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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范文1
多種因素引發本次金融市場動蕩
這次金融動蕩的誘因是，美聯儲在與市場的溝通方面出現失誤，導致其信譽受損，市場信心受到嚴重打擊。4月27日，伯南克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表示聯儲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刻選擇暫停加息；此后他卻又在接受CNBC采訪的時候傳遞出6月份可能還是要加息的訊息；在5月10日聯儲例會的會后聲明中，他繼續比較強硬地表示今后仍將執行緊縮政策。市場對此一片嘩然。因為相對于對抗通脹的態度不明朗，市場更不能容忍的是決策者出爾反爾、給予市場錯誤信號，而且使市場感覺聯儲對于能否控制通脹并保持經濟增長缺乏信心。對聯儲的不信任轉化成了市場信心的崩盤。
聯儲信譽事件有一定偶然性，但市場對經濟和通脹前景的疑慮并非偶然，這是引發市場暴跌的深層次原因。美國經濟經歷了三年的擴張，2006年第一季度增長仍高達5．3％，但進入第二季度后出現了較明顯的增長趨緩的勢頭。首先，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高漲對經濟增長和通脹的威脅一直如影隨形。根據“拇指原理”，石油價格每上漲10美元，世界經濟增長率就將減少0．4％左右，市場擔心這種沖擊會以某種方式突然爆發出來，5月份能源和原材料價格達到周期性頂峰加劇了這種憂慮。其次，美國房地產市場開始冷卻，這將對美國的消費者支出造成重大影響。據美聯儲的數據，2005年美國消費者從房地產升值中獲得的收入達6000億美元以上，成為推動個人消費的重要力量，而美國的消費者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度高達70％。最后，由于聯儲在近期傳遞出的各種信息都十分明確地強調通脹風險，使市場認為聯儲可能會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去控制通脹，最后反而可能導致滯脹。雖然這種看法略顯偏激，但反映出市場的關注點，也就是說，雖然聯儲認為通脹是目前的頭號敵人，但市場則更擔心經濟增長受損或出現衰退，這是市場動蕩的根本原因。
此外，近幾年全球流動性充裕，資金大量流入高風險資產，導致幾乎所有市場都有不同程度的“泡沫”，本身也存在調整的必要。自“911事件”后，聯儲把利率降到1％的47年低點，加上日本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市場利率過低，資金處于非常寬松的狀態。在經濟前景穩定的情況下，流動性過多導致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升高，高風險的資產受到青睞。但這種狀況不可能一直持續，歷史經驗證明，一旦市場對經濟和通脹的前景產生疑問，資金就會以很快的速度流出這些市場，從而造成大幅動蕩，這次也未能幸免。
我們對國際金融市場今后走勢的初步判斷是：首先，由于全球的經濟狀況還比較穩固，這次金融市場的動蕩演變成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或者上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等類型的全球性危機的可能性目前來看不大。雖然美國經濟明顯處在增長放慢的周期中，但是日本和歐洲卻處在經濟復蘇周期中，這對全球經濟都是重要支撐。發展中國家的狀況也較好，沒有出現前幾次危機時的經常項目赤字擴大、通脹飆升、政局動蕩等問題，而且外匯儲備及外債的狀況都有大幅改善(圖1、圖2)。世界銀行在其2006年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5．7％，僅略低于2005年的5．9％，并且正處在結構性調整和改善的過程中。正是因為基本面的支撐良好，這次市場的震蕩更多的是由于信心受到打擊而非實質經濟受到打擊造成的。
當然，目前的市場動蕩發展成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關鍵要看全球經濟是否會出現比較嚴重的問題，尤其是美國和中國。中國的宏觀調控也是本次金融市場下跌風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美國仍是關注焦點，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加息都是跟隨美國進行的。如果美國加息過度導致經濟放慢增長，不僅其溢出效應將對全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那些跟隨其加息的國家和地區也會面臨加息過度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
其次，資金風險偏好的調整仍未結束，短期內動蕩可能還將繼續，市場流動性將有所減少，但對金融市場的長期發展是有利的。隨著全球央行紛紛調升利率，流動性下降是一個確定無疑的趨勢。在過去的低利率環境里，投資者熱衷于低成本的杠桿交易，尤其是借入幾乎為零利率的日元投資于其他市場，在去年日元相對于美元貶值的環境里這種交易尤其有吸引力。但今年隨著日本央行結束了超寬松貨幣政策，加息即將來臨，市場利率已經開始上升，而其他市場的資金也趨于緊張。
經過此輪下跌后，美國股市的市盈率已處在歷史平均水平附近，標準普爾500指數市盈率實際只有14．5倍。信用利差也回歸歷史平均水平，穆迪Baa級長期工業債券的平均利差為180bp(1919-2006的平均水平為168bp)，并且Baa級和AAA級的利差為105bp(長期平均水平為109bp)。
固定收益市場亦面臨調整，短期投資策略宣偏保守
