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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1
論文摘要 亞洲特別是東亞經濟的飛速發展使亞洲出現了經濟和貨幣一體化的趨勢，亞洲金融危機加快了亞洲貨幣合作的步伐。亞洲實行貨幣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從目前來看，實行區域貨幣合作的困難重重。展望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前景，如果亞洲各國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亞洲經濟能夠相對平穩發展，亞洲區域貨幣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間。
現在，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是經濟全球化，同時，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又出現了區域匯率協調安排和貨幣區域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預言在未來十年內將會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合作區。目前歐元區和美元區正發展得如火如荼。亞洲貨幣合作，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也開始啟動。亞洲貨幣合作的直接動因是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7月發生的貨幣危機起始于泰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擴散到東亞其他國家，最終發展成為地區性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一極，亞洲各國有必要加強本地區內的金融協調與合作，亞洲區域貨幣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趨勢。以下從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開始，到貨幣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論述國際貨幣合作，之后結合亞洲發展現狀分析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必須加強亞洲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
開放經濟中所有的宏觀經濟原理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都涉及到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問題。各國要實現國內充分就業，維持經濟增長和低通貨膨脹以及國際收支平衡這樣一個內外均衡的宏觀經濟，必須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此外，還要使本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外國的經濟政策相協調。匯率政策是國際經濟協調的核心之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穩定匯率。穩定匯率的目的就是能夠保持與主要的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固定匯率，減少國際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穩定發展，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世界范圍內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個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擁有自主地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利，為了能夠比較自由地選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各種組合，為更好的管理國內經濟提供更多的政策選擇。第三個目的是防止投機。防止投機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方便地控制投機性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以防止這種資本流動可能帶來的不穩定的經濟沖擊。
二、國際貨幣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國際貨幣合作形式
為了解決以上三者間的問題，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實行國際貨幣合作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就像麥金農和蒙代爾所建議的那樣建立最佳貨幣區，或者象歐盟那樣建立單一的貨幣聯盟或單一貨幣區。下面就國際貨幣合作程度的差別，簡述貨幣合作的形式。
1.匯率聯盟。匯率聯盟要求各個成員國相互之間實行不可改變的，純粹的固定匯率，而且不允許做出任何邊際調整。這樣的國際貨幣合作顯然要求各個成員國對短期資本國際流動進行控制。否則，短期資本流動會使固定匯率難以維持。
2.貨幣一體化。貨幣一體化也叫最優貨幣區，它包括的內容有: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
3.貨幣單一化。這種貨幣合作形式有三個要素組成:統一貨幣，統一儲備，統一央行。成員國沒有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匯率水平以及儲備數量由統一的央行來決定。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外匯支付與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來處理;每個成員國的金融當局只能擁有少量的外匯儲備用于日常的周轉支付。
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證成員國同時獲得匯率穩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資本流動這三個目的，充其量只能獲得其中的兩個。但是，為什么這么多國家還熱衷于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呢?這個問題只能從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貨幣合作不是最優的政策選擇，但確實次優的政策選擇。
(二)國際貨幣合作成本
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匯率調整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因為參與貨幣合作要穩定匯率，所以成員國失去調整和選擇匯率的權利，參與貨幣合作的結果將合作前的匯率沖擊轉化成合作后的貿易沖擊。
2.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貨幣政策自主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成員國不能自主控制貨幣政策，那就必須面對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失業率。
(三)國際貨幣合作收益
國際貨幣合作的收益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1.可以降低國際貿易的匯率風險。對于國際貿易商來說，不穩定的匯率是它面臨的風險之一。通過貨幣合作可以形成相對固定的匯率，那么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進各國貿易的增加和國民收入的增長。
2.可以減少貿易商貨幣兌換的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如果沒有國際貨幣合作，各國貨幣就難以自由兌換，那么貿易商貨幣對方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就大大增加。通過貨幣合作可以降低這種交易費用，刺激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帶動各國經濟增長。
3.可以減少國際貨幣投機的沖擊。一方面成員國之間匯率和貨幣收益因為貨幣合作而趨向于拉平，貨幣差價縮少，減少投機利潤;另一方面因為一體化之后貨幣的絕對規模擴大，國際投機者沒有那么大的經濟實力沖擊一體化的貨幣體系
4.可以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益。由于貨幣合作而導致的貨幣一體化的結果將穩定匯率和減少國際貨幣兌換成本，推動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由此產生的產業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應將大于自由貿易協定或直接跨國投資而產生的效應。也就是說貨幣合作將進一步放大自由貿易協定或跨國直接投資產生的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應。
三、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從最優貨幣區理論來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國家適合組成貨幣合作區:經濟開放程度較高，勞動力和資本流動性較強，工資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貨幣政策目標相似等等。
(一)對外經濟開放度。伴隨經濟一體化的投融資活動的一體化，因此，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應僅僅以對外貿易占GDP比重來衡量，還應該考慮綜合開放程度，以體現一國貿易，投資，金融三方面與世界經濟融和的程度。東亞地區的綜合開放度比較高，但國別差異較大，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區性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對外開放度很高;而中國，日本，韓國綜合開放度較低。因此迫切需要穩定匯率，進行貨幣合作。
