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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范文1
2012年2月28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共同承擔，50多位國內外專家耗時15個月完成的題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研究報告正式。報告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對于諸多西方媒體的報道與評論，概而言之，企圖就是鼓吹私有化、煽動新自由主義。為厘清非議，有必要對以下熱點問題展開討論。
國企私有化：是福，是禍?
有專家指出，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只是一個政治決策問題，辦法其實很簡單，如果一旦下定決心解決它，沒有什么困難?，F在國有資產是15萬億，拿出40％的股份，外匯儲備再拿出1萬億美元，兩項加起來就是13萬億人民幣，發到每個人手里是1萬元錢，5口之家將分到5萬，這將產生巨大的財富效應。
現在我們無法評價專家的方案是否可行?效果可好?但不妨看看這一“高招”的現實版本。前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自由改革派把建立“私有制”視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寶，將私有化看作是拯救俄羅斯的“靈丹妙藥”。俄羅斯“私有化”改革的后果怎樣?據中國社科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張樹華介紹，上世紀90年代末，俄羅斯航空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只有原來的12％一15％，由之前年產400架各種類型的飛機，縮減到年產不超過20架。據俄杜馬聽證會公布的材料，從1992年到1996年，私有化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按1995年價格計算，超過9500萬億盧布，相當于衛國戰爭期間損失的2.5倍，并且引發惡性通脹，81％的國民被掠奪一空。“私有化”改革造成了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據俄羅斯國家杜馬私有化結果分析委員會委員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數字，截至1996年，俄羅斯已售的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僅為1300美元，其價格之低廉創世界紀錄。俄羅斯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實際價值超過1萬億美元，但只賣了72億美元。俄羅斯私有化災難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外匯儲備不足，國家匯率受到沖擊，造成匯率失控，繼而不得不出讓部分國家核心產業，交出了國家經濟命脈，造成一定程度的經濟殖民。
自由市場經濟是萬靈的嗎?
世行報告的核心思想就是“力勸”中國政府推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目前，學術界大都認為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核心政策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與2008年爆發、迄今尚未結束的經濟危機有著深層次的因果關系。我們姑且不去評說新自由主義，不妨看看我們的近鄰印度，號稱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自由的國家在實行了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后的發展狀況。
在印度以前的經濟體制里，公私營經濟并立，國營經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進入80年代以后世界銀行將貸款與經濟結構調整相聯系的做法，促使印度在80年代悄悄地進行了一場旨在使經濟朝著自由化方向發展的經濟體制改革運動。
從其經濟體制的變化趨勢來看，私營經濟成分不斷擴大，市場化趨勢日益加強。20世紀90年代之前，在尼赫魯立國思想的主導下，印度一直實行封閉的民族經濟發展模式，盡管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但經濟增長緩慢。1991年，拉奧執政后，為擺脫國內經濟困境，印度開始進行以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自由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
印度的經濟改革雖然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問題十分突出：經濟增長以服務業為支撐，工業、制造業對GDP的貢獻過低，導致經濟的持續增長缺乏工業化的基礎；就業和貧困問題突出，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大量貧困人口未能分享改革的收益。1990年，印度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都是4000億美元，都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2010年，世界經濟規模增長到1990年的2倍，超過60萬億美元。同期，印度的經濟總量擴大了3.5倍，GDP達到1.8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份額達到3％。同期，中國經濟幾乎增長了15倍，GDP將近6萬億美元，是印度的3倍多，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0％，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國有與民營，只能是“零和”博弈嗎?
有人認為，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彼此獨立的，國有企業不退出，民營企業就發展不了。這種把國有和民營人為對立的觀點完全沒有道理。
中國的國家產業競爭力是由多層次構成的，我國的民營企業、廣大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很強，是國家產業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改革，目前我國大型國有企業的競爭力也在提高，資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企業，它們的核心任務就是要與世界500強企業和世界一流企業開展激烈的競爭，不僅要在其中占一席之地，而且要迅速崛起，占據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科技創新制高點，還要成為幾百個行業中的領軍企業，帶頭“走出去”，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而這也是國家產業競爭力的組成都分。這幾個層次缺一不可，互不矛盾。國務院國資委邵寧副主任指出，不能說在競爭性行業，只要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競爭力，不要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少了哪一方面，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都會塌一塊。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教授指出，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屬于資源密集型、民營企業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每年創造就業崗位在1000萬人以上，能夠有效地幫助地方發展，同時也能夠在一些領域發揮民營企業靈活性強、創新力強的優勢，已經在國際競爭中嶄露頭角。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瑞說，國企與民企同臺競技，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相反能夠相互產生“鯰魚效應”，可以引導市場有序發展，增進社會福利。
運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研究中國經濟問題
世行報告之所以備受關注，國內甚至有不少專家學者為其搖旗吶喊，筆者以為，是報告本身在理念、口號和學術層面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說打破壟斷、強化競爭、鼓勵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縮減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等等。但是，世行報告的方法論是原原本本、地地道道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框架，是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充分運用，報告正是利用了這一流行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提出了諸多契合當今社會的理念、口號，而這一理論體系正是不少學者接受的正統西方經濟學理論范式，因此，受到這部分人士的歡迎和追捧也就不足為奇了。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范文2
米塞斯深刻地意識到，他以及他所繼承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僅僅是經濟學具體觀點的分歧，而且也是它們所建諸的哲學基礎的分歧。因此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這方面的著作有《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33)、《理論與歷史》(1957)和《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1962)等。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經濟法則是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非假設性的真實陳述，“賦予經濟學在純知識界特殊和獨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經驗為基礎的證實與證偽的檢驗……經濟定理的正確與否的最終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經驗的推理?！比欢婀值氖牵兹沟南闰炚摰恼J識論和方法論立場卻是由他的學生羅賓斯的著作《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視的。直到50年代初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學說興起為止，羅賓斯的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觀點則僅僅被視為它的一種夸張和極端的表現而卑之無甚高論。薩繆爾遜說道：“想到過去在經濟學中對演繹和先驗的論證作用的夸大地宣揚――被福蘭克?奈特、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夸大地宣揚――我對我的學科的聲譽感到不寒而栗。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拋掉了這些東西。”
然而，姑且不論經濟學是否真的能拋掉先驗方法，從米塞斯所產生的持續影響來看，米塞斯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的互動關系。自新古典學派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都采取實證經濟學的立場，它們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或政治哲學是摻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成分，是嚴格的科學研究應當剔除的東西。而米塞斯則認為它們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內容必須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懂國民經濟就不能理解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應用國民經濟，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绷硪环矫?，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社會理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盡管經濟學必須避免直接進行價值判斷根據經濟學理論作政策建議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論的層次上卻不可避免地具有規范性內容。
因此，米塞斯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先驗性演繹是其特征。二是關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其基礎是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正是后者持續地同時影響著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性質不同的理論工作。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是“人類行動科學”(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個分支。行動(action)和行為(behavior)是兩個概念。行為是人的身體的物理過程之統稱，而行動則是與行動者的意識不可分的?！靶袆邮悄康男缘幕顒樱粌H僅是行為，而是由于價值判斷而產生的行為；它指向明確的且的，并以關于特定手段之適合性與否的觀念為指導?！毙袆邮怯幸庾R的行為，是選擇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動是人的本質特征，“對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學的話，就始終是對人類行動的研究。”作為人類行動科學的分支，經濟科學是對人類行動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對非人格化的經濟變量的數學分析。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的性質決定了實證主義方法對于經濟學的不適應。實證主義的本質是泛物理主義，它企圖把以物理學為典范的自然科學方法運用于一切領域。在米塞斯看來，這一目標，無異于“取消人類行動科學”。自然科學方法之所以無法研究人類的行動，首先是因為行動與行動者的目的和價值觀念不可分?！叭绻粎⒄諆r值判斷，就不可能對人的行動說出任何東西。”“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認知原則運用于人類行動問題的企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些科學沒有處理價值評判的工具……價值判斷不可能由實驗者的觀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學語言的基本句子(描述直接經驗或知覺的命題――筆者插注)所描述?！比祟愋袆涌茖W的目的是“理解”行動的意義。這種理解即是狄爾泰和韋伯所定義的理解，即對行動之主觀意義的理解?！袄斫馍婕暗氖莾r值判斷，涉及的是目的的選擇以及借以達成這些目的之手段的選擇，涉及的是對行動結果的評價?！?/p>
