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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異的問題范文1
關鍵詞：語言 文化差異 翻譯
列寧曾經指出：“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辈煌拿褡逵胁煌奈幕?，民族文化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給文化交流構成了障礙，給翻譯造成了困難。重視文化差異，了解民族習俗是翻譯學習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一、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在當今外語翻譯過程中，把語言和文化結合起來，已被人們普遍接受。在翻譯過程中絕對不僅僅是要求語言形式正確，還必須了解所學語言國家的文化。語言同文化相輔相成，它是文化信息的載體，特定的文化常把某種烙印加到語言上。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語的文化背景，就無法正確理解和運用外語。東西方的社會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所以人們的思想、信仰、習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一般人可能懂得說語言，卻往往不懂得語言背后蘊含的文化。真正的外語人才卻可以看到這背后深藏的秘密，這是因為他對所學外語的文化底蘊有深厚的認識，他不會只停留在語言層面上去簡單的學習，而是去多了解西方文化習俗，從中挖掘出語言暗藏的文化背景。
從語言和文化的關系來看，語言既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種形式。因此，英語學習不能是單純的語言學習，還應擴大人們的視野，了解英語國家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學外語而不懂其文化，等于記住了一連串沒有實際意義的符號，很難有效地加以運用，而且每每用錯”。既然語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時又擔負著傳達文化的任務，所以語言得體性――這種能力反映出學習者對所學語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語言得體性離不開社會文化知識。文化語言學研究表明，語言中儲存了一個民族所有的社會生活經驗，反映了該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例如，英語She is a cat。無法對譯為“她是一只貓?！币驗橹袊幕铩柏垺蓖鞍氐溞牡呐恕敝g沒有任何關系，而在西方卻是關系密切。語言不可能脫離文化而單獨存在。正如美國著名語言學家薩丕爾指出，“文化可以解釋為社會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語言則是思想的具體表達方式?！庇捎谡Z言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表現與承載形式，不了解這個民族的文化，也就無法真正學好該民族的語言。
二、必須承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客觀性
1.理解和思維方式不同
世界上幾乎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語言理解和思維方式，英漢兩個民族也不例外，在觀察，理解與思維方式上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對同一事物，往往因理解不同，而產生語言表達方式的差異。對顏色詞的理解和使用，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英漢兩種語言中，顏色的所指是完全一樣的，但由于理解的差異，使其文化含意完全不同。
邏輯思維上也存在著差異，如：He loves hiswife and so do I.如果直譯為“他愛他的妻子，我也愛?！蹦蔷蜁嬖谡`解，你也喜歡別人的妻子。因為西方人生活節奏較快，講話喜歡用短句子，因此應避免使用長句子或者羅嗦的句子，對方會聽得不耐煩，就盡量用簡短易懂的白話英語，用字越少越妙。正確的譯文應是“他愛他的妻子，我愛我的妻子?！倍袊似镁C合思維，其思維方式是整體優先式。所以我們在翻譯時就要注意詞語的增減和句子順序、結構的調整。如：（1） 原文：Beauty is in the eye of beholder：譯文：情人眼里出西施。is no good eating too much，（2）吃的太多沒有好處。
2.歷史背景不同
一個民族及其國家由于歷史發展不同，在其漫長的民族歷史長河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歷史的積淀，不同的國家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不同的環境里，具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對事物的理解和感受顯然是不同的。語言的發展和民族歷史的發展也是緊密相聯的。例如西方國家的人們多數信仰上帝，所以英語成語中也有許多與God相關的成語。如God helps those who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詛咒一個人時人們常說God damn you，危險過后常說Thanks God或God blessyou。無論是英語還是漢語，都有相當一部分語言來自真實的歷史事件或與某個歷史人物有關。如果對整個歷史事件或某個歷史人物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話，就難以翻譯得體。如美國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安樂哲（RogerT.Ames）在翻譯《論語》時，“仁”字就頗費腦筋。雖然是“仁”一個核心概念，但孔子卻給出了六種不同的解答。可見，如果將“仁”視為一個普適性概念的話，就會破壞它的個別性。因此不能使用humanity這一譯法。而benevolence也不能準確地表達“仁”的涵義，只是表達一種狹窄心理態度的簡單詞匯，而“仁”的意義卻很廣大。所以在翻譯《論語》時，將“仁”譯作authoritativeness，authoritative具有“禮貌”、“創作”、“權威”等含義。而在《中國哲學資料書》里，則將“仁”譯作consummate person/conduct。
綜上所述，在語言交流的過程中，不同民族的人能否互相溝通，不僅取決于他們對語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決于他們對語言所負載的文化意蘊的理解。唯有深刻理解兩種語言的文化差異，才能跨越語言鴻溝，從而使翻譯中的問題迎刃而解。所以簡單地說，翻譯就是把原文的意思在譯文中表達出來。但是這簡單的一句話，做起來卻并不容易。在翻譯的實踐中，通過對兩種文化差異的對比，從而掌握它們的特點，并運用這些特點解決翻譯中遇到的困難。
參考文獻：
[1]單其昌：《漢英翻譯技巧》，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2]莊繹傳：《英漢翻譯教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文化差異的問題范文2
關鍵詞：中西方體育文化； 文化特征； 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G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07)02-0124-03
以中西體育文化差異比較為基礎，研究中國傳統體育發展的問題，是目前體育界運用得最多的理論和方法。本文對中西體育文化差異的相關論斷和方法論提出質疑。
1 對中西體育文化特征差異的質疑
中西體育文化差異表現在：(1)中國傳統體育根源于農耕文化，西方現代競技體育根源于工業文化，這兩種文化有本質的區別；(2)中國傳統體育文化主靜，以群體為本位，主張內斂，強調情感；西方體育文化主動，以個體為本位，主張競爭、強調理性，這兩種文化具有明顯不同的文化特征[1]。中國傳統體育文化主靜，西方體育文化主動；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情感，西方體育文化強調理性；中國傳統體育文化強調群體，西方體育文化強調個人；中國傳統體育文化強調內斂，西方體育文化強調競爭，這兩種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2]。如果拿目前的中國傳統體育與西方體育進行比較，確實能體現出兩種文化的差異，表現出如上特征。那是因為目前我們國家正處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由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階段，與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相比，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比較顯著。但是如果把目前的中國傳統體育與公元1350年(即西方近代史上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三大運動改革)以前的西方體育相比，我們又會發現東西方體育文化之間存在著多么驚人的相似之處。
1．1 中西方體育都曾是依附宗教文化的體育
在中國農業社會里，宗教的思想禁錮著人們的思維，人們的價值選擇和價值判斷也依附宗教且根深蒂固?，F在我們認為很多具有獨立文化形態的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如：“擺手舞”、“茅古斯舞”、“劃龍舟”、“東巴跳”、“繞三靈”等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在遠古只是作為該民族圖騰崇拜、祭奠祖先時進行宗教祭祀活動的一種儀式。而作為早期奧林匹克體育起源，克里特文明中的體育活動，如“斗?！薄ⅰ敖橇Α?、“舞蹈”、“跳躍”、“賽馬”、“標槍”等體育競技活動也同樣僅僅是獻祭、祈禱、滌罪等祭禮中的一種活動形式[3]。因此，現在被認為具有獨立文化形態的中西方體育，在遠古都是依附于宗教的一種祭祀禮儀和活動形式。
1．2 中西方體育都曾是強調群體本位的體育
中同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就是主張群體本位。在這種哲學理念和社會關系中，個人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存在，個人依附于群體，群體主宰著個人。儒家倫理對人生的目的和任務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要求，個人的修身只是作為手段而存在，個體只是作為群體的附屬物而存在，國家的治理和天下的太平才是最終的目的。
古希臘生活中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國家優先于個人，個人從屬于國家。亞里士多德根據希臘城邦生活的經驗指出：“城邦，在本性上則先于個人和家庭?！边@種城邦(即國家或社會)至上的集體主義原則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柏拉圖主張消除私有財產制度，甚至是消滅家庭，他認為私有觀念是一切爭端、仇恨、貪婪的起源[6][58-6]因此，現在既具有獨立文化形態，又作為社會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西方體育，在遠古都是強調群體本位的體育。而那種認為中國體育文化自古強調群體本位，西方體育文化自古強調個人本位是沒有依據的。
1．3 中西方體育都曾是非理性的體育
