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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1
一、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我國就業人數：統計資料分析
充分就業是世界各國追求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之一，因此，世界各國以及一些國際經濟組織特別重視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影響的統計，依據統計數據來反映本國和世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就業狀況。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的《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中統計，跨國公司在海外的分支機構的雇員大約有5400萬人。這個數量與1985年的2200萬人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即便是與1998年的3600萬人相比增加幅度也比較大?？鐕驹诎l達國家的子公司直接創造的就業比較穩定，比如1985年和1995年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子公司直接創造的就業數量均為1500萬人，到了1998年才有了一定的提高，達到1700萬人；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東道國的子公司直接創造的就業增長卻非常迅速。1985年跨國公司在發展中東道國的子公司直接創造的就業數量為700萬人，到了1995年這一數據變為1500萬人，1998年時達到1900萬人。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中方從業人數，是由國家統計局每年進行統計和公布的。從國家統計局統計的資料來看，隨著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量的不斷增加，外商投資企業中的中方就業人數也是隨之不斷增加的。2003年末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的863萬人與1985年末的6萬人相比增長了140多倍。從靜態角度來看，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相當低，對就業的直接效應很小，但從動態角度來看，其發展變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是1985年的90多倍。
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統計的跨國公司對全球就業量的影響，特別是我國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量的影響，首先是統計口徑過大和過小。口徑過大是指統計數據不僅包括了直接就業創造量，而且還包括了轉移就業量，即原有企業轉移到外資企業的就業量；口徑過小是指統計數據沒有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量，即外商直接投資拉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而產生的就業機會。其次是統計中沒有減去就業損失。統計數據中沒有剔除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而產生的就業損失量和擠出量，如外資并購我國企業后的裁員、把我國企業排擠出市場造成的失業量等等。如果從現有統計數據中減去轉移就業量、就業損失量以及就業擠出量，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貢獻絕對沒有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數字那樣顯著。可以說，現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和統計資料的不完善，使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應出來。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一個綜合分析框架
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是極其復雜的，因此只有構建一個綜合分析框架，才能真實、客觀反映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就業影響。1.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創造效應。就業創造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增加新的生產能力，增加就業人數（直接創造效應），或者帶動了前后向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間接創造效應）。
從直接就業創造效應來看，首先，直接就業創造效應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有著一定的聯系。一般來講，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采取兩種方式進入我國：一種方式是并購，