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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1
[關鍵詞]貨幣政策 利率 CPI 通貨膨脹 宏觀經濟政策
近期,對于央行將要加息的傳聞愈演愈烈,2月份CPI指數2.7%,已高于目前一年期2.25%的貸款利率,預計3月份CPI數據不容樂觀,可能會達到2.6%-3%,部分媒體及經濟學家預言,央行加息迫在眉睫。然而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博敖亞洲論壇上指出“央行的首要責任是保持幣值的穩定,也就是說防止通貨膨脹的發生,防止信貸的過渡擴張”,同時在記者采訪詢問到央行加息的傳聞時用了一個反問句“誰說央行要加息的?”的話來回答記者提問,這是否表明央行近期不會對利率政策進行調整呢?
一般來說,在宏觀經濟調控中,國家會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種手段調節經濟運行,例如現階段國家通過拉動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增長,這就屬于通過宏觀財政政策手段調節。而利率政策則是貨幣政策中最為重要的調控手段。在典型市場經濟國家,利率機制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一條最為重要的路線。作為貨幣政策有效的理論支持者,凱恩斯學派認為正是通過利率這個中間變量的橋梁作用,貨幣政策實現了其對產出的影響。具體說來,貨幣供給增加以后,實際利率下降。對于企業來說,由于資金成本的下降,就會導致投資上升;而對于消費者來說,這可能引起他們在房產和耐用消費品上的投資支出增加。相應的,投資支出的擴張引起產出上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作為貨幣政策傳導中間環節的是實際利率,而不是名義利率,這使得利率傳導機制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名義利率,但是一旦名義利率為零,就無法再降低名義利率?？墒?進一步擴張貨幣卻可以使通貨膨脹預期增加,從而導致實際利率下降。這樣,即使名義利率為零,擴張性貨幣政策仍然可以起到增加產出的目的。
應該來說,近十年以來,央行采用貨幣政策手段來調整經濟發展的行為是比較頻繁及顯著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央行為了克服商業銀行“惜貸”行為,采取了有力措施放松銀根。1998年3月、7月、12月及1999年6月,央行在較短的一年多時間內四次降息,而且在1998與1999年兩年內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998年由13%下調至8 %, 1999年由8%下調至6%。但執行結果如何呢?與實體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貸款二年內平均同比增長11.996, M2平均同比增長14.896,消費物價指數平均下降1.1 %。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圖不甚理想。進入2000年,盡管M2的同比增長率為12.3%,比1999年的14.7%下降2.4個百分點,下降幅度不大,但信貸的同比增長率卻在1999年8.33%的低水平增長基礎上,進一步下降到6.01%的水平。當2001年信貸出現逐步爬升時,央行于2002年年初又宣布第八次降息。盡管如此,從2000-2002年8月約三年內,平均貸款同比增長率仍為11. 2%,比1998-1999年兩年間的平均貸款同比增長率仍低了0.7個百分點。此期間,消費物價指數為0.6%,通貨緊縮的現象并未完全消失?？梢?中國人民銀行1996-2002年7年間,連續八次降息。除了個別年份外,其目的很清楚,就是通過降息適度放松貨幣、信貸的供應。但從執行結果看,除第8次降息外,其他一些年份的貨幣、信貸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了下降,另一些年份的表現則很不規則。
2002年8月開始,貨幣、信貸增速加快,到2003年年中盡管遭受“非典”襲擊,貨幣信貸增長速度仍進一步加快。為此,央行頻繁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意圖予以收縮信貸,但貨幣、信貸的增長勢頭仍不減。迫不得已,央行在2003年8月間宣布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一個百分點。配上窗口指導及其他有力的行政性措施,2003年第四季度貨幣、信貸增長勢頭得到控制。但從全年看,2003年仍為亞洲金融危機后貨幣、信貸的同比增長率最高的年份,而且也出現了多年未見的貸款增長速度高于貨幣增長的現象。2004年初在CPI逐月增加的情況下,4月份央行針對房地產投資進行了信貸適度緊縮,并于10月底小幅度提高存貸款利率各0.27個百分點,05年3月17日再次上調了個人貸款利率,然而收效并未明顯。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執行了從緊的貨幣政策。從當時經濟運行情況和通貨膨脹形勢看,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3%;全球普遍面臨較強的通貨膨脹壓力,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居高不下并屢創新高,我國2008年第一季度CPI漲幅為8%,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持續攀升,8月份達到10.1%的高點。同時考慮美國次貸危機等不確定因素,中國人民銀行加強對通貨膨脹內外部成因的分辨和預測,在2007年六次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
2008年上半年利率政策保持平穩,進入9月份以后,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日益加大,經濟增長快速下滑的風險明顯增大。11月26日,人民銀行宣布從27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1.08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作相應調整。同時,下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等利率。此次存貸款基準利率的下調幅度是近11年來最大的一次。12月23日,人民銀行又下調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各0.27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作相應調整,同時下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等利率。至此,9月份后人民銀行已連續5次降息,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利率降至2.25%,距2002年時的最低水平僅高0.27個百分點;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利率下降到5.31%,達到2002年時的最低水平。
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現階段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通脹時代,貨幣政策應該盡快地收縮,中國過度的經濟刺激政策需要盡早退出,否則在可見的將來,通脹風險更大,通脹率將達到兩位數。然而部分學者表示,3%的CPI指數是溫和的良性的通貨膨脹,短期內不會造成大范圍經濟過熱,物價飆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如果復蘇信號明顯,一些非常規的刺激政策可以逐漸退出,但是,必須確定目前的復蘇不是W型”。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從長期看,任何刺激政策的退出都是必然的,但是在經濟回暖的基礎尚不牢固時貿然退出,不但可能造成前功盡棄,甚至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因此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不宜操之過急”。
因此,筆者認為,現階段不宜馬上收縮貨幣政策實行加息,面對美國及歐盟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零利率的貨幣政策,如果國家提高利率將會影響今年經濟穩定增長8%的宏觀經濟目標,同時對進出口企業的影響較大,造成其他國家地區的熱錢流入套利等風險產生。央行調控貨幣的手段很多,今年一月份央行宣布存款準備金的調整,就是開始逐步啟動“退出”政策。而與準備金率不同,利率的調整是更加劇烈的經濟調控手段,準備金率僅是調整商業銀行的可貸款數量,部分的限制了投放市場的貨幣量,而提高利率則是具有更加強烈的收縮功能,如果貿然使用,可能會對已經復蘇的經濟造成傷害。央行可以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采取溫和的財政政策調控手段,使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更好的與中國經濟發展形勢相匹配,這才是現階段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調整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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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2
