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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經濟范文1
一、金融經濟力在城市化中的判定
（一）在“城”中的判定
在這一部分中，需要考慮到城市水源狀況、交通狀況、建筑比例、通訊覆蓋率、廢物處理能力、能源供給能力、社會公共服務能力等因素，通過這些因素判斷非農人口生活用地以及非農業生產用地這部分土地狀況?！俺恰痹?a href="http://www.www-68455.com/haowen/236600.html" target="_blank">經濟運行狀態上主要包括兩點，即市政經濟以及土地經濟。市政經濟是由政府來維護，為了滿足城市居民生活、生產所產生的公共服務，屬于市場經濟差異發展下的必然結果。土地經濟指的是土地價格的多樣化，當土地受到壟斷地租、極差地租以及絕對地租影響時，土地價格會隨著社會環境、經濟環境以及自然環境在不同城市中呈現價格上的差異性產生波動，受到市場主體對土地使用內容、選擇傾向以及競爭程度影響，對“城”的發展產生干預作用。
在對“城”的需求分析中，城市產出以及城市地租均會衍生出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這兩種增函數，同時產生投機性需求這種減函數。相對而言，對“城”的各項供給可看作政府所提供的土地資源以及土地承擔的負載物數量、質量等共同形成的供給物。當增函數與減函數處于相等狀態時，“城”的經濟運行便傾向于均衡態。
（二）在“市”中的判定
城市化經濟運行中，“市”指的是一定的市場交易中心或是買賣場所，受到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交易結構、經濟主體、經濟流量以及經濟流動方向；二是經濟政策、經濟組織以及經濟制度。兩者共同作用下，“市”更多能夠反映出社會經濟關系的空間狀態、方位。在宏觀表現上，“市”的經濟運行表現可分為以下幾方面闡述：
1、市場利益主體
市場利益主體體現在城市生產者的生產投資活動、消費者儲蓄能力、個人投資行為與消費行為、政府部門的投資與消費行為以及轉移支付。
2、經濟流量
經濟流量類別主要為國民財富（這里指的是目標城市所創造的城市財富）的擴大再生產以及資源優化配置、城市居民收入變化形態與運動軌跡、社會資金的投入使用以及循環周轉。
3、城市市場結構
城市市場結構主要表現為消費品市場（這里更傾向于農產品市場）、服務市場、要素市場（以金融市場為主）、產權交易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
在需求方面，“市”的需求是對不屬于“城”狀態下所產生的需求欲望，同時能夠在這種欲望下產生的可支付貨幣量，包含生產者、消費者以及政府在城市中的產品購買消費以及投資行為?！笆小彼a生的供給主要在于城市市場中意愿出售的非“城”的商品價格量（包含要素投入帶來的價值提升以及中間投入帶來的價值轉化），通常表現為收入、儲蓄、利潤等貨幣形式。當增加價值與轉化價值處于相等狀態時，“市”的經濟運行便傾向于均衡態。
二、金融經濟力對城市化經濟的作用
理論上，金融經濟力對城市化經濟在運行上能夠起到一定程度的調節作用。由于金融屬于社會性市場資源，其能夠優化城市化經濟中經濟體制關系以及各變量內部聯系，將現代經濟資源優化配置，形成金融經濟力。
（一）金融經濟力對“城”的作用
城市土地是“城”的中心點，當城市土地被逐漸資產化，地租由此產生，成為了利息的典型代表。在市場利率變動影響因素方面，除了城市區位不同造成的富集度、競爭力度以及區位差異外，地租程度的其它決定因素與利率呈正相關。換言之，利率是金融經濟力對“城”產生影響作用的施力點。另外，金融對“城”的影響還可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居民收入
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環境下，金融市場的發展會影響到居民對收入的進一步分配。當金融狀況較穩定時，可能催生一部分投資者。若投資渠道便利，極可能產生投資熱潮，促進城市居民個人的投機性需求。同時，貸款利率可能在此環境下有所下滑，融資渠道拓寬，企業的投資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可得以滿足。
2、房地產交易
房地產交易對“城”的投機性需求以及生產生活均會產生影響。金融市場以及其名下的子市場發展狀態均會影響到“城”的需求狀況，成為重要影響變量。
（二）金融經濟力對“市”的作用
當供求基本上處于平衡狀態時，城市化經濟在發展上便會處于相對容易、穩定階段，這是實現城市化經濟均衡運行的保障。金融經濟力對“市”的調節屬于短期調節，通過外部機制與內部機制讓其運行更傾向于均衡化，將非均衡條件下的影響因素糾正。
將城市看作封閉狀態，“市”及經濟運行狀態便會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且這種影響力較大。若想要從非均衡達到均衡，其需要依靠金融經濟力對城市內部供求的影響。
三、城市化經濟運行中金融經濟的利用策略
（一）促進金融體系更具包容性
包容性的金融體系更能夠讓城市化經濟傾向于均衡發展，其需要讓各項金融服務更具普惠性，讓弱勢融資群體同樣能夠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務。在這一環境下，金融經濟力可借助金融分配效率等因素消除城市化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機會不均以及貧困現象，滿足城市化本質需求。
（二）調節城市地租
作為城市化從低水平向高水平穩定、均衡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城市地組已經成為了經濟運行的首要力量。在金融經濟力控制下，土地市場的自由流轉機制應不算完善，在建立健全相關政策背景下優化多樣化投資工具與投資品種，讓其始終處于對城市化經濟均衡發展起到推動的地位。例如可加大對城市的市政服務與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發型不同期限的市政債券等，達到對城市地租的調節功能。另外，還應充分發揮宏觀級差地租的調節功能，充分了解不同區位下土地的價格、利用情況以及利用率，為城市化經濟的均衡、和諧發展提供基礎保障。
城市化經濟范文2
內容摘要：一國的城市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反映出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財政擴張也可以通過各方面來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本文通過系統分析城市化、財政擴張的相關理論及這兩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提出當前土地財政中暴露出的問題，最后針對該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城市化 財政擴張 經濟增長 土地財政
在當前動蕩的國際經濟環境中，中國為何總是可以率先從危機中復蘇，而且保持穩定高速的經濟增長率，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國由工業化向城市化的轉變。同時，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與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財政的收支水平也不斷加大，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正在不斷完善。在我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財政支出逐步擴大的同時，也出現了諸如房價過高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
相關概念介紹
（一）城市化概念及其衡量方法
