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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貸危機的危害性范文1
其次，從“兩房”的企業屬性上來看，政府贊助的背景與私營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之間存在沖突。作為私營企業，股東需要利潤，高管需要拿到巨額的獎金，因此，管理層時常存在冒險沖動，而他們確實這樣做了。一是保留最少量的資本金，盡量把生意做大；二是經營激進，最近一兩年就涉足了不少Alt－A貸款（介于優質貸款和次貸之間），其歷史上甚至出現管理層操縱利潤。在外部沖擊下，其脆弱性自然很快就暴露出來了。
那么，“兩房”危機到底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和教訓呢？首先，它再次向我們提醒泡沫的極端危害性。由于獨特的經營模式，“兩房”的風險本來是比較小的，但在樓市泡沫破裂后，抵押貸款市場和融資市場全都陷入了混亂，原本正常的經營難以為繼。
追根溯源，此輪次貸危機來自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脫節，來自于房價泡沫。在最近兩三年樓市股市積聚泡沫的過程中，不少人鼓吹歌頌，一些頗有名望和影響力的人士也經常就房價和股價問題發表極不負責任的言論，一些證券分析師為了得到高額獎金，也發表大量的欺騙性報告和言論，推動泡沫膨脹。
對于正在高速成長的中國經濟體來說，泡沫破裂或許只會導致至多兩三年的經濟低迷，尚不至于演化成長期蕭條，而一旦日后中國經濟體趨于成熟，泡沫破裂的后果很可能就是“中風”，而不是“皮外傷”了。因此，我國一定要從美國次貸“風暴”和自身近兩三年股市樓市的泡沫中吸取教訓，防止悲劇重演。
其次，應該動態地檢討住房政策體系。各國現有的住房政策似乎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香港的廉租房體制就曾遇到過“八萬三風波”；即便是在新加坡運行得比較成功的公積金制度和保障房體系在移植到中國后也是問題多多；而美國一向以“兩房”作為住房金融的核心，2003年布什政府又大舉推動少數族裔購買住房，并從金融政策方面給予支持，沒想到最終卻釀成了一輪巨大的次貸危機。
這些例子說明，住房體制天然具有復雜性，要找到合身合體的好政策并非易事，因此，對于正在構建多層次住房體系的中國來說，應該認識到這種復雜性，經常進行檢討和動態改進，方能減少試錯成本。（摘自2008年9月9日《證券時報》）
兩房
――美國金融界的“支柱”
次貸危機的危害性范文2
關鍵詞：金融；脆弱性；系統性金融風險
一、四種基本均衡與四大金融危機
所謂系統性金融風險是一種全局體系的風險因素，相對于的是一種局部性風險。系統性金融風險是一種危害性較大的金融風險，其破壞性極強，極易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是一種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關鍵因素。一般來說，金融體系的穩定是建立在一定均衡的基礎上。這種均衡體現在四個方面：貨幣供求方面的均衡、資金借貸方面的均衡、資本市場方面的均衡和國際收支方面的均衡。其中貨幣供求方面的均衡體現在幣值穩定上；資金借貸方面的均衡體現在信用關系的穩定上；資本市場方面的均衡體現在金融資產價格的穩定上；而國際收支方面的均衡體現在匯價和國際資金流動的穩定上。如果這四種均衡被破壞，就會導致不同規模、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根據其表現形式不同也可以分為四種：貨幣型金融危機、銀行型金融危機、資本市場型金融危機、債務型金融危機。貨幣型金融危機是由貨幣貶值引發的金融危機，由于貨幣的貶值，導致外匯儲備短缺，金融資本向國外轉移，固定匯率體制被破壞，發生通貨膨脹。銀行型金融危機是由銀行業自身出現虧損引發的金融危機，在銀行體系中出現10%以上壞賬，導致部分銀行瀕臨破產開始倒閉，從而影響到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資本市場型金融危機是由于資本市場的崩潰所導致的金融危機，例如股市或樓市出現價格的暴跌。債務型金融危機是由無力償還外債而引發的金融危機。
二、中國金融體系脆弱性主要表現
筆者上面分析了四類金融危機，那么我國現在的經濟體制下，能否引發金融危機的發生？下面就分析一下我國潛在的金融危機。
(一)我國潛在貨幣危機
從我國現今的實際匯率上看，人民幣一直存在一定空間的升值壓力。而且通過與美國的對比，發現我國現今的通貨膨脹率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從經常賬戶上看，我國一直維持貿易順差，因此經常賬戶保持盈余，說明國家具有一定抵抗風險的能力。從資本和金融賬戶上看，因為從2005年開始我國放緩了對外國投資資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債資本流入中短期外債比重不斷攀升，所以應該引起對這一方面的高度重視，以防引發短期投機資金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從外匯儲備上看，我國外匯儲備很充裕，是現今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大的國家，這是我國一種金融保險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不會爆發貨幣危機。
(二)我國潛在資本市場危機
在資本市場發生危機的關鍵原因是投資者的投資信心，隨著我國證券市場逐漸的規范化，上市公司的質量也得到了保證，證券市場投資環境不斷完善，投資者的信心在不斷提高。因此，我國證券市場應該在不斷上升中，向“牛市”進發。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也不會爆發資本市場危機。
(三)我國潛在債務危機