[作者簡介]張麗莉（1980-），女，漢族，黑龍江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經濟。一、財政與貨幣政策的一致性
財政與貨幣政策作為最重要的兩大宏觀調控政策，是國家實行需求管理和調節經濟的有力武器，兩者間的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是來源于服務最終目標的一致性。政府宏觀調控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大目標的本質都是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因而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政策手段，其目標指向必定具有一致性。此外，兩大政策的一致性還表現為政策手段的互補性和傳導機制的互動性。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某些領域存在交叉和重疊，如國債與財政存款領域等。在這些領域中，財政貨幣政策互為補充、互為影響：財政收支活動影響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財政政策將資金運動的方向傳遞給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同的融資方式也會對貨幣政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反之，貨幣政策通過信貸等渠道（信貸收入的來源、信貸資金的使用方向等）影響著財政政策?？傊斦c貨幣政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和互動使二者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這在客觀上必然要求兩大政策進行協調配合。
二、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差異性
1兩者調節的側重點存在差異性
宏觀經濟得以正常平穩運行的基礎是社會總供求相對平衡的實現?？偣┣蟮钠胶獍偭科胶夂徒Y構平衡。財政政策更加側重于調節經濟結構平衡，貨幣政策更加側重于調節經濟總量平衡。從財政政策來看，在調控資金流向上相對自由度較高，可以通過收入機制和分配機制，直接調節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和部門結構的各個方面，從而達到優化國家宏觀經濟結構的目的。從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能夠動用多種政策工具調節基礎貨幣量和貨幣乘數，從而決定社會的貨幣供給總量，貨幣供給總量又決定著商品的需求總量，商品的供給總量反過來決定著貨幣的需求總量，由此可見，實現貨幣的均衡實際上也就實現了總供求的總量平衡，因此貨幣政策主要用于調節經濟總量平衡。
2兩者調節的手段存在差異性
一般地，宏觀政策調控手段的選擇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質及其目標決定，即使同一政策在不同階段，其性質和具體目標也不盡相同，因此采取的手段也有所差別。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兩種不同的調控政策，它們在調控手段上存在較大差異。中國財政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財政投資、稅收、預算支出、財政補貼等，貨幣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利率、匯率、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等。
3兩者調節的領域存在差異性
貨幣政策的調節領域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而相比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調節領域更為寬泛，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還涉及社會發展的非經濟領域。具體地說，貨幣政策是通過改變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國民經濟，貨幣供應量的改變主要發生于流通環節，對流通環節的調控主要集中于市場經濟領域，在這一系列的連鎖反饋過程中，貨幣政策要發揮其功能需要商業銀行的配合和傳導，因此受金融系統邊界的制約，由此可見這種政策的調節領域比較有限。財政政策主要發生于國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環節，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變動涉及社會穩定各個方面的實現，特別是在縮小收入差距，推動科教文衛事業的發展等領域，具有貨幣政策無法比擬的優勢。
4兩者調節的作用機制存在差異性
財政政策更關注經濟公平，貨幣政策更體現經濟效率。這是因為，盡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控的都是貨幣資金，但其資金的性質明顯不同。貨幣政策調控的資金為借貸資金，具有明顯的償還性，其資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會使經濟的運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財政政策的貨幣資金較具有無償性。通過資金的無償占有和使用，調節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實現社會的公平。
5兩者調節的時滯存在差異性
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制定時滯較長，而貨幣政策的制定時滯較短。政府制定和修訂財政政策要經過立法機關審議和批準，有一整套極其嚴格的程序，不允許隨意變動年初的財政預算，因此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貨幣政策的制定和修訂由中央銀行決定，中央銀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政策的變動時滯較短。從政策執行角度來看，貨幣政策時滯較長，財政政策時滯較短。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有傳導渠道承載，無論通過利率渠道傳導還是通過信貸渠道傳導，都需要較長的傳導鏈條，因而貨幣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發揮要有較長的時間分布間隔。財政政策一般通過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實施具有某種強制性，其達到的效果也較易在短時間內顯現。
6兩者調節的方式存在差異性
盡管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點，但財政政策能夠由政府直接調節和控制來實現，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別是在調節經濟結構領域，通過財政支出的增減變動和稅率的大小變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資和消費的結構與規模。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的間接性較強。政策的實施不僅需要暢通的傳導路徑為依托，還需要商業銀行的緊密配合，且政策效應的發揮還受到企業管理經營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費意愿等因素的制約。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異性，表明二者之間密切相關，在宏觀調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補充。因此在實踐中，只有根據自身特點將兩者有效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準確地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
三、財政與貨幣政策搭配的理論綜述
1封閉經濟條件下IS-LM模型
IS-LM模型是由John Richard Hicks和Alvin Hansen（1937）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基礎上得出的一個經濟分析模型，用于反映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的條件下，國民收入和利率的關系，該模型廣泛應用于財政與貨幣政策研究。
IS曲線用來描述產品市場均衡，根據封閉經濟國民收入等式：
Y=C+I+G
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下方傾斜的IS曲線。LM曲線用來描述貨幣市場均衡，根據等式M/P=L1（r）+L2（y） 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上方傾斜的LM曲線。IS與LM曲線的交點意味著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業時的均衡，因此需要財政與貨幣政策進行調節，其中財政政策改變IS曲線的位置，貨幣政策改變LM曲線的位置，通過IS和LM曲線位置的變化，實現充分就業下的均衡狀態。
