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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變化范文1
（一）大宗商品價格全面上漲加大了我國宏觀調控壓力
自2010年第四季度以來，全球在寬松的財政政策背景下，投資者（包括投機者）已由近年來爆發的房地產市場泡沫和債券市場轉向大宗商品市場，加上干旱和洪水侵襲，全球范圍內糧食減產，導致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迅速走強，金、銀、銅、鐵礦石、錫、棉花、糖、咖啡以及其他食品價格均已接近歷史高位。從數據看，倫敦交易所銅價和金價、澳大利亞煤炭價格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玉米、小麥價格相對于紐約商品交易所原油價格的比值越來越高，說明大宗商品相對于原油正變得越來越貴，也體現了大宗商品相對價格的均衡關系對油價已產生了越來越強的上行壓力，加上中東、北非動亂以及美元持續貶值和世界經濟整體復蘇等因素使年初以來的國際油價快速上漲。前些次大宗商品價格高位出現在發達國家經濟擴張末期，而本次原材料漲價誘發的通貨膨脹出現在經合組織經濟復蘇初期，隨后，利率上調直接擴大了消費型支出。同時，工業亦受到價格上行壓力，例如鋼鐵價格上漲直接推動制造成本增加。自2010年6月份以來，糧食價格上漲，貧困人口增加4400萬，世界銀行發出警告，全球有10億人口長期處于饑餓狀態。聯合國糧農組織也發出警告，能源成本價格上漲仍將持續，谷物，油料，奶制品，肉類和糖的價格將會進一步攀升。
（二）中東和北非局勢對全球能源市場安全的威脅
自2011 年1 月起，中東和北非多個國家發生騷亂乃至政權更替。自突尼斯后，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伊朗、約旦都有不同程度的動亂，這些國家石油生產量和煉油能力合計占全球的10%；如果再加上沙特、伊拉克、科威特以及其他海灣合作委員會組織成員國，石油產量超過全球的1/3。一旦中東不穩定局勢全面爆發，全球石油供應將受到嚴重影響，國際油價有可能再次問鼎并超過147美元/桶。普遍預計，今年120美元/桶是全球經濟受到明顯影響的臨界值。
（三）日本大地震導致的核危機將影響亞太地區能源、農產品、海產品市場
日本9級地震對日本經濟和能源使用狀況正在產生極大影響。一方面，汽車等制造業受到沉痛打擊，日本正面臨震后重建的一個艱難過程，經濟復蘇將變得更加漫長；另一方面，雖然目前石油、天然氣需求短期內因發電能力存在缺口和經濟遭受打擊而大幅下降，但未來重建工作一旦開始，470萬千瓦的核電能力缺口很可能需要由LNG、燃料油、柴油替代（因為增加其它燃料發電，包括煤炭，在短時期內均沒有用LNG、燃料油、柴油發電啟動靈活、迅速），所以，亞太地區LNG、燃料油、柴油價格必將上漲。
另外，日本大地震導致福島地區嚴重的核泄漏危機，已對全球空氣和部分海域構成危害，而且直接影響到日本乃至其他國家的農業、漁業生產和市場穩定，進而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造成一定沖擊。
二、政策建議
（一）做好穩定國內糧食基礎價格工作，將節水、節能融入到農田水利建設中
分析研究2011年國際糧食市場（尤其是亞太地區2011年的糧食市場）需求特點，識別緊缺品種，適當增大2011年國際市場價格暴漲的糧食品種供應；根據價格趨勢，做好更新糧食庫存工作，適當提前市場上相對富裕的陳糧市場投放時間。此外，應注重將農業節水工程和節能技術融入到農田水利建設中，加大節水、節能力度，將節能、節水的理念傳遞給農村，為夯實我國農業基礎做好準備，也給“十二五”我國農業發展開好頭。
（二）注重煤電油氣運的連鎖反應關系，做好價格調控工作
煤、電、油、氣的價格隨著貿易的日益國際化，相關性越來越強，比價關系規律性明顯。油價上漲對石化行業、航運行業（航運公司的燃油成本在其總成本中占20%以上）直接影響較大，而且還會間接帶動煤炭、天然氣、LNG價格上漲，也給電價整體上漲形成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建議疏堵結合，做好煤電油運銜接調控工作，加強煤炭運輸管理，減少中間環節，提高煤炭公路運輸效率；要加快煤炭的分類洗選水平，減少矸石運輸量，提高煤炭的有效運輸。抓緊落實目前已經確定的煤炭儲備方案，增加國內煤炭市場調控的靈活性，并適當提高居民電價和工業電價；在油價上漲、電價調整后，也應適當提高工業和民用氣價，避免造成周期性氣荒。
（三）注重能源進口市場的運行調節，爭取能源與資源市場定價權
我國應進一步加大成品油（尤其是發電用燃料油、柴油）的商業庫存規模，增加LNG進口的期貨合約量，爭取價格、用量雙雙主動。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和各大石油、冶金企業及時跟蹤監測日本的國內成品油、LNG、電力市場供求關系及其燃料的進出口變化態勢。
（四）抓住時機，加快“走出去”步伐，緩減我國石油供應調控壓力
首先，應發揮我國企業在投資、技術、勞動力、服務等方面的優勢，積極“走出去”參與到這些中東國家擴大產量的生產過程。力爭與有本土背景，在政治、技術方面有實力的國際跨國公司合作開發。其次，因俄羅斯是填補歐洲從中東和北非損失油氣量最為經濟的國家，所以，我國企業重新關注俄羅斯至關重要。另外，應進一步鞏固我國海外油田服務和機械工程優勢。根據巴克萊資本估計， 2011 年全球油氣勘探開發投資將至少增長10.8%，全球油田服務業將景氣回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在海外爭取油氣資源實施并購的同時，也應將我國油田服務企業帶向國外，全方位保障我國油氣企業在海外的競爭力。
（五）利用當前國際環境對我有利的一面，為全面啟動“十二五”結構調整做好準備
經濟政策變化范文2
一、區域稅收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國家區域稅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央政府經常實施的一種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其核心內容是在某些特定區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經濟需要更快發展的區域,通過政府稅收部門對全部企業或部分企業實行一定范圍的稅收減免,進而實現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區域稅收政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尤其是稅收通過影響投資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它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調節主要是通過選擇性稅收政策來實現的,即有重點、有選擇地運用優惠或限制性的稅收措施來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某些突出問題,可以強烈地體現某一階段政府的經濟政策意圖。正確運用稅收政策可以對區域均衡發展起積極作用,通過對不同區域的差別稅收政策,限制發達區域的過度膨脹和鼓勵落后區域的快速發展。
稅收是調節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它的主要職能是為特定區域的企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使得他們能夠盡快地擔負起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由于國家區域稅收政策并不會給制訂有關政策的中央政府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這種政策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財政能力較弱的國家往往成為最重要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或減緩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速度,就可以實施相應的稅收政策,從各方面改善企業發展外部條件較差區域的投資環境。從這一點看,國家區域稅收政策應是一項臨時性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很難成為象國家區域財政政策那樣的具有長期性國家區域經濟政策。