我國現在的對外債務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狀態下，連續7年我國外債負擔率、外債償債率和外債債務率均低于國際警戒線。但近幾年，我國對外債務的結構也在不斷的變化，短期外債比例從2003年開始超出25%的國際警戒線。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要，但我國現今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也很小。
(四)我國潛在銀行危機
我國現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中最不安全的因素在銀行業，是最需要關注和預防的。第一，我國現在銀行體系中的不良資產率仍有可能反彈。雖然政府一直在干預銀行的不良貸款情況，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每年降低不良貸款2-3個百分點，，到2005年不良貸款率降到8.6%。但是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隨著貸款力度的加大，不良貸款也會隨之加大，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下，會出現銀行不良資產的新的高峰。第二，我國銀行業的資本缺口仍舊巨大。雖然銀行業股份制改革解決了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充足問題，但資本不足一直是我國銀行業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據有關估計，國內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要達標的話需要補充1·7萬億元。第三，我國銀行業整體盈利能力依然偏弱。銀行的盈利主要來源于存貸款利率之間的差額，我國商業銀行的利潤80%以上來源于此，其他收入只占19%左右。而在國外銀行的盈余中其他收入占到35%以上。第四，政府解決銀行危機的成本較高。從近幾年國家解決銀行危機的方式上看，基本上就是國家出資解決問題，政府掏腰包買單，可以輸國家為解決銀行業的金融危機承擔了高額的成本。
三、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全面管理對策
（一）加強金融監管
從世界各國發展態勢上看，金融監管正在發生質的變化，從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發展，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發展。因此，我國應該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進行金融業的全面監管。我國可以考慮參照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模式，成立一個專門的領導機構———國家金融協調發展與風險管理委員會，協調金融行業的風險管理，彌補現有金融監管的不足與缺陷。
（二）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職能
現在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銀行作為最后的貸款人來維護金融穩定，我國一般是由中央銀行通過提供再貸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動性危機的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在救助危機銀行機構時，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貸款人職責。
（三）建立與健全投資者保護制度
通過國際上先進經驗可以看出，建立一些相關的投資人保護制度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可以起到很好的預防作用。一般來說可以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證券投資者風險補償制度、建立壽險投保者風險補償制度等等，來有效的預防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從而催動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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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次級貸款 房地產貸款 危機
次級抵押貸款（簡稱“次貸”）是美國眾多金融創新產品之一，主要指金融機構為信用分數低于620分、收入證明缺失和負債較重的人提供的住房貸款。在過去的幾年間，次級抵押貸款在幫助低收入人群解決住房問題的同時，也使很多放貸機構獲得了巨額利潤。然而今天，它卻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震蕩和投資者的恐慌。美國次貸危機引起了各方關注，其深刻教訓足以讓我國房地產貸款市場引以為戒。
一、警惕房地產過熱的負面影響
房地產過熱的直接表現是房價過度攀升，這是美國次貸危機的源頭。20世紀90年代美國房價的年平均增幅不到3％，但自2001年1月起美聯儲連續13次的降息，吹大了房地產泡沫。然而，從2004年6月起，美聯儲又連續17次加息，最終導致泡沫破裂，次貸危機爆發。我國當前價格虛高的房產市場及相關的金融機構應該從中吸取如下的深刻教訓。過快攀升的房價往往會使房貸的貸款人（商業銀行）、借款人和投資者皆大歡喜，在評估抵押房產的價值時忽視風險，使房貸風險不斷積聚。房地產不會永遠高漲，一旦泡沫破滅就可能破壞整個經濟系統的平穩運行，而持續的繁榮離不開對風險的控制和監管。商業銀行應加強對抵押房產價值評估環節的控制，政府應重視對房屋估值機構的監管，恪守穩健原則，預防抵押房產價值的高估、甚至虛抬，這是控制房貸風險的關鍵。
二、商業銀行應嚴格審核房貸條件，警惕貸款泛濫
