全寄希望于央行的調控，這樣各國政府實際不能指望制定或完成任何的經濟發展目標。而就整個歐盟來說，也只有貨幣政策這一只腳，無法前行。所以馬約的規定，在歐元啟動的一定時間內作為短期的約束是可能的，要想成為長期的制約，是很困難的。
隨著歐債危機的發展和深化，現在人們對這次危機發生的根源看得越來越清楚，那就是單一貨幣政策與多種多樣的社會政策特別是各種福利政策不匹配。在實行了單一貨幣以后，人們，包括政治家、投資者與普通百姓都沒有從統一的政治經濟聯合體的角度看待身邊的問題，仍然用傳統的觀念看待統一貨幣帶來的變化，對自己有利的欣然接受，認為是貨幣一體化的紅利，對自己不利的極力抵制，總認為是別的國家的問題，應該由別人承擔苦果。
二、中國地方債與地方財政政策
反觀我們國家，幅員比歐盟更廣闊，人口比歐盟更多，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性比歐盟更大，現在全國實行的是名義上統一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由中央政府進行強有力的管控。但從歷次宏觀調控的效果來看，雖然全國性的目標是達到了，但對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很不一樣，每一輪經濟周期往往是沿海某些發達地區經濟率先復蘇，大力擴張，很快進入過熱區域，帶動中西部地區緩慢復蘇。當發達地區經濟大面積高燒不退，影響整體經濟健康的時候，國家出臺調整政策，急踩剎車。這時中西部大部分地區的經濟才剛剛復蘇，進入擴張期，不得不跟著調控節奏減緩下來，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越拉越大。這樣的調控也被調侃為某地生病，全國吃藥。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意識到這種形式的調控對各個地區并不完全公平，開始逐步微調，在宏觀調控中的某些階段加入了區別對待的政策，有保有壓，另一方面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許下，一些地方政府找到了對付調控政策的辦法，在最近的幾輪全國性的政府宏觀調控中，只有熱度最高、影響最大、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的地區降溫，不少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在調控中不降反升，成為人們關注的泡沫嚴重地區。
這種不同地區在相同調控政策影響下的差異主要是各地區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造成的。事實上，全國的貨幣政策是統一的，各地方沒有自己的貨幣，沒有自己的央行，只依靠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在當地市場份額中占比不大的城商行等金融機構對當地貨幣供給狀況的影響微乎其微。地方政府主要是通過投資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雖然實際投資中可能社會投資占大頭，但地方政府的投入對社會投資有很大的影響與引導作用。
中央政府的財政政策大部分時間一直維持在“穩健”狀態，在中國的財政體制下，財政收入大部分歸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下撥給各地方政府使用，所以在純粹的財政稅收收入與支出這一塊，地方政府不大可能與中央作對，只能“穩健”，否則可能會招致中央財政的懲罰，資金劃撥不到位。地方政府的投資資金主要出自兩塊，一塊是賣地收入，一塊是各種隱性的地方政府債務，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借的債務、BOT形式的建設項目及其他地方政府擔保的債務等。
這幾年房地產業高熱，各地方賣地收入豐厚，投資熱情高漲。但根據最近審計署的調查，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地方政府以未來賣地收入為擔保，融入了大量的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實際已經把未來許多年賣地的收入變現，即使房地產熱度不減，這一塊的增量也有限。所以各地方政府繼續實行激進的財政政策的資金來源只有負債這一塊。目前中國的格局已經與歐債危機前的歐盟格局相似，全國有統一的貨幣政策，但實際已經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胺€健”的只是中央財政，各地方基本實行的是“激進”的財政政策。雖然中央財政在整個財政支出中的占比較大，但是地方債務危機已經有可能影響到整個經濟肌體的穩定運行。
三、如果中國地方發生債務危機可能的解決路徑
歐債危機爆發后，中國中央政府與社會各界對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都非常重視，調查摸底，采取各種措施控制地方債務規模的增長。但地方政府與部分社會資金對此并不以為然，依然“大膽”投入，這除了政績考核上的原因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大家都認為中央政府不會坐視地方陷入債務危機而不管，也就是說，中央會“托底”。這種想法并非毫無來由，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的債務危機，主要由各級政府、國企等負債形成的四大商業銀行呆壞賬比率在1999年超過39%，最后主要是通過中央政府的信用擔保，對部分債務采取剝離，對國有銀行股改，增加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提高銀行存貸款利差等一系列組合措施，歷經近十年時間才解決的。