第一,不同的稅收會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投資環境和投資吸引力。一般說來,稅收優惠寬一些,稅負就輕,投資者的稅后收益率高;反之,稅收優惠嚴一些,投資者的稅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顯然,要改善落后區域的投資環境,加快這些區域的經濟快速發展,中央政府在統一稅法的前提下,應當對經濟發展落后區域盡可能多給一些稅收優惠。如果在經濟發達區域與落后區域之間實行同等優惠政策,這樣會不利于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如果出現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后者寬,對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稅收政策在用于對區域經濟發展進行調控時,主要是對不同的區域實行不同的稅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區域,主要是國家希望經濟更快發展的區域,通過政府稅務部門對全部或部分企業實行一定范圍的稅收減免,進而實現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國家稅收政策的主要職能是為特定區域的企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使得它們能夠盡快地擔負起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職責。除了區域稅收優惠外,同時還可以實行行業稅收優惠。通過行業稅收優惠落實對區域的優惠,扶持落后區域有關產業的發展,推進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行業稅收優惠相對于區域稅收優惠而言,能在不破壞行業內市場公平競爭的條件下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同一行業實行相同稅率,有利于公平競爭。但由于各地產業結構不同,行業間的差別稅率往往能表現為區域間的稅收差別。對落后區域主要行業的稅收優惠能促進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而又不影響行業的公平競爭。
第二,稅制結構對區域財政、經濟發展的影響。一國政府如何選擇主體稅種和實行什么樣的稅制結構,對地方經濟和財力的影響不同。一方面是稅制結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在廣大落后區域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是,自然資源豐富,企業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稅收采用以商品勞務稅、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這些區域的稅源就比較充裕,稅收收入不受企業成本費用高低影響,有利于保證落后區域的財政收入。這些收入對于增加當地公共積累,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當地各項事業發展是極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稅制結構對經濟落后區域企業負擔的影響。通常情況下,采取商品勞務稅、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有利于減輕落后區域企業的負擔,因為商品勞務稅、資源稅屬于間接稅、轉嫁稅。采用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地方政府既可以從中取得穩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納稅企業又可以將稅款打入商品、資源產品價格向購買方收取,自己不用負擔稅款。顯然這種稅制使經濟落后區域從中受益。通過這種稅制能起到調節發達區域和落后區域之間的財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稅收政策在貫徹國家的產業傾斜政策等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各國政府均根據本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水平來確立國民經濟中各個產業的優先發展順序,并通過建立有利的稅制結構來予以保障。國家對不發達區域基礎產業傾斜的稅收政策有利于縮小發達區域與不發達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
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轉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縱向不平衡和各區域之間的橫向不平衡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社會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而采取的財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區域補償政策,也是世界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實踐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種政策工具。它在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上能夠轉移和調節區域收入,從而直接調整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協調、不平衡狀況。轉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稅收形式籌集上來的一部分財政資金轉移到社會福利和財政補貼等費用的支付上,以便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財政轉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貧困地區能夠達到全國性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即全國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均等化,這一標準是全國公共服務和公共投資的最低標志。因此它是促進各區域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區域財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只負責援助那些低于全國最低標準的區域,而不負責已高于全國最低標準的區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財政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所承擔的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公平分配的職能。中央政府沒有必要去追求市場所追求的經濟效益,也沒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過全國公共服務最低標準的發達區域。中央政府對不發達區域的援助目的是促進和幫助這些地方政府實現中央的經濟發展目標和社會發展目標,它的錢只能用于人力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兩大方面。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縱向轉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區域向貧困區域的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無論是縱向轉移支付制度還是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其實質都是“抽肥補瘦”。一般性補助轉移支付量過大,財力平調過多,既挫傷發達區域的積極性,又會使不發達區域產生依賴性,將損害整個國家的發展動力和效率。因此,轉移支付更多的是專項轉移支付和分類轉移支付。盡管它們同樣會導致效率的損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規范化的轉移支付制度應該加強中央政府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力度,抑制區域間差距的過分擴大,調整各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橫向不平衡,促進地方重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環境,為落后區域的經濟起飛創造條件,達到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目的。