自2003年以來，美國的一些抵押貸款機構在火熱的房地產泡沫中，為了追逐高額利潤，不惜降低貸款門檻，將抵押貸款推向那些不具備基本申請資格的群體。部分信用等級較低、收入不穩定、金融風險意識薄弱的購房者在利益的驅動下，也甘冒風險申請次級抵押貸款，期望房產升值帶來的利潤會遠超次級抵押貸款的利息成本，甚至期望無本萬利。這樣，房地產市場泡沫和金融市場泡沫的互動，導致了次貸危機的進一步升級。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自2003年以來我國房地產貸款的增長遠遠超過了人民幣信貸年均14.8％以及名義GDP年均15.4％的增長速度。2002年末，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為6616億元，到2007年末達到了1.8萬億元，年均增速22.2％；2002年末，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為8253億元，到2007年末達到了3萬億元，年均增速29.4％。2007年末，這兩項貸款余額已經達到4.8萬億元，在全國銀行業信貸資產中的比重已經達到了18.3％，而在2002年末時僅占11.3％?？梢?，房地產業貸款業務對銀行業發展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被我國商業銀行視為低風險業務，目前仍在繼續膨脹。利益的驅動也造成了銀行間的惡性競爭，并出現了諸多風險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
1、“假按揭”及虛假信用凸顯道德風險?！凹侔唇摇币殉蔀閭€人住房貸款危害性最大的風險源?！凹侔唇摇辈灰再彿繛槟康模_發商以本單位職工或其他關系人冒充客戶和購房人，通過虛假交易，套取銀行貸款。據報道，2004年上海曾經發生過有人貸款7800萬元，購買128套住房的重大違規貸款行為，就是通過虛假信用的方式操作的。
2、超支付能力貸款不斷增加。按照銀監會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指引，個人每月按揭貸款還款額不得超過個人家庭月可支配收入的50%。但實際上，國內居民及住房投資者在辦理住房按揭貸款時，很多人不能滿足這一基本標準。有人從單位或找他人隨意開出假的工資收入證明。房產銷售人員和銀行信貸人員為提高房屋銷售和貸款業績，甚至明確告訴貸款者只要能開到證明就放款。用假的工資收入證明到銀行進行按揭貸款，無疑埋藏了巨大的潛在風險。
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加緊個人信用體系建設，采取嚴格的房貸審核制度，加強對個人信貸資信的監管，重視對房貸人員的業務技能培訓和職業道德教育以及購房者的風險教育，警惕房貸泛濫，減少個人房貸市場安全隱患。
三、加強宏觀經濟運行的分析，高度關注宏觀經濟調控可能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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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債危機的危害性要有充分認識和準備
美債危機的危害首先在于“失信”?，F代經濟的核心是金融，基石是信用。2008年下半年，源于美國次級住房貸款大量違約和金融衍生產品泡沫破裂，就引發了一場百年未遇的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暴露出美歐等國長期負債消費、透支未來的發展模式的弊端。然而，3年多時間過去了，美國“借債成癮”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相反更加嚴重，不得不“印票子”、依靠財政赤字的擴張來減少和轉移自身困難。因此，美債危機是對目前美元主導金融體系的信任危機，從以前的企業經營危機，演變為目前的美歐財政危機。勢必嚴重挫傷投資者信心。
美債危機具有“連鎖”效應。受美歐債務危機影響，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震蕩，黃金升至歷史高位，人民幣升值加速。始于希臘的歐債危機愈演愈烈，最近，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亦卷入漩渦之中，又傳出法國將被信用降級，引起市場恐慌，大有火燒連營之勢。而消費者和企業的信心受挫，危及當前本已脆弱的經濟復蘇，使企業生產經營環境更加嚴峻。美國為免于經濟二次探底，必將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加劇流動性泛濫和全球通脹化壓力，使正在艱難復蘇進程中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
美債危機的危害性還表現在“遠慮大于近憂”。8月2日。奧巴馬簽署了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暫時解除了美債違約風險，但美債危機仍然是全球經濟的一大隱患。目前美國的債務上限已經從9年前的6.4萬億美元增加到16.7萬億美元，而未來10年美國的赤字僅承諾削減3萬億美元。美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兌現這種承諾，還是一個未知數，況且我國擁有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約三分之一投資在美國國債上，假如有朝一日美國在削減債務時遇到國內政治的阻礙，面對違約和轉嫁債務的兩難選擇，我們的處境將會比現在糟糕。對此，必須認識美債危機的嚴峻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充分準備，妥善應對。
美債危機對浙江的影響不可避免、不容輕視