但今天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銀行從政府的出納轉變成了獨立的金融企業，不再對地方政府俯首帖耳，今日中國的金融生態雖然沒有西方高級、發達，但就基本架構而言，已經與西方相似，銀行不會心甘情愿地接下地方政府呆壞賬的包袱，一旦發生地方債務危機，其表現形式很可能與歐債危機一樣，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機是主要的，波及到銀行形成呆壞賬危機。從前面的類比中我們知道，現在中國與危機前的歐盟一樣，地方沒有獨立的貨幣，因而也沒有天然的危機防火墻，一旦某一地方政府發生債務危機，會通過統一的貨幣市場向全國擴散，看看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內部的爭吵和危機的解決方案就可以想像中國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可能采取的路徑選擇。
在這次歐債危機中，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的德國并沒有受到多大的影響。不但德國沒有債務危機，而且德國的經濟一直維持增長的狀態，雖然受到危機國的拖累，增長的速度有所放慢，但沒有受到根本的影響，而最先發生危機的國家都是一些小國，理論上說，歐盟救助危機國的實力是存在的，也是危機剛爆發時歐洲金融界與危機發生國的一致想法。但事實是，希臘債券減記，塞浦路斯存款被血洗，人們一向認為最安全的兩項金融工具成為巨大風險的來源，造成大量投資基金巨虧和居民財產的縮水。
如果中國發生地方債務危機，中央政府的救助能力有限。目前中國不存在像歐盟的德國那樣的穩健、發達，能夠撐起經濟半邊天的經濟區域，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是一樣的，調控中的表現不同只是中央政府的關注度不同，脫離開中央的視線，各個地方都在想方設法借錢投入，越發達的地方債務負擔越重。所以如果地方債務發生危機，不傳染開來則罷，一旦傳染開來，必定會拖累整個宏觀經濟陷入低迷，影響中央財政收入，使得中央無法對嗷嗷待哺的眾多地方政府施救。第二即使中央政府有能力，也不會毫無條件的給予完全的救援，因為那樣做有道德風險，會激起社會各界的抵制。實際上在歷次宏觀調控中，也發生過少數地方的債務危機中央政府并沒有完全托底的情況，如廣國投的破產、海南發展銀行的關閉等。
如果中國發生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出于社會穩定的考慮，中央政府會推出一定的救援措施，可能不會采取像歐債危機中的極端做法。但即使中央政府托底，也是有限的，托的是民生的底，而不會是金融的底。所以所有的金融機構與投資人都要對地方政府債務給予足夠的警惕，不要認為與政府打交道就可以放心，從而縱容地方政府不負責任的做法，不顧自身實力大量融入資金，否則，一旦發生危機，所有的參與者都可能血本無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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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方案范文4
關鍵詞：國際金融；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F832.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1）12-0184-01
2011年全球金融市場險象環生。歐債危機向縱深發展，歐元區部分核心國家瀕臨險境；美國兩黨就債務上限爭執不下，美國國家信用受損。此起彼伏的不穩定因素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出現經常性劇烈震蕩，金融市場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明顯上升，價格變化的波動幅度異常突出，嚴重削弱了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歐盟、經合組織和聯合國近來都相繼下調了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并對全球經濟面臨二次衰退發出警告。
一、國際金融市場定義
國際金融市場指從事各種國際金融業務活動的場所。此種活動包括居民與非居民之間或非居民與非居民之間。在國際領域中，國際金融市場顯得十分重要，商品與勞務的國際性轉移，資本的國際性轉移、黃金輸出入、外匯的買賣以至于國際貨幣體系運轉等各方面的國際經濟交 往都離不開國際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市場上新的融資手段、投資機會和投資方式層出不窮，金融活動也凌駕于傳統的實質經濟之上，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因素。
二、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發展分析
1.歐美債務沖擊金融市場