我們認為，固定收益市場面臨整體性的調整，調整的速度和幅度取決于經濟狀況和貨幣政策，而聯儲何時停止加息是關鍵。首先是美國國債市場，在加息沒有停止前仍難以大幅上升。雖然有資金流入的支持，但加息的憂慮阻止了國債市場出現像前兩年前那樣的漲勢，而且聯儲近期內可能仍保持緊縮的傾向。但一旦聯儲發出明確的暫?；蛲Ｖ辜酉⒌男盘?，國債市場就可能出現強勁反彈。其次是美國的公司債市場，由于美國經濟降溫，企業盈利可能下降，加之近來企業采取許多對股票投資者有利而對債券投資者不利的行動(如并購、回購股票等)，企業手中的現金已經從2004-2005年的高峰期回落，這些都是對公司債不利的因素。因此公司債利差緩慢走寬的趨勢將持續，而其程度和速度更多地受美國經濟走勢和企業狀況的影響。
房屋抵押貸款證券市場也受到壓力，基準利率和國債收益率的上升本身就對這一市場不利，而目前提前償還的速度有變慢的跡象，波動率上升，延期風險(Extensionrisk)增大，房地產市場的冷卻對其信用質量也將產生影響，因此預計近期內這一市場仍承受壓力。但如果聯儲暫停或停止加息，投資者將大量進行延長持續期的交易，對房屋抵押貸款證券將是一個利好消息。表現相對好一些的是資產抵押證券市場，因為這個市場以浮動利率產品為主，加息的影響不大。新興市場債券總體而言受投資者熱烈追捧的時期應已告一段落，收益率依然可能逐步走高。
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范文2
[關鍵詞]資本開放 資本控制 危機可能性
一、研究背景與意義
資本開放問題在政策討論中有很長歷史,最早由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最初觀點是:貿易自由化應該循序漸進并以大量國際援助為支撐……資本賬戶應該在開放進程的最終階段,當經濟在其出口部門成功擴展后進行。90年代,這些觀點開始面臨著IMF和美國財政部的挑戰,它們需要盡快開放金融賬戶,然而從90年代中期開始,快速開放的危害逐漸暴露,發展中國家不斷爆發危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批判資本開放及自由化。然而,資本開放是否會帶來經濟危機?在多大程度上對其產生影響?
二、資本開放減少金融危機發生可能
一些研究表明,資本開放帶來的收益大于成本,資本開放會減少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它們鼓勵資本開放。Stanley Fisher(1998)認為資本賬戶開放的好處大于潛在成本,開放資本賬戶可對資金內流的宏觀政策施加約束。Carlos Alrteta(2001)發現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發之間正相關,但隨著時間、資本賬戶開放的度量方法以及兩者相關性的估計方法的不同而變化。資本賬戶開放的增長效果在高收入國家更強的說法非常脆弱,在開放資本賬戶前消除主要宏觀經濟的失衡能夠增強資本賬戶開放的正的增長效應。Dennis P.Quinn和Maria Toyoda(2003)用Pooled時間序列、截面數據以及系統GMM估計量研究,認為資本賬戶開放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后的經濟增長都有直接效應。Reuven Glick等(2004)通過采用配對和傾向打分的方法來消除樣本選擇偏差,得到的無偏估計表明資本帳戶開放的國家發生貨幣危機的概率較低。Romain Ranciere等(2006)的實證估計表明金融開放目前對增長的直接影響超過了通過更高的危機傾向而帶來的間接影響。
另外,一些研究從資本流動控制與金融危機關系角度進行,認為控制資本流動并不能避危發生,反而會阻礙一國經濟發展,引發金融危機。Dellas和StockmaIl(1993)認為實行資本控制可能會使公眾預期政府實行資本控制政策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等原因引起的,導致私人部門的資本外逃,可預期的將實行的資本控制政策增加了自我實現投攻擊的可能性。BaltoliIli (1997)認為政府當前的資本控制政策能暗示未來的財政狀況,一個限制資本流出的政策暗示一個不好的經濟財政狀況,從而導致凈資本流出,使得資本控制無效且造成生產扭曲。Valdes(1996)指出資本管制放縱了貨幣當局擴張性政策的實施,甚至在宏觀基本面失衡的情況下,管制將導致外匯市場的騷動和本幣貶值預期,進而爆發“自我實現”的金融危機。Jose De Gregorio 等(2000)分析了資本控制對資本流入的有效性,他們分別從資本控制對資本流入的組成、大小,實際匯率、國內利率以及金融脆弱性的影響方面分析了智利的資本控制政策對資本流入的效應。結果表明,智利的資本控制對資本流入的影響被夸大了,而且智利的資本控制增加了資金的使用成本等成本。Bordo (2001)通過分析了21個國家1880-1997年階段以及51個國家1973-1997年階段的數據,認為金融危機更容易發生在實行資本控制的國家。Leblang(2003)使用pmbil模型對90個國家1985年到1998年之間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資本控制使貨幣危機更可能發生。Shigeto Kitallo(2007)認為資本控制會給政府預算帶來額外的負擔從而引發危機發生。資本控制下的高利率造成了國內公共債務成本,促成危機的突然發生。即使政府可以通過資本控制延遲危機的發生,福利會較資本完全流動的情況下受損。
三、資本開放促進金融危機發生可能
