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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1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3-0264-03
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外貿政策主要以 “引進來”為主，引進國外的資本、先進技術和人才，以及國外先進的管理制度和競爭機制。然而，完全意義上的對外開放應該是雙向的，既要 “引進來”也要 “走出去”。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意味著我國企業將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情況下，積極“走出去”。這種“走出去”戰略是以中國企業為主導、服務于中國企業的一種跨國戰略整合模式，因此“走出去”戰略是中國企業的必然選擇。
我國跨國公司“走出去”戰略主要以對外直接投資為主。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是指：我國的跨國公司在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投資或并購等方式參與其子公司或分支機構的生產和經營，并掌握經營控制權的投資行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更多中國企業選擇“走出去”，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從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數學者仍著重于“引進來”戰略和外商直接投資（FDI）戰略的研究。近些年來，對我國跨國公司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然而研究成果并不突出，也不深入。本文將綜合分析目前全球跨國公司及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分析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狀況及其發展前景等，并根據當前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不足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從而有助于我國跨國公司更好的實施“走出去”戰略。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一）全球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間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鐕炯仁菍ν庵苯油顿Y的載體同時也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物，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斷發展，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和形式等都在不斷發生改變。
跨國公司的快速發展給國際貿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進了世界各國經濟效益的提高?？鐕疽阎饾u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目前，跨國公司的年生產總值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年生產總值的50%?？鐕緸檫_到贏利目標，在經濟上超越國家的界限而成為國際經濟的行為主體。在數量上，全球跨國公司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到1995年底，全球跨國公司已發展到3.8萬家，比1979年的7 000多家增長了4倍多，并擁20.7萬家海外子公司；2007年底，全球跨國公司增長到7.1萬家，其中擁有90萬家海外分支機構；目前，全球跨國公司已超過8萬家?？鐕镜牟粩喟l展也推動了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
全球經濟危機正在改變著世界經濟的格局，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有所下降，而新興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不斷上升。
2009年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跌入谷底，在經濟前景難于預料的背景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只好對其新投資持觀望態度并撤回一些國外資產。2012年，38個發達國家中就有22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量下降，總體下降23%。相比較而言，一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等和轉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迅速。2012年，發展中經濟體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首次超過發達國家，占全球直接投資量的52%。發達國家現僅占全球流量的42%。除此之外，近1/3的全球直接外資流量來自發展中經濟體。這些這些發展中經濟體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強勁的發展態勢，其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也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二）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1.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
（1）對外直接投資指標的增長
2003年以來，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2012年，雖然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比上年下降17%，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仍然創下流量878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同比增長17.6%，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投資流量呈現出高速增長的勢態。
（2）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新變化
2003年以來，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業覆蓋率不斷擴大。2008年時，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已成多元化局勢：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制造業等聚集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九成；到2012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其中發展最快且存量超過100億美元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建筑業，這七個行業累計投資存量4 913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92.4%。
（3）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覆蓋新變化
2003年以來的數據顯示，中國跨國公司投資的市場覆蓋面積不斷擴大。2012年我國跨國公司投資遍布全球近八成的國家和地區，其中在對非洲和北美洲的對外直接投資市場覆蓋要比在亞洲和歐洲的市場覆蓋度上升快，而亞洲和非洲仍然是最為吸引中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地區。截至2012年底，我國1.6萬家國內投資者在國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近2.2萬家，分布在全球179個國家和地區，覆蓋率達76.8%。其中，亞洲地區的境外企業覆蓋率高達95.7%，歐洲為85.7%，非洲為85%。
2.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1）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偏小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不斷深入實施，我國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高速增長的趨勢，但就其規模而言仍然偏小。
2012年底，我國投資存量突破5 00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到了5 319.4億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但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由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量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10.2%，英國的29.4%，德國的34.4%，法國的35.5%，日本的50.4%。投資規模水平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絕大多數的我國跨國公司投資規模僅為幾十萬或幾百萬美元，遠遠低于世界投資規模的平均水平。投資規模偏小，容易導致企業無法形成規模經濟優勢，也無法通過規模經濟來降低其生產成本。中國跨國公司自身規模的局限性也導致了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偏小，這使得中國跨國公司在開拓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并使其同國外的大型跨國公司相競爭時難于抗衡國外大型跨國公司，從而使我國跨國公司喪失了很多市場機會，削弱了我國跨國公司的國際市場融資能力，增加我國跨國公司經營風險等。
（2）跨國公司缺乏高水平的跨國經營人才
跨國公司的高速發展急需高水平的人力資本作為堅強后盾。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社會，擁有高水平的跨國經營人才有利于其在21世紀搶占世界經濟的制高點。隨著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發達國家不斷加大對全球高層次人才的競爭力度，通過各種優惠性和選擇性的移民政策等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最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我國黨的十中也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強企業的國際經營能力，培育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同時，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作為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緊迫戰略任務，努力為企業發展和國家富強廣攬天下英才。然而，從當前我國的企業形勢來看：很多企業都缺乏懂技術、懂法律、懂外語和具備國際金融與國際貿易知識的人才，這將嚴重制約境外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投資效益。企業除了需要緊缺精密工程、汽車技術、模具設計及制造和設計等方面的專業人才之外，優秀的管理人員也是重中之重。因此，培養和選拔優秀的跨國公司跨國管理人才、提高跨國公司經營決策和管理水平顯得尤為重要。
二、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前景分析
自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當前，我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已經成為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的后起之秀，在維護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中也日漸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加速發展趨勢將得到延續。