可見,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作為一種重要的援助手段,對不發達區域改善社會公用設施,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縮小與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轉移支付制度能促進一國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使不同區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體平等的公共服務,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趨擴大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緩解“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矛盾。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實現社會公平是財政分配的重要職能。公平不僅僅指個人收入方面的公平,還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方面的平等權力,如義務教育、公共交通服務、基礎設施等。這些服務如果只靠當地政府來解決,或者在財政體制中缺乏這種社會公平的機制,就必然出現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必須有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種富裕地區援助貧困地區的長期穩定的機制,實現我國各區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的大體平等。 第二,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強化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對中央財政來說,可以通過長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財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對區域發展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并通過對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補助,貫徹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意圖,增強財政資金的邊際使用效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通過建立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財政從與各省博弈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強宏觀調控。對地方財政來說,可以在劃清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的基礎上,通過分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彌補貧窮地區由于財力不足所帶來的財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得到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更好的發展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轉移支付,落后區域永遠是發展不起來的。
第三,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能夠正確調動地方政府增收節支的積極性,促使地方經濟走向良性循環。由于缺乏規范的轉移支付的辦法,地方政府往往將精力和時間放在同中央財政的討價還價、以及在“關鍵時候”采取不正當手段如突擊支出或突擊收稅等方面,而懶于發展區域經濟。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僅造成中央有限的財政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導致了政府行為的錯位,給市場發出錯誤的信息,使供求平衡產生波動。在稅收方面長期存在的政出多門、隨意減免、亂開稅法口子的混亂現象,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些區域將相當一部分精力用在與其他區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錢”上面,而且確實得到了實惠。這種現象很不利于調動地方政府發展區域經濟的積極性。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夠更好地發揮自己應有的職能,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嚴肅稅法,提高稅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良好環境,從而配合中央政府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顯然,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促進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縮小與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經濟政策變化范文3
關鍵詞：貨幣政策；外溢效應；經濟復蘇；中央銀行
JEL分類號：E5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2)04-0008-08
貨幣政策的外溢和協調問題歷來存在，但這些問題在金融危機應對期間進一步凸顯，甚至對全球復蘇構成制約。國際流動性寬裕導致大宗商品價格高位動蕩，全球資本流動活躍，部分國家出現貨幣競爭性貶值，不少新興經濟體加強了對資本流入的管理。一些面臨通脹和過熱壓力的新興經濟體質疑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政策，而一些發達國家則把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歸咎于新興經濟體的需求增加，把全球失衡和國內的失業問題歸因于部分國家的匯率政策。預計未來幾年各主要經濟體“溫差”將繼續存在，各國實施的貨幣政策也將繼續表現出差異化特征，貨幣協調和外溢問題將會持續。在此背景下，尤其需要加強對這一領域的研究。
目前，國內對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研究還比較零散。IMF是持續跟蹤經濟和政策外溢效應的機構，并在2011年陸續發表了美、歐元區、日本、英國和中國的溢出效應評估報告，但單就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來說，這些評估尚嫌不夠。本文將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用國際上較為通行的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方法，系統研究各主要國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
一、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定義、研究框架與渠道機理
開展外溢效應研究首先需要明確定義，探討有關理論問題，厘清外溢機制和渠道，以集中研究主題，提高研究效率。
(一)貨幣政策外溢效應的定義與研究框架
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是指，一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或他國的經濟金融變量產生的影響。IMF將外溢效應定義為一國經濟或政策的外部效應(external ef-fects)。外溢效應與經濟學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y)概念類似，都是指對他方的影響，并且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也可以分為正效應和負效應，正效應即指一國的貨幣政策對他國的經濟變量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為負效應。貨幣政策外溢效應的結果也與外部性相似。都是個體理性導致集體福利不能最大化。一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通常不會或者較少考慮對他國的影響，從而達不到集體最優。不過，微觀經濟學的外部性可以具體界定為價格機制的失靈。即部分私人成本或收益沒有包含在價格中。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難以如此界定。
貨幣政策外溢效應的基礎是各國經濟金融的融合，以及貨幣政策的分化，而貨幣政策的分化通常又源自經濟周期的不同步。作為大國，A國貨幣政策的調整。會通過資本流動、大宗商品價格、進出口貿易、金融市場等渠道對B國經濟變量產生影響，并最終會影響B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反過來，如果B國也是大國，B國貨幣政策變動也會產生類似的外溢效應。
