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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1
【關鍵詞】文科實驗室；方法創新；功能定位
高校文科實驗室建設的研究開始受到關注。這些學者認為文科實驗室的重要性主要針對教學的需要。在這一方面，有一部分學者進行探究，如陳曉梅（2008）、楊紅偉（2006）、楊志安，吳煒，高亮（2009）、趙紅，李著成（2011）等。但是這些研究觀點表明，當前，文科實驗教學與高校的學科建設沒有掛上鉤，這種傾向容易使實驗教學水平降低，實驗教學難以融入最新學科研究成果。本文認為應該重視文科實驗室的方法論創新功能定位。
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創新與高校文科實驗室功能定位
與理科實驗室一樣，文科實驗室不僅僅承擔教學功能，還可以承擔重要的學科建設功能，可以為學科建設服務。高校在設計和規劃文科實驗室建設時，應該要計劃讓實驗室為科學研究服務。學科建設與實驗室建設應該相互促進，主要原因是：
一是主流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有明顯的變化趨勢，社會科學教學必須依賴于實驗學科建設與實驗室建設。社會科學許多領域逐步融入了統計學、數字模擬以及其他可重復、可模擬分析技術。許多社會學科都力圖在大量社會事件流、人群和各類社會主體的活動和意識中尋求某些發展規律，尤其是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這些學科與其他文科較差領域，都在進行大量的調查、數據收集為基礎的模擬分析，力圖找出各類社會現象與社會事件間的聯系。這種方法論本身就是一種基于控制的實驗方法，這一類研究方法所取得的令人信服的成就，不斷推動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創新，使得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迅速擴展，也使使社會科學研究擺脫了過度依賴于從邏輯到邏輯的演繹方法和模糊直覺判斷方法。高等學校作為社會科學實驗方法的主要創造和推廣的承擔者，適應這一趨勢是十分必要的。文科院系要拓展學科建設領域，可以從社會實驗科學領域取得突破，并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在此基礎上推動社會科學教學教育改革。
二是社會科學實驗已經成為系統的方法論，社會科學實驗本身演變為一門方法論學科，其本身的發展就是一門新學科的發展，這就使得實驗室必須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方法論示范中心。調查方法論、統計方法論、計量經濟學、仿真模擬等技術日益推廣到社會科學各領域，方法論學科發展異常迅猛，并取得了學界和業界的廣泛認同。文科實驗已經成為一門方法論學科，并將逐漸成為社會工作、研究工作人員的必備知識與素質基礎。而方法論教學必須以基礎理論教學、方法應用示范等想結合，并配備大量的應用背景材料，如數據、案例以及研究方法示范材料等，讓學習者反復練習和體會。文科實驗室的軟件材料的不斷升級，是實驗教學使用學科發展趨勢的必要措施，因此，文科實驗室建設的效率、教學使用效率的提高必須依賴于實驗學科建設，依靠教學者的方法論創新、體會和研究過程中材料的補充、完善，使得實驗室成為真正的創新示范中心。
三是帶領學生通過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將理論與方法論教學內容嵌入到具體的科學研究過程，是傳授方法論、基礎理論的生動的教育教學方法，能讓學生深刻理論聯系實際的過程和方法。大型的社會科學研究，需要團隊集體活動，組織學生在大型研究項目下開展實驗工作，既可以提高研究效率，又能讓學生體驗研究、考察社會的具體方法與組織過程。在一些知名高校，已經嘗試以實驗中心為依托，組織學生團隊、教師研究團隊服務于大型項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累積了科研與實驗教學力量。