浙江經濟外向度高，與美國有著緊密的經貿活動。美國是浙江最大的貿易出口國，也是浙江的第三大進口市場。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來的10年間，浙江與美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增長了6.9倍，年均增長21.4％。美國也是浙江主要外資來源地之一，目前已有23家美國的“世界500強”企業在浙江投資了32家企業。近年來，浙江企業對美投資發展迅速，截止今年4月，我省經審批和核準在美國設立的境外企業和機構計710家，占我省境外企業數的15％，美國已成為我省境外投資企業數量排名第一的國家。今年7月，趙洪祝同志率浙江代表團在美國鹽湖城以及印第安那州、新澤西州簽約項目32個。協議金額40，5億美元。開展更加緊密的經貿交流與合作，需要穩定、誠信、平等的經貿環境。
當前，我省經濟下行和上行的可能性同時存在，相互掣肘。美債危機對浙江影響雖不直接，但它將給全球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也必將給浙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考慮到美國經濟復蘇前景黯淡，財政增收幅度有限，同時削減財政開支之路布滿荊棘，最終結果是美國政府依然要靠舉債過日子，也就是說，全球經濟因美債違約而大幅放緩甚至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始終存在，我省出口和經濟增長很難獨善其身。具體分析，美債危機對浙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低增長”。目前，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中長期低速增長的時代。除了德國、日本等幾個國家保留占GDP不到20％的制造業外，大多數發達國家幾乎沒有多少工廠，卻擁有很多財富，這些財富主要來自金融業。比如，上世紀50年代初，金融業僅占美國人薪酬總額的3％，而200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34％。如果美國債務危機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將從需求方面對全球經濟造成沖擊。其影響可能不會亞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浙江而言，經過30多年的發展，區域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民間創造活力明顯增強，但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問題突出。全省年產值超10億元的312個特色產業區塊，大多處于供大于求的競爭性領域，尤其是一些傳統行業利潤十分微薄。今年7月，浙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930.5億元，同比增長9.4％，增速比上月回落1.3個百分點，其中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32，5％，為近三年來最低。美債危機發生后，世界經濟增長將會低于預期水平，浙江在全球經濟“弱增長”格局中實現自身平穩較快發展任務艱巨。
二是“高通脹”。為了彌補財政支出削減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美國必然采取低利率政策，繼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將使我省輸入性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穩定物價難度更大。價格是經濟活動的主軸。過去幾十年，我們持續推進工業化，從農業吸收了大量社會資源，造成農產品供不應求和農產品價格持續走高。而“投資饑渴癥”在各地工業化過程中不同程度存在，這種主要依靠大規模投資來拉動經濟發展的方式，極易產生低水平重復建設。與工業化同步推進的城市化，導致土地價格和房地產價格上升而推動價格上漲。資源供給總是有限度的，而工業化、城市化所需的資源消耗無窮無盡，供需基本矛盾決定價格走高將是一種長期趨勢。今年7月份。浙江CPI同比上漲6.3％，PPI同比上漲6.4％。價格水平繼續高位運行。美債危機發生后，將使我省經濟政策調控處于“內憂外患”的地步。高物價，抬高企業成本，降低企業利潤，“高成本+微利”成為常態現象。
三是“多難題”。美債危機將帶來巨大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最直接的影響便是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繼續下降，8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3991，升破6.40，而176個基點的單日升幅也創下逾9個月新高。按浙江現有出口體量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每升值0.1元，浙江出口匯兌損失約16億元。事實上，今年以來我省經濟在平穩發展中，也已出現一些值
得警覺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用工荒、電荒、錢荒現象愈演愈烈，一些企業處于開工不足的狀況。隨著人口“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浙江勞動年齡人口增量減少，企業從季節性招工難演變為常年性用工缺口，人口“未富先老”問題和企業用工問題日益突出。去年以來央行連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3次提高銀行利率，個別行業遭遇銀行停貸。今年，浙江又遭遇7年來最嚴重“電荒”。預計最高統調用電負荷需求5000萬千瓦，比上年增長18.9％，缺口比例將達總用電量的1／7左右。美債危機發生后，新的不確定性增加，推動浙江發展面臨新的難題。
把“防脹、防滯、防縮”作為今后一個時期浙江經濟工作的重點
