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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1
關鍵詞：人力資本；教育經濟學；培訓經濟學；融合
作者簡介：李湘萍(1978～)，女，安徽含山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教育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6：G40-0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4-0005-03 收稿日期：2008-06-08
一、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現狀、問題
(一)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現狀
教育經濟學主要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研究教育領域中資源投入與產出規律的科學(王善邁，1996)。近20年來中國的教育經濟學研究涵蓋了教育和經濟的關系、教育投資和教育財政、教育成本與收益、教育制度變革和創新、教育資源利用和效益等多方面的主題(李桂榮，2004)。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幾乎涉及了制度化學校教育中的各種經濟現象與問題，并且以教育經濟學為主干的學科群開始出現，如高等教育經濟學、職業教育經濟學、體育經濟學等，教育經濟學儼然發展成為介乎教育與經濟學科之間最具活力且相對成熟的交叉學科。
教育經濟學自誕生以來，其理論基礎得到了不斷的拓展：以20世紀60年代盛行的人力資本理論為起點和基礎，進而拓展到篩選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激進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等。受國外相關研究的啟發，近年來我國有學者提出在傳統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其他經濟學理論之外引入社會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來解釋教育經濟學的現象和問題，部分學者已經將這種多理論視角的研究取向運用到具體的實證研究中，例如社會資本理論視角在教育經濟學中的應用。諸多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為教育經濟學引入多學科多理論視角，能更為客觀而全面地研究教育真實的經濟價值。筆者姑且稱這種教育經濟學的多學科理論視角研究為教育經濟學的“外延式”發展。
(二)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傳統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缺陷在于靜態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關系、片面地闡釋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這一點在我國的教育經濟學研究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所謂靜態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關系、片面地闡釋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是指：在探討教育的收入效應時，忽略了在教育和收入之間廣泛存在的培訓和繼續學習，忽略了在具體的生產實踐中這些后續的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改變了人們人力資本積累的數量與質量。也決定了教育對勞動生產率和收入能否發生作用、發生多大作用。人力資本投資實踐告訴我們，教育和培訓往往最終會以一種“合力”的形式作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長。有研究表明，教育的主要作用往往是在求職招聘或確定初始工資水平時起到文憑信號的作用，而進入工作崗位后的在職培訓以及“邊做邊學”才是對人們勞動生產率、收入發生作用的主要原因(蕭今，2005)。教育經濟價值的實現有賴于后續的培訓與生產實踐，因此不考慮這些，就可能會造成對教育經濟價值的估計存在偏差，從而導致靜態、片面地理解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
在我國教育經濟學界，多年來研究領域基本上囿于學校教育之內，并未以“人力資本”的名義，將研究視角拓展到包含培訓在內的更寬泛意義上的人力資源開發研究；近年來，國內有學者(蕭今，2004；劉澤云，2004)進行人力資本多種投資形式的研究，但這類研究主要還是圍繞教育的經濟收益，對于教育、在職培訓、成人教育的研究還是相對割裂和平行，并沒有對多途徑人力資本投資形式進行有效的融合研究，而且關于企業培訓的研究涉及的多數也只是參與率及影響因素方面，關于企業培訓投資收益的實證研究并沒有深入展開，當然，持續的跟蹤調查、企業培訓數據尤其是面版數據的缺乏是制約這方面研究開展的重要原因。
二、國內外培訓經濟學研究的概況
(一)國外培訓經濟學研究概況
雖然培訓的經濟價值很早就為人們所了解，但培訓經濟學的出現卻是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人力資本理論的興起以及貝克爾、明瑟等人的研究，對在職培訓投資收益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逐漸發展起來。幾十年來，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培訓經濟學經歷了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培訓數據從無到有，培訓度量的日益精細，培訓收益估計方法的日趨科學，培訓收益研究范圍的日漸拓寬(培訓對收入的影響――培訓對就業行為的影響――培訓對失業期限、“由學校到工作轉換”的影響)。雖然諸多的研究支持了人力資本理論的基本觀點，即培訓的投資收益十分樂觀，培訓是一項極具經濟價值的人力資本投資，但在不同的經濟制度環境下，不同類別、形式的培訓對收入增長和職業發展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培訓投資收益的實現取決于個人特征和勞動力市場結構特征，尤其是后者。
(二)國內培訓經濟學研究概況
教育和培訓是人力資本投資的兩個基本途徑，與教育相比，培訓更貼近勞動力市場，通過培訓積累的知識與技能更容易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因此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和教育相比，培訓與勞動生產力、收入和就業行為的關系也就更為緊密。與豐富的教育經濟學研究相比，我國培訓經濟學的研究目前還處于初始階段，關于培訓對就業和收入影響的研究還不多見。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實證研究所需要數據的缺乏。以“中國期刊網”近10年來(1994年～2005年)的檢索結果為例，以“培訓經濟學”為關鍵詞在核心期刊范圍內僅搜索到lO篇文章，基本上是對貝克爾在職培訓理論的翻譯和解釋，沒有相關的以數據支持為基礎的實證研究。關于企業培訓的研究大多分布在企業管理、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等領域內，而且絕大部分是實務研究，理論研究不多，經濟學領域內的實證研究就更稀少。相對應的是，以“教育經濟學”為關鍵詞在核心期刊范圍內搜索到282篇文章。
在我國已有的少量培訓經濟學研究成果中，大都是以Becker(1964)的在職培訓收益模型為基礎，或進行修正和補充，或進行相關的實證檢驗。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劃分為三類，一類是早期的定性研究；另一類是基于Becker在職培訓收益模型的修正和補充；還有一類是建立在Becker假設條件基礎上的衍生培訓成本收益模型。
三、教育經濟學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與培訓經濟學的融合
教育經濟學未來拓展的路徑，除了理論基礎上的“外延
式”發展外，還可以在原有的人力資本理論框架內走一條“內涵式”發展的道路，即強調綜合考察人力資本投資的多種途徑，特別是教育和培訓這兩種最主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讓教育經濟學走出正規學校教育經濟學的固有領地，團結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名義下，與培訓經濟學融合，走向人力資源開發研究的廣闊天地，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及其實現機制。
(一)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必要性
1 人力資本理論及終身學習的內在要求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和培訓在本質上都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內在要求。在我們傳統的以“分”的視角(即努力“剝離”其他影響因素，以求對教育收益的正確估計)來研究教育經濟價值的同時，更應該以一種“合”的視角，脫離“學校教育――收入”之間簡單的經濟關系思維方式，綜合而全面地研究包含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經濟價值，探討兩者在總量與結構上如何組合搭配并與適當的生產實踐、組織環境相結合，才能產生最大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稟持這一研究視角不僅具有全面理解人力資本經濟價值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于指導國家制定人力資源開發戰略、企業與個人確定人力資本投資計劃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也是終身學習的內在要求。在終身學習理念和實踐逐步普及的今天，人們的知識技能需要通過教育、培訓等多種形式加以提供并不斷更新，沒有一種單純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可以“包打天下”，人力資本投資多樣化、終身化的時代特點要求我們應該以一種更綜合、全面的視角來研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
2 對教育經濟學自身發展的積極作用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的融合，將會進一步促進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發展。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研究的融合不僅有助于更客觀地估計教育收益，而且也有助于正確制定包括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源開發的資源配置戰略、以人力資本使用方即用人單位的眼光，來評價教育投資效益、促進教育制度變革和創新等等。
(二)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可能性