因此，高校文科實驗室應該肩負雙重功能：一是實驗教學功能，二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新示范功能與社會科學研究服務功能。大多數研究文獻大多重視對于社會科學實驗室的教學功能的重視，主要關注的是如何圍繞教學功能的完善、實驗室使用效率與教學領域的擴展問題進行考察，但是，對于研究示范、服務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功能還認識不夠。
二、文科實驗室功能定位偏誤的原因
出現對文科實驗室功能定位偏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1.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推廣與創新不相稱。相當一部分高校的文科院系，并不十分重視社會科學領域內研究方法的推廣。體現在教學過程中，重視對于理論來源、內容的介紹，而忽視理論成果是如何取得的。體現在科研評估中，只重視研究結論，不重視方法論創新。這樣的教學與科研方式，只會造成對知識的機械理解和簡單遷移，不能夠讓研究者、學生得到方法創新的體驗。方法論可以遷移，方法論的遷移與知識的遷移是有區別的，方法論的遷移有對研究背景與問題背景的控制，知識遷移只是前提的認定與演繹的結合。掌握方法論，可以掌握、控制高效率創新知識的途徑。不重視方法論創新評估和推廣，實際上就沒有重視人們對于研究效率提高的貢獻，也就無法認識實驗室在研究方法創新、示范、研究方法推廣中的重要意義。
2.文科實驗師資薄弱。當前文科實驗學科的師資的主要問題是，理論學科教學者有相當一部分在方法論創新研究上投入不夠，方法滯后，不重視實驗方法在自身研究活動中的運用。而實驗室工作人員職責大多偏向于實驗設施的技術管理，不是文科實驗內容的設計者。其結果必然是實驗室教學內容的確定非常隨意，教學效率低下。實驗室肩負的創新方法論創新功能、推廣功能也就無從落實，既無法設計這種功能，也無能力承擔這種功能。
三、文科實驗室雙重功能互動機制的建立與改善
文科實驗室雙重功能的重要性，尤其是方法論創新與示范功能對教學功能的驅動與促進作用，說明現有文科實驗室建設理念必須更新，并有完善的機制作為新觀念落實的保障。
1.加快落實教育部關于高校社會科學研究創新規劃的要求。這一規劃明確提出加強實驗基地、中心建設，發揮這些基地與實驗中心在方法論創新中的示范作用。依據這一規劃精神，文科院系應當根據自身的發展規劃來確定實驗室在方法論創新上的功能定位，并貫徹于實驗室建設和管理中。
2.重視方法論創新在科學研究評估中的地位。理論與思想創新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沒有方法論創新的支持，思想來源和證明往往顯得十分困難。重視方法創新在科學研究評估中的作用，就會促進高校在進行文科實驗室建設規劃時嵌入方法論創新實驗的功能。這也是克服高校在文科實驗室教學內容與要求上的隨意性的重要保障措施。只有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應用方法論有了解，有需求，有體驗，才有可能設計出合適的實驗教學內容與要求，促進實驗教學效率的提高。
3.加強師資培訓。尤其要加強文科教師實驗技能的培養。可以采用的方式是以實力雄厚。實驗室建設成功，實驗室雙重功能已經發揮作用的大學實驗室為平臺，加強大學教師關于實驗教學為主題的訪學活動和師資培訓活動。其次，加強方法論、實驗學科學術交流。可以將方法論實驗作為學科建立起來，并加強學科建設規劃與建設方法交流。其三，文科教學院系要組建方法論與研究實驗開發團隊，進行研究方法與研究實驗的創新與推廣，以提高整個院系研究方法的創新能力，并負責開發試驗教學課程，慎重確立教學內容。
4.加強文科實驗方法、教學課題的科學研究立項與資助。加強對一實驗分析、模擬分析方法為特色的實驗項目、實驗室建設項目的自主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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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紅偉.財經類實驗室發展探索[J].科教文匯，2006， 11（上）：54.
[3]楊志安，吳煒，高亮.高校文科實驗室建設的實踐與對策思考[J].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09，3（28）：257-259.