(二)工資價格剛性。亞洲地區的工資和價格具有較大的彈性。這是因為亞洲是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發展中地區，一些國家的工業化剛剛完成，而另一些地區則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化過程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轉移，這種轉移在滿足工業化過程對勞動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時，也保證了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彈性。另外，亞洲國家工會力量與歐美國家相比較弱，談判能力低，失業保障也不健全，導致工資剛性不強。
(三)要素市場的靈活性。要素市場越靈活，資本及勞動力的流動性越高，成員國財政轉移的程度越大，這些國家越有可能組成最優貨幣區。亞洲各國和地區目前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很多，包括語言障礙，法律障礙，文化障礙等，這都使亞洲各國的勞動力流動程度很低。其次，亞洲各國金融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亞洲區域大國——中國，韓國，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資本流動存在一定的障礙，致使整個亞洲區域的資本流動性不高。
(四)政策目標的相似性。政策目標相似性越高，在對付經濟沖擊時貨幣合作各方的政策協調越容易，貨幣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國政策目標是否一致的一個重要指標是通貨膨脹率。亞洲各國的通貨膨脹率差異很大，為建立貨幣合作區的政策協調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目前，亞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個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存在差異，貨幣合作便經常在兩國或三國之間進行，以兩國或幾國簽訂協議的形式存在，具有雙邊性。此外，亞洲各國還沒有涉及匯率穩定的嚴格的框架協議，只是進行匯率穩定的嘗試性合作，如建立雙邊或多邊的政府貨幣互換協議，緊急時刻貨幣援助協議，共同干預市場匯率的行動等等。
四、亞洲區域貨幣合作要求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貨幣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匯率聯盟、貨幣一體化、貨幣單一化三種形式。亞洲的最優選擇應該是第二種演進路徑。貨幣一體化要求: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與歐洲相比，亞洲貨幣合作的困難可能主要來自政治方面，長期以來，東亞各國和地區一直存在分歧，如領土糾紛，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差異等，因此他們更多的是對方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潛在合作伙伴。其次，貨幣合作要求各國要讓度一部分經濟政策的自主權，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這就要求亞洲各國必須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協調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行相近的通貨配置率和失業率;要實現區域貨幣合作，就要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亞洲國家和地區要顯示出愿意放棄貨幣自主權以換取貨幣合作成功的決心。第二，加強亞洲各國的政治文化交流與合作;交流各自對經濟形勢的看法;交流說實行政策對經濟形勢影響的看法;只有這樣，成員國相互間才能增進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從而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邁出堅實的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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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2
中國人民銀行1月12日晚間宣布,從2010年1月18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機構暫不上調。對多數宏觀研究人員來說,2010年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是可預期的,但很少有人能料到調整會在1月份,而且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聲明政策延續之后如此短的時間來臨。調整之后,大型金融機構執行16%的準備金率水平,中小金融機構執行14%的水平。根據最新的存款數據計算,此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可以一次凍結約3000億元資金。
可以找到的解釋是,2010年1月份以來銀行信貸投放的快速增長,以及對于熱錢進入的防范。更深層的原因包括:對于2009年宏觀統計數字中所反映的中國經濟復蘇十分自信,對于2009年貸款大幅度增加有很大的擔憂,對于由此可能產生的商品價格上升和資產價格上升也十分擔憂。另外,2009年12月份價格指數的數據也支持了這種擔憂。
在此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之前,貨幣政策的緊縮意圖已經在公開市場操作中有所體現。在此之前發行的三個月期央票和91天正回購利率時隔五個月后雙雙上行,而12日央行發行的200億元1年期央票中標利率為1.8434%,較上周發行的1年期央票利率1.7605%攀升8.29個基點。央行還在公開市場操作中展開了2000億元28天期正回購操作,創下發行量歷史最高紀錄。結合此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應該看作貨幣政策方向的轉變,對于在從緊這個方向上的后續政策和措施的出臺要有準備,在2010年存款準備金率再次上調是十分可能的,利率上調也是可能的,公開市場操作中的收縮行為更是非?？赡艿?。有關房地產的緊縮政策與貨幣政策上的緊縮應該看作是一個整體,并互相呼應。這些政策出臺的時間段主要是前半年和前三季度,然后會發現反應過度,在第四季度和2011年年初會有一些反方向的調整。
政策方向的轉變可能再次支持了對于2010年實體經濟發展不太樂觀的判斷。但比較負面的后果是,2010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巨大不確定性導致經濟活動參與者無法形成穩定的政策預期,這對實體經濟的運行有牽制作用。商業銀行2010年的行為從整體上看本來就是比較謹慎的,而貨幣政策的收縮會增強商業銀行這個方向的收縮,對2010年的投資增長產生較大的約束。消費通常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因素,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更難以期望消費能夠加速增長,維持2009年的增長幅度也存在不確定性。幾個推動因素平衡下來,2010年的經濟增長能夠比2009年的經濟增長略有超過已經是很不錯的結果。
目前的宏觀數據顯示出比較復雜的形勢,如果從2010年年初公布的2009年12月的工業數據和投資數據的環比來觀察,都可看出經濟增長減緩的趨勢。但就年同比的數據來觀察,比較容易得出經濟增長加速、過熱、通貨膨脹風險加大的結論,也就為刺激經濟政策退出,貨幣政策收緊提供了依據。這一看法形成了目前的主流看法。從本專欄的幾次分析可以看出本專欄的看法與主流看法的距離。在銀行新增貸款的數字下降后,上述主流意見會有動搖,當經濟增速減緩比較明顯后上述主流意見更會動搖。但主流意見開始轉變并體現到政策上應該是下半年或四季度的事情。在此之前,目前的主流意見難以改變。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3
在這次宏觀調控中，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際工作者，對采取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經濟的做法都持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各方普遍有一個感覺，那就是一系列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出臺以后，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并不象想象的那樣明顯特別是有些政策，如財政政策，在擴大投資、刺激內需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具體的可操作方案并不是很多，從己經出臺的一些財政措施來看，力度也比較有限
本文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我國經濟中“弱財政強金融”的特征有很大關系作為宏觀經濟的兩大方面，財政和金融在宏觀經濟調控中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圍和機制，也都各有自己的優劣勢宏觀經濟政策要能取得好的調控效果，必須以財政金融的協調配合為基礎改革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中出現了財政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削弱，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強的現象，致使宏觀調控越來越依賴金融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遲遲不能出臺，這是造成我國宏觀經濟調控難度加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根據這種情況，當前的宏觀調控應從改變財政金融地位不對稱的狀況入手，在財政金融協調配合的基礎上完善宏觀調控手段，以順利實現國民經濟的各項中遠期目標。
“弱財政、強金融”是我國經濟運行的顯著特征