（一）對外直接投資提升空間較大
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13 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2 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為1.35萬億美元，下降18%。但是，隨著投資者在中期信心的恢復，對外直接投資量可望在2014年達到1.6萬億美元，在2015年達到1.8萬億美元。
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2012年分別占當年全球流量、存量的 5.2% 和 1.6%。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 的比重中，全球平均占比17%，發達國家占比 25% 左右，發展中國家占比14.3%左右，而我國僅占了4.9%。由此可以看出，雖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增長迅速，但總體規模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仍很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比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低近10個百分點。這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據我國商務部統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已經從1979 年的 50萬美元增長到2010 年的688.1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名列全球第五位，為發展中國家第一；2012年底，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再次提高到878億美元，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對外投資企業近2.2萬家，分布在全球179個國家（地區），覆蓋率達76.8%；境外設立的跨國公司個數也從 1979 年的4家增加到2012 年的8萬多家，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繼續穩步擴張。按照當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5%的低比例計算，到2020年新增對外直接投資將會達到1萬億美元。如果這個比例上升到轉型經濟體平均水平的15%計算，我國境外直接投資存量將達到大概3萬億美元?；谶@樣的計算，到202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將會在1萬億美元到2萬億美元之間。
（二）對外投資可尋求新的增長點
近年來，人民幣呈不斷升值的趨勢。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我國跨國公司海外并購資產，降低其收購的成本。國際金融危機也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這使得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更為便利，拓寬了跨國公司利用資金的渠道，降低我國跨國給公司籌集資本、進行資本交易的成本，同時也提高了投資和融資的效率。
隨著我國國內投資條件的日益變化，企業的資金相對充足，投資的需求和欲望比較強烈。然而在我國境內，越來越多的企業難以找到高效的投資機會，相比較而言，對外直接投資更能為這些企業帶來高額利潤。根據我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在2011年4月公布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2008―2010）》，在今后的幾年，我國88%的企業都將適度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尋求海外投資機遇和新的增長點。
三、政策建議
根據我國跨國公司存在的問題分析及相關理論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跨國公司具有小規?？鐕洜I、相關立法不健全、技術相對落后和跨國經營人才匱乏等特點。為此，我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一）完善支持服務體系
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與政府不斷加強對其海外投資的支持是分不開的。然而，我國已有的境外投資管理和服務體系仍然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國政府應加快出臺相關支持政策和法律法規建設來促進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更快發展。政府應發揮其主導作用，加快建立我國跨國公司“走出去”的管理服務體系和強化法律制度建設，建立為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保障制度，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的立法等，為我國跨國公司跨國經營提供更加完善的體制和政策環境。
（二）增強技術創新能力
技術創新在跨國公司國際競爭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國跨國公司必須要加強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建設。首先，跨國公司要注重科研資金投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開發擁有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其次，我國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來刺激和鼓勵跨國公司增加其科技資金的投入，對其進行適當的財政扶持并拓寬其融資渠道。另外，跨國公司還可以加強與國內外各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技術合作，通過技術合作實現跨國公司與高校、科研院機構之間的優勢互補，從而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除此之外，跨國公司在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時要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要使先進技術研發和企業產品結構優化相結合，開發和培育跨國公司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培養跨國經營人才
熟話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21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我國必須注重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的培養。首先，可以通過建立一套完善的國際人才選拔和培訓機制，在國內乃至國外選拔精英并對其進行培訓和聘用，通過爭奪和培養跨國經營人才，以“人本發展”為核心，使其在企業中創造最大經濟效益。其次，要完善我國跨國公司自身的經營體系和人才激勵機制，讓國內外精英能有一個施展才能的廣闊的空間。除此之外，跨國公司還可以通過對外投資經營活動，招納和培養一批熟悉國際慣例并懂得國際化經營、懂外語和財務等高級管理人才，為我國跨國公司參與國際競爭、擴大跨國投資經營奠定雄厚的人才基礎。
四、結論
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起步晚，發展快。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為我國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海外擴張機會。我國應堅持“走出去”發展戰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和全球化機遇，整合國內和國際資源，發揮我國跨國公司內在的優勢，主動調整我國對外投資戰略，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提高我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
目前，我國跨國公司整體上仍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我國跨國公司要想盡快 “走出去”，在全球市場上與當代其他國家跨國公司同臺競技，將面臨巨大的挑戰?？鐕颈仨氃谖覈闹С窒录涌旒夹g創新和產品研發，培養新型的跨國公司經營人才，才能在全球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
總之，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已取得了明顯的進步，然而要想在國際舞臺上占用重要席位，我國跨國公司還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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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2
[關鍵詞]層次分析法;區位優勢;政治環境;商務環境;經濟環境
[中圖分類號]F8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5-0152-03
1 引 言
隨著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日益頻繁,跨國公司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FDI成為了解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它除在彌補資本缺口、提高投資質量之外,還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就業創造和貿易擴展等多種渠道作用于經濟增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都是成功的,對外直接投資獲得成功的條件又有哪些呢?本文將從區位優勢出發,使用AHP分析法,例證跨國公司如何進行投資區位決策。
2 區位優勢簡介及相關研究
學者們在實證和理論方面對外商直接投資進行了諸多的研究。在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眾多理論中,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獨樹一幟,是各種理論的集大成者。鄧寧綜合其他學者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和區位理論,把跨國公司在國外直接投資進行國際生產的決定因素概括為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三種優勢。企業跨國經營的決定因素就是這三種優勢,只有同時具備這三種優勢時,企業才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這三種優勢是跨國公司進行跨國經營方式選擇的依據和條件。
其中區位優勢指的是,如果在某個國家存在這樣一種情況,即直接投資生產比出口更有利或更節省,如當地的資源成本低、接近市場、稅收優惠等,或者出口會受到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而當地生產則不受此限制等,這就是區位優勢。區位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其中區位優勢包括的因素有:在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市場需求、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以及政府政策。
不同地區的區位優勢是不同的,跨國公司在進行直接投資時所選擇的投資區位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投資的成敗。在既定的投資國內,應該怎樣選擇合適的投資地點是本文試圖解決的問題。因此下文將運用AHP分析法,聯系我國的實際情況,研究怎樣決定投資區位。
3 基于AHP的分析
美國運籌學家A.L.Saaty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層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決策分析方法。它是一種將決策者對復雜系統的決策思維過程模型化、數量化的過程。應用這種方法,決策者通過將復雜問題分解為若干層次和若干因素,在各因素之間進行簡單的比較和計算,就可以得出不同方案的權重,為最佳方案的選擇提供依據。
3.1 設計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優勢的因素的層級結構