一些研究表明,資本開放以及資本項目的不當開放,極易引發各種金融問題,嚴重時甚至引發危機。Hellmann,Murdock和Stiglitz(1994)從實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發,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和條件尚不具備時資本開發會增加整個金融體系風險和銀行系統的脆弱性,甚至導致危機的發生。Bhagwati(1998)也指出,亞洲金融危機是與亞各經濟體放松資本賬戶的控制并由此引發大量國外短期資本的進入造成的。Asli (1998)對53個國家1980-1995年發生的金融危機研究后認為,國內銀行體系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時,資本賬戶放開及實施其他金融自由化措施之后,銀行容易受到外部沖擊。wiliiamson和Dfabek(1999)發現,是否發生金融危機及金融危機的影響程度取決于是否開放了資本項目。在監管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開放資本項目會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或加重其影響,盡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國內的基本面不佳。Berly和Simone Salotti(2007)利用博弈論方法分析了金融危機中國際投資者的羊群行為,認為當國際資本可以完全流動時,在某些條件下實施資本控制政策可以隔離危機從而減少危機的傳染效應,可信的實施資本控制政策的威脅能夠降低羊群行為發生的可能并幫助國家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Juan Luo (2007)建立了一個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傳染模型,并在此基礎上利用中國的數據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目前的經濟基本面處于存在多重均衡的薄弱區,如果受到投機攻擊和流言等導致大量資本外流則極易發生危機,故應審慎開放我國的資本賬戶。Sebastian Edwards(2008)用國家層面數據和面板probit分析來調查貿易和金融開放間的相互作用對外部危機可能性的影響方式,還調查了現金賬戶、政府財政失衡、道德敗壞、國際儲備和匯率制度作為外部危機可能影響因素中的作用。結果表明,放松資本管制增加了一國經濟突然停滯的可能性,“金融項目首先開放”戰略加重了應對外部危機的脆弱程度,尤其當這一政策被盯住匯率繼續和導致嚴重現金賬戶失衡時。然而,Sebastian Edwards只處理了以開放經濟為目的的政策,并未涉及金融或貿易開放在全要素生產力增長中的影響。雖然實證結果顯示,國際貿易較開放的國家生產力增長較快,這是否是長期影響或終將消失仍值得討論。作者還指出未來研究的調整是發展一個統一的實證框架,考慮金融和貿易的同時影響,以及改革次序,包括對經濟增長、福利和危機可能性的影響。
另外,資本流動控制角度研究認為,資本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遲危機的發生,它們主張在一國金融機構及相關監管機制還不成熟的條件下,應謹慎開放其資本賬戶開放。Wyplosz(1986)等 (1987)是最早表明資本控制對于延遲危機是有效的。Park和Sachs(1987)認為存在資本控制時,私人部門在國際資本市場的交易是被限制的,資本控制減緩了經濟中實際貨幣擁有量的調整過程,從而延遲危機的發生。llene Gfabel(2002)考察了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資本控制政策來管理資本流以減少資本流波動和轉移金融危機,并針對國際資本市場上可能出現的匯率風險、資本外逃風險、脆弱性、傳染以及國家風險等五種風險提出了相應的措旌。Pablo Bustelo(2004)指出以及新興國家采用資本控制政策來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生的必要性。
四、資本開放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其他觀點
大量的研究表明資本賬戶開放在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而變動,因此所采取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也應不斷變化。V Grilli和GM Milesi-Ferretti(1995)研究了一些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對資本流動的限制,認為雖然一些國家在國內利率低的情況下用資本管制限制了資本市場的國際套利,但同時資本管制對國際借貸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效應。Dooley(1996)認為資本控制在產生收益差、掩蓋匯率風險上有效,但卻不能阻止市場上不連續的投機攻擊。DemiFguc-Kunt和Detragiache(1998)認為,好的制度環境,會減少危機對宏觀經濟的沖擊,建議在金融自由化開始前進行制度改進,金融開放尤其是資本項目開放也應循序漸進。Guitian(1998)認為,雖然資本控制可以臨時隔離經濟體,減少資本流的波動,在長期卻會導致市場扭曲、低效,從而損害市場的長期競爭力,從長期來看,資本控制政策是失效的。Joshua Aizenman(1999)解釋了發展中國家不愿開放其資本市場的原因以及導致新興國家改變其開放政策的條件,并考察一個單邊開放的新興國家中的資本家在何種條件下會反對金融改革。當金融危機導致國內利率上升以及本幣貶值時,本國資本家會支持本國經濟FDI開放,但更偏好部分改革而不是完全開放。Ronald McKinnon和Gunther Schnabl(2003)認為中國可能會因為人民幣升值而引起通貨緊縮,指出資本項目的放開必須在在金融自由化、銀行改革和貿易自由化完成之后才能進行。Hiro Ito(2004)采用probit分析方法考察了資本賬戶開放和發生貨幣危機時生產成本的關系。他認為發生危機前加大金融開放程度可以幫助發達國家減少發生危機時的產出成本,并可以縮短危機后經濟蕭條的持續時間。并認為發生危機前加大金融開放程度會增加發展中國家發生危機時的產出成本,并可能延長危機后經濟蕭條的持續時間。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而言,制度發展而不是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在降低危機后產出損失大小方兩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Sebastian Edwards(2005)使用一個廣泛的多國數據集分析了資本控制與外部危機之間的關系,發現沒有系統的證據表明,比起資本控制較嚴的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程度更高的國家發生危機的次數更多或者面臨更大的發生危機的概率。但是,一旦一國發生了危機,資本開放力度更大的國家會面臨更高的增長下降。
