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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范文1
關鍵詞：學為主導；學案設計；學什么；怎么學；如何評價
一、基于學標“四步走”明確學習目標：告訴學生學什么
“學為主導”始于學有目標。學習目標，是學生學習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貫穿學習活動的一條主線，是課堂學習的“核心”。實施以“學為主導”的學案設計，首要的是告訴學生學什么，這就要求教師具體準確、科學可行地敘寫學習目標。在《哲學的基本問題》（《思想政治》必修四，2013年4月4版）的教學設計中，筆者以“四步走”來完成學習目標敘寫：
第一步：依據《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確定學習方向。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對《哲學的基本問題》框題的內容標準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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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2004年3月第1版，第21頁）
顯然，課程標準對本框內容目標的規定具有方向性，是教學的總任務和總目標，但因表述過于籠統和含糊，因而可操作性不強，需要進一步具體化。
第二步：依據學標定位學習具體目標。學標對本框三維目標的具體表述如下：
必修四1．2．1 解釋哲學的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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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高中思想政治學業質量評價標準》，2012年6月第1版）
很明顯，學標以課程標準為基礎，對課程標準的內容目標進行了目標分析，分解出知識、能力、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維度目標。知識目標敘寫層次分明，分別從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什么”和“為什么”兩個層次明確學習認知目標，而情感態度價值觀敘寫則是從“怎么樣”的角度提出學習認知目標，能力目標的敘寫用了“動賓”結構，清晰明了表達了學習能力的要求。三維目標的敘寫相輔相成，三面一體，內在統一，具備具體地指導教學實踐的
功能。
第三步：依據《布盧姆教育目標分類學》認知過程維度的類別，選擇更精準的“動詞”來精確定位學習能力目標。學習目標要讓學生“一見便知”，方可有的放矢，增強學習的信心，提高自主學習的有效性?！恫急R姆教育目標分類學》認知過程維度可為我們敘寫學習目標提供更多的選擇和嚴謹規范的表述。
第四步：基于“生情與學情”，敘寫“個性化”的學習目標。課標與學標的目標要求都是面向大眾學生，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但每位教師面對的“生情與學情”都具有特殊性，因此需要在依據學標的基礎上，結合特殊的“生情與學情”敘寫“個性化”的學習目標，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學生自主學習的隨意性，從而保證“學為主導”課堂的有效性。以下是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學案的目標敘寫：
學習目標 （明確目標，心中有數）
目標1．在積極參與學習討論后，能說出哲學的基本問題。
目標2．能運用哲學的基本問題所包含的兩方面內容，評論哲學家的觀點。
目標3．能結合個人生活與實踐及哲學發展歷程，說明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的原因。
目標4．能依據哲學的基本問題，嘗試制訂（設計）適合自己的學習計劃。
以上學習目標的敘寫，筆者結合學標進行了“個性化”處理：