(二)貨幣政策外溢效應的渠道與機制
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主要通過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大宗商品價格、金融市場以及心理預期等渠道發生作用。
1、國際貿易渠道。
國際貿易渠道是指一國貨幣政策通過影響匯率來改變自身貿易條件，對本國和他國的貿易收支發揮作用。但匯率變動所產生的影響方向和程度，還取決于兩個因素：(1)一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的一體化程度，即一國的生產、消費、就業在多大程度上與世界市場有關。若一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國際貿易渠道的影響也就越大。(2)一國進出口在全球總進口值和總出口值中的比重，或一國對于某商品的供求占該商品世界總供求的比重，即一國貿易結構對貿易渠道的影響。
具體來說，匯率變動通過貿易渠道對他國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直接雙邊貿易的傳導。當一國匯率大幅貶值，該國出口品的價格競爭力增強，對其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增加、進口減少，導致貿易伙伴國的貿易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減少，使其承受政策調整的壓力。但本幣貶值所產生的效應是正或負，取決于雙邊貿易格局等因素。
二是間接多邊貿易傳導。在主要出口市場相同、主要出口產品相似的若干國家中，一國貨幣大幅貶值，其出口商品在共同的主要出口市場上就具有競爭力，迫使其他出口國進行貨幣貶值來降低對本國出口的沖擊。
2、國際資本流動渠道。
在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開放條件下。一國的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國內外資本收益率、匯率等載體向國際金融市場傳輸貨幣政策效應。
一是借由國內外資本收益率差異傳輸貨幣政策效應。資本在金融市場上流動的本質原因是為追逐更高的預期回報，當國內外市場的有價證券收益率和可貸資金利率存在差異時，資本就會流動。因此當一國調整基準利率，會使國內外資本收益率的差額發生改變，影響資本的國際分布，并進而對其他國家金融市場的收益率產生影響，使他國被動調整貨幣政策。但該種方式的傳導會因匯率制度的不同而異。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當外國提高基準利率，本國的利率必須上升到和外國一致的水平才能實現外匯市場的均衡。最終的結果即央行拋售外匯儲備。貨幣供應量減少，利率上升。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假設資本完全流動，國外名義利率的上升將導致本國貨幣貶值，出口增長，外匯儲備增加，通脹壓力增大。為抑制通脹，本國被動減少貨幣供給，提高利率水平。但本國貨幣政策調整的時滯還取決于兩國經濟實力的對比及對外國的開放程度。若本國的經濟實力遠不如外國，且對外國的開放程度高。則只能在短期內維持相對獨立的利率，而必然被動接受外國的利率水平。
二是通過國際債務傳導貨幣政策效應。國際債務變動指的是一國控制資本流入、流出總量，或者改變對外債務履約率。當一國遭受國內經濟衰退威脅時，為保持國內均衡。通常會限制本國對國際金融市場的資本流出總量，從國外抽回信貸，或停止對外國的信貸供給，從而可能擾亂他國金融秩序，致使企業發生支付困難；或者該國因無法如期支付債務，使國外債權人遭受損失，并引發國際金融市場混亂。
經濟政策變化范文4
談及經濟法的政策性，就不得不提及“經濟政策”這一概念。一般認為，經濟政策是指經濟政策主體在某種特定的經濟秩序和經濟結構的基礎上，采用經濟政策手段，去實現某種經濟政策目標的行動或者行動方針。經濟政策和經濟法律、法規都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的職能都是為了實現對國家經濟的管理，追求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共同目標。法律都來源于人民意志，統一于人民意志，是集中和體現人民意志的不同形式，經濟法律、法規往往是把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規范化，可以說，經濟政策是制定經濟法律、法規的依據。但經濟法律、法規不是經濟政策的簡單重復。因為在經濟政策法定化過程中，要進行修改、提煉、廢棄一些不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不符合現實和發展需要的內容，所以定型化了的經濟法律、法規，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經濟政策。雖然經濟政策和經濟法律、法規一樣，都是根據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要求制定的，但經濟政策只是力求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而經濟法律、法規則是比較正確地利用了客觀經濟規律，并把經濟規律法定化、制度化。經濟政策的“活躍性”區別于經濟法律規范的“穩定性”。當國內或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時，應對的政策會及時的隨之調整變化，及時有效的解決各類問題和矛盾；與之相對的是經濟法律、法規的穩定性，其調整的對象在一定范圍內是固定不變的，這是由其法的本質所決定的。經濟政策的“指導化”區別于經濟法的“具體化”。由于經濟政策是黨和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經濟工作的方針、原則和路線，不可能很具體，一般都較為原則。而經濟法律、法規則是組織、管理經濟的重要工具，具體規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應該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違反規定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責任，用以調整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從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關系來看，經濟法是經濟政策在法律上的表現，也就是說，經濟法體現了一國現行經濟政策，是通過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經濟政策，二者是一種“表”與“里”的關系。與此同時經濟政策除了通過經濟法表現以外，還有其他表現方式，如國家和政府的經濟決定、經濟通知、經濟發展建議等，它們都是統一于一個國家總政策和基本經濟政策的。但經濟法不同于其他表現形式的是它以法律的形式將現行經濟政策中適于實踐與發展的那部分成熟的內容加以系統化、規范化，從而形成相對穩定的經濟法律規范。法律化后的經濟政策由于帶有法律的“頭銜”，因此具有強制執行力與規范性。所以，政策性是經濟法的重要特征。經濟法的其他一切表現，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政策性展開的，如靈活性、多樣性、實踐性等。
二、經濟法的政策性
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法的基本內容，同時經濟法又體現了經濟政策的各項任務。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四條以“國家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扶持發展居民住宅建設，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為發展目標。這一發展目標是經濟政策，但通過法的基本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并在該發展目標的基礎上對城市房地產的開發、交易等作了細化規定。又如，產業政策對經濟立法也有很大影響?！斗磯艛喾ā纷鳛椤敖洕鷳椃ā薄ⅰ敖洕痉ā?，雖然也是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之一，但它的重心是通過遏制壟斷和限制競爭等行為以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我國自2008年實施的《反壟斷法》標志著政府要充分發揮“市場之手”作用的政策取向。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自由競爭，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則僅為補充和糾正市場經濟的自身不足，為自由競爭創造必要的條件和環境?？