這次美債危機也給浙江經濟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美債危機的根源在于投資與消費、實體與金融嚴重背離而形成的結構性“失衡”，導火線在于“失策”。傳統上，美國經濟靠技術進步、產業創新、刺激企業活力等手段拉動。而2008年美國政府為應付金融危機，出臺的政策只靠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產業上沒有進行創新，所采取的一些經濟政策力度過大，政府舉債過多。通過提高財政赤字來推動經濟，在政策上是失敗的。我們要吸取教訓，著眼于趨利避害推動轉型升級，加快政策調整，進一步深化“標本兼治、保穩促調”經濟工作思路，把“防脹、防滯、防縮”作為浙江經濟工作的重點，努力把美債危機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一要緩解“通脹”壓力。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不是一回事。浙江民營企業多，中等收入人群龐大，城鄉收入差距是全國最小的省份之一，對物價的承受能力總體較強。但也要看到，浙江正處于結構轉型期，節能減排、資源價格改革以及提高工資標準等轉型政策，都將帶來成本性漲價壓力。美債危機發生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上漲的傳導性增強，隨著PPI向CPI傳導，物價上漲演變為通貨膨脹的隱憂凸顯。無論是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還是前階段“菜賤傷農”和最近的“豬價飛漲”，都由原材料價格波動在產業鏈逐步向下傳導而引起，無孔不入的游資炒作起到放大作用，都會增加產業鏈下端的經營難度。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市場監管、完善價格調控措施，抓好“米袋子”和“菜籃子”建設，科學合理調節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的供應，努力緩解價格矛盾和通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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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信用缺失；危害性；原因與對策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特別是在高度貨幣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物資流與資金流在時空上進一步分離，以恪守承諾、履行義務為主要內涵的社會信用好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市場運行的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水平。雖然我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我國的市場經濟與國際規范化的市場經濟還有較大差距，交易成本高、市場風險大和經濟秩序混亂等現象仍然十分嚴重，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根源就在于社會信用的缺失。
一、社會信用缺失的嚴重危害性
首先，社會信用缺失不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在我國長達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幾乎所有的經濟往來都是按嚴格的“財經紀律”進行的，因此不同交易主體之間的信用關系十分脆弱，或是根本就不存在。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經濟已基本上步入市場經濟的軌道，這要求社會信用的作用機制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果社會信用缺失，不同經濟主體就不可能進行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市場競爭，市場運行就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進一步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因此而成為一句空話。
其次，社會信用缺失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初步形成了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格局，經濟增長已經從供給約束型轉變為需求約束型。與此同時，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和國際市場競爭加劇使我國出口市場份額趨于萎縮，外部需求不足一直困擾著我國的經濟增長。但因為社會信用缺失，政府的宏觀調控收效甚微。從投資領域看，由于社會信用缺失，投融資雙方都可能有道德風險問題和機會主義傾向，項目的虛假包裝，投資的未來收益不確定，資金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甚至因為金融詐騙導致投資血本無歸等，都使得社會的投資意愿低落，資金利用率下降。從消費領域看，由于社會信用缺失，個人消費信貸業務風險大，金融機構“惜貸”、“恐貸”，嚴重制約了個人和企業的消費能力，再加上產品和勞務市場上的誤導和陷阱，消費者即使有購買能力，也因怕受騙上當而不敢輕意消費。社會信用缺失嚴重抑制了全社會的投資與消費，在外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又促使內需疲軟，我國經濟增長乏力在所難免。
再次，社會信用缺失不利于金融業的穩健運行。金融業的穩健運行離不開堅實的社會信用基礎，社會信用缺失必然導致資金融通中的各種問題。例如，金融市場充滿了迷霧與噪音，騙錢圈錢和誤導投資者的行為屢禁不止；金融機構對其產品和服務進行夸大宣傳，且不及時履行自己的承諾；廠商和個人造假做假騙取資金，借錢不還或廢債逃債；公眾投資者因信心不足而“提心吊膽”，不是擠兌現金就是抽逃資本。所有這一切都與社會信用缺失有關，并對我國金融業構成直接或潛在的威脅，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數家金融機構倒閉已經敲響了警鐘。