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2
關鍵詞：公共政策學方法論 主觀的研究方法 發展趨向
一、 社會科學方法的三個層次：具體方法、一般方法、哲學方法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一般地說，有三個不同層次的方法，一是僅適用于某一學科或某一門類的具體社會科學的方法，即具體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二是適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普遍方法，即社會科學一般研究方法；再是適用于一切科學研究的方法，即哲學方法。
科學的哲學方法對于科學研究有著關鍵性的意義。哲學就是這樣的科學的哲學方法。恩格斯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的話深刻地說明了哲學的方法論既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現成答案或公式，又不是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它提供的是研究問題的根本方法和出發點。哲學，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世界觀具有最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功能。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對社會科學其它方法論具有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
二、 公共政策學方法論
公共政策是隨著公共權力機關的產生而產生的，而公共政策學科的產生并非與公共政策的產生同步，而是在一定的社會實踐和有關知識積累的基礎上提煉和升華出來的。
從社會科學的一般、具體研究方法出發，自公共政策誕生之日起，由拉斯韋爾等人倡導的行為主義就是這個學科的主導范式。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公共政策學在政策分析的定量方法和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公共政策學的研究成果從形式上看越來越自然科學化。 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著名學者葉?？āさ侣鍫枮榇淼膶W派，對拉斯韋爾等學者倡導的行為主義方法論進行了全面的批評，改變了公共政策領域行為主義方法論一統天下的局面，出現了方法論的多樣化。其一，行為主義雖然受到批評，但是盡可能地賦予公共政策學類似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性，仍然是眾多學者的追求。他們采用系統科學、統計學、數學、心理學、政策模擬等方法，運用各種知識和技能，提出解決政策問題的方案，幫助公共權力機關進行科學決策。其二，公共選擇方法論、博弈論等逐漸成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方法論。其三，個案研究受到重視。個案研究值得是致力于探討具體的個別的政策的特殊性，并從中發現普遍性或驗證某一普適性假設的研究方法。
公共政策并不是一門科學，是拿來主義，是具有跨學科的視野、知識、理論和技術手段，只是能解決問題的技術，就能用。因此，管理科學、行為科學、系統科學、政治科學、經濟科學和決策科學的研究方法都能為政策分析所用。具體分析方法有：邏輯實證主義、經濟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同時，政策分析借助了政治生活中的概念性模型，例如：理性主義模型、過程模型、制度主義模型、漸進主義模型、團體理論模型、精英模型、公共選擇模型機博弈論模型等。沒有哪一種模型是專門為研究公共政策而建立的，然而每個模型又都提供了獨特的思考公共政策的視角，甚至還能解釋公共政策的一般原因和結果。
三、 公共政策學方法論的發展趨向
自20世紀80年代起，不斷有人批評主導社會科學諸學科的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批評牛頓力學所開創的決定論和機械唯物論的研究范式，強調后現代社會是介于秩序與混沌之間的社會。他們批評在邏輯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這兩條思想路線的影響下形成的決策理論，“偏向于理性的、邏輯的、分析的方法，忽略直觀的、感性的、綜合的方法”，把理性視為“知識與社會進步的根源、真理之所在以及系統性知識的基礎”，是“偏于靜態結構”的理論，“不符合后現代社會的需求”。他們倡導的是“混沌原則”、“不確定性”和“詮釋學觀點”，并據此來說明當代的決策環境已非理性的思考所能把握。他們強調“權變觀點”或“多元思考”的價值，因此認為決策者所必備的“創造性思維”絕不限于理性這一條路徑，應當視不同的情境有其不同的相應途徑與模式。他們認為聰明的決策者不是避免做出錯誤的決策，而是善于從錯誤中學習并不再繼續犯錯誤。他們相信他們主張的這種決策理論即從過去主導公共政策學的尋求客觀真理的研究方法，逐漸走向探討決策者主觀的思維方法或思維傾向，會成為一種基本的趨勢。
以主觀的研究方法代替客觀的研究方法，勢必影響到以什么標準來評估和選擇政策以及如何判斷一項政策是好政策這樣的基本問題。主觀的研究方法認為，客觀的研究方法過于重視以經濟理性和技術理性為主題的選擇理論，過于強調如何使“利益最大，損失最小”，過于強調依據決策者的偏好來排列優先順序以進行政策方案的評估和選擇。采取主觀的研究方法的學者認為，沒有一項政策能夠被社會全體成員普遍接受為好政策。因此，確認一項政策為好政策比較可行的辦法是主觀認定的辦法，即具有法律正當性的政策就是好政策。主觀的研究方法對公共政策研究的影響是相當深入的。
由于對主觀研究方法的張揚，有相當一些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對“政策科學”的科學性持懷疑態度，因而主張以“政策研究”這一名稱來代替“政策科學”。
參考文獻：
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3
關鍵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差異