1 共同的理論基礎――人力資本理論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擁有共同的成熟的理論基礎，即人力資本理論。Becker(1964)認為教育和工作中的在職培訓是兩個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途徑，在市場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人們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自身的勞動生產率，進而獲得更高的收入。由于培訓數據的難于獲得，Becker(1964)最初對人力資本理論的闡釋是通過教育投資收益的實證分析來進行的，盡管他認為培訓與勞動力市場、收入和就業的關系更為緊密，人力資本理論假設可以同樣很好地運用到對培訓投資收益的分析中去。同樣因為數據的局限，明瑟(1962)早期也只能用工齡(工作經驗)代替培訓變量估算培訓投資收益，但是其實證分析的基礎仍然是人力資本理論。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企業培訓數據的逐漸豐富，眾多勞動經濟學家對培訓投資收益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而幾乎所有這些培訓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都是以人力資本理論為起點的。過去幾十年的研究表明，對教育和培訓經濟價值的研究?；旧隙冀⒃谌肆Y本理論這一相對成熟的框架體系內，這也是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得以融合的最重要的理論前提條件，在人力資本理論中，教育和培訓只是形式不同的人力資本投資途徑，在經濟含義上并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通過改變勞動者自身的知識技能水平，從而改變其勞動生產率。
2 相近的實證研究方法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差不多出現在相同的年代，擁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但比較有意思的是，自誕生之后的幾十年來，兩個學科的發展卻主要處于一種平行的狀態，少有交叉和融合，在教育經濟學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學科特色的同時。培訓經濟學也在勞動經濟學領域和工業關系研究中逐漸發展和完善。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雖然分屬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在實證研究方法上卻有著共通之處，而最先溝通這兩者的正是明瑟和他的收入方程；由于早期培訓數據的缺乏，明瑟最初從比較不同員工工資水平的角度來估計在職培訓收益，明瑟通過比較兩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動力的收入差異，并對差異求現值，得到收益率，但這一收益率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在職培訓收益率，它包括兩個內容：正規教育收益及在職培訓收益，因此收益率是對于正規教育與在職培訓收益率的某種平均。雖然由于度量上存在的問題，使得這一估計結果還不十分精確，但可以說這是對包含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最初估計。雖然明瑟本人并沒有認為他的研究是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因為在早期人力資本理論家來看，教育和培訓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被“人為”隔裂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實證研究數據獲得的難易程度的不同，對于正規學校教育的度量要比對培訓的度量容易許多，因此教育經濟學的實證研究較早地發展起來并逐步完善，而培訓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卻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企業培訓數據的豐富才逐漸發展起來。
3 人力資本綜合指數的建立
雖然明瑟當初囿于培訓數據的局限，并沒有對培訓投資收益進行精確的估計，而是得到了正規教育與在職培訓收益率的平均，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既然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和培訓沒有本質區別，那么在實證研究中就有必要綜合考察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收益，為此構建一個包括教育和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綜合指數就顯得十分必要，這一指數應該能比較全面反映人們的知識、技能、觀念的綜合素質與能力，探討教育和培訓在數量與結構上的不同組合搭配，從而獲得最大化的收益，這是未來教育經濟學、人力資源開發研究的一個方向。具體而言，人力資本綜合指數應該考慮到教育級別(學歷)、類型(普通、職業)、培訓參與(是否參與過此前培訓、在職培訓、自費培訓)、培訓種類和時間(參與的此前培訓、在職培訓、自費培訓的類別和時間)等指標體系的建立，另外對人力資本提供機構(如學校、培訓機構等)和使用機構(如企業等用人單位)的跟蹤調查以及相關的面板數據(paneldata)的收集也是必需的。
應該承認明瑟收入方程的建立是有時代背景和研究條件的限制的，雖然后續的研究者們對明瑟收入方程進行了多種形式的修正，但如果不嘗試在明瑟收入方程中納入人力資本綜合指數，那么任何補充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多樣化和終身化的時代特點，要求對于人力資本的研究要全面、綜合，而培訓與繼續學習數據的逐漸豐富也使人力資本綜合指數的建立和使用成為可能。
(三)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難點
首先，培訓的定義和度量存在相當困難。與制度化的學校教育相比，培訓的內涵與外延在不同的行業企業有著不同的理解，培訓的基本度量指標，如培訓參與率、培訓時間與強度、培訓成本都很難測度。相比較而言，用教育年限、學歷來度量教育要簡單許多，雖然二者都存在指標效度的問題。
其次，反映勞動者教育培訓經歷、就業工作經歷的時序資料的缺乏?，F有的數據大多是在一個時點上采集的截面數據，雖然部分調查采用了反向追蹤的方法，但離實證研究所需要的數據要求還有相當的差距。
再次，明瑟收入方程中已經包括教育和工齡，并且工齡曾經一度被認為部分代表了工作經驗甚至是在職培訓，在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中，明瑟收入方程的科學性和完備性逐漸為人們所認可和接納。如何建立包含教育與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綜合指數，如何將人力資本綜合指數納入收入方程，并且由于這一指數的引入，模型的設定如何作調整，這些都是未來研究所不能回避和需要不斷探索的重要問題。
四、小結
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2
關鍵詞：時間；演化經濟學；革命；創新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3--0021―08
時間在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元問題。時間本身是人類認識的對象，同時也是我們感知與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時間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時間觀念的改變，日益改變著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里，它幾乎成為牽動經濟學快速發展的引線，以至于馬歇爾視時間為“差不多是每一經濟問題的主要困難之中心”[1]2。經濟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也是時間觀念更新的果實。
一、時間概念的演化
人類對時間的認識是伴隨著人類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會擁有不同的時間觀。在西方哲學史中時間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循環時間觀、線性時間觀、近代物理學時間觀以及現代時間觀。
循環時間觀源于古希臘人對太陽、月亮等天體的運動所引起的晝夜、季節變化的感性認識，古希臘的哲學家把具體的周期現象當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運動的“周期”變化。這種循環時間是可逆
線性時間觀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終審判的存在賦予了時間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穌之死是獨一無二的，人們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飽含預言實現可能性的未來，歷史從一個預言間隔走向另一個，直至最終審判的到來。這種單向時間的未來是開放的，能動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穌復活從而也是充滿希望的?；酵綄⑺囊簧糜趯ι系廴找嬖鲩L的愛中，為了建造上帝在塵世的社區，為了靈魂的得救，個人必須有積極的工作態度。勞動被視為個人最大的快樂以及與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浇虝r間是一種必須得到有效利用但沒有任何質變的時間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學的相對發達，特別是牛頓定律的發現促生了近代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頓及其追隨者的時間理論。對于牛頓來說，時間只是運動的一個外在參數，它同物質及其運動本身并沒有內在的聯系。這是一種脫離了物質運動的獨立存在的均勻流逝的絕對時間。牛頓的時間還是一種“可逆的對稱時間”，“未來”同“過去”沒有區別，對時間只有量的規定，完全沒有質的區別，沒有對時間的方向的規定。時間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標志著世界的進化，也不標志著世界的退化，只是標志著運動和變化的量的大小。
循環時間和經典物理學的牛頓時間都是一種可逆的、無始無終的客觀時間。后現代主義大師羅蒂曾川“視覺時間”來對之進行批判，這種時間觀將科學作為文化的基礎，將視覺作為認識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從而將時間空間化、進而客觀化。牛頓時間由于其堅實的自然科學幕礎成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時間理論，并對產生于這個時期的古典經濟學和后來在其基礎上發展的新占典經濟學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世紀的線性時間盡管強調時間的一維性，強調時間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但是這種線性時間的現在和過去僅僅是相互外在、互為區別的不同時刻，而不是創造的源泉，從而與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的強調時間的創造與生成的現代時間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時間理論的演變中，最富有革新意義的是現代時間理論的誕生。首先是現代科學的發展突破了牛頓力學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時間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空間所發生的事件(鐘表)來標識時間，鐘表在不同的參照系中所標識的時間不同，這同牛頓經典力學的時間觀相悖。著名的“雙生子佯謬”則進―步暴露了包括相對論時間在內的測繪時間的缺陷：由于外在測量標準的不同，使處于不同參照系的人的生命節奏也隨之改變，這是不町思議的。以普里高津所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為代表的非線性、非平衡態熱力學從科學上證明了時間的不可逆性，統計物理學的創始人玻爾茲曼則用幾率的方法從分子運動推導出一個不可逆的演化方程，為現代創生性思維時間理論的誕生提供了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