(一)我國經濟中的弱財政現象及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按照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羅納得。麥金農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弱財政現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缺乏一個有效的稅收管理制度，這往往使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嚴重的稅收流失問題;二是對政府支出特別是預算外支出不能進行很好的控制，導致這些國家不得不面對日益積累，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根據我國的財政狀況，弱財政還應包括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比重不斷下降的特征，也即通常所說的財政兩個比重問題限于篇幅，這里主要從財政收入方面剖析弱財政的特征及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筆者計算了“財政收入増長率/GDP増長率”這一指標，該指標反映財政收入對國民經濟増長速度的彈性從計算結果來看，該指標值極不穩定，波動幅度在0.22~1.09之間。而且波動無規律，與時間序列沒有相關性說明財政收入増長還沒有內含于經濟的増長，我國還沒有建立起與經濟増長相適應的穩定的財政收入機制
財政收入下降使財政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下降財力是財政進行宏觀調控的基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使有限的財政收入扣除掉用于政府管理國防、文化教育領域的支出后，可用于經濟領域進行財政調控的財力相當有限。統計顯示，經濟建設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從改革之初接近60%的水平，一直降低到1995年的41.9%，下降了18個百分點，表明財政職能總體上日益向消費型傾斜。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財政預算內投資資金的平均増長速度很慢，僅為12.3%。遠遠低于其他來源的投資資金的増長速度(分別為93.%-152%)，也遠遠低于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平均71.4%的年増長率。預算內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己經從1985年的35.5%下降到1996年的6.2%，下降幅度近30個百分點如此低的預算內投資，極大地制約了財政對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進行投資，以緩解經濟發展“瓶頸”制約的努力。
除了受到財政收入的限制外，財政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還受到財政自穩定機制方面的影響。眾所周知，財政調控包括自穩定器和相機抉擇兩種我國目前財政收入増長彈性極不穩定，波動無規律，說明財政稅收制度中的財政穩定器作用還很差好的稅收制度能使財政收入內含于經濟波動，通過増減居民和廠商的可支配收入自動調節經濟，我國財政顯然還沒有作到這一點。在經濟高漲時期，財政收入沒有出現遞増比例的増加，有的年份甚至連等比例的増加都沒有做到。在經濟不景氣時期，財政收入沒有出現遞減比例的減少，有的年份反而出現高速度地増加這就使得我國財政實施經濟調控職能基本上不能依靠自動穩定器作用，而只能靠相機抉擇的政策操作，這必然使財政調控經濟的功能大打折扣
(二)我國經濟中的強金融現象
改革前我國財政與金融的基本格局，是“大財政，小金融”金融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不大，基本上只起配合作甩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計劃經濟下金融的附屬地位，金融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有學者用計量方法測算了1985年至1996年12年間GDP與M2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在該計算期內，我國貨幣供給與產出之間存在著穩定的聯系，平均每増加1個百分點的貨幣，相應可以推動0.4個百分點的產出増長這充分說明改革以來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具體而言，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増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隨著貨幣化程度的加深，貨幣化系數保持在較高水平。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以M2/GNP表示)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經濟越發達的國家，M2/GNP系數越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國家的M2/GNP的統計，1994年中國的貨幣化系數為83.%，僅低于日本的112%，英國的9齡和埃及的86.3%超過了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美、法德意四國都在65%左右，韓國為39.2%，泰國為68.%，印度為55.牴，印尼為39.3%，菲律賓為32.%。
2銀行可貸資金急劇増長M2/GNP可同時用來表示一國銀行的可貸資金狀況據統計，我國銀行可貸資金狀況自改革以來一直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M2由1979年的1350.4億元擴大到1997年的89259.32億元，擴大了65倍。M2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也由1979年的0.34提高到1996年的1.13可貸資金的急劇増長，為金融部門擴大信貸規模調控國民經濟運行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
3.企業生產和投資中政府投資和銀行貸款的比例發生大幅度逆轉。改革以前，我國經濟是財政一一計劃主導型經濟，企業生產和投資的絕大部分資金都由財政直接撥付和調配，銀行只起一個出納和記帳員的角色改革使資金的分配機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預算在生產和投資中的角色逐步淡化，銀行貸款的地位則不斷上升。
二、“弱財政、強金融”格局下的財政金融關系及其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
弱財政除了直接對宏觀經濟調控造成影響外，由于財政力量的不足，許多本應該由財政承擔的職能，都推給了金融，對國民經濟的微觀方面和結構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影響主要的有：
1.財政硬化與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后，企業轉而依靠銀行，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一是銀行使用低息貸款以維持虧損的國有企業改革近二十年來，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仍然沒有徹底擺脫“父與子”的軟預算約束格局面對國有企業長期、普遍的不景氣，銀行迫于各種壓力不得不用低息貸款維持企業的生存。二是國有企業效率長期得不到改善，負債率又過高，成為導致中央銀行一再下調存貸款利率的重要原因。我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己從1978年的28%升到1997年的66%據估計，1996年國有企業貸款余額達到45500億元，需支付利息4680億元1997年貸款余額達6273億元，需支付利息7527億元國有企業如此高的利息負擔直接促使了中央銀行下調利率，前四次降息至少使企業少付了3000億元的利息。
2財政無力向企業注資，阻礙了國有企業的財務重組目前，我國國有銀行、國有企業的財務狀況惡化，平均的資產負債率己分別達到80%和70%左右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1997年末，我國各銀行貸款余額59317.5億元中，不良貸款約占25%其中逾期兩年以上的呆滯貸款約占5%-6%，預計無法收回的呆帳貸款約占2%呆滯貸款總額己超過商業銀行的資本金總額這意味著即使動用所有資本金也無法全部核銷呆帳金融改革要使專業銀行按商業性原則經營，必須首先清理銀行與企業的資產負債關系，使銀行和企業擺脫歷史包袱，在新的起點上運行。
對銀行、企業進行財務重組的理論方案很多，但各種財務重組的方案都包含著較大的財政成本，如果沒有必要的財政收入支持，這些方案都難以付諸實施進一步講，即使順利地清理了銀行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資產存量結構調整了。如果財政收入入不敷出的狀況得不到根本好轉，最終很可能使銀行和企業重新復歸到初始的財務困境。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麥金農所一再強調的觀點:在財政得不到控制的情況下，金融最終會因為財政壓力而陷入困境。
3.財政收入水平長期低于支出水平和結構分散，損害了國家推動金融改革的能力。中央政府是金融改革的主導力量，中央政府推動金融改革的能力，除了依靠法律賦予的權力和行政權威外，還要有足夠的財力作為后盾。中央政府的財力從經濟上決定了它在與地方政庥銀行部門、企業部門及公眾的“談判”過程中所處的地位貨幣當局對金融體系的控制經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擾，例如，企業透過地方政府這一中介，在制定、分解和執行信貸計劃的過程中與貨幣當局討價還價，“倒逼”貨幣發行。地方政府為了局部利益，支持企業和銀行規避金融監管在這種干擾下，貨幣當局遲遲不敢放松對金融體系的直接管制，使間接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難以建立尤其是在經濟出現較大波動的時候，宏觀調控手段向行政命令、計劃指令復歸，金融改革“開倒車”。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4
[關鍵詞] 當前宏觀經濟 經濟周期 房地產
我國房地產從2000年前所未有的繁榮階段,到2005年、2006年通過宏觀調控抑制房地產的價格上漲過快,隨后2007年價格再次較快上漲,再到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帶來的2008年價格開始明顯下降,都顯示出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系日益緊密。
因此,進一步研究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主要由哪些因素影響,房地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中的社會總消費與總投資有什么影響,應如何進行宏觀調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