自然科學以物質自然界為研究對象，它起源于人類對各種自然現象的困惑，是人類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是關于自然界各種事物和現象的性質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社會科學則以人類為中心，研究和解釋社會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主體是人，因而具有價值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的比較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它們各自具有的功能。這不僅為深入探討科學研究方法的體系與結構提供必要的依據，而且也為在科學研究中更好運用自然科學方法以及社會科學方法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持。
1 研究方法主導的方法不同
所謂主導方法是指“在同一領域，在眾多的方法中，經常被用到的起決定性作用、處于主導地位的一類方法?！弊匀豢茖W把實驗（試驗）方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手段。在自然科學領域，大量的、新的、精確的和系統科研資料，往往是通過試驗而獲得的。而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則以觀察或調查研究的方法為主，例如問卷法、訪談法、統計分析法等。
實驗方法與觀察方法在本質上的不同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從內容上看，實驗方法是簡化、純化、強化、優化研究事物的自然過程或以典型的形式再現客體。而觀察方法是在對社會所發生的現象和過程不進行人工干預或控制的情況下進行有計劃有目的觀察，尊重客觀的社會過程。從特征上看，可重復性是實驗方法的根本特征。就是說，在相同的實驗條件下，實驗結果決不會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重復此項實驗，應該得出相同的實驗結果。不能重復再現的實驗結果是不能作為相關的科學理論的客觀支撐點。而社會現象則因時間和地點不同有著不盡相同的內容，即社會歷史不具有重演律。
當然自然科學研究中也會運用到觀察的方法，為了將二者進行區分，筆者將自然科學中運用的觀察方法稱為科學觀察，將社會科學中運用的觀察方法稱為社會觀察。就研究主體的身份而言，科學觀察是一種非參與式觀察。而與其不同的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不一定都是以旁觀者的身份進行研究，社會觀察還包括參與式觀察，研究者既是研究的主體，同時也是研究的客體的一部分。
此外，自然科學主要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而社會科學除了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外，還大量使用訪談、參與觀察等定性的方法。這是因為自然科學研究和的對象領域是物質世界，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領域人類社會中參雜有精神世界的要素。社會科學研究涉及到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而這些內容除了具有物理系統的非線性動態機制的復雜性之外，還具有憑借人自身的經驗來進行內在調適和學習的復雜機制。盡管其中存在著內在的量化關系，但是這種內在的量化關系是極其不穩定的。因而，社會科學研究往往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混合的方式進行。
2 研究方法的結構不同
根據研究方法適用范圍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類。一類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學方法和邏輯方法，它適用于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等）。二類是適用于各門自然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觀察、實驗（試驗）、模擬、數學等方法（廣義的觀察、實驗和數學等方法，研究社會科學也需要）。三類是適用于某一門或幾門自然科學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學研究中運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構造和功能的關系。根據人類認識過程的發展順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又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通過科學觀察、實驗、模擬、調查獲取感性經驗材料的基本方法――經驗方法。二類是通過對科學技術研究資料的加工得出科學結論的基本方法――理論方法。例如科學抽象法、各種邏輯方法、想象和靈感、數學方法、科學假說等等。由此可見，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層次性，且在每個層次里，經驗法和理論法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例如在許多基礎科學理論研究中，研究者將研究工具、儀器設備作用于研究對象從而獲得第一手事實材料，在這一階段研究者使用觀察實驗和模擬等方法。然后研究者運用經驗方法進一步將事實材料進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過經驗方法加工獲得的事實材料，通過科學抽象，使用數學、邏輯、模型、歸納、演繹、假說、等方法上升為科學理論，這個階段所使用的方法即為理論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是呈立體網絡狀結構。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領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本身、與之相關的統計方法以及計算機統計軟件的應用（如SPSS）。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釋和評價四種?？茖W家在進行探索性研究時，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問卷調查、實地研究、內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較為普遍使用。解釋性研究常常需要運用相關性分析、線性回歸等方法進行。而評價研究則較多的采用實驗研究和比較研究?？梢姡鐣茖W研究方法的結構是平面化的。
社會科學在研究過程中雖離不開理論思維方法，但更多運用的則是感性認識的方法。社會科學試圖說明個人和群體的動機和行為，以及社會制度對它們的影響等復雜現象。這些現象往往不能在人為控制的條件下直接觀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賴于人們的感性認識。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呈現出大體上以感性方法為主，理論方法為輔的平面結構狀態。