柏格森、胡塞爾與海德格爾是現代始源性時間理論的三個代表人物。從柏格森到胡塞爾再到海德格爾，時間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而成了具有屬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個不斷生成、創造和超越的過程，柏格森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并以之為自己的理論基石，他認為牛物的進化是創造的進化，進化的動力是生命沖動。時間與綿延是柏格森哲學的核心，綿延是人的生命的綿延，時間也是人的意識的時間。其中，時間是“一種狀態的連續，其中每一種狀態都預示未來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時間里每一刻都意味著創造、意味著新質的創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論的時間源始性問題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哲學共同的核心問題之一。胡塞爾繼續著柏格森的內在時間意識的研究，從“現象學還原”來追尋時間的起源，考慮時間的“原始構成”。胡塞爾認為存在兩種把握時間的方式，一種是通過空間中的運動來把握時間，即客觀時間；另一種則是從人的意識現象中來把握時間即“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3]72，這種關于經歷的純粹時間、即“顯現的時間”或“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時間，海德格爾同胡塞爾一樣試圖尋找時間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爾那樣從意識現象中尋找，而是轉向“此在的生存過程”。海德格爾將時間視為“此在”對存在的一切領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靜態的具有規定性的現成存在物，而是處于永恒的流變、展現、生成中的。作為人的“此在”的生存過程是一個不斷生成、超越自己的創造過程，人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自己的規定、本質。源始的本真的時間是不斷綻出、涌現、不斷出離自身，富于創造和生成的綿延過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時間性、有限性，從而它有”曾在”、“現在”和“將在”的區分。
近代牛頓時間的主導地位對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方法和理論范式影響巨大；時間觀念的現代變革即始源性時間觀念的誕生在主流經濟學之外的經濟思想中時有體現，對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產生了更大的沖擊，影響更為深遠。西方哲學“時間之思”的演變在經濟理論發展中起著重大的作用。
二、牛頓時間觀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
經濟學作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始于17世紀古典經濟學的誕生，這個時期發達的力學背景使古典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將經典力學的研究法則和思維范式運用到自己的理論中來。經典物理學視野中的中頓時間就成為古典經濟理論的時間觀，并深刻影響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成為其理論發展最基本的支點之一。
古典經濟學留給后人的思想遺產主要包括價值理論、人性的自利假設及利益和諧淪。在占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中，時間是計量勞動的參數，如同牛頓運動定律中的t，勞動價值論中的時間是一個客觀的、靜止的、可測量的變量，隨著單位產品勞動時間的延長，產品的價值也會增大。在斯密那里，購
買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對于李嘉圖來說，最差勞動條件下生產商品耗費的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僅僅與生產商品的時間有關，而對于商品中由于制度變革、技術創新所可能發生的價值變化不作探討。因而占典勞動價值論主要以靜態時間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經濟學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換等與財富生產相關的主題是其理論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換可以成千上萬倍地提高：正效，從而能節約大量的時間。這種時間是一種靜態的牛頓時間，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減少，相反，當勞動生產率降低時，則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增加。斯密的生產理論看重分工與交換，生產中的技術、創新及制度、歷史等與財富增加密切相關的主題都不是其研究的重點，因為這些內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時間與時間中的變化與積累。古典經濟學發展至李嘉圖，在斯密那里備受重視的有關社會財富增進的生產過程被完全忽視，財富的分配成為經濟學討論的主題。在資本、利息以及地租等與時間的流逝明顯有關的問題上，牛頓時間觀的主導地位使古典經濟理論的相關解釋難以自圓其說。斯密價值理論的混亂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亂一則源于他以牛頓的靜態測繪時間為基礎的勞動價值論，同時他又憑直覺看到了事物隨時間一維流逝所發生的變化。
新古典經濟理論主要內容包括微觀經濟理論中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和市場理論等，無不以具備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為其全部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設，以均衡為基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對經濟現象進行超歷史分析，拋棄經濟過程中一切以制度為轉移、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因素。在時間觀上，新古典經濟理論并沒有超越占典經濟學的視角，依然是以較為低級的牛頓時間為基礎的，其源淵于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襲了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視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設”、作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是以牛頓時間為背景的。牛頓時間觀中時間具有同質性、對稱性，時間是一個能包容萬物的容器，時間是靜止的、永恒的，時間中的一切也擁有與之相同的特質。這種時間觀中的經濟人是一個偏好給定、不受制度和文化習俗等因素影響、擁有永恒不變的人性的自我存在。這個原子式的個人擁有完全信息、完備理性、在經濟活動中永遠作著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然而，理性經濟人假設僅是一個有局限性的理論抽象：第一、沒有永恒不變的人性，人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階段、不同文化形態中擁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經濟行為中的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獲得是同時間有關的。人在時間中所獲得的信息是變化的，從而選擇也會不同。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無法窮盡時間一樣。第三、人并不具備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獲得完全信息一樣，人也不可能擁有完全理性。因為人在經濟行為中所獲得的相關信息決定著他在經濟過程中的選擇。維克爾斯認為人是時間的創造物，人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感知同知識量的獲得密切相關，經濟學必須考慮個人在時間、過程中的不同時刻的經濟選擇，知識是積累性的，隨著知識的獲得，經驗的增加，個人不可能回到他的從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無法想象的，時間流逝，它帶來了經濟行為者新的復雜認知，而行為者今天的選擇與策劃決定了明天的歷史。他進而感嘆：“經濟現實，認識潛能變化的復雜性及相應的個人選擇模式、偏好和決策的不穩定性都被傳統的新古典理論所忽略，新古典理論可以被認為是‘邏輯時間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頓時間觀為理論基礎的。均衡思想貫穿于從“斯密教條”到“薩伊定律”再到乩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許多人認為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只研究“瞬時交易”，它的市場理論只研究市場的運作而對市場自身如何發展并不涉及，歷時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爾多在他的《非均衡經濟學》中對此有一段很經典的批評：“在一般瓦爾拉斯模型中，所有m種產品或n種產品都可以在一個市場內實現……，只存在一個所有產品都能在同一個時間出清的價格系統，沒什么要費時間：所有的生產計劃、生產過程、出售意圖和實際的出售，計劃的和實際的購買及商品的消費都在同一個時刻發生。即是說，它通過將時間降為一個維度然后再將它拉長從而每下一個時刻都是上一個時刻原樣的復制，而這樣消解了時間?！盵5]20由于相信經濟過程結果會趨向均衡，因而對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對經濟過程的關注，從非均衡到均衡的過程被忽視了，從而也忽視了過程中的時間。預置了時間的同質性便排除了經濟行為中變化、創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與邊際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個自變量的變化軌跡之時，無一不以相關變量保持不變為前提，這就使有機的經濟體成為獨立無關的自變量的組合。而在追求用這些獨立變量的數學關系來建立數學模型的過程中，作為工具的數學逐漸成為經濟學理論的目的，使經濟學日益成為一個“不可能再作任何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數學水晶’，一個要么正確要么不正確沒有折中方案的僵硬東西”[5]60。這種數學化做法體現了形而上學的特點，這種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將研究的對象加以簡化和分割，通過歸納或邏輯演繹或數學推理得出想要的結論，并能通過下一層次的推導和證明來驗證前而的結論并依此發展理論。西方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中，時間常常作為其經濟模型的一個向量，如同牛頓定律中的t與-t，只要知道了初始條件，我們既能預知所有的后繼狀態，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狀態，一切都是確定的。新占典經濟學受這種決定論的影響，認為通過一系列的假設，設定經濟系統的初始條件即可確知經濟過程的結果。