城市化，也有不少學者稱之為城鎮化和都市化，它是指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具體包括以下方面的轉變，即人口職業的轉變、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深，理論科學的不斷進步，諸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對城市化的理解做出了不同的詮釋與定義。例如，吳楚才（1996）認為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城鎮中地區的人口占總體人口比例增長的一個過程，即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變并逐漸在城鎮集中的過程；謝文惠等（1996）則認為，城市化是人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居住方式改變的過程，這種過程由社會生產力變革所導致；而王春光（1997）認為，城市化不是單一的人口和土地變化，而是一種系統的、綜合的社會變遷過程，除了基本的人口流動與變遷、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外，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組織和文化方式都發生了變遷。
通過總結比較各學者的觀點，所謂城市化，簡單來說，城市化就是鄉村轉變為城市、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及經濟結構變化、組織和文化轉換變遷的過程。
為了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進行相互比較與分析，就要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城市化的水平，如何衡量就要涉及到城市化的測度指標。對于如何確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標問題，眾多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但這些觀點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單一指標法和復合指標法。首先，單一指標法。單一指標法是指從城市化最本質的概念作為切入點，即通過度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作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單一指標。人口的指標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比較常用的是城市人口比重指標和非農業人口比重指標，分別指城市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占總體人口的比重。另外，也可以選擇用城市用地比重指標來衡量。因為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明顯，有大量的人口雖然大部分時間在城市工作與生活，但仍然無法獲得城市戶口，所以在指標統計過程中，城市流動人口、暫住人口也應該統計在城鎮人口范圍內，這也是學界的共識。其次，復合指標法。通過前文對城市化的概念介紹，城市化不僅僅只是代表人口或土地的變化，除此之外，還應該包括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文化的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轉變。所以，在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時候，用單一指標法有效性不是很足，這時候就應該選擇復合指標法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具體而言，復合指標法可以從人口城市化、生活方式、生活質量城市化、地域景觀城市化、經濟城市化和環境狀態城市化五個方面構建城市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而建立具體的指標評價體系時，學術界并沒有統一標準，大多數學者都是根據自身的研究目的，以及指標所要求的數據的可獲得性來構建指標體系。根據前人的研究結論，無論實際中采取怎樣的具體指標體系來衡量城市化水平，結果沒有太大的差異，不會對研究結果造成顯著的影響。
（二）財政擴張的概念及政策形式
財政擴張又稱為膨脹性財政政策，是指國家通過財政分配活動刺激和增加社會總需求的一種擴張性政策行為，主要通過減稅、增支進而擴大財政赤字的財政分配方式，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與之相反的是財政緊縮，或者稱之為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減稅。一般地說，減稅會增加個人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相應地減少國家財政收入。在財政支出規模不變的情況下，相應地擴大了社會總需求。減稅的種類和方式不同，所引起的膨脹效應也不同。對流轉稅的減免，在增加需求的同時也會刺激供給的增加，即這種減稅的膨脹效應主要在供給方面。對所得稅的減免，則可以增加社會需求，膨脹效應主要表現在需求方面。第二種就是擴大預算支出規模。由于政府支出直接構成社會總需求的一部分，政府支出規模的增大必然相應地增加社會總需求。在收入增加和支出擴大不對稱的情況下，就會出現財政赤字。就這個意義說，擴張性財政政策也就是赤字財政政策。
城市化及財政擴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
（一）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互動影響機制
1.經濟增長促進城市化的作用機制。經濟增長促進城市化主要通過三個渠道：產業結構變動、就業結構轉換和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聚集。第一，是產業結構的變動。經濟的發展引起社會需求的變動以及技術進步：社會需求的變動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由此引起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三產業比重上升，而且第二、三產業相對容易在城市集中，產業的集聚效應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吸引更多就業人口涌入城市，提高城市化水平；技術進步使得生產原材料成本和運輸成本都大大降低，市場規模擴大，可以獲得更多的規模效益，城市區位優勢更加明顯?？傮w上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總是相伴而行的，而且有關數據研究顯示，城市化水平與第一產業呈負相關關系，而與第二、三產業呈正相關關系。第二，就業結構的轉換。城市的生活環境優越，醫療系統和教育系統也明顯優于農村地區，所以這樣的優勢吸引眾多勞動者大量向城市遷移。除此之外，由于上面介紹的產業結構的變化，第二、三產業比重增加而且向城市集聚，產生大量就業機會，因此，大量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入非農業部門，這種遷移所引起的人口遷移，使得大量人口從農村涌入城市。第三，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聚集。因為土地價格的日益上升，而制造業和服務業相對需求更少的土地資源，所以經濟增長導致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快速發展，而且日益向城市聚集。這種聚集產生顯著的信息外溢和經濟溢出效應，導致城市規模擴大。
2.城市化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城市化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推動經濟增長：第一，城市化促進農業現代化。城市化的產業集聚效應更加利于技術創新，這種技術創新通過擴散到農業，促進農業的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力；第二，城市人口的增長刺激了工業品的需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提高居民平均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對工業品的需求自然增加；第三，城市化促進服務業規模不斷壯大，效率不斷提高。城市化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衣食住行等必要活動外，還對旅游、文化、娛樂等服務產生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這種對服務需求的改變促使服務業快速發展，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例也大大提升；第四，城市化能夠更好地促進區域發展。城市化可以為周邊農村地區樹立良好的示范，而且通過技術擴散等方式，也可以有效提高周邊農村的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有效帶動周邊地區的快速發展。