外商在進行直接投資的區位決定時,要綜合考慮很多因素,參照AHP的原理,我們首先設計出各因素的層級結構。
上述的評價指標中的各項有各自的經濟內涵。
(1)政治環境:主要指經濟、政治和社會穩定,有關外資進入的相關法律規定、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方針及政府機關的效率。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政府的高效能給FDI的進入提供很多便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尋租成本。
政治環境包括投資鼓勵措施和政府效率。
(2)商務環境:集聚經濟因素對FDI決策的重要性已越來越受到關注。集聚經濟是指因經濟活動和相關生產設施的區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以及規模和范圍經濟。產業的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
外商在進行直接投資的區位決定時,還會把交通運輸、通信等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納入考慮范圍。
商務環境包括FDI存量和基礎設施及配套服務。
(3)經濟環境:這是進行FDI最著重考慮的因素。投資地當地的市場潛力、購買力水平、工資水平和低成本投入品等都會對投資決定產生一定的影響。
經濟環境可以概括為市場增長率、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規模經濟、低成本投入品5項。
(4)自然環境:有的投資者喜歡在毗鄰本國或離本國較近的國家進行投資,因此地理是否臨近對有些投資者來說是比較重要的影響因素。
自然環境可以簡單的抽象為地理臨近性。
(5)社會環境:投資地當地的文化對投資的成功與否存在一定的影響,如果投資地當地文化與跨國企業文化相差太多,可能會導致投資的失敗,因此文化融合性也是參考因素之一。
社會環境可以概況為文化融合性。
3.2 外商直接投資的類型不同,對各個因素的評價不同
(1)資源尋求型:在這類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看中的是東道國的自然資源,包括無技術和低技術的勞動的可獲得性和低廉的成本。為了實現規模經濟或者降低成本這些跨國公司往往設立在這些資源的聚集地,故資源尋求型的外商直接投資看重的是勞動力成本和低投入品的可獲性。
(2)市場尋求型:此類FDI更加注重東道國巨大的市場容量,消費者的購買能力,以及該市場今后的發展潛力。市場尋求型的FDI往往是作為母國的出口的替代形式出現的,其所生產的產品是母國相對于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對于作為東道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些產品無論是在技術含量還是在質量上要更為高級。當跨國公司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尋求型投資時,往往更關注市場增長率和市場規模。
4 AHP模型的設計
4.1 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
首先,根據專家評分可以得到包含P1、P2、P3、P4、P5的判斷矩陣B:
從得分情況來看,丙地是最佳的投資地點。
6 結 論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現今,跨國公司想要生存壯大,實現自己的全球化戰略面臨更多的挑戰。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在其中的區位因素中,東道國政治、經濟、自然環境、文化等各項條件都會對跨國公司的投資決策產生影響,但其影響效果不盡相同。本文從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分析法出發,運用AHP分析法分析各地區位的優劣,經過運算匯總,各地得分的高低能一定程度為跨國公司的選址提供建議,使得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選址有定量的標準,提高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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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3
國有化風險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自本世紀中葉以來，拉美及中東國家紛紛對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實行國有化,國有化由此成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面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對于投資國來講,國有化風險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安全性以及投資利益的保護，對于東道國來講,國有化風險關系到東道國家對自然資源的，對于跨國公司來講,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流向、發展趨勢以及全球性戰略的實施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本文擬就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面臨的國有化風險以及風險防范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有化風險
所謂國有化是指一個國家依據其本國法律將原屬于外國直接投資者所有的財產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類似的措施,使其轉移到本國政府手中的強制。
根據國家的原則,一個國家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有化,屬于國家的國家行為，是一個國家的體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國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對自然資源永久的必然結果,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一種重要手段。東道國對外資實行國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和支持。聯大1962年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規定：“收歸國有、征收或征用應以公認為遠較純屬本國或外國個人或私人利益為重要之公用事業、安全與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甭摯?974年
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義務》第2條規定:“每個國家有權將外國財產的所有權收歸國有、征收或轉移……?！蔽鞣桨l達國家也被迫承認東道國的國有化權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國政府向伊朗政府遞交的照會宣稱:“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該公司承認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原則。”1956年8月在倫敦舉行的蘇伊士運河會議上，德國、英國和美國政府聯合聲明:“對埃及政府作為一個國家而享有充分的權利,包括對外國人的資產實行國有化不持任何異議?！?/p>
本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很少看到國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就出現了國有化的。據統計,從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國有化,共發生了1954件國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國有化412件,60年代為406件,70年代約1136件,可見國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為219件,中東為464件,非洲為826件,拉美為454件〔1〕。從行業分布來看,國有化的行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采礦、冶煉、石油、農業等部門。從國別來看,英美兩國受國有化的影響最大,1960～1964年期間,在所有報道國有化的事例中,英國子公司半數以上主要分布在農業、銀行業和保險業。70年代,美國子公司日益成為國有化的主要目標,受影響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礦、分支銀行、公用事業和運輸業,大型子公司承受國有化的壓力最大。就美國子公司看,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其沒收的比率比資產少于100萬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間,在被國有化的342家美國子公司中,有158家發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國有化的英國子公司中,則有419家發生在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盡管東道國實行國有化的權利在國際社會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問題在于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權利的同時是否應附加條件限制對此,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上將國有化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有化和違法的國有化。并且認為合法與違法的標準就是看國有化是否具備以下這些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許多國際條約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聯大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中規定征用要以“公用事業、安全或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在許多國家的憲法里也有類似的規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則。國有化和征用必須遵守正當的法律程序,這也是國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則,可能會涉及到國家責任。
3.不違反條約義務的原則。即國有化應受國際條約和國家承擔的契約義務的限制,違反條約義務的國有化是非法的,這是“條約必須恪守”的國際法原則的具體體現。
4.支付公正補償的原則。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補償作為判斷國有化合法性的一個標準。
5.不歧視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無不正當歧視,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時,必須對其境內所有的外資同等對待,不得對特定的某一國家的外資實行國有化,這是國家平等原則所要求的。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事件嚴重威脅著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也影響到東道國吸引外資的環境,因而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直接的、一次性的剝奪投資者的國有化,已為以間接的方式逐步影響投資者利益的間接國有化所取代,呈現出間接國有化即當地化的發展趨勢。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嚴重威脅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損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中最主要的風險之一,國有化措施對投資安全和利益的影響還在于是否在國有化之后給予充分的補償。國有化之后是否給予補償?應給予何種補償?補償的根據何在?對此,國際社會存在著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和原則:
1.全部賠償原則。即赫爾原則,這是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在1938年提出來的,認為實行國有化的國家有義務以“充分、即時、有效”的方式對財產被國有化的外國投資者支付全部賠償。這一原則是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以保護既得權益和反對不當得利為法律依據。