牛頓時間觀導致了以之為基礎的新古典理論時間缺位的假象，時間是同質的、對稱的、可逆的――任何一個交易同另一個交易沒有任何不同，時間是與經濟行為無關的量。關于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觀所造成的缺點已經引起了人們長篇累牘的批判，其中卡爾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經濟學家卡爾多看來，一般均衡理論在瓦爾拉斯之后一百年來的發展只是后退而非進步，因為其假設的前提只是比從前更為嚴格從而也更為抽象。瓦爾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經濟現象的一個“典型事例”，而這個“典型事例”通常與真實的經濟過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論假設價格機制引導一切經濟行為使市場趨于均衡，但價格機制發生的過程與瓦爾拉斯設想完全不同。瓦爾拉斯均衡中只有生產者與消費者兩類人，而在真實的市場中，商人和中間商是市場的制造者，是他們發起了價格變化來調整生產者的供給與消費者的需求，他們依靠“差價”為生，“差價”必須包括利潤和存貨成本以補償未來市場價格跌落的風險。出售和購買的任何差異都會反映在存貨上，這迫使商人必須同時調整其售價和買價以適應市場的動蕩，價格變化的幅度取決于商人對商品價格的預期及對這種預期的堅信程度。數據證明商品價格的動蕩通常十分劇烈。不幸的是，價格的動蕩及與之相連的存貨變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關于未來供需的
預期頻繁變化時才會有價格調整，投機商人的存在更加劇了價格的運動。為了減少時刻面臨的風險，他們會在高價時減少他們的存貨，低價時增加貨存量。商品市場的這些特點無法滿足一般均衡理論的要求。首先，它們不是嚴格理論標準下供需均衡意義上的“市場出清”，市場中存量時時在變，即需求不是超過就是少于供給，即使最短時間內的交易也不是在統一的價格下進行，市場價格在每分鐘都在變化。供給的變化通常是數量信號作用的結果而非價格信號的作用，數量的多少決定價格的高低，價格變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變化。經濟過程遠非如一般均衡理論所描述的均衡過程，而是充斥著大量的失業與通脹現象的非均衡。
卡爾多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擊中了其理論的要害。古典、新古經濟學的靜態、可逆的牛頓時間使其不得不忽視經濟過程中的所有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因素的存在，如技術革新、制度的歷時演化、風險、經濟行為人的心理預期與選擇以及經濟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歷史的重要性。而這些因素又是真實經濟世界最基本的構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經濟過程的決定因素。新占典理論所探討的常常只是經濟現象的特例。“如果我們想跳出當前的困境，我們必須建構一個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這個模型必須從一開始就將時間視為一個持續的和不可逆的過程。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時間，如勞動和資本的供給，對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質量和數量或技術知識?！盵5]61
三、經濟學的時間革命：演化經濟學
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批判及突圍的嘗試產生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新的經濟流派，其中演化經濟學由于其獨特的時間視角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富有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新領域。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經濟學注重對“變化”的研究，強調時間與歷史在經濟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創新是它的理論硬核。最近20年來，演化的思維、方法與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趨勢，這成為20世紀末、本世紀初國際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
演化思想在經濟學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9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初，在西方哲學開始自己的現代轉向時，西方經濟學已經對此有所知覺并作了呼應。在早期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凡勃倫、馬歇爾及熊彼特等人的經濟理論中，演化思想十分豐富。
馬克思被現代演化經濟學派追認為演化經濟思想的先驅之一?！顿Y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和必然滅亡的命運。作為生產力的技術構成了社會制度變革的動力系統，當技術革新有了質的變化，就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人類社會制度的演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認為，馬克思的社會變遷動力源于一種技術的組織規則和現在產權之間的緊張關系：技術的變化導致生產工藝的進步，而其潛力并不能在現有的經濟組織中得以實現。“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盵6]68馬克思是從現代時間視角來分析經濟現象的，客觀靜態的測繪時間在馬克思那里也是人類把握時間的一種方式，但他也并沒有忽視時間的一維性、主體性與創造性，其經濟理論中的時間達到了主觀時間與客觀時間的統一，個人時間與社會時間的統一。馬克思既承認經濟現象微觀領域的均衡(如關于價值規律的淪述)，又看到其宏觀層面的非均衡的本質，從而將人類社會的演化視為一個從低級向高級演化的過程。資本、利潤、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從而也都是一個歷史范疇而非永恒范疇。對時間的深刻認識使得技術創新、制度、歷史這些與歷時演化不可分割的經濟現象成為馬克思研究的重心，從而也使他成為演化經濟學最偉大的先驅。
與馬克思幾乎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派，將演化的方法應用于經濟學中，著眼于經濟積累和增長的研究，強調將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依據歷史的發展進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抽象的、演繹的、靜態的、不看重歷史的分析方法，從而被現代演化經濟學視為先驅。
早在主流經濟學發展之初，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機械性和牛頓時間視域的局限性就已為當時一些杰山經濟學家如凡勃倫、馬歇爾、熊彼特所發覺并試圖在生物學中尋找經濟思想的源泉。凡勃倫同馬歇爾一樣認為理想的經濟學隱喻應該是生物學而非機械力學，基于對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斷言，在關于演化的經濟理論中，將沒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使演化經濟學真雁成為一個獨立的理淪分支。他強調經濟過程的非均衡性及質變的作用，變化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企業家和技術創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馬歇爾將經濟學與大自然、生物學及演化作了許多富有趣味的聯系，如將公司的成長與發展喻為“林中樹”，這一類比經過后人的發展對企業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馬歇爾盡力將一維的、不可逆的時間納入他的需求與供給分析中。馬歇爾強調“時間會帶來困難，也會帶來變化，有了變化就有了發展與進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識到經濟生物學發展的巨大困難，馬歇爾最終放棄了自己的以生物學為經濟學隱喻的沒想。以門格爾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試圖將生物進化的觀點引入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會秩序自發演化的觀點。
可見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經濟學家那里，經濟生物學比經濟力學概念更為復雜，蘊含更為豐富從而也更為符合經濟發展的現實。然而，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進一步“親合”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愈來愈受排斥，最終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拋棄了馬歇爾、凡勃倫等倡導的以生物學為研究方法，繼續它的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將微觀靜態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經濟思想的這種淡化緣于20世紀2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失敗。20世紀50年代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發展卷起了經濟學數學化的狂潮，新古典經濟學藉此逐漸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卻不得不步入門己的極限，被延誤的演化經濟學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勢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視。6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重新發現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爾丁的《演化經濟學》和納爾遜與溫特的經典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再生。演化經濟學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制度經濟學派、西方學派、熊彼特主義、管理主義和行為主義等觀點從而使其成為具備獨特視角的經濟理論并在近幾年的發展中高歌猛進。
現代演化經濟學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維的經濟思想，以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完成了經濟學時間觀念的革新。這種時間觀念的革新表現在其對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懷疑，對制度與歷史的重視，對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創新發生過程的極端關注，以及對創造性、不確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對經濟過程影響的研究，對新古典理論的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歷史主義整體論的方法而非個體主義方法，以動態演化分析法取代靜態均衡分析，用創生性的、演化的思維取代近代經濟學的基礎主義思維：
1．作為理論硬核的創新理論。演化經濟學以現代時間觀為基礎，在現代時間觀中，時間不再是傳統