伴隨著IS-LM模型的誕生，經濟學家對它的批評和指責就不絕于耳。例如，模型的創始人JRHicks就公開表達了對該模型的不滿：IS曲線表示的是流量均衡關系，而LM曲線表示的是存量均衡關系。若要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一年中同時達到均衡，則在整個過程中貨幣的供給必須與需求保持相等，這只有在不確定的預期每天都正確的情況下實現，這顯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評指出：IS-LM模型的一個假設是兩種市場的均衡相互獨立，一條曲線的變動不會引起另一條曲線的變動，這種假設不正確，IS和LM應該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盡管各種對IS-LM模型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并沒有因此撼動該模型在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地位。無論是后來的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還是供給學派，其理論都沒有取代正統的IS-LM模型，反而被納入該模型，豐富和拓展了該模型。因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IS-LM模型的巨大價值，是政府分析財政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沖突
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還要實現外部均衡。當一種經濟政策面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時，就會出現內外沖突的問題。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這個問題，稱之為“米德沖突”。他詳細分析了兩國為維持內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間存在的沖突：設定兩個國家A和B，在A國的國內支出上出現了自發緊縮，其結果導致了A、B兩國國民收入的緊縮，并且使國際貿易朝著有利于A國的方向變動。在這種情況下，A國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脹來實現內外均衡。具體地說，就是一方面停止國內的蕭條以實現內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國進口需求的縮減和A國的貿易差額移向順差以實現外部均衡，對A國來說，這不會產生政策沖突問題。但如果A國不這樣做，B國就會面臨嚴重的政策沖突。為了實現內部均衡，B國的國內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脹來制止經濟蕭條，但為了外部均衡，B國又要求國內支出有政策性收縮，以便在A國對B國出口需求縮減的同時，限制B國的進口需求。這就存在尖銳的政策沖突，穩定國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脹會導致國際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國際收支達到均衡的政策性緊縮又會加劇國民收入的下降。
可見，在米德的分析中，內外均衡的矛盾表現為國內總需求緊縮和國際收支逆差之間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運用金融政策一種工具，因此必然導致調控中左支右絀的情況。以上米德的論述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在開放經濟中內外均衡的沖突十分常見和頻繁，單一的金融政策無法解決內外均衡沖突的兩難困境，運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這一思想構筑了政策搭配理論的基石。隨后經濟學家們在此領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沖突理論為依據展開的。
3丁伯根法則
為解決內外均衡的沖突問題，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將政策目標和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數學模型，論證了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要有相互獨立的N種有效的政策工具。這一理論被稱為丁伯根法則。
丁伯根法則可以簡單表述為：假設存在兩個宏觀經濟目標T1、T2，可以使用兩種政策工具I1、I2，政策調控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T1、T2即為最優目標，經濟目標是政策工具的線性函數，則有：
T1=A1?I1+A2?I2
T2=B1?I1+B2?I2
當A1/B1≠A2/B2時，可以求解出達到最優目標水平T1、T2時所需要的I1、I2的水平：
I1=（B2?T1-A2?T2）/（A1?B2-B1?A2）
I2=（A1?T2-B1?T1）/（A1?B2-B1?A2）
這說明，只要政府能夠運用兩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過政策工具的配合達到理想的經濟目標。當A1/B1=A2/B2時，方程組無解，這意味著兩種政策工具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有相同的影響，可以視為一個獨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實現兩個獨立的經濟目標。
丁伯根法則對經濟政策理論具有深遠意義，它的重要貢獻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數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個可擴充性較強的數學模型。該法則還進一步強調了眾多且廣泛的政策搭配是實現經濟內外均衡發展的客觀要求。
4蒙代爾有效市場分類原則
在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的匹配問題上，盡管“丁伯根原理”被廣為認同，但缺乏可操作性?，F實中政府在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內外均衡兩種目標時常常會遇到邏輯上和指導思想上的困難，不能實現政策目標。蒙代爾認為，造成這種困難的原因在于丁伯根原理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視為同等效力的政策工具，但實際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蒙代爾借用兩目標-兩工具模型提出了絕對優勢原則和比較優勢原則，構成了蒙代爾有效市場分類原則的核心內容。該原則的政策決策模型可簡單概括為：
T1=a1?I1+a2?I2
T2=b1?I1+b2?I2
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3
雙向資本流動格局正在形成
在中國加入WTO后，中國資本管制的“寬進嚴出”格局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2002年11月5日， 中國證監會、中國人民銀行《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經過中國證監會批準投資于中國證券市場并取得國家外匯局額度批準的中國境外基金管理機構、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以及其他資產管理機構，可以委托境內商業銀行作為資產托管人，委托境內證券公司辦理在境內的證券交易活動。截至2006年9月，我國已批準了50家海外機構的QFII資格。今年5月23日，中國政府在為期兩天的中美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期間宣布了一系列金融業進一步開放舉措，包括將QFII額度由100億美元提高至300億美元，以及在下半年取消對于外資券商進入內地市場的禁令等等。
2001年“十五”計劃明確提出“走出去” 戰略后，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多種形式的境外經濟合作取得長足進展，QDII（合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制度應運而生：允許符合條件的銀行在一定額度內以購匯形式境內機構和個人投資境外固定收益類產品；允許基金管理公司等證券機構在一定額度內集中境內機構和個人的自由外匯開展境外債券投資；允許符合條件的保險公司在一定比例內購匯投資于境外固定收益類產品和貨幣市場工具。2006年10月，在獲得QDII資格的12家銀行中，中行等9家銀行已獲得QDII額度。至此，過去單向資本流動為主的投資格局將逐步被雙向資本流動的格局取代，資本項目下最深層次開放已經到來。
