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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1
一、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
(一)生產活動全球化。生產活動的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國際分工正在演變成為世界性的分工：1國際分工的內容發生變化。國際分工從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分工逐步發展成為以現代工藝、技術為基礎的分工；從產業各部門間的分工發展到各個產業部門內部的分工和以產品專業化為基礎的分工；從沿著產品界限進行的分工發展到沿著生產要素界限進行的分工；從生產領域分工向服務部門分工發展。2國際分工的形成機制在變化。即由市場自發力量決定的分工，向由企業，主要是由跨國公司經營的分工和由地區經貿集團成員內組織的分工發展，出現了協議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內容為產品型號的分工，產品零、部件的分工和產品工藝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產網絡。5世界性的國際分工使各國成為世界生產的一部分，成為商品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它有利于世界各國充分發揮優勢，節約社會勞動，使生產要素達到合理配置，提高經濟效益，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二)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形成。1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拉動作用增強。它表現為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如以1990年為100，世界貨物出口值指數從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產指數從86上升到107；世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同期從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間，世界貿易出口量年均增長率為6％；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服務貿易發展迅速。世界服務貿易額從1985年的3809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億美元，在國際大貿易(貨物與服務)中的比重同期從163％上升到188％。3國際貨物貿易交換品種多樣化。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貨物從1980-1981年的11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種。在發展中國家出口貨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開始超過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貨物種類從1980-1981年的6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種。4發達國家同類貨物相互交換增加，主要的經濟貿易大國一般既是某類商品的主要出口國，也是該類商品的主要進口國。5國際貿易趨同化。
它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普遍使用，EDI(電子數據交換)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貿易撮合(ETM)，電子資金轉賬(ETF)等已在許多國家開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共同標準；貿易合同標準化。6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多邊貿易體制正式確立。1995年1月1日誕生的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世界貿易進一步規范化，世界貿易體制開始形成。作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組織和法律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其法人地位對所有成員方都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化為中心，囊括當今世界貿易諸多領域的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已經構筑起來。
（三）各國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國際化進程加快。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大銀行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開始了大規模合并、收購活動，以提高效益。如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買下了大通曼哈頓銀行在比利時和荷蘭的附屬機構。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民希敏寺銀行也吞并了一些歐洲其他國家的小銀行，以擴大在歐洲的網絡。為了提高本國銀行的競爭能力，很多國家對于大銀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1993年以來，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內的大銀行之間至少發生過25次合并。2地區性經貿集團的金融業出 現一體化。歐盟統一大市場建立后，銀行、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可在歐盟內經營不受國界限制的保險和投資業務；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則可通過收購、兼并等形式加緊滲透歐洲市場，歐洲的金融市場將演變為真正的國際金融市場。3金融市場迅猛擴大。到1995年，外匯交易額已上升為世界貿易額的60倍，全球外匯日交易額已超過12萬億美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國際信息的網絡化，外匯市場的資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從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
(四)投資活動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資規范框架開始形成。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投資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新支點。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額與年均國際貿易額的比例在縮小，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高于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貿易額為41，14571億美元；同期，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56535億美元，二者之比為160∶1，差距進一步縮小。1991-1996年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率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據統計，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從1985-1990年年均1，55578億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3，46824億美元。
同期，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45005億美元增長到2，94732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932％下降到849％；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0554億美元增長到51469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41930億美元增長到3，49227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從1，16744億美元增長到2，08226億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中的比重從822％下降到596％；發展中國家從24736億美元增長到1，28741億美元，所占比重從174％上升到369％。第叁，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并行，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發達國家中主要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同時也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
1995年，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國家占當年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3％。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1985-1995年，有2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國際借貸資金流動量增長很快，證券股權投資迅速發展。1993年流動金額為8185億美元，1994年增加為9534億美元，1995年增加為12，584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一樣，證券股權投資依然偏向于少數新興市場國家，1995年亞洲就占了流向新興市場的外國證券股權投資凈流量的53％。此外，外國證券股權投資的來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興市場的這種投資35％以上來自美國，15％來自日本，11％來自英國。近幾年來，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的投資者也向新興國家進行這種投資。
第五，投資自由化成為各國國際直接投資政策的目標，國際直接投資規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來，保護和促進投資的雙邊投資條約數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簽署這種條約1330個，涉及162個國家，在5年里條約數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國政府共對外國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了約600次調整，其中95％是放松對外資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個國家的112項立法變化中，106項屬于趨于自由化或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立法。國際社會為達成國際性的投資協議開始行動。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第一次將投資問題納入多邊貿易的體系，并達成《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出現通過協商建立一個綜合性多邊國際直接投資框架的行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第九次會議 對未來多邊投資框架進行了探討，并已達成協議。