的可計量、空間化、同質的，而是一維的、不同質、不可測的、流變的。時間有過去、現在與將來，它們都感融于人的心靈，具有屬人本性。人的創造、超越本性賦予具有屬人本性的時間創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經濟學從這種流變時間的視界去觀察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那么變化及變化中的創新就成為研究的主題，并采用動態演化的觀點來看待經濟發展過程。
2．多樣性思維。在思維方法上，演化經濟學認為多樣性本身就是基礎性實在，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八⒅赜蔁o數個體努力帶來的由小的和遞增變化組成的恒穩的‘細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狀況的發明。”[8]108進化是一個試錯過程，一些小試驗會逐漸匯聚成大河，而這些小的試驗最終被選擇為成功的實驗從而得以保存下來。
3．有限理性、搜尋利潤、有限信息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假設：理性經濟人假設、利潤最大化假設和完全信息假設，被演化經濟學的下述一系列理論所代替：“有限理性”、“企業搜尋利潤行為”和“信息連續、分散”理論所代替。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變遷是一個動態過程，利潤最大化的實現過程是企業的搜尋信息與追求最優決策的過程，這是一個反復試錯過程。企業在試錯的過程中選擇，由于經濟者過去的經驗，選擇將不會相同，而不相同選擇的積累，構成企業的演化過程。在這個歷史模型中，任何一個事件都是唯一的。
4．經濟過程非均衡。在演化經濟學看來，經濟系統的均衡是相對的，非均衡狀態才是經濟系統的常態，非均衡狀態有向均衡狀態逼近的趨勢，但可能長時間達不到均衡。凡勃倫認為，演化經濟學府是“一種嚴密的理論體系，是一種關于過程的理論，一種逐漸展露序列的理論?！盵9]404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經濟行為人在決策與選擇的過程中不可能確切知道自己行為的后果。事實上，是人們所擁有的大量的默會知識左右著人們的決策，而這些默會的甚至處于無意識的知識是不可測的。經濟過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許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對經濟過程起著關鍵作用，因而經濟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5．重視制度演化。在演化經濟學的視界里，制度分析被認為是研究經濟現象的最重要的環節。歷史和時間是經濟過程中直接影響著經濟績效的內生變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義特殊。演化經濟學將制度的演化視為一個由本能、習慣、習俗變化和技術變遷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人類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反應，這個反應的過程同時是一個學習和選扦的過程。制度變遷是一個基于干中學基礎上的試錯過程，其中選擇性模仿至關重要。技術創新、學習與選擇都是在時間中進行的，時間是制度演化的縱軸，時間中的制度演化是一個歷史的、同生物進化類似的過程，正如歷史不能重來一樣，在這里，時間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質的。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觀、時間觀構成了路徑依賴理論的哲學基礎。路徑依賴強調制度變遷中“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其現在可能的選擇”[6]，即制度變遷的初始路徑一旦選定，便會在自我強化機制的作用下，沿著原有的軌跡運行下去。路徑依賴理論本身便暗含了時間的特殊性和一維性以及地點的特殊性和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經濟學將制度從近代哲學的“目的論”和“預定論”中赦免出來，“經濟過程的路線不再被假定為是在‘事物的自然狀態’中被預告預先確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設計出來的。”[10]3，將制度視為一個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徑依賴特征的復雜動態過程，這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偶然性和創造性，“制度最好被認為是無數互動的個體行為的無意識的結果”[10]3?！斑@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包括實質性不確定性，即由信息問題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確定性，即由知識引起的，創新者所具有的默會的知識?！盵11]167
演化經濟學拋棄了主流經濟學的機械還原論的簡化法，拋棄新古典的以牛頓力學為理論基礎的靜態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價格理論，試圖在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基石上運用系統的、演化的、整體的觀點建立動態經濟演化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受到強調的是借用進化論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選擇的經濟思想即創新－選擇機制和有限理性假說。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相比，演化經濟學由于它對時間、歷史、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對微觀個體差異性、技術創新中技術的多樣性及創新過程的路徑依賴性的重視而更加符合經濟現實。演化經濟學的產生帶來了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其繁榮意味著西方經濟學范式革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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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3
關鍵詞：轉軌經濟學 華盛頓共識 激進式變革 漸進式變革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基本特點主要包括：從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出來的內容來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來看，則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地依靠于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而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更多的表現為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程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兩分法，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重生產者物質利益等重要問題，從而最終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轉型經濟學：超越漸進與激進
本文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經濟學就是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視角下的轉換，即經濟學范式轉換。從人類社會有經濟這一現象開始，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依次經過了多種轉化形式：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而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理論界學者也把知識運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運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國由改革開放以前到現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轉型：其一就是經濟制度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二就是現在理論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人類實踐模式的轉型，即常見的宏觀與微觀的相互轉型。這兩種轉型都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相互關系。本文以轉型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代表流派為切入點，分析這種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以及微宏觀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詳細闡述我國經濟兩分法的走向歷程。
（一）華盛頓共識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急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時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認為的實行緊縮的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方式，在當時均得到來自于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即“華盛頓共識”。后來這些觀點又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盛行，“華盛頓共識”從而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可。
“華盛頓共識”在最初的時期，受到了來自于國際金融組織的熱烈歡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經濟學的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認為，國家經濟的轉型必須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價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觀經濟的穩定化。價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國經濟中實行自由價格，讓市場價格能在經濟中起引導作用，并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私有化的支撐與實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場主體—企業產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效應，穩定化主要是指宏觀經濟在價格上的持續穩定性，使價格體系能夠隨時對市場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調劑作用。“華盛頓共識”還認為，國家經濟在轉型中一旦引入市場體制的改革，將很快收獲利益，生產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因此，轉型必須是激進的、爆炸式的發展模式。