歐債危機的深化和泛化無疑是造成今年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止的“主要推手”。今年第二季度希臘債務危機重現，雖然歐元區為化解危機出臺了一系列舉措，但因歐元區內部存在政治分歧，長效性的解決方案遲遲無法出臺。市場出現拋售歐元區債務風潮，歐債危機迅速蔓延，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的意大利也成為歐債危機的“風暴眼”。歐債危機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在于歐元機制的先天缺陷。歐元區缺乏共同的財政政策及其核心國家對如何解決歐債存有分歧，導致危機解決方案遲遲無法出臺。德國堅決反對在當前情況下推出歐元區共同債券，認為必須在建立共同財政政策的前提下才能推出歐元區債券。這令歐盟委員會正式拋出的在歐元區發行歐元債券的設想化為泡影。法國則一直推動歐洲央行更為果斷地干預債券市場，并要求歐洲央行向歐洲救助基金提供資金。但德國堅持認為歐洲央行的主要任務是抗擊通脹，歐洲央行擴大債券購買規模反而可能加劇通脹，危及歐洲央行的獨立性，并削弱危機國家的改革意志。
2.美國經濟持續低迷
紐約道-瓊斯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9月份最低收盤點位已經回落到8283.70和1251.00點，考慮到這兩個指數的歷史高峰分別在11000和5500點之上，目前這樣的水平確屬低位。市場認為，美國攻擊伊拉克會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尤其是美國經濟本身，由于軍費開支的沉重負擔，經濟復蘇受影響在所難免。
3.全球金融市場不穩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穩定報告指出，2011年國際金融市場風險明顯增大，其原因在于：系統性銀行危機由美國傳遞至歐洲；歐元區邊緣國家的債務危機加?。缓诵南冗M經濟體的中期債務負擔加重；有關國家在財政整頓和調整方面難以達成政治共識。該組織表示，由于公共財政吃緊，政策制定者對通過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顧慮重重，而貨幣政策提供額外刺激措施的空間又很有限。因此，國際金融危機進入了一個更具政治意義的新階段，國際金融市場或現長期波動，全球金融治理任重道遠。
三、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市場變化的策略
1.順應國際金融監管潮流，改革國內金融監管制度
中國金融管制嚴格、政府對金融市場行政干預力度大，在市場準入和利率、匯率管制放松上還沒有突破性的改革。當然，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相比，目前的政府金融監管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如放棄對銀行貸款的總額控制，實行資產負債管理控制；對資本市場的監管也大多通過政策導向等程序來進行。但其中根本性的癥結并沒有消除，如政府在對金融市場進行“窗口式”指導過程中，依托于其對金融企業經營者任命權和對社會主流媒體的控制，而對金融市場施加超越于其權力的干預力度。加入WTO后，政府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以國際金融監管的標準來實施其對金融市場的監管，不能對金融市場有過度的行政干預。
2.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傳遞，加強監管的國際協調與合作
金融國際化發展在加快金融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使金融風險在國際之間的傳遞速度加快、危害加深，而國家之間金融監管的不平衡和不協調更是使金融體系的穩定受到影響，為此建立國際合作的金融監管體系成為許多國家的共識和追求目標。中國加入WTO后，阻隔國際金融風險傳遞的屏障正在逐漸減小，尋求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和合作理應成為金融業穩定發展、防范國際系統風險的積極而有效的措施，參與建立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金融風險防范體系應是中國實施金融監管國際化的重要方式之一。金融監管國際化目前應做的工作包括：一是加緊對證券業進行適當的合作監管，建立與銀行監管的巴塞爾協議相類似的國際性合作協議，防止金融交易從監管強的部門或地區向缺乏監管的部門和地區轉移；二是對金融衍生工具和對沖基金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運作尋求監管的對稱與合作；三是完善國際金融統計，加強會計與信息批露的國際合作與標準化。在參與這些活動中強化中國政府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和合作能力。
四、小結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金融市場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主要表現為金融市場體系基本形成、金融市場功能不斷深化以及金融市場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升等特征。抓住當前歷史機遇，進一步發展我國金融市場，同時要采取合理的手段，避免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地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1]周榮芳.2008年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回顧及2009年展望[J].中國金融,2009(01).
[2]朱靜芳.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與產品創新的幾點思考[J].北方經濟,2007(12).