(五)跨國公司作用進一步加強。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第一，跨國公司的數目劇增。據統計，1996年跨國公司已達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659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基地的最大跨國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國資產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的外國附屬企業中擁有17萬億美元的資產(控制了約1/5的全球外國資產)。第叁，跨國公司開始結成新型的"戰略聯盟"。面對競爭壓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資領域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采取各種辦法參與全球化經濟的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結成聯盟。通過兼并與收購在國外建立自己的生產設施，以保護、鞏固和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1988年到1995年間，全球跨國兼并與收購總額增加了一倍，達到2290億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國兼并與收購的規模超過10億美元。與此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以協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強聯合。1995年締結了近4600項這樣的協定，而1990年只有1769項。1990年以來，跨國公司之間在核心技術(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強了戰略性研究與開發伙伴關系。第四，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規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其國家貿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現了無國界經濟。
(六)經貿文化、人才出現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個體化為特征的多媒體網絡正在覆蓋全球；出現了經濟生活和貿易文化的全球性趨同現象；"國際人"開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發展目標形成。為了在經濟競爭中取勝，"國際人"正在成為各個國家、各大公司的首選目標，培養"國際人"、尋找"國際人"已成為世界性的人才戰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國際人"戰略。他們認為，國際人應具備以下10個基本條件：積極肯干，但是不蠻干；人際關系融洽，不以自我為中心；興趣廣泛，知識豐富；外語出色，樂意結交外國人；行動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適應并愛上異國他鄉；意志剛強，富有忍耐性；深謀遠慮，但不優柔寡斷；安排、處理好家庭生活關系；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此外，綠色主義、環保哲學，共同反黑、掃黃、打白(毒)和反腐敗，共同致力于發展與和平，共同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傳統的衡量國家之間經濟貿易權益的概念與統計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 1.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進一步加強。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之間貨物、服務、資金、技術和市場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上述關系也在加強。 2.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傳遞障礙在減少，互動性加強。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下，對外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在各國之間的經濟傳遞中的作用在加強。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與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將影響到發達國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震動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并未使發達國家幸免。
(二)經濟全球化迫使人們的概念在創新。1大國際貿易概念出現。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外經濟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慮貨物貿易，還要把貨物貿易與直接投資、金融、服務、技術綜合考慮。因為，貨物貿易與投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已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兩個支點。2將大國際貿易概念與本國經濟的調整優化、改革開放密切地結合 起來；"貿易立國"、"貿易為本"的傳統信條已讓位于"經濟接軌"和"市場融合"。3變被動接受經濟全球化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紛紛主動改革本國經濟體制，發展開放性經濟，推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為跨國公司創造投資條件，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和活動。4變單邊制裁為求得"雙贏"。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另一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貿易摩擦"、"貿易制裁"等以鄰為壑的措施，已開始由自我保護的工具變成了雙刃劍，在制裁別國的同時也會使自己受到傷害。其上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促進雙方的經貿發展，取得"雙贏"。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家主權受到沖擊，相互協調成為時代主旋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傳統的國家主權內容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是一國獨有的權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協定、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跨國公司在各國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干預作用在減弱。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出現了主權讓與，但它是以對等為原則的。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也就不會有讓與。經濟全球化迫使各國把二者結合起來，出現了相互協調，使它逐步成為各國處理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基石。隨著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束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和運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和各國貿易政策中開始成為主流。
(四)經濟全球化要求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體化。20年來，面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特別是產業內部貿易的增長，新貿易理論將產品差異、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工業組織理論引進傳統的比較優勢框架，為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做出了貢獻。但它仍然假定企業只在某一個區位生產商品和服務，將對外直接投資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時，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不同類型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的各類貿易流動，但仍是以單個企業為依據的投資分析，未推廣到國家層次。80年代初以來，經濟全球化要求把貿易與投資理論結合在一起分析貿易與投資利益與效益，出現了新的理論分析，其理論模式主要集中于縱向或橫向一體化。在這些理論分析中，產品增值鏈活動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進行，在不同的國家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加工。
在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中，企業行為被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總部行為?？偛啃袨榘üこ獭⒐芾砗徒鹑诜?，以及信譽、商標等甚至可以無償轉讓給遠方生產區位的服務，這類行為有時被簡化概括為研究與開發。 第二，實際生產行為。實際生產行為又可再分為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所有這些行為都被假定為具有規模收益遞增效應。由于總部服務的運輸成本極低，企業可以將生產行為從總部分離出去，但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某些生產行為集中在某一區位。在貿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兩國均衡框架，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企業在兩個國家進行活動時，可以將總部行為安排在母國進行，但其實際生產或轉移到東道國進行(縱向一體化)，或者既安排在國內，又安排在國外進行(橫向一體化)。因此，現在的企業不僅通過價格和質量進行競爭，而且還通過生產的組織進行競爭。這些理論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決定了國內、國際經營企業的總格局。這一問題屬于理論分析中的國際化生產部分。
一旦國際化生產活動分布格局形成，國際貿易的格局便隨之確定。貿易與投資理論的一體化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單純的貿易行為來衡量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 (五)經濟全球化對表明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1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貿易利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經貿利益出現了幾種變化。第一，在產業內部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劃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 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得；第二，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商品直接出口，變相地進入了東道國的國內市場，因此，母國公司在東道國國內的投資和商品、服務的銷售收益應計入母國的經貿收益；第叁，在一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情況下，把該國進出口貿易額作為該國的貿易利得，更加失實。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下，在計算各貿易國的貿易收益時，上述幾個現象不能忽略。