首先，學習目標的敘寫并沒有“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這是因為“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的評價方式，主要根據學生在學習過程的表現情況來進行質性評價，是學習的過程性評價，不是學習的具體對象，不需要直接呈現給學生。
其次，為了使學習目標具有完整性，增加了“學習目標4．這是基于學標對學習與能力目標的表現是從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什么”和“為什么”兩個維度來表征的，缺少了“怎么樣”的維度。增加“學習目標4”可以彌補這一不足，而且可以引導學生“學以致用”，有利于更好地達成情感、態度、價值觀“在生活和實踐中自覺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的目標要求。
再次，把知識目標與能力目標有機結合起來敘寫，使學習目標“問題化”。如“目標2：能運用哲學的基本問題所包含的兩方面內容，評論哲學家的觀點?！眴栴}化的學習目標具有更強的指向性和操作性，可測評，更加符合本校學生的認知水平，也符合常見的命題思路，可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內在要求，提高自主學習的效能。
總之，基于學標“四步走”敘寫學習目標，在教學實踐中可大大提高目標敘寫的速度、準度和效度，明確告訴學生學什么，這是實施“學為主導”課堂的前提條件。
二、基于學標確定學習路徑：告訴學生怎么學
學習目標確定后，學生通過怎么樣的路徑才能實現目標，這是“學為主導”學案設計的中心環節。這一環節的有效設計，主要處理好了三個關鍵點：素材的選擇、有效的設問、科學的方法。
1.基于學標的素材選擇――激活學生求知的“興奮點”
哲學觀點的抽象性與思辨性對素材的選擇有其特殊的要求，從知識目標看，要蘊含豐富的哲理，可達成知識目標；從能力目標看，對學生的思維有一定挑戰性，要有利于學科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從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目標看，哲學素材貼近學生的空間，貼近學生的時間，貼近學生的情感，能激發學生深厚的學習興趣。
基于“學標”的建議：“從生活實踐中理解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痹凇墩軐W的基本問題》學案設計中，筆者選擇六祖慧能與其“風動與幡動”的佛家經典故事作為情境素材為切入點。選擇這一人物故事是因為，六祖慧能是具有濃重傳奇色彩的廣東本土人士，2010年12月《六祖慧能》被評為嶺南文化十大名片之一，在時空上貼近學生；又因他目不識丁，而能成為中國佛教真正始祖，與代表東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并列為“東方三圣人，如此巨大的反差，能引起學生強烈的好奇心；在此基礎上，引出其有代表性“風動與幡動”的佛家經典故事，能夠激發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激活學生求知的“興奮點”。
2.基于學標的連環追問――點燃學生思維的“火焰”
學標強調“以能力為重”。思維能力是學習能力的核心，哲學課堂尤其要注重學科思維能力的培養。如果說優質的素材，成功激活了學生求知的興奮點。那么蘇格拉底式的追問，則是點燃學生思維的“火焰”的火種。
例如，借助“風動與幡動”的故事進行情節“再生”，引進了蘇格拉底式的追問：
……
老師：……如果是風吹幡動，那么又是誰引起了風動？
學生：氣壓變化。
老師：有的同學說是氣壓變化，又是誰引起了氣壓的變化？
學生：是溫度的變化。
老師：又是誰引起溫度的變化？
學生：太陽輻射。
老師：太陽輻射，無限追問下去，那大家想想，那誰才是世界的第一推動者呢？
……
從“風動與幡動”的自然現象引發一連串的追問，能激發學生強烈的求知欲望，把課堂的氣氛推到一個情緒的，更重要的是把學生的思維從生活帶到哲學的高度，學科思維能力在此過程得到了鍛煉和提升。
（1）由“學生的回答”歸納提升到“哲學派別學說”
對于“誰才是世界的第一推動者？”的追問，每一小組經過熱情討論后，都給出了自己的答案,8個小組的答案分別是：人、能量、氣壓、神、規律、宇宙、理、經典力學。在此基礎上運用歸納法，把學生零散的、樸素的世界觀，上升于系統化、理論化的三種世界觀對接，分別是：之一“上帝第一推動”說，如神、理；之二“仁者心動”說，如經典力學、人的精神；之三“宇宙自我運動”說，如能量、規律。這一歸納，源于學生生活，而又高于學生生活，有助于學生“從生活實踐中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