梢哉f，現代國家基本上都奉行這樣的基本經濟政策，即自由競爭和國家適度調節。而“適度調節”是因國情而異的，因時而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也是目前多數國家所認同，即國家對經濟的調節必須適可而止，絕不能過分干預市場主體的活動。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活力的根本所在。例如，以美國為例，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調整經濟政策以應對社會問題，以國家干預理論為指導的政府出臺大量經濟政策解救美國經濟。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過度的干預使市場本身的各項優化職能得不到充分發揮，故又不得不因時因事的調整各項政策以帶動經濟的發展，使市場的自身職能得到最優的發揮。政策的變化也推動著法律的變化，二者在變動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朝著能更快適應社會、更加切實解決現實問題、更加有效地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前進。正是順著這條前進方向，如今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的經濟法現在基本已形成以競爭法為核心、以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為側翼的法律體系。因此，政策因經濟形勢或其他社會需要而經常發生變化，經濟體制也非一成不變，經濟法也受其影響而處于變動之中。如為了應對國家保護中小企業的產業政策，我國《反壟斷法》規定的壟斷協議豁免事項包括“為提高中小經營者的經營效率，增強中小經營者競爭力的”，專門對中小經營者做出了壟斷協議豁免規定；根據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條約，德國修改《聯邦銀行法》，把對貨幣和金融的控制權交給歐洲中央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起在巴黎簽署《禁止超越國際的賄賂行為條約》后，締約國則需相應地制定或修改國內法，以禁止企業為取得合約而向外國官員提供好處。經濟法的政策性特征同樣體現在執法與司法領域，并非所有的經濟政策都要通過經濟法的形式表現出來。
三、結語
經濟政策變化范文5
一、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取向需從短期轉向長期
2009年我國高強度的經濟刺激計劃和高度寬松的信貸高增長，是中國經濟領先于其他經濟體復蘇的主要動力。目前看來，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果。中國經濟已扭轉了此前的下滑趨勢，實際產出正逐漸回到潛在產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達9.1%的GDP增速，已經從數字上證實了這一點。毫無疑問，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之所以在世界各國率先復蘇，主要得益于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2009年廣義貨幣量接近30%的增長，2010年接近20%的增長率，迅速將經濟拉回到正常軌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邏輯，面臨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下的巨大不確定性，宏觀經濟刺激政策可以適當矯枉過正。但中國經濟度過難關之后，目前的當務之急，或許也是最大的困難，將在于如何順利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轉向，即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中長期發展目標的問題。
在探討中國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顧一下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應該說，起初美國的次貸危機從性質上來看，既不是政府財政收支危機，也不是國際收支的危機，而是發源于私營部門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創新的危機。可以發現，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由于資產負債表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在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候，大量的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中，由于資產方迅速縮水而負債方不由市場定價而固定不變，這導致了眾多金融機構與企業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況。實際經營中賬面上的巨額虧損和家庭財富的巨額縮水，引致金融機構貸款的大萎縮、企業投資的崩潰，以及家庭消費的下降，并進一步導致市場流動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潰?？梢哉f，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主要傳導機制就是資產負債表的沖擊，這或許就是這場危機發生以來最本質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機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乃至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低迷的機理完全一致。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理解歐美發達國家救市的基本脈絡。
鑒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是私營部門所無法承受的，因此必須由政府力量大舉介入來克服危機。事實上，在明確了這場危機的本質后，美國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財政部增發國債購買有毒資產，政府直接注資于即將破產的金融機構，美聯儲印發鈔票，財政部出臺的公私合作計劃等等，這些措施的基本邏輯就是用美國的國家信用為擔保，用發行債券和印鈔所獲金注資于金融機構，注資于金融市場，以此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其最終目的就是把有毒資產從金融體系中剔除，幫助金融體系恢復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動經濟的復蘇。中國基本上遵循了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相同的路子，在穩定的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下，全球金融危機后政府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短期來看確實促進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從中長期來看，考慮到經濟刺激政策總是有一定限度，經濟的增長不能總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觀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將是最終的必然選擇。在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連續實行了幾個經濟刺激計劃，希望通過公共建設項目和貸款計劃來迅速振興經濟。但從1996年到2002年，日本經濟依然停滯不前，人均GDP只實現了0.2%的微小增長，持續的經濟刺激政策最終并沒有提高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著眼于單純依靠經濟刺激計劃來推動經濟增長，而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力因素重視不足，經濟刺激計劃并沒有轉換成通過服務業和消費來拉動，導致刺激經濟的政策實際效果意義不大。一般來說，經濟復蘇初始階段最大的推動力通常是政府，但隨著經濟的逐步恢復，私人資本必須取代政府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恢復和增長。探討中國什么時候撤出經濟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要將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轉移到保證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的實現上來。