米塞斯認為人類行動科學有兩個分支：歷史學和“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或praxiology)。歷史學是關于人類行動的理解性的經驗科學，而人類行動學則是關于人類行動的先驗性的演繹科學。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不能離開歷史學的研究，但經濟學理論本身則屬于人類行動學。使得經濟學成為一門嚴格科學的并不是多少帶有推測性的理解，而是一種嚴格的邏輯演繹。經濟學法則不是經濟歸納的結果，而是從不依賴于具體經驗而不言自明地呈現于人類心智中的公理邏輯演繹的產物。這個公理即“行動范疇”(categoly of aciaon)，它包含了我們賴以理解具體行動經驗的所有結構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無謂、收益和損失等等。它比具體經驗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驗性和真實性一樣，在借助附加的、以經驗為根據的，而且可以證實的假設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間接地從公理演繹和推導出來的經濟法則也具有先驗性和真實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繹方法對于建構一個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是否可行，不是這里所討論的問題。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驗論主張有其獨特的哲學意義。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實證主義立場不但是一種“泛物理主義”；同時，在有關經濟學知識的意義問題上，它又是一種波普爾式的證偽主義。用薩繆爾遜的話說，經濟學的目的是導出“在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而“對于有意義的原理我只不過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條件下做出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那么可以想象這個假說會遭到反駁。”“事實上，從操作意義上來說我們的理論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它的確暗示了對可觀察的量的某種限制。可以想象，通過這樣做它可能遭到反駁。”只有這種知識才能提供對經濟過程的科學預測。而米塞斯則認為，經濟法則事實上不依賴于經濟事實的證實或證偽，它沒有預測性價值，然而卻不能由此說它沒有意義。經濟法則作為人類行動的一般結構，其意義在于提供了我們賴以理解經濟現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學和演繹科學是一種互補的關系。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科學，是演繹性的，但經濟科學的總目標則是理解人類行動及其結果。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范文3
摘要:近年來,由于全球的經濟一體化,以及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正式轉變為市場經濟,再加上經濟發展前進的步伐開始越來越快,在經濟發展中除了進行市場經濟的有機調節之外,必然需要國家政府等有關職能部門以及各類企業和組織對經濟發展進行一系列的經濟管理。經濟管理在當今社會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經濟發展 組織管理 促進作用
經濟管理的主要部分是對經濟活動進行有序的,合理的組織,以及運用經濟學原理對社會 經濟活動進行一系列的調節,它具有一定的規律和方法。經濟管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兩個大方面的調節作用,分別是宏觀角度上的經濟管理,即國家對國民經濟體系和社會經濟活動的控制、指導、調節、監督;以及微觀角度上的經濟管理,即各類企業、合作經濟組織、個體勞動者的經營管理。經濟管理是綜合應用性學科,經濟管理不僅僅是經濟學的一個管理系統,更融合了多種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學科知識,并且非常注重總結實踐經驗以及對可行性的研究。
一、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經濟管理
近幾年來,由于我國經濟收入的大幅上升,以及國民經濟水平的不斷增長,經濟的發展前進方向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個市場自我調節的機制,里面并沒有一個中央協調的體制來指引其運作,理論上,市場將會透過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和需求產生復雜的相互作用,進而達成自我組織的效果。但是因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而且國內經濟體紛繁復雜,僅僅靠著市場經濟對經濟發展進行調節顯然是不夠的。為了不斷地推進經濟發展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前進,我們需要對國內經濟市場進行一系列的管理。那么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趨勢是什么,有什么特點,為什么需要經濟管理呢?
1、首先我們都知道,近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正在飛速地發展,在這樣的發展速度下,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正所謂火車跑得快,還要車頭帶。如果沒有相應的政府部門和組織機構的管理和調節,那么中國的經濟很容易偏離正確的軌道。而有了經濟管理制定的一系列方向,我們才能有條理,有步驟地發展經濟。
2、其次,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時就開始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當前中國國內的市場經濟機制尚不完善,需要有管理系統對其進行把握。中國的經濟才脫離計劃經濟還不長,很多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建立完備,計劃經濟的影子仍然還沒有徹底根除。在國內經濟發展中,無論是法制方面或者是人員配備上,都有所欠缺,如果在這時候不能有相應的管理系統對其進行合理掌握,那么很容易出現市場經濟紊亂的狀態。
3、還有一點,就是針對于我國國情,因為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就是要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中,為了符合中國國情,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需要有相應的管理機構制定一些特殊的規定和對不合理經濟模式進行一些把握和改革。
二、國家對于經濟發展的宏觀管理作用
所謂國家的宏觀調控,就是指在經濟發展中,國家對于國民經濟體制和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系列控制和引導。國家要建立相應的政府部門和單位對經濟活動進行調節和監督。保證經濟發展的大體節奏和整體腳步。近年來,我國政府部門實施了一系列對于原有管理模式的改革,并取得了重大成就。那么國家政府部門又是從哪幾個方面對經濟發展進行管理和促進的呢?
1、首先,國家政府部門對于經濟發展具有決策的作用。自從中國加入WTO之后,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國內經濟開始有了很大的轉變,原有的經濟模式和一些經濟發展的政策和規定都已經不再適合當今形勢。那么這個時候,就需要有國家政府部門出臺相應的政策,對經濟發展的一些問題進行決策。
2、其次,國家政府部門對于經濟發展具有調節作用。由于市場經濟的自由的特點,也會出現很多經濟發展中不和諧的問題。而經濟發展的節奏容易出現各地區不協調的現象。嚴重的話甚至可能造成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的后果,所以,這時候就需要國家政府部門深入到每一個地區,針對不同地區進行相應的調節。促進經濟的和諧發展。
3、另外,國家政府部門對于經濟發展還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市場經濟確實能進行局部和小范圍上的自我調節,但是面對當今國際經濟的大形勢和宏觀走向,還需要國家相關的政府部門對經濟發展進行相應的管理和引導,把握一個大局方向。
三、組織對于經濟發展的微觀管理作用
中國幅員遼闊,如果僅僅是靠國家相關部門對經濟進行管理,只能是在大局上做到不偏不倚,但是從局部微觀的角度上來說,還存在很多國家部門照顧不到的方面。以往我們都習慣性地將企業組織和個體經營僅僅當作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或有益的補充,或者當作解決就業的一個門路和搞活經濟的一種手段,并沒有注意到它們的經濟管理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其實,在經濟發展中只是靠國家部門的經濟管理還是遠遠不夠的,也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當前的社會現實的。這時候就需要我們重視企業,單位個體勞動者等一系列組織對經濟發展進行相應的管理。組織對于經濟發展的管理作用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體現。
1、首先,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企業的作用不可小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先進的企業管理,能夠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企業的管理也可以使自身產生更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企業的經濟管理在經濟發展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2、除了企業之外,各種經濟組織的管理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當今國內的經濟組織,一般是指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國內地公民私人,港澳臺商,外商全部所有或絕對控制的新出現的經濟組織形態。從法律角度來看,這類經濟組織又被統稱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梢?經濟組織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也是舉足輕重,更重要的是,它們是一個自由體,因此它們內部的經濟管理更顯得十分必要。有了經濟組織的經濟管理制度,那么才能使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在各個地區保持住。
3、除了企業和經濟組織,我們不能夠忽略個體勞動者的經營管理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個體經營是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以個人勞動為基礎,勞動所得歸勞動者個人所有的一種經營形式。這也是目前中國國內存在數量最多的經濟組織形式,那么如果個體經營的經濟沒有進行合理的管理,經濟發展的合理化腳步就無法深入到各行各業中。
結論: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腳步開始越來越快,在如今這個日新月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保持經濟發展方向,如何保證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如何把握經濟發展的法制化,以及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都成為了我們關注的問題。這就需要對經濟發展進行有序的經濟管理。從大方向來說,國家政府部門的相關管理政策能夠宏觀地對經濟發展進行合理調控和正確引導,把握大局的方向;那么從小細節來說,對于包括像企業,經濟組織和個體經營的管理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只有管理好了這些組織,才能使得國家政策得到徹底的實施,也才能夠保證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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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范文4
【英文摘要】ValueoflaborisascientificcategorybuiltupundertheguidanceofhistoricalmaterialismbyMarx.Ithasbeendevelopedonthebasisoftheheritageofcapitalistclassicaleconomics.Whilepointingoutthatthistheoryisrationalandofgreattheoreticalsignificance,theauthorremarksthatfurtherstudiesarenecessarytodwellonwhetherornotmaterializedlaborcancreatevaluewithrespecttoMarxisttheoryofvalueoflabor.