（2）由“世界本體論”與“（不）可知論”歸納出哲學的基本問題
在學生的思維上升到“世界本體論”階段，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世界的本原是思維還是存在，有不同的回答，那么何種回答是對的，我們可以知道嗎？”學生的回答，可知道或不可知道。然后進一步分析：何為可知，可知即“思維可以反映存在，這就是可知論的觀點”；何為不可知，不可知即“思維不可以反映存在，這就是不可知論的觀點”。至此，再進一步引導學生歸納世界本體論與（不）可知論，都是圍繞什么問題作出的回答，學生可在討論的基礎上歸納出：二者都是在圍繞“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展開的，哲學的基本問題便水落石出，水到渠成了。
三、基于學標的自我評價：我學得怎么樣
“學為主導”，要求以學生自我評價為主，老師的評價為輔。學生的自我評價是檢驗學習效果，診斷學習問題，修正學習方法，端正學習態度，不斷優化學習過程的重要手段，是實施“學為主導”課堂的重要環節。在《哲學的基本問題》的學案設計中，筆者從學生的認知規律、建構主義教學理論及學標的“三維目標”設計的學生自我評價表：
評價與反饋――吾日三省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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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如何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范文2
關鍵詞:是｜有｜本體論｜譯名之爭｜中華思想
無可否認，西方哲學的譯介與研究對中國思想現代化進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即使在中國哲學與馬克思哲學中談論本體論，為了尋根究源，人們總要追溯西方哲學中ontology一詞的涵義、問題與歷史。事實上，西方哲學對本體論討論的影響之深甚至超乎我們的自覺，第一哲學的提法、本體論在第一哲學中的地位，甚至本體論一詞的標準涵義，都是從西方哲學得到規定與解釋的。通過這種解釋，中國思想所關心的“本”、“體”問題也被順理成章地吸納到ontology之下了。
但從西方哲學研究界內部看，對于本體論這樣一個牽涉哲學本身的大問題，其最久遠、最廣泛、最深入的爭論卻是在探討具體的翻譯問題時出現的。有關Being②以及與之有形態關聯的其它詞匯的翻譯已經造成了把好幾代西方哲學研究界頭面人物卷入的漫長辯論。迄今為止，這場爭辯已經引發許多出自不同背景，卻均發人深省的高論，但遠未取得一致意見。③但如果Being一詞的翻譯尚待商榷，那么對源于該詞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會全無可議之處。事實上，關于本體論的任何討論首先應該澄清Being的涵義。這種澄清就是所謂譯名之爭的基本內容。
一、譯名之爭及其引出的問題
關于Being一詞的翻譯，歷來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種翻譯。這些譯名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強調Being的系詞來歷，主張以漢語的“是”予以對譯。另一類則專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一面。漢語的“有”與“存在”(“在”)自然有區別，但這個區別對兩派意見來說都不是第一位的。④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詞派從陳康開始，一直主張“是”的譯法，且不時以一系列論證發起有益的爭論。而存有派很少主動正面闡述自己的意見，且所主張的譯名有變化。就目前狀況而言，大陸流行“存在”的譯名，港臺則多主張以“有”譯之。這顯然與這種背景有關:大陸思想界的經典地位由文獻占據，①而港臺學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國傳統典籍的記憶。