（二）制度經濟學對轉型經濟的觀點
制度經濟學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制度對國家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以及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是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發展流派在不斷的發展完善，而制度經濟學在現當代的轉型經濟學發展領域里是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分支。它強調立足于個體間的互動經濟關系來解釋其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它最先確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以此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重要起點，并反過來確定以一個總量的標準如何對整個經濟活動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領域中，頗為引人關注。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所提供的制度經濟學這一特殊角度的基礎上的。當前在西方國家對制度經濟學做出很大貢獻并同制度經濟學共同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包括：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這幾位學者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足夠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這一理論包含了市場信息不完善這一特點。所以，市場良好、持續的運作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的完備的信息，這樣才能使市場的經濟主體對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場信息將無法保證市場良好作用的發揮。
反思：轉型經濟學的兩種改革道路
回顧我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性表現為1979年底召開的以后我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第二階段是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所提出的在我國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我國改革目標，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階段被形象地譽為中國經濟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即改革實踐過程的設定階段、雙軌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發展的確認階段、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階段。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經濟改革理論必須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種規范性理論。
（一）經濟改革理論
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即經濟改革理論這個基礎性要素，社會在對待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一般是首先強調利益關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決定，更取決于人們對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性的判斷。換言之，亦即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國家意識形態的認識。而一旦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發生變化，那么必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這就表現為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要受到經濟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應也有不同的理論出現，但由于理論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反復性，勢必導致經濟改革很難從時間上來劃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和我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來發展經濟，這點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共識。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大膽突破和揚棄的過程，更是對市場經濟重新認識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定義。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形式和體制模式的高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關系、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剖析，得到結論：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仍舊是商品經濟。同時，還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從而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觀點。而對于我國公有制的改革理論探索，始終貫穿于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面必須是混合經濟的共同發展，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二，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對原來傳統的國營經濟形式進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形式的觀點，并使股份制逐漸成為一種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關系方面，面對從宏觀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的發展這一主要問題，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具有較強實踐性的理論。并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對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研究和實施，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如果從收入分配這一社會現實來看，這一改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按勞分配的平均主義觀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效率以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了關注。同時還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論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是現實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
（二）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理論界對經濟體制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經濟改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通過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而奠定的理論基礎，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論基礎。其實這一商品經濟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初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原型，這就是所謂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學術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學術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改革理論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基礎上的，并根據當時的經濟體制運行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入探索，并具有傾向性和過渡性。
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農村的和非國有經濟體制的迅猛發展，我國一方面在實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鑒國外的經濟理論，使得我國的經濟理論由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內容，轉變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內容。市場經濟理論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加突出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有效調節以及市場經濟在發展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充分肯定了市場的主導可以決定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一社會現實，并對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給予肯定。這一過渡性的改革理論為我國更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隨著西方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以經濟改革理論為理論基礎，理論界重新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明確將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劃分為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主體這三個互相有機結合的層次。經過多達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探索和激烈辯論，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逐漸被確立起來，即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