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方案范文5
關鍵詞：歐債危機；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
1、引子
1999年歐元問世不僅對歐元區內各成員國的國內經濟以及國家間的經濟聯系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然而由于單一貨幣區內部經濟趨異、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主體分治、公共財政支出的不可持續以及其他機制上的缺陷，導致歐元區國家債務大規模積累，為后來的歐債危機爆發埋下了隱患。從2009年12月希臘危機開始到現在已是危機的第五個年頭，盡管在此期間歐盟、歐元區各國從財力救助、制度建設等各個方面做出努力來應對危機，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機可以看出，債務危機的影響仍在發酵。
2、歐債危機的演進過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臘政府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將超過12%，遠高于《穩定與增長公約》允許的3%上限（事實達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相繼下調希臘信用評級，希臘國債遭到大規模拋售，歐債危機由此爆發
隨著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市場恐慌而暴跌6%，創下15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國銀行業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風險敞口達到1760億美元，希、葡、愛、西和意大利等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開始暴露，債務再融資變得困難，同其他歐盟國家間債券收益價差和信用違約互換價格也逐漸加大，市場信心危機在歐洲范圍內蔓延。
2010年4月27日，標準普爾把希臘信用評級從BBB+下調為BB+。而債務危機已不局限于希臘：2010年3 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為AA-；4月27日標準普爾把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次日，標準普爾又下調西班牙信用評級，把評級展望前景定為“負面”。6月7日，歐元兌美元匯率一路跌破1比1.19，創下自2006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評級降至A1。11月21日，愛爾蘭繼希臘之后向歐盟和IMF請求金融救助，這標志著債務危機開始向程度深化方向發展。同時，歐盟27個成員國中20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過3%的上限，包括歐元區第三、第四大經濟體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個歐洲國家都卷入危機。
2011年4月，盡管愛爾蘭政府已采取緊急應對措施，但穆迪還是把愛爾蘭銀行債務調低至垃圾級別。6月13日，標準普爾根據歐盟和IMF雙邊審計的結果，將希臘債務級別調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評級被標準普爾從A+下調至A，評級展望是“負面”。 11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評級由BBB-下調至BB+。2012年1月13日，標普調低了法國的長期信用評級，從最高評級的AAA下調至等級AA+。1月27日，惠譽下調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亞等國的信用評級，評級前景均為“負面”。
2012年以后，歐洲為應對債務危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實行“購債計劃”、 簽署“財政契約”、出臺“銀行聯盟”路線圖、由被動應付危機轉向反危機與促增長并重、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臘脫離歐盟的威脅等等①，但時間轉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銀行因大量持有希臘政府債券而遭受巨額虧損，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銀行存款稅，導致資金大規模撤離，隨即標準普爾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評級下調為CCC級，促使債務危機爆發，從而引發國際市場對歐元的預期再度下跌。
3、歐債危機的內在成因
3.1、歐元區內部經濟趨異
盡管單一貨幣區建立促進了區域內要素跨國流動、產業國際分工和轉移，擴大了產品銷售市場和投資空間，但是由于不同的經濟水平、資源稟賦以及國際分工，各成員國之間從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和承擔風險存在相當的差異，必然呈現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現所謂的“雙速歐洲”現象。經濟上的雙速歐洲是指“歐盟或歐元區內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對外貿易的活力、宏觀經濟形勢、債務負擔、勞動生產率、財政赤字，甚至勞動者的勤勞程度都有顯著的差別，其結果是南歐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及北歐國家”②
表2的數據表明從1999年單一貨幣區建立到2010年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和升級期間，歐元區成員國間在宏觀經濟指標方面存在巨大著的差異：經濟增長率方面，最高位盧森堡的4%，最低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為盧森堡7.9萬美元，最低為葡萄牙1.7萬美元；失業率方面，最高為西班牙12.4%，最低為荷蘭3.8%；通貨膨脹率方面，最高為希臘3.3%，最低為德國1.5%；財政收支方面，只有芬蘭、盧森堡實現盈余，而表現最差的希臘則有6.9%的赤字；經常收支方面，盧森堡順差達到9.6%，葡萄牙、希臘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國、荷蘭、奧地利、盧森堡等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競爭力明顯優于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