為什么關于這個詞的翻譯總是掛一漏萬、難以統一?扼要地說，基本理由無非兩條:第一，Being一詞的歧義太多;第二，沒有一個象Being那樣常見的漢語字、詞同時具有其所有基本歧義。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第五卷第七、八章里列舉了to on(實是)與ousia(本體、那是著的、是著性)的若干種歧義。前者主要有:謂詞(云謂)或屬性、斷真與潛在-現實。就大體說，即分為“本性之是”與“屬性之是”。后者基本有主詞(基底)與分離獨立(“這個”)兩層涵義。②據語文學的研究，早在巴門尼德時代，希臘詞einai主要具備這樣三種歧義:系詞、表示實存、斷真。③這個說法雖必須加以補充，④其大體則是可以成立的。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哲學家與哲學史家的印證?？偨Y起來看，Being一詞最重要的歧義應當是存有、系詞、斷真(同一性可以歸入系詞結構)三種。其它歧義或多或少地可以追溯其上。而在這三種之中，斷真的功能在形式上可以歸并到系詞-謂詞結構中去，在實義上則又與存有直接相關，那么為簡化討論計，可將Being的基本歧義定為存有、系詞兩種。
有豐富中文經驗、一定中文知識的人都很清楚，中文沒有同一個詞同時具備“存有”、“系詞”兩類涵義。⑤語言史的工作已經表明，古代漢語的系詞出現得相當晚，⑥至少晚于先秦時中國思想的高峰期。甚至在系詞已然出現或接近出現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系詞對當時玄佛問題的提出沒有任何影響。實際上，系詞與中國思想的基本問題之間根本沒有什么正面聯系。倒是系詞的晚出及其在日常用語里的可有可無，從某個側面暗示了中國思想的特點。那么，將Being翻譯為“是”的主張，其代價也許就是對“存有”這層涵義的犧牲。而只有這層涵義而非系詞，才能既提示中國思想固有的最高問題，又引出Being的源始意蘊。
對于將Being翻譯為“存在”、“在”、“有”(姑且籠統地稱為“存有”派)的意見，我們應予以更謹慎的辨析。首先，這個翻譯肯定失去了原詞固有的與系詞的直接聯系。但失去這種聯系是否就意味著這種翻譯全不可取?這要視語境而定。例如對于通過主謂句法結構研究ousia(“是著性”)的亞里士多德而言，“是”就比“存在”更妥當些。但對于力求將Sein從系詞理解中解放出來的海德格爾來說，“是”并不比“存在”更合適(當然這也不意味著，“存在”是最合適的譯名)。更重要的是，對于用漢語思考的人來說，這派翻譯開啟而又遮掩了中國思想的最高問題。說開啟，在于它提示了從“是”以外思考“本體”問題的道路。說遮掩，乃因它基本沒有注意“存在”與“有”的區別，而有把“存在”代替“有”立為思想最高問題的傾向。①在中文中，“有”與“存在”之間有著微妙而重大的區別?！坝小钡暮x更為寬泛，它既可以包含“存在”之義，也表達“存在”一詞所不可能有的“顯現”、“出場”(“在場”)、“持有”(“具有”)等義。例如現代漢語可以說“今晚沒有月亮”，但恐怕沒有誰會說“今晚月亮不存在”(相反“月亮不在”倒也說得通)?，F代漢語的這個情形其實是保留了古代“有”字的初義?！坝小钡摹帮@現”、“到場”義，在字源上與思想上，都是本源性的。這一切揭示了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是派”與“存有派”的意見無法兩全。中文在根本上沒有可能提供對Being一詞的貼切翻譯。譯名之爭的一大功績在于揭示了這個事實。我們的任務是把這個事實解釋為中國思想的根本處境。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這個簡單的事實。陷入譯名之爭的大多數學者，執著地一定要為“Being”一詞找到合適的翻譯并為此不斷爭論。這當然說明他們是不承認這個事實的。也有個別清醒的學者看到了這一點。但在如何看待與解釋這個事實的問題上，他們的看法也有耐人尋味的出入。本文即嘗試就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二、沒有系詞本體論是中國思想的缺陷還是幸事