結論：我國經濟轉型的兩分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由原來的農村經濟改革轉移到了城市國有企業的經濟改革，并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鋪開。經濟改革的理論研究重心已轉移到了經濟改革的戰略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驟等問題的涉及和選擇。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的社會文化、思維模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需要在一段漫長的時間積累中培育和引導的。更主要的是，這些內容上的經濟體制是與正式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的。總之，經濟改革理論是與經濟實踐互相作用并不斷發展的，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需要解決的新問題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傳統的理論來解決的實際經濟問題都將是理論發展的新起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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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4
一、知識經濟的時代意義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v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保ā秴⒖枷ⅰ?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改變必然意味著傳統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周期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都必須重構
知識經濟正以其在現實中的迅猛發展向我們展示出現代經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增長形式，使傳統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內涵式增長、外延式增長、規模經濟增長、投入產出等增長理論都表現出嚴重不足。
首先，知識在現代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已徹底改變了傳統人、財、物要素配置所帶來的增長。
其次，知識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參與生產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傳統要素，并形成新興的主導產業。
再次，同傳統工業經濟的規模相比較，依賴知識創造效益的增長正表現出同一產業的分散組合和不同行業間的技術融合，很難從規?；耐度牒彤a出上進行分析。
最后，知識在當今社會新財富創造中的獨特性和基礎性，使我們對形成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并不能直接地從生產領域或某一產業中去尋求，增長的因素或動力也許是直接地存在于生產領域之外。知識經濟條件下，也許真正導致增長的投入在一些非生產領域而并非生產領域。只有我們把上述問題研究清楚，我們才能找到知識經濟條件下促進主導產業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有效作法。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曾明確指出主導產業對一個時代的經濟起飛具有決定意義。曾因煤、鐵為主導產業相互推動而促成戰后經濟奇跡的日本在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業調查會總經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訊產業可以說是21世紀最典型的主導產業。如果說20世紀基本上是發動機和電動機占主導地位的‘動力的世紀’，那么21世紀將是通信、廣播和電子計算機技術三位一體的‘信息的世紀’”。在這一問題上有的同志以產業升級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們面臨的機遇。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這樣產業巨變的經濟時代，最能代表知識經濟特征的產業是主導產業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這一產業在根本上只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其他產業提供生產手段。而各國在此基礎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導產業仍然是要和國際分工、本國經濟現實相結合。知識經濟向我們展現出不同于工業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和高效益，無疑有更深刻的增長方式在現實地發揮作用，這就使我們更要深入研究知識經濟增長理論，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和實質，在未來的發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長政策和計劃。并由此出發考察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市場、人力、管理等等相關經濟因素在新的經濟狀態中的運動規律，從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識經濟的理論。
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5
從發展進程來看，由初期的引進、傳播逐步轉向獨立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倡導、呼吁建立中國的教育經濟學，爾后通過翻譯出版西方和前蘇聯的教育經濟學著作和教材、舉辦講習班介紹教育經濟學。不久，一批學者便開始以為指導進行獨立的研究。
從研究內容來看，大多數研究都立足于中國的實際，選擇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的進程中面臨的重要而又緊迫的教育經濟、教育財政問題展開研究。如80年代關于多元化教育籌資的研究、關于公共教育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合理比例的研究。研究的范圍幾乎囊括了教育經濟學的所有問題。
在研究方法上，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方法論，依據所研究的問題不同，分別采用了規范研究、實證研究以及比較研究的方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運用計量經濟學進行實證分析。
從事教育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隊伍的專業背景初期主要是師范院校教育學科的學者，爾后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學者加入到這一隊伍中來。伴隨著教育經濟學（1998年以后為教育經濟與管理)碩士、博士授予權單位和研究生的擴大與増加，從事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隊伍逐步年輕化和專業化。
20多年來，出版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教育經濟學教材、數以百計的學術著作和數以千計的學術論文。其中有一批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教育經濟學理論、拓寬了教育經濟學研究的范圍，而且己被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經濟決策采納，或者為政府、學校、企業乃至家庭教育決策提供了支持，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益。
我們的研究還有些不足。例如，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宏觀層面為主，關注中國教育發展與改革中宏觀層面的問題，對教育經濟微觀層面的問題，主要是教育機構和組織運行與管理中的經濟問題關注不夠。研究方法，無論是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有待于完善。在研究性質上大多是應用和對策研究，理論研究，尤其是具有開創性的理論研究并不多見。對于學科建設這一具有長遠意義和基礎性意義的工作，研究者關注得不夠。對于現實中的教育經濟、教育財政中許多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還未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教育經濟學作為新興的交叉學科還不夠成熟。首先，表現在研究對象和邊界比較模糊。國內外不同的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不同的表述和看法，有的從交叉學科的性質出發界定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楊葆火昆1989年）有的強調研究教育中的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益，還有的沿用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將教育經濟學的對象界定為稀缺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美國]科恩，1989年）任何一門成熟的學科都有其不同于其它學科的獨立的研究對象和邊界。盡管交叉學科研究的客體可能是同一的，區別在于研究視角和所用的理論工具不同，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必定有其特殊的研究對象和范圍。
其次，表現在缺乏獨立的范疇和相對嚴密科學的邏輯體系。目前國內外教育經濟學所使用的范疇，大多是從經濟學科和教育學科中移植過來的，這可能是交叉學科共同的特點，即交叉學科許多范疇都是將被交叉的學科范疇加以組合形成其自身的范疇，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應有其獨立的不同于其它學科的范疇。從學科體系來看，一方面不同學者沒有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各自的體系都還不夠嚴密。總之，沒有形成規范、嚴密、科學的邏輯體系。
再次，教育經濟學之所以沒有形成嚴密的邏輯體系原因之一在于它沒有較為完整、獨立的理論。西方教育經濟學是在人力資本理論基礎上形成的，前蘇聯和我國學者早期的教育經濟學研究主要以勞動價值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且不說對人力資本理論存在爭議，無論是人力資本理論還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并不能回答教育經濟學的全部問題。于是教育經濟學研究中便借用了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管理經濟學許多相關理論作為工具分析和回答教育經濟中的某些問題?？傊?，教育經濟學缺乏獨立的、完整的理論。在借用西方經濟學有關分支學科或某種理論作為理論依據時，許多研究，尤其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中往往采取簡單移植或套用的方法，缺乏獨立思考。首先對該理論產生的背景、所要回答的問題未加認真分析。其次，它是否正確，如果是正確的，是否適用于作者所要回答的問題也缺乏認真思考。