2.不予補償的原則。東道國采取國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對被征收財產的外國投資者進行補償的國際法律義務,因而不必予以補償。這一原則的主要根據是國家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既然國有化是東道國行使的行為,是一國范圍內的事情,應由國內法決定,采取國有化措施是維護自己的權利,不應予以補償。至于在一定情況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慮或出于國際禮讓,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給予一定補償,但不是法律義務。
3．適當補償的原則。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說和主張,比較符合實際。關于適當補償原則的根據存在著分歧,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一原則的合理根據是公平互利原則和國家對其自然資源永久原則。在國有化補償的實踐中,一般都是采取適當補償的原則,特別是通過“一攬子協議”(lumpSumExpreement)給予部分補償,如伊朗征用美資石油公司,是補償原金額的10%,戰后東歐國家國有化的補償額都是部分補償。我國在國有化的實踐中也采取適當補償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達成的解決資產要求的協議中,我國同意支付8050萬美元作為對解放初被國有化的美國資產的補償,這只相當于被中國收歸國有的美國總資產的41%〔3〕。
二、國有化風險的防范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要保證投資的安全,必須對國有化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風險的防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母國方面
跨國公司的母國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的風險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保證制度。這是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與鼓勵本國的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法制度建立這一制度的主要動機是通過對本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包括國有化風險)提供法律保證,以達到促進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強本國國際競爭地位的目的。這種保證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二是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護。
其一,一般來講,各國的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對匯兌險、征收險和戰亂險三種政治風險進行保險,由資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國營公司或政府機構充當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經東道國批準并符合母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合格投資。
各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投資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及其運作程序所作的規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國公司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申請投保,經審查批準后,雙方簽訂保險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納保險費的義務。(2)一旦發生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根據保險合同向海外投資者賠償損失。(3)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取得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和請求權,向造成該項投資損失的東道國求償。
其二,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證。如美國的《對外援助法》,日本的《輸出保險法》等等。
第二,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簽訂的保護投資的雙邊條約。母國為了對海外投資者面臨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通常與東道國締結雙邊投資條約,為國有化風險提供條約,使其成為兩國政府的共同保證,以與其國內法的保證相互配合,加強其保證的效力。而東道國為了吸引外資,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也給外資以安全感。各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關于國有化的規定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國有化的方式;二是關于國有化的條件。幾乎所有的雙邊投資條約都規定國有化必須遵守的某些條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視性、補償和司法審查。如日本與埃及1977年的協議規定:締約國各方國民和公司的投資和收益,在締約地方的領土內不得實行征收、國有化、限制或具有相當于征收、國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條件:
(1)該措施是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當法律;(2)該措施不是歧視性的;(3)給予及時、充分和有效的賠償。荷蘭、德國、美國、英國的樣板條約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規定。我國與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與上面的規定基本內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國與瑞典1982年的投資協定第3條規定:“締約任何一方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在其境內的投資,只是為了公共利益,按照適當的法律程序,并給予補償,方可實行征收或國有化,或采取任何類似的其他措施,補償的目的,應使該投資者處于未被征收或國有化相同的財政地位。征收或國有化不應是歧視性的,補償不應無故遲延,而且應是可兌換的,并可在締約國領土間自由轉移?！薄?〕
第三,母國通過參加多邊條約和多邊投資保險機構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國有化風險保證。
1985年世界銀行年會通過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條約保證,該公約在其承保的險別中規定,該機構承保征收和類似措施的風險,即“由于東道國政府的責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為,其作用為剝奪保權人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或剝奪其投資中產生的大量效益,政府為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而通常采取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措施不在此列”。
為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世界銀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邊投資保險機構。該機構的業務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資的國家的議會組織或政府剝奪投資人的所有權或應有的經濟利益遇到風險時”,以及“對接受投資的國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資者無處申訴,申訴被無故拖延和無法得到法律保障時”,“凡加入這一機構的國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機構可以申保,這一機構則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邊投資保證機構和保險機構承保對外直接投資國有化風險,因此,當跨國公司成為該公約或機構的成員之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控制,國有化賠償問題可能會成為國際求償的對象,這樣就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國際法上的保證,有利于促進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發展。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在控制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促進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東道國方面
防范東道國的國有化風險對跨國公司和東道國雙方都有好處。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向利潤豐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占領更大的市場,推行全球性戰略;而對于東道國來說,可以從大量的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選擇吸收高質量符合本國發展要求的投資,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國資本中的先進技術,并且可以消除跨國公司和東道國之間的不信任感,有利于雙方的友好合作,推動國際經濟向前發展。
為了保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合法權益,許多東道國都通過憲法或外資立法對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明確規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條件下才實行征收或國有化,并給予補償,以此來維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經濟。關于國有化保證的國內立法,各國的實踐均不相同。有的國家只通過憲法作出國有化保證。如印度憲法規定:“除非根據規定對取得資產給予賠償外,對任何財產不得進行強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亞憲法規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據特別征用法所定條件的命令,并通過司法程序協商,確定支付公正補償,對任何人的財產不得進行剝奪。墨西哥憲法規定:“除非為了公用并支付賠償,不得征收私人財產?！卑⒏?、馬來西亞、菲律賓、南斯拉夫等國的憲法也明確規定,征收財產必須為了公共利益,通過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補償。中國憲法第18條規定:中國允許外國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中國法律規定在中國投資及從事其他活動,它們的合法利益和權利受中國法律保護。
除了在憲法上的保證之外,許多國家還在其外資立法中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保證,保證的范圍通常還較為廣泛。印度尼西亞外資法規定:“除非國家利益確實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規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資企業的所有權,不得采取國有化和限制該企業經營管理權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時,“政府有義務進行賠償。賠償金額、種類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國際法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協商解決?！卑＜瓣P于外國資本投資及自由貿易區法規定:“除通過合法程序,項目不得被收歸國有或征用,投資也不得被沒收、扣押和查封?！碧K丹1980年的《鼓勵投資法》規定:“除非為了公共利益,依據法律并對投資者支付公正補償,不得實行國有化,補償的價值是在國有化時對投資者的財產估價后的時價?！碧﹪?970年的《投資促進法》則保證不對所鼓勵投資的企業的活動實行國有化。我國的外資立法對國有化也有規定,1986年頒布的《外資企業法》第5條規定:“國家對外資企業不實行國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外資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行征收,并給予相應的補償?！薄?〕