2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應予修正。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制度來源于美國，并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各國的貿易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原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之都有相應的條款和協定。在國際貿易局限于產業間和投資不普遍的情況下，按原產地進行統計基本上可以反映貿易國的貿易利益。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按原產地統計則會出現兩種誤差。第一，未能如實反映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活動?？鐕緦ν庵苯油顿Y進行全球化經營，它們生產的零部件、產品的進出口，按價值鏈、資本所有，理應屬于母國，但卻計入東道國的貿易統計。
第二，原產地規則以貨物貿易為主，未包括服務貿易等，因此，原產地統計在不能真實反映貨物貿易的同時，也不能全面如實地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大貿易關系。 (六)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第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資本外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1997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1996年接受了129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投資了510億美元，二者都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它們在獲得世界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在1996年的資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2
關鍵詞:資本流動性;結構分析;國際平衡收支表;總量規模法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1-0005-04
一、文獻綜述及界定
(一)資本流動性概念的界定
“流動性”一詞最先源于凱恩斯著作《就業,信息和貨幣通論》的“流動性偏好”。它在經濟學上被看做資產變現或轉換為支付清償手段的難易程度的指標,即資產變現的預期時間越短,資產流動性越強,反之其流動性越弱。
國外一些學者認為,資本流動性就是一國利率變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程度,也有人認為資本流動性表現為儲蓄和投資的相關性。而國內有學者以為可以用資本轉移(資本流入和流出)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一國的資本流動性強弱。
本文采用的是現在普遍較為認可的表述,即資本流動性為資本流入流出占一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
(二)相關文獻回顧
由于測量資本流動性時會碰到諸多因素,如規范方面、實證方面,因此,目前還沒有一個廣為人所承認的方法來測量資本流動性。
1.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在IS-LM-BP模型的分析框架下,通過對BP曲線斜率及LM曲線斜率的比較,把資本流動性分完全不流動、低流動、高流動和完全流動四類。如果利率的改變促使資本流動規模變大,則表明該國的資本流動性越強,其資本賬戶越開放。由于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不考慮經濟調整具有過程性,因此,在資本流動的不同程度對貨幣政策的真實影響方面上的研究有所欠缺。劉正良(2004)[1]在這方面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他認為,由于不同程度的資本流動性對貨幣擴張效應的影響不同,浮動匯率下貨幣擴張效應不是一步實現的。
2. Feldstein和Horioka(1980)[2]運用儲蓄和投資的相關性來檢驗資本流動性時,發現具有高資本流動的OECD國家,儲蓄和投資之間存在著高度相關性,即國內投資來源于國內儲蓄。Tobin(1983)[3]提出的“大國效應”表明國內儲蓄和投資具有正相關性。陳取華(2003)[4]運用儲蓄投資相關性法檢驗我國的資本流動性,得出我國在長期和短期具有較低的資本流動性。封福育(2008)[5]通過面板協整模型檢驗東亞各國儲蓄投資的相關性,進而研究其資本流動性,發現東亞各國的儲蓄投資相關性較高,資本流動性低于OECD國家。
3.總量規模法以資本轉移(資本流入和流出)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一國的資本流動性強弱。這種方法可以直觀地看出資本流入和流出的相對規模。姜克波(1999)[6]運用總量規模法來估計中國的資本開放程度。
4.利率決定模型認為,在資本有限流動條件下,一國的利率受到國內外資本供求的影響,即一國的市場利率為國際利率經匯率風險調整后的I’值和資本完全管制的國內市場利率I”的加權平均。
另外,Obstfled(1994)[7]認為,在實際利率相等的情況下,若資本自由流動,則不同國家消費行為的特征應有類似之處,滿足消費路徑平滑的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說。國內學者如劉金全(2006)[8]等利用這種方法來度量我國的資本流動性以及檢驗我國與日美兩國的經濟關聯性。
二、資本流動性結構分析
21世紀伊始,不斷加劇的全球經濟失衡與中國宏觀經濟失衡促使中國的跨境資本流動性有了新的變化?，F在的理論研究中,認為資本流動性結構特征的變化將會對一國宏觀經濟運行產生具體的影響[9]。因此,在分析資本流動性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具體影響時,不能簡單地從投資儲蓄的角度來分析資本凈流入的影響,而是應該全面地把握資本流動的規模、結構、形式的變化,從而深入地分析其影響。
(一)私人資本流動狀況分析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和金融環境的不斷改善,我國的資本流動性不斷提高。
從總量上來看,總私人資本流入量和流出量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流入量從1997年的926.4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7 665億美元,資本流出量從1997年的716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7 506.4億美元,同時,私人資本流動總額也從1 642.4億美元增至15 172億美元。從相對指標來看,資本流入量、流出量和流入流出總量占GDP的比重總體呈上升趨勢。
但同時也應指出,私人資本流動凈額的規模波動比較大,而資本流動凈額占GDP的比重也沒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因此,我國資本流動性的增加主要表現在規模上。
(二)直接投資項分析
直接投資(FDI)是我國大力引進的私人資本類別。自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國就不斷推出吸引外國來華投資的政策,不斷改善投資環境,甚至比一些OECD國家的開放程度更高。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外國投資不斷涌入我國,同時我國對外投資不斷增加。
從總量上來看,直接投資流入量、流出量以及流入流出總量都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直接投資流入量在1997―2000年這段時間有略微波動,2001年以后則開始穩步上升,特別在2007年達到1 515.5億美元,幾乎是2006年的2倍,表明在2006年度有大量的外國資本流入我國。直接投資流出量在上升過程中略微波動調整,然后快速上升,如2001、2005、2006和2008年的階梯式上升。受到直接投資流入量與流出量增幅的不同,直接投資凈額在1999、2001、2006年略有下降。從相對指標來看,直接投資流入量以及直接投資凈額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而直接投資流出量占GDP的比重則有上升趨勢,直接投資總額在GDP的比重具有波動性,并沒有呈現明顯的上升或者下降趨勢。
因此,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的直接投資總額穩步增長,而直接投資凈額保持相對穩定。
(三)證券投資項分析
自改革開放開始,我國的資本項目實行有限度的、有選擇的對外開放政策,1994年實行匯率并軌,1996年實行人民幣自由項目可兌換,特別是加入WTO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進一步開放。
外國對我國的證券投資規模穩步變大,而我國對外投資波動較大,但總體是增大的,特別是在2006年證券投資總額為1 587.6億美元,首次超過了當年的直接投資總額1 176.4億美元,同時證券投資出現675.6億美元的逆差,表明對外證券投資的急劇增大。證券投資總額在GDP上的比重總體上來看是上升趨勢,而證券投資凈額占GDP的比重波動比較大。因此,證券投資總額的規模急劇變大,而證券投資凈額波動較大。
(四)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包括貿易信貸、銀行存款、貨幣和存款等,具有債務資金的典型特征,即其流入流出的規模遠比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規模大,而其凈額卻相對較小。
綜上對金融項目的分析,可看出,由于我國的資本項目管制正在逐步放松,直接投資所占比重正逐步下降,而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所占比重逐步上升。
(五)收支平衡表的其他項
分析我國的資本流動性,僅僅分析金融項目下的資本流動規模和資本流動性是不全面的,要從收支平衡表的全局出發,結合經常項目,儲備資產和誤差與遺漏,來分析我國的資本流動性。
1.經常賬戶
1997―2008年經常賬戶全部為順差,其中,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7―2001年持續下降,但在2002年由于其影響的消退和亞洲國家經濟的復蘇,開始進入了快速增長的時期。
關于經常項目全為順差的解釋:1994年我國實行的是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2005年起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利于我國匯率的穩定和加強我國的出口競爭力。另外,國內外的經濟發展形勢穩定,有利于保持順差。但同時可發現,由于次貸危機的影響,2008年的增幅略微減小。
2.儲備資產賬戶
我國的儲備資產從2000年開始迅速增加。這是由于2000年以來進入我國的資本規模擴大并且速度變快,外匯儲備進入井噴:2001年我國外匯儲備為2 121億美元,2009年更是突破了2萬億美元大關,十年擴大十倍。
3.凈誤差與遺漏賬戶
凈誤差與遺漏賬戶從一個方面反映資本的非法流入與流出。1997―2001年,我國的凈誤差與遺漏賬戶差額逆差雖逐漸縮小,但平均仍有-141.03億美元,表明在這一段時間存在著大量的資本外逃并且這一幅度在逐年減小;2002―2004年,其轉為順差,甚至一度達到270.45億美元,表明在該段時間內有大量的資本流入我國;2005―2008年間,只有2007年該賬戶為順差,其余皆為逆差,表明資本流動具有雙向性。
三、我國資本流動性的測量
總量規模法以資本轉移(資本流入和流出)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一國的資本流動性強弱。首先,定義如下指標
P1=(外國在華直接投資額×0.5+我國在外直接投資額×0.5)/GDP×100%
P2=(外國在華證券投資額×0.5+我國在外證券投資額×0.5)/GDP×100%
P3=(外國在華其他投資額×0.5+我國在外其他投資額×0.5)/GDP×100%
P=P1+P2+P3
P4=(我國資本外逃總額×0.5-我國在外投資額×0.5)/GDP×100%
Pt=P+P4
P1、P2、P3分別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其他投資的流動程度,P為由官方統計數據測得的總資本流動性指標,由于資本的流入與流出影響程度相等,故取權重為0.5。P4為官方數據無法測得的資本內流和外流對我國資本流動的影響程度。Pt即為考慮資本外逃后的總資本流動性指標。其中我國在外投資額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其他投資。
僅僅應用一種方法測量資本外逃規模是不可靠的,因此,本文中的資本外逃規模將采用直接測算法、間接測算法、克萊因測算法、非直接投資凈額調整法這四種方法相結合來進行測量,以減少誤差。
(一)資本外逃規模的測量
1.直接測算法
公式:短期資本流動凈額=BOP反映的短期資本流動凈額+國際收支賬戶中的“誤差和遺漏”
2.間接測算法
公式:隱蔽性資本流出=外債增加+凈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經常項目逆差-儲備資產的增加
間接法資本流動凈額=隱蔽性資本流凈額+BOP短期資本流動凈額
3.克萊因測算法