按照“內生性假定”理論，經濟趨異的歐元區各成員國成立單一貨幣區域后，可以運用單一貨幣區所具有的自我強化功能加速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從而縮小并消除區域內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使得經濟趨同成為單一貨幣區的運行結果。但在歐元區實際運行過程中，表2呈現的巨大經濟差異以及各成員國不經濟周期不同、勞動要素價格扭曲、勞動生產率差異、生產要素流動困難、經濟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歐洲央行統一制定并實施的歐元區貨幣政策很難對所有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狀況產生有利影響。
新成員國加入使得原有的經濟差異進一步加劇：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亞當年取代葡萄牙成為歐元區內經濟發展程度最低的國家；2008年加入的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員國的在歐元區內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歐元區內人均實際GDP的最高值與最低值的倍數從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歐債危機爆發當年的2009年的6.54，客觀上促使歐元區內部經濟失衡和經濟趨異顯著化。③
歐元區成員國間顯著的“雙速”現象，以及同時歐元區的機制未能使得這一現象得以有效緩解，造成歐洲央行制定并實施的單一貨幣政策無法有效發揮功能，缺乏貨幣政策手段的歐元區弱國只能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工具調節國內宏觀經濟，從而助長了債務危機在這些國家發生。
3.2、歐元區內部在結構上的深層次矛盾
3.2.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搭配
按照經濟理論，只有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保持一致的產出和物價目標時，兩大經濟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歐元區是由眾多國家構成的單一的貨幣區域，區域內成員國將其貨幣發行權以及貨幣政策的調控權讓渡給了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歐洲央行具備超國家貨幣的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的制定權和實施權，但在實施政策工具的過程中缺乏財政政策工具與之相匹配；各成員國保留的財政政策工具成為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實施過程中同樣缺乏貨幣政策與之相匹配。
歐洲央行主要職能包括發行單一貨幣、制定單一貨幣區貨幣政策、管理單一貨幣區利率和貨幣儲備。歐洲央行觀點認為，“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貨幣政策將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質；追求過多的政策目標將會增加貨幣政策的風險負擔，最終導致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雹艽_立了以物價穩定為導向的宏觀政策目標，以維護歐元區貨幣與物價的穩定。歐元區作為單一貨幣的經濟區域，其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和國家一樣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內容，但不同目標的往往難以同時兼顧，甚至在特定內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現一定程度的負相關性和替代性，堅持貨幣與物價穩定政策目標的歐洲央行與以追求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為目標的歐元區成員國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相互沖突和妨礙。
同時，作為兩個政策工具的政策主體的歐洲央行和成員國政府在運用既有經濟政策工具以實現自身宏觀政策目標的過程當中，都同樣面臨著政策工具不足與工具組合缺乏的風險?？梢娯斦c貨幣兩大經濟政策的政策主體相分離成為歐洲債務積累和危機爆發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機發生后歐元區內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為削弱。
3.2.2、單一貨幣政策與區內各國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矛盾
由于歐洲17個國家構成的歐元區內部呈現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貨幣區共同經濟政策方向受大國主導的跡象顯著。區域內內的主要大國，特別是作為區域內經濟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實體的德國、法國，對于歐洲央行制定及實施歐元區貨幣政策的意志能夠施加比區域內其他國家更大的影響力，導致歐元區在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對主要大國的意愿及宏觀經濟狀況的傾斜。至于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相對較弱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小國，就成為歐洲央行政策制定實施的次要考慮對象，歐元區總體推行的貨幣政策同這些小國經濟運行狀態和軌跡的不匹配，甚至相背離，從而對小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德國中央銀行執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歐元區經濟的現狀越來越向貨幣政策提出了挑戰，這主要體現于各成員國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經濟結構的不同、金融市場的不對稱，以及工資形成過程的區別?！