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6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弄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于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十分重要。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關系，即物質利益關系。這種關系貫穿于社會生產的全過程，即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中所形成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它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人們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并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來實現自己。比如，誰占有生產資料，誰在生產中就處于支配地位，同時占有勞動產品。
和生產關系緊密相連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生產力。生產力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進行生產時所形成的物質力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生產方式的兩個方面。那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呢?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決定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當一種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時就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始終。所以，對經濟規律的研究同樣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就是從改革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入手的，所有制結構的改革調整，適合了我國生產力水平，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改革從理論上說符合了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正確把握的結果。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就是這一規律的體現。
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政治經濟學建立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是對商品經濟一般規律的論述，在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商品二因素理論。商品作為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種屬性。使用價值是商品用來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屬性，是一個永恒的范疇。社會物質財富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為社會、為他人的;商品使用價值一定是通過交換才能獲得。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是個歷史范疇，價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勞動比較關系。對于商品生產者來說他關心的是商品價值，對于消費者來說他關心的是使用價值。生產者之所以也關心商品使用價值是因為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勞動二重性是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在一定具體形式下進行的勞動叫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拋開勞動的具體形式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叫抽象勞動，抽象勞動形成商品價值。抽象勞動是一個歷史范疇，是生產商品的社會勞動所特有的。勞動二重性決定了商品二因素。勞動二重性理論是馬克思首先提出來并論證的，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商品價值量理論。商品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叫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個別價值。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形成的比列關系不同對商品生產者影響不同，只有當個別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商品生產者才處于有利地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簡單勞動為基礎，復雜勞動等于多倍的簡單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而變化，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與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所以在現實生產中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千方百計地提高自己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使得自己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商品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從中獲得價值差額。無論是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還是在現達的商品經濟條件下都是如此。
價值規律理論。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的主要內容是，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在商品交換中，商品的價格除了受商品價值決定之外，還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場商品的供求關系。當某種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到價值以上;反之，供過于求時，其價格就會降到價值以下。商品價格總是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就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價值規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發地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分配，起到資源配置的作用;其次，價值規律自發地刺激商品生產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三，價值規律促使商品生產者兩極分化。當然，價值規律對經濟的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特點，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為了克服價值規律對經濟生活調節的這種消極作用，所以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都缺少不了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現代經濟的調節機制是價值規律調節機制和宏觀調控機制的結合。
的貨幣理論。在商品經濟中，貨幣是和商品緊密聯系的一個重要經濟范疇。通過對貨幣產生過程的分析，馬克思指出，貨幣是從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貨幣的產生是商品內在矛盾發展，即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是價值形式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貨幣的產生使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發展成為商品與貨幣的外在對立。商品生產者必須想方設法將商品換成貨幣。商品到貨幣的轉化，馬克思將之稱為商品的驚險跳躍，這個跳躍完不成，摔壞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馬克思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市場銷售對于商品生產者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關于貨幣的職能，馬克思認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貨幣本質的具體體現。貨幣的基本職能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當商品價值用貨幣來表現時就是價格，作為價值尺度的貨幣可以是想象或觀念的貨幣。貨幣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物就是流通手段的職能。貨幣流通手段職能改變了商品交換的形式，商品交換由商品——商品，變成了商品——貨幣——商品的交換，買和賣變成兩個相互分離的過程，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危機的可能性就隱藏其中了。馬克思分析了貨幣流通規律，即流通中貨幣量的規律，它等于商品價格總額/同一貨幣的流通次數，這一規律在商品經濟中普遍適用。馬克思還分析了鑄幣和紙幣的問題。貨幣產生之后其形態經歷了貴金屬幣、鑄幣、紙幣、信用貨幣，到當今的電子貨幣，其一般等價物的性質并沒有改變。貨幣還有派生職能：貯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貨幣。
政治經濟學理論核心是剩余價值理論，圍繞剩余價值馬克思建立了資本理論、分配理論、流通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等，除此之外，政治經濟學涉及所有制和產權理論、企業運行機制理論、市場經濟理論、農業理論、宏觀調控理論、對外經濟關系理論及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等等。
政治經濟學理論始終是我們黨和國家在社會經濟建設中制訂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理論依據。同時，政治經濟學理論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不斷得到豐富、發展和創新。我們在學習政治經濟學理論時，不僅要認真學習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結合實踐不斷創新政治經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