除此之外，城市化導致的人口聚集更有利于技術創新的產生與擴散，而有效的技術擴散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第二、三產業的聚集加劇了企業之間的競爭，這種良性的競爭也有利于經濟增長。
（二）財政擴張影響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第一，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定了經濟增長。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有效拉動投資、消費與出口的增長，推動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第二，積極財政政策可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政府增加投資一方面可以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硬件環境；另一方面通過發行國債、調整稅收等措施，可以從財政方面對一些重點行業、創新企業等進行扶持，有效引導社會投資方向，由此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保證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第三，促進了區域生產力布局的調整。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極度不均衡，主要表現為東南部沿海比較發達，中西部地區比較落后。而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基礎建設的投資，例如南水北調、西氣東輸、西部大開發等項目，政策逐步向稍落后地區傾斜，改善東西部發展不均衡的狀態，實現經濟的均衡協調發展。第四，擴大了對外開放，促進全方位貿易格局基本形成。通過關稅降低、大幅減少對進口商品的非關稅費用等，有效推動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銀行、保險和旅游業也逐步與國際接軌，全方位開放格局基本形成。
土地財政引發的問題思考及政策建議
（一）土地財政的興起
土地財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屬于預算外收入，又叫第二財政。我國的“土地財政”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創造財政收入，也就是說通過賣地的土地出讓金來滿足財政需求。政府通過土地獲得收入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一是費，即對土地相關的部門收費，如耕地開墾費、管理費、房屋拆遷費等；二是“招拍掛”的土地轉讓金；三是息，政府以土地入股，獲得的股息或分紅；四是利，即土地資本化溢價之后的資本利得。
在2000年前后，我國土地市場基本形成，政府也通過壟斷建設用地供給以獲取高額的土地出讓收入，從局部看，很多城市的土地出讓收入也一度超過其稅收收入，成為當之無愧的第一財政。伴隨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由數量相關轉變為價格相關，土地財政已然成型。
政府在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發展目標下，的確使土地財政發揮了一定的宏觀功能，例如在促進經濟增長、引導資源配置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土地財政的長期實行，必然會導致土地價格的扭曲，市場的失衡。
（二）土地財政引發的問題思考
首先，在政府的助推下，地價不斷攀升，城市化逐漸向高價城市化轉變，房價上漲，導致全社會總體成本和物價也水漲船高，這些成本和物價的上漲，都直接或間接地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消費者剩余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其次，低價快速上漲也導致跨期分配的不對稱。早期獲得土地使用權人，花費的是低價的成本，在地價上升后，他們就可以坐享土地的資本利得，而這種不對稱的獲利成本必然由新進入者承擔，他們必須支付更高的成本，這明顯不太合理，不符合按勞分配的原則；再次，與土地相關的逐利增加，還會導致經濟發展中的創新活動受壓制。這些問題是真是存在的。
（三）針對當前問題的幾點建議
首先，要轉變政府目標，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不應一味追求土地城市化，而要將對物的投資轉向對人的投資，用人口城市化取代土地城市化的目標。第二，要提高財政透明度。政府必須遵守執政為民、取信于民的原則，提高財政透明度，推行陽光財政，不僅可以有效減少因為腐敗導致行政成本的大幅上漲，而且這種財政透明的制度使得人們和媒體進行監督的同時，可以及時知曉政府的政策取向，有效反饋民意。第三，推進政府收支體制的結構性改革，強化供給激勵，提高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政府應積極激勵實體部門創新，抑制金融投機；調整個人納稅體系，調整居民收入分配，努力縮小收入差距；財政體制也需要進一步的改革，通過分稅體系的合理改革，增大地方通過城市化的產業集聚等獲取收益，而非依靠土地財政獲得收入。最后，正視城市化融資風險以及可能的周期性赤字問題。財政支出表現出一定的剛性，而財政收入則與經濟發展狀態密切相關，所以應該考慮整個經濟發展的周期性，合理安排財政支出，避免不合理融資導致周期性的赤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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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城市化、財政擴張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11.11
城市化經濟范文3
張平不是一個特例，而是中國已經到來的城市化浪潮中一朵普通的浪花。在中國，大量的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的趨勢已經變得不可逆轉。據麥肯錫全球學會的一項研究預計，在2025年之前，中國的城市人口數量將增加3.5億人，其中2.4億將是來自農村的移民。
“未來30年中國的可持續增長將依賴于城市化的進程，中國已經進入城市化發展時代?！敝袊?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12月5日舉辦的，以“城市化與城鄉一體化”為主題的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上作出非常明確的判斷。
城市化的黃金期
城市是消費的主要載體，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構建消費大國的戰略性選擇。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個國家處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60％左右。2008年中國人均GDP達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遠低于工業化中后期60％的均值，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國內消費需求的釋放與升級。