雹輾W元區內實行單一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當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歐元區經濟弱國不可能像一般國家那樣根據國家經濟波動采取貨幣政策進行靈活性、針對性與有效性的經濟調節，因此希、葡等區域內小型經濟體為對沖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了對國內財政政策工具的依賴，而缺乏與之相匹配的貨幣政策的組合與支持，這種依賴進一步得到強化，成為競爭性財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歐元區成員國的負債型財政支出
3.3.1、單一貨幣體系導致財政機會主義
歐元區成立使得各成員國喪失貨幣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只能依賴財政政策對國內經濟實施調控。財政政策工具的實施需要財政收入支持，而財政收入的兩大主要來源為稅收和發行政府債券，但增加稅收會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投資能力，從而抑制社會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同時增稅也容易招致社會成員不滿。因此歐元區成員國對通過發行債券維持財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歐元區綜合經濟指標使得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在國際信譽和風險方面遠優于已退出流通領域的個成員國的貨幣，與此同時歐元信譽也成為區域內各成員國的公共產品，由于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員國都能夠“搭便車”，從歐元的信譽中獲益，損害歐元信譽的成本則可以轉嫁給整個歐元區。另一方面，因為歐元區的成立使得各成員國的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加深，促進了資金流動。以上兩個方面導致各國國債市場的利率下降，借貸成本減少的各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選擇財政機會主義的傾向性得以加劇，進而產生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動機，造成巨額的財政赤字與債務，大大突破《穩定與增長公約》關于的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水平分別不能超過本國GDP的3%與6%的財政紀律，并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
3.3.2、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
二戰后歐洲國家開始推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設，盡管促進了歐洲國家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會穩定，但也導致某些歐洲國家財政開支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經濟增長才能保持穩定運行，作為區域內經濟強國的德國、法國就可以憑借較強的經濟競爭力實現經濟增長以維巨額的社會福利開支，但相對于國家競爭力較弱的希臘等國在加入歐元區以后，為取悅民眾的政府強行將社會福利推高至與歐元區強國的水平，沒有經濟增長支撐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負債運作模式蛻變。盡管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明白以借債維持的高福利遲早會對國家信用和社會經濟產生嚴重后果，但國內普遍實行代議制民主政體，而社會高福利制度是實現民選政府選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數據表明歐元區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在2002年—2011年間總體呈上升走勢。作為歐債危機重災區的希臘和西班牙在這段時期內社會福利開支分別提高了39和36個百分點，而經過施羅德改革的德國下降了27個百分點；歐盟和歐元區在危機爆發的2009年社會福利開支占GDP比重分別達到最高點169%和179%，隨后略有下降，但未低過16%和17%的水平。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各國的社會福利開支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長，原因就在于習慣享受高福利的國內民眾對削減福利開支的大規?？棺h，以及成員國政府官員為取得選票支持而兌現提高福利待遇的選舉承諾。
在面臨債務規模急劇擴大、儲備資產規模因出現國際收支逆差而日益縮小使得財政赤字與債務積累超過現有融資及清償能力的困境時，歐元區政府為了實現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選擇降低信用與進行債務違約便成為最優策略，債務危機在這種推動下內生形成。
4、歐元區的治理困境
4.1、歐元區財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歐元區成員國在內部經濟趨異削弱單一貨幣政策效果、單一或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不匹配、財政機會主義及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被助長，因而嚴格各國的財政紀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以限制赤字與債務規模就成為歐元區應對危機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從代議制政府模式來看，財政紀律很難得以實施。