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階段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三次較大起伏,隨之經歷了三次時間集中、規模和力度較大的宏觀調控,這三輪宏觀調控都比較主動地采用了間接的經濟手段。
1.1993年～1996年的緊縮性宏觀調控
針對1992年的經濟過熱,從1993年起實施的緊縮性的宏觀調控,在初期采取較多直接行政操作方式,以治理當時混亂的金融秩序。
2.1998年～2002年以擴大內需為主的擴張性宏觀調控
針對1997年經濟偏冷,從1998年開始實施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更多地采取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組織措施,解決了擴大社會總需求的問題。
3.2003年以來的中性宏觀調控
針對2003年經濟運行中又出現的一些新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從2004年開始實施的中性宏觀調控,政府果斷做出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決策,在手段的運用上講究綜合性,動手早,見效快,未雨綢繆。
二、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自2002年以來,中國一直處于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并且經歷了持續六年的經濟繁榮期。2002年至2007年,中國的GDP增長率分別為9.1%、10%、10.1%、10.4%、11.1%和11.4%,年度間的平均波幅很小。2007年,中國GDP達到24.66萬億元,比2002年增長65.5%,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但這種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背后也存在著一些隱憂。
1.物價總水平逐步擺脫了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保持低速增長的趨勢,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反彈和上升
2002年至2006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分別為-0.8%、1.2%、3.9%、1.8%、1.5%,而到2007年,CPI上升幅度達到4.8%。進入2008年,CPI進一步創新高,由農產品和食品引發的價格上漲,逐漸向其他商品和生產資料領域擴散,以致許多學者作出這樣的判斷:中國存在著由結構性價格上漲走向全面通貨膨脹的巨大風險。
2.投資增長持續偏快,推動中國經濟過熱增長
2002年至200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6.9%、27.7%、26.6%、23.9%、24.8%。對宏觀經濟而言,投資需求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助于拉動經濟走出蕭條實現持續增長;另一方面,過度的投資沖動也很容易推動經濟走向過熱。
3.信貸規模擴張,流動性過剩問題突出
與經濟高速增長,與投資擴張相伴生的,則是不斷擴張的信貸規模及日益突出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從中國的信用擴張周期來看,2000年以后,銀行信用系統逐步擺脫了1997年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緊縮局面,而處于一個持續擴張的時期。2000年,代表社會信用總量的廣義貨幣M2增長率為10%,此后M2的增速不斷加快,到2005年上升至21.1%。盡管近年來,M2增速有所放緩,但仍處于高位運行狀態。
4.房地產和資產價格上漲孕育了巨大的經濟泡沫與經濟風險
房地產與股票價格膨脹產生的偏離經濟基本面的資產泡沫,導致居民存款從銀行搬家,流入房市和股市,不僅增加了貨幣供應量,吹大了資產泡沫,加重了通貨膨脹,而且孕育了資產泡沫崩潰后經濟劇烈收縮重組的巨大風險。
5.來自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壓力與困境
近年來,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以每年約2000億美元的速度增加,到2007年底,外匯儲備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長期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對中國的宏觀經濟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如中國日益成為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傾銷實施的對象;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增大;大量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入中國的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等。這些都對經濟過熱和結構失衡,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6.國際經濟風險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不利影響逐步顯現
除了國際原油、農產品價格持續走高推動國內生產成本和物價上漲外,2007年3月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逐步拉開了美國經濟衰退的序幕。國際經濟環境惡化不僅對中國未來的出口貿易產生不利影響,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獨立性與有效性,特別是美國為刺激經濟所采取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有可能部分抵消或削弱中國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的逆周期調節效應。
三、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波動和影響因素
事實證明,由于宏觀經濟發展波動性以及房地產業內在的多種經濟因素的影響,房地產業的發展呈現出周期性的特征。從第一次經濟危機開始,到第二次經濟危機爆發之間,定義為一個經濟周期。每個經濟周期都會經歷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
1.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波動
我國房地產業發展經歷了一個從萌芽起步到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這個增長過程不是平穩的而是波動性的,發展至今,大致經歷了四個周期:1981～1983年的第一輪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輪周期;1991～1996年的第三輪周期;1997年開始至今的第四輪周期。
比較這四輪周期可以發現中國房地產周期的表現形式在發生著明顯的變化:周期的長度在增加,波動幅度在減小,衰退與擴張的時間比在減少?？梢耘袛?未來中國房地產周期除了延續這一趨勢外,還將表現為周期每一階段的變動將呈波浪式,且變化越來越無規律性。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尤其是住房制度體制改革推動的結果。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國房地產業發展已經經歷了三個周期,目前正處在第四個周期。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引發了不少經濟和社會問題,出于對房地產發展過熱的擔心,國家為此出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房地產業發展中出現的過熱現象,實際是其發展周期波動規律的表現。研究導致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原因及政府應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對于房地產業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2.影響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因素
分為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內生因素在本質上決定著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周期性和持續性,外生因素則是波動的初始原因或初始推動力。
(1)內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產供求和房地產投資。房地產需求與供給。價格、收入、政策以及預期的變動都會使房地產需求總量受到影響繼而發生變化與此同時,房地產供給總量也會在技術、勞動、資金管理等條件變化的影響下不斷發生擴張或收縮的變化。只有房地產供給和需求在總量和結構同時平衡的情況下,房地產經濟才能持續快速發展;供求總量和結構任何一方面出現嚴重失衡,房地產經濟就需要進行調整,繼而引發房地產經濟的波動。
房地產投資。進行房地產投資決策時,房地產投資利潤率是需要被考慮的重要指標。利潤率通過引導房地產的投資走向擴張或收縮,對房地產周期的波動產生重要影響。房地產投資波動常被看作是房地產周期的引擎。
(2)外生因素包括有直接影響的政策因素、有間接影響的社會經濟與技術因素。有直接影響的政策因素。指與房地產業密切相關、敏感程度較大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等。這些具有明顯周期性質的宏觀政策因素,在短期內對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況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
有間接影響的社會經濟與技術因素。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增長率高度正相關,宏觀經濟增長率越高,房地產業發展速度越快;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房地產業的發展水平有所區別。此外,技術革命、產業結構變化、體制變遷等都會對房地產業的發展造成沖擊,影響房地產周期波動。