參考文獻:
[1] Edwards, S. The Order of Liberalization of the External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New Jersey,2007, December
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范文3
《資本論》視角下的經濟危機理論
·普遍的相對生產過剩是經濟危機的實質與特征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現象是普遍的相對生產過剩。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蘊含著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使危機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追求價值增殖，這就使生產具有了無限擴大的趨勢，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社會生產自發擴大的條件下，必然導致普遍的相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虛擬資本與信用制度加深了資本主義各種矛盾
虛擬資本是信用制度的產物。虛擬資本的積極影響主要是能擴大貨幣資本的積累、促進資本集中、加速資本周轉。消極影響主要有使有價證券買賣成為投機的工具，造成虛假繁榮，容易引發經濟危機。當普遍生產過剩危機出現后，貨幣信用危機就隨之而來。生產過程的發展促使信用擴大，正是對借貸資本的需求在繁榮時期的擴大，造成了停滯時期的信用緊迫，伴隨而來的就是商品跌價、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等，經濟危機隨之進入全面的爆發。
淺談本次美國金融危機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新自由主義者大力倡導放松對金融的監管，他們認為只要靠市場機制就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是從“次貸”危機引起的。“次貸”是美國住房貸款的一種形式，銀行給予那些收入少、信用差的客戶貸款，叫“次級貸款”。許多金融機構為了繁榮住房市場，爭奪客戶，紛紛降低次貸門檻。這樣，開發商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蓋的住房越來越多，購房者所需支付的貨幣僅靠銀行貸款，而銀行貸款實際上是沒有真正購買力的、不能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最終由債務清償危機導致經濟危機和世界性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帶給中國的啟示
·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
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外貿出口已經出現衰退跡象。由于部分投資者缺乏投資信心，我國企業引進外資難度加大，引進資金、技術等受到限制。出于對未來宏觀經濟走勢的擔憂，部分生產企業對國際經濟走勢難以預料，多數企業處于觀望狀態，企業投資削減逐漸顯現。
·金融危機帶給中國的機遇
首先，從實體經濟角度看，我國沒有受到金融危機太大的影響，我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將較快地提升。從戰略角度考慮，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只有通過經濟手段才能取得與其綜合實力相適應的國際地位。因此，我國應該利用此次金融危機帶來的機會，加快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并在改革過程中，增大中國的發言權。
其次，有利于我國調整產業結構。受金融危機影響，我國許多中小企業來自歐美的訂單大幅減少，這讓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中小企業面臨更嚴峻的威脅。在目前的危機下，中小企業必須升級技術、開拓新興市場。
最后，有利于我國擴大內需，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要通過此次金融危機加快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刺激經濟的關鍵是擴大內需，擴大內需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進行收入分配的改革。
·金融危機對中國的警示
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要求政府減少管制。事實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行不通。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經濟主體追逐的目標，盲目性生產在所難免，所以，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同時我們一定要注意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不能放任市場自由發展。