當我們對一種文化的特征進行分析時，一般把政教合一的社會政治結構、人身依附的人際關系、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缺乏理性的文化精神作為文化非理性特征的判斷依據。如果我們把“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社會和中世紀以前的西方希臘一羅馬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發現，二者之間的相同之處是全面的而不是個別方面。在經濟方面，二者都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在社會方面，二者都呈現出等級社會的陣態，在這種等級社會中，財產和能力不是區分社會地位的主要標準，血統和身份對個人來說更為重要。在政治方面，由于二者社會共同的等級結構，因此在政治方面都表現出金字塔式的官僚統治結構，每上一級都以超越的姿態凌駕于被統治者之上，每下一級對上級都形成一種依附。在這種政治和社會結構中，二者都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教體制。在文化精神方面，柏拉圖主張實行財產公有制；主張人們應該把所有與自己的父親年齡相仿的人當作自己的父親，把所有與自己兒子年齡相仿的人都當作自己的兒子[6]28-37。這種主張與孔子的《禮運?大同篇》所主張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7]的毫無區別，二者都表現出情感至上、缺乏理性的文化特征。
具體到“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社會和中世紀以前的西方希臘一羅馬社會的中西體育文化，不管是中國傳統體育，還是西方體育都不是以提高自身運動水平、發展自身素質、提升健康水平為目的，而是作為服務于軍事戰爭的工具或穩定社會的宗教儀式。這種依附于宗教、國家、社會的價值理念和現代社會所提倡的人性的獨立，人的素質全面發展，用積極的科學的態度去面對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現在既具有獨立文化形態，又作為社會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西方體育，在遠古都是非理性的體育。而那種認為中國體育文化自古感性至上，西方體育文化自古理性至上是沒有依據的。
1．4 中西方體育文化都曾是內斂的體育
中世紀以后的西方體育文化宣揚的是競爭，宣揚的是個性的張揚；而中世紀以前的西方體育文化和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極其相似，都是一種內斂的體育文化。中國傳統體育文化從文化結構上理解，應該是依附于宗教、感性至上、強調群體，隸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體育文化。而公元前2000年前后，早期的克里特文明的體育活動，雖然在活動形式上具有多樣性，甚至出現初期的競技性傾向，但是基本浸漬在宗教文化之中，體育競技活動只是獻祭、祈禱、滌罪等祭禮中的一種活動形式。此時的體育活動以游戲主題、風俗習慣主題、宗教主題為主，諸如“站立性摔跤”、“角力”、“拳擊”、“賽馬”、“擲標槍”、“擲鐵餅”、“跳躍”、“格斗”、“射箭”等運動形式都表現出明顯的娛樂性、傳承性、神秘性、神圣性等。而初期的競技性傾向也由于公元前1600年、1500年、1400年、1380年的4次大地震和火山爆發等自然災難及社會的變遷，發展十分緩慢。直到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
改革以后，西方體育文化的個性張揚、敢于競爭的文化特質才表現得十分突出。因此，現在既具有獨立文化形態，又作為社會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西方體育，在遠古都是特性內斂的體育。而那種認為中國體育文化自古強調內斂，西方體育文化自古強調競爭是沒有依據的。
2對中西體育文化差異論中運用方法論的質疑
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通過對西方的文化沒落進行分析，提出了“世界歷史中的比較形態方法”的理論與方法8[3]。斯賓格勒的比較形態方法認為，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文化就像田間的一棵植株一樣，都有一個從發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過程[8]39。任何兩種文化，不管相隔的時間多遠，只要都處在生存中的同一時期，就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各種文化只有處在相同的生存時期才能比較，否則是不能比較的[8]777。目前，許多體育學者對中西體育文化進行比較時。都是把中西體育文化當成相同的生存時期來進行比較。那么，中西體育文化是處在相同的生存時期嗎?如果是，則得出的結論才有可能正確；如果不是，則由于方法論的錯誤，結論也就令人質疑了。
馬克思[9]。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而的能力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瘪R克思的三大社會形態理論，實際上也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文化形態理論。第一大社會就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與這一社會相適應的文化是農業文化；第二大社會就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工業社會，與這一社會相適應的文化是工業文化；第三大社會就是以“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為基礎的后工業社會，與這一社會相適應的文化是后工業文化。具體來說，農業文化就是以自然經濟為其經濟基礎的，以集權政治為其政治結構的，以情感主義、群體本位、道德至上、天人合一等為其價值取向的一套有機的文化體系；工業文化就是以商品經濟為其經濟基礎的，以民主政治為其政治結構的，以理性主義、個人本位、法律至上、天人相分等為其價值取向的一套有機的文化體系；而后工業文化則是對工業文化競爭的，尤其是在價值觀上對工業文化形成反撥的一套文化體系，比如重新強調非理性主義、社群主義、道德責任和天人和諧等等，當然這些與農業文化中的價值取向有著本質的不同[10]。體育是一種文化，那么體育在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或者說處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形態中，也會明顯的帶有特定的文化形態的特征。
文化差異的問題范文3
關鍵詞：文化；品牌；餐飲文化；品牌文化；品牌體驗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soul of brand.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s the core of brand value， the highest state of which is that customers experience the pleasant cultural consumption. So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w implication of cultural experience of catering brand， concluding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to emphasize culture difference for brand positioning by designing catering experience theme. And brand experience， the focus of management， emphasizes upgrading the products experience in the emotional and social the experience level by implementing the experienced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improving brand image.
一 、引言
餐飲業是與民生聯系最密切的行業，餐飲業品牌形象建設一直是業界和學界關注的焦點。在體驗經濟時代背景下，品牌已不僅僅是一種術語、名稱、標記、符號或它們的組合運用，而是產品和服務功能性價值、象征性價值和體驗性價值的有機統一，是企業重要的無形資產和顧客識別或歸屬的價值符號 (Malhotra，1994)[1]。中華飲食文化博大精深，傳統特色飲食文化具有很高的品牌價值。以往相關研究主要針對餐飲市場的發展狀況以及自身管理問題，而聚焦于餐飲文化且對餐飲品牌文化體驗的研究涉及較少。
餐飲行業是典型體驗型行業。作為高度顧客接觸的服務領域，基于文化差異的餐飲品牌定位及其消費體驗，對于提升其品牌形象、擴展品牌價值張力顯得尤為重要。筆者著眼于傳統特色餐飲文化，探討如何通過對餐飲文化的體驗營銷，賦予其品牌價值的新內涵，以期對多元背景下我國餐飲業品牌形象及其價值的構建有所啟示。
二、品牌體驗與品牌文化研究
體驗在《牛津英語大詞典》中的解釋是“經歷或感受”。在企業營銷活動中，體驗是企業以商品為道具，以服務為舞臺，環繞著消費者創造出值得消費者回憶的活動 (B. Joseph Pine II & James H. Gilmore ， 1998) [2]。從品牌價值上看，體驗是使用產品時的感覺，是品牌聯想的非產品相關屬性(Kevin Lane Keller， 2006) [3]，是消費者受一連串營銷設計刺激所產生的結果反應(Schmitt，1999) [4]。
文化作為一個社會意識、形態、價值信念、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等的總合，在塑造消費者對品牌個性、形象、風格、功能等體驗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捌放票健崩碚撜J為，品牌的標識、符號等是品牌浮在水面上的部分，僅占冰上的15%，而藏在水下的85%則是品牌的“價值觀、智慧和文化”，它強調支撐品牌大廈的品牌的文化基礎，沒有穩固的文化底蘊，品牌是長不大的(Davidson， 1997) [5]。在品牌金字塔(brand pyramid) 的模型中，其基礎是品牌的屬性，最高層次是品牌的信仰和價值，也是品牌文化的核心價值所在。品牌只有因其中的文化內涵，才能成為具有極高附加價值的無形資產。
文化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需要品牌這一載體的體現，并通過消費體驗使之領會真正的內涵。品牌體驗的特征是強調顧客參與，強調消費過程的直接體驗，而餐飲業在這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顧客的每次就餐消費，都是對不同餐飲文化的一次親身體驗，而顧客通過對不同餐飲文化的體驗，能更好地詮釋不同餐飲品牌差異。因為文化在顧客服務質量期望形成起著重要作用。無論是顧客總的服務期望，還是服務期望中的各個緯度，如服務質量的有形性、可靠性、響應性、保證性和移情性五個緯度，都強烈地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Donthu & Yoo， 1998;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Berry L. 1988) [6]
文化體驗對餐飲品牌核心價值的構建有著極其重要意義。消費者就餐時產生的各種各樣情感或情緒，通過體驗各餐飲的文化差異內涵，使就餐成為一個社會交往的過程。 即文化通過品牌載體及其體驗過程，讓顧客表明自己的人生觀、消費觀和價值觀，尋求社會歸屬感和認同感(Haeckel、Carbone & Berry， 2003) [7]。這種顧客與某餐飲品牌之間的情感聯系，是競爭對手很難復制的。因此，創造品牌體驗，感受文化差異，是特色餐飲品牌建設的核心。