漢語無法提供對Being一詞的貼切翻譯。對于這個事實，國內學者的評價是有差別的。有的學者很正確地要求反思這個事實，但卻把這點當作缺陷看待。②但也有的學者認為，漢語沒有一個詞兼有系詞與實存的含義，這“也許是幸事”。③這主要是站在分析派邏輯哲學的角度說這番話的。在符號邏輯那里，系詞消失在謂詞函項的結構里，而實存被表示為量詞，實存者即所謂“約束變項的值”。也就是說，漢語是符合理想語言的，用不同的字表示系詞與實存恰恰是“邏各斯精神”的表現。我們基本同意這個判斷:漢語的這個特點“也許是一件幸事”。但具體的根據不必完全相同。本文擬從形而上學基本問題的角度，提出一個理由。這方面的論證，也有學者提出過。④本文的持論則完全基于“是”與“有”的根本差別。我們不認為漢語的這個特點表明“中西學之不可比較”。⑤“也許是幸事”這個判斷正基于某種“比較”。但這種“比較”不是解剖地甚至機械地找出“相同”、“相似”或者“差別”，而是訴諸對基本問題的把握及其展開的時機。也就是說，漢語思想的殊勝是從基本問題、最高問題方面說的，并且是對“現代”說的。
如果漢語思想的基本問題與最高問題與西方哲學或者哲學本身毫無關聯，那么任何“比較”都是不可能的。但哲學的最高問題不就是本體論嗎?本體論不就是研究to onheion(BeingquaBeing)也就是第一ousia(Substance)的問題嗎?正如亞里士多德所云:“Kaidekaitopalaitekainunkaiaeizetoumenonkaiaeiaporoumenon，tito on，toutoestitisheousia.”(“所以從古到今，大家所常質疑問難的主題，就在‘何為實是’亦即‘何為本體’?！?⑥“本體”問題之根源既然在于“是”，在于那“只可能是不可能不是”的真之路。那么其基本問題從來不被“是”所引導的漢語思想之不是哲學，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中西之間不是典型的風馬牛不相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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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所提的這個問題僅僅在亞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學”中是最高問題。如果哲學就等于亞氏“形而上學”，那么“中西比較”云云在實質上只能是無稽之談。但一部西洋哲學史還提供了其它的可能。在亞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圖便將哲人王的最高知識確定為關于“善”的知識，理式(eidos，相、形)“從善得到它們的是(einai)與本是(ousia)”而善卻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超越了本是(ousia)”①柏拉圖的這個洞見，及其在哲學史中留下的隱秘線索，這里就不多談了。我們且來看一下也是將其基本視野保持“在亞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位“近人”:海德格爾。我們關注他有這樣三點理由:首先在所有思考西方哲學最高問題的大師中，只有他基本算我們在現時代的“同代人”;其次他與那條柏拉圖的隱秘線索有些關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二十年中國思想界在西學方面的最大動力來自海德格爾?，F在甚至連對馬克思的解釋都開始籠罩在他的陰影之下。人們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興趣重新討論陳康先生在翻譯柏拉圖時提出的譯名問題，主要緣于海德格爾的刺激。
不錯，海德格爾接過了亞里士多德的那個問題，甚至明確援引亞氏以說明自己。但他恰恰通過對后者的“現象學解釋”②把系詞導致的對Being涵義的預先領悟懸置乃至解構掉了。用海德格爾的語言，這就是說，Sein之系詞涵義所對應的是現成存有領悟。③換言之，命題主詞是對系詞的分有，在這個意義上是存有者或者不如說是者。主詞是在句子結構中得到規定的，而支撐句子結構的無非是聯系動詞。作為命題主詞的存有者之涵義就只能從系詞而非存有上加以領會?！靶味蠈W”追問存有者的根據。無論這根據是“實體”還是“主體”，都被領會為現成的、在流變中常駐永存的、并因而掩藏在現象之后與現象對立的“本體”。這個“本體”不會為謂詞的流轉所動搖。它僅從系詞得到單純的規定，是純粹的“是者”。本體的實質就是主詞。主詞的實質就是“那只能是，不能不是的”。純粹主詞、真正夠的上主詞或者說本體的，只能從“是”而非其它規定。主詞的實質正在于系詞“是”。
要之，“形而上學”在于對Sein的遺忘，這種遺忘正是通過以“是”解Sein完成的。那么，被“是”所遮蔽的Sein之本義何在呢?“是”何以遮蔽了這層本義呢?這種遮蔽是否全然的“錯誤”?如何破除這種遮蔽顯露Sein之本義呢?