3 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3.1 剛性與彈性
自然科學較為關注數據，它總是在受控的條件下收集數據，并把數據作為檢驗理論的一種方法。其研究結果具有很強的可檢驗性。在同等的條件下，運用適當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大體上是一致的，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很高。這是因為，不同的研究者在運用同一種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時要求嚴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給出的規則，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剛性。
而社會科學的很多研究，盡管在同等條件下，運用同樣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兩個研究者在同一時間運用同樣的方法――比較法對相同的兩個社會群體的文化心理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來的結果卻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較對象時，待入了不少主觀選擇性，所觀察和比較到的結果自然不一樣。可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彈性。
3.2 精確性與價值性
自然科學的研究強調在同樣條件下運用同一方法的可檢驗性，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確性。其研究結果依賴于實證數據的支撐。例如，在經典數學中，科學家用微積分方程將力學、熱力學、電磁學等等的基本規律一一地表示出來，然后運用這些微積分方程去解決問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確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對象和目的決定的。在對自然現象的性質和運動規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關系。事物的量雖然常常以變化的形態出現，但這種處于變化形態的量，在每個確定的條件下，也是有確定的值的。即使是數學中的概率與統計規律，其量的變化也是有規律的。
與自然科學不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人們的價值觀對研究目標、研究工具、研究路徑的選擇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研究者在探索中滲透著個人的價值觀，在數據中參雜著個人意愿。例如，為了考察城市居民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們可以采取問卷調查與訪談相結合的方式。首先問卷的設計就會因人而異。由于研究者對這個題目的主觀感受不同，所以所設計的題目的側重點和考察點就會有很大差異。有的從鄰里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有的從城市居民對外來人口的評價來考察。其次，訪談中，即使訪談的提綱一樣，調查者在記錄被訪者的回答時，也會因為個人價值的差異而使得記錄的側重點完全不同。調查很容易被個人情感所驅使，對受訪者產生同情、憐憫等心理。雖然社會科學研究一再強調價值中立，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的價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4 結束語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顯差異。自然科學以實驗方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具有多層次性、剛性和精確性，呈現立體網絡狀結構。社會科學以調查研究方法為主要研究手段，其研究方法具有平面化、彈性、價值性的特征，呈現平面結構研究狀態。在二者的研究中，我們需要采用正確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確的描述研究對象，得出正確的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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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4
關鍵詞：科學哲學；實證主義；后實證主義：深化
中圖分類號：c5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8－0038－04
一、引言
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其名著《科學史及其合理重建》(1978)一文寫道：“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然而，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出現，先前具有相同文化變遷模式的核心與邊緣國家，開始朝不同的方向發展。居于從屬地位的邊陲國家，其知識生產部門則很難發掘出科學建構的熱情，而成為為西方知識系統提供“加工維修員”的生產工廠，即使是師從西方的科學哲學留學生，也很少有人關注科學哲學主流的演變，更鮮有人對這種演變對社會科學研究中理論建構的意義做嚴肅的思考。另觀察在臺灣唱響20年之余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在‘本土化’的大帽子之下，出現了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許多主張‘貼近現象’、‘掌握事實’、‘讓數字自己說話’的‘素樸實證主義者’，根本是‘連問題都不會問’”眼花繚亂的各類研究成果無法放置在一定的理論脈絡中加以解釋，因而變得毫無意義。在理論建構中。也出現了濫建經不起理性批判、通不過經驗研究的理論模式；在質化研究中，缺乏明顯問題意識及不懂得如何建立實質性理論的人，更是無法讓讀者對其理論產生“豐富的理解”。