我國目前的國際投資保險制度不同于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為了外國或港澳地區投資者在我國境內的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保險。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頒布了《外國投資保險(政治風險)條例》,將外國投資的政治風險列為重要的財產保險內容,對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的政治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國公司
從微觀的視角來考察,對國有化風險進行防范時,跨國公司本身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跨國公司對國有化風險的防范可以三個階段來進行,一是投資前期,二是投資中期,三是投資后期。不同階段的風險防范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1.投資前期階段。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前期階段,主要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可以評估投資的風險程度并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跨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對具體的對外投資項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首先要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分析,這是從宏觀上對東道國的投資風險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國別評價報告”,說明東道國在國有化風險方面所具有的客觀狀況。
在“國別評價報告”中,在對國有化風險進行分析時,要注意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第一,東道國國內法即外資立法中關于國有化風險的保證狀況。第二,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是否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雙邊協定中是否有國有化風險的保證條款,保證的內容和范圍如何。第三,東道國是否參加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是不是公約的成員國,是否承擔公約所要求履行的國際法義務及其保證責任。投資前期階段的風險防范的目的是將風險控制在最小的范圍,盡可能避免風險,防患于未然。
2.投資中期階段。
投資中期的風險防范主要是指跨國公司根據在其經營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嚴重影響投資安全性與收益性的事件與因素,隨時采取調整措施,以保證對外直接投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變化,會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情況,因此,跨國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彈性的調整手段,具體辦法有:
第一,投資主體的調整。即跨國公司采取與東道國當地政府或企業共同投資,建立合資企業,這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手段,通過投資主體的分散從而使投資風險也分散,因為共同投資要求投資主體共負盈虧,共擔風險?？鐕镜膶ν庵苯油顿Y采用這種方式可以將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合資者身上,從而可以避免當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將風險分散。
第二,投資對象的調整。即跨國公司將投資的地域、行業、產品等分散化或多樣化,這種調整方式的實際應用價值較大,如美國在東南亞的一家跨國公司,投資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業,隨著當地國有化呼聲的高漲,該公司迅速將一部分投資轉移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了國有化的風險。
第三,投資方式的調整。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將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互換。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是常用的兩種投資方式,前者以購買股份和成為合資企業投資者等形式投資,按資產產權比重定期分紅,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銀行信貸、企業、商業信用等方式投資,這可獲得穩定的利潤。當國有化風險增大時,跨國公司將股權出賣或轉為銀行信貸、母公司的買方信貸等債權形式;而當債務危機增大時,跨國公司又將其貸款轉換為股份投資,這種轉移盡管有一定困難,但可以減少風險。二是進行投資幣種的轉換,即跨國公司為了防范風險將其投資幣種轉換為當地貨幣。
第四,投資戰略的調整。即跨國公司推行當地化的投資戰略,增大跨國公司的當地化程度。本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要求實行外國投資當地化,即“逐步國有化”,其結果實際上就是使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并使國有化風險大大降低。
第五,投資經營策略的調整?？鐕驹趯ν庵苯油顿Y中,能否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地調整投資經營策略,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的生存和發展。當跨國公司與當地政府發生沖突時,跨國公司應從長遠利益出發,盡量與東道國保持友好的關系,寧可犧牲眼前利益,采取積極合作的政策,這有利于避免國有化的風險。
3.投資后期階段。
當國有化風險嚴重危及跨國公司的生存,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時,只能從東道國撤退。抽回投資采取撤退的戰略,必然會造成許多經濟損失,應當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同時采取多種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損失〔7〕。
注:
1〕〔3〕〔4〕〔6〕參見姚梅鎮主編:《比較外資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頁。
〔2〕〔英〕尼爾·胡德和斯蒂芬·揚著、葉剛等譯:《跨國公司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頁。
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4
【關鍵詞】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戰略調整
一、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特點
（1）跨國公司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改革開放20年來，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除個別年份有所減緩外，總體上呈現不斷擴大的勢頭，大型投資項目不斷增加，平均單項投資規模也不斷提高。這些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特點是投資額多、單個項目大。2002年，《財富》雜志排名最大的30家美國公司中，己經有21家在華投資，一共投資176個項目，其他9家公司多數是服務業或煙草公司，因我國政策限制而沒有投資。2002年，中國加入WTO的第一年，吸引外資更是超過500億美元，超過美國首居世界第一。（2）跨國公司投資區域集中在沿海開放地區?？鐕疽恢币詠硪詵|部沿海地區為主要投資場所，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沿海城市和內地呈梯級發展，這同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形勢是一致的。截至2001年底，東部地區外商投資的企業項目數占全國的比重達82%，而同期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僅占全國的不到5%。（3）跨國公司投資偏重第二、第三產業。從產業結構上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主要投向第二產業，其次是第三產業。農業由于資金投入大、投資效益率低、資本回收慢等原因，在跨國公司投資中所占比重不大。在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累計額中，第一產業僅占2%，第三產業占36%，對第二產業的直接投資占三個產業總數的比重在60%以上，特別是制造業方面以高新技術項目為主的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吸引的投資尤為顯著。
二、我國應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戰略調整的對策選擇
（1）通過方式創新提高利用外資的規模與質量。國際經驗表明，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和跨越式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方式創新是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在利用外資領域同樣如此。我國通過改革開放的長期實踐己經在直接吸收外資進入制造業領域的方式創新方面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但是，面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趨勢和日趨激烈的引資競爭，傳統的制度方式己經對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的規模與質量形成制約作用，有必要從創新入手，為外資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間。（2）堅持把改善投資環境作為利用外資戰略的重點。20年來，我國在制度建設和改善投資環境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加入WTO后我國對中國利用外資政策進行了不斷的完善與修改，但我國利用外資的相關制度和政策環境還存在很多問題，在各國吸引外資進入的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己成為未來跨國公司在華投資、調整與我國對策研究段時間利用外資發展戰略的重要課題。投資環境的質量是跨國公司評估一個地區投資安全程度，投資收益水平和投資發展潛力的主要依據，要想更好地吸引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就必須大力完善投資環境。（3）發揮利用外資對產業結構調整戰略的配合作用。在利用外資方面必須以《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等規范性文件為依據，引導外商投資的方向，以避免外商在一些地區出現盲目投資、過度競爭的現象，而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導致經濟發展結構失衡。同時充分利用外資，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產業優化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使其服務于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戰略。
三、結論