在歐元區弱國的經濟競爭力遠遠不如歐元區強國的情況下，歐元區弱國維持與歐元區強國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資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擴大赤字和大量舉債，反之，降低歐元區弱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水平的方式就是削減高福利和工資標準。但這一方式意味著歐元區弱國必須接受經濟低增長、較低的福利和工資，既不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也不符合執政黨派的國內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臘爆發10萬人的全國性罷工，抗議政府緊縮財政計劃。⑥
即便歐元區債務發生國為獲得財政救助而不得不嚴格自身財政紀律、推行緊縮計劃，這種在財政支出方面的約束也只能是短期行為，一旦歐元區對債務發生國實施救助，過度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單，很可能產生擴大支出的道德風險，限制財政開支的約束立即會轉為軟約束，刺激危機后區域內各國經濟增長動力衰弱、依賴擴大財政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意愿。
4.2、歐元區“最后貸款人”的困境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際，歐元區并沒有一個能夠在“危機時刻盡到的融通責任、滿足經濟區域內對高能貨幣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貨幣存量的收縮”的最后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歐洲央行無法在債務危機到來時充當成員國的最后貸款人：一是歐元區單一貨幣與分散財政的經濟體制構架，缺乏緊密有效的經濟政府與財政聯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聯邦銀行建立的歐洲央行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以保持物價穩定、防止通貨膨脹為的宏觀貨幣政策目標，不能在一級市場購買政府債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擾下將危機發生國的債務赤字貨幣化，而且《馬約》中的“不救助條款”也限制歐洲央行向出現問題的成員國提供直接貸款，除非歐元經濟危機危及歐元的穩定及存亡時才能對區域內經濟狀況實施直接干預；三是歐元區經濟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機后政治經濟影響力顯著增加的德國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選擇傾向性強烈反對歐洲央行發揮最后貸款人作用⑦。
歐洲央行作為歐元區的中央銀行，在危機到來后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作為：在債券市場進行操作、調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降低銀行到歐洲央行貸款抵押的門檻、恢復同美元互換及二度聯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歐元區提供美元流動性等等，盡管以上措施對危機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依然不能滿足債務危機后歐元區內的流動性匱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歐洲央行召開的貨幣政策月度決策會議決定，將歐元區主導利率維持在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⑧；2011年12月初歐洲央行決定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分兩次向歐洲銀行業注資，增加歐洲金融機構的流動性。⑨
歐洲央行若迫于危機形勢而充當最后貸款人，采取給發生債務危機發生國注入歐元清償力以緩解危機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發生債務危機國不僅能從過去的‘搭便車’中獲得好處（征收國際鑄幣稅），還能繼續‘免費乘車’。對債務危機的救助將使區內信譽良好國的經濟利益受損（被征收鑄幣稅），這些國家由此而改變財政政策”⑩，加劇歐元區各國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決這個困境仍在于建立財政聯盟與經濟政府。
4.3、歐元區內部危機應對機制的困境
為規避歐元區成員國在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產生道德風險，《馬約》明文禁止歐洲央行或成員國中央銀行直接向發生經濟問題的成員國中央政府、聯盟機構貸款以及購買債券的行為，同時其第125款規定：“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必須獨立地對其所發行的債務承擔責任，嚴格禁止歐盟或者任何歐元區成員國政府分擔某個歐元區成員國所發行的債務”不過以上“不救助”內容未有效抑制成員國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債務危機爆發后限制了危機發生國的及時及時獲得救助資金的條件。
盡管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為應對危機的救助機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歐元區17國共同創立，并在2011年擴大了規模、將上限提高到1萬億歐元，“但受資金籌措和各成員國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該基金在援助發生債務危機的成員國方面仍然行動遲緩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緊密高效的財政聯盟導致歐元區強國與弱國、大國與小國之間不存在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單一貨幣區域建立使德國制造業產利用一體化的市場條件創造了巨額的貿易和財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為歐元區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在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最多；經濟競爭力、產業結構相對薄弱的希臘、葡萄牙等國在歐元區市場內處于不利競爭地位，承擔了貨幣一體化較多的風險及成本。由于沒有國家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度來平衡這種收益與風險、成本的不對稱性，從而使得在債務危機爆發后成員國之間就財政救助問題引發矛盾和沖突，加大了危機救助的難度。