【關鍵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價值/勞動
Marx/theoryofvalueoflabor/value/labor
【正文】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價值是不是由勞動創造的、研究價值決定的意義何在、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等等。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這種爭議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例如，隨著西方邊際學派用價格論取代價值論之后，價值決定不再是西方經濟學所探討的主題，人們普遍認為價值決定問題不再有探討的意義；又如，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自動化、電子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入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又該如何看待勞動價值論呢？筆者認為，討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采用全面的觀點，整體地看待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
一、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實體
這是勞動價值論第一個方面的含義，它強調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價值。它強調和認可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確認了勞動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動力和條件。它來源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來源于馬克思對勞動大眾的關切和重視，與他一貫地以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作為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一脈相承。這是勞動價值論的精華部分。
在人類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對什么是“財富”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供自己消費，產品的具體的、直接的使用價值是財富的直接表現，人們既不追究“一般財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隨著交換范圍的擴大，隨著人們對原始資本積累渴望的日趨增長，有了“抽象的”以貨幣為目的的商人，開始把金銀貨幣當做財富的象征，貨幣主義就是這種觀念在理論上的反映。在這之后，又產生了分別把商業勞動、農業勞動、工業勞動作為創造財富的源泉的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和重工主義，他們雖然意識到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從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長一國財富這樣的問題。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從形式多樣、紛繁復雜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這個范疇，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并以探求一國財富如何增長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經濟學。
馬克思繼承了斯密在“勞動一般”問題上的貢獻，并且科學地闡釋了這項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進展的原因，即：人們之所以能夠對任何種類的勞動予以同樣看待，并且確立勞動在現代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聰明的人腦對由各種具體勞動組成的“具體總體”進行了總結和歸納，而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勞動在現實中形成了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在社會經濟運動過程中，任何一種勞動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特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無差別的。勞動已經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成了創造財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與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2卷，21—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現代經濟的產物，對現代社會開辟財富之門具有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認為，“勞動”、“抽象勞動”這些作為現代經濟學的起點的范疇的產生，是與以追求貨幣為目的的雇傭勞動制度的產生相聯系的，它打開了現代勞動分工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之門。因為，當工人可以在現實中，通過直接與貨幣相交換，把自己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轉化為被社會承認的抽象勞動的時候，工人就可以不關心自己所從事的“勞動的內容”和“活動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沒使勞動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對于使“自身勞動能力”得到發展的和“預示著”向“較好工資”方向的“任何改變，在原則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準備的”。因此，這將促進“勞動能力品種的發展”，促進“勞動種類”的形成和“工資方法的劃分”，促進新的勞動部門和新的勞動方式的建立，促進整個社會內部的分工和現代勞動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所以，承認勞動價值論，承認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就為現代社會打開財富創造之門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今天人們生產產品、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以生產簡單工具和簡單日常用品為基礎的、只需要很簡單的工藝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勞動，而是需要許多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要素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復雜勞動，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鏈條也大大地拉長了。但是，即使是最復雜的生產工具和機器設備，如果向前層層推移，最終都歸結于人類的活勞動，勞動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勞動創造價值仍然是正確的。
二、社會必要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方式和途徑
這部分主要是理解勞動價值論中“價值”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的和實踐的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遺產的基礎上得來的，但對價值概念的內涵卻給予了極大的豐富和創新。
首先，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這就揚棄了斯密的“勞動一般”在形式上、內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類腦力和體力的消耗都算在“勞動”范疇之內，保證了范疇使用的徹底性，擴大了“勞動價值論”的適用范圍。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就是：“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馬克思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范疇獨具特色地說明了他所理解的勞動價值論是如何確定商品的價值、又如何深刻地說明了商品交換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的。在馬克思看來，形成價值的勞動不是一般的勞動，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勞動，而是經過市場的選擇被證明是社會所需要的、必要的勞動，因此，決定商品價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界定不但說明了商品交換所依據的量的關系的決定、商品交換的性質，而且說明了價值的實現途徑及其所體現的社會關系。它極大地擴展了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內涵，把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和運用推到一個相當高的理論和實踐層次。
1.價值量的決定——理論探索及社會實踐的需要。
關于商品價值量的決定，也即價格的決定問題，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試圖在理論上搞清楚卻沒能搞清楚的東西。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是雙重標準和混亂的；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徹底的，卻因為沒能說明勞動與資本相交換的關系而徹底破產；在馬克思之后，效用價值理論不再從生產的供給方面探討價值的決定，而是改為從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對消費者效用滿足程度的角度探討價值的決定；但邊際效用價值論在號稱是一場“革命”之后，在西方經濟理論發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價值的均衡價格理論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經濟學當中，并沒有能夠從較深的層次說明商品價格的決定以及商品交換關系所體現的社會生產內在矛盾的理論，有的只是對交換以及對價格形成的表面現象加以描述的均衡價格理論。但是，這種說明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們如果不能從理論上說明價值的決定，那么，“兩個商品互相交換的比例，它們的價值，就純粹是一種偶然，從外部飛到商品上面來的東西，可能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這就陷入了不可知論。其次，價值不但在理論上是商品價格的基礎，在實踐中同樣是商品生產者進行商品交換活動的基礎，因為商品所有者在計算各種交換的可能性時，既要考慮到它當做價格波動中心的中等平均價格，也要考慮到價格圍繞這個中心上下波動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勞動價值論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途徑的關鍵。
當我們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對概念，在理論上說明了價值量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們在實踐中真正地解決了價值量的決定問題。“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實是一對在現實操作中看來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樣理解馬克思賦予它們的內涵及作用方式呢？筆者認為，這恰恰是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關鍵所在。這樣一對在現實中難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夠說明市場經濟、交換機制產生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能夠在提出商品交換所包含的內在矛盾——在社會分工發展和深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人類社會的勞動由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矛盾——的同時，提供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向必須通過分工和交換而形成的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過程。在商品經濟產生的早期階段，產品的供需比較穩定，生產結構比較簡單，社會似乎能夠像馬克思曾舉例說明的那樣，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中等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者所耗費的時間，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解決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
但是，這并不是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本質和本意。它的本質特征是變化、發展、求新、圖變，而決不是為了尋找中等條件、平均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方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超越這種變動緩慢的低水平階段，社會經濟結構必然會日趨復雜，社會勞動的供需關系、生產結構、產品結構也會日益復雜，供需鏈條會不斷拉長。這時，由社會分工和交換所產生的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社會勞動交換的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問題，就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任何人都無從知曉并確切地說出他生產的商品中凝結了多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無法知道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產品，需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他提供什么樣的產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才能構成社會勞動分工體系的一個部分。更明確地說，就是在這樣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他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他的產品一定能夠賣得出去。這是一個無法人為計算、人為控制的問題，同時又是人類獲得發展和進步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以私人勞動為特征的個人能否使自己的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并因此能夠從社會中獲得其生存、發展的資料這一重大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在提出這一問題的同時，也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因為它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了，形成了現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它找到了一種能夠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分工，容納更高水平的生產力發展，保證全社會的消費者獲得更多樣的、更復雜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滿足，同時刺激全社會的勞動者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特長，激發更高的社會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的經濟機制。而這種機制是能夠通過商品的社會屬性、價值及價值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說明的。