三、餐飲品牌體驗模型的應用：西安德發長餐飲文化體驗的設計
（一）經典的品牌體驗模型及其意義
Schmitt(2003)開發了客戶體驗管理的理念，提出的SEMs（戰略體驗模型）為實施品牌體驗指明了方向，其按照消費者感覺、情感、思維、行動和關系的心理認知過程，將品牌體驗界定為“感官體驗(Sense experiences)、情感體驗(Feel experiences)、思維體驗(Think experiences)、行為體驗(Act experiences)和關聯體驗(Relate experiences)”[8]。從感官上，品牌體驗給消費者全面地感官刺激，強化產品感知價值，達到品牌營銷的效果。從情感上，用情感刺激物引出一種心情或特定的情調，使文化體驗個性化，即品牌擬人化。從思維上，啟發人們的智力，喚起人們的思考，創造性的讓人們獲得認知體驗。從行動上，個體行為、生活方式的體驗，喚起顧客主動參與投入，從而使之產生購買行動。從關聯角度上，讓顧客在更大的范圍內感受到文化體驗的樂趣，最終目的是使品牌與消費者結成某種關系。
B. Joseph Pine II & James H. Gilmore (2002) 按消費者參與體驗的程度，提出 CP(Customers' Participation)模型。認為品牌體驗可以由兩大構面組成：一是顧客參與程度（一端是主動參與，另一端是被動參與）；二是體驗與環境的相關性（一端是吸取，即透過人了解體驗的方法來吸引人的注意力，另一端是浸入，表示消費者變成具體體驗的一部分），利用二維軸，劃分娛樂體驗、教育體驗、夢幻體驗、審美體驗四種體驗領域[9]。“娛樂體驗”合乎人趨樂的本性，強調在休閑消費中通過娛樂緩解環境壓力?！敖逃w驗”通過新產品、新消費理念、新生活方式的教育，對消費世界必要的引導，讓消費者成為市場活動的積極者?！皦艋皿w驗”讓人內心追求休閑和舒適，且完全沉浸其中，產生夢幻般的可以暫時逃脫現實生活中的介于家庭和工作之間的“第三地”?！皩徝荔w驗”是一種高層次的內在的心理情感體驗需要，是消費者對自然、社會、文化現象或問題的深度探索和思考，具有社會屬性。
以上兩種模型從不同的角度說明消費體驗的層次和文化內涵，為體驗層級設計、體驗主題設計及其體驗功能定位設計提供思路。一方面，依據消費者的認知過程，由外而內、由感官體驗到內在的內心情感體驗、再到社會心理體驗，是品牌文化體驗的路徑。另一方面，消費體驗中娛樂、夢幻體驗等林林總總的表現形態，總體表現為功能體驗、情感體驗的社會體驗的統一，在實際的品牌體驗中，體驗層級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體驗是綜合的，消費體驗設計是一個系統工程。
（二）德發長餐飲品牌體驗的設計
德發長創建于1935年，落于古城西安的中心，東依鐘樓，西傍鼓樓，是古城聞名的中華老字號。經過70多年的變遷與改革，現已發展成集吃、住、樂、游為一體的中國餐飲名牌企業。下設德發長餃子館、德發長酒店、德發長飯店3個經營們點，其中，餃子宴是德發長的龍頭產品，德發長餃子把選料與多味、烹飪與營養、形態與藝術、飲食與文化巧妙結合，烹飪出了肉香型、卵香型、果香型、醬香型、素香型和海鮮香型等六大香型的100多種餃子，運用蒸、煮、煎、炸、烙等現代化烹制方法，形成“一餃一型一態，百餃百餡百味”的系列美食，堪稱“中國餃子館之最”，目前已是中外游客到古城西安必食的特色風味飲食。[10]
德發長作為北方飲食文化中“老字號”的代表，文化內涵悠久而深厚，其品牌形象已不是簡單意義上吃飽喝好的餐飲場所，而是要打造中國北方飲食文化的消費“空間”。為此，要樹立“文化體驗”的經營理念，“老字號=百年品牌=歷史文化=美好體驗”，把顧客的就餐過程演繹成購買、消費并享受北方面食文化的過程。相應地，其品牌價值的構建過程，就是通過體驗設計，讓消費者產生從餐品功能認知到情感共鳴的消費過程。
根據SEMs和CP模型所提出的體驗層次和體驗功能框架，筆者認為，德發長體驗設計要對顧客產生三種體驗消費：功能體驗、情感體驗以及社會體驗。產品層越往上，越接近文化體驗，帶給顧客的價值越多，從而品牌越有競爭力。[10]見圖3，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功能性體驗層次，代表產品或服務在功能上滿足顧客需要。餐飲品牌的功能價值是提供給顧客健康美味的菜肴[11]。從菜單品項的名稱和描述、菜品外觀、氣味；食物成分、營養和平衡；以及食物分類（小吃或完整的一餐），要給予顧客視覺、味覺、嗅覺等直接感官體驗。色是看的、香是聞的、味是吃的……，使這些食品轉化為顧客的一種美好體驗，長久地保留在顧客的記憶之中。德發長餐飲的核心產品“餃子宴”，采用高檔的魚翅、普通的時鮮果蔬等多種原料制成，或“龍鳳呈祥”、或“百花爭艷”或什錦三鮮的“彩蝶飛”等，從菜品命名到食品形制，都體現著濃郁的地域飲食文化特色，讓顧客產生聯想和視覺的美好體驗。
第二，情感性體驗層次，代表顧客在消費過程中產生的情緒或情感[12]。餐飲文化講究通過“環境、設施、餐具、外表”的基礎產品層，以及“員工服務”的期望產品層的體驗，實現人與人之間的關心和感情交流。中華飲食的審美情趣表現在飲食制作、餐飲器具、食物形象、飲食環境與氛圍等方面，環境決定人的情緒，餐桌上悅目的色彩，周到精細的服務，和諧的氛圍，都能引起美的感情。德發長定位于中華傳統名吃，建筑外貌傳承民族風范，古色古香，整體格調與鐘樓渾然一體；內部裝飾融會現代流韻，華貴典雅，燈光的運用、壁紙的色彩等回歸中國古典色彩，讓顧客身臨其境感受古都風韻，使消費者產生強有力的品牌聯想。
第三，社會性體驗層次，代表消費者在消費時尋求一種社會聯系或關系。主要指附加產品服務、文化教育、成就感等關聯體驗[13]。德發長通過設計文化主題活動，激起顧客興奮，創造體驗價值。如將“太后火鍋”的1到10珍珠餃子個數賦予吉祥意義：“一是一帆風順；兩是雙喜臨門……”通過文化典故，讓顧客感覺到深切關懷和意外驚喜，觸動顧客心靈。另外設計調動消費者主動參與的“浸入”式體驗，如讓國外游客親手參與制作餃子的過程、在節日生日之際全家“包餃子”等民俗樂趣，來尋求全身心的全方位的“整體體驗”，使之能夠與人們的生活方式相關，從而在情感上與之產生共鳴，真正做到讓消費者感覺到德發長品牌與其餐飲品牌的不同之處。
綜上所述，功能性體驗對菜品的質量提出很高的要求，既要體現傳統特色餐飲文化味，又要關注顧客感官體驗，依顧客喜愛而制作，使餐飲文化體驗純粹是“個性”的，“定制”的。情感性和社會性體驗講究全方位的綜合，做到聞香美、視觀美、情景美、情趣美統一，通過感覺享受、娛樂刺激、審美情趣等體驗程式，使純粹的餃子飲食升華到飲食文化體驗的藝術，在帶給顧客更多體驗的同時，賦予餐飲文化的新內涵，擴展品牌價值張力。
四、結論及其品牌管理含義
以上分析強調，文化特色是餐飲品牌體驗的核心，強調品牌價值的最高境界是體驗美好的文化消費。基于文化的體驗設計，越能讓顧客感受觸及心靈的體驗，顧客就越能清晰識別并記住品牌的利益點和個性，這是驅動消費者認同、喜歡乃至愛上一個品牌的主要力量，同時也是特色餐飲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足和發展的根本。
第一， 對不同餐飲文化，品牌定位要強調文化差異，設計餐飲體驗主題
基于文化體驗建立差異化的品牌個性，是餐飲企業從體驗角度打造品牌市場區隔的有力手段。針對德發長而言，挖掘特色主題文化，明確中華餃子飲食主題文化訴求，將餐飲與娛樂、健康、知識、趣味相結合，給顧客以富有特色的文化體驗，才能體現自身品牌的核心價值。同時在品牌管理中要有計劃地設計餐飲體驗主題，基于文化個性設計不同層次的體驗點，并富有創造性地使用驚喜、刺激等手法，展現餐廳主題概念和主題氛圍。
第二， 以品牌體驗作為管理重心，提升品牌從產品到情感和社會體驗的層次
餐飲業的基本功能就是為顧客提供飲食服務，首先，要圍繞產品的顯著功能屬性，重視對核心產品的深加工。同時，要圍繞顧客感官體驗、情感體驗為核心價值設計，提升消費者對產品功能體驗的層次，以獲取難以被競爭對手模仿的心靈體驗和情感體驗。大量研究證實，餐館里的菜肴、環境和員工服務等等均影響顧客消費體驗，導致顧客產生積極或消極的情感（范秀成，2006）[14] 。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紕漏或瑕疵都可能影響顧客對餐飲文化的體驗，都會影響顧客對品牌價值的感知。另外精美食品、員工優質服務和別致空間感的文化氛圍的完美組合，能引起消費者的共鳴，因此，激勵提高菜肴的質量，提高員工的服務意識， 以及情景分析是餐飲品牌管理的重點。
第三，實施體驗式營銷策略，構建品牌形象
品牌體驗的特征是強調個性化，強調顧客參與，強調文化體驗，強調消費過程的直接體驗。顯然，傳統4P營銷組合方式已不能滿足企業的要求。目前“差異化 (Variation)”、“功能化(Versatility)”、“附加價值(Value)”、“共鳴(Vibration)”的“4V”營銷組合，是對品牌體驗營銷戰略的最好詮釋[15]。具體來說，研究顧客文化消費需求的差異化，加強商品和服務功能的多樣化，提升消費體驗賦予品牌的附加值，達到品牌體驗的高境界——與消費者情感的溝通和“共鳴”。在與顧客的溝通中，可以運用媒介宣傳、短信、郵寄、產品道具、公共主題活動等多種營銷溝通手段，增加消費者與品牌的接觸點，強化消費者對關鍵聯想的直覺，逐步形成強有力品牌形象。
參考文獻
[1] Malhotra N K， Ulgado F M， Agarwal J， et al. International services marketing: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dimensions of service quality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94， 11(2): 5-15.
[2] B. Joseph Pine II， James H. Gilmore. 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 [J]. Harvard BusinessReview， 1998， 7-8.
[3] Kevin Lane Keller， Donald R. Lehmann. Brands and Brand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Future Priorities [J]. Marketing Science. 2006， 25(6): 740-759.
[4] Schmitt.B， Experiential Marketing: How to get customers to sense， feel， think， ACT， and relate to your company and brands [J]. New York7 the Free Press， 1999， 22-42.
[5] Leslie de Chernatong. From Brand Vision to Brand Evaluation [M]. Batter Worth Heinemann， 2001， P.
[6] Donthu N， Yoo， B.. Cultural Influences on Service Quality Expectations [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1998， (2):178-186.
[7] Haeckel S H， Carbone L P， Berry L L. How to lead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J].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3， 12(1): 18-23.
[8] Schmitt.B， Customer experience management: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connecting with your customers [J]. Hoboken， NJ7 John Wiley and Sons. 2003.
[9] B. Joseph Pine II， James H. Gilmore. The Experience Economy: Work is Theatre and Every Business a Stage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97-105.
[10] 德發長：德發長、德發長酒店、德發長餃子宴、經典菜系、工業化產品、信息動態[EB /OL]./dfc.com.cn/.