根據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實踐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如果貨幣流通量年增長率超過20％，一段時間以后就會反映到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下，M1和M2分別增長了32.35％與27.68％，2010年即便在貨幣政策已經明顯轉向的情況下，M2仍增長近20%，遠超歷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初期，M1的增長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長速度，但隨后兩者在2009年9月出現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經擴大到4.67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開始形成，國民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預期加強和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化的雙重危險。實際上隨后價格指數的持續上升也初步證實了上面的推斷。2010年后我國通貨膨脹現象日趨明顯，如三季度后CPI指數分別達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費品和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全社會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更加強化。另一方面，從資產價格角度來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國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出現暴漲局面，盡管國務院分別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臺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顯，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線城市的房價仍在繼續上漲，資產價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經難以輕易抑制。
應該看到，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現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嚴重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宏觀經濟政策操作失當的問題。2009和2010兩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推動力量是極度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而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可能持續太久，這是以往的經濟危機給各國提供的經驗教訓。只專注于短期目標并通過注入流動性救市而忽視長期問題的解決，單純依靠向國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短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采用增加海量投資和貸款的辦法來增加總需求，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使用的，最終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必須看到，鑒于中國一直采取依靠資源投入和凈出口（出超）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短期經濟刺激政策無法解決經濟長期增長中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內部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內部的各種深層次的不平衡，等等，這些長期問題是“十二五”期間經濟實現持續發展饒不過去的坎。鑒于此，中國在“十二五”規劃時期必須盡快轉變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取向。具體而言，應重視經濟長期增長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如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在保持經濟發展的同時逐步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大力發展內需，通過發展服務業和民營經濟緩解收入差距的擴大，重新認識市場，積極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等等，以便保證中國經濟未來長期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將人民幣匯率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重要工具
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各種組合而言，選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雙緊或者雙松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經濟金融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候實施的。例如當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往往選擇雙松政策組合，包括增加財政支出、減稅、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貨幣供應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實行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成為必然選擇，相對而言，中國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尤其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宏觀刺激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市場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國面臨資產價格膨脹與通脹預期加強之后，如何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尋找合適的方式退出，就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挑戰。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國經濟必須要回到可靠的增長基礎。從貨幣政策的運行來看，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行框架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鑒于人民幣匯率事實上盯住美元，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給中國貨幣政策退出的方式和節奏形成約束，這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幣釘住住美元，導致中國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動超發貨幣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幣又將面臨被動超發的新挑戰。如從美國方面來看，雖然金融危機后在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和救助計劃下經濟觸底反彈，但目前仍未有改觀的10％左右的失業率和充滿變數的房市表現，仍然使美國未來的經濟復蘇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歷史經驗表明，失業率對美國選擇何時加息更為關鍵。