從外資流入來看，未來外國直接投資仍然占主導地位，這與過去多年來我國引資政策上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為主有關。同時，有價證券和其他資本流入方式將逐步上升。在資本流出方面，貨幣當局對中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會采取更積極的推進方式，而對于有價證券的投資會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但是總體上，資本流出的水平會逐步上升。截至2006年8月底，已有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8家商業銀行獲中國銀監會批準代客境外理財業務資格，其中7家銀行已獲得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的98億美元投資購匯額度。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保險（集團）公司等4家保險公司獲準以自有外匯進行境外證券投資。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和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保險公司獲準購匯進行境外投資。
從資本流出入的進展來看，目前雙向資本流動格局的發展態勢是我國漸進有序開放資本項目的結果，標志著我國的金融開放到了新階段。
雙向資本流動格局的經濟影響
雙向資本流動格局的逐步形成，表明我國資本項目管理框架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對人民幣可兌換、金融市場發展、金融監管、國際收支、貨幣政策都將帶來較大的影響。
QFII 和QDII突破了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不可兌換的限制，在現有法規和政策約束條件下，實現有限度的資本流動，其目的是滿足內地資產和投資市場的需要。投資市場的開放對貨幣的可兌換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幣可兌換進程加快，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將增加，交易的規模將擴大，新的交易模式和交易工具將會出現。
雙向資本流動格局的形成，使國內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連接起來。資本管制的“屏障作用”就被削弱了，外部經濟對中國沖擊的渠道也發生了變化，由通過貿易渠道和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渠道變為資本市場的沖擊。隨著國內金融市場和國外金融市場關聯度的提高，資本市場可能遭受的沖擊就會更大。
在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情況下，有序放開資本的流出可以一定程度上舒緩國際收支失衡的壓力。在資本流入為主導的格局下，由FDI（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和貿易順差積累的外匯儲備資產成為中國整體經濟持有海外資產的主渠道。從持有儲備機會成本的角度考慮，高額的儲備是不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是國際收支失衡的集中體現。在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官方和私人都持有大量外匯的情況下，繼續推進“走出去”戰略，穩步實施QDII戰略，放寬居民對外投資的限制，可以部分地舒緩國際收支失衡的壓力。
金融全球化尤其是雙向資本流動規模的擴大，將增加一國利用貨幣政策實現國內經濟目標的難度。在開放型經濟的條件下，獨立的貨幣政策會受到跨境資本的流動性和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目前，我國內部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流動性過剩和投資率居高不下。因此，短期內，防止經濟過熱，降低投資增長速度，要求我國必須實行緊縮的政策。但是，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針對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外匯供給的迅速增長，中國貨幣當局必須干預外匯市場，結果造成外匯儲備的增加，基礎貨幣的大規模投放，市場上的流動性大幅增加。為了沖銷過多的流動性，中央銀行采取發行央行票據的辦法，商業銀行要不斷購買票據。由于央行票據的收益率相對較低，則銀行的收益率就會受到影響，銀行經營的穩健性受到沖擊。這種情況就是中國遇到的“三難選擇”。國內經濟的升溫鼓勵了國際資本的進一步流入，尤其是非FDI形式的資本流入。為了給國內的經濟降溫，央行可以采用提高利率的辦法，但是在資本流動不斷開放的情況下，中美利差的縮小可能將進一步地吸引外資的流入，結果提高利率的政策失效。因此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中國必須要使中美的利率差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這樣獨立的利率政策就會受到很大的約束，而且將增大本外幣政策協調的難度，影響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
雙向資本流動格局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
國際資本流動有助于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國際資本的不規則流動又往往成為金融危機的根源。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實踐都證明了，恰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避免危機的發生，使一國從金融開放中獲益。
在嚴格資本管制的體制下，人民幣匯率是比較穩定的，匯率在調節資本流動方面并沒有發揮杠桿作用，外國資本與國內資本的經營也是在無匯率風險的情況下運作的。但是，在雙向資本流動格局下，如果繼續維持匯率的超穩定，將使國內的貨幣政策的執行喪失獨立性。因此，雙向資本流動格局的逐步形成首先要求人民幣匯率要逐步走向浮動。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化應該成為資本賬戶開放加速的前提，二者不能本末倒置。
目前人民幣匯率對美元仍然處于升值的態勢，這成為大量非FDI資本流入國內資本市場的重要原因。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幅度的限制，會使新匯率形成機制在促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彈性化方面打折扣，匯率對于雙向資本流動調節的功能也受到了限制。因此，針對新匯率制度下美元對人民幣的較小波動區間，人民幣匯率管理的下一步就是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擴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的幅度。
長期以來，中央銀行較多地采用信貸控制和利率限制等直接貨幣政策工具來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目前這種政策工具的局限性越來越突出，成為導致資源錯配的重要原因。在資本雙向流動格局形成的趨勢下，轉向間接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成為必然，放松利率管制是提高貨幣政策效果的關鍵。利率水平將是引導資本在國際間有序流動、實現資本市場均衡的重要杠桿，提高利率的市場化水平，將成為保證開放條件下中國金融市場安全的關鍵。因此，從制度上，我國可以考慮取消貸款下限和存款上限的同時放寬各類利率的浮動范圍，制定出符合我國國情的基礎利率指標，更好引導資金流動，幫助銀行合理定價。
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4
【關鍵詞】通脹 貨幣政策 未來走勢
2010年來，為截止通貨膨脹預期，我國央行連續5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12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凍結過多的流動性資金，存貸利差已達到3%的較高水平，而大中型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達到了21.5%的歷史高點，然后物價上升勢頭仍似乎沒有得到緩解。本輪通脹是在我國經濟結構面臨大調整，內需相對不足，同時國際初級產品供給也發生變動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因此具有復雜性。針對目前的通貨膨脹，不同層面的專家學者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通脹主要成因是貨幣因素為主，非貨幣因素為輔的貨幣與非貨幣市場“雙失衡”。貨幣超發為主導，內需增長等非貨幣要素推波助瀾。第二種觀點認為通脹主因是公眾預期的變化。理由是我國擴大內需政策引致了公眾對所有商品包括資產在內的價格攀升的預期，這種預期對通脹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短期內甚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第三種觀點認為其他非貨幣的要素才是引發通脹的主要原因。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消費支出、政府支出、投資支出以及外資擴張等需求沖擊，勞動生產率或部門差異導致的結構性沖擊，因原材料、大宗商品價格變動引發的外源性成本沖擊，因國內工資水平變動等原因引發的供給沖擊都有可能是引發通脹的主要原因。單純通過貨幣、預期以及其他非貨幣要素中的一個方面來分析通貨膨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困境