扼要地說，海德格爾的運思完成了這樣幾個任務。首先，在《存在與時間》中，他以“存有論只能作為現象學才可能”這一斷言，將Sein與出現、顯現、事情自身的站出等“現象”的原初涵義聯系起來。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他專門批判了整個系詞學說的傳統。④這兩件事原是一體的。所謂現象學的存有論必定批判對Sein的系詞理解。因為這種理解正是“現象”與“本是”(Wesen，一譯本質)、“存有”(Sein)與“顯象”(Schein)對立的根源。所謂系詞理解，就是僅從“S是P”的基本主謂結構中理解“Sein”。由于主詞(個體)或種(形式、相)與偶性在“是”上的邏輯不對稱。⑤這種邏輯不對稱被“形而上學”地理解為“是”(Being)與“變”(Becoming)的對立?，F象是意見，是“是又不是”?，F象是變，而在變中“是而不變”的則是與現象對立的，在現象背后的“本是”?，F象學的最大貢獻就是恢復了現象、流變的原初地位，懸置了其背后的“是者”，乃至從現象出發“構成”那“是者”。可以說，正是現象學才開始消解了從系詞理解Sein的傳統。從這里看，不問語境地將Sein翻譯為“是”，乃是前現象學的舊“形而上學”思路支配的結果?，F象學領悟的Sein，就是“有”。
出于種種原因，后期海德格爾不再把自己的工作歸屬現象學。但他強調Sein顯現、到場的這一點不僅沒有改變，而且得到了印證與發揮。他開始把對Sein涵義的提玄勾沉與哲學史、最終是語言史聯系起來。不僅德國哲學的Sein，希臘哲學的to on、ousia、parousia等均當如是領會。例如他認為parousia最貼切的翻譯是德文的Anwesen heit(在場性，在場這回事而非在場者)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哲學的最大問題，或者西方哲學的命運，是遺忘存有者與存有之間的存有論差異。是以對存有者，或者不如說“是者”的探討(即“形而上學”)遮掩了存有之思。后期海德格爾一直在思索:這種遮掩是何以發生的?對思想的命運來說它又意味著什么?語言史的工作表明，①印歐語言，例如希臘語有明確的動詞、動詞不定式與名詞的分野，這點對存有領悟的影響是實質性的。存有最初只有動詞的涵義。后來逐漸演化出不定式與名詞。對存有的存有者理解、是者理解，就是把存有這回事誤認為在這回事中存有著的存有者。從語言方面看，這就是以不定式乃至名詞替代本源動詞涵義的結果。西方語言的詞類分野是無法撼動的，在這種語言之下的存有之思，只能通過對具有高度名詞(是者)傾向的Sein“做手腳”來發動。這個情形導致晚期海德格爾甚至不再依據Sein，而是依據更為源初的Lichtung或Ereignis來思此前在Sein之下被思的東西。這就從根本上切斷了我們從系詞“是”去把握存有之問的基本脈絡。
如果說，“轉向”之前的海德格爾主要從在場者(存有者)與在場性(存有一般)之間的存有論差異入手。那么，其后他則更溯在場而上，追問An wesen lassen，這早已超越了“是”所標畫的邏輯-形而上學范圍，而進入了“有”之思。海德格爾很清楚，這一思之方向恰恰是背離西方傳統的:
“在西方思想之初，存有(Sein)就被思了，但‘有’本身(Es gibt als solches)并未被思”。②
我們也許可以大膽地說，西方語言是不適合后期海德格爾期望中的存有之思的(雖然這種不適合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但在一種既區別“是”與“有”，又沒有固執名詞形態的語言中，存有論能否得到真切的體認呢?這是西方哲學為中國思想留下的最大機緣。
中國思想的最高問題不可能源于Being，因此不可能屬于以對系詞進行邏輯分析為基礎工作的系詞本體論(即主要從系詞“是”方面理解的ontology，可稱之為“本是論”)。在這方面，翻譯的勝利很可能導致思想的失敗。也許我們能夠通過“合適的”翻譯在中國思想中找到與Being最有聯系的問題。但翻譯永遠是抹消而非展露差別的，那么接下來我們就會順理成章地認為，中國思想的這個問題就是Being的問題，就是本是論的問題。其至尊地位與標準方法一如西方第一哲學處理的本是論。這樣我們就會在根基處全然誤解中國思想的基本問題。這種誤解的代價是中國思想的形存實亡。
說中國思想之最高問題并非源于Being，這并不意味著前者與Being豐富的源始涵義之間毫無聯系。中國譯介、領會西學的最高任務，恰恰在于如其所然地揭示、解釋這種聯系。如海德格爾所言不虛，Being的意義事關西方思想的天命。那么，這個任務同樣也是中國思想的命運所系。
如何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范文3
【關鍵詞】哲學；基本問題；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哲學有著生死相隨的緊密聯系。哲學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哲學，作為徹底的、實踐的、科學的唯物主義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科學的一般性原則。
一、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理論基礎――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認為，勞動實踐是人的本質屬性，也是社會的本質屬性。人在勞動實踐中與自然界和其他人發生相互聯系，形成社會關系，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必要因素。社會科學把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實際上是研究人在勞動實踐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梢姡軐W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哲學的視野中，人的勞動實踐，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和規律的，因而社會科學也存在一般性原則，并且與哲學基本問題的原則一脈相承，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一般性原則體現在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科學立場。恩格斯明確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1]因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所包含的內容就是社會科學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內容。
1.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是精神與物質的本源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水嶺。唯物主義哲學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質，精神是由物質所派生的。在現實社會中，人是以勞動實踐區別于動物而顯示其社會存在的，人類社會存在的各種現象，從根本上說，都是人的勞動實踐產生的。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這一觀點：第一，生產力水平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基本狀態；第二，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第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的主體。哲學的基本立場為社會科學樹立了第一個科學的一般性原則，即唯物主義原則。