鑒于“無就業復蘇”的現實，美聯儲在啟動第二輪6000億美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在貨幣政策上維持0%-0.25%的聯邦基金基準利率水平，且短期內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會調整利率水平，已經成為市場共識。甚至可以判斷，這一政策基調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維持。目前美聯儲采取“數量型放松”工具微調貨幣政策，例如通過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購協議的方式，回收市場上龐大的存量流動性。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聯儲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個技術性工具，更大的問題在于它對銀行資產的擔保實際上難以退出?？傊洕蝿莸膹碗s性使美聯儲目前面臨政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如過早啟動退出政策，可能會延緩經濟復蘇進程，甚至導致經濟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脹又可能失控。綜合起來分析，目前美聯儲更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規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對中國而言，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和長期的低利率政策環境下，需要做的是考慮與美國貨幣政策適度脫鉤，增加宏觀經濟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國已經開始啟動了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國人民銀行陸續提高了存款機構準備金率；目前已經二次加息共50個基點；對部分放貸銀行征收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連續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發行利率引導市場預期；銀監會對商業銀行實現新的監管工具箱，實行針對銀行的差異化監管；等等。這些舉措均預示中國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于引導市場預期，合理約束商業銀行的過度信貸投放是較為有效的方法。但同時還應注意，目前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退出還只是局限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一些價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間仍有限，匯率工具尚未大規模使用，這導致政策的實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礙。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在貨幣匯率政策上進行適時調整，當下的各種宏觀政策將難以真正實現緊縮效果。
目前，世界范圍內面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泛濫，各國的貿易戰和匯率戰也處顯端倪，中國需要立即引入匯率因素作為重要的政策變量使用。考慮自身因素，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借助于出口拉動，這個模式的可持續性正在成為問題。同時資源逐步枯竭，勞動力成本也逐漸增加，隨著中國經濟走過劉易斯拐點，以及未來青壯年勞動力數量的下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逐步減弱?？紤]外部因素，各國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這些因素將難以保證中國出口繼續增長。中國在退出宏觀經濟刺激計劃，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必須要有向內的對策給以支持，而匯率則是個重要的工具變量。中國需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工具，匯率可成為緊縮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東亞貨幣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這一歷史教訓應該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國需要改變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需要改變人民幣以美元為錨的取向，加大市場力量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過程中的作用，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匯率完全不干預。我國可以學習加拿大等國的做法，允許匯率在長期內大幅度變化，允許長期內升值，但在具體操作上，可以對每日的超常浮動進行干預。如果短期內變化太大，可以通過調整利率以影響匯率，穩定市場。當前需要作的就是選準適當時機，開始啟動人民幣有序、漸進的升值進程，推動人民幣恢復緩慢升值。人民幣升值的啟動也就意味著短期性反危機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長期結構性調整政策的成功轉型。
三、“十二五”開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過去幾十年全球金融的實踐表明，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時間太長，便容易引發資產泡沫，這已在許多國家得到驗證。以往的經驗還表明，即便通脹相對穩定，產出實現增長，也不能防范資產泡沫破滅給經濟帶來的重大沖擊。目前，我國價格指數也在節節走高，資產價格泡沫問題日趨嚴重，這對于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選擇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央已經確定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基調，即實行穩健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這意味著此前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政策中，拉動總需求的短期性貨幣和財政政策，在實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將逐漸有序退出。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步驟上，鑒于目前我國人民幣釘住美元，中美利差的變化將影響中國的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的調整必須關注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以及美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目前來看，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退出具有幾個特點。首先是臨時性經濟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時間仍不確定。目前，美國在危機時的臨時性刺激經濟政策不再擴大規模，但量化寬松政策呈擴大態勢。繼第二輪6000億美元量化寬松政策已經實施的基礎上，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仍有可能啟動。其次，貨幣政策仍然主要依賴于數量型工具，價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啟動。第三，美國正在削減財政赤字的規模，并逐步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恢復正常，以便減輕此前的膨脹局面，還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一個正常的局面。鑒于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和關聯性，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必須考慮到這些特點和變化，有的放矢，循序推進。