公式:隱蔽性國際資本流出=外債增加+凈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經常項目逆差-儲備資產的增加-旅游和邊貿收入-其他資本收入
4.非直接投資凈額調整法
非直接投資凈額調整法分為兩個步驟:
(1)先初步算出非直接投資形式的資本流動規模,其公式為:
非直接投資凈額=資本和金融項目差額-直接投資差額
(2)對結果進行修正。其修正后的資本流動規模可視為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規模。本文采取王信(2005)[10]的研究結果,把凈誤差和遺漏項的40%作為非直接投資額,再與第一步中所得的非直接投資凈額合并,得到修正后的非直接投資凈額。
5.綜合四種計算結果
由表1可知,雖然上述幾種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不能完全準確地測算我國實際的短期資本流動規模,但它們所反映的我國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趨勢是基本一致的。
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上述幾種方法所得結果的缺陷,更好更合理地測算我國國際資本流動規模,本文對這些結果采取平均加權數,權重為0.25。具體計算結果見表2。
由表2可以看出,2002年是我國短期資本流動方向發生改變的一年,1997―2002年我國的短期資本主要為凈流出,在1998年達到914億多美元。2002年后,資本開始回流,到2003、2004年分別達到366億美元和573億美元,表明了資本流動受到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重要影響。但2005年,資本流向又開始逆轉,特別到2007年凈流出達到1 107億美元,是2006年凈流出額的2.4倍,表明資本外逃現象的日益嚴重。從2004年的資本內流573億美元到2008年的資本外流1 487億美元,短期資本流動的波動區間非常大,表明我國在監管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有效性方面還是值得商榷的。
(二)我國的資本流動性狀況
根據上文的公式及測算得出的我國資本外逃規?？烧淼帽?。
從表3可知,直接投資指標在1997―2006年呈現出穩步下降的趨勢,表明我國對外投資的資本開放程度正在不斷提高,而2007年和2008年的回升則表明在外投資有回流現象。
證券投資指標略有波動,但總體上趨于上升,表明我國的證券市場正在不斷發展完善。其他投資指標雖也有波動,但其上升趨勢還是非常明顯的。而資本外逃指標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
不論考慮資本外逃與否,1997-1998年總資本流動性先上升,后下降,這是由于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資本流動規模的巨大影響,之后我國對有些已放松的資本項目重新開始實行嚴格管制。如果不考慮資本外逃的影響,在分析資本流動性的各種指標時可看出,其他投資項在總資本流動性占了主導地位。
四、結論
測量資本流動性時會遇到很多復雜的問題,各種測量方法都會帶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沒有一種方法廣泛地為世人所接受。一般的總量規模法雖然可以較為直觀地看出資本流入和流出的相對規模,但對資本流動性的測量上仍略顯粗糙。因此,本文在其基礎上運用直接測算法、間接測算法、克萊因測算法、非直接投資凈額調整法這四種方法相結合來進行測量,使測量所得的結果更為完善、科學。結合對我國資本流動的規模、結構、形式的變化的分析,可以發現隨著我國對外投資的資本開放程度不斷深化,證券市場發展不斷完善,直接投資的流動性穩步下降,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流動性為上升趨勢,而總資本流動性呈震蕩上升趨勢,其中在不考慮資本外逃時其他投資對總資本的流動性變化起到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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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the capital mobility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n the capital mobility
LU Hai-wei
(East-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7,China)
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3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三大產業 資本滲入
一、 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叫國際直接投資，它是以控制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一種國際投資基本形式。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迅速發展， GDP指數逐年攀高，外國投資者越來越傾向于來華投資。據統計，2002年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2006年外商投資中國總額為17075.6億美元。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已超過40％。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決定了近一半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儲備資產的增減和國際收支的平衡，也直接影響著中國各個領域的發展。
二、 外商在我國直接投資的分布
（一） FDI的產業分布
產業結構不合理是長期以來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主要表現為三種產業之間比例不協調，工業內部結構不合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要求引進外資要有利于調整，有利于我國在新一輪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有利地位。然而外資的投向卻呈現出與我國現有不合理產業結構相似的局面。近年來，對工業領域的投資項目在外商實際投資額中占主要份額，約占60%，而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則偏低。2007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8.5%，其中高能耗產業增長尤其快。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存在較為明顯的結構性傾斜，使得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 FDI的地區分布
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從其投向的布局來看，主要集中于東部經濟帶。從表1可以看出，截至2005年，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各自累計批準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和、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和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所占的比例出現明顯的失衡。2006年，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569.22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90.32%，而中西部地區僅占不到10%。這種非均衡格局的出現，既與我國在較長時間內實行的由東向西、由沿海到內地的梯度開放戰略有關，更與東部地區具有的人才、技術、基礎設施、新興產業聚集和區位等優勢有關。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我國政府的政策導向具有明顯的矛盾，使我國經濟發展布局的形勢更加嚴峻。
（三） 原因分析
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幾個特點，主要與下面幾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1. 與外商的經營目標有關。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占領我國巨大的消費品市場，實現利潤最大化。第一產業是我國重點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領域，但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其原因在于我國農業開發條件較差、農業開發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率低，風險大，這與投資者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標不符。
2. 與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相關。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是輕工業投資較容易，而重化學工業投資較困難。相對于能耗高，投資額大，回收期長的重工業，輕工業能耗低，投資較少，對于交通運輸要求相對不嚴，選擇余地大；加之輕工業品投資能夠利用消費變化快的特點，投資者可以開發出更新、更適用、更加物美價廉的產品來吸引消費者，從而獲得較高的利潤。所以，外商比較青睞于對輕工業的投資。
3. 與區域經濟投資環境相關。地理位置是跨國公司在評判投資目的地時的重要考量。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特別是西部地區的整體投資環境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這些地方的無形籌碼所帶來的效益不是很明確，如地方政府對招商項目的態度，與跨國公司真正開展合作的能力，以及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顯示出來的透明度等。因此，外商投資向我國中西部擴展的趨勢相對緩慢。
三、 FDI在我國的分布的影響
（一） FDI之利
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主要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1. 增加國內投資，促進資本形成。大量FDI流入的最直接作用是增加了我國的資本存量。相關統計資料顯示，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2006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商投資金額超過7000億美元。這充分說明了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近年來，外資企業涉及的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45%-50%，外資企業是中國出口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2. 增加勞動力就業量。外商投資企業吸納了我國大量的勞動力就業。資料顯示，隨著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量的不斷增加，外商投資企業中的中方就業人數也是隨之不斷增加的。從靜態角度來看，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相當低，對就業的直接效應很小；但從動態角度來看，其發展變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6年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人數約2800萬人，占全國城鎮非農業勞動人口的10%以上。
3. 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從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來看，FDI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進入九十年代后，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均呈逐年遞減態勢，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不斷上升，因此外資大量流入并投向第二、第三產業是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同時，與外國直接投資相伴而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及其擴散效應和示范效應，促進了國內利用外資行業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相對提高，也間接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變。