2.社會科學研究的辯證性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狀態以及用什么樣的思維方法來把握世界。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和發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靜止的，而是與其他事物相互聯系的，并且不斷運動變化的。在哲學中，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是統一的。雖然物質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質派生，但是精神反過來也會影響物質，人們的社會意識也會對社會存在起著巨大的反作用。這一基本問題反映在在社會歷史中就具體體現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就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反之，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為社會科學研究樹立了第二條基本原則，即辯證性原則。
3.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實踐是哲學的基礎。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時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2]哲學發現，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生產實踐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又是人與人之間互換活動的過程，同時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和觀念的變換過程。[3]哲學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實際上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可以說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實踐性。運用哲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訣就是必須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哲學的實踐特性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第三條一般性原則，即實踐性原則。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是唯物主義原則與辯證性原則統一的基礎。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強調物質對于人的意識的決定性作用、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辯證性原則強調社會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而實踐性原則貫穿于前兩種原則之中，成為這兩種原則融合統一的基礎。物質與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人民群眾與社會歷史，都是因為人的勞動實踐而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因為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就是勞動實踐，沒有人的社會存在就沒有社會的存在，也就沒有社會科學這個概念。因此，離開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都將不存在；有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具有統一性，統一于人的勞動實踐。
二、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方法論基礎――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發展觀
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是哲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具體說來，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主要受到的世界觀、整體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指導。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即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根本看法，歷史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觀不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社會科學進行研究的科學方法，而社會歷史觀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有以正確的世界觀作為選擇方法的指導思想，才能堅持唯物論、排除主觀先驗論；才能從特殊中把握普遍性、從復雜現象中把握本質規律；才能堅持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辯證統一。整體觀是指從全局考慮問題的觀念。作為整體的客觀事物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的結構體系，包含著物質多樣性、豐富性。因此，作為反映這一整體性的人的觀念有整體與局部、整體與層次、整體與系統、整體與個別、全面與片面等哲學范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只能以整體之中的某一局部、某個層次或系統中的某個方面作為研究對象，但社會科學研究同時遵循著整體性原則。發展觀是指物質世界的一切事物、現象及其在思維中的反映，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舊質到新質的有規律的運動和變化過程。發展觀是科學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它是世界觀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統一。的世界觀，包括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為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遵循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指導和運用這些原理時的基本規范，實際上就從方法論上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的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如何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范文4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靶姓顒拥钠毡楸举|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2]薄貴利.中國行政學：問題、挑戰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3]顏佳華.行政哲學論[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如何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范文5
一、巧用成語典故，激趣促思導之以行