最后，社會信用缺失不利于拓展國際分工與合作。全面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在更大的范圍優化資源配置和獲取比較利益，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目的。當代國際分工與合作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與原則的，對社會信用有很高的要求。如果社會信用缺失，國內外廠商就不會相互信任，交易成本與風險勢必增大，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因此而不可能順利進行，更談不上國內外價格機制、市場體系和經濟體制的全面接軌。這樣，即使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我國與國際社會經濟大家庭也是“貌合神離”，不能獲取預期的國際分工與合作擴大帶來的實際利益。
二、社會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
（一）信用文化和倫理的局限性。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各種因素相互交織，我國的信用文化和倫理實際上是一種傳統人格信用、親緣信用和現代契約信用的混合體。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輕視社會信用隱含的經濟利益關系，更加推崇“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等信條。數千年的文化積淀，使人們在今天還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傳統人格信用和親緣信用置于現代契約信用之上，認為人格信用和親緣信用的價值大于契約信用的價值。另一方面，由于我國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商品生產和交換相適應的現代信用文化和倫理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發育，甚至中華傳統文化中誠實守信的合理內涵也被淡忘，權力文化與彌漫于社會經濟活動之中。信用文化和倫理的局限性窒息了社會信用的生命力，使其難以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和社會的道德規范，社會信用的缺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二）與社會信用相關的法治不健全。在立法方面，我國針對社會信用的立法嚴重滯后，只是在《民法通則》、《合同法》、《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規的個別條款中提出誠信守法的要求，迄今尚無明確、可操作的與社會信用直接相關的立法，不能為約束和懲戒失信行為提供完備的法律依據。在執法方面，由于立法不完備，執法者無法可依，難以有效地懲戒失信行為，不是讓失信者逍遙法外，就是讓失信者因不講信用得到的好處大于被懲處所付出的代價。更為嚴重的是，執法過程中“權大于法”、“人情官司”的現象并不鮮見，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時常面臨挑戰。這樣，社會信用就不會得到尊重，更不會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相反，損害社會信用的行為則會蔓延開來成為一種社會通病。
（三）信用中介服務機構行為不規范。在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個人之間的信用信息不對稱會導致社會信用的缺失。信用中介服務機構存在的意義就在于減少信用信息的不對稱，改善社會信用狀況。我國的信用中介服務機構，如征信公司、資信評級機構、信用調查機構、專業信用服務機構等近幾年發展得較快，但由于社會上下普遍缺乏使用征信產品和服務的意識，對征信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量不大，造成信用中介服務機構的市場發展空間狹小，業務量嚴重不足。為爭奪市場與業務，信用中介服務機構之間的競爭加劇，甚至出現惡性競爭，如在工作中“偷工減料”、迎合客戶的不正當要求等，使其征信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大打折扣。與此同時，與社會信用有關的專業教育在我國幾乎還是空白，在職人員培訓的規模又十分有限，人力資源匱乏和執業水平低下，限制了信用中介服務機構作用的發揮。另外，有些從業人員抵擋不住金錢的誘惑，違背基本職業道德，出賣自己的良心，有意提供虛假信用信息，嚴重擾亂了信用市場的正常秩序。
（四）政府對社會信用的監管不力。政府監管不力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根據我國現行的體制和法律，涉及社會信用監管的政府部門包括人民銀行、公安、法院、工商局、統計局、海關、經貿管理部門、信息產業部門和技術監督部門等，這種政出多門和多頭管理的監管模式不僅運作成本高，而且效率低下；政府部門對社會信用的監管還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如有些部門因擔心征信數據公開會泄露“內部秘密”或喪失其控制數據的權利，不愿充分公開其控制或管理的征信數據，從而阻礙了信用中介服務的市場化進程；與社會信用相關的立法不完備，政府部門對信用中介服務機構不能實施有效的監管，特別是對信用信息生成環節進行嚴格管理；一些政府部門自己不講信用，如政策多變、出爾反爾，或從地方利益出發，縱容、助長轄區內的失信行為，這就產生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嚴重后果。
三、按市場經濟邏輯改善社會信用狀況