5、結論
從歐元區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盡管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歐債危機的問題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危機的根源仍在于歐元區自身存在的各種缺陷，但在治理這些缺陷的時候卻又面臨種種難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緊密有效的財政聯盟以改變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分離的現狀，促進單一貨幣政策和單一匯率政策對歐元區各國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機重災國爭取國內民眾支持以促使現有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改善等等，以上內容不無受到歐元區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利益團體等內外因素聯動的制約，因而加大了債務危機解決的難度，致使直到目前為止危機仍然在持續發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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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方案范文6
通過對2012年整體宏觀環境及銅市自身基本面的情況進行分析對比后，答案也越發明朗。我們認為2012年銅市長期前景并不樂觀，形成下行趨勢的概率很大。
宏觀面：整體宏觀環境對銅價影響偏空
根據對歷史數據的分析與對比，我們認為目前美元逐步回歸升值通道，歐洲經濟受債務危機拖累再次陷入衰退，中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整體宏觀環境對銅價影響偏空。
首先、未來美元指數進入升值周期。
從我們對美元歷史走勢的追蹤情況來看，發現美元升值和貶值都呈現周期性特征，這個周期不單單是從形態上的劃分，而是與美國的經濟發展和貨幣政策息啟相關。在經過本世紀初十年的貶值后，美元在未來的五年中很可能再次進入升值周期。而銅價與美元指數具有高度的負相關性，美元的升值對銅市形成沉重壓力。
美元波動周期劃分與猜想
1981-1986年——5年升值周期：79年美國開始大幅提高利率，并倡導到81年利率高達16%，隨后美元進入強勢周期。
1986-1996年——10年貶值周期：簽訂《廣場協議》，美國強迫日元及歐元升值達到貶值降低雙赤字目的。
i996-2001年——5年升值周期：克林頓改善財政赤字，美國信息科技革命，并進入加息周期。
2001 2011年——10年貶值周期：美國經濟泡沫破滅，9.11事件，美國進入降息周期，美國啟動QE1及QE2。
2011-2015年——5年貶值周期（預期）：前期通過增加全球性美元流動性，并把國內熱錢逼出美國流向經濟回暖國家（主要是新興國家），造成這些國家通貨膨脹及經濟虛假繁榮，帶動美國國內經濟轉好。當美國經濟恢復，通脹上升后，再將流動性收回，美元重回升值軌道，美元地位得以鞏固。
強勢美元下，銅市或將步入熊市
我們將美元指數與LME銅的長期走勢進行疊加對比可以看出，銅價與美元走勢的負相關性非常高，美元的升值對于銅市來說是宏觀方面的一個重要利空?；趯ξ磥?年美元進入升值周期的判斷，我們認為銅價從長期趨勢上來看很有可能進入熊市。
其次、歐債危機拖累歐洲經濟再次陷入衰退。
債務危機令歐洲已經出現衰退跡象。意大利、法國、歐元區和德國的PMI相繼跌破50枯榮分界線。且歐洲失業率已經創下歷史最高。2012年2月至4月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將面臨巨額到期債務，如果歐洲拿不出更有效的解決方案，市場將面臨更大的風險。歐洲經濟陷入衰退以及債務危機的后續影響也是銅市在今年面臨的一個重要宏觀風險。
再次、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政策刺激力度有限。
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開始放緩，三季度GDP同比增長9.1%，增速降至2年低位，中國11月PMI跌破50枯榮線，并創32個月新低，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國內經濟增速將繼續保持下降格局。根據中央經濟會議透露出的訊息可以看出，國內整體宏觀環境穩字當頭，貨幣政策及房地產調控不會放松，但如果外部宏觀環境惡化，則可能通過財政政策刺激內需，不過力度不及08年。因此國內整體宏觀環境以穩為主，對銅價不會有大幅的刺激作用。
基本面：2012銅市供需或現拐點
由于整體宏觀環境的不樂觀，我們認為全球銅市需求，尤其是中國需求將出現放緩，而礦山供應情況的改善或令銅市供需拐點顯現。
2012全球銅市供需拐點出現
市場年初預期的2011年全球銅市大規模短缺情況并未出現，而隨著銅礦的擴產及礦石品位的回升，市場供應較2011年將出現增長。而由于整體宏觀環境的不樂觀，需求的不振將促使銅市供應缺口被填補，銅市供需拐點或將出現。
首先，全球銅市供應增加。由于需求的不振，2011年年初市場預期的全球銅市供應大幅緊缺問題并未出現。而隨著Esconclida銅礦未來開采區域品味上升、蒙古Oyu Tolgoi銅礦、秘魯Antapaccay銅礦和其它小型銅礦擴產，預計2012年全球銅市供應將出現增長，供應缺口將被填補，供需拐點出現。
其次，長單升水下滑。根據我們的統計，全球第一大銅生產商Codelco公司2012年發往全球各地區的銅合同升水報價與2011年相比，都有不同幅度的下調。該公司作為全球第一大銅礦生產商，其價格對市場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而升水的下調也表明現貨市場對于2012年整體的銅市的預期并不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