4. 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FDI企業的進出口比率遠遠高于國內其他企業。2007年1-3月，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2702.6億美元，同比增長23.3%，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9%，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外貿進出口規模的擴大。FDI企業擴大我國的外貿規模，改善我國的外貿結構，優化我國貿易結構使我國享受到了全球分工的好處、促進出口和提升進出口商品結構。
（二） FDI之弊
隨著大型跨國公司的涌進和對并購的逐步放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消極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1. 使中國本土企業受到擠壓。外資憑借其技術、規模等壟斷優勢，擠占我國國內市場，使我國的民族產業受到擠壓。
（1）由于國內本土企業發展歷史相對較短，再投資能力有限，因此跨國公司在研發方面的投入比本土公司要多得多，間接削弱了我方原有的技術開發創新能力，加大了我國民族工業對外國的技術依賴。（見表2）
（2）在對產品市場的控制上，由于我國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先進程度與國外產品差距懸殊，加入WTO后，國內市場的開放度進一步提高，致使國內相應產品市場大部分被外國產品所占有或為外國品牌所主導。我國原有品牌的無形資產逐步喪失，民族工業遭受巨大的損失。
2. 導致國家對產業的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從上文可以看出，外資投向方面的結構失衡問題非常突出。中西部地區受到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吸引，其本來就缺少的資金、人才難以遏制地向東部沿海流動，造成中西部產業的競爭力日益下降，地區間GDP差異無論在相對數還是在絕對數上都進一步擴大，對整個國民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在經濟自由化的條件下， 以自身利益為主的外商的投資活動經常會與我國一些產業政策的主旨相悖，導致產業政策的效力減弱。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國際匯率變動的影響，也使得我國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難度增加。
3. 引進技術結構不合理?？鐕具M入中國后，雖然有42%的企業使用了最先進的技術，但另外58%的企業仍在使用相對先進的技術或原始技術。這與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初衷并不相符。從外商的角度來講，他們絕不希望用自己的技術培育出自己的競爭對手。他們所給的技術往往是一些落后的或者相對落后的技術，即便給了相對較高的技術，也會通過所掌握的核心技術來影響國內相關技術的發揮。這樣就導致了國內企業長期缺乏國際競爭力，缺乏與他們對壘的籌碼，使國內企業在競爭中長期處于劣勢。
4. 就業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外商直接投資雖然對我國的就業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有研究結果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第一、二產業的就業起到了負面作用，只對第三產業起到了促進作用。一方面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后，把大量的閑置人員以及素質較低的人員和必要的原本可以就業的一部分人員從原有的就業崗位上剔除出來，形成規模較大的就業損失效應；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程度。為了應對外商投資進入后的激烈競爭，國內企業不得不采取“減員增效”和引進設備、技術革新的手段來提高“效率”和增強競爭力，使企業所能吸納的新增勞動力數量相對減少，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并不能得到較好的解決。
5. 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挑戰。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經濟全球化正帶來一種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發達國家在獲取產品高額利潤的同時主要發展知識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的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而將勞動密集型、大量污染環境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從中國吸引國際投資的流向可以看出，中國除了繼續作為原料、初級產品的供應者外，還是工業制成品的供應基地。這樣的國際投資流向將會給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產業結構低級化，環境污染嚴重、社會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
四、 對FDI的思考
根據有關統計數據，中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有19.3%是由外國直接投資貢獻的。可見，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于如何正確高效的利用外資，筆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點思考：
（一） 大力發展民營企業
經過近30年的改革積累及近些年來的巨額貿易順差，對于FDI的需求已經顯得不再那么緊迫。目前，中國已經面臨嚴重的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量引進FDI對于中國經濟和金融安全并無益處。而民營企業的發展及壯大，是近30年來GDP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政府應該給予民營企業更為公正的待遇。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實質，技術永遠只是手段。以“競爭換技術”的策略替代“市場換技術”才是中國的正確選擇。
（二） 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政策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工業結構的升級。從目前外商投資的產業構成及其影響來看，政府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力度。
1. 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同時，引導外商投資增加對薄弱的第三產業投資，減少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根據本國發展實際，以制度化的經濟和法律手段引導和規范外資投向，提高第三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的部門的發展水平
2. 引導外商加強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推動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進程。政府在加強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應加大對外資地區流向的引導，以便有更多的外資投入到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中，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
（三） 建立以內資拉動就業為主渠道的就業模式
1. 堅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就業，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優化就業結構的政策。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陸中國。這些跨國公司的投資大多分布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雖然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改善，但它對勞動者素質具有較高的要求。從擴大就業角度來講，我國應把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作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領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點。
2. 真正落實國民待遇原則，充分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會使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在與外資企業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嚴重地打壓了民營資本的積極性。我國應對外商直接投資盡快落實國民待遇原則，為國內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
（四） 制定和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與發展
國家發改委稱，雖然國家加大了對高耗能行業的調控力度，但高耗能產業的增速總體依然偏快。中國總體能耗遠高于世界水平是不爭的事實。要始終貫徹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政府應該明確產業規劃，按產業來招商。嚴格控制“兩高一資”（即高消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企業的數量，為了對地方政府不考慮生態后果的開放與招商沖動有所制約，政府在多年前提出綠色國內生產總值概念。2007年發改委已將治理“兩高”作為實施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以市場導向原則為基礎，實施污染者付費、彌補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則，對企業進行統籌規劃，分步實施，因地制宜，充分考慮各個方面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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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4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FDI）外資準入國民待遇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中出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其一、國際直接投資超越了國際貿易成為國際經濟聯系中更主要的載體；其二、國際直接投資超過了國際銀行間貸款成為發展中國家外資結構中更重要的構成形式，各國政府為了爭奪有限的國際資本，紛紛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準入“門檻”，從“原則限制，例外自由”走向“原則自由、例外限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在這場國際資本爭奪戰中獲得了長足的進步。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發達國家掀起了投資自由化浪潮，促使發展中國家推行以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為核心的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逐步開放其國內市場，實行自由化傾向的外國直接投資政策。12002年1月1日起，我國正式開始履行WTO項下的各項義務，我國政府多次強調，將切實履行我國在入世文件中的所有承諾。WTO中諸多與國際直接投資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協議必將對我國的外資法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研究我國入世后應如何對待外國直接投資的準入問題具有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中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現狀