由于我國當前量化性的貨幣工具對通脹的調控空間和效果都已經收窄的現狀，經濟增長與抑制通脹之間的矛盾開始變得尖銳。面對目前的通脹形勢，貨幣政策實現其目標面臨著多方面的約束，從而加劇了反通脹的困難程度。
（一）宏觀經濟的失衡困擾了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
目前經濟滯脹的壓力對貨幣政策反通脹的目標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因為反通脹的政策強弱會對就業目標產生很大的影響。現階段內需不足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克服，從投資需求來說，政府投資占多數，而且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這對經濟增長與帶動就業的效果并沒有持續性。中小企業的發展滯后，并且受到很多限制。就消費需求而言，收入差距懸殊導致了消費需求結構扭曲，也限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可能，居民消費傾向下降，也進一步虛弱了消費需求的增加。出口的增長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由于市場經濟體系不完整，競爭不充分，資金融通受到阻礙，企業資金運用效率低，這些都加大了反通脹的難度，制約了反通脹政策的力度。
（二）通貨膨脹壓力成因的特殊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現階段的通貨膨脹具有需求拉上與成本推進共同作用、外部輸入性、明顯的需求拉上的滯后性三大特征。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加息、上調準備金率對于需求拉升的通脹能夠起到明顯的作用，但是對于成本推動的通脹卻沒有很大的幫助，甚至緊縮產生的供給效應還會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反而會進一步增大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外貿依存度已達較高水平的情況下，來自于國際社會的通脹壓力會對我國經濟造成越來越大的影響，而對于輸入性的通脹壓力，國內的貨幣政策表現出來的作用是被動的而且也是有限的。由于現期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時滯，所以對前期的通脹需求壓力限制是有限的。由于這些復雜的成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三）貨幣政策的約束條件的特殊性抑制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當前“松緊結合”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反方向組合方式，削弱了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應?？v觀此輪金融危機前后及抗擊金融危機過程中，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方式的一個特點就是，財政政策始終是擴張性的，只是擴張的力度有所變化而已。貨幣政策則有所不同，在2003年，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貨幣政策開始調整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即反方向的緊縮性政策。到了2008年下半年，貨幣政策才做出方向性逆轉，由從緊的政策轉向“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在2010年貨幣政策方向又重新回到從緊的狀態。目前的政策組合實際上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在面對經濟滯脹的情況下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也有可能導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相互間的效應抵消。我國目前的財政模式是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相配套的，這樣一來就支持了貨幣擴張，抵消了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
（四）國際收支失衡影響了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
現階段我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進而對貨幣市場的供求關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此阻礙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應。隨著全球經濟復蘇的可能性加大，我國出口需求的擴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同時內需不足的問題又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樣就使得我國國際貿易順差的增加變得具有客觀性。同時，由于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提高進而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樣，大量的QFII以及國際熱錢會流入國內，因此，在貿易順差加大同人民幣升值預期提高的雙重壓力之下，外匯占款將進一步擴大并成為基礎貨幣增加的主要推動因素，這將直接抵消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果。因此要加強外匯管理，增加央行票據對沖外匯占款量，增加短期的基本流入成本。
貨幣政策在以上幾個方面遇到的種種困境，導致了在抗擊通脹的過程中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我們應該正確認識目前的困難，提高針對性，增加有效性，協調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緩解經濟失衡的問題。
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5
1．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問題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誘因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本位制下的世界經濟形成了國際貿易失衡和國際資本流動失衡的“恐怖雙失衡”模式，一方面，這種失衡難以解決并對國家造成巨大傷害;另一方面，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斷加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巴塞爾委員會等國際組織和世界主要國家監管部門開始反思以往微觀審慎監管的漏洞，著力構建并推進宏觀審慎管理以預防系統性風險，這一領域已經成為國內外決策界和理論界最為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從宏觀經濟政策層面給出解釋，其中貨幣政策風險承擔理論闡述了宏觀經濟調整通過影響資產價格、融資成本等因素，進而影響金融機構的風險識別、定價、承擔，又進一步作用于金融機構的負債和資產管理決策，最終影響總產出和金融穩定?？梢姡泿耪唢L險承擔理論著重從21世紀以來美國以促進經濟增長為目標而持續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信貸過度擴張、資產價格泡沫不斷積累、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爆發等背景出發，論證了金融穩定目標下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之間協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②。由此可見，貨幣政策調整如果無法準確估算微觀主體的風險承擔水平，可能會成為經濟劇烈波動的誘因。將視角轉向中國，據統計2013年末我國M2余額達到110．65萬億元，M2/GDP接近200%，是l990年的2倍還多，寬松是中國貨幣政策的主基調，經過微觀傳導的“黑匣子”，中國貨幣政策效應如何精準掌控，已經成為貨幣政策制定者最為關心的話題。