無論是非西方國家的科學處境，還是本土化運動中千奇百怪的經驗研究與搖搖欲墜的理論建構，歸根到底，都在于對西方科學哲學理論的發展沒有徹底的理解并吸收。在非兩方學者扛著“本土化”旗幟游走江湖時，卻不知西方科學哲學已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故作者撰寫《社會科學理路》一書的目的，就在于為中文世界中專攻社會科學的研究生，提供有關西方科學哲學發展的理路梳理，“能讓華文世界中科學研究工作者看清楚‘素樸實證主義’的局限。徹底了解非西方國家科學落后的根本原因，然后以之作為個人展開學術生涯的視閾，為自己未來的學術生涯奠定扎實的基礎?！币虼?，作為致力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我們，則有必要在感嘆作者用心良苦之際，全面系統地把握書中所呈現的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脈絡。
二、世界觀——西方社會哲學的核心
在《社》中，依照世界觀所體現出的差異，作者介紹了五種研究典范共17位哲學家的重要思想。而在勾勒西方哲學發展脈絡之前，作者就一般非西方國家的研究生較難理解的世界觀層面進行了討論，以便更好的使讀者從世界觀的角度理解西方哲學的變遷。在此，筆者也將對西方獨特文化色彩中的世界觀及其構成做簡要介紹，此可稱為進入西方哲學世界的核心。
我們所開展的各種研究，都是在不同的世界觀指導下完成的。古巴認為范式是一組指引行為的基本信仰，其定義了作為解釋性搬弄修理者與研究者的世界觀：同時認為一個范式下通常包含四個概念，倫理(價值觀)、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黃光國則認為，任何一種研究取向或研究典范所主張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都構成了該一研究典范的‘世界觀’，它在性質上是一種形而上學的預設，是由研究者的基本信念所決定的?？梢姡幚淼谝辉瓌t或終極原則問題的世界觀，或說范式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基石。
在《社會科學理路》一書中，作者首先指出所謂認識論就是一種人類認識外在世界的努力。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所關注的焦點之一即人類何以認識外在世界。西方世界中，自笛卡爾建立的“主，客”對立二元論，人們便形成將認識主體(人自身)與外在世界對立起來，加以認識的傳統，并對后來的西方哲學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其次，本體論所關注的基本問題是關于現實的本質以及世界中人類的本質。在西方哲學史里，關于世界中所存在事物之本體論，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即“實在論”主張外在的客觀世界是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觀念論”則認為所謂的實在并不是獨立于人的思想而存在，而是人類內在思維和外在事物交互作用的產物。正是依據這兩種看法，眾多思想家形成各類不同面向的理論，例如“實在論”下有樸素實在論(naiverealism)、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直接實在論(directrealism)、間接實在論(indirect realism)之分。最后，方法論關注的則是獲得關于世界的知識的最佳途徑，具體來講，就是研究者用什么樣的方式來知曉其所關注的對象。上述三種概念共同構成世界觀，而三者之間又具有邏輯上的關聯。一個研究者對于方法論問題的回答，必然會受到其“本體論，認識論”立場的限制，而不能隨意選擇任何一種方法論。
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5
關鍵詞：《科學基礎方法論》 方法論 比較 書評
中圖分類號：B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來，國內在方法論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師范大學劉嘯霆教授所指出的情況相似。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方法論熱，主要是討論科學認識方法論；當時的科學認識方法論著作，也不是從科學活動的實際出發，而是按哲學方法來劃分。因為當時的科學觀把科學認識論化，忽視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科學所包含的豐富內容，而認為科學只是一種知識；當時的哲學觀（知識觀）則往往把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混為一談，認為科學是分門別類的知識，而哲學則是知識的總括，進而混淆了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的界限；當時的方法論也僅限于思維方法，而不認為是實踐方法或活動方法。進入90年代，哲學認識論讓位于價值論，“真理與方法”向“真理”傾斜，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實際問題而從分析轉向“面對實事本身”，那些本來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論，因與實際并無多大關系而遭廢棄；同時，科學認識論也讓位于科學價值論，學術支點開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論特點、富有方法論探索潛力的交叉學科紛紛興起。[1]20世紀后期，科學研究的重點發生從哲學到社會學的轉向，崛起社會學也引發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關的方法論研究卻缺乏對新出現的各種方法的系統整理，新世紀就科學的人文社會性研究則強烈表現出整合的趨勢，需要從新的層次和視角出發，重建新的、具有復雜性的科學方法論范式?！斑@是目前方法論研究所必須面對的歷史真實?！?/p>
《科學基礎方法論》就是循著這樣的學術慣性，在復旦大學陳其榮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報并獲批準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基金項目”《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課題的基礎上，由廈門大學曹志平教授主筆而成。