[11] (美)菲利普科特勒、凱文萊恩凱勒. 營銷管理(第12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9，
[12] 李雪松. 基于體驗消費的我國主題餐廳建設模型[J]. 消費經濟， 2007，(6):87-92.
[13] 戴國卉. 體驗經濟時代餐飲業營銷策略研究[J]. 商場現代化. 2007， 502(5): 214-215.
文化差異的問題范文4
關鍵詞：文化差異；國家文化差異；組織文化差異；并購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2-05；C936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5-09
作者簡介：張寧（1978-），女，山東單縣人，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理論與實踐；李海（1970-），本文通訊作者，男，內蒙古杭錦后旗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組織文化。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跨國并購中的文化和人力資源整合研究”，項目編號：10BGL020；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項目編號：12CJY049。 無論國內并購或跨國并購，文化差異都是并購雙方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它往往是并購價值創造的重要來源，但處理不當則會成為并購失敗的重要原因。并購中對文化差異的分析主要包括兩個層次，即組織文化差異和國家文化差異，也有少數研究聚焦于其它文化層次，如職業、職能、行業文化差異。然而，研究者對國內并購和跨國并購中文化與績效關系的實證檢驗常常得出混合的、甚至是相反的結果（Cartwright，2006）。本文系統梳理了現有的文獻，就三個問題進行了探討，即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有什么影響，這種影響的過程如何，在哪些情境下這些影響會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和一個研究框架。
一、國內并購中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
在國內并購的研究中，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往往只涉及一個層次，即組織文化差異，只有少數研究會涉及到其它文化層次，如職能文化的差異（Krishnan et al.，1997）。大多數研究認為，并購雙方企業的文化差異對并購結果有負面影響：組織文化差異導致了并購中的沖突（Marks，1982）；文化差異與對對方極端的、負面的評價相關，與并購方成員和目標企業高管團隊之間的焦慮和民族優越感相關（Sales & Mirvis，1984）；降低了被并購方員工的承諾與合作（Buono，Bowditch & Lewis，1985）；導致員工抵制進而影響并購協同實現（Larsson & Finkelstein，1999）；與財務績效負相關（Chatterjee et al.，1992）；降低經理人員承諾及整合過程的效率（Weber，1996）；與目標企業高管團隊的離職率正相關（Lubatkin et al.，1999）；限制了信息系統整合所帶來的協同作用，負面影響了并購績效（Weber & Pliskin 1996）；與員工抵制正相關，而員工抵制與并購后協同實現負相關（Larsson & Finkelstein，1999）。然而，Krishnan等（1997）對1986-1988年間完成的147個美國國內并購的研究發現，并購雙方高管在職能背景上的差異與并購后的財務績效正相關，與被并購方高管團隊的離職率負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職能文化的差異與并購績效正相關。而Zollo（2003）的研究則表明，管理風格的不相似與累計超額回報正相關，而管理風格是組織文化的表現之一，即組織文化差異也有可能帶來正面影響。
綜上所述，關于國內并購的研究中，文化差異主要關注的層面是組織文化差異，多數研究的結論是并購雙方的組織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負相關，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對文化差異和并購績效的操作不同。
總第437期
張 寧：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回顧與研究框架的提出
····
商 業 研 究
2013/09 二、跨國并購中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
在跨國并購中，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與微妙，因為實施跨國并購的企業要面臨國家文化和組織文化的“雙重文化適應”（Barkema et al.，1996）。相應地，跨國并購中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關系的相關研究也往往涉及到國家文化和組織文化兩個層次的文化差異（Olie1990，1994；David & Singh，1994；Weber、Shenkar & Raveh，1996；Very et al.，1996；Very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Larsson & Risberg，1998），但也有一些研究只關注國家文化差異（Kogut & Singh，1988；Calri et al.，1994；Morosini et al.，1998 ； Lubatkin et al.，1998）。國家文化的差異常被稱為“文化距離”（cultural distance）。“文化距離”假設認為與跨文化接觸相關的困難、成本和風險隨著個體、群體或組織之間文化差異的增加而增加（Hofstede，1980；Kogut & Singh，1988）。然而，在跨國并購中，國家文化差異有時呈現為一個并購雙方致力于克服的障礙，有時卻是吸引并購企業的一個潛在的并購成功因素。
（一）國家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
國家文化差異對跨國并購績效究竟有怎樣的影響？學者們的觀點并不一致。在國家文化對并購影響的早期研究中，Olie（1990）認為，國家文化的差異可以導致組織成員的民族主義偏見。Kogut和Singh（1988）認為，由于整合一個已經存在的外國公司的管理體制的困難，國家文化差異對并購模式尤為重要，國家文化差異與一個企業選擇并購方式進入國外市場的可能性負相關。中國的經驗證據支持了國家文化差異與跨國并購績效負相關的觀點。閻大穎（2009）通過對2000-2007年非金融類上市企業的跨國并購進行研究，發現國家文化差異越小，并購后的績效越好。孫俊（2007）分析了電信、家電、機械、能源四個領域中的22個大企業集團的跨國并購，結果顯示，國家文化差異對績效有負向影響。但一些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國家文化差異不一定對并購造成負面影響。例如，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分析了52家意大利和英國企業在1987-1992年間的跨國并購，結果表明國家文化距離越大并購績效越好，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是公司競爭優勢的一個來源，這是由于接觸到了不同的慣例，而這些慣例是嵌入在目標公司所在國家的文化中的。Calori等（1994）研究了英國、法國與美國公司之間的75個跨國并購中，國家文化的三個維度（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男性化/女性化）對并購后整合方式（正式的/非正式）選擇的影響，結論是公司的控制形式影響了公司的并購績效，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并購公司經理人員非正式的個人努力都與被并購方態度方面的績效提高正相關。
（二）國家文化差異和組織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
最早同時關注到并購中的國家文化和組織文化的學者是Olie（1990，1994），其研究發現組織文化差異和國家文化差異對跨國并購影響被整合程度所中介。David 和Singh（1994）又把職業文化加入到文化差異的范疇內，認為并購中文化風險來自兩個公司間國家、組織和職業文化差異?，F有的實證研究大多通過對特定國家的國內和跨國并購進行對比，來分析國家文化與組織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由于選擇作為并購績效的結果變量不同，且研究涉及到國家文化差異和組織文化差異之間的相互影響，或比較這兩種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呈現出的結論比較復雜。
在一項文化適應壓力對并購后財務績效影響的研究中，Very等（1996）以社會運動理論（social movements theory）和程序公平理論為基礎，指出文化差異未必意味著文化適應壓力（acculturative stress），它也可能帶來文化適應吸引力（acculturative attraction），而國家文化差異對文化適應壓力的影響，要依賴于所涉及到的國家和具體的文化維度；文化適應壓力與并購績效負相關；一些文化問題在國內并購中比跨國并購中更嚴重，進行跨國并購時不僅要考慮國家文化差異還要考慮組織文化差異。這一有關文化差異的觀點在Very等（1997）的研究中被進一步明確。該研究指出國內并購和跨國并購之間沒有績效上的差異，有時國內并購比跨國并購更難，國家文化差異可以對并購績效有正向影響。
另一些研究關注文化差異對員工態度和行為的影響。Larsson 和Risberg（1998）的研究發現，組織文化差異大的跨國并購實現了最高水平的文化適應，并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協同效應，其員工抵制程度低于組織文化差異大的國內并購。這可能是由于相比文化差異不受重視的國內并購，跨國并購有更強的文化意識（cultural awareness）所導致，也可能是由于跨國并購有更高的結合潛能和實現這些潛能的整合程度。Weber，Shenkar和 Raveh（1996）對1985-1987年間52家被并購方為美國公司的國內和跨國并購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在國內并購中，組織文化差異在并購后整合階段產生了負面影響，它導致更低的高管承諾和雙方的合作；在跨國并購中，國家文化差異比組織文化差異更好地預測了壓力和對并購的負面態度，而組織文化差異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一個關于國家文化差異與組織文化差異對被并購方高管離職率的影響的研究中，Krug 和 Hegarty（1997）對1986-1988年270家被國內和國外公司并購的美國公司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被國外公司并購的美國公司離職率高于被國內公司并購的美國公司，這是由于跨國的組織和個人差異大于國內公司之間的差異。
綜上所述，在跨國并購的研究中，總的來說研究結論不相一致：關注國家文化差異的研究結論的不一致可能與并購所涉及的具體國家不同有關，而同時關注國家文化差異和組織文化差異的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差異和并購績效的操作不同，以及對二者關系的中介過程和情境因素的關注不同。
三、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機制或過程
深入討論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過程的研究并不多見，大多研究只關注文化差異是否對并購績效有影響以及有怎樣的影響，而傾向于把影響的過程或機制視作“黑箱”。然而，如果只關注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的關系，似乎意味著一樁并購成功與否在其進行并購時已然注定?，F實中，并購不是一個一次性的現象，而是一個不斷展開和變化的過程，并購之后的公司管理行為、整合過程決定了并購的潛在價值的實現程度（Cyert & March，1963；Jemison & Sitkin，1986a，1986b）。一些研究者引入了一個文化過程即文化適應來解釋績效 （Nahavandi & Malekzadeh，1988； Larsson，1993； Very et al.，1996），認為成功的整合可以依賴于文化整合如何被管理而不是依賴于最初的文化相似性（Schweiger，2002）。并購后的整合過程包括“任務整合”與“人員整合”兩個子過程，這兩個子過程的互動促進了并購價值的實現，偏重哪個過程都可能給并購績效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Birkinshaw等，2000）。此外，并購方選擇不同的整合策略，會導致并購雙方不同程度的接觸，進而導致不同程度的文化沖突，即整合策略中介了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的關系（Teerikangas & Very，2006）。
由上述可知，并購績效并不完全由并購雙方的文化差異來決定，并購之后的組織整合過程也會影響并購績效，如果忽略不同組織在這些動態性因素方面的差異，就會導致研究結果的不一致。目前，大多研究沒有深入探討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的影響過程，少數關注這一影響過程的研究，往往也只聚焦于人員整合過程，忽視了對任務整合過程的研究，更少關注上述兩個過程的互動。
四、影響文化差異-并購績效關系的情境因素