（一）提倡正確的信用文化和倫理。正確的信用文化和倫理一方面是對我國傳統信用文化和倫理的揚棄，另一方面也是對西方現代信用文化和倫理的借鑒。這要求我們將義理觀與法制觀妥善的結合起來，形成有利于我國市場運行和經濟增長的信用文化和倫理，并以此規范和評價人們的信用行為。同時我們還要通過教育、媒體和文化等部門在全社會宣傳、普及正確的信用文化和倫理，淡化人格信用和親緣信用的消極影響，強化契約信用的積極影響，使社會公眾在法制的基礎上以講信用為榮，不講信用為恥，共同營造具有約束力的社會信用氛圍與環境。
（二）健全與社會信用相關的法治。社會信用文化和倫理的教化不是萬能的，與社會信用相關的法治必不可少，這在我國市場經濟尚不成熟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我們要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和國際慣例，特別是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修訂現行的法律，出臺新的法律，將社會信用納入明確且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框架，讓守信者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失信者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在維護社會信用的執法過程中，一定要強化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對于“以權代法”、“人情監管”和“執法犯法”的行為決不姑息遷就，而是要從嚴處理，直到繩之以法。
次貸危機的危害性范文6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推進制度性改革來調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各種利益關系,可以促進房地產市場及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這將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未來走向產生深刻影響。
目前房地產調控政策調整的不確定性,預示今年房地產市場走向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去年國內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過度繁榮,這是政府實施過度優惠的房地產政策特別是房貸政策的結果之一。面對國內房地產泡沫不斷上漲之勢,筆者認為,今年國內房地產市場的走向,將主要取決于以下四大因素。
第一,住房信貸政策是否變化對今年房地產市場走勢影響尤為關鍵。盡管去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要保證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連續性,但央行已從去年7月份開始“微調”上半年執行的“極度寬松”貨幣政策,這導致去年下半年信貸增長開始放緩。如果今年信貸政策能回歸理性,大量信貸資金將難以順利進入房地產市場。
不過,從新“國四條”的內容來看,信貸政策能否調整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但如果信貸政策一旦出現收緊信號,這勢必會對遏制房地產投資和投機行為產生很大影響。
第二,調整過于優惠的房地產政策特別是房貸政策對遏制高房價至關重要。這是因為,國內商業銀行突破現有第二套住房政策規定及違規發放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等因素,導致去年個人按揭貸款的非理性快速增長,這是引發去年以來國內房價快速上漲及房地產泡沫膨脹的根源之一。數據顯示,去年9月末個人住房按揭貸款余額已達到4.35萬億。由此,引發央行與銀監會去年下發加強對住房信貸管理的59號文件。
依筆者之見,如果今年真能落實這個文件精神的話,這對嚴格限制個人信貸增長將有巨大影響。但是,能否真的落實這一政策,現在還不好說。因為,盡管目前對遏制高房價已成共識,但若不調整過于優惠的房地產政策,房地產調控政策效果恐怕還會再次“落空”。
第三,中國之所以下決心調控房地產市場,是因為中國不想重蹈房地產泡沫破滅之覆轍。迄今全球經濟仍未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次貸危機特別是最近爆發的“迪拜危機”,讓我們看到了房地產泡沫破滅后的結果有多嚴重。因此,新“國四條”明確表示,要遏制高房價。其實,除了過于寬松的信貸政策外,地方政府高度依賴的“土地財政”規模高速增長,對去年推升房價快速飆升和吹大房地產泡沫也有重大影響。
有鑒于此,政府是有能力且一定要下決心遏制高房價,否則房地產問題會轉化為社會問題。這就是為何今年中國要重點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基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要想在今年再繼續吹大房地產泡沫并非易事。但是,調控房地產市場的相關政策措施尚未出臺且已出臺的政策執行效果如何還有待于觀察,這暗示了與房地產調控相配套的政策何時出臺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第四,遏制高房價,政策調整的關鍵是要通過制度性改革來調整房地產市場各方的利益關系,以此推進房地產市場的穩定、持續、健康發展。可以看到,當全球經濟出現衰退、特別是中國經濟出現全面向下調整時,世界各國的房價都處于下降通道,唯獨中國的房價卻“不跌反漲”,甚至還出現了暴漲。這一現象是與經濟和生活常識嚴重背離的。要看到房價短期快速飆升的危害性,但是,鑒于目前大多數地方政府仍將房地產業發展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時,要想讓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真正回歸理性并非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