科學基礎方法論，揭示的是隱藏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這三大基本科學類型的活動中，共同表征人類科學最基本特性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實現機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但又構成它們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學成其為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無疑屬于科學基礎方法論研究，既填補科學方法論理論研究的空白，在對比分析中，把握人類科學方法的基本特質，揭示人類科學認識的基礎或者基本方法論，為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克服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對立提供方法論依據；又通過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促進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實現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協調發展。出于這種建設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學的基礎方法論，力圖在把握人類科學的基本認識特征的基礎上，揭示科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論屬性（即書中所說的基礎方法論），闡述科學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說明包含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發生、發展的基本的方法論機制，而不是全面地展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差異性的一切方面。[2]
難能可貴的是，該書不是空談，而是具有示范意義地，在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中，堅持了作者認為是“以往的研究表現出這樣或那樣不足的根源”的兩個基本的方法論原則。
（1）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屬于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的范疇，面臨選擇論證的立足點的問題：要求超越各自的領域和方法論，既不應該從自然科學（特別是精密科學）方法論出發，像實證主義那樣論證它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統攝；也不應該從傳統的人文主義或“人文學科”方法論出發，像浪漫主義那樣為自己辯護，而排斥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法的滲透和運用。但實質上，要避免這兩種傾向是非常困難的。作者認識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個（該書提出的）認識主導觀念的‘非中心化’問題，研究者不應該從這種或那種主導觀念出發，而是要面對人類科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實踐，像科學的歷史主義那樣，強調對科學的歷史分析與哲學的方法論研究的有機結合。”
（2）方法論的矛盾要在認識論層次展開，上升到本體論層次才能得到解決；同樣，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也不僅僅是方法論問題，而是一個涉及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的課題，它本質地需要一個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辯證統一的認識論平臺。但過去的一些研究，實質上只以實證主義認識論為平臺，在科學上，完全沒有看到現代自然科學，特別是量子力學對經典認識圖景的革命性變革，沒有看到現代生命科學的崛起和系統論思維方式對自然科學認識論的意義；在哲學上，沒有看到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和科學歷史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解釋學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和發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類科學的最新發展及時代精神，吸收現代哲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脫離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就不能恰當地把握科學思維方式的發展脈絡，不能正確地抽象人類科學的基礎方法論，也不能正確地討論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的連續性和間斷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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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6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翱梢哉f，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盵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半A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F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盵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翱偠灾承﹥r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盵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梢妼r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梢哉f，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英文版，第277頁。[3]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