相關研究表明，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平均10％的增長率中，城市化貢獻了3個百分點。但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等制度因素的制約，城市化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潛力還遠未釋放出來。未來5～10年，中國的城市化將呈現加快發展的大趨勢，城市化率會提高10～15個百分點，由現在的45.68％提高到6％左右。考慮到乘數效應，估計城市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能夠增加大約1.2萬億消費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達到4個百分點左右。由城市化帶來的國內投資消費需求的增長，至少可以支持未來10～2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
遲福林表示，中國正進入城市化從局部突破到全面推進的重要時期。“將出現東部和中西部城市化全面推進，并且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城市群將成為我國城市化時代的突出亮點，以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為代表的中部六大城市群正在全面推進。成都、重慶等西部城市群的發展相當快，將拉動西部產業結構調整，成為連接東部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重要接口，在大中城市加快發展的同時將呈現大城市群、城鎮化、區域―體化等齊頭并進的新格局。城市間的競爭將成為新階段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過去三十年地區間的競爭有效地促進了經濟增長，那么未來五至十年城市間的競爭將成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活力?！边t福林說。
尚缺承接緩沖的中間城市
“沿海大城市有沒有發展的余地呢?有。有沒有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機會呢?也有。有沒有你買得起的房子?有，遠。你要選你離單位近的房子有沒有?有，貴得你永遠買不起。這不是什么宏觀調控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就能解決的問題?！苯ㄔO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出席論壇時以一貫犀利的語言風格拋出了諸多問題，在他看來，總結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發展的最主要缺陷之一，仍然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
據其列舉的數據，在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間，中國蓋了80億平方米的城市住房，賣掉7000萬套商品住宅。到2008年末，中國城鎮居民是6.07億人，有兩億個家庭，“理論上說我們有35％的家庭在過去10年里面已經搬了新房，但是這個數字的進一步解析答案是，每年只有3％～4％的家庭能夠通過購新房來改善居住條件。發展中小城市需要產業結構的多元化，需要例如省直管縣等諸多改革。在當前城鄉發展協調過程中，城和鄉的利益矛盾對立沖突還不在發展的絕對差距上，發展水平低的地區和發展水平高的城市之間盡管存在著發展水平的數字對比，但是兩部分居民群體是打不起架來的?！标惢凑J為，城市化和以城市方式為代表的擴大消費需求才是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也是解決這些矛盾的問題所在。
但讓他擔憂的是能承接緩沖的中間城市遲遲沒有形成?！斑M城經商務工的農民工，到今天為止，還只能在沿海特大城市和貴州、四川、甘肅等貧困地區的兩極之間劇烈擺動，要么到最發達的大城市打工，要么直接返回最貧窮的山區，沒有任何中間城市承接緩沖?！薄 斑@樣―個勞動力轉移的歷史過程，顯而易見是不可能支持中國從一個農業國到工業國轉變，不可能完成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以及實現公共福利資源、服務均等化這樣的文明和社會發展的目標的?！标惢幢硎?。
城鄉二元結構之結
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存在著嚴重的制度障礙，尤其是城鄉二元結構和行政管理體制的障礙，這是中國城市化潛力尚未完全釋放的重要因素。遲福林院長表述稱，“城鄉一體化和城市化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形成倒逼機制?！彼忉尫Q，“某些不合理的行政體制安排，成為制約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夠進一步打破城鄉二元制度結構，實質性地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提高10到15個百分點是完全有可能的，這將加快中國走向消費大國的進程。”
“現在的城市化是行政主導型，而未來城市化的發展方式應當轉型。應該從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轉型，由行政主導向經濟主-導轉型，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轉型?！边t福林表示，如果仍堅持行政主導型的城市化進程，將成為下一步城市化發展的阻力。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義烏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常住人口的規模早已經超越了一個縣級城市的水平，但因為受到行政主導型城市化思路的影響，義烏的城市化水平顯然受到了行政區劃制度的限制。如果能打破這種行政區劃的束縛，或許義烏早已發展成為一個中等城市?！艾F在無論是城市群、大城市發展還是省直管縣，都迫切要求根據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趨勢，對行政管理體制盡快做出某些重大調整?！边t福林表示。
城市化經濟范文4
關鍵詞:城市化;經濟增長;分位數回歸
一、引言
城市化或稱城鎮化(Urbanization)是當今世界上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同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是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面對新形勢,為了能促進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的建設,一方面需要從理論上分析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城市作為工業化載體的功能,掌握城市化如何帶動內需,提升居民的消費結構和質量的原理,把握城市化如何影響居民的收入及其差距,城市化如何更好地通過協調產業結構來提高就業水平,優化就業結構;另一方面還要從數量上確定這些聯系,定量地測算這些關系,找到合理的量的界限。廣東改革開放30多年來,城市化發展迅速,城市化總體水平居全國前列,全省已形成兩個人口規模超過500萬的特大城市,其他大中城市29個,中心鎮270多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城市時代。因此對于廣東的城市化問題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總結以往經驗,探索未來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國城市化研究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國內學者立足于中國國情,從多個角度研究城市化與中國發展問題。為了克服普通最小二乘法存在的缺陷,本文擬采用分位數回歸(quantileregression)方法來分析城市化對經濟的影響。
二、分位數回歸模型的建立及估計
分位數回歸,也稱為分量回歸,最早是由Koenke和Bassett提出,并不斷加以改進,分位數回歸目標函數是一個加權的絕對離差和,估計的參數向量對于較外部或者邊緣處的觀察值并不敏感,這對于整體分布估計很有效。分位數回歸藉由給定不同比例的Φ分位數值(0