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可能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響：相關度和整合水平（Datta，1991；Larsson & Lubatkin，2001），權力和規模的差異（Larsson & Finkelstein，1999；Schoenberg，1996），被并購方保留的自主性（Haspeslagh & Jemison，1991；Hambrick & Cannella，1993；Very et al.，1997），接管的方式（Hambrick & Cannella，1993；Stahl et al.，2003），并購方先前的并購經歷（Finkelstein & Haleblian，2002；Singh & Zollo，2004），行業類型（Weber，1996），并購發生的時間（Walsh，1989；Krug & Hegarty，1997；Weber，1996；Very et al.，1997；lubatkin et al.，1999），多元文化寬容度（Cartwright & Cooper，1993）。這些是相對靜態和結構性的變量，它們既可能調節文化差異與整合過程的關系，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整合過程或并購績效，在研究中應對這些變量進行控制。相對于這些靜態和結構性變量，那些更具有動態性和過程特征的情境變量則只被少數學者所關注。David和Singh（1993）指出在并購過程中，組織可以學習、管理甚至操縱文化差異。在一項縱向現場實驗研究中，Schweiger 和 Goulet（2005）比較了并購后的整合中，組織對文化差異的管理和干預，即深層文化學習干預（Deep-level cultur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淺層文化學習干預（surface-lever culture learning）和不實施文化學習干預對有益于并購績效的員工感知和態度方面的影響，發現深層文化學習干預導致了比淺層和不實施文化學習干預更積極的結果。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中關注的情境因素大多是靜態的、結構性的，只有少數研究關注了更具動態性和過程特征的情景變量，即組織學習、管理文化差異的主動行為，關注這些變量對于組織的并購實踐可能更具有指導意義。
五、研究展望
由上述可知，無論在國內并購還是跨國并購中，關于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的研究，都還沒有得出一致的、簡潔明了的研究結論，其中的一些研究呈現出的結果尤為混亂。為了盡可能厘清、明晰二者之間的關系，在未來的研究中應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關注多個層次的文化差異及不同層次文化差異之間的互動。文化包括很多層次：國家、組織、地域、行業、職能和職業文化。跨國并購中雙方會面臨多個層次的文化差異，然而現有研究大多數只聚焦于一個層次（國家文化差異或組織文化差異），少數研究聚焦于兩個層次（國家文化差異和組織文化差異），個別研究關注到其它層次的文化差異（如在職業、職能或行業文化上的差異）。關注不同層次文化差異的研究無法簡單地進行比較。此外，并購面臨的不同層次的文化以動態的方式相關、相互連通，這導致了研究的混亂：一方面，同時關注多個層次文化的研究中，對于哪些方面分別屬于哪些文化領域有些混亂；另一方面，很難去掉不同層次文化之間的連接而分別研究它們（Teerikangas & Very，2006），相應地很難把它們對并購績效的影響截然分開；此外，不同層次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動態性，也增加了衡量它們的難度。因此，未來的研究應關注多個層次的文化差異，例如涉及到跨國并購的研究，至少應關注國家文化和組織文化兩個層次的文化差異；此外，不能孤立地研究不同層次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要關注不同層次文化差異的互動。當然，這樣做在具體的研究設計和操作上是有一定難度的。
2.關注文化差異的測量問題。首先，在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的影響的研究中，國家/組織文化差異常作化為不同的衡量方式。其中，國家文化差異或者以Hofstede的國家文化分數來衡量（Morosini et al.，1998；Barkema et al.，1996；Datta & Puia，1995；Markides & Oyon，1998；Krug & Nigh，1998；Weber et al.，1996；Kogut & Singh，1988），或者僅用跨國并購對比國內并購表明存在國家文化差異，并不關注差異的具體大小（Lubatkin et al.，1998；Krug & Hegarty，1997、2001；Larsson & Lubatkin，2001）；而組織文化差異的測量通常使用自我匯報的方式，如管理風格相似性（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Larsson & Finkelstein，1999；Weber et al.，1996；Weber，1996；Lubatkin et al.，1999；Zollo，2002），文化適應壓力或文化相容性（Very et al.，1996、1997），高管團隊的互補性（Krishnan et al.，1997）。文化差異衡量方法的復雜性使不同研究之間很難進行比較。其次，測量方式的信度與效度。一方面，現有研究對組織文化差異的測量多采用自我報告的感知到的文化差異，其理由是：人們的態度和行為是由其感知而不是“實際”或“客觀”的環境決定的（Rentch，1990）；即使間隔10年調查態度和行為的數據，其準確性也不會降低（Gutek，1978；Pettigrew，1979）。一些研究也發現這種方法具有高的信度和效度（Chatterjee et al.，1992；Weber，1995）。然而，回顧性數據的使用會影響研究的內部效度，導致二次感知偏差（percept-percept bias） （Stahl & Voigt，2004）。此外，有研究者認為，組織文化差異的測量只抓住了調查那一刻對文化的“感知”，忽視了這種“感知”會隨著并購整合的進展發生變化（Teerikangas & Very，2006）。理想的情況是，應該在并購發生前調查組織文化差異，與并購后的數據作比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談判最終都會導致并購，而且在研究過程中，還會有一些企業退出，獲取這樣的大樣本數據非常困難、且花費很高，所以，現有研究多采用橫截面研究，這限制了因果關系的推論。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對國家文化差異的測量大多采用了Hofstede（1980）的國家文化分數，雖然Hofstede的國家文化分數是一種較客觀的外部數據，但它的數據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集的，盡管Hofstede（2010）認為國家文化可被視為“既定事實”，“像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或氣候一樣穩固”，但基于幾十年前的數據預測現有的結果變量，其有效性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由此，未來研究對文化的測量除采取主觀方法測量組織文化差異外，應采用客觀的外部數據測量國家文化差異，并采取更新的國家文化分數以適應目前的研究。
3.綜合多種指標衡量并購績效?，F有研究對并購績效的衡量方法多種多樣，有高管離職率（Krishnan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 Krug & Nigh，1998；Lubatkin et al.，1999；Krug & Hegarty，2001；Schoenberg，2003）、文化適應程度（Larsson & Lubatkin，2001）、員工抵制（Larsson & Finkelstein，1999）、整合過程效率、高管承諾、合作、壓力（Weber et al.，1996；Weber，1996）、財務績效（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Krishnan et al.，1997；Larsson & Finkelstein，1999；Lubatkin et al.，1998；Morosini et al.，1998；Schoenberg，2003； Very et al.，1996、1997；Weber，1996）等。并購績效的衡量方法可劃分為股票市場績效，財務績效以及社會文化整合績效（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outcomes）（Stahl & Voigt，2004）。這三類衡量方法各有特點：股票市場績效反映了投資方對并購影響的短期和長期效果的評估，往往用“超常收益”（abnormal returns）來衡量；財務績效衡量了相對長期的并購績效，往往以“資產回報率的提高”或“銷售增長”等財務指標來衡量；社會文化整合績效衡量了并購所引起的員工和經理人員社會文化水平上的沖突和壓力的程度，往往以“員工抵制”、“文化適應壓力”、“自愿離職率”、“高管承諾”等來衡量，這類衡量方法不同于前兩類指標，屬于非財務方法。財務類指標和非財務類指標抓住了并購過程的不同方面，并且其衡量的時間、所依據信息的來源的客觀性和可靠性也常常大不相同，選擇不同的衡量方法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研究結論。Stahl 和 Voigt（200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異與社會文化整合績效負相關，與并購后財務績效不相關，與并購方股東的非正?；貓笳嚓P。由于現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一類指標來測量并購績效，單一的績效指標難以全面衡量并購績效，限制了對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機制的更清晰的認識，未來的研究應綜合多種指標衡量并購績效。
4.對于新興市場跨國并購的文化整合應采取動態的、過程的研究視角，以揭示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機理?，F有研究大多將并購后的整合視作一次性的策略選擇，而忽視了整合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整合策略是有可能發生改變的。這一研究傾向與現有研究中并購雙方的特征有關?，F有研究中，并購方主要為發達國家企業，目標企業或者同為發達國家企業，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企業，較少存在針對并購企業的心理優勢。并購方可以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整合策略，并且自始至終一以貫之。但當新興市場國家的企業成為并購方，而發達國家的企業成為目標方時，后者往往存在針對前者的心理優勢，抗拒來自被認為劣勢一方的文化整合。此時，不論并購方的終極整合策略和目標是什么，在開始階段的策略可能最好以安撫或妥協為主， 保留目標企業的原有文化，擇機再以自己的文化去影響、滲透對方。已有研究注意到了這一變化，如 Kale，Singh 和 Raman（2009）在比較新興市場企業與傳統跨國并購的差異時指出， 前者整合速度是“漸進式”的。在實踐中，中國企業聯想的做法值得借鑒。聯想的整合是分步進行、循序漸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目標，在獲得了一定的經驗和成績后，才進行下一步的整合。例如其業務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過聯想國際、聯想中國并行階段，而文化整合也經歷了聯想和IBM兩種文化并行以及引入戴爾后的三種文化并行的沖突與融合期，直到形成一種全新的國際化文化。由于新興市場跨國并購的文化整合要面對所謂的“劣勢文化”整合“優勢文化”的問題，而現有研究較少關注這一問題，相應地，在未來的研究中應采用動態的、過程的視角，揭示新興市場跨國并購中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機理，這需要更清楚地認識并購的過程和組織維度，方法上則要求更多地采用縱向研究和扎根理論。
六、研究框架的提出
綜上所述，未來的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研究應該（1）考慮多個層次的文化差異及文化差異的互動；（2）在結果變量的測量上，綜合使用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來衡量并購績效，以更全面地衡量并購績效；（3）揭示文化差異究竟如何影響并購績效，以及其他因素怎樣影響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的關系。由于產生于發達國家的理論并不能完全適用于新興市場國家企業的并購實踐，深入探討這一過程，對于面臨“劣勢文化”整合“優勢文化”問題的新興市場跨國并購尤為重要。
本文認為：（1）盡管文化差異會給并購績效帶來一定的影響，但其大小并不能直接決定并購績效的好壞，整合成功與否才是并購績效好壞的關鍵。整合過程包括任務整合和人員整合兩個子過程?，F有文化差異方面的文獻往往僅關注人員整合過程，而忽視任務整合過程。本文認為，任務整合是整合過程中“硬”的、相對“有形”的過程，人員整合是“軟”的、相對“無形”的過程，這兩個過程是相互促進、不可分割的，文化差異通過這兩個過程影響了并購績效，忽視哪一個過程，都無法全面地認識這一影響機制。（2）組織對文化差異的學習、管理和干預的程度，會影響到任務整合和人員整合能否順利進展，能否達到預期整合程度，在文化差異-整合過程關系中起到調節作用，然而目前很多研究忽視了這一因素的影響。在未來的研究中關注這一因素，探究企業主動行為對并購績效的影響，可能對企業的并購實踐更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3）文獻中所涉及到的其它影響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的因素，如相關度和整合水平、權力和規模的差異、被并購方保留的自主性、接管的方式、并購方先前的并購經歷、多元文化寬容度、行業類型、并購發生的時間等，可能是通過整合過程影響并購績效，也可能對并購績效有直接的影響，這些因素在未來的研究中應納入控制變量的考慮范圍，再根據研究的具體情況進行選擇。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個綜合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以期對未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方向和選題有所借鑒。
圖1 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關系的研究框架
參考文獻：
[1] Birkinshaw J，Bresman H，Hakanson L. Managing the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 process：How the human iintegration and task integration processes interact to foster value cre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0，37（3）：395-425.