（一）中國吸收FDI的現狀
自1993年以來，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已連續八年居發展中國家之首，但是同時也應當認識到，在整個世界的范圍內，我國的地位有所下降，2詳見下表：
世界、發展中國家和中國FDI流入量的情況
（FDI流入量億美元占世界百分比）
年代
世界
發展中國家
中國（凈值）
FDI
百分比
FDI
百分比
FDI
百分比（1）
百分比（2）
1990
2038
100
337
16.54
34.87
1.71
10.35
1991
1578
100
413
26.17
43.66
2.77
10.57
1992
1680
100
504
29.98
110.07
6.55
21.84
1993
2079
100
731
35.16
275.15
13.23
37.64
1994
2257
100
870
38.55
337.67
15.00
38.81
1995
3149
100
997
31.66
375.21
11.92
37.63
1996
3636
100
1380
38.00
417.26
11.48
30.24
1997
4680
100
1720
36.75
510.04
10.90
29.65
1998
6600
100
1790
27.12
437.51
6.63
24.44
1999
8650
100
2080
24.05
404.00
4.67
19.42
注：百分比（1）為占世界百分比，百分比（2）為占發展中國家百分比
資料選自聯合國貿發會議1998、2000年《國際投資報告》
出現這樣的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的投資激勵機制比較單一，而軟環境不過硬；3進入九十年代后，FDI越來越多地以跨國兼并與收購(M&A)的形式出現，這種導向與我國利用外資的初衷存在距離；4我國相關立法的滯后也影響了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
（二）FDI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1、FDI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長期以來，國際貿易一直被認為是推動世界各國經濟的主要力量，但是隨著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國際直接投資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廣泛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20年也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逐步增加的20年，實踐也表明，FDI對推動中國經濟的作用十分明顯。
a)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
長期以來，建設資金短缺一直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5因此，除了充分利用好國內的資金以外，還應該積極地利用外國直接投資，以彌補我國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
b)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就現代經濟理論而言，現代經濟增長是宏觀經濟中一系列推動因素和拉動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在一個經濟開放的國家中，國際資本的流動可以成為一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和拉動因素，從我國的情況看，外國直接投資的大規模進入和投入生產領域，其本身構成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6積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防止FDI的大幅度下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7
c)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外國直接投資對一國的國際貿易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對出口和進口規模及結構的影響上，在全球經濟逐步一體化的今天，FDI與貿易更多地體現為一種互動的關系。
（1）FDI促進了我國出口的發展：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曾對52個東道國1995年數據進行的一項統計分析（可以把它稱為跨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出口貢獻彈性分析），論證了跨國直接投資流入和其對制造業出口貢獻的正相關關系，對發展中國家，吸收跨國直接投資人均1%的增長，制造業出口增長0.45%，高科技產品出口增長0.78%，低技術產品增長0.31%。8
（2）FDI促進了我國進口的發展：外國直接投資者在運營的初始階段由于往往對我國市場和當地投入要素可供性了解有限，其進口可能要比后來階段為多，從貿易平衡的角度來說，跨國直接投資對出口市場擴大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甚至隨著進口的增多，可能出現負效應，但是從長期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只要這種進口有利于緩解國內供給的不足，特別是中間產品和資本貨物供給的不足，將會增強東道國產品的競爭力，促進其經濟發展。9
d)引進了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推動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80年代以來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實踐表明，外國直接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通常表現為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的一攬子轉移。投資者在為東道國帶來資金的同時，還通過引進生產技術設備等方式為東道國帶來其國內所沒有的設備和管理模式?，F代經濟理論認為，跨國公司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受經濟利益的驅動，運用新技術在對自身現有的生產經營行為改造、升級的同時，也推動了東道國國內的產業結構的調整。
e)FDI是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外部資金來源，最近幾年，特別是在金融危機時期，FDI比那些追逐收益的間接投資和銀行貸款更具有穩定性。
2、我國吸收FDI的風險分析
a)放松對產品出口的最低限額，形成局部壟斷
我國修改前的外資法體系中對外國直接投資的企業生產的產品有著明確的產品出口比例規定。9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各國吸收FDI的競爭加劇以及我國入世談判進程的加快，我國逐漸放松了對產品出口比例的管制。同時，制定了“以市場換資金”、“以市場換技術”的吸引FDI的新戰略。各FDI企業大規模擴大其在華的產品銷售數量，導致了部分行業如飲料、化妝品、通訊產品等形成了相對壟斷的局面。
b)謀求控股地位，致使中方利益受損
我國的外資法體系中只規定了外國直接投資者在企業中所占的最低比例，在實踐中，各國投資者往往要求能對投資企業擁有控股權，企業被外資控股后，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控制能力會隨之下降，從而可能導致市場控制的失靈并引發經濟動蕩。
同時中方對自身品牌的無形價值往往認識不足，出于對資金的迫切需求，在引資過程中經常發生評估價值過低的現象。在外資控股后，企業往往著力于對外資品牌或新創品牌進行運作，刻意擱置我國的本土著名品牌。這種合資丟牌的現象時有發生。10
c)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和行業結構不合理
市場機制的作用往往導致外國直接投資偏離我國的產業政策和經濟布局策略。目前，FDI仍然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一般加工工業，對于國家大力發展的農業、基礎設施與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的直接投資較少。截止1999年，投資于農業的外資占投資總額的1.76%，科研技術服務只占0.31%。11同時絕大部分的投資集中于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各經濟特區，經濟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吸引的外資較少，這也加劇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不平衡狀況。
d)投機性的外資涌入和撤走，會放大國內資本的流量變化、導致金融動蕩、引起經濟失控。
我國吸收FDI的風險還表現為：引資過程中仍有部分污染產業進入，不利于我國的環境保護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引資過程中缺乏全局性意識，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浪費了社會的資源；同時我國的外資法體系仍不健全，使得部分不法投資者轉移企業利潤，使國有資產流失。
三、中國FDI的市場準入立法
資本的國際流動，以有利的投資環境為前提。形成一國的投資環境的因素和條件多種多樣，可以概括地分為有形環境和無形環境。自然資源、自然環境、勞動力素質、基礎設施等屬于有形環境；社會安定、政局穩定、政治和經濟體制以及政策的穩定性、法律體系的健全程度、社會意識的開放程度等則屬于無形環境。而上述的有形和無形的因素中，又以法律因素占主導地位，因為影響外國直接投資的各種因素，往往都是通過法律的形式表現，并直接對投資者的利益產生作用。
在外資立法上，通常把外國投資活動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外資準入階段(Admissionofforeigninvestment)和外資經營階段(Operationofforeigninvestment)。12其中，外資準入階段是先決條件，歷來為各國立法所重視。13所以，要研究規范外國直接投資的法律，首先要研究的就應該是對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的相關法律。
在研究外資準入的過程中，往往也會牽涉到另一個相關的概念——外資待遇。外資準入與外資待遇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外資待遇是前提和基礎，外資準入則是外資待遇的具體表現。14我國現行外資法紛繁復雜，但從整體上看，對外資的待遇表現為一定范圍的國民待遇、優惠待遇和差別待遇三個方面。15
改革開放后，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權掌握在政府手中，采用行政審批的方式，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
a)三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長期以來我國對三資企業實行了內外倒歧視的“超國民待遇”，形成了我國企業界特殊的內松外緊的二元體制。16使得國內企業與三資企業處于不平等競爭狀態。
b)外資的準入掌握在政府手中，企業自小，對外資偏于審批管理，忽視市場手段?！爸惨P”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最時髦的口頭禪，“招商引資”成為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7這些提法正說明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還難以替代，另一方面說明企業至今還未能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
在投資措施方面，雖然2000年10月和2001年3月，中國分別對三部外商投資企業法進行了修改，直接廢除了為TRIMs協議明確禁止的外匯平衡要求、貿易平衡要求、出口實績要求和當地采購要求等投資措施，這不僅標志著中國外資法的重大進步，表明中國外資法已經與國際多邊規則接軌，而且這些改革措施必將有利于中國的外資準入環境的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外資法中還存在其他與TRIMs協議精神不符的規定。