由于模型的參數沒有明確的公式解,Amstrong等人指出必須使用線性規劃的技巧才能解上面的極小化問題以求得參數的估計值。
三、實證模型
(一)模型設定及其解釋變量的選擇
為了考察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選取廣東省的GDP作為經濟增長的測度;對于解釋變量城市化,本文采用城鎮人口比重法。城鎮人口比重法,就是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說明該國或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城鎮人口聚居在城鎮建成區,相對集中,密度大;而鄉村人口散居在城鎮建成區以外的廣大鄉村區域,相對分散、密度小。從城鎮的發展看,人口城市化是經濟發展推動人口向城鎮的集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需要城鎮經濟的發展提供就業崗位,又需要農村經濟的發展釋放勞動力,兩者共同作用實現人口城市化,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城市化最直觀的結果就是人口城市化。因此,在國際上通常采用城鎮人口比重來衡量城市化發展水平。它較好地描述了城鄉人口分布情況,反映了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基于前面的描述,本文建立回歸模型如下:
(二)實證結果
1、條件分位數回歸估計系數的差異與變動分析
為了深入揭示在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變化,需要在經濟增長的不同分位數水平進行條件分位數回歸估計。本文在分位數的選取上取9分位數分別估計,這9個分位數(Quantile)分別是τ=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 而分位數回歸系數的標準差用自助法(bootstrap)求得9個分位數的結果,如表1所示。
基于上表可以發現,在上述的9個分位數水平上的條件分位數回歸估計系數都是顯著的,說明無論在哪個分位數水平上城市化都是對經濟增長有顯著影響的。而且當分位數水平超過50%時,條件分位數回歸估計系數是逐漸增大的。通過比較三個四分位數下系數估計值是否相等的檢驗發現在中位數以下回歸系數之間沒有明顯差異,但中位數與上四分位數比較時兩者對應的回歸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還是有差異的。
2、分位數回歸樣本方程的比較分析
為了更好地反映廣東省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將條件均值回歸直線,條件上四分位數回歸直線,條件中位數回歸直線,條件下四分位數回歸直線畫在同一個圖中進行比較分析。
圖1中直線代表條件均值回歸直線,十字線代表條件中位數回歸直線,菱形代表條件上四分位數回歸直線,方形代表條件下四分位數回歸直線。從圖1中可以發現條件上四分位數回歸直線在最上面,條件下四分位數回歸直線在最下面,均值和中位數回歸直線在中間,這與預期的是一致的,但從圖中也可以發現,隨著城市化水平的增高,條件均值回歸直線與條件中位數回歸直線相差越來越大,說明條件均值回歸直線并不太適合說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能受到大的極端值的影響,有可能過高地估計了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四、結論
條件中位數回歸和條件均值回歸的估計結果表現了一定的差異;與條件均值回歸相比較,條件(多)分位數回歸能夠揭示更加深入全面的數據信息;利用1982-2007年廣東省的數據,條件(多)分位數回歸結果顯示了一方面在經濟增長的某個具體分位數水平,城市化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現了解釋變量作用的差異性,在經濟增長的每個不同分位數水平,某個解釋變量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現了解釋變量作用的波動性。這些基本結論對于制定廣東省城市化發展戰略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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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經濟范文5
［關鍵詞］ 城市化；經濟發展；推進
［中圖分類號］ F29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4－0013-05
一、引言
城市化是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具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國內外很多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研究，并依據不同指標建立了不同的數學模型進行分析。筆者總結前人的經驗以山東省為例，從時間序列上建立回歸模型結合空間上的定性分析，得出城市化率與人均GDP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二、城市化水平和經濟發展內在關系分析
（一）在時間序列上的回歸分析
在全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背景下，山東省的經濟也在飛速發展，筆者以山東省2000~2004年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數據，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定量的分析兩者的內在關系。
這里將城市化率作為自變量X，隨著自變量的變化人均GDP為因變量Y，由表1的數據作出散點圖（見圖1）。
由圖1可以清楚地看出山東省人均GDP的變化與城市化率的變化有近似直線的關系，先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來擬合這種變化關系。經上機操作，用DPS軟件計算得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式為：
Y=-43643.09+138160.82X
相關系數r=0.989040，接近于1，說明兩個變量密切相關。對回歸模型的效果檢驗可以得出方差分析表2。
給定顯著性水平，通過查表檢驗得F>F?琢，因此上述建立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是顯著的。從這5年的數據分析，城市化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使得人均國民收入增加1390多元。2000年山東省人均GDP為9 555元，城市化水平為38.2%，2001年人均GDP為10 465元，城市化水平為39.2%。人均GDP增長幅為9.5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長了1個百分點。2004年山東省人均GDP為16 925元，城市化水平為43.5%，4年間人均GDP增長了77.1個百分點，而城市化水平增長了5.3個百分點。2000~2001年城市化水平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拉動經濟9.5個百分點，而在2000~2004年間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經濟增長14個百分點?？梢娫谝院蠼洕l展中，城市化對經濟的發展將會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推進落后地區的城市化，將成為其縮小與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有效途徑。
（二）在空間分布上的一致性分析
以山東省各個地級市城市化率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分析城市化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城市化水平=（城鎮人口/總人口）×100%；山東省2004年城市化水平為43.5%，各地市城市化水平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指數=全省城市化水平/（全省非農業人口/全省總人口）；