2．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問題是中國維護金融穩定的關鍵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使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問題備受關注。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強，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控無疑面臨更加復雜的形勢，也面臨更加多元的維護金融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多重目標。中國貨幣政策的目標為“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從金融穩定的視角看，貨幣政策被寄予了過多刺激經濟增長的重任，但由貨幣政策引發的各類風險并未受到足夠重視。以美國次級債務危機為分割點，中國為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而采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加以應對，從短期看，2008～2011年中國經濟雖然維持了高速增長，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為2012年以來的大幅下滑埋下伏筆，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滑入8%以下區間。與此同時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以房地產等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破裂風險，都與貨幣政策緊密關聯。除此之外，從中國主動融入國際經濟大格局、維護本國基本經濟利益的視角出發，主動并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從“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格局演變是中國合理的利益訴求，而宏觀層面以利率和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資本賬戶開放等為核心的改革，以及微觀層面以國有企業改革、資本市場改革、金融機構改革等為核心的改革，正是中國謀求與經濟總量相匹配的國際經濟秩序話語權的必經途徑。這些改革藍圖都需要貨幣政策框架和立場的精準配合，重視微觀主體風險承擔問題是維護中國金融穩定的基礎條件。
3．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問題是中國貨幣政策框架重構的核心要件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三期”疊加，使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階段或多或少與貨幣政策的劇烈調整和微觀主體的風險承擔有關。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資產價格泡沫，另一方面，強制結匯制度、美日量化寬松、通貨膨脹國際傳導等因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這無疑與中國現行貨幣政策框架有直接的關系，以貨幣供應量為主要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面臨挑戰，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的路徑尚未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資本賬戶開放等，無疑需要貨幣政策框架和思路調整與之嚴密匹配。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先后實施多輪非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一方面，發達國家的匯率強權給中國造成巨大損失，造成全球流動性泛濫，助推中國國內資產價格泡沫化，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改變可能引發國際資本大量流出或流入中國，為金融系統性風險埋下巨大隱患;另一方面，中國外匯儲備余額已經在4萬億美元大關徘徊，外匯占款正在更大比重上影響基礎貨幣和派生貨幣，不斷累積的外匯儲備嚴重干擾了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三元悖論”的約束條件下，如何在匯率制度、國際資本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做出權衡，如何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維護金融穩定，已成為中國貨幣政策需要解決的重大基礎性問題。由上可見，“形勢極為緊迫、任務無比繁重、目標更加多元”是后金融危機時代和經濟新常態階段中國貨幣政策框架所涉及多方面問題的真實寫照，中國貨幣政策框架的重構需要考慮微觀主體的風險承擔問題。基于上述分析，從商業銀行、影子銀行、企業等微觀主體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角度進行研究，并擴展到經濟開放視角，是對當前及今后漸進式參與建設國際經濟新秩序、中國貨幣政策立場取向等宏觀政策調整問題的有效回應，既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又具有明顯的實踐價值。
二、開放經濟下貨幣政策風險承擔的微觀基礎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效應問題的核心在于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它對維護價格穩定、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極其重要。商業銀行、影子銀行、企業、家庭、地方政府是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微觀主體，它們受貨幣政策影響而調整其經濟行為，這種調整決策未必理性。長期來看，貨幣政策與微觀主體風險承擔之間存在著負向關系，即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強微觀主體的風險承擔意愿，緊縮的貨幣政策則降低微觀主體的風險承擔意愿。可見，風險承擔問題直接影響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導致宏觀經濟泡沫化，緊縮貨幣政策可能加速宏觀經濟衰退。以下是商業銀行、影子銀行和企業的風險承擔機制的具體內容。
1．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機制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機制之間具有負向和正向兩類關系，其中負相關系占主導地位。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機制包括:追求收益機制，寬松貨幣政策會導致名義利率下降，國債等資產的一系列無風險債券收益率下降，而銀行負債的收益目標往往具有價格粘性，難以向下調整，而負債管理壓力會迫使金融機構選擇風險較高的資產，降低無風險和低風險的資產配置比重，從而間接提高銀行自身資產配置的結構性風險。杠桿調整機制，金融機構有固定的(如商業銀行)或順周期的(如投資銀行)杠桿比率目標，當這些金融機構的資產組合或利潤遭受沖擊時，金融機構主要通過改變資產配置加以應對，而不是分配紅利或增加資本金，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銀行利潤增加或資本充足率提高，銀行往往會選擇擴大資產規模，原本無法獲得信貸資金的企業將獲得貸款(主要是高風險業務)，可見，杠桿機制使得金融機構忽視資產組合質量而盲目擴大資產規模。道德風險機制，經濟下滑時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上升，在無預期情況下金融機構主要通過優化資產配置和縮小杠桿水平加以應對;然而，一旦金融機構預期央行將實施寬松貨幣政策時，金融機構認為經濟形勢將會好轉，信貸風險惡化只是暫時的，為彌補暫時性損失、保證中長期收益，反而會擴大高風險資產持有數量①;另外，導致金融機構逆勢配置資產、道德風險加大的因素還包括政府兜底、保險制度和“大而不倒”等因素，都會激勵商業銀行過度承擔風險。風險轉移機制，寬松的貨幣政策會使銀行資本充足率提高和資產價值增加，在信息不對稱、資本充足率受監管和金融機構需特許經營的條件下，風險中性銀行受到風險共擔效應(銀行資本充足率越高在信貸篩選過程中越謹慎)和特許權價值(銀行特許權價值越大則過度承擔風險的激勵就越小)的約束，降低了銀行過度承擔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可能①。
2．影子銀行的風險承擔機制影子銀行一詞最早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執行董事PaulMcCulley于2007年提出，也稱為平行銀行系統。2011年4月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的《影子銀行:范圍界定》將其定義為“游離于銀行監管體系之外、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和監管套利等問題的信用中介體系(包括各類相關機構和業務活動)”;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內部研究報告將其界定為從事商業銀行表外理財、證券公司集合理財、基金公司專戶理財、證券投資基金、投連險中的投資賬戶、產業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私募股權基金、企業年金、住房公積金等的小額貸款公司、票據公司、具有儲值和預付機制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有組織的民間借貸等融資性機構。影子銀行的本質是金融脫媒，它實際上是資金繞過銀行而通過其他金融機構或資本市場進行配置的一種現象。影子銀行的核心特征是用復雜體系復制正規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向非金融機構、居民家庭以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期限匹配和杠桿，因而替代了傳統銀行的功能。但影子銀行與正規銀行并非對立的，二者存在明顯的交互作用，而影子銀行暴露自身風險或者受到臨時沖擊時可能直接對實體經濟產生破壞，并進一步由實體經濟對正規銀行和影子銀行形成反饋沖擊，循環往復。這些內生或外在的沖擊因素包括高杠桿化導致風險擴大、期限錯配造成流動性不足、過高的關聯性引起風險傳遞、缺乏監管使得風險可控性降低、內部治理缺乏約束等，這些因素通過抵押物貶值、銀行資本約束、信貸利差結構變異等渠道提供了從微觀到宏觀的風險傳染通道。影子銀行通過信用創造增加了對過剩落后產能企業等的信貸供給，擴大了貨幣供應總量，減弱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對資產價格泡沫、通貨膨脹等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影響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效率②。