具體來說，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需要考慮四個因素，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情況、國內私人投資的啟動情況、通貨膨脹與資產價格上漲的情況，以及世界各國經濟政策退出的情況。從目前觀察到的世界經濟復蘇跡象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應當對2008年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進行評估后考慮退出，并在此過程中實現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選擇。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觀經濟政策向正?；A段轉變。在這個階段，財政政策暫且可以按兵不動，但應考慮調整政府支出結構，進行適度的結構性減稅等。而對于貨幣政策，這個階段應將“管理通脹預期，控制資產泡沫”作為核心內容。強調管理通脹預期和控制資產泡沫，有助于確定清晰的政策目標，形成市場穩定的政策預期，避免導致預期紊亂及對市場的沖擊。我國在政策實施中需要避免一個問題，即由于政策目標不清晰，導致金融機構為了防止可能的信貸緊縮而大規模提前發放貸款，引起信貸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間的分布更為不均衡。具體而言，在操作層面，當前貨幣政策應當設定一個清晰的信貸增長目標和貨幣供應量目標，并切實遵守，以便推動貨幣政策真正向穩健回歸。目前看來，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重點在于貨幣政策的選擇，而其中關鍵的指標在于信貸規模增長。鑒于2010年M2增長超過年初設定的計劃，綜合各方考慮，2011年我國必須嚴格要求，將M2增長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貨幣政策的正?；貧w，減輕宏觀經濟層面的壓力。
目前房地產資產價格泡沫的控制已經成為宏觀經濟中的最大問題。這要求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上不僅要緊盯住CPI指標，還應將資產價格變化情況考慮在內。即貨幣政策不僅僅應該關注通貨膨脹，還需要對股市和房市的資產泡沫作出足夠反應。尤其在抵押貸款市場較為發達，“金融加速機制”效應較為明顯的經濟體中，貨幣決策應更為重視房價變量。因為資產價格對經濟運行和公眾預期變化更為敏感，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可以作為一種判斷流動性過剩的早期和直觀預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貨幣當局對于資產價格是否納入貨幣政策目標有不同看法，似乎傾向于暫時不予考慮的態度。這種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維，意味著資產價格上漲時中央銀行對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進行救援。對于資產價格泡沫，可從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美國、英國、冰島、迪拜等國得到一些啟示。那就是：資產價格泡沫引起的沖擊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帶來嚴重后果。鑒于此，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框架內，應該重新定位中國人民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對象，考慮將資產價格因素納入政策范圍之內，使貨幣政策更加關注資產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
經濟政策變化范文6
繼前月上證綜指下跌13.6％后，本月10個交易日繼續下跌13.25%，目前已接近2000點大關，救市政策（刺激經濟政策）和抄底反彈已成為當前市場最關注的重點，八月下旬出現的救市傳言也一度使得指數上漲7.6％。最新數據顯示經濟進一步滑坡，似乎也凸顯刺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上周出臺8月份工業增加值數據同比僅增長12.8%，遠低于7月份14.7％的增幅，同時8月份CPI數據快速下滑到4.9％也顯示實體經濟需求快速下滑的風險。當前市場預期政府會在奧運后采取結構性的刺激經濟政策，包括出口退稅調整，采取積極財政政策，特別是加大基建的力度和加快災后重建的進程，以及降低稅費來刺激居民消費等等。
不過作為理性的投資者，僅僅去猜測政府后續何時再次采取刺激經濟政策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這些政策是否會真實有效刺激經濟。1、刺激經濟政策是否有效與經濟和股市的結構密切相關以美國經濟為例，從GDP貢獻來看，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中消費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近幾年，更高達70％多。如果考慮消費支出引起的聯帶效應，即消費支出變化導致工業生產變化，工業生產變化引起資本支出變化，這些組成部分占GDP的比重將達80％以上。
這種特征決定了消費支出處于美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因果鏈最前端，也是最重要的輸入端，從實際經驗來看，刺激消費往往對推動GDP的增速立竿見影。例如，今年2月13日，布什簽署了一項為期2年、總額達1680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從4月底開始實施退稅計劃，1.3億個美國家庭領到了退還的稅金。相應地，美國二季度GDP年率同比增長3.3%，遠高于市場預期的1.9%，高于一季度的0.9％。
從美國股市周期波動的特征來看，消費支出變動與上市公司凈利潤增長關系非常密切，進而消費支出變動進一步影響到股市市場運行。對經濟有顯著影響的消費支出較小的變動往往會引起公司利潤大幅度的震蕩，而且前者略領先于后者。因此可以推論出，在美國，扮演經濟核心角色的消費支出是影響股票市場表現的關鍵因素，出臺刺激消費政策就能對股市的正向運行形成推動。
照同樣邏輯來分析中國市場，首先，我們從中國的GDP結構來看，2007年消費、投資、出口占的比重分別為39.7％、38.8％、21.5%，相對美國經濟，中國經濟的三大驅動因素仍處于比較平衡的趨勢，這使得分析中國經濟的驅動因素可能要比美國經濟復雜。
結合中國股市的行業結構來看，由于行業分布不均勻，這也為通過分析主要經濟驅動因素來分析股市的業績走向造成了困難。A股市場中周期性行業（原材料、工業、能源、公用事業）市值占比高達48.4%，如果考慮金融銀行的周期性，相關周期性行業總市值占比達到87.5％。
中國經濟與股市的結構特征導致采用單一的方式驅動指標來預測上市公司業績存在較大的困難，因而也無法簡單判斷出臺某些刺激經濟的政策是否一定會傳導到上市公司業績上。以投資為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變化，并不一定意味著上市公司業績增速的同向變動，在2001和2005年兩者都出現了反向變動。
但若簡單采用多種驅動因素的加和（如投資與貿易順差的加總），往往得到的總量指標與上市公司凈利潤呈現同步甚至滯后的關系，對指導實際的股票投資失去意義。因此，這驅使我們考慮投資、消費、出口外的其它總量指標，鑒于中國經濟的特性、調控的方式與股市行業機構權重，我們認為金融機構的貸款增速可能在上市公司業績變化中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從2001年貸款增速與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的關系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基本為貸款增速變動所驅動，而且后者領先于前者。貸劍查奎王僅影響著工業企業利潤（間接影響上市公司業績和銀行業績，見圖6)，而且通過這種利潤的變動引起牛熊市。
仔細觀察下，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個事實，投資者應該對最近一輪的股市下跌體會尤為深刻，貸款增速在去年11月份創下17.03％的峰值，其后在緊縮政策得影響下，到今年5月份回落到14.86%，同期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從36.7%回落到20.9％。鑒于2008年6、7、8月份貸款增速分別只有14.12％、14.58％、14.29%，因此8月份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和3季度上市公司凈利潤增速仍可能出現下行態勢，這也正是股市積弱難返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