[2] Calori R，Lubatkin M，Very P. Control mechanisms in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Organization Studies，1994，15（3）：361-379.
[3] Chatterjee S，Lubatkin M H，Schweiger D M，et al.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hareholder value in related mergers：Linking equity and human capital[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2，13（5）：319-334.
[4] Datta D K. Organizational fit and acquisition performance：effects of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12（4）：281-297.
[5]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 London：Sage Publication.1980
[6] Kogut B，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19（3）：411-432.
[7] Krug J A，Hegarty W H. Postacquisition turnover among US top management teams：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foreign vs. domestic acquisitions of US target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8）：667-675.
[8] Larsson R，Risberg A. Cultural Awareness and National versus Corporate Barriers to Acculturation[A].Gertsen M C，Sderberg A-M and Torp J E. （eds），Cultural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C].Berlin：De Gruyter，1998：39-56.
[9] Lubatkin M，Schweiger D，Weber Y. Top Management Turnover M Related M&A’s：An Additional Test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e Standing[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9，25（1）：55-73.
[10] Morosini P，Shane S，Singh H.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137-158.
[11] Nahavandi A，Malekzadeh A R. Acculturation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13（1）：79-90.
[12] Olie R. Culture and integretion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tion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0，8（2）：206-215.
[13] Teerikangas S，Very P. The culture-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in M&A：From yes/no to how[J].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17（S1）：S31-S48.
[14] Stahl G K，Voigt A. Meta-analyses of 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New Orleans，2004：I1-I5.
[15] Very P，Lubatkin M，Calori R. A cross-national assessment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in recent European mergers[J].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1996，26（1）：59-86.
[16] Very P，Lubatkin M，Calori R，et al. Relative standing and the performance of recently acquired European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8）：593-614.
[17] Weber Y，Shenkar O，Raveh A. National and corporate cultural fit in mergers/acquisitions：An exploratory study[J].Management science，1996，42（8）：1215-1227.
[18] Cartwright S，Schoenberg R. Thirty year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esearch：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J].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17：s1-s5.
文化差異的問題范文5
［關鍵詞］跨文化交流；民族院校；中外交流
［中圖分類號］G75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2）12-0118-02
近年來，來華留學生規模不斷擴大，層次和要求呈現多樣化發展趨勢，給外國留學生的教學、社會化管理以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課題。民族院校從跨文化交流的視角重新審視民族文化與民族地區社會環境對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影響，有利于幫助異域文化的留學生盡快融入到我國民族地區學習和生活的環境中，也有助于提高民族高校師生與外籍友人間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國際合作的水平。
一、跨文化交流的內容和原則
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際活動。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講，信息的編、譯碼是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進行的交際就是跨文化交流。在我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時期，中華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前來西部民族地區進行民族文化和風土人情的體驗和探究。隨之也帶來了許多跨文化交流的問題，特別是在欠發達的少數民族地區，因低效率的交流、溝通和相互間的文化背景、生活習慣、價值取向的差異，容易導致外國人對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領域認識的偏差和誤解，影響了我國的對外形象和聲譽，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雙方的理解與合作。民族院校做好中外交流主體間的跨文化交流工作，對于吸引更多的外國人前來學習交流，讓他們親身體驗到我國民族地區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積極排除來自境外的不利因素，從而實現民族地區的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意義深遠。在跨文化交流中，應注重以下幾個基本原則：
( 一）尊重認可原則
“對其他文化的尊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長期倡導的跨文化態度，因為這是和諧的跨文化教育的基礎?！蔽幕鹬氐谋憩F形式是對民族文化的充分關注，特別是對民族感情與民族意識的尊重。
（二）平等心態原則
跨文化交流是雙向的行為，“跨文化交流不是對目的語文化認識、理解和接納的簡單的單向過程，更不應是一味地遷就和順從另一方文化”，而是在互相認同彼此文化、平等相對的基礎上進行廣泛的交流，否則，就會滋生各種形態的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形成文化沖突。只有在保證對方不失去本民族特征的情況下，進行文化交流與傳播，使對方理解和接受異域文化。
（三）包容借鑒原則
“包容的本質是對異文化的一種接受的心態，特別是對于本民族截然相反的文化形態的公正認可，以及對這種對立性、否定性的接受。”在跨文化交流中，雙方要提倡雙向、多向及互動的寬容，即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克服彼此的文化偏見，消除各種形態的文化沖突，，相互借鑒，共同發展。
二、對跨文化差異分析
（一）對認知多元化差異的分析
來華留學生有著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民族、種族，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文化背景，這種多樣化越來越廣泛。由于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思維方式以及生活習慣的不同，對我們的文化背景和管理模式有著不同的反應。很大程度上，我們往往會有意或無意地慣用大熔爐的觀點和方式來描述組織，認為不同的人在組織中多多少少地會被自動的同化。但是，來華留學生在學習與生活中不會把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偏好放在一邊。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許多發達國家的學生來到中國，特別是到欠發達的民族地區，無意中流露出一種民族與國家的優越感，發展中或落后國家的學生而有一種自我封閉的心態。因此，我們需要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認知事物的多元化特點，積極適應各種各樣的人群。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把來華留學生作為相同的個體不同的群體而對待，承認文化差異的存在，并對文化差異做出反應，從容以對。如果管理得當，多元化會提高組織的創造性和革新精神，如果鼓勵不當，就可能出現溝通困難和更多的心態對抗。