3．企業的風險承擔機制對企業的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問題最為著名的研究是MM定理，但MM定理在宏觀層面沒有充分考慮利率對投資率的影響③。貨幣政策的企業風險承擔機制包括:資產價格機制或估值機制，它是指寬松貨幣政策會刺激家庭、企業的資產價格上升，家庭或企業貸款融資所能提供的抵押品價值增加，資產價格上升和估值提高會改變銀行貸款違約風險及貸款損失估計，按照公允價值計算的資本充足率提高，銀行風險偏好及風險容忍度隨之改變，促使銀行風險承擔的意愿和能力上升。收入及現金流機制，它是指寬松貨幣政策會導致企業運行成本和財務費用下降，企業收入增加，經營性現金流動性增加，企業信貸融資需求更容易被銀行接受;寬松貨幣政策會引致家庭收入增加，間接促使家庭儲蓄增加;寬松貨幣政策使銀行一方面降低信貸風險、增加資產收益，另一方面資產負債管理更加容易，降低了銀行對投資項目的篩選標準④。資產負債表機制，它主要是指貨幣政策對借款者資產負債狀況的潛在影響，當貨幣政策緊縮時，企業資產凈值和抵押物價值下降，致使外部融資溢價上升，信貸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增大，促使銀行等金融機構提高對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的估計，提高信貸標準，加大項目篩選和貸款監督力度，進而激勵企業將有限的信貸資源更多地配置于低風險項目，實行更加穩健的經營戰略和財務戰略⑤。我國經濟的轉軌特征還決定了企業承擔貨幣政策風險的獨特性:首先，企業之間的異質性影響著企業對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意愿，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更容易從變化的貨幣政策中獲得相對多的資金，中小民營企業則較為困難;其次，企業對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存在慣性和粘性，企業規模越大、所處行業越落后、流動性越差，貨幣政策風險承擔的慣性越大;另外，外貿企業和非外貿企業之間由于外需變化、匯率波動等因素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因需求端的變化而不同，外貿企業的敏感性更強。
三、重構中國貨幣政策框架體系的關鍵參數
綜上所述，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問題直接影響其宏觀經濟效應，這種影響是以往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所忽視的。在后危機時代和經濟新常態背景下，通過重構中國貨幣政策框架尤其是其關鍵參數，發揮貨幣政策的精準宏觀調控作用至關重要?；谏虡I銀行、影子銀行和企業等微觀主體的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機制，中國貨幣政策框架需要關注下述兩個關鍵參數:
1．納入國際風險對國內經濟傳染的影響估計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金融風險會在金融資產價格聯動機制的共同作用下，通過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兩個層面實現國際金融風險的國內傳染。國際風險傳染路徑主要包括國際貿易路徑、國際資本流動路徑。國際貿易路徑是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的基本渠道，也是最為基本的風險傳染路徑，不同國家之間國際貿易的緊密程度是金融風險傳染的重要影響因素，一方面，國際金融風險傳染可能由經常項目的長期順差或逆差導致;另一方面，一國經常項目長期處于逆差狀態，往往會通過本國貨幣貶值增加出口來彌補逆差，投資者選擇大規模提前拋售本國金融資產加速本國貨幣的貶值，而貿易伙伴國很可能采取同樣的措施加以應對。中國長期以來存在巨額貿易順差導致央行被動發鈔，進一步刺激了微觀主體的風險承擔意愿，需要以更加市場化的匯率和利率等貨幣政策來加以調整完善。國際資本流動路徑是基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全球化大趨勢下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遠遠超出國際貿易規模而提出的，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下金融風險很容易實現跨國傳遞，國際資本流動路徑已經成為金融一體化背景下最重要的風險傳染渠道?！叭Ｕ摗边M一步指出，在資本流動無法強制管控的現實下，維護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難以兼容，我國正面臨人民幣國際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任務，國際資本流動必然成為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直接渠道。其他金融風險傳染路徑包括國際債務風險溢出渠道、金融機構跨國經營風險溢出渠道、投資者行為風險溢出渠道和他國貨幣政策風險溢出渠道。從當前主要國家貨幣政策的差異來看，美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主要影響中國的通貨膨脹和匯率水平，而日本的貨幣政策則通過影響中國對外貿易影響中國產出水平。因此，重構中國貨幣政策框架應重視國際風險傳染的多條路徑，防范外部風險對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不利影響。
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6
金融危機推動審慎監管理論發展
傳統的銀行監管在本質上為微觀審慎監管,監管當局從微觀的角度設定相應的監管標準和要求,通過一系列審慎性監管措施避免個體銀行的失敗,進而保證銀行體系的健康。微觀審慎監管的背后體現了傳統的監管哲學:只要確保單個金融機構是安全穩健的,那么,作為所有金融機構集合體的金融體系也就實現了安全穩定。然而,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促使監管者和學術界開始對傳統的微觀審慎監管理念進行反思:危機的爆發和放大不僅僅是因為單家銀行過度承擔風險或管理不慎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宏觀層面的失衡以及金融機構之間各種形式風險傳遞的結果;單家銀行穩定只是銀行體系穩定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銀行監管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必須同時關注個體風險和系統性風險?！昂暧^審慎監管”因此逐漸受到重視。宏觀審慎監管認為系統性風險是由單個金融機構的行為累積引起的,是金融體系內生的,是金融機構“集體行動”的結果。
與微觀審慎監管相比,宏觀審慎監管具有以下特點:
監管目標。宏觀審慎監管將整個銀行體系看作是一個完整的系統進行研究,其目標是要確保整個銀行體系的安全穩定。宏觀審慎監管的最終目標是減少金融危機帶來的宏觀經濟損失,將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成本最小化。
關注對象。宏觀審慎監管不過分關注單一的金融機構的穩健情況,而是更加關注包括銀行體系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性,重點關注那些對金融穩定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機構和部門,并在監管資源配置方面適當地進行傾斜。
風險性質。宏觀審慎監管認為,金融體系的風險具有內生的性質。金融市場風險的內生性,使得單個銀行的行為,對其個體而言,可能是有助于其安全和穩健的,但當這些個體的行為疊加時,就會對整個銀行體系造成不穩定的影響,形成“合成謬誤”。
監管視野。面對影響金融穩定的諸多風險因素,僅僅依靠微觀層面的審慎監管無能為力。只有囊括宏觀經濟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的監管視野,才能找出對金融體系產生潛在重大不利影響的系統性風險因素。
國際銀行業發展實踐證明,無論微觀審慎監管還是宏觀審慎監管,離開任何一方都難以確保實現金融體系穩定。在清晰明確的分工基礎上把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結合起來,才能實現兩者的充分對接、有效配合、相互滲透和有機統一,從而為實現銀行體系的安全穩健提供充分必要條件。