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范文4
關鍵詞：匯率 金融危機
一、匯率制度選擇與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一般認為，導致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因素主要包括：宏觀經濟波動，包括利率，實際匯率的非正常變動；信貸膨脹、資產價格暴跌以及資本凈流入劇增；銀行長期負債在期限及貨幣上的不匹配嚴重；非充分條件下的金融自由化；政府大量介入金融交易，且缺少對相關交易的控制；發展中國家會計、信息披露及法律等制度不完善；產權制度等原因使風險防范中的激勵機制扭曲；匯率制度選擇不當等。在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呢？
二、匯率制度選擇與金融危機成本關系的分析
金融危機會造成貨幣政策執行的較大困難：不僅可能歪曲貨幣政策工具與中介及最終政策目標之間的正常關系，還會導致貨幣政策當局政策立場的混亂，中央銀行在對有問題銀行進行救助的過程中也常常會發生金融資產損耗。同時，金融危機中銀行大量倒閉、信用收縮等又可能使企業發展所需的金融支持不足，企業生產因此而萎縮，證研究表明實施固定匯率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產出成本相對浮動匯率制更高。
三、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啟示
盡管固定匯率制有減少危機發生概率的優點，但是相對于釘住匯率制這種固定匯率制而言，浮動匯率制在經濟金融全球化不斷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具有多方面的優點：一是均衡匯率水平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 ，外匯資源配置更有效率；二是由于以市場供求來決定匯率水平，資本的流進與流出只會引起匯率水平的升降，而不會改變貨幣供給量，而貨幣政策也就有了較大的獨直性；三是由于浮動匯率制下的匯率變動是連續、輕微、小幅度的變動，投機者獲利甚微，因而缺乏形成預期一致的投機狂潮。
當然，浮動匯率制也存在著一個最大的基本缺陷：這就是因匯市中多重均衡的存在使得匯率出現嚴重高估或低估造成匯率過度波動，從而使得外匯資源難以達到最優配置。盡管如此，但浮動匯率制畢竟是依靠市場力量而運行，沒有政府過高的干預成本，并且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這樣一種背景下，一國經濟在融入全球化過程中選擇浮動匯率制是基本趨勢。
問題在于：一國在經濟開放與融入全球化過程中應具備什么樣的前提條件才能趨避害充分發揮浮動匯率制的優勢呢 ？一般而言，選擇浮動匯率制應具備以下前提條件：第一是國內物價水平穩定，國內物價水平等于外國物價水平；第二是國內外利差趨于一致；第三是利率市場化；第四是健全的法規法律體系；第五是市場中的投資者基本上是較為成熟的理性投資者；第六是市場中交易工具多樣化。如果一國在經濟金融全球化過程中能逐步滿足這些前提條件，那么 ，選擇浮動匯率制會帶來更大的益處。
從長遠來看，隨著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快與開放程度進一步加深，人民幣匯率趨向浮動匯率制選擇是未來的基本趨勢。今后 2～3年時間內，中國還不完全具備選擇浮動匯率制的基本條件。因此，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只能分兩步走：第一步，現階段實行在一定目標范圍內自行浮動的目標區匯率；第二步，在目標區匯率制的基礎上與人民幣實行資本項目自由競換之后，再把目標區匯率制過渡到浮動匯率制，完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浮動匯率制選擇?，F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只能實行在一定目標范圍內自行浮動的目標區匯率是由目標區匯率制度的特點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所決定的。目標區匯率制度本身的特點是：在相互“完全信任”條件下，貨幣當局與市場參與者相互配合完全能夠把匯率置于設定的目標區間內運動。只要政府是一個守信用的強勢政府，市場參與者對貨幣當局所確定的公開的匯率波動區間，邊界的干預具有完全信心，那么，貨幣當局干預與市場參與者區間作用下的互動效應將使現實匯率只會在所設定的目標區內波動。目標匯率我設計兼顧了浮動匯率與固定匯率兩種匯率制度的優點。在匯率目標區邊界區內，匯率的生成主要取決于供求關系，由供求所決定的均衡匯率滿足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利潤最大化原則，從而使得外匯資源達到有效配置。并且，貨幣當局無需對邊界區內匯率的運動進行干預，從而貨幣政策也就有了相當程度的獨立性。這些都使得匯率目標區具有浮動匯率制的優點。目標區匯率設計使得貨幣當局能在更大程度上自主地控制匯率的運動。在匯率目標區制度設計中，貨幣當局不僅可以在邊界干預，也可以在區內進行干預，使匯率朝著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的方向移動。
因此，目標區匯率制既優于固定匯率制又在一定前提條件下優于浮動率制以及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并且目標區匯率制設計又與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漸進式路徑相吻合。因為中國整體經濟的改革與開放是漸進型的，那么，中國金融的改革與開放亦必然是漸進型的。在漸進式的改革與開放中，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設計也應該是漸進式的。既以現在的匯率水平為中心匯率，確定一定的波動區間然后再逐步放開，最終過渡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浮動匯率制。