各地市城市化水平=指數×各地市非農業人口/各地市總人口；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按照世界城市化發展的階段劃分，城市化水平小于30%的為城市化初步階段，30%~70%的為城市化中期階段，大于70%的為后期階段。山東省整體城市化水平應該屬于城市化的中期階段，也是高速增長的階段。按照山東省內部各地市城市化水平的不同可以將其劃分為四個等級：小于30%的為城市化水平低等級，30%~50%為城市化水平較低的一級，50%~70%為較高的等級，大于70%的為城市化水平高的等級。各地市城市化水平按不同等級進行細分。其中高水平地區和城市化最低水平地區最為顯著分別為濟南市和菏澤市，濟南市城市化水平高達70.5%，而菏澤市城市化率僅為23.9%，兩者相差近47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在30%~50%間為水平較低等級，屬于這一等級的地市最多，包括濱州市、煙臺、德州、聊城、濟寧、濰坊、萊蕪、臨沂、日照、棗莊、泰安。在這11個地市中德州城市化水平最低為32.1%，最高的煙臺為49.3%。這11個地市主導了山東省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城市化水平在50%~70%之間的為較高的等級，包括淄博、威海、東營、青島，其城市化率都在60%以上。
山東省17地市城市化水平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趨于一致，屬于較高等級的城市化地區濟南、青島、淄博、東營，也都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
大于5 000美元的兩個市是東營和威海，由于兩市人口相對較少，且東營境內有國營大型油田企業，致使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全省排在前列。在2 000美元~5 000美元范圍內的濟南、淄博、青島、煙臺、威海以及萊蕪6市基本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吻合，1 000美元~2 000美元的地市最多，有濱州、日照、臨沂、棗莊、濟寧、泰安、德州、聊城、濰坊，這些地區較青島、濟南、淄博相比，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低。17地市中人均GDP水平最低的仍然是菏澤地區，僅為500多美元，而且與其他各地市的差距仍然很大。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化和經濟發展具有相互影響的內在聯系。
三、城市化推動經濟發展的途徑
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城市經濟高效上。城市是產業、人口的積聚區，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匯地，為產品提供了市場，是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的源地。城市的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帶動了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概括起來，城市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推動了地區的經濟發展。
（一）城市化增加基礎設施的建設，刺激消費，拉動內需
城市要發展壯大就必須興建鐵路、公路、電網以及自來水、煤氣、供熱管道等基礎設施。目前，以城市化為主導的投資與消費增長周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大趨勢。城市的擴張需要有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城市人口的膨脹會對住房產生更多的需求，城市化帶來的居民收入的增長會帶來更多的消費增長。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將刺激中國經濟進入一個穩步的高速發展階段。根據經濟學原理，由均衡的國民產出公式Y=AD=Y=A十cY，可以得到:
Y=1/（1-c）A
這里的Y代表國民收入，AD為總需求，A為自主性支出，它獨立于收入水平。c為邊際消費傾向，1/（1-c）為支出乘數。邊際消費傾向c越大，乘數越大，產出就越大。所以，增加居民消費，就會提高消費傾向c，擴大乘數，增加均衡產出。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城市化過程中，政府利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政府購買和轉移交付，擴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從而刺激消費，使居民增加對商品的購買，有效需求增加，企業擴大生產，經濟產出增加。
隨著城市化的提高，可以通過促進企業和人口的集聚，形成新的市場張力，由此拉動包括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在內的市場需求。從直接消費品市場看，如果城市化水平提高1個百分點，以2000年為基數計算，全國就意味著增加1 270萬城鎮人口，按照2000年城鄉居民消費支出水品的平均差異3 328元計算，僅僅由于城鎮人口的增加就拉動消費品市場需求增長了422.7億元。從直接的生產資料市場看，當前，中國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大約需要增加城鎮建設投資6萬元，1 270萬人進入城市，那么將創造7 620億元的投資需求，用于交通、通訊、住宅、學校、醫院等等方面的城市建設，從而促進國民經濟增長。
（二）城市化推動工業化的進程
1. 城市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基礎設施，減少成本。城市不僅具有聚集效應，還會取得規模經濟。城市不僅具有商品市場、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市場，而且具有發達的信息傳播網絡，較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為企業擴大規模提供了更好的條件。適度的生產規模會產生最佳的經濟效益，因為在生產要素和產業集中的城市里：（1）企業可以更好地進行生產協作、配套和專業分工，便于在同類企業之間開展專業分工協作和不同類型的企業之間開展社會化大生產和縮短生產周期；（2）企業之間互為能源、原材料和設備的供應者以及產品的使用者和加工者，從而縮短了運距，減少了運費，節約時間，更便于資本的積累和集中，加速資本周轉；（3）資金、技術、人才、勞動力和信息等各種生產要素可以更有效地在企業之間流動，從而有利于企業之間互相刺激，進行公平競爭，提高產量，改善產品質量；（4）企業之間可以共同利用土地、水、電等公共資源，共用道路、供水和排水系統、公共交通、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利用率，節約資源，減少開支，降低成本。
2. 城市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勞動力和智力支持。人才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城市與農村相比，各種服務業、文化娛樂設施比較完善，公共交通發達，學校教育水平較高，居住條件較好，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適。特別是在大城市里，行業多，企業多，市場潛力大，發展機會多，這一切都會吸引著許多創業者和技術專長的人才流向城市，在其中發展自己的事業。
發展城市經濟，吸納農村轉移人口可以從根本上降低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的素質。因為農民進城后，生育的機會成本提高，生育管理更為嚴格，有利于緩解人口增長的壓力，降低自然資源的消耗，和諧人與自然的關系。