（二）對時間觀差異的分析
對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其時間觀也不一樣。有學者指出，在時間取向上，我們是過去取向，而西方人則是未來取向。這種差異還表現在對時間的利用方面。以西北游牧民族地區為例，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相對自由性，對空間與時間概念的認知不去刻意精確，所以在時間的支配、利用方面比較隨意，靈活性較強。而西方人使用時間十分精確。我們在工作中對未來時間的安排往往是“另行通知”、“過幾天再說”、“以后在議”等，缺少具體化的安排。對我們來講，這一情況由于司空見慣而很容易被我們理解和適應，但對于留學生來講，常常無所適從，很難理解。這無形中加大了民族院校留學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難度。
（三）對思維方式差異的分析
哲學家張岱年先生指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整體思維，缺點是籠統思維，強調直覺，輕視分析方法?！边@對于民族地區文化背景下的人們而言，表現較為突出。西方人見長于分析和邏輯推理，其思維模式呈線式。而東方人見長于整體式，富有想象和依靠直覺，是一種圓式思維模式，具有明顯的籠統性和模糊性。與西方人那種或肯定或否定的精確性言語觀不同，由于儒家文化“貴和尚中”精神和各民族追求和睦交融而表達禮讓心理的引導，我們往往偏重迂回、含蓄和籠統的表達觀，這種思維差異在與外國人交往中常有體現。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加強預測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就顯得更加重要。
文化差異的問題范文6
關鍵詞：音樂藝術；小提琴；藝術表演；中西文化；民族風格；文化特征
中圖分類號：J622.1 文獻標識碼：A
目前，對于小提琴民族化的理論研究大都集中在音樂作品創作或演奏技巧方面，較少涉及文化層面。時至今日，仍有相當多的中國學生對演奏中國小提琴作品缺少民族風格的理解與把握。筆者曾在外國聽到過這樣的評價：中國學生的演奏技巧還不錯，但對音樂表現和風格把握比較欠缺。如果這是指演奏西方作品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本民族的音樂作品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和重視嗎?因此，筆者嘗試從中西文化差異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演奏的民族風格問題。旨在從文化層面上對中國小提琴作品演奏有一個多視角、多層面的理解和思考。
一、中國音樂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對民族風格的不懈追求
小提琴作為西方文化代表之一的樂器自進入中國以來便開始了與中國文化融合的漫長過程，中國的小提琴藝術在中西文化的沖突與反思中不斷地更新和發展，有無數理論家、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為小提琴音樂表現中國題材、中國民族風情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17世紀末，法國傳教士南國光首次把小提琴帶進中國，在中國宮廷里進行了表演。“”之后，小提琴隨著通商和傳教等活動在中國廣泛流傳開來。
20世紀初，中國已有留學生在海外學習小提琴，早期學習小提琴的老一輩音樂家有聶耳、冼星海、劉天華、豐子愷、譚抒真、陳洪、王光祈，還有著名的科學家李四光、汪德昭等等。他們普遍具有較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在學習和傳播小提琴藝術過程中，均自覺關注著小提琴音樂的民族化問題。從我國第一首小提琴獨奏曲《行路難》(李四光曲)開始，中國的小提琴音樂便深深打上了中國民族特色的烙印。奧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萊斯勒創作的小提琴獨奏曲《中國花鼓》，充分顯示了西方音樂家對東方音樂的敏感和對中西文化互融的把握，被稱作是“中西文化撞擊的火花”。用中國民族元素創作中國題材的小提琴音樂作品，是中外音樂家共同的藝術選擇。
20世紀30年代，隨著越來越多留學生的回國，小提琴創作開始煥發出藝術活力。馬思聰的《搖籃曲》、《第一回旋曲》、《綏遠組曲》，冼星海的《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等小提琴樂曲借鑒西方的作曲技法，探索表現中國民族風格的作品創作。
20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涌現出大批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的小提琴音樂作品，何占豪、陳剛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茅沅的《新春樂》、李自立的《豐收漁歌》、陳剛的《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干》、宗江、何東的《鹿回頭傳奇》等作品，無不反映出中國文化所特有的氣質與風格。其中，《梁?！啡诤狭酥袊囊魳诽厣臀鞣降膭撟魇址?，中國的小提琴音樂被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成為中西文化結合的典范，深受中國百姓的喜愛，也使新時代的音樂家們感受到了西方音樂和本土文化結合偉大成果的鼓舞。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隨著對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國作曲家有意識地嘗試用西方現代音樂的作曲技法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理念、民族民間音樂和戲曲元素進行創作，如：譚盾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戲韻》、瞿小松的《山之女》、郭文景的小提琴無伴奏組曲《川調》、夏良的《幻想曲》等等。中國小提琴音樂的創作呈現出新的繁榮局面。1986年，中國小提琴作品被列為《北京國際青少年小提琴比賽》中的規定曲目。全國及部分省市的小提琴比賽也都設立了“中國作品演奏獎”。
在小提琴中國作品的演奏上，馬思聰、盛中國、俞麗拿、呂思清等演奏家做出了許多成功的探索，他們在民族風格的理解和演繹上，均有令人贊佩的獨到之處，把民族風格的演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外國小提琴演奏家也在努力學習探尋中國作品的民族風格演奏藝術，中國小提琴音樂民族風格在國際上已經占有一席光彩照人的地位。
伴隨著小提琴藝術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發展，關于“民族化”的話題備受關注并被不斷地深入探討著。其中關于小提琴演奏中國作品的民族風格問題，當然也是有待長期深入研究的課題。
二、從中西文化的差異看中國音樂的民族特征
1、在哲學上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同于西方“征服自然”的“競爭”法則
中西文化一個重要的差異就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西方文化是由古希臘文化傳承發展而來的海洋文化，由于在航海中人們不斷與風浪和自然抗爭搏斗，在競爭中尋求生存和發展，所以非常強調對立與矛盾沖突，許多音樂作品表現人與自身能力、與對手和與大自然的抗爭?！皡f奏曲”(Concerto)原意就有“競爭”、“競奏”的意思。浪漫時期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通常用奏鳴曲式寫成，奏鳴曲式宏大的構思、鮮明的對比和強烈的沖突更加鮮明地體現出西方文化的特征。例如：呈示部中往往是主題與副題在音樂性格和調性布局等方面形成鮮明對比；展開部強調矛盾和沖突，再現部的副題一般回歸于主題的調性，體現出一方戰勝另一方的思維特征。
中國的傳統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精、氣、神相統一的生命觀。追求和諧與平衡，是由于中國普遍的農耕方式需要把天、地、人看作是一個相互適應、相互協調的整體。中國古代哲學家認為，人與天地自然都是由氣構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和諧是最好的秩序和狀態，而實現“和諧”的根本途徑就在于保持“中道”，不偏不倚。
因此，中國音樂不像西方音樂一般要有兩個對比的主題進行抗爭，而是一首樂曲里往往有好多主題，力求在共性中求變化，很少有強烈的對立面和矛盾沖突。而且，描繪自然、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的樂曲多于抗爭性的主題和純粹的內心刻畫，音樂中的多段性結構在速度、力度、色彩的變化上體現出漸變的過程和圓滑過渡。抒情時講究“發乎情，止于禮”和“樂而不，哀而不傷”的分寸感，反映出中國農耕文化及生活方式中所追求的和諧安寧、講究秩序、重視人倫的心靈結構和人文思想。
2、審美上追求意境，不同于西方音樂嚴謹的結構形式
“意境”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理論特色，“中國傳統審美方式并非不重視‘象’、‘境’、‘形’等實的方面，但在審美中更側重的是‘意’、‘神’等虛的方面，如中國繪畫不重視反映客觀的真實，重神似不重形似，只求表達畫家主觀情感寄托和本人的人品。”中國山水畫常用虛實法、空白法、順延法去表現近似印象派所追求的較抽象的意境，而沒有西方油畫寫實的、理性的、邏輯推斷一般的嚴謹構架。中國音樂也是重意(境)不重
形(狀)，故有“得意忘形”之說。中國音樂講究的是“氣韻生動、虛實相生”，在意境和韻味方面追求“清、靜、淡、遠”審美思想的含蓄與深邃，卻常給抽象的音樂以具象的提示并體現在作品的標題上，如：傳統音樂《高山》、《流水》、《瀟湘水云》，小提琴音樂的《漁舟唱晚》、《海濱音詩》、《夜景》等等。
西方音樂講究結構美，有著嚴謹的曲式結構和創作原則，通過音與音之間的關系，如：動機、樂句、旋律、和聲、織體、結構的變化進行運動和發展。“中國傳統音樂的結構更具衍展性特點。音樂通常遵循‘散――慢――中庸――快――急――散’的模式”?！氨砻鎭砜?，‘散起’與‘散束’亦似再現，但一頭一尾的‘散’功能不同，性質亦不同，不具‘再現’特征?！蔽鞣饺颂幨伦⒅匦?、直奔主題，最重要的樂思往往呈現在樂曲的開始、句頭或主題首部，而中國音樂重要的段落一般會出現在樂句或樂段的尾部。由于中國音樂在結構上比較自由，給演奏者的二度創造和聽者的感悟提供了較大的空間。
3、在思維和語言上的差異，導致不同于西方音樂的表達方式
歷史、傳統、地域環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人們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人擅長整體性的感性思維，注重事物之間的關系和聯系，是一種橫向的思維方式。中國人認為世界是永遠處于變化之中的，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提倡通過靈感直覺達到頓悟。西方人則更重視個體、求“知”求“真”，注重科學以及對具體事物的深刻把握，對于理性分析和邏輯推理要求縱深性和準確性，是一種豎向的思維方式。比如中醫通過觀、聞、問、切進行診斷，治療講究“綜合治理”、“標本兼治”。而西醫診斷，則必須通過儀器、化驗等一系列科學手段，某種情況下還得用手術刀打開病灶看個究竟。