參考文獻：
[1]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范文5
我們很多時候談金融危機就色變，其實金融危機早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現象，沒什么好奇怪的。美國經濟體那么成熟，2008年也遭遇了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歐元區2010年也遭遇了由債務引發的金融危機。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遭遇金融危機就更為普遍了。據IMF資料，自1980年以來，該組織181個成員中有133個成員發生過金融危機，52個國家的大多數銀行多次失去支付能力。
對于體量小而且開放度又很高的經濟體，其出現危機主要是由于外部不可控的原因，可預測性相對較強。但對于體量較大的經濟體而言，金融危機則很難預測。假若經濟學家預測某一較大的經濟體一定會發生金融危機，那么這一經濟體的決策當局采用反危機政策往往能夠化險為夷。危機的產生很多時候都是大家忽略了危機的存在，出現“信心膨脹”，自以為安全的時候，小概率事件就出現了。由于金融系統相互關聯，滲透性強，一個領域出現問題將迅速傳導，最后演變成系統性危機，是所謂的“千里之堤，潰于蟻穴”。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由于銀行不良貸的快速攀升，很多經濟學家都預測中國將出現金融危機，但隨著中國政府成立4大資產管理公司，采用對不良資產進行剝離的改制方式，危機并沒有出現。相反，在銀行監管方面，西班牙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應該稱得上是典范。在上世紀70年代，西班牙遭遇銀行危機之后，一直致力于金融監管的完善，很多監管指標都是由西班牙率先提出，誰都不會料想到在這一完善的金融監管下，會由于銀行的破產導致了西班牙的債危機。上個世紀末以來，西班牙人熱衷房地產，房屋擁有率為82%，2004-2008年西班牙房價上漲了44%，西班牙銀行的貸款主要集中于房地產，盡管有眾多監管指標的約束，但由于歐元區其他經濟體的債危機導致歐元區經濟快速衰退，也傳導到西班牙的房地產業，房產價格暴跌了50%，直接引爆眾多西班牙銀行的破產，看似完美的金融監管，卻引來了債危機。
對中國是否會出現金融危機的擔心，主要集中于銀行、貨幣、債務、房地產和金融自由改革等領域。這些擔心都不無道理，但對此既然大家都已經先知先覺，都已經意識到這些方面的風險，那么由此引起金融危機的概率就大大降低。因為決策當局應對這些危機的反危機政策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綢繆。
過去1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重化工業和制造業的推動，銀行信貸的集中投放主要集中這些領域，隨著經濟的轉型，這些領域的景氣周期已經接近尾聲，銀行的不良貸會開始顯現。與此同時，2008年金融危機后政府的反周期操作，所形成的產能過剩和對地方政府項目的信貸，都隨時可能會形成壞賬。既然上世紀90年代銀行30%多的不良率都能應對，那么未來即便銀行不良率上升，采用資產證券化、資產剝離等辦法，同樣能應對。
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美聯儲逐步退出QE已經是既定的事實。全球資金將面臨回流美國的趨向，由此帶來新興經濟體資金大面積流出所引發的貨幣危機將成為大概率事件。與此同時，國內勞動力價格的快速攀升，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從購買力平價來看，已經普遍反映國內商品價格已經遠高于一些發達經濟體，此時任何的風吹草動，確實很容易引起資金外流，引起人民幣危機。但決策當局完全可以采用限制資金流出，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是資本項目可自由流動的經濟體。
到2013年年底，地方債務規模已經接近17.89萬億元，一些債務還是通過表外的高利息獲得，而且很多債務都是通過土地進行擔保。一旦房地產降溫，土地交易冷清，土地價格出現下降，地方政府將面臨債務償還壓力，直接引起地方還債的信用危機。但我們也應看到，政府債務本來就是政府信用，很多政府債務到期都是用新的負債去償還以前的債務。假若真的面臨償還壓力，完全可以通過中央政府加大負債來化解，而且政府債券的持有者主要是國內居民和機構。
過去十幾年，房地產價格一路高歌，在老百姓的潛在思維中，房地產價格是只漲不跌。居民的財富主要都集中在房地產領域。銀行的信貸也主要集中在房地產相關的領域。但作為資產，其漲跌與大的經濟周期密切相關，一旦經濟增速出現下滑，房價下跌也將不可避免。但這并不意味著房價暴跌的極端情況會出現，只要銀行、人民幣和債務不出現危機，同時貨幣政策維持穩中偏松，房地產出現大幅下降而引發危機的可能性較小。
就目前中國的金融體系而言，我們也需要警惕金融自由化所帶來的風險。從國際經驗看，金融危機與經濟全球化過程特別是金融自由化過程密切相關。由于金融自由化發展迅速，而許多發展中國家金融體制尚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調控和管制手段，在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金融自由化，導致金融危機。中國2011年以來加快了金融體制的改革，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快速推進，這必然會帶來我們不曾預見的情況。但只要我們有充分的預期，化解并非難事。例如，2013年年中和年末的“錢荒”，今年1月份到期的“誠至金開1號”礦產信托兌付風波等。