新形勢下審慎監管面臨的挑戰
面對后危機時代復雜的經濟形勢,銀監會未雨綢繆,積極應對,引領我國銀行業整體抗住了危機,促進了經濟企穩回升,但后危機時代錯綜復雜的局面,也給我國銀行業的審慎監管帶來了諸多問題,使其面臨嚴峻的挑戰。
風險管理基本面動搖,壓力驟增
信貸管理脫離基礎、背離基本。美國次貸危機的深刻教訓告訴我們,信貸管理要堅守基本底線,一定要把貸款放給有償還能力的借款人。后危機時代,我國銀行業機構緊跟國家經濟刺激政策的步伐,信貸投放天量增長。在此過程中,很多銀行放松了貸款調查、審查和貸后資金管理的基本制度和要求,違規行為時有發生,背離了過去銀行業信貸管理的一些基本做法,動搖了信貸管理的基礎。
內控基礎薄弱,缺乏有效制衡。大中型銀行內控不健全,法人治理水平較低。由于內部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導致操作風險較高。尤其是有些銀行忽視科學決策,片面追求市場份額、規模效益,信貸管理上的內控機制存在漏洞、缺乏必要的風險約束和制衡機制,案件風險陡增,給銀行審慎監管增加了難度。
信用風險擴張,資本監管壓力加大。2009年銀行業新增人民幣貸款9.59萬億元,增速達31.7%,新增貸款呈現行業集中、客戶集中和中長期化趨勢,銀行信貸資產集中度風險凸顯。據銀監會調查顯示,貸款未使用部分約占2009年新增貸款17.4%,大量信貸資金閑置在大企業賬上,同時一些銀行違規發放貸款。據國家審計署2009年對國內6家銀行進行審計和調查發現,一些基層銀行機構向不符合條件的房地產企業提供貸款215億元,向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或未經批準立項的投資項目發放貸款106.9億元,因貸后監管不嚴有43.6億元信貸資金違背貸款用途。在2009年銀行信貸激增的背后,銀行的貸款質量總體呈現向下遷徙的趨勢,貸款質量令人擔憂。同時,伴隨著風險資產的急速擴張,各行資本充足率下降明顯,個別銀行接近監管底線。
經濟發展失衡,泡沫滋生
經濟發展嚴重失衡。一是投資結構嚴重失衡。2009年,在政府刺激計劃的拉動下,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全年增幅達35.2%;房地產開發投資增幅37.5%,增速較快。二是產業過剩突出。一些行業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問題愈演愈烈。據統計,到2009年末鋼鐵行業產能過剩超過1億噸,水泥行業產能過剩3億噸,而在建水泥生產線超過200條。三是資金流向結構嚴重失衡。一方面,新增貸款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金融風險加劇;另一方面,新增信貸資金直接或間接流入房市,市場風險正在快速集聚。
資產泡沫滋生。由于短時間里投資和貸款的快速增長,帶來了流動性過剩,投機活動也開始活躍,并不斷推動股市、房市以及初級市場的價格暴漲,進一步加劇資產泡沫化。從我國股市來看,上證指數從2008年底1664點,漲到了2009年末3277點,漲幅高達96.94%;從我國房市看,房地產價格在2009年初經過微幅調整后,于2009年下半年開始持續大幅上漲,70個大中城市房價比年初漲幅達20%〜50%。泡沫的滋生嚴重干擾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危及銀行資產的安全。
法律體系待修復,法規執行需強化
貸款管理法規嚴重缺位。自銀監會成立以來貸款管理僅有一部較為系統的貸款管理規章――《貸款通則》,但過于陳舊,很多條款已經在實踐中被突破,一般不主張適用。而其他法規過于籠統和零亂,無法覆蓋貸款管理的方方面面?！渡虡I銀行法》、《金融違法行為處罰辦法》以及其他一些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對貸款管理作了一些籠統和零星的規定,但不成系統、不夠全面。隨著2009年上半年信貸投放的天量激增,催生了風險,而貸款管理法規的缺位對我國銀行業審慎監管造成了較大影響。
監管法規的執行力有待加強。隨著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初步形成了一套對銀行業監管法規體系,但法規的執行力有待加強。其中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是大量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中指導性的條款多、處罰性規定少,具體執法過程中處罰能援引的條款有限,缺乏操作性和執行力,監管法規執行力不足導致審慎監管的捉襟見肘。
踐行新規的重要性
貸款新規充分吸取了國際先進銀行貸款管理經驗,系統規范和整理了我國銀行業長期以來貸款管理方面的做法,對后危機時代加強和完善我國銀行業審慎監管具有多重功效。
加強風險控制和風險抵補,引導貸款管理回歸基本
全面引導貸款管理回歸基本。一方面,新規全面規定了貸款管理全流程各個環節的基本方面,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全面夯實貸款管理的基礎,對過去的貸款管理制度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升華;另一方面,我國銀行業近年來漸漸遠離了過去貸款管理的一些優良傳統和基本做法,比如上世紀90年代的許多駐廠信貸員對一個企業生產經營情況了如指掌,新規很多規定又重申了這些傳統精華,處處閃爍著回歸基本的光輝。在新規合理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貸款管理方面堅持基礎、回歸基本的有效規制下,我國銀行業審慎監管必能再上臺階。
通過全流程、精細化管理,提高內控管理和法人治理水平。新規著力打造貸款的全流程管理,從貸款的受理到貸后的管理處置,環環相扣,強調各部門和崗位之間的制衡,以立體化制約促精細化管理,深度契合法人治理的精要。這必將促進我國銀行業機構提高內控管理、健全法人治理,有助于將各類操作風險隱患,尤其是案件風險“見之于未形,防之于未發”。
緩解貸款信用風險,提高貸款質量。對信用風險的有效控制是新規的立法根本。通過對貸款的全流程動態監控,加強貸款管理的各個環節,尤其是強調貸款資金的支付審核和貸后管理,強化對借款人的合同約束等一系列規定,防范和化解貸款信用風險。
減少壞賬損失,降低風險資產的擴張。通過對貸款風險的有效控制,一方面可以全面提高貸款質量,減少壞賬損失和撥備,從而增大資本充足率計算公式的分子;另一方面可以緩釋貸款風險,有效控制風險資產的擴張,從而減小計算公式的分母。以此達到充實資本、增強風險抵補的作用。
建立更為科學合理的考核激勵體制。新規要求建立各崗位的考核和問責機制,旨在進一步按崗位的特點設計考核和問責機制,并講究激勵與問責的平衡,從而改變目前我國銀行業機構存在的業務激勵“重數量、輕質量”,風險管理“重眼前、輕長遠”等現象,實現更合理、更人性化的激勵約束。
促進經濟均衡發展,加強審慎監管與相關政策銜接
與貨幣政策的銜接。確保信貸資金投入實體經濟,防止貸款挪用于股市、房市。新規規定了兩種支付方式,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對放款和支付的管理,動態監控貸后資金使用,從而形成一道防止貸款資金被挪用的鐵閘。這必將有效扼制信貸資金挪用于股市、房市等,確保信貸資金的有效投入,從而防止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泡沫的滋生和風險的傳遞,保證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為宏觀審慎監管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同時,通過實貸實付抑制貸款的過量上升,控制流動性泛濫。新規以實貸實付代替過去的實貸實存,不僅可以保證同樣數量的貸款更多地投入實體經濟,而且可以有效抑制貸款數量的激增,對平息通脹壓力會有明顯的效果。
與產業政策銜接。有效防止集中度風險,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針對當前信貸集中度風險較為突出的情形,新規強調了統一授信制度和風險限額管理制度,從而有力控制信貸資金偏向單一客戶,偏向某一類客戶如平臺公司,偏向某一行業如房地產行業。通過引導信貸結構均衡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從而實現經濟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奠定長期宏觀審慎監管的基礎。
完善監管法律框架,增強監管法規執行力
在規章層面系統規范了貸款管理。新規徹底改變了銀監會成立以來在貸款管理上相關法規尤其是規章層面法規缺位,使銀監會在監管最重要的環節――貸款管理上更加有法可依,從而完善了銀行業審慎監管的法律框架。
以嚴厲的處罰作為保障,增強監管權威性。新規在法律責任章節,均援引了銀監法最具執行力和威懾力的法條,以嚴刑峻法保障新規的有效執行。對比以往相關法規,新規對法律責任的規定更加嚴厲,在審慎監管的核心之
一――貸款管理方面增強了執法的可操作性和執行力度,從而大大提高了監管的權威性。
帶動社會信用水平提高,維護社會穩定
多方參與,提升全社會合規意識。社會信用水平的提高可以說是審慎監管的長遠根本保障。新規的實施,不能僅靠監管部門的推動,關鍵在于銀行業機構自我控制、自主執行,還有賴于政府部門、客戶和廣大金融消費者的廣泛參與。在新規的宣傳貫徹執行過程中,伴隨著政府部門、銀行、金融消費者多方的參與和執行,廣大社會公眾金融意識和合規理念必能得到整體提高,從而帶動社會信用水平的提高。
強調合同約束,增強參與者契約意識。強化合同管理是新規的一大亮點。貸款新規強調合同或協議的有效管理,強化貸款風險要點的控制,加強對借款人、擔保人等合同參與者的契約約束。在參與者之間設定牢固的契約約束條款,改變以往“重人情、輕合同”的理念和做法,有助于社會公眾契約意識的逐漸樹立和強化,從而提高社會信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