我們說，所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本質上是由市場過程來抽象的量，是通過無數買者和無數賣者進行無數次的交換這一社會性的活動，通過“社會”的過程抽象出來的“社會性”的勞動時間。它是把供給、需求、科技水平、生產力變化等一切復雜因素都考慮在內的，由社會過程決定的，能使供求達到平衡的，為社會所必需的、有效的“勞動時間”。這樣，它就有了事后決定的含義，是對市場經濟運動過程之結果的肯定和總結。它既是人力所難以衡量和計算的——人類社會正是通過市場機制、交換機制，來解決人類本身所無法解決的信息不完全問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途徑問題，也是不可模擬和復制的。它不是現實的、具體的勞動量，與現實的用小時、分鐘、秒表示的時間不同，它是抽象的、社會性的概念，是經濟學理論分析的需要，是一個用于理論分析的范疇，既無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體的國民經濟體系核算。
3.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他對市場經濟較高階段發展運行規律的理解和認識為基礎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確立及其對社會必要勞動的說明是建立在對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資本關系在市場經濟中確立了統治地位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以普遍的交換為目的的資本式的、社會化的生產，才能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把一切生產變成商品生產，使使用價值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媒介。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通過貨幣所進行的交換行為成為一種有規則的、重復性的活動，才能在高頻率的交換過程中抽象出價值這一范疇，來反映社會必要勞動的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為決定交換價值或價格的內在尺度。從而排除商品交換初期那種由消費者的主觀意志、偏好，即主觀效用決定價格的現象，讓生產費用成為調節生產和消費的內在尺度。
對于這個過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一切商品作為價格——作為被計量的交換價值——來規定，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只是逐漸發展的，是以經常的交換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經常作為交換價值來比較為前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這樣一個科學真理：彼此獨立進行的、但作為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錯的私人勞動，不斷地被化為它們的社會的比例尺度”。（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54—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價值關系并不是商品經濟產生之初的商品、價值關系，而是在充分認識了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研究出來的作為一般抽象的商品、價值關系，它必須以普遍的、發達的商品交換為前提。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在論述價值形式的發展過程時指出，與其說在這個過程中“商品開始轉化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價值開始轉化為商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價值概念的純粹發展……要以建立在資本上的生產方式為前提，同樣，在實踐上也是這種情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頁。）“價值表現為一種抽象，這只有在貨幣已經確立的時候才是可能的?！@種貨幣流通導致資本”，它“只有在資本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所以，“價值概念完全屬于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說明了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性質、轉化的途徑以及轉化過程中量的決定，說明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交換關系的本質。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交換關系的本質，這就是，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中，每個人不直接生產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產必需品，而是專門為別人生產當做商品銷售的產品。每個人的私人勞動本質上是社會勞動，但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它必須通過交換過程轉化為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必須作為商品交換出去，必須由別人來購買和消費。因此，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反映了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關系，說明了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不同的市場經濟的本質。
在這一點上，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拋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開創的價值理論，轉向由供需決定的價格理論，雖然省卻了價值決定和價值分析上的麻煩，卻不能揭示商品交換所體現的社會勞動交換這一本質問題，不能說明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經濟運行方式上的本質差別，不能說明市場經濟的歷史性，暴露了其理論分析上的狹隘性。
其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社會必要勞動”界定“價值”，雖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無數次現實社會中的交換后果來說明商品價值的決定，卻恰恰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堅持了理論分析的徹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價值是通過市場關系這一社會過程，來確定社會勞動的分工體系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方式。通過社會的交換過程，它告訴人們，哪種私人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它在怎樣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為社會所承認？所以，市場、價值、價格等機制，正是人們通過社會關系、社會過程來確定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手段。這正是市場機制的本質，是市場機制的優點，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形式。
可見，“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概念，在說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的區別，說明商品交換過程所體現的社會關系的同時，為商品交換過程的實際運作和人類勞動分工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這個問題是說，在明確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更明確地說是由社會必要勞動——創造的、并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前提下，在一個具體的生產環節和階段，如在企業中，商品的價值是由物化勞動還是由活勞動創造的。
眾所周知，在正常的生產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總是比前期投入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即生產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購買勞動力商品花費的成本，即對工人支出的工資；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購生產所需的物質要素花費的成本，如在廠房、機器、設備等上的花費；生產出來的商品增大的價值部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通常稱為剩余價值。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理解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就變為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
更進一步，我們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勞動作用在一定的物質實體上生產出來的。由于人類社會現有的物質財富都可以還原為人類勞動的產物，是人類勞動一層一層疊加在最初的原始資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這些物質資本要素看成是人類勞動的物化，稱為物化勞動。這樣，具體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價值論，或者說剛才提到的具體生產過程中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就轉化為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商品價值的形成過程中分別起怎樣的作用的問題，更直接地說，就是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不同理解。
傳統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本質上僅僅是指活勞動創造價值。在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這一點通過對商品價值構成及形成的說明而具體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產出來之后，其價值是由這樣三個部分構成的：第一個部分與投入的人力資本相對應，即勞動力商品的工資部分，它通過工人的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來，屬于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價值的一部分。第二個部分與投入的物力資本相對應，主要是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廠房、機器、原料等物質資料的價值。它本身不創造新價值，只能通過工人的勞動把它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稱為物化勞動的轉移，這是物化勞動不創造價值的具體表現。新產品價值的第三個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價值部分，因為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以及物化勞動不能創造價值，這部分價值只能是由工人創造的了。順理成章，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就徹底地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
但近年來，在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上，出現了一些反對意見。反對者認為，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由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勞動與資本彼此之間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能說剩余勞動僅僅是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尤其在今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物化勞動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觀地、科學地、正確地認識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新材料、新工藝的作用和功能。因此，應該認為是價值及剩余價值是由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共同創造的。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范文5
關鍵詞:次貸危機;根源;資本擴張;經濟悖論
中圖分類號:F831.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0-0107-03
關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關于次貸危機形成過程的描述卻是大體一致的。一般認為,次貸危機的形成經過了三個環環相扣的階段。
第一階段:房地產市場繁榮導致抵押貸款標準放松。2000―2003年,美聯儲的持續降息拉動了總需求,帶動了房地產市場繁榮。在市場繁榮時期,房地產金融機構爭相放寬信用標準向購房者發放住房抵押貸款。這種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級低的人群發放的貸款就是次級房貸或稱為次級債。
第二階段:次級貸款證券化導致信用風險向整個金融市場傳遞。房地產金融機構為了轉移風險,在投資銀行的幫助下將次級房貸通過證券化和層層打包推向金融市場,出售給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養老基金和個人投資者,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
第三階段:房價下跌導致次級房貸違約率上升,最終引爆危機。隨著新一輪加息周期的到來和房地產市場的降溫,越來越多的次級貸款出現違約,違約的增多首先使發放次級貸款的公司倒閉,并使購買了次級貸款證券的機構遭受損失,進而沖擊到整個金融市場,引發金融危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寬松的房貸條件所具有的高風險為危機的產生埋下了伏筆;二是次級房貸的證券化引起的風險傳遞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三是房價下跌最終引爆了危機。如果這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不出現,都不足以引起大的危機。那么,現實生活中能不能避免這幾種情況的出現呢?讓我們嘗試做以下假設:
一、如果貸款機構不放寬貸款條件
明明知道次級房貸的申請者大都是收入水平低、信用紀錄不好的人,給他們發放貸款就意味者出現壞賬的風險,為什么貸款機構還要給他們放貸?