當城市處于初始發展階段時，資源的利用側重于各種自然資源，例如土地資源、森林資源、礦產資源、人力資源等，而當城市經濟具有一定的規模，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資源利用就會相應發生變化，從初始對自然資源利用的側重轉向對技術、信息等資源的側重;同時，對單個資源的利用也會發生變化，如對人力資源的利用就經歷著從體能到技能，再到智能的變化。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已經從工業時代進入了信息時代。工業時代的經濟增長多依賴于資本、勞動的投入，而信息時代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產出函數表現為:Y=AF（K， H，N）。經濟的增長不僅依賴于資本（K），勞動投入（N），而且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技術（A）的進步，而要取得技術進步，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H）的投入。只有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們通過學校教育、在職培訓等方式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才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因此，城市化會相應增加對人力資本的投人，提高人的綜合素質，促進科技進步，提高經濟的產出。
（三）城市化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
同工業只能在城市發展一樣,第三產業的發展也離不開城市。眾所周知,隨著工業化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第三產業開始崛起,并逐漸取代工業而成為城市產業的主角。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配套設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提供更為豐富多彩的物質消費和精神享受，所有這些，都促進了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并帶來就業機會和人口的增加。根據第三產業形成比例與城市規模的關系，可以看出，城市越大，三產創造的就業崗位的比例就越高。中國三產就業情況是:100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三產就業人員數比為41.25%，50萬人～100萬人的大城市為31.9%，20萬人～50萬人的中等城市為26.2%，10萬人～20萬人的小城市為21.5%。如北京三產就業比為60.7%，廣州為50.4%，紐約為81.1%，東京為69.3%，新加坡63.2%。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表明，各國的產業結構開始必然是第一產業占第1位，然后才是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在經濟實現了工業化之后，第一產業的比重持續下降，但下降速度減緩，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變得很小;第二產業的比重轉而趨于下降，這種下降是由制造業比重的下降引起的，而社會基礎設施部門的比重有可能保持不變甚至上升;第三產業的比重開始上升。當第一產業的規模變得很?。ㄈ缧∮?0%）而第三產業規模變得很大(如大于60%）時，一國經濟就從工業化階段進入了發達經濟階段。山東省在國民經濟比重上，第二產業比重最大。2004年一、二、三產的比重為11.5∶56.3∶32.2，雖然第三產業比重比以往年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全國平均值37.47%，與東部沿海的發達省份相比，差距更加懸殊。在社會從業人員比重來看，2004年一、二、三產業比重為44.4∶27.6∶28.0，與全國各省份第三產業比重相比，更是處于比較低的層次上。因此必須加速實現城市化，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如表4所示）。
四、正確處理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
城市化與經濟發展能夠相互促進，協調發展，這也是目前各國普遍重視城市化，城市化進程得到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并不是說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就實現了城市化，就可以拉動經濟增長。山東省2004年城市化率為43.5%，根據階段劃分理論，處在加速發展階段。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過程中，農村人口大量涌進城市，造成城市就業壓力增大，住房緊張，甚至帶來了影響社會穩定等問題，如何消化這些進入城市的人口，使之真正城市化，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城市化不單是指城市數量、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的增加等量化指標，它還應包括生活方式、生活質量及價值觀的改變等各個方面。因此，要深刻認識到，城市化不僅僅是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如果后繼問題解決不好，給城市帶來負面效應有可能大于正面效應，甚至出現與城市化初衷不同的結果，使得城市“農村化”，即由于農村人口的轉移進入城市，城市人均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拉丁美洲、亞洲、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掀起了城市化的，人口大量地從農村涌向城市，城市化超越了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由此造成城市貧民區人口的急劇增加以及就業、交通、環境、治安等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在城市化過程中，需要加強城市化建設，以及相應的制度建設，達到系統的協調發展，以城市化帶動、促進經濟發展。
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歷史過程，與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和趨勢，我們要科學地探索其內在的客觀規律，并按照客觀的規律，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真正實現城市發展、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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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經濟范文6
關鍵詞：城市化 城市經濟增長 分布特征 分布流動性
城市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綜述