四、WTO協定中對外資準入問題的相關規定
作為“經濟聯合國”的WTO中，直接和間接涉及投資規則的各協議都處于不斷的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投資問題越來越多地受到WTO體制的調整，而且，投資規則的自由化傾向也會越來越明顯，同時，我們也不能輕易排除WTO演變成全面調節國際投資問題的場所的可能性。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歷經幾年努力未能達成一個全球性綜合性多邊條約的背景下，已經有學者建議在WTO體制內談判締結綜合性投資條約，試圖將WTO演變成國際投資的國際組織。18
從總體上看，WTO法律規則都是圍繞著開放市場和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人為干預的主題，目的是促進貨物、服務和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從WTO協定中具體的多邊協議的角度看，《與貨物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無疑都是對外資準入自由提出了更高要求。TRIMs協議首次在多邊貿易體制中對各國采取的投資措施進行了規范和約束。通過兩種立法方法，TRIMs協議事實上對外資準入的自由化提出了要求。
首先，TRIMs協議中的概括性立法對準入規則提出了要求。TRIMs協議第2條規定“在不妨礙1994年關貿總協定中其他權利和義務的情況下，各成員國不應適用與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3條規定不相符的任何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同時第2條還規定“在不妨礙關貿總協定中其他權利和義務的情況下，各成員國不應適用與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11條第1款規定不相符的任何投資措施”。19TRIMs協議第2條對投資措施的概括性禁止，事實上可以約束各國隨意將投資措施用作外資準入的條件或障礙做法的，從而，TRIMs協議第2條也可以是一種外資準入自由化規則。其次，TRIMs協議附錄的解釋性清單中，明確列舉了為TRIMs協議禁止的5種投資措施，20值得注意的是，TRIMs協議目前只對5種投資措施進行了明確禁止，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后TRIMs協議的調整范圍不會有所拓寬，事實上，早在TRIMs協議談判過程中，不少西方國家就主張寬泛地明確禁止各種履行要求。21而且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投資措施包括投資鼓勵和投資限制，只要是政府的行為造成了扭曲貿易的效果，都應當受TRIMs協議的約束，因為TRIMs協議約束的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并未限制于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限制措施，22因此，有西方學者認為，TRIMs協議可以和烏拉圭回合達成的反傾銷反補貼協議相互配合，共同對東道國實施的一系列投資鼓勵措施進行約束。23
如果說TRIMs協議只是間接涉及投資準入問題的話，那么，GATS則是以更加明確的方式對國際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問題進行了規定。GATS第三部分為“承擔特定義務”，包括市場準入、國民待遇和附加承擔義務。GATS的市場準入從性質上看，正是一種逐步自由化的市場準入，即在WTO框架下，各成員方只能分輕重緩急對各種服務貿易進行談判，以制定逐步減少直至最后消除對服務貿易市場準入產生不利影響的規章、制度和措施。強制性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可能會影響有關國家的宏觀經濟和發展政策的自，若外資對本國服務業市場并無積極作用，東道國可能不愿意讓其進入服務市場。
五、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立法的基本立場及改革對策
（一）我國對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的基本立場
綜觀各層面的投資立法，外資準入自由化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從單邊立法層面看，即使是發達國家也在不少行業部門禁止或限制外資準入；在雙邊立法層面上，所有的雙邊投資協定（BIT），包括美式的BIT在內，都不敢否認東道國對外資的管轄權。在多邊立法層面上，TRIMs協議和GATS等WTO框架下的投資協議都帶有GATT體制長期以來形成的特色——“有規則必有例外”。24WTO框架下的投資協議的準入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而且，協議中有不少條款對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需求給予了適當考慮，在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的世界里，各國外資自由化的程度和范圍是受到限制的，不可能立即出現各國一致認可和接受的統一的高度準入自由化規則。發展中國家只要還沒追趕上發達國家，就有不同于發達國家的需要，需要不同的理論和政策空間。25
1、國民待遇并不意味著禁止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準入領域給予“低國民待遇”。
盡管外資待遇發展的趨勢是實行國民待遇，但這并不意味著內資和外資的絕對平等，或者說任何國家都不是對外資實行絕對的國民待遇，而是可以根據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傳統民族產業、特殊自然資源等需要，保留國民待遇的合理例外，這并不違背國民待遇的義務。在外資準入領域內，不存在純粹的國民待遇，每個國家都會劃定一些部門作為外資的。即使是號稱對外資最開放的美國，其在國內航運、原子能、水電等行業中同樣禁止外資進入；在通訊與航空、礦業等領域則只允許外資擁有少數股權參與。26從總體上來看，發展中國家在外資準入領域方面限制要嚴，且傳統上各國禁止或限制外資進入的部門多屬服務性產業。27
2、國民待遇并不意味著禁止對外國直接投資在準入條件上給予“超國民待遇”。
對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民待遇，其關鍵是給予外國投資者以不低于本國投資者的待遇，但并不等于不能給予外國投資者某些優惠待遇，畢竟相比發達國家，我國在機制、市場、基礎設施等方面的不足，需要優惠政策加以彌補。28但應逐步從以稅收激勵機制為主的優惠政策轉向以公平競爭機制為主的優惠政策，即由基于激勵型的FDI政策轉向規則性的FDI政策。
（二）我國對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的改革對策
外資準入自由化是一種趨勢，中國應冷靜地看待和適應這種趨勢，并找出相應的對策。一方面，減少投資障礙，加強投資保護、放松投資管制、減少政府干預的確是中國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所需，另一方面，對外資的非市場經濟性質過多的要求和過濫的刺激、鼓勵應予以廢除。應結合考慮以下各項對策：
1、進一步廢除明顯違背WTO各與投資有關的協議的相關條款的國內立法或國內立法中的相關條款和規定。清理過多過濫的FDI“超國民待遇”和“低國民待遇”，實行“國民待遇”。并根據WTO的公平透明度原則加強投資軟環境的建設。
2、在不違背WTO協定要求下，通過合理的市場準入限制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市場準入限制是范圍最廣、數量最多的“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29這其中包括原產地規則、國家技術標準、特定產業部門的貿易限制、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等。30這些措施一般限制或通過其他方式阻礙競爭，從而增加直接投資取得市場準入的吸引力。
3、立法改革要具有長遠眼光，要密切關注世界立法的動態。WTO將使中國經濟真正進入全球市場，市場經濟法則將成為最重要的競爭規則，因此，中國今后的外資法改革應當著重貫徹和推行的原則是政策法規的透明度原則、國民待遇原則和減少政府干預推動公平競爭原則；
4、認真調查研究新形勢下中國經濟實力和各部門、各領域接受外資競爭的承受能力，分階段、分部門、分層次地開放市場，科學、透明地立法，不能搞一刀切，立法要減少不必要的“模糊”條款，貫徹WTO制度下的透明度原則，當然出于特殊的利益，我國也可以援引WTO有關協定的例外條款，暫時背離國民待遇的義務，依法維護自己的權益。當然，如果暫時背離國民待遇義務是為了扶持國內幼稚產業，則對幼稚產業的保護要適度。31對能夠開放的領域和部門，要痛下決心，將企業真正推向市場，讓它們徹底擺脫對政府的依賴。
5、簡化采用國際通行的并購方式進行外國直接投資的手續。在過去的20多年中，跨國并購發生額大約以年均42%的速度遞增，現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方式。而我國作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大國，20多年來引資方式卻沒有大的變化，仍然以合資、合作和獨資形式為主。隨著我國日益同WTO聯系加深，應轉變我國吸引FDI的思路、與時具進，順應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方式，大膽采用跨國并購方式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提高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提升。32
六、結語
我國入世將給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帶來新的契機，但同時也會給國內帶來巨
大的壓力和挑戰。我們要抓住機遇，按照我國在入世議定書中做出的各項承諾，修改并完善我國對于外國直接投資準入的相關立法，給予外國直接投資真正意義上的國民待遇，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一定會上一個新的臺階，也必將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1都毫：“論國際投資法的發展”，《當代法學》2001年第6期，第67頁。
2唐以今：“外國直接投資的新特點和我國引資環境的重整”，《國際論壇》2001年第5期，第51頁。
3王國安、楊小華、林龍澤：“中國入世與外商直接投資”，《決策借鑒》2001年2月號（第14卷第1期），第29頁。
4前引唐以今：“外國直接投資的新特點和我國引資環境的重整”，第55頁。
5盧進勇編著：《入世與中國利用外資和海外投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6騰家國著：《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7張宏：“跨國并購和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第17頁。
8吳國生：“跨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貿易的影響”，《商業研究》2001年第7期（總第231期），第133頁。
9前引吳國生：“跨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貿易的影響”，第135頁。
10如廣東省嶺南餅干廠1999年將60%的國有資產作價3000萬元與香港遠東公司合資時，廣東著名商標“嶺南”牌卻是無償地讓給合資企業使用；樂凱公司與外資合作時，“柯達”這一洋名牌作價116億美元，而“樂凱”僅作價6.3億人民幣。
11易雪玲：“引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風險防范”，《財經理論與實踐》2001年3月號（第22卷，第110期），第70頁。
12徐崇利：“外資準入的晚近發展趨勢與我國的立法實踐”，《中國法學》1996年第5期，第67頁。
13楊鵬慧：“世貿組織法框架下我國外資準入制度研究”，《投資研究》2000年10月號，第43頁。
14徐箐：“加入WTO與我國外資法的完善”，《法學》2001年第1期，第67頁。
15鄒立剛：“TRIMs協定與我國對外資的待遇標準”，《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第59-60頁。
16前引易雪玲：“引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風險防范”，第69頁。
17同上注。
18ThomasL.Brewer,"International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Procedures:TheEvolvingRegimef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Law&PolicyofInternationalBusiness,Vol.26,1995,pp.658-662.