表面上看,是因為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導致了房貸條件的寬松,次級房貸的高收益率使貸款機構甘冒高風險,更深層的原因卻是這根源于資本的擴張本性。要使房地產市場繁榮,不得不放寬房貸的條件。
資本一經形成,便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同時也使其本身具有了不可遏制的擴張本性。資本為什么具有擴張的本性呢?
1.資本的增值目的驅使它不斷擴張
資本購買資源不是為了實現資本所有者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價值增值,因此,新增值的價值便盡可能地不被消費掉,而是投入到資本循環的過程中,以實現再次增值,這個過程沒有止境。馬克思說:“為買而賣的過程的重復或更新,與這一過程本身一樣,以達到這一過程以外的最終目的,即消費或滿足一定的需要為限。相反,在為賣而買的過程中,開端和終結是一樣的,都是貨幣,都是交換價值,單是由于這一點,這種運動就已經是沒有止境的了?！?/p>
2.資源的資本化生存需要驅使資本不斷擴張
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市場上各種資源相互依賴,孤立的資源無法發揮作用。資源一經資本化之后,便必須在社會經濟流通體系中才能收回成本和賺取利潤,離開市場流通便等于死亡。在市場流通過程中,資本不斷增值,成為社會經濟體系中擴大再生產的新增資本,這些新增資本必須尋求新出路,不斷把外部資源資本化,卷入社會經濟循環體系中,這就必須在原來的流通網絡之外開拓新的市場、新的資源流通渠道,導致經濟體系不斷擴張。如果社會經濟體系不能擴張,那么,資本化的資源將無法流通,造成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大面積“淤血”。
3.競爭壓力導致資本的內部擴張力最大化
各個資本之間存在著強大的競爭壓力,它使擴張速度快的企業不斷淘汰擴張速度緩慢的企業,那些資本擴張不力的企業將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失去其生存權利。于是,競爭迫使資本家將新增的剩余價值盡可能多的轉化為資本,重新投入到再生產過程中,產生了各個企業爭取自身利潤最大化、擴張最大化的傾向,患上了永無休止增長的“擴張強迫癥”。
正是由于資本的擴張本性,當代的資本所有者不會像歐也妮?葛朗臺一樣,緊緊地把金錢捏在手里,讓金錢腐爛,而是千方百計地尋找讓資本流通、讓錢生錢的機會。在經濟衰退的時候,這樣的機會是很少的,資本沒有流通的渠道,不得不自己開辟這樣的渠道。美聯儲連續降息,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率先放寬貸款條件,就是為了激活市場,開辟資本流通渠道。而一旦發現房地產市場開始復蘇,資本便蜂擁而至,一方面給房地產開發公司放貸,另一方面給購房者放貸。在購房者中,收入多、信用好的人占少數,在看到房地產市場升溫的情況下,為了不被其他競爭者搶去所有的利益,貸款機構不得不放寬貸款條件,把錢借給收入較少、信用較差的人。這絕不是貸款機構發善心,要讓收入低的人也能住上樓房,而是為了實現資本的擴張。
二、如果不將次級房貸證券化
貸款公司為什么要將次級貸款轉化為證券出售呢?一個動因是,這樣做可以轉移風險。通過證券化操作,房地產金融機構就可以把抵押貸款的違約風險轉移給資本市場,由次級房貸證券的購買者來承擔相應違約風險,當然,這同時也把一部分盈利的機會轉移了出去。
次級貸款證券化的另一個動因是,雖然發放次級貸款能獲取高收益,但將有限的資金借出以后,就使資本失去了流動性,無法靈活周轉,失去了更多的錢生錢的機會。而出售次貸證券能夠迅速回籠資金以發放更多的貸款,充分發揮了資本的杠桿作用。而這些新發放的貸款又可以轉化為新的證券從資本市場上回籠資金,從而又可以發放更多的貸款……由此,發放次貸者、借錢購房者、投資次貸證券者越來越多,次貸證券猶如一根長長的鏈條,把整個經濟串在了一起。
那么,投資者為什么爭相購買次級房貸證券呢?這也絕不是受到投資銀行和評級機構的蠱惑,而是資本在四處尋找投資機會的過程中,找到了這種高收益的投資方式。當眾多的資本在投資次級房貸證券中獲利時,其他資本所有者怎么能按捺得住?
三、如果房價永不下跌
即使是貸款機構向低收入者發放了貸款,即使是投資者購買了大量的次級房貸證券,只要經濟永不衰退,只要房價永不下跌,就永遠不用擔心借款人還不了貸款,因為有房產作抵押的債券在房價上漲時永遠是優質資產,因此,風險為零。但事實上,經濟衰退、房價下跌是不可避免的,這根源于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
資本在競爭壓力下,源源不斷地吸收各種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剩余價值,同時這些剩余價值又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源源不斷地轉化為資本,由此構成了資本擴張過程。而這個過程得以實現,必須以不斷擴大的市場為前提條件。市場需求的容量提供資本擴張的空間,市場空間決定資本擴張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第一,在資本生產出剩余價值的過程中,必須有充分的市場需求,能夠銷售這些產品,才能實現資本的回籠與增值,真正獲得剩余價值。市場需求量決定資本剩余價值的實現能力。只有銷售量超過一定的數值之后才能實現價值增值,否則必然造成資本的虧損。第二,在剩余價值轉變為資本的過程中,必須具有可以預見的不斷擴張的市場。只有當投資者看到不斷擴張的市場之后,才可能進行投資,將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這兩個條件構成資本擴張的社會需求條件:社會需求必須是不斷擴張的系統,才能給資本擴張提供空間,資本的擴張能力才能夠實現。于是,經濟就像騎在老虎背上,要使資本持續擴張,社會需求必須不斷增長,僅僅由于社會需求停止快速增長,衰退也可以到來。
那么,可不可以使社會需求不斷增長呢?確實,人的需求隨著社會發展不斷增長的。但如果需求的增長僅僅停留在人的心理層面而無法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的話,這種增長還不成為能夠滿足資本擴張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增長。資本不會無條件地滿足人們增長的需求,也不會做虧本生意。即使有再多的能力提供住房,資本所有者也不會為低收入者免費提供。因此,要維持社會需求的持續增長,關鍵在于提高人們的有效需求,而最根本的又在于使勞動者的現實購買力穩步增長。然而,資本邏輯注定了勞動者的現實購買力不可能穩步增長。
資本的最終來源是剩余價值,資本擴張必然要求剩余價值最大化,通過雇傭工人來生產并占有剩余價值,是資本的固有本性。而企業之間的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驅使各個企業爭相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在市場力上獲得生存權利。這種壓力又進一步迫使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于是,盡可能壓低工人工資,由此導致了工人的貧困化和消費的最小化。經濟越發展,資本越擴張,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也就越多,因而就造成了以下情況:(1)資本的擴大產生了更大的生產能力和擴張能力,需要更多的社會需求來消化;(2)資本所有者擁有了更多的貨幣,但由于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低,因此,即使他們擁有巨大的購買力,也不會大幅增加社會有效需求;(3)勞動者變得相對貧困,雖然他們的貨幣收入也可能不斷增加,但物價上漲的速度往往超過了他們收入增長的速度,因而無法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這樣一來,就產生了資本擴張需要有效需求的增長來支撐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
在有效需求不足時,資本所有者便千方百計地通過刺激需求來緩解矛盾。(1)經濟全球化。向國外輸出產品和服務,通過國際上的需求來消化國內的剩余生產力;向國外進行資本輸出,通過對國外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剝削來實現資本的擴張。這是資本在空間上的擴張。(2)擴大國內信貸。勞動者缺乏現實的購買力,資本所有者就以優惠的條件向勞動者提供貸款,讓他們擁有購買能力,刺激有效需求。這是資本在時間上的擴張。然而,勞動者這種購買能力的獲得是以將來償還更多的本息為代價換來的,這實際上是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未來剩余價值的剝削。有許多勞動者辛辛苦苦工作一輩子,才能在臨終前償還房貸,成為地地道道的“房奴”。
為什么在2000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時,美聯儲連續降息?為什么在房地產尚未升溫的時候,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就以優惠條件向低收入者提供貸款?因為美國政府要刺激社會需求,經濟衰退使資本失去了擴張的空間,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這樣做。在房地產開始升溫時,各貸款機構紛紛推出次級房貸,一方面是他們想這么做,來獲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也是不得不這么做,非此不能刺激消費需求來實現資本進一步擴張。