綜上所述，近幾年跨國公司在華戰略調整，對中國今后的經濟成長具有積極和深遠的影響，既為中國這塊投資熱土增添了無限商機，同時也使中國企業面對。更加嚴峻的挑戰，我們要充分認識到跨國公司在華戰略調整的影響，加快法律與體制建設，保持外商投資政策法律的相對穩定性、連續性、可預期性和可操作性，維護和完善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規范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利用多種引資方式，鼓勵和引導跨國公司向符合我國產業長遠規劃的產業進行投資，來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是中國經濟WTO后時代能否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所在。
參 考 文 獻
[1]UNCTC：Wb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NewYork，United Nations Publieatio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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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榮久．《世貿組織與中國經貿大發展》．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社，1999
[5]蔡來興．《全球500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5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鐕鲃印Ｍ顿Y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90年資管理政策的自由化為美國跨國公司進行跨國并購創造了條件。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90年代以來各國對其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而且絕大多數政策調整是建立在單邊基礎之上的。在90年代各國進行的外資政策調整中，絕大多數是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的，其中，取消合資要求、取消對外商擁有多數股權的限制等措施大大便利了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的直接投資。據對100多個國家外資管理法規的調查研究，大多數國家的外資法規對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沒有嚴格的區分，（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146.）因此，當這些國家取消對某些待業外資進入及外資擁有多數股權的限制時，國外企業就能合法地并購當地企業。
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6
關鍵詞：東道國經濟；制度因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831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11009908
一、引言
自推行“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快速增長態勢。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 0784億美元，位列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繼續保持強勁勢頭，達到1 1600億美元。聯合國貿發會（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別名列按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3位和第11位。其中，亞洲地區仍然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顯示，截止2013年末，中國在亞洲地區投資存量為4 4741億美元，占總量的677%，在亞洲地區設立的境外企業占總境外企業數的556%，且境外企業覆蓋率為各州之最，達到979%。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亞洲地區分布如此聚集，值得學者們重視。
區位選擇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策略，決定了企業投資的成敗。而企業國際化則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主要通過區域擴張來實現，并且大多數跨國公司只開展區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商業活動。中國企業因為缺乏國際競爭力，所以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地將主要集中于某一區域。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的廣泛性和集聚性分布與上述研究結果相類似。因此，將亞洲地區作為對象進行研究，解釋次區域內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顯得尤為重要。
關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多集中于投資趨勢和動力[4-5]、投資決定因素和動機[6-7]以及投資方式的決策[8-9]等幾個方面。鮮有文獻從制度視角闡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原因。已有文獻表明，新興經濟體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呈現不同特征。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需要進行延伸和拓展以解釋新興經濟體企業國際化的現象。相對于從經濟視角解釋跨國公司投資行為的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資源攫取理論等），從制度視角研究新興經濟體企業制定海外經營策略的做法更為有效。
國內外關于FDI區位選擇的文獻均承認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其研究結果并不一致。如Buckley等認為東道國制度環境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正向影響，而這些投資不屬于風險規避型投資。Kolstad和Wiig[10]發現東道國制度與中國資源尋求型投資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該結論與蔣冠宏和蔣殿春的研究結果剛好相反。陳巖等、宗方宇等指出，經濟自由度較高、制度環境較好的國家更容易吸引中國企業進行投資。岳咬興和范濤[13]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企業更愿意投資于與自身制度差距較大且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或地區。
本文選取中國1995―2013年對亞洲21個國家（或地區）直接投資存量為研究對象，構建了包含傳統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理論框架，揭示了各種制度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多重影響。通過進一步對樣本分類和時期劃分，研究了不同經濟群體和不同時期，制度機制和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模式的影響。
二、理論基礎
Dunning和Lundan[14]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全面闡釋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Dunning和Lundan認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需要具備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由東道國特有屬性決定，在特定地理位置條件下的商業環境決定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而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則由企業特有屬性決定，跨國公司通過提高自身內部化優勢以開發和利用區位優勢，符合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重視經濟效率驅動作用。投資動機的不同使得投資地點呈現區位組合差異化。主流理論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存在四種動機：尋求市場、尋求自然資源、尋求效率和尋求戰略資產[14]。這種投資動機的劃分在研究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中也得到了印證[11]-[13]。但是，使用經濟因素并不能全面解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因為企業要在競爭性和挑戰性較強的國外市場求得生存和發展還需要獲得制度合理性。因此，跨國公司需要通過將自身優勢與周身環境同構來提高進入的合理性，即重視制度因素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性。最新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在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方面作用重大[15]。傳統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發達國家完全成熟的市場化制度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而新興市場國家的市場化制度不完善，使得這些國家企業不能有效地利用市場化機制開展活動，從而表現出明顯的政府干預行為[16]。以中國為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投資主體是國有企業，最大的投資主體和盈利比例最高的投資主體高度重合，政府對企業的主導作用已被認為是中國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的顯著特點。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企業“走出去”的態度已從嚴格管制轉變為積極支持。國家制度為中國跨國公司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強大的資金和政策支持，促進了這些企業加速國際化進程，為其追趕并超越發達國家企業提供條件[17]。由此可見，中國獨特的制度因素對加快企業對外投資速度提供了解釋。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母國和東道國的制度因素與中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決策密切相關。
本文以上述理論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根據Scott分類，企業外部制度包括規制性制度、規范性制度和認知性制度。規制性制度包括法律和法規以及其他政治和社會形態[18]。North認為規制性制度提供了東道國的游戲規則和公司間相互作用的結構；規范性制度通過規范性和義務性價值和準則制約社會行為，通常帶有社會和文化特征；認知性制度則解釋了為什么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擴張中均使用類似的海外投資模式[18]。本文試圖從這三個層面出發，全面探索制度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
三、理論假設
（一）傳統經濟因素
1尋求市場型
東道國市場規模是決定對外直接投資進入的重要因素。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與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7-11-13]。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越有利于投資者通過在當地生產實現成本優勢和規模經濟效應。此外，東道國良好的經濟發展形勢會增加國內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鼓勵更多外國資本流入國內。從一些有關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結果看，尋求市場是中國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重要動力之一[11-13]。一方面，國內市場競爭壓力不斷增強，為了保持和擴大市場份額，需要企業開拓國外市場；另一方面，國內企業為了規避發達國家設置貿易壁壘，增強產品的競爭能力，擴大品牌知名度，也會積極尋求國外市場。因此，中國企業市場尋求型投資首要考慮的就是東道國市場規模、經濟發展及市場開放程度。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如果東道國的市場更容易適應全球生產貿易模式，那么該國對外國投資者也就更具吸引力，而這種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通常被認為是服務于發達國家市場的跳板。此時，東道國的出口能力成為吸引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市場開放度則反映了東道國的競爭力和出口導向，也是反映企業市場尋求型投資動機的重要變量。