音樂旋律的民族風格特征是區別于他民族音樂藝術的最鮮明的標志。中國音樂重旋律輕和聲，與中國的書法和繪畫一樣崇尚線性美，體現了中國傳統藝術偏重“線型”思維的特點，這與西方音樂以音程和聲“團塊”縱向構成的和聲系統、以及音樂發展邏輯有著很大的差別。
在語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思維和語言表述有著直接的聯系。例如：中國漢語說“我們曬太陽”很自然。但西語一定要說“太陽曬我們”或“我們被太陽曬”，表明主語是動作的發出者，賓語是動作的承受者。西語是“一詞多音，一音一聲”，多個字母或句法的排列組合必須構成某種邏輯關系語意才能成立。所以，西方音樂要求大的整句或整段的變化，以動機為最小單位，對樂句，段落進行藝術處理，一般不在一個音上做很多變化。
中國人使用最多的漢語是“一字多聲，一字多韻”，每個字都有不同的發音和不同的意思，每個字都有聲母到韻母的變化，而同樣的發音還有“四聲”(陰、陽、上、去)，其字義和書寫完全不同，方言的“聲調”則更多，“閩南話竟被分離出13種聲調”。中國古代音樂和語言是二為一體的，“念、讀、吟、唱，由語言引發，構成整部中國文學史，亦即中國音樂史。”因此，中國民族音樂一個音的本身就會變異、衍生和運動，講究的是細節，注重的是裝飾和變化。在樂曲中有很多裝飾音、滑音等等力求在每個音上的變化，而每個變化都有無數種表現的可能，好比中國古代建筑的雕棟畫梁，每個細節都要裝飾；就像中國戲曲的唱腔，每個音上都要做文章；又如詩詞里的某一個字，能讓人浮想聯翩回味無窮。
三、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國民族風格的把握
1、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中國小提琴音樂的“民族風格”
長期以來，由于中國的小提琴教學在教材、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藝術審美標準等方面沿用西方的體系，琴童從習琴伊始，西方傳統的小提琴教學法則伴隨著成長，在耳濡目染中造成本民族文化的音樂母語教育和審美體驗的缺失。我當上了老師以后，多次參加國內外音樂會的演出，才深切感到要讓小提琴音樂為廣大民眾所喜愛并走向世界，必須探索“小提琴演奏和樂曲創作如何走民族化的道路”的問題。目前，仍有不少中國的學生演奏我們本民族的音樂明顯帶有西洋色彩，卻又在不知不覺中用與生俱來的中國感覺去演繹西方音樂。即演奏西方作品不夠“洋氣”，而演奏中國作品又不夠“民族”，甚至認為，只要加點滑音就是“民族風格”。由于對中國民族音樂和戲曲不了解，聽覺長期處于西洋大小調的思維模式中，調性感覺單一，從而導致在演奏中國作品時把握不準。
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在旋律方面主要從民族、民間音樂和戲曲中吸取素材，其中一部分是改編曲或戲曲唱腔移植。在曲式方面吸取民族音樂的多段體、循環曲式、民間加花變奏曲式等音樂發展手法，同時從各種中國民族樂器的音色和演奏法中吸取音色、節奏的素材，以增加民族特色。
所以，演奏中國小提琴作品，只注意音符本身的學習是遠遠不夠的，這不僅僅是個人審美觀的問題，也不只是單純模仿某種樂器的音響或演奏方法問題。而是要在端正對中國民族音樂的態度基礎上，先從文化的層面上去分析、理解和把握作品的主題、結構、句法及風格等特征。增加中國文化修養，認真學習音樂中各種現象所折射出的文化內涵，最終才能將文化內涵“外化”到演奏中去。在小提琴教學中，我們應該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國樂曲，要讓學生大量學習中國民歌、戲曲和傳統音樂，培養民族審美意趣。作為教師，應該正視并研究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在教學過程中應多講解文化背景知識，仔細分析中西文化的差異，提高學生對中國文化的敏感度和音樂表達能力。既要耐心地啟發學生的興趣，又要研究出適合表達中國民族風格的演奏技法，來提高演奏中國小提琴作品的能力。
2、中國小提琴音樂從民族樂器的演奏中汲取營養
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自有一套完整豐富的由民族樂器演奏的傳統音樂。中國的民族樂器在設計的時候就千方百計地讓每個音有運動起來的可能性。如：竹笛通過不同的按孔方法得到音色上的變化；琵琶的弦高和品距大大方便了左手推拉吟揉對音高和音色的改變；二胡沒有指板，使揉弦的方式具備更多的可能性；編鐘敲在不同位置音色是不一樣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的古琴，通過虛與實、持續與震顫、游移與阻斷等變化，使一個音有著演繹無限風情的可能。
小提琴傳人中國后，在演奏技法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民族器樂的影響。中國民族樂器的音色和“潤腔”特點成為小提琴音樂模擬的對象，中國小提琴音樂通過對中國民族樂器音色的模仿和演奏手法來增強民族特色。例如：“二胡”音色優美，被稱為“中國的小提琴”，二胡演奏方法中的滑指，揉音等裝飾手法被廣泛應用在中國小提琴音樂的演奏中。例如：《漁舟唱晚》、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抒情樂段?！端监l曲》的主題開始在D弦上靠近指板演奏，模仿出中國簫的朦朧音色，加上滑音的裝飾體現其哀怨的色彩。如《喜見光明》中的第150―160小節以及《梁?！分械摹翱够椤倍温?，都是以模仿琵琶的掃弦效果來增加情緒逐漸激動的戲劇性效果。在《廣陵散》中小提琴模仿古琴的散音、按音、走音、
泛音等發聲方法來獲得豐富多變的音響。中國吹打樂中的嗩吶，音色亮、音量大，緊張尖銳，雄厚剛健，在中國北方廣大地區應用極廣泛，而鑼鼓所營造出的熱烈歡騰的氣氛，《慶豐收》采用中國西北民歌音調為主題，吸收嗩吶音樂和戲曲音樂中的三擊鑼鼓節奏，生動地表現了農民喜慶豐收的熱鬧場景?！蛾柟庹找矌鞝柛伞分杏眯√崆俚膿茏鄟砟７滦陆畯棑軜菲鞯穆曇粢凿秩酒涿褡逄厣?。
3、演奏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常見的幾個技術問題
(1)指法
指法是指“樂器演奏的手指排列方式與手指交替順序在樂譜中的標注”，它直接關系到小提琴演奏的音準、技術發揮和音樂表現力。西洋音樂以自然大小調式和七聲音階為基礎，左手每個手指之間是大二度或小二度音程，1―4指在每根弦上形成四度音程的排列比較自然，一般采用三度換把，即選擇奇數把位換把。
中國以五聲音階為基礎的五聲調式比西洋七聲音階少兩個偏音，即F和B。因為音階中音與音之間的音程關系沒有了小二度，如果用相隔的兩個手指按小三度就會空出一個手指，而用相鄰的兩個手指按小三度就得用伸張指法，1―4指在每根弦上往往構成五度音程的排列。為了避免頻繁換把換弦會破壞旋律的流暢性，常需要用第二把位或用四度換把來演奏，即選擇偶數把位換把。由于我國小提琴教學長期沿用西方傳統的教材和教學方法，一般以西洋大小調音階作為基本訓練，演奏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就會感到不順手，音準也比較難控制。所以，加強五聲音階及其練習曲的訓練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還應將它作為基礎訓練的一個組成部分融進整個小提琴的指法體系中，并作為表現中國小提琴音樂民族風格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來學習和研究。
(2)滑音
滑音又稱滑奏，在小提琴演奏上一般稱為“滑指”，是中國民族拉弦樂器中最常見演奏技法之一?；舻牟煌恢?、方式和速度上的變化使中國小提琴音樂的滑音具有多樣性。例如：《哥哥回來了》中，上、下滑音快滑表現了歡快的喜慶情緒；《苗嶺的早晨》引子和尾聲的主題旋律，以慢滑的裝飾音表現出苗族民歌潤腔上的特點?；剞D滑音的演奏方法是手指由本位音起――下滑――再回到本位音的來回滑動，滑動的音程一般在半音之內，可以是柔和的、速度較緩慢；也可以是較有力的、速度較快；也有戲劇性的音腔模擬滑音、與揉弦同時進行的滑音、回旋滑音、震音滑音、顫弓滑音等根據音樂的需要而決定，這在《梁?！返葮非羞\用較多。大距離的滑音上、下、快、慢在各個音區變化音色的滑音，尤其適合表現中國北方風格的豪爽、幽默和熱情，如《西皮韻》、《梆子風》、《送春泥》等。
中國小提琴樂曲中的滑音運用是造成音腔音勢的重要手段，是借鑒民間弦樂器的演奏手法來增強民族特色和藝術感染力的一種方法，但這種“中國式滑音”，尤其在換把過程中的滑音，對于西方小提琴演奏和教學來說則是一種不能普遍接受的“錯誤”。因為，西方的音樂審美和教學體系要求盡量保持樂音的穩定性和音準，不可隨意變化。
(3)裝飾音
裝飾音包括顫音、倚音、波音、回音等等。在西方古典音樂作品中，裝飾音基本上是由作曲家嚴格規定好了的。但是在中國傳統音樂中，裝飾音是一種即興發揮的狀態，也是中國小提琴作品中運用最為廣泛和豐富的表現手法之一，如：在《梁?！?、《夏夜》、《思鄉曲》、《花兒為什么這樣紅》、《恩情》、《南泥灣》等樂曲中，裝飾音的不同位置，不同的速度表達出不同的韻味。所以，每個裝飾音的長與短、虛與實、疏與密不僅要力求細節變化還應符合音腔表現的需要。而西方音樂的演奏，一個音就是一個音，不能隨意或增或減去裝飾。所以有人說，西方音樂是音的運動，而東方的音樂是運動的音。
(4)運弓與發音
中國音樂無論是戲曲、民歌還是器樂，對音響有著或透亮圓潤或虛淡深邃的審美要求。因此，演奏中國作品時運弓不宜過于追求“實”，而是通過弓弦摩擦的觸點、弓速和壓力的變化來改變音的強弱，也可以通過手指在琴弦上的抹動和揉弦幅度的變化，在運弓和氣息的虛虛實實之中“虛中求實”，以達到中國文化所特有的“氣韻生動，虛實相生”的意境。
小提琴演奏在西方以實，厚、濃、潤的發音為美，演奏西方音樂強調動力在前和發音的穩定性。根據筆者的體會，小提琴在演奏西方音樂時，一般“音頭”所表現出來的音質是音樂主要表現力之所在(動力在前)，而演奏中國音樂卻往往在一個“主音”發出后的后續運動中表現出其韻味，也就是對一個樂音的音頭――音腹――音尾的不同部分進行變化衍生和運動，任何一個部分都可加以裝飾或者變化。演奏中國樂曲常常需要運弓的動力置后并加以變化，這種類似“大肚子音”演奏西方古典音樂是非常忌諱的。我在澳大利亞悉尼音樂學院訪學期間，聽到不少來自歐美的小提琴大師班的講課都非常強調這個問題。中國、韓國、日本、印度等亞洲學生在這方面常常受到批評，這就是用東方的審美習慣，演繹西方古典音樂的尷尬，東西方文化在審美上的差異在此凸顯出來。
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國民族風格問題是“小提琴民族化”命題的重要組成部分?！懊褡寤瘧撌侵腥A民族精神文化品格的音樂化狀態?！敝袊幕兔褡鍌鹘y音樂博大精深，要想通過小提琴的演奏傳達出真正地道的中國民族風格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經歷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研究中西文化的差異不僅有利于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演奏的民族風格把握，也利于對西方音樂的風格的把握，促進中西文化的平等對話。
①鄭羽《從文化角度探討中西審美方武的差異》，《前沿》，2008年第1期，第206頁。
②趙曉生《中國鋼琴語境》，《鋼琴藝術》，2003年第1期。
③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