但是,這些手段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延緩了危機的到來,它們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也就無法避免危機的爆發。因為被刺激起來的國內外需求引起了資本的加速擴張,造成了投資過熱、通貨膨脹;同時,資本的擴張又進一步加大了對勞動者的剝削,使得勞動者“相對貧困”進一步惡化。房地產及其他經濟泡沫越來越大,提供給勞動者的貸款越來越多,而當通貨膨脹到購房者不得不挪用本應用來償還房貸的錢來購買基本生活用品時,違約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金融危機隨之爆發。表面看來,是2004―2006年利率的不斷調高增加了還款壓力,導致了危機的爆發。實際上,加息原本是為了緩解經濟過熱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延緩危機的爆發。如果不加息,危機依然無法避免,而且還會爆發得更加劇烈。
這就是資本擴張的經濟悖論:擴張的資本必然抑制社會需求,由此導致經濟擴張失去其實現條件,產生資本過剩性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寫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經濟危機永遠是細節不同,本質卻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如此,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如此,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亦如此,這一次的次級房貸危機也不例外,它顯示了一種常規模式,即資產價格上升――信貸擴張――投機――過剩――資產價格下降――違約――市場恐慌,而這種模式的背后是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在當前中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擴大經濟開放的過程中,這個悖論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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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范文6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10-0026-05
在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經濟發展時，理論界提出了發揮各自區域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戰略[1]。發揮比較優勢無疑是正確的，但國內理論界并沒有充分吸收比較優勢理論的最新成果，把目光主要集中于單一的、外生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上，這就使比較優勢戰略的生命力大打折扣。本文首先介紹比較優勢理論的最新成果，即新興古典經濟學（亦稱超邊際經濟學）的綜合比較優勢理論，然后根據它來探討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戰略。
一、綜合比較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的三大轉變
在亞當?斯密之后，李嘉圖（Ricardo，1817）提出了相對比較優勢學說，他指出一國即使在所有商品生產上的勞動生產率比別國低，都處于絕對劣勢，只要這種劣勢的程度存在相對差異，也可以進行分工，使各國獲得國際貿易的好處。楊小凱稱之為基于外生技術效率差異的比較優勢理論[4]。
從理論上看，一旦進行分工，雖然可以獲得分工經濟的好處（是指一加一大于二的分工網絡效果），但面臨生產專業化與消費多樣化的兩難沖突。這個兩難沖突只能通過國與國之間的交易來解決，而交易必然發生交易費用。于是，分工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就產生了。當存在交易費用的時候，利用相對比較優勢是否必然能夠獲得分工的好處呢？顯然，當交易費用大于分工經濟時，分工得不償失，自給自足是一般均衡。因此，在考慮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有相對比較優勢，還不一定就有分工。
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假定兩個國家生產兩種產品，規模報酬不變且每種要素投入的邊際生產率隨此種投入的增加而遞減，生產函數相同（即沒有技術效率的差別），但兩國的資源稟賦不同。此模型顯示在沒有李嘉圖技術比較優勢的情況下，分工經濟可能會因國家之間外生的要素稟賦差別而產生，一國應該生產和出口使用資源稟賦相對豐富的產品，進口使用資源稟賦相對稀缺的產品。勞動力豐富的國家應多生產和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豐富的國家應多生產和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就是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理論。
無論李嘉圖模型，還是H-O模型，比較優勢都是外生的，這就好像在說經濟發展不是其內部機制發生作用的結果，而純粹取決于外部條件。經濟學家們對此感到不滿。同時，這些比較優勢理論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技術和稟賦條件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比技術和稟賦條件懸殊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的現象。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基于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貿易理論誕生了（簡稱D-S模型）[5]。D-S模型是在規模經濟與消費多樣化的兩難沖突基礎上內生消費品種類數的一般均衡模型，基本思路是消費者對多樣化消費的偏好意味著消費品種類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產上的規模經濟，廠商應該盡可能把一種產品的規模做大，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把一種產品規模做大，意味著消費品種類減少，或者說增加消費品種類，意味著產品生產規模的縮小，導致每種產品的生產成本和價格上升，消費品種類越多雖然意味著直接效用水平越高，但商品價格越高意味著間接效用水平越低，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就存在這樣兩難沖突。如何解決這種兩難沖突，辦法是使人口規模和（或）資源增加，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自由貿易正具有這種功效，尤如我們經常說的可以“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這一模型講述了一個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沖突的故事，他們發現即使兩國的稟賦條件相同，也沒有李嘉圖的技術比較優勢，但如果存在規模經濟，則兩國也可以選擇生產不同的產品，開展分工和國際貿易。D-S模型是一個不需要外生比較利益而以規模經濟為基礎的國際貿易模型，克魯格曼運用這一模型解釋了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為什么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量大的現象（即林德貿易模式），因為有規模經濟，發達國家之間可以開展產業內分工，進行更多的產業內貿易[6]。
由于D-S模型存在缺陷，以楊小凱為主的研究群體在秉承亞當?斯密專業化與分工思想的基礎上發展了一系列的內生專業化分工貿易模型（稱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認為無論國內貿易還是國際貿易都是折衷專業化經濟與節省交易費用之間兩難沖突的結果[3]。即使所有人（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都天生相同，沒有外生比較優勢，只要存在專業化經濟，每個人選擇不同專業后都會產生內生比較優勢。然而，生產專業化與消費多樣化之間存在矛盾，只有通過貿易才能解決。而貿易又產生交易費用，當交易費用大于每個人的專業化成本時，貿易不能產生，在多樣化需要的強制下，每個人只能回到自給自足狀態。貿易產生的經濟條件是分工經濟大于交易費用，這時每個人就可以選擇不同的專業，并通過貿易來滿足多樣化的需要，貿易便產生了。隨著交易效率的不斷提高，貿易由地區貿易發展為國內貿易，進而國際貿易；如果存在多樣化消費的好處，交易效率的改進會導致商品種類數的增加。一個社會的專業化程度、結構多樣性、貿易依存度、商品化程度、經濟一體化程度、生產集中度等組織結構問題都可以由此說明。超邊際經濟學的貿易理論（亦稱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不像D-S模型那樣強調人口規模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認為人口規模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論，要視交易效率的高低而定。若交易效率低，像改革前的中國，盡管人口規模大，生產率水平卻很低；若交易效率高，像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人口規模大就會成為擴大分工的有利條件，促進經濟發展。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也很好地解釋了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水平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水平高的原因。道理就在于發達國家的交易效率比發展中國家高，提高了分工水平，增加了商品種類，擴大了市場容量，使得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更有利可圖。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體系中，國內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是分離的。國內貿易理論建立在消費者和生產者分離這一理論假設上，消費者不生產，生產者不消費，消費者不貿易就會餓死，生產者不貿易就不能繼續生產，這種單一身份的主體規定性決定了只有通過貿易才能維持各個主體的存在與發展，似乎在地球上只要有了人就必然存在國內貿易，這是一個需要通過歷史考證才能回答的問題，而其國際貿易理論則主要建立在外生比較優勢基礎上。同樣是貿易理論，卻有著不同的基礎和形成機理，說明新古典經濟學的貿易理論是不完善的，甚至可以說有重大缺陷。這一問題因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誕生才算得到解決。