(3)隨機因素,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戰爭、等社會突發因素,以及不可預測的因素如科學技術的根本變革等。這些因素對房地產波動有突然、直接、猛烈的影響,這些影響一般是短期的,但有時也會持續很長時間。
3.對我國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建議
目前關于我國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兩種觀點:未到波峰或者沒有過熱、已到波峰或者已經過熱。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房地產業發展長周期還包含一些短周期,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還遠遠沒有結束,房地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周期性波動是很自然的經濟現象,這些周期性波動都在可控的范圍。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對房地產業進行宏觀調控,防止房地產業出現大幅度波動。
(1)在加強周期性規律研究的基礎上,正確判斷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般可以通過房地產投資量的增減、產業增長率的高低、房價的漲跌和市場交易的旺盛等主要指標來分析和衡量房地產業的周期波動,評判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為此,應加強房地產周期的研究,積累經驗,建立房地產周期運行的監控指標體系,為正確評判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提供科學的依據。判斷正確與否,是實施反周期策略的前提。
(2)采取反周期策略,預先采取措施,避免大起大落引起的強烈震蕩。當前,房地產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未來幾年,擴大內需仍是我國一項基本國策,如果沒有房地產市場的活躍,擴大內需就會缺少活力,經濟發展也將缺少動力。因此,宏觀調控政策首先要立足于保持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一方面,根據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力求與之相適應,防止房地產業過熱或過冷;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房地產業的新經濟增長點作用,積極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延緩周期波動,縮小波幅,實現可持續發展。
(3)要處理好我國各地房地產業發展周期的差異性與宏觀調控政策統一性的矛盾。我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程度不一樣,東、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各地房地產業發展程度不一,且房地產業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點,這就決定了房地產周期既有全國性的周期,也有各地的發展周期。因此,房地產宏觀調控既要避免“一刀切”,又要保證地方政府有效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更應是指導性政策,由各個地方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參照實行,用科學的發展觀去調控我國的房地產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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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秀梅 韓和林 趙元兵:我國房地產價格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分析―兼論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J].價格理論與實踐,2009(1)
[3]田成詩. 我國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景氣關系實證分析[J]. 價格理論與實踐,2009(7)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5
關鍵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財政政策
199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對最適貨幣區域的分析” 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A·芒德爾（1932－）。芒德爾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1962年的《適當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實現內外均衡》、1963年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兩部專著《國際經濟學》和《貨幣理論》出版，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經濟思想。30多年來，芒德爾在理論上對國際金融學說、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對國際經濟學和世界經濟的運行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迅猛發展的今天，特別是在亞洲走出金融危機開始復蘇的時候，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殊榮授予芒德爾，其意義耐人尋味。
開放經濟條件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我國匯率制度安排及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問題也一直是經濟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芒德爾的學術思想或許能為我們政策選擇提供一個理論視角。
一、 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思考：
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說起
（一） 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簡介
1． 芒德爾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
“最適貨幣區域”分析理論是芒德爾走向諾貝爾獎臺的關鍵。該理論是在圍繞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孰劣爭論中發展起來的。50年代，西方學者對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爭論進入白熱化階段：以金德爾伯格為代表的學者推崇固定匯率，而以弗里德曼為首的學者鼓吹浮動匯率。一般認為，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與成本，并且這兩種匯率制度的利益與成本均依賴于經濟社會的各種條件。芒德爾于1961年發表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論文，通過重新系統地闡述不同匯率制度下的優劣點問題而進一步提出，如果通過適當的方式將世界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各區域內實行共同的貨幣或固定匯率制，不同區域之間實行浮動匯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顧兩種匯率制度的優點而克服兩種匯率制度的弱點，這就是芒德爾最早提出的“最適貨幣區域”思想。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是關于匯率機制和貨幣一體化的理論，旨在說明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某一區域（若干國家或地區）實行固定匯率和貨幣同盟或貨幣一體化是最佳的。
芒德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適貨幣區域的標準。他定義的“最適貨幣區域”是：相互之間的移民傾向很高，足以保證當其中一個地區面臨不對稱沖擊時仍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幾個地區形成的區域。芒德爾認為，一個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發生了需求轉移。假定有A、B兩個區域，原來對B地產品的需求現在轉向對A地產品的需求，這樣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業率上升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增加。若A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A國，B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B國，則B國貨幣匯率的下跌將有助于減輕B國的失業，A國貨幣匯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但若A、B是同一國家內的兩個區域，它們使用同一種貨幣，則匯率的任何變動都無助于同時解決A區的通脹和B區的失業，貨幣當局于是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怪圈：如果他們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貶值）直接處理B地的失業，那么，就會進一步惡化A地的通貨膨脹；反過來說，如果他們通過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貨幣升值）努力解決A地的通貨膨脹，他們就要冒進一步惡化B地失業問題的風險──被用來改善一個地區形勢的貨幣政策會使另一地區的問題更加惡化，除非這兩個區域使用各自的區域貨幣。芒德爾指出：浮動匯率只能解決兩個不同通貨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通貨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同一貨幣區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只能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解決。在芒德爾的分析中關鍵是統一貨幣區內的勞動流動程度。如前述，如果勞動力是充分流動的，那么我們將會發現B地失業工人會向A地遷移，這種勞動力的流動也許通過抑止A地工資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資水平來緩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可同時緩解A地通脹和B地失業。因此，他認為：若要在幾個國家之間保持固定匯率并保持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必須要有一個調節需求轉移和國際收支的機制，這個機制只能是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