假設1a：中國對亞洲市場尋求型投資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
假設1b：中國對亞洲市場尋求型投資傾向于經濟增長較快的國家。
假設1c：中國對亞洲市場尋求型投資傾向于市場開放度較高的國家。
2尋求資源型
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中國對資源稟賦需求日趨上升，獲得可持續利用的稀缺資源是經濟穩定增長的戰略保障。金融危機后，中國企業加大對非洲和拉美洲的資源型資產投資，與該地區豐富的資源儲藏密切相關。事實上，中國資源型投資的行為主體為國有企業，這些企業擁有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在國際市場中抵御風險能力較強。隨著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規避意識逐漸提高，獲取利潤最大化和股東權益最大化成為更多國有企業首要實現的目標。一方面，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可能會加大對資源型資產投資，增強對東道國制度風險的忍受力；另一方面，為了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國有企業會更加重視規避東道國制度風險。
假設2：中國對亞洲資源尋求型投資傾向于資源富足的國家。
3尋求效率型
中國國內市場提供了充足的低勞動力成本、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企業在勞動力成本和勞動密集型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有文獻表明，追求高效率的生產模式并非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尋求效率型投資主要處理的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選擇問題，而本文立足解釋如何在國外市場選擇投資地點。Sethi等[19]認為，擁有低勞動力成本的地區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流入。因此，這些國外市場要素稟賦的差異將對中國資本流出產生影響。亞洲地區是發展中國家集聚地，大部分國家都積極開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以東盟新四國為例，由于經濟發展處于爬坡期，這些國家一方面通過引進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模仿和學習先進技術；另一方面承接成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經濟發展，增強自身經濟實力。這些國家勞動力成本低，政治環境相對穩定，是效率尋求型投資理想的地區。
假設3：中國對亞洲效率尋求型投資傾向于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
4尋求戰略資產型
彌補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競爭時在專利技術、管理技巧、產品品牌和銷售網絡方面的劣勢是促使中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力。這種尋求戰略資產型投資根本原因是全球競爭戰略的需要。依靠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可以從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獲得戰略資產以彌補其競爭劣勢。根據《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除中國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韓國外，中國技術水平的總體指標均高于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顯示，截至2013年年末，中國對亞洲地區直接投資存量主要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該行業不僅集中于中國香港、新加坡這樣的發達地區，也集中于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伊朗、柬埔寨和老撾等發展中經濟體。因此，中國尋求戰略資產型投資在亞洲地區動機尚不明確。
假設4：中國對亞洲戰略尋求型投資動機不確定。
（二）制度因素
1規制制度
制度環境的規制維度確立了構成保持社會穩定與秩序的游戲規制，企業行為受這些規制約束[18]?？鐕驹跊Q定是否進入特定的國外市場時，首要考慮的是獲得進入市場適應性的能力。從規制制度角度看，跨國公司投資區位選擇是由規制制度通過約束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達到降低壓制資本流動決定的，從而讓跨國公司更容易遵守東道國的規制組成。已有實證研究表明，東道國規制制度對外資流入呈現正向影響，為外資提供更為友好的制度措施，比如穩定的經濟政策、完善的產權保護、寬松的所有權限制和廉潔的官僚體系，有利于吸引跨國公司進行投資。本文采用經濟機制、政治法律機制和國際投資活動規則機制來衡量規制制度。部分文獻認為母國良好的制度環境也是促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之一[16]。中國獨特的制度環境造就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特殊性恰好印證了這一觀點。盡管對外開放三十多年，國家一直推進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但中國經濟發展仍受到諸多限制。中國與東道國在規制機制方面存在較多差異，意味著東道國規制制度對外資流入管制相對寬松。因此，中國企業更偏向投資于經濟機制和投資活動規則機制與中國存在差異的經濟體。而考慮到政治法律機制時，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可能會出現相反情況。Voss等[17]研究表明，中國企業在東道國追趕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時會趨向于忽略政治風險。此外，由于能夠獲得東道國制度上的大力支持，中國企業在面對風險高、收益大的機會時，會主動出擊，表現出與發達國家截然相反的態度。母國政治制度特性可能會成為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一種所有權優勢。
假設5a：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經濟機制差異較大的國家。
假設5b：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政治法律機制差異較小的國家。
假設5c：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國際投資活動規則機制差異較大的國家。
2規范制度
制度的規范維度強調社會價值和社會規范的穩定作用，這種作用限制了人際之間和企業之間的行為。跨國公司在國外運營需要建立社會規范性，因為相比于競爭對手，跨國公司更容易受當地利益集團的沖擊或面臨更多成見和雙重標準。事實上，建立社會的規范合法性比建立規制合法性更為困難。規范性強調深層的道德基礎，它比規制機制更容易被內部化。文化距離被認為是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獲得規范合法性的主要障礙，也是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東道國與母國之間的文化差距越大，跨國公司越難在東道國獲得規范合法性。因此，跨國公司更傾向在文化與母國相近的國家進行投資，即中國企業更可能對文化差異較小的東道國進行投資。
假設6：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文化差距較小的國家。
3認知制度
根據認知制度理論，如果某種特定行為被許多機構高度重復，那么這種行為將被常規化為一種行為模式和認知結構。雖然模仿行為模式并不能保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它能幫助企業獲得認知合法性。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而言，實證文獻顯示出一種從眾效應，它源于模仿企業領導層的決策方式[19]。東道國和母國公司之間的交易頻率通過兩國經貿關系的親密程度反映出來，這種關系體現為兩國雙邊貿易量。雙邊交易量越大，表示母國公司在東道國進行的商業交易頻率越高。這種貿易交易的重復性模式能夠被常規化和客觀化，企業可以將通過模仿這種貿易關系表現出的商業交易模式運用到國際投資領域，特別是對于出口貿易平臺型投資尤為適用。由貿易關系促成的頻繁商業交易能夠通過外部溢出機制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如果母國企業和東道國企業保持著緊密的貿易關系，那么母國貿易企業的良好聲譽將溢出到投資企業，有利于對外投資活動的順利進行。
假設7：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商業交易緊密度較高的國家。
四、數據說明與模型設定
（一）數據說明
本文將中國對亞洲主要國家直接投資存量作為研究的因變量。主要因為投資存量是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更為準確的工具。其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6―2003年）》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告（2003―2013年）》。東道國市場規模用人均GDP解釋；東道國市場潛力用GDP增長率解釋；市場開放度被作為測度出口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的指標，由東道國出口額占對外貿易總額比率衡量；資源稟賦作為跨國公司獲取資源型投資的動機，由東道國礦石金屬出口額與貿易出口額的比率衡量，上述四個變量的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單位勞動力成本解釋了跨國公司尋求效率投資的動機，由東道國制造業平均工資來衡量，該數據來自國際勞工組織的兩個數據庫LABORSTA和ILOSTAT。東道國專利申請數解釋了跨國公司尋求技術和管理技巧等戰略資產投資的動機，數據取自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專利數據庫。
經濟自由度代表了規制制度中的經濟規制機制。傳統基金會提出，經濟自由度指數由10個指標組成，分別是商業自由度、貿易自由度、財政自由度、政府規模、貨幣自由度、投資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財產所有權、廉潔度和勞工自由度。筆者認為中國與東道國經濟規制的不同影響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因此，這里采用10個指標的平均數據來衡量中國與東道國間經濟規制的差異，數據來源于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標（2013年）》。政治影響代表了規制制度中政治法律規制機制，這里采用世界治理指標中“法治情況”（Rule of Law）進行測度[13]。國際投資活動規則機制作為直接規范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制度的變量，衡量了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的難易程度，該變量也是由中國與東道國投資活動機制的差異決定的，數據來源于《世界競爭力年鑒（1995―2013年）》。文化差距衡量了規范制度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文化差距的測度是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本文采用以往文獻當中普遍使用的方法進行測算。根據Hofstede[20]提出文化維度概念（即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男性化/女性化），列出文化距離計算公式CDj=∑Iij-Iic2/Vi/4，其中，CDj指東道國j與中國之間的文化距離，Iij表示東道國j第i個文化維度指標值，Iic表示中國第i個文化維度指標值，Vi表示第i個文化維度指標值的方差。該數據來源于The Hofstede Centre。中國與東道國間雙邊貿易量衡量了認知制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的影響。從制度角度看，雙邊貿易量的大小表明母國公司與出口目的地和進口來源地交易的密切程度。如果某貿易目的地在很長時期內高度重復以至于被制度化，那么將貿易目的地與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相重合，就成為解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模仿方式的合理方法。因此，中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交易量將作為兩國商業交易緊密度的替代變量，該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最后，本文將通貨膨脹率作為控制變量，以檢驗主要變量間的相互影響。通貨膨脹對各經濟體經營活動會帶來較高風險，可以預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通貨膨脹呈負相關關系。該數據來自于《世界發展指標》。