19外經貿部國際經貿關系司與關貿總協定上海研究中心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結果最后文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頁。
20前引劉筍：“外資準如法律管制的放松及其影響——結合WTO和中國入世進行研究”，第578頁。
21DavidMACDougall&PeterCameron,"TradeInEnergyandNationalResources,Trade-RelatedInvestmentMeasures,FocusonEasternEurope,"JournalofWorldTrade1994,Vol.28,p.174.
22劉筍：“論如何正確認識TRIMs協議”，《現代法學》1999年第6期，第97頁。
23前引劉筍：“外資準如法律管制的放松及其影響——結合WTO和中國入世進行研究”，第579頁，轉引自PierreSauve,"QsandAsonTrade,InvestmentandtheWTO,"JournalofWorldTrade,Vol.31,p.56-63.
24曾令良著：《世界貿易組織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5頁，轉引自J.H.Jackson,WorldTradeandthelawofGATT,1969,p.533-534.
25前引瞿宛文：“自由開放有利于經濟發展——如何看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第40頁。
26參見姚梅鎮著：《國際投資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修訂版，第43-57頁。
27前引楊鵬慧：“世貿組織法框架下我國外資準入制度研究”，第44頁。
28盧進勇編著：《入世與中國利用外資和海外投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頁。
29余勁松：“論‘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中國法學》2001年第6頁，第115頁。
30前引余勁松：“論‘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第123-125頁。
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5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鐕镜膶ν庵苯油顿Y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 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梢约哟螅a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 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赫爾普曼，克魯格曼.市場結構與對外貿易.上海三聯書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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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hyamalendu Sarkar And Hong Y.Park"Impac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6
[關鍵詞] 農業資源權 植物遺傳資源 外商投資
因植物遺傳資源應用于工商業領域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使擁有豐富植物遺傳資源的我國成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主要投資地。為維護處于弱勢的植物遺傳資源提供者的正當利益，我國需設立農業資源權，而這種植物遺傳資源所有人利益的擴張，將對我國植物遺傳資源開發利用相關領域的外商投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一、何謂“農業資源權”
談及農業資源權，首先要明確何謂植物遺傳資源。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CBD）和《農業和糧食植物遺傳資源保護條約》的規定，植物遺傳資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體細胞與生殖細胞系”?！凹Z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是指來源于植物，對于糧食和農業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任何遺傳材料。
對植物長期種植者來說，因為他們對植物遺傳基因的形成與發展發揮著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對他們的權利保護及利益分享問題。因而，國際社會提出了“農業資源權（Farmer’s Rights）” 這一概念。按照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的定義，“農業資源權”指的是那些長期以來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遺傳資源做出貢獻的農民，特別是那些生活在原產地和生物多樣性中心的農民所享有的權利，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農民權”。
二、對“農業資源權”的設計對我國植物遺傳資源開發領域外資引入的影響
討論植物遺傳資源開發的外商投資是否會受到影響及其程度，與我國設立“農業資源權”的具體操作有很大的關系。
“農業資源權”在國際法層面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框架，我國無論是以CBD等國際條約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成員身份而承擔的義務，還是以主要遺傳資源國的立場，都要在立法上貫徹該權利。到目前為止它還只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為能夠更有效地參與植物遺傳資源利益分享，學者們對其權利主體和權利內容形成以下的認識：
首先，對于其權利主體。按照農業資源權的定義，其主體是農民，而這種農民群體數以萬計，將帶來具體操作上的困難。對此，有人提出區分事實上的主體和法律上的主體。上述農民群體是農業資源權事實上的主體，而其所屬國家是其法律上的主體。國家作為農業資源權事實主體的代表在法律上行使權利并承擔義務。
其次，在“農業資源權”框架下，國家作為法律上的主體，通過立法或協議的方式，憑其對開發利用者享有事先知情同意權，惠益分享權。作為遺傳資源的長期種植者，其權利應包括事先知情同意權、利益補償及獲得其他支持的請求權。
按照上述“農業資源權”的制度設計，使對我國植物遺傳資源進行開發和利用的跨國公司，相應的承擔了以下的義務：(1)在對其選中的某植物遺傳資源進行研究開發和利用之前，必須要取得國家和相應植物遺傳資源提供者的事先同意，而不僅僅是通知；(2)若進行專利申請，在其申報材料中必須包含一份所用植物遺傳資源的來源的說明。這在我國第三次專利法修改中已經有所體現；(3)與相應資源提供者分享開發利用所帶來的惠益，這種惠益既包括允許我國參與產品開發、對我國技術人員進行遺傳資源有關的培訓、轉讓相應植物遺傳資源研發技術、與我國共有知識產權等，并必然包括經濟利益的共享。
這些義務的承擔意味著其對我國所進行的相關投資成本的增加，既得利益的可能減損。而這是否會影響我國大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既定政策目標的實現，造成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明顯下降？
第一，我國的事先知情同意權及與我國分享植物遺傳資源開發利益方面。以CBD為核心的遺傳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的國際法律框架已將“遺傳資源提供國對遺傳資源享有”確定為公約原則。根據“尊重他國原則”，任何國家都不得在沒有經過國家同意的情況下獲取和利用該國遺傳資源?；?，遺傳資源國也就相應的享有了事先知情同意權。對外國跨國公司利用我國植物遺傳資源所生惠益之分享權。這是國際社會成員需承擔的國際義務。也就是說，即使沒有農業資源權，國家不作為廣大植物遺傳資源提供者的法律代表，這些都是外商在正當獲取我國植物遺傳資源時需要承擔的，除非其選擇非正當手段獲得。而因為農業資源權區分事實主體和法律主體，跨國公司并不需要與農業資源權的法律主體產生直接聯系。更重要的是，跨國公司還可通過其擅長的締結協議的談判來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第二，從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原因分析。根據鄧寧提出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的三優勢組合論，跨國公司經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的嚴密分析后，在對外直接投資、商品出口和無形資產轉讓三種主要的對外投資方式中進行選擇，若三種優勢同時具備則可以選擇對外直接投資。開發利用東道國的植物遺傳資源即屬直接投資形式。構成其對外投資原因的三種優勢中，區位優勢是與東道國的資源擁有量和制度有關的。首先，我國相應政策制度對其投資的影響。針對專利法修改中提出的申請專利時披露遺傳資源來源的規定，很多人認為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弱化。因此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其次，我國豐富的植物遺傳資源是吸引外資的主要力量。開發我國植物遺傳資源所帶來的巨額利潤足以使這些跨國公司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放在其對我國投資理由的第二位。
因此，對我國來說，設立農業資源權，不會阻礙我國植物遺傳資源開發領域外商投資的長期和整體利益，而且可以維護農業資源權主體的的正當權益。是一種雙贏的選擇。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