我們把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稱為綜合比較優勢理論。(注：針對理論界關于超邊際經濟學比較優勢理論的討論，向國成曾建議把超邊際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概括為綜合比較優勢理論，并就此征求楊小凱教授的意見。2004年1月14日，楊小凱教授在重病期間通過e-mail回復，他說：“I support your position． XK”。)從李嘉圖的外生技術比較優勢理論到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優勢理論、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理論，再到綜合比較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發生了三大轉變：由單因素比較優勢向多因素（技術、稟賦、交易效率）比較優勢轉變；由注重外生比較優勢向外生與內生比較優勢并重轉變；由國內、國際貿易理論分離向國內、國際貿易理論統一轉變。
二、綜合比較優勢理論的不可能定理及一個類比性的解說
要素稟賦理論認為如果一國的勞動力與資本比例大于另一國，則該國應該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就是H-O定理。由此還衍生出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簡稱SS定理)和魯賓辛斯基定理(Rybczynski，1995) 。它們構成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四大定理。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認為商品的自由貿易將使要素價格在國家之間趨于均等化；SS定理認為如果商品1相對于商品2為資本密集的，則當商品1與商品2的相對價格上升時，資本與勞動的相對價格也會上升；魯賓辛斯基定理認為當勞動力相對資本增加時，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產量上升而資本密集型產品產量下降。這些是關于貿易量、價格及資源稟賦之間關系的一般規律的描述。但以楊小凱為主的研究群體根據綜合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這些所謂的規律是不存在的，當同時對技術效率比較優勢、稟賦比較優勢和交易效率比較優勢這三個因素進行超邊際的一般均衡分析時，H-O定理并不一定成立，也就是說一個國家雖然具有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稟賦優勢，但當勞動的技術比較劣勢和交易效率比較劣勢足以抵消其稟賦優勢時，該國家就不一定生產和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這對資本相對豐富的國家也是同一道理。這就從理論上否定了赫克歇爾―俄林定理的普適性。他們認為“一般均衡是技術、稟賦、嗜好、交易效率等多個參數經由價格、數量之間無數反饋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適的規律”，“有關的貿易量、價格及資源稟賦之間的關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規律，一些特定規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參數范圍內成立”[4]。這就是綜合比較優勢理論的不可能定理。
上述思想是以楊小凱為主的研究群體立足于超邊際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或全部均衡），通過多個數學模型發展起來的。為了使人們對上述思想有一個更直觀的了解，在這里使用一個簡單的個人生產決策模型，把技術效率、價格和交易效率放在一個統一的數學表達式中進行類比性的解說。類比性在這里的特定含義是由于沒有使用超邊際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可能還不能完全表達“不可能定理”所包含的思想，只是通過類比來給予一定的說明。
綜合比較優勢理論導出了“不可能定理”，這是否意味著經濟發展無規律可循？我們認為情況恰恰相反，它的實踐意義在于告訴我們一個經濟主體應該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較優勢的基礎上，致力于專業化基礎上的內生比較優勢的形成與發展，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斷提高。如果說外生比較優勢是要求我們如何適應世界和環境的話，那么，內生比較優勢則是強調我們改造世界和環境的主觀能動性。正如李斯特批評人們只看到外生比較優勢時所說：“經驗告訴我們，風力會把種子從這個地方帶到那個地方，因此荒蕪原野會變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育森林因此就靜等著風力作用，讓它在若干世紀的過程中來完成這樣的轉變，世界上豈有這樣愚蠢的辦法？如果一個植林者選擇樹秧，主動栽培，在幾十年內達到了同樣的目的，這倒不算一個可取的辦法嗎？歷史告訴我們，有許多國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個植樹者的辦法，勝利實現了他們的目的?！盵12]“不可能定理”也昭示著：
（1）一個經濟主體可能在某產品上的外生比較優勢處于不利地位，但只要內生比較優勢和交易效率足夠高，它仍然可以選擇生產該產品。如果說外生比較優勢是靜態的，那么，內生比較優勢則是動態的，能夠起到轉化比較優勢的作用。
（2）在多個國家或地區（兩個以上）的競爭中，即使一國或地區具有某種稟賦優勢，如果在此基礎上不能形成內生比較優勢，交易效率也很低，它就有可能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所取代，被排斥在國際或地區分工之外[7]。
因此，在經濟發展上，不僅要“聽天命”（充分利用外生比較優勢），更要“盡人事”（致力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這就是“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樸素真諦。
三、東北老工業基地經濟振興戰略：構建綜合比較優勢競爭力
結合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根據綜合比較優勢理論，筆者認為老工業基地經濟振興戰略應該立足于構建綜合比較優勢競爭力。
1．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
邁克爾?波特根據一國競爭優勢的轉換，提出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四階段論，它們分別是生產要素導向階段、投資導向階段、創新導向階段和富裕導向階段。生產要素導向階段是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幾乎所有成功的產業都依賴于基本生產要素，如天然資源、適合農業發展的自然環境以及大量廉價的一般勞動力。競爭優勢來自于“鉆石體系”中基本生產要素的稟賦。在投資導向階段，具有投資活躍、國內市場競爭激烈、產品標準化程度較高而相關及支持性產業不發達的特點，“國家競爭優勢奠基于從政府到企業之間投資的意愿和能力”[10]，在鉆石體系中，競爭優勢來自于生產要素、企業戰略、企業結構及競爭環境的改善。在創新導向階段，垂直和橫向的產業集群得到發展，投資和服務業走向國際化，企業競爭力非常強大。這一階段競爭優勢來自于鉆石體系的各個方面，包括相關及支持性產業的高度發展，寓于其中的創新能力最為重要，而依賴基本生產要素形成競爭優勢的情形越來越少，即使沒有基本生產要素的相對優勢，也可以通過創新扭轉劣勢。到了富裕導向階段，社會價值掛帥，經濟活力開始下降，競爭優勢開始衰退。對比這四個階段，我國經濟發展大致是處在第二個階段，但在某些地區也呈現出了第三個階段的特征。這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確立經濟振興戰略的大背景和基本依據。
2．立足于綜合比較優勢競爭力