（二）模型設定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lnOFDIi，t=β0+β1lnGDPPi，t+β2GDPGi，t+β3OPENi，t+β4RESOURCEi，t+β5lnCOSTi，t+β6lnPATENTi，t+β7ECONOMICFREEi，t+β8POLITICi，t+β9FDIRULEi，t+β10CULTUREi，t+β11lnTRADEi，t+β12INFLATIONi，t+εi，t
其中，i=1，2，3，…，i（i代表東道國），t=1995，1996，…，2013（t代表年份）。
五、模型檢驗及結果分析
在回歸分析前，首先，本文檢驗了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結果顯示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其次，通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最終確定以隨機效應模型作為基準模型。最后，本文將研究對象劃分為發達經濟體（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和發展中經濟體（菲律賓、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并將全樣本時期劃分為1995―2000年和2001―2013年。主要考察不同經濟群體和不同時間段是否對中國投資亞洲地區的區位因素有影響。選擇2001年作為分界點是因為這一年既是中國官方首次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起始年，又是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國的元年。
（一）全樣本檢驗
由表1可知，東道國專利申請數與中國對亞洲投資區位選擇正相關，但系數較小且不顯著，說明中國對亞洲地區戰略資產型投資動機不明顯。全樣本回歸結果對傳統經濟變量提出的假設支持有限。在被檢驗的經濟變量中，只有單位勞動力成本具有顯著性，這一結果與假設3一致，即亞洲東道國的高勞動力成本對吸引中國資本流入構成阻礙?？紤]到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相對較多，得到這一結果并不奇怪，它表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越來越關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實證結果還表明，制度機制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有重要影響。五個制度變量中的三個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其中，經濟自由度和政治影響具有顯著影響力。經濟自由度這一變量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證實了假設5a。該結果表明，中國趨向于選擇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東道國進行投資，投資企業更容易遵守東道國的經濟規制。政治影響系數也具有顯著性，且呈現負向效應，從而證實了假設5b，即中國與東道國間政治法律規制差別越小，東道國對中國企業在此投資的吸引力越大?！妒澜绺偁幜蟾妗诽峁┑臄祿@示，與東道國相比，中國的政治影響指數得分相對較低，這意味著中國在政治和法律層面的規制機制具有強大的壓制性和控制性。這一估計結果認為，中國企業偏好投資于風險較高的國家?？赡艿慕忉屖?，中國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競爭時發現，在相似的政治環境中，中國企業更容易獲得東道國制度適應性，這些企業將母國的政治特征內部化為企業獨特優勢，為它們提供適應相似制度環境的經驗，該制度環境的特征表現為調整性和政府干預。有關規制制度一個有趣的研究結果是經濟自由度和政治影響兩個變量呈現出相反的影響，說明中國跨國公司對于那些經濟自由度高而政治壓制性和風險性也高的東道國頗感興趣。假設6得到實證檢驗的部分證實，即兩國文化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中國開展海外活動。遺憾的是，文化差距系數顯著性較弱?？赡艿慕忉屖牵瑏喼薜貐^受中國文化影響由來已久。一方面，華人在亞洲地區人數眾多，分布較廣，華人網絡被視為是中國與各國經貿合作的重要紐帶；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具有地緣優勢的亞洲各國更不例外，它們逐漸認知并加深對中國的了解。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又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提供了條件。這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融合趨勢，使文化距離邊界效應逐漸遞減，以致于不能被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產生影響[19]。
（二）不同經濟體檢驗
由表1可知，兩個經濟群體的實證研究結果與全樣本研究結果大相徑庭，子樣本各自的結果也不相同，特別是對制度變量的檢驗結果，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對兩個經濟群體投資時區位影響因素不同。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兩個經濟變量（市場開放度和單位勞動力成本）和兩個制度變量（經濟自由度和經貿緊密度）具有顯著性，且表現與預期一致。市場開放度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東道國強勁的出口導向促進了中國向亞洲發達經濟體投資。這一結果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東道國市場規模不顯著的原因。中國在亞洲發達經濟體投資建廠，將生產產品轉口到其他國家，即中國企業對亞洲發達經濟體投資的目的在于服務更廣闊的市場，與東道國國內市場規模關系較小。單位勞動力成本的負向影響與全樣本分析結果一致，意味著亞洲發達經濟體的高勞動力成本阻礙了中國資本的流入。與全樣本檢驗結果相同，經濟自由度系數顯著為正，反映了中國企業偏好投資于市場導向強的地區。經貿關系緊密度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關系，說明雙方經貿關系緊密度對中國企業的投資進入具有正面影響。
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傳統經濟變量中的市場開放度和資源稟賦均在5%水平下具有顯著性。這表明中國市場尋求型投資被亞洲發展中東道國的出口導向所促進。與全樣本和發達經濟體檢驗結果不同，資源稟賦系數具有很高的顯著性，且為正值，說明中國投資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屬于尋求資源型。就制度變量而言，經濟規制制度具有顯著性，但不同于全樣本和發達經濟體的研究結果，該變量呈負值，說明與中國經濟規制機制差別越小，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對中國企業投資越具吸引力。文化距離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于與中國文化差距較大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究其原因有兩點：首先，從企業層面看，受經濟、政治及文化背景影響，各國跨國公司存在明顯異質性特點，跨國公司在文化差距較大的東道國生產經營時，可以獲得由這種差距帶來產品差異化的好處，避免生產的產品與東道國產品直接競爭，有助于打開東道國市場。其次，從員工層面看，來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一起工作時，文化碰撞可以激發員工創造性思維，有利于新產品的研發。同時，通過雇傭東道國員工可以降低跨國公司文化整合風險，節約投資成本。認知制度在這里具有正向顯著性，與全樣本和發達經濟體的研究結果相吻合。
（三）不同時期段檢驗
不同時期的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影響因素具有動態性。1995―2000年間，國際投資活動限制度系數為正，且具有顯著影響。說明中國與東道國在投資活動限制方面差異越大，越能夠吸引中國資本流入?？紤]到中國此時對外國所有權的管制十分嚴格，解釋了這一時期中國偏好向投資活動規制友好型國家進行投資的行為。2001―2013年間，傳統經濟因素，如GDP增長率、市場開放度和單位勞動力成本系數均具有顯著性。GDP增長率系數在所有的回歸結果中首次表現出正向顯著性，意味著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衰退之后，亞洲經濟最終回到正常軌道上，重新成為吸引外資流入的重要場所。市場開放度系數顯著為正，這與發達經濟群體情況相似。單位勞動力成本系數顯著為負，這與全樣本檢驗結果相似。該結果顯示，這一時期中國跨國公司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利益驅動意識和成本節約意識更強。對于制度變量來說，國際投資活動限制度系數從1995―2000年的正向效應轉變為2001―2013年的負向效應，解釋了中國跨國公司逐漸趨向于選擇與其國際投資機制差異較小的東道國進行投資。該結果也反映出自2001年中國成為WTO正式成員國之后，對國際投資活動的態度逐步向市場化和開放化轉變。
六、結論及建議
本文采用1995―2013年中國對亞洲主要國家直接投資數據，通過考察傳統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解釋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全樣本回歸結果和次級樣本回歸結果表明，相比傳統經濟因素而言，制度因素在影響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所有經濟因素的影響方向在全樣本和次級樣本分析中均具有穩定性。相反，制度變量的影響方向有所改變。在各次級樣本中，同樣的制度因素對中國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具有不同影響方向，即制度變量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呈現顯著的動態性，且從不同時期和不同經濟群體回歸結果看出，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具有不同模式。
對中國跨國公司管理者來說，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時，首先，要考慮東道國的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中國資源尋求型或市場尋求型投資想要得以實現，應著重注意東道國制度因素在企業投資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其次，文中有關經濟自由度和政治影響兩變量呈反向影響的研究結果，顯示出母國制度特性對新興市場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具有重要影響。因此，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應瞄準與母國政治經濟體制差異不大的地區。最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海外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競爭時，能夠將其在本國政治約束環境下的經營劣勢轉化為優勢。這種壓制環境下的適應性經驗和技能使其比發達國家更容易處理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市場可能面臨的政治障礙和制度障礙。此外，中國目前參與的世界主要經濟合作組織大都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發展中國家應該形成自己為主導的多邊或雙邊的經濟合作體系。中國在保持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下，要積極拓展合作伙伴，加強與發達國家間的經貿往來，重視與發展中國家“南南型”投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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