因此，假若對所面臨的問題有充分的預期，那么普遍所擔心的這些問題會引爆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就比較較小。但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金融系統較為脆弱，處理不當和微小的忽略，都可能引發危機。因為當前高度發達的金融系統，各領域之間相互滲透，任何一個領域出現風險，都可牽一發而動全身。從歷史經驗來看，爆發危機更多的是由于我們“信心膨脹”覺得沒問題的地方出現了“黑天鵝”事件。這就促使我們更應該關注那些被忽略的領域出現不可預測的現象。只要避免了危機的爆發，隨著改革深入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很多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在發展過程中將自然迎刃而解。
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范文6
關鍵詞：貨幣錯配；匯率風險；金融危機
中圖分類號：F830.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8)03-0026-04
一、建立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必要性
貨幣錯配是指經濟主體擁有的資產和承擔的債務用不同的貨幣計值，或者其業務經營活動中收入與支付用不同的貨幣計價，并且沒有采取任何工具或手段規避匯率風險的現象。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貨幣錯配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轉軌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分析20世紀80年代拉美的債務危機、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1世紀初巴西及俄羅斯的金融動蕩均可以發現，這些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匯率急劇波動甚至貨幣危機，而貨幣錯配是匯率風險產生的前提，國內出現嚴重的貨幣錯配既是導致這些國家出現匯率不穩定的重要根源，也是這些國家在危機之后經濟不能很快恢復起來的重要原因。在所有發生過危機的國家中，銀行部門的外匯風險敞口(近似貨幣錯配)都有顯著上升，見表1。阿爾巴(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不僅銀行部門的貨幣錯配程度在上升，在韓國、印尼和泰國，它們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外幣負債也快速上升。伯恩塞德、艾克鮑姆和雷貝羅(1999)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國在危機前夕，存款貨幣銀行、其他金融機構以及非金融企業存在大規模的貨幣錯配(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
貨幣錯配對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和提高化解金融危機的成本以外，它還影響一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匯率制度的選擇，它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匯率制度選擇上出現“浮動恐懼”，并最終被迫走上美元化道路的重要原因。從我國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貨幣錯配程度相當輕微，再加上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貨幣錯配對經濟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但自從2000年之后，隨著對外貿易的擴大以及FDI的不斷增長，我國近年遭遇一種新型的貨幣錯配即債權型貨幣錯配，同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出現的債務型貨幣錯配一樣，債權型貨幣錯配對我國宏觀經濟、貨幣政策、匯率制度改革以及金融業的穩健運行都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為此，通過構建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可以全面及時地把握我國銀行體系的貨幣錯配狀況，一旦出現異常變化，相關部門可以據之迅速做出反應，將貨幣錯配控制在一個相對安全的范圍之內。這對保障銀行部門的安全營運和預防金融危機的發生均具有重要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國出現貨幣危機或者本幣急劇升值時，較低的貨幣錯配程度有助于經濟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到正常水平。
二、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與金融危機預警體系的關系