國內外關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研究表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緊密聯系，且具有正相關關系。國內學者周一星，對此進行驗證，發現城市化與經濟增長存在十分明顯的對數關系。Henderson（2000）進一步計算出以人均GDP對數變量為代表的經濟增長與城市化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5。奧沙利文（2000）認為地區的比較優勢使地區間貿易變得有利可圖，所以地區間貿易促進了市場城市的發展,由此而產生的產業群聚性促進了大城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認為城市化具有積聚效應和成本上升作用，其積聚效應對工業和服務業競爭力產生正向效應，其工資成本效應對工業和服務業競爭力產生負向效應，住房成本對服務業競爭力產生負向效應。其影響的大小取決于城市化的模式。陸銘，陳釗（2004）對城市化以及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兩方面對經濟增長中的城鄉收入差距進行了研究。晏維龍、韓耀和楊益民（2004）從商品流通視角考察了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作用，他們認為城市的發展促使了簡單商品流通向發達商品流通的發展，而城市化水平的差異是造成流通水平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上述對城市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中均以全球城市為樣本，忽略了中國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特殊性。其次，上述研究方法采用時間序列和橫截面數據，本文采用Markov隨機理論進行研究從兩方面進行綜合考慮加以研究。
中國城市化與經濟增長關系及其特征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中國城市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對象選定為48個市轄區。其選取標準為：29個省會城市（未包括?？诤屠_）、4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10個沿海開放城市（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湛江、北海）、3個沿江城市（岳陽、九江、蕪湖）和2個重點城市（蘇州、無錫），總計48個樣本城市。
中國城市化轉變時期劃分依據采用錢納里在《工業化與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一書中關于結構轉變過程的時期劃分標準。由于給出的標準為1964年和1970年人均美元，本文通過美國CPI-W數據進行換算，以上一年基準年，其換算因子分別為2.5（1982），1.27（1989），1.18（1994），1.7（1999），1.9（2004）和2.1（2008），在此基礎上，通過人民幣匯率12各月中間價的平均值為標準進行換算，1989年，1994年，1999年，2004年和2008年的換算因子分別為3.7651、8.6742、8.2785、8.2769和7.0639。
通過對48個樣本城市的市轄區1988-2008人均收入進行匯總。將人均收入時間序列分為1989-1998（其中缺失1992年數據，根據經濟發展趨勢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第一階段的人均GDP），1994-2003， 1999-2004年期間。通過幾何平均值計算得出，前三個階段人均收入分別接近1994年，1999年和2004年數據。此外，假設第四個階段為2004-2013年期間，其平均值為2008年數據。用四個時間段的平均人均收入來代表48樣本城市二十年的時間段的城市化與經濟增長關系及其特征。
（二）中國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分布特征
中國城市經濟增長分布于不同城市化時期，同時，呈現出低位穩定型、低位波動型、中間穩定型、中間波動型、中間持續型、高穩定型、高位波動型和高位持續型等八類總體特征十二類具體變遷特征，具體如表1所示。其次，觀察到處于高位的城市化類型無論是穩定型、波動型還是持續型，除珠海市以外，全部市轄區年末非農業人口都是100萬以上的城市。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通過進一步人口城市化擴張和經濟城市化的調整，可以推動中國城市經濟持續發展。在城市結構轉變時期及其特征分析基礎上，本文將描繪多城市變遷軌跡，目的是為了模擬中國整體城市結構轉變軌跡，即平均或標準的變遷軌跡。由上述可知，1988-2008年中國城市結構變遷經歷了五個時期，呈現出低穩定型、低位波動型、中間穩定型、中間波動型、中間持續型、高穩定型、高位波動型和高位持續型八類特征（見表2）。依此描繪出了48個樣本城市的城市化變遷軌跡，其中數據為各個地級市的十年均值點（見圖1）。
通過圖1進一步進行時間序列擬合，城市化進程中多城市經濟增長分布呈現出二次多項式特征。其型式如下：
（1）
中國城市化的經濟增長分布流動性
本文采用Markov轉換概率矩陣來說明。將人均市轄區GDP視為離散的馬爾科夫過程，將各市轄區經濟水平離散化為k種類型，然后計算各類市轄區的概率分布及時期變化，得到近似逼近市轄區經濟水平演變整個過程的轉移概率矩陣，通常用Mt(k×k)表示，其中的元素Pij(=nij／ni)表示初始年份屬于類型i的市轄區在s年后轉移到j類型的一步轉移概率。其中nij表示在整個考察期內，由初始年份屬于i類型的市轄區在s年后轉移為j類型的市轄區數量之和，ni表示所有年份中屬于類型i的市轄區數量之和。根據整個考察時期1989-2008年期間的中國城市（市轄區）經濟結構轉變的分布狀況，從分布動態的穩定性及樣本數量角度考慮，選取的考察年份為1989年、1994年、1999年、2004年和2008年。按照錢納里結構轉變時期，將各市轄區經濟水平離散化為5種類型，人均GDP小于城市化一期收入水平為類型1，以此類推?；隈R爾科夫鏈分析方法得到描述中國城市經濟結構轉變動態分布的轉移概率矩陣，如表3所示。
對角線上的元素表示在整個時間間隔的考察期內經濟類型沒有發生變化的概率，非對角線上的元素表示在考察期的經濟類型之間發生的轉移的概率?？疾鞎r期內，處于城市化一期類型的概率為0.38，向城市化二期水平轉移的概率為0.62。這說明中國城市化一期的市轄區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經濟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從轉換概率矩陣的整體來看，分析發現，城市化三期是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的轉折點。在這之前，對角線上的元素小于非對角線上的元素，說明城市化發展的穩定性不是很強；在這之后，對角線上的元素明顯大于非對角線上的元素，說明中國城市經濟發展進入高穩定期，向更高城市化時期的結構轉變比較困難，尤其是處于城市化五期的市轄區。此外，在城市化二期和城市化五期分別發生了向下轉移的概率。并且，城市化結構轉變時期越高，向下轉移的概率也越高。
結論
目前區域城市化進程中的經濟增長方式與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種種矛盾與脅迫作用。未來區域城市化發展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資源要素短缺的限制。城市化既可能是無可比擬的未來之光明前景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災難之兇兆。所以，未來會怎樣就取決于今天的所作所為。這種情況對于處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正面臨著日益艱難的選擇。通過本文研究表明，由于城市資源稟賦、社會、文化、歷史等也存在異質性，中國不同城市化階段，經濟發展水平非均衡性，產業結構的差異化，致使我國不同城市或地區不適合采用完全統一的城市化轉型選擇。對于處于城市化第三階段的城市而言，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由此應該提高資源利用率來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對于城市化四期的以固定資產投資需求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應該提高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來完善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對于城市化五期的國內外比較優勢，尤其國際貿易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應該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和迂回生產鏈條來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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