2． 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的確立
芒德爾邏輯性地把最適貨幣區的特征概括為“勞動力遷移的偏好足以確保充分就業”。其后，麥金農（1963年）和凱南（1969年）又對最適貨幣區域理論作了發展研究：
（1）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指出，應當用經濟高度開放作為最適貨幣區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一個經濟高度開放的小國難以采用浮動匯率的兩條理由是：首先，由于經濟高度開放，市場匯率稍有波動，就會引起國內物價劇烈波動；其次，在一個進口占消費很大比重且高度開放的小國中，匯率波動對居民實際收入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閉經濟中的貨幣幻覺會消失，由此，匯率變動在糾正對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凱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作為確定一個最適貨幣區的標準。凱南的建議同芒德爾一樣，也是建立在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的需求波動這一假設上的。他認為：一個產品相當多樣化的國家，出口也將是多樣化的。在固定匯率下，某一種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對國內就業影響也不會很大。相反，如果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線下降了，低程度產品多樣化（因而出口產品種類也是不多的）的國家，勢必要更大幅度地變動匯率，才能維持原來的就業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樣化，外部動蕩對內部經濟的影響經過平均化后變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當穩定。因此，產品多樣化國家可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而產品非多樣化的國家難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它們應當是一個采用靈活匯率的獨立（最適度）的貨幣區。
一般認為，上述三位學者的思想構成了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框架，盡管70年代后，關于最適貨幣區標準問題在西方學者之間一直沒有停止研究和爭論，諸如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標準、政府政策一體化標準、通貨膨脹率相似標準等。
（二）開放經濟下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選擇分析
1． 各家最適貨幣區域理論對構成統一貨幣區的條件眾說紛紜。這些討論多圍繞執行固定匯率的宏觀成本，其中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各國必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放棄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從而往往不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調節措施。盡管如此，但對進入貨幣區所帶來的微觀效率常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貨幣區的形成能消除匯率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有效地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生產專業化發展，加速商品和資本的流動；最佳貨幣區的主要運行機制，有利于成員國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最佳貨幣區的建立還有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降低國際貿易中貨幣兌換的交易成本。正是這種不言而喻的微觀效率是選擇人民幣固定匯率的主要理由，盡管按IMF的正式分類，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從1994年1月起，人民幣匯率始終處于8．26—8．70范圍內定住美元，可以認為其實質上采用的是某種較寬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馮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匯率的好處主要在于可減少由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所代表的風險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是有害的。在發達國家，這種風險可以通過遠期外匯市場基本規避，所帶來的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問題。而在中國及類似的許多欠發達國家，由于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利率遠未市場化，遠期外匯市場在一定時期內不可能形成，一旦發生匯率不能預期的大幅波動，其所帶來的風險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的影響可能是毀滅性的。
2． 當今世界，對應三大區域經濟集團：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洲經濟區，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均形成了自己的區域貨幣體系，似乎亞洲地區仍然是一盤散沙。但我們可以承認一個事實上松散的“亞洲美元區”的存在。與中國相類似的理由，盡管名義上的匯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亞洲各國（地區）包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泰國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些國家（地區）與美國的雙邊匯率變動的標準差，甚至還小于歐元區內各貨幣間的標準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考慮，也可發現這些國家確實已具備構成統一貨幣區的一些基本條件。比如有類似的通脹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或地區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8，標準差為3．67，而歐元區為6．1和4．11（鄭輝，1999）；再則，亞洲九國或地區均采取外向型的經濟政策，均可視作開放小國或地區（除中國大陸人口基數偏大），采用固定匯率按麥金農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用商品和勞務的流動規模還是用資金的流動規模來衡量，中國經濟的外向態勢已經形成，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越來越大，對外經濟的依存度也越來越高，生產要素流動性加強、產品出口多樣化必將是個趨勢，采用固定匯率無論是按麥金農的“經濟高度開放”標準，彼得·凱南的“產品多樣化”標準，還是按芒德爾的“生產要素高度流動性”標準來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說轉型期我國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宏觀經濟預期的不確定性表明現時固定匯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爾、麥金農或凱南的論述或多或少能為這種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論上的支托。
二、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作用大于貨幣政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
1． 芒德爾在1963年發表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論述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而在固定匯率下，財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貨幣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研究部主任的經濟學家馬庫斯·弗萊明（Marcus Fleming）也對這一問題作出了類似分析。因此，這種分析稱為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當然，就分析的廣度與深度而言，芒德爾的貢獻要大于弗萊明）。芒德爾—弗萊明模型（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奠定了芒德爾在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的地位。