我國古代成語典故豐富多彩、生動有趣、通俗易懂，蘊含著深刻的哲理，閃爍著哲學思想的光芒，給人以啟迪和教益。在教學中巧用成語典故不僅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活躍課堂氣氛，而且能促使學生思維方法、能力的提升，引導學生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高教學效果，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培養學生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在學習《意識的作用》一框時，引用了“畫餅充饑”“掩耳盜鈴”“望梅止渴”來說明意識雖然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但是不能夸大意識的能動作用，意識依賴于物質，物質決定意識的道理。引用“按圖索驥”“鄭人買履”來說明一個人做事情、想問題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道理，而不能違背一切從實際出發。在學習《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時，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紙上談兵”“胸有成竹”等成語說明實踐是認識的基礎的道理。通過在教學中引用成語典故，既能增強課堂的感染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又能促進積極思維，從而培養學生發散性思維，發揮學生主體作用。學生經過自主學習思考得出結論，從而使教材中的哲學原理進入自己的思想深處，內化為學生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引導他們正確認識和評價事物，做出正確的行為選擇。
二、引用名言警句，明理釋疑深化主題
我國古代有許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藝術家、軍事家等，他們在社會生活和實踐活動中，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見、富含智慧、發人深省的至理名言。在教學中適當引用名言警句，能說明和揭示哲學概念和原理，既能把深奧的道理說得淺顯易懂，又能把抽象的東西變得具體形象；既有利于突出重點，又能深化主題。如在學習《哲學的基本問題》時，引用范縝的名言“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導入課題，在課堂上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這里的“形”指的是什么，“神”指的是什么？你認為先有“形”還是先有“神”？“形”和“神”關系如何？“形”和“神”關系問題的實質是什么？范縝的這句名言說明了什么哲學道理？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和討論。通過創設問題情境，啟發學生自主思考得出結論：“形”指的是“肉體”，“神”指的是“精神”；先有“形”后有“神”；肉體存在則精神存在，肉體毀滅（不存在）則精神毀滅（不存在）；“形”和“神”關系問題的實質就是存在和思維的關系問題，也就是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即哲學的基本問題。范縝的這句名言說明存在（物質）決定思維（意識），先有存在（物質）后有思維（意識），就是唯物主義；反之就是唯心主義。思維（意識）和存在（物質）何者是世界的本原、誰決定誰的問題，是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基本派別的唯一標準。這樣，使學生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不斷獲取新的感受、新的體驗，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積極思考，加深了學生對哲學觀點和原理的理解。
三、引用古典詩詞，立疑激趣達成目標
古典詩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在教學中引用古典詩詞，不僅能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且能立疑激趣，有利于教學目標的達成。首先，新課導入時引用，能點擊學生思維的興奮點，激起學生強烈的求知欲望，把他們帶入情境，使他們精神振奮、興趣盎然地去探求新知。如學習《認識運動把握規律》時，我用多媒體播放自制的幻燈片“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這些詩句分別體現了什么哲理？通過這樣導入新課，不僅能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提高教學效率。其次，《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確立了思想政治課教學的三維目標是知識目標、能力目標、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在教學中引用古典詩詞，有利于三維目標的達成和實現。（1）在講授新課中引用古典詩詞，有利于學生理解和掌握哲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由于哲學原理比較抽象，而詩詞具有形象、生動、具體的特征，在教學過程中通過引用這些古典詩詞，能使學生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從而激發了學生的求知欲望，使課堂教學變被動為主動。如在學習《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時，引用“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向學生發問，這些詩句體現了什么哲理？通過分析學生明白這些詩句體現了實踐是認識的來源。（2）新課中引用古典詩詞，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分析、歸納、理解、自主探究能力。如學習《堅持整體與部分的統一》時引用“國興則家昌，國破則家亡”，讓學生自主探究得出結論：整體居于主導地位，整體統率著部分，整體影響部分；部分離不開整體等哲學原理，從而培養學生理解能力、歸納能力、分析問題的能力。（3）在新授課中引用古典詩詞，有利于培養學生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古典詩詞是文人情感的抒發和價值觀的體現，從我國古典詩詞寶庫中不難搜尋出給予我們正能量的經典詩詞。如在學習《價值的創造與實現》時引用岳飛的《滿江紅》，陸游的《示兒》，文天祥的《過零丁洋》等詩句來說明一個人要有堅定不移的決心和愛國精神，從詩中體味人生價值的實現。
如何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范文6
關鍵詞:哲學;創新;實現;原則
完善自我、發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學的辯證本性和實踐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會實踐,傾聽實踐的呼聲,汲取實踐的智慧,接受實踐的檢驗,周而復始,才能不斷開拓創新。哲學研究的根據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唯物辯證法作為現實的哲學,要求對民族、國家和人類前途命運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從純粹概念出發去構建林林總總的哲學體系,不是哲學的出路。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代社會里,是現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代社會發展現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