貨幣錯配風險預警系統與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的目標是不同的。金融危機預警的目標是根據相關指標值的變化以及經驗數據預測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為決策當局采取措施預防金融危機的發生提供決策參考。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目標是準確測量我國商業銀行貨幣錯配的程度，為匯率政策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為監管當局了解銀行系統的外匯風險并對銀行危機的發生進行提前預警。正由于它們的目標不同，因而功能上也存在差異。貨幣錯配風險預警系統主要功能在于識別和揭示銀行體系中蘊含的外匯風險，它不能預測金融危機的發生，但它能為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的經濟重建提供十分有用的信息。與金融危機預警體系強調全面性不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僅關注銀行與企業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的幣種匹配情況，或者說只關注經濟的貨幣層面，而金融危機預警系統不僅關注經濟的貨幣面，而且關注經濟的基本面。
卡明斯基等人通過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的研究，得出如下結論：有效的貨幣危機預警系統應當包括一套廣泛的指標，并能獲得充分的統計支持。他們認為，可以作為貨幣危機先行指標的變量是：國際儲備下降數量、貨幣升值、信貸擴張、持續的通脹率、貿易賬戶惡化、出口表現、實際GDP增長率、貨幣供給增長速度的上升、廣義貨幣與總儲備的比值、財政赤字?；旧喜荒苡糜谖C預測的變量是：對外債務、經常賬戶。而其他變量與危機的關系難以確定。從他們的研究來看，貨幣危機的先行指標如貿易賬戶惡化、出口表現以及廣義貨幣與總儲備的比值等已經考慮到了貨幣錯配問題，換言之，貨幣錯配指標應該是金融危機預警指標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也說明，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可以作為金融危機預警體系的重要補充。值得注意的是貨幣錯配風險預警系統并非可有可無，因為貨幣錯配風險預警側重于測量銀行部門的外匯風險，為監管部門實施有效監管提供決策參考。
應該說，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是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國內外有關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的設計來看，不同程度地考慮到了貨幣錯配問題，其相應指標主要由外債余額、外匯儲備及其同其他國民經濟總量指標如GDP、進出口總額之比而構成。從這些總量指標上很難看出結構性問題尤其是銀行體系貨幣錯配的嚴重程度，因而是不全面的。此外，這些指標中不涉及企業貨幣錯配情況，其實企業部門如果存在嚴重的貨幣錯配，同樣會給銀行帶來不利的影響(主要是信用風險)。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彌補金融危機預警系統存在的這些問題。
三、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目標、功能及主要內容
建立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目標是準確測量我國商業銀行貨幣錯配的程度，為匯率政策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決策參考，并為防范系統性風險和對銀行危機進行提前預警。銀行總體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功能是，通過對整個商業銀行體系貨幣錯配的密切監控，對銀行體系系統性的外匯風險提出預警，并提出相應的對策，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機風險。同時，作為金融危機預警體系的一個子系統，與其他系統或指標相結合為監管當局提供金融危機預警。銀行總體貨幣錯配風險預警系統至少應包括三個模塊：(1)銀行貨幣錯配測算指標模塊；(2)風險預警信號模塊；(3)對策反應模塊。第一個模塊是為了準確測量銀行體系作為一個整體所具有的貨幣錯配程度，為風險預警做準備。第二個模塊主要是設計銀行貨幣錯配指標的臨界值，對銀行貨
幣錯配風險程度做出判斷，這些判斷將是下一步采取應對措施的依據。第三個模塊設計的目的是針對不同的貨幣錯配程度，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防范可能出現的系統性風險。
預警系統構建的關鍵是銀行貨幣錯配指標的選擇。筆者將結合相關貨幣錯配指標及本國的實際情況嘗試建立銀行總體貨幣錯配指標體系，期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作用。銀行貨幣錯配的測算指標應包括總量指標和結構性指標，還要包括直接貨幣錯配指標和間接貨幣錯配指標。具體說，指標的選取應堅持以下原則：一是相關性，即選擇的指標與貨幣錯配具有高度關聯性；二是數據可得性，即指標中涉及到的數據能從一定渠道獲得，最好來自國民經濟統計與金融統計；三是互補性，即指標之間能相互補充，從而全面反映貨幣錯配狀況。銀行貨幣錯配測算指標體系如圖1：
銀行貨幣錯配測算指標體系分兩大類：
一是直接貨幣錯配指標，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指標：(1)全部銀行凈外幣資產總額與銀行總資產之比，這一指標反映了銀行資產幣種結構，在債權型貨幣錯配情況下，這一指標非常有效，比值越高說明債權型貨幣錯配越嚴重；(2)外幣存款占全部存款之比(即貨幣替代指標)，這一部分刻畫國內的外幣化程度，比值越大，表示債務型貨幣錯配越嚴重；(3)國外負債占全部負債之比，反映國內銀行承擔的外債水平，比值越高，同樣表明債務型貨幣錯配越嚴重；(4)全部銀行凈外匯敞口頭寸與全部銀行資本金之比，反映銀行承受外匯風險的能力，其比值越高，越容易出現系統性的外匯風險；(5)表外業務未抵補外匯合約總值，是針對銀行表外業務快速發展而設立的一個參考指標，表外業務中涉及外匯的部分增長越快，貨幣錯配的可能性越大，同樣給銀行帶來的外匯風險也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