芒德爾把對外貿易與資本流動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怂固岢龅?，用于分析封閉經濟中國民收入與利率的決定，并說明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效應）。芒德爾的分析說明了穩定政策的效果與國際資本的流動程度密切相關。特別是證明了匯率制度的極端重要性：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有力而財政政策無力；在固定匯率下，情況正好相反。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也可以概括為：在固定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情況下，一國無法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或者說單獨的貨幣政策基本是無效的。
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是通過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活動（在金融市場上買賣政府有價證券）影響貨幣量，貨幣量影響利率，利率影響總需求和國民生產總值。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國外與國內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匯率下，中央銀行必須在貨幣市場上進行干預，以滿足公眾對這一匯率的外匯需求。這樣，中央銀行就要根據對本國貨幣的需求來調節貨幣量，而無法按貨幣政策的要求控制貨幣量。這樣，利率與匯率總維持不變，貨幣政策無法發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變，財政政策沒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減少的擠出效應，所以財政政策的效果最大。當一國面臨國際金融和貨幣因素的沖擊時，固定匯率是合意的。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國際資本的套利活動可以自發化解貨幣因素的外部沖擊，并使財政政策糾正經濟失衡效果達到最佳。（2）在浮動匯率下，匯率由市場供求力量決定，中央銀行不進行干預。這時財政政策就無用了，因為政府支出增加（擴張性財政政策）使貨幣需求增加，利率上升。當國內利率上升到高于國外利率時，資本流入，這就使匯率上升，從而凈出口的減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總需求仍然不變。但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成為影響經濟活動的有力工具。因為貨幣量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了國內利率，這不僅使國內總需求增加，而且會引起資本流出，使匯率下降，這又通過增加凈出口而進一步擴大總需求，擴張性貨幣政策見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紀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進的主流趨勢。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了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從而中國入世的最大障礙業已排除，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之中。芒德爾—弗萊明模型作為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理當可成為我們當前及今后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之一。
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導（從1998年5月增發1000億國債算起），對于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無效或收效甚微（例如從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調），理論界從多方面進行了論證。盡管我們目前利率市場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資本的完全流動也尚需時日，無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將固定匯率與當前積極財政政策聯系起來，但至少這一開放經濟中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理論模型能為我們分析相關政策問題擴大了理論思考空間。
最后要說明的是，任何學術理論（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前提，所以對政策實踐的意義都僅是指導性的。更何況，芒德爾的理論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為背景，不可能為解決我國的現實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這就要求理論與實際工作者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發展適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經濟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正是我們了解芒德爾理論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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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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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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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6
關鍵詞: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納什均衡;斯坦克爾伯格均衡
一、引言
開放經濟下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大,每個國家運用貨幣政策實現各自宏觀經濟目標的同時,必然會對別國產生溢出效應。由此,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歷來就成為國際貨幣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仡?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金融與貨幣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亞貨幣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雖然以上這些國家危機爆發既有如經濟結構、負債規模、負債比例、經濟政策等內因,也有諸如國際貸款的盲目性、國際游資的沖擊性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局限性等外因,但是,國家間缺少必要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對危機的產生尤其是加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2008年以來源自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為世界性金融危機,世界經濟進入衰退階段,各國央行應如何通過貨幣政策等工具的協調來使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走出衰退,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焦點之一。在此背景下,從理論上證明國幣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對于各國參與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理論分析
20世紀50年代末60代初,西方經濟學家通過對國際經濟相互依存問題(包括經濟結構上相互依存、經濟目標上相互依存、經濟政策上相互依存和外生干擾上相互依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國際經濟相互依存理論,并成為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重要依據。對于貨幣政策國際協調這一問題,較早研究出自Meade(1951)的文獻,他在研究中明確指出國家之間會出現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沖突問題,這需要各國通過政策的協調來解決;其后Cooper(1968) 對國際經濟政策相互依賴條件下的貨幣政策協調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從理論上指出國際間進行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為后來其他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Cooper在研究中指出,在開放經濟下,由于各國在貨幣政策領域相互影響和經濟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一國實施貨幣政策在影響本國經濟的同時還會影響他國經濟即貨幣政策溢出效應(一國通過改變貨幣政策所產生的效應經由國際市場傳遞其他國家,這一過程通常被稱為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屬于人為效應;與之相對的是市場溢出效應也稱為自然效應,指一國金融市場的異常波動可能波及國際金融市場,從而不能使其他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免疫),哈馬達(Hama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薩曼(Miller and Salman,1985)、柯里和萊文(Currie and Levine,1985)等對此作了較早研究,其中,哈馬達運用博弈論說明了兩國模型中的政策協調過程并得出結論:兩國之間的不合作類似于囚徒困境,會產生一個無效率的納什均衡點。富蘭克爾(Jeffery Frankel,1988)則對此理論進行了發展,他認為在各國經濟依存度不斷提高的同時,各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彼此的福利函數,因此必須通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來降低整體福利損失。溢出效應主要可以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渠道進行傳遞:
貿易渠道:本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本國進口需求下降貿易伙伴外部需求下降;
資本渠道:本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本幣利率水平下降本國資本流入他國資本外流產生意外性緊縮。
在這里,借助于Dornbush兩國開放宏觀經濟靜態模型,運用最優政策分析的方法討論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收益,從而說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在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分析方法中,最優政策分析是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它是在政策協調的相關變量明確的條件下,分析政策博弈的經濟后果的一類研究。在最優政策分析的框架中,博弈方是各國政府或政策制定者,他們一般都有定義明確的政策目標偏好函數即效應損失函數,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明確的,博弈參與方的相互策略反應和策略選擇是外生給定的,根據各國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決策可分為非合作式納什均衡和合作式斯坦克爾伯格均衡,每個參與方是一個獨立的人,按照最小化效用損失函數做出最優策略選擇。模型假設:一是世界經濟僅有兩個國家即本國和外國,且它們是完全對稱的(它們有相同的偏好和結構);二是只有兩種商品,每個國家生產其中的一種,分別是本國商品和外國商品;三是資本自由流動,本國與外國的債券完全替代;四是兩國經濟在遭受外部沖擊之前均處于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其中,y表示本國實際產出,p表示本國價格水平,e表示間接標價法下的名義匯率,α表示本國商品價格和進口商品價格在本國消費價格水平中的相對重要性,m表示本國的名義貨幣供給,pc表示本國消費價格水平,i表示本國利率水平,u表示產量和通脹在效用損失中的相對重要性。此處,除利率外,模型中的變量都采用對數形式。另外,模型中的變量例如貨幣供應量、消費價格水平的值都指在遭受沖擊時偏離充分就業水平的值,帶星號的表示外國變量。這樣,Dornbush兩國宏觀經濟靜態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y=λ(p*+e-p)-σi為商品市場均衡條件
m-p=yφ-βi為貨幣市場均衡條件
pc=(1-α)p+α(p-e)
U=y2+up2c
i=i*
當不存在沖擊時,兩國貨幣供應量保持不變即m=m*=0,有y=y*=pc=p*c=0,兩國不存在政策協調問題;當存在對稱的價格沖擊時即p=p*=p0>0,具體計算過程如下:
y=λe-σi①,y*=λe-σi*②, ①-②得y-y*=2λe③
又m-p=yφ-βi④,m*-p*=φy*-βi*⑤,④-⑤得m-m*=Φ(y-y*)⑥
即y-y*=1/[Φ(m-m*)],由③和⑥可得,e=(m-m*)/2λφ⑦
由④可得,i= (m-p-φy)/β⑧,將⑧代入y=λe-σi中可解得:
y=(2σφ+β)m/φ(2σφ+2β)-βm*/φ(2σφ+2β)-2σp0/(2σφ+2β)
令t1=(2σφ+β)/φ(2σφ+2β),t2=β/φ(2σφ+2β),y=t1m-t2m*-(t1-t2)p0,而y-y*=1/[φ(m-m*)],所以y*=t1m*-t2m-(t1-t2)p0
又pc=(1-α)p+α(p-e),p=p*=p0>0
所以pc=p0-αe=p0-α(m-m*)/2λφ,令r=-α/2λφ
則pc=p0+r(m-m*)
(一)非合作式納什均衡
假設每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均在給定對方的政策選擇下,獨立選擇自己的貨幣政策來最小化損失函數,其結果就是非合作納什均衡。由于兩國是完全對稱的,只需以本國為例進行討論:
minU=y2+up2c
s.t.y=t1m-t2m*-(t1-t2)p0
pc=p0+r(m-m*)
[t1m-t2m*-(t1-t2)p0]t1-ur[p0+r(m-m*)]=0
得m=(t1t2+ur2)m*/(t21+ur2)+(t1-t2-ur)p0/(t21+ur2),令
S1=(t1t2+ur2)/(t21+ur2) ,S2=(t1-t2-ur)/(t21+ur2)
則:m=t1m*+t2p0,為本國的納什反應函數,即給定外界沖擊時,能使本國損失達到最小化的本國貨幣供應量m的函數表達式,它是外國貨幣供應量m*的函數。同理,外國的納什反應函數為m*=t1m+t2p0。經過多輪貨幣政策博弈,當兩國實現納什均衡時,由于兩國完全對稱,它們將減少相同的貨幣供應量。
令m=m*
由m=t1m*+t2p0和m=t1m*+t2p0,可得:
mN=y*N=(S1-S2-ur)p0/(S21+ur2)
yN=y*N=(S1-S2)(mN-p0)=-urp0/S1
表明當存在外部沖擊而兩國政策制定者不合作時,兩國貨幣政策會過分緊縮,從而導致產出水平降低(yN
(二)合作式斯坦克爾伯格均衡
假設合作均衡等于由一個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的最優政策所取得的結果,則效用損失函數為W=σU+(1-σ)U*,其中,σ表示本國的討價還價能力,由于兩國完全對稱,取σ=。
minW=U+(1-σ)U*
s.t.y=t1m-t2m*-(t1-t2)p0
y*=t1m*-t2m-(t1-t2)p0
pc=p0
(t1-t2)(m*+m)=(t1-t2)2p0,又
t1=(2σφ+β)m/φ(2σφ+2β),t2=β/φ(2σφ+2β)
顯然t1≠t2,所以m*+m=2p0
而m*=m,得m*=m
=p0>mN=y*N=(S1-S2-ur)p0/(S21+ur2)
yc=y*c=0>yN=y*N=(S1-S2)(mN-p0)=-urp0/S1
因此,當兩國實行貨幣政策合作時,其貨幣政策比非合作時的貨幣政策更為擴張,產出水平又回到充分就業時的均衡水平?？梢?當兩國遭受對稱性外部沖擊時,實行貨幣政策協調將會降低兩國整體福利損失。
三、政策建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世界各國貿易、投資和融資的程度不斷加深,金融創新層出不窮,一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不足日趨嚴重,并且各國在貨幣領域還可能存在程度不一的政策沖突。因此,各國在貨幣領域開展政策協調成為一種趨勢,有這些思路。
(一)加強各國信息交流
信息交流也是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基本方式之一,這種交流包括各國政府對當前匯率水平的看法、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經濟運行機制和存在的問題、經濟學家在為政府進行經濟預測時所采用的經濟計量模型等,這將有助于各國政府了解對方經濟運行的特征和政策制定的原則,從而有利于求大同存小異,最終就某項貨幣政策達成協調。
(二)完善國際貨幣體系
在當前國際貨幣貨幣體系中,美元的主導地位使得它成為各國外匯儲備中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美元幣值的較小波動就會帶來其他主要儲備貨幣匯率的大幅波動,這會改變公眾的匯率預期,加劇匯率波動,增加外匯市場的不穩定性,無益于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貿易和投融資的發展。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過程中,國際貨幣體系的這一缺陷不可推卸責任。因此,改變舊的國際貨幣體系,增加廣大發展國家在國際金融問題上的話語權,成為后危機時代人們普遍呼聲之一,這將有利于各國在重大國際金融問題上形成共識并就政策協調達成一致。
(三)加強危機管理能力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亞貨幣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已經說明IMF和相關國家在危機發生時不能進行有效地遏制,以至于危機不斷向經濟聯系密切國家蔓延。因此,提高世界銀行、IME等國際金融組織和協調參與國央行應對危機的共同救助能力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呼聲。在2008年以來源自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演變為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中,中國人民銀行、美聯儲、ECB等全球各大央行都相繼實行了聯合救市以遏制經濟進一步衰退,并已初現成效,這就說明加強各國央行危機管理的協調能力十分必要。
(四)共同監管跨國資本
弗萊明在1962年就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當資本自由流動時,本國貨幣政策是無效的,要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要么加強資本管制,要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際上這已經體現了“三元悖論”。托賓在1972年建議各國共同協作,對短期資本征收統一的外匯交易稅即所謂的托賓稅,其理由在于:這樣做不僅可以降低貨幣替代,而且還可以減少國際金融市場上短期資本流動規模的放大對匯率和本國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麥金農在1982年指出,全球對現存的貨幣需求是穩定的,但由于貨幣替代,貨幣需求的穩定性就發生改變,其后果是既導致了貨幣市場的重新調整進而影響各國匯率水平,又增加了各國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最終削弱了貨幣政策效力。因此,加強各國當局對跨國資本的共同監管也應成為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內容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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