如果上述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判斷基本符合實際情況，那么，僅停留于基本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振興戰略似乎沒有跟上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因為，從生產要素導向到投資導向，再到創新導向，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在競爭優勢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小。然而，在討論老工業基地的比較優勢時，人們往往強調自己有什么，例如有大量的存量資本，有重化工業，有軍工產業，等等。從理論邏輯來看，“有什么”只是比較優勢的起點，比較優勢的落腳點還在于你應該放棄什么，發展什么，不是說你有什么，這就成了你的比較優勢。實際上今天之所以提出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說明老工業基地原有的很多產業在市場競爭中陷入了困境。以東北地區為例，它曾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煤炭、鋼鐵、木材、石油等資源的重要產地。經過大規模長期開采,一些資源瀕臨枯竭,資源依賴型產業已處于衰退狀態, 2002年東北地區非金屬礦采選、紡織業、石油及煉焦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煤氣生產和供應業、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8個行業利潤為負,而全國同期只有煤氣生產和供應業的利潤為負。東北地區產值利潤率相對值大于等于1的行業只有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木材及竹材采運業、家具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四個，表明東北在全國非常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很少。從固定資產新度系數來看，到2002年,除吉林省大于全國水平外,遼寧、黑龍江都低于全國水平,而且黑龍江工業固定資產新度系數比全國低4．5個百分點,東北三省整體上也比全國低1．43個百分點[9]。對許多老工業基地來說，難以流動的資源已瀕臨枯竭，許多存量資本成了一種負擔，能夠流動的人才卻往外走?？傊趪鴥壬a要素流動障礙不斷降低的今天，除了資源依賴型產業外，其他產業很難有什么稟賦比較優勢，對加工工業尤為如此?，F在只要政策允許，新興地區要建立一個新的大型化工企業和鋼鐵企業都不存在資金、人才和技術上的太多困難，甚至還有后發優勢。所以，在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振興老工業基地，盡管發揮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如果還有的話）是必要的，但已遠遠不夠，應立足于稟賦優勢、技術效率、交易效率所形成的綜合比較優勢競爭力的構建。
3．綜合比較優勢競爭力的基本內容
在綜合比較優勢中，稟賦要素可以分為初級生產要素和高級生產要素、一般性生產要素和專業性生產要素[10]。初級生產要素主要包括天然資源、氣候、地理位置、非技術與半技術人工，而高級生產要素主要包括現代化通信的基礎設施、高等教育人力資本和大學研究所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是指可以被用在任何一種產業上的要素，如公路系統、受過大學教育的員工，而專業性生產要素是指技術型人力、先進的基礎設施、專業知識領域、以及其他定義更明確且針對單一產業的因素。當經濟發展進入到投資和創新導向階段，高級的和專業性的生產要素在競爭優勢中的作用對一國或地區日益重要，它們不是自然而成的，而是人創造出來的。所以，人成為主導，人力資本變成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擁有生產要素是重要的，但邁克爾?波特進一步認為能創造出生產要素的機制遠比擁有生產要素的程度重要。也就是說，對于一個經濟主體要形成持久競爭優勢，應該有一個內生生產要素的機制，使生產要素進入一個“生成―使用―再生成”不斷向高級化演進的良性循環路徑。在這一循環中“使用”環節至關重要，它是循環的動力和落腳點。如果“使用”環節短路，則生產要素向高級化演進的進程就會延緩，甚至終止。以東北為例，東北地區有高等院校142所，占全國高等院?？倲档?1．6%，每萬人中在校的高等院校學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40%。東北地區共有自然科學研究機構700多個,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215．18萬人,占全國的9．9%。但是2002年整個東北地區專利申請量只占全國的8．59%,不及上海一市多,而授權總量占全國7．26%,不及浙江一個省多。尤其是外觀設計的申請和授權總量所占全國比重不到5%。顯然這種科研成果情況與東北經濟區內高等學府和科研院校云集、科研人員眾多的現狀不相匹配[9]。包括人力資本在內的高級、專業化生產要素得不到有效使用，就不能達到應有的生產率和要素回報率，進而驅使這些要素向外流動，陷入“無效使用 低回報率 向外流動”的惡性循環，最終使已有的專業化、高級化生產要素流失、萎縮。這說明創造出生產要素的演進機制遠比擁有生產要素更重要，這種機制使要素稟賦動態化，可以改變不利的初始要素稟賦格局。所以，構建綜合比較優勢競爭力需要形成生產要素高級化、專門化的內生演進機制。
技術效率分為外生技術效率和內生技術效率。外生技術效率在理論模型中是外生變量，由經濟系統模型之外的因素來解釋，在直觀經驗上，例如用土地肥瘦、礦藏貧富、氣候溫寒等自然條件的不同來解釋地區、國家之間生產率的差別，就是對技術效率的一種外生性解釋。而內生技術效率由經濟系統內的因素來說明，這正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核心。根據這一領域文獻的主題及相關經濟含義，新經濟增長理論可以劃分為五大研究思路[11]：（1）以羅默、盧卡斯、斯多克、阿溫?楊為代表的知識外溢與邊干邊學模型，解釋了意外的發現如何產生和利用。（2）以羅默、阿格辛―霍維特、格羅斯曼-赫爾普曼的內生技術變化增長模型，認為有意識的發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識（技術）是經濟增長的源泉。（3）以金―賴貝羅、瓊斯-曼紐里、巴羅、貝克爾為代表的線性技術內生增長模型，分析人力資本、公共產品在經濟增長中的報酬遞增效應，以說明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積極作用。（4）開放經濟內生增長模型，強調政府貿易政策及技術擴散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5）以楊小凱、貝克爾等為代表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內生增長模型。比較這五種思路，筆者認為勞動分工對技術效率的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最根本的意義。因為“邊干邊學”、“有意識的發展研究”、“人力資本的積累”都需要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才可能取得長足的進展。所以，老工業基地要實現技術效率的進步，形成有利于專業化分工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是非常迫切的。在這里尤其需要對企業那種急于追求多元化經營的行為進行討論。放在世界經濟的格局來看，中國的企業包括老工業基地的企業絕大多數都是中小型企業，從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短短30年的歷史來看，這些企業在特定的產業都還有廣闊的成長空間。但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企業熱衷于多元化經營，寄希望于跨部門、跨行業擴張來做大做強。這里我們提出“樹型”模型，把企業的成長比喻為樹的成長，主要強調：（1）企業要走專業化的道路。試想樹如果沒有粗壯的樹干，怎么會有枝繁葉茂？“樹干”就是企業的主業，是它的專業化領域，“枝葉”是企業的多元化領域。根據“干枝”關系，企業主業的發展壯大是企業多元化的基礎，當主業還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時，應該走專業化的道路，形成可替代程度比較低的競爭優勢。（2）多元化應是主業發展的自然延伸?！爸Α笔菢涓傻淖匀谎莼?，內在于樹干本身的發展，有相同的技術基因。當企業發展到相當大規模時，如果需要進行多元化經營，則應該重點選擇與主業有較強的內在技術關聯的領域，或者說是主業技術的自然延伸領域。縱觀世界企業發展歷史，惟有專業化才是企業做強的根本途徑。所以，構建綜合比較優勢競爭力需要形成技術效率進步的專業化演進機制。
交易效率是影響專業化分工的重要因素。在專業化分工中面臨著一個最基本的兩難沖突，即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專業化分工水平就是這一兩難沖突的折中。交易效率提高，意味著單位交易費用水平降低，有利于提高分工水平。老工業基地通過專業化以提升技術效率，則需要提高交易效率水平。交易效率主要受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狀況、金融等服務業水平和制度環境的影響，從目前的“瓶頸”來看主要還在于制度。所以，構建綜合比較優勢競爭力需要形成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機制。
總之，綜合比較優勢理論揭示的不可能定理說明經濟發展應該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較優勢的基礎上，致力于專業化基礎上的內生比較優勢的形成與發展，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斷提高。當中國經濟進入投資、創新導向階段，老工業基地經濟振興戰略不能只建立在基本要素稟賦的基礎上，而應立足于要素稟賦、技術效率和交易效率所形成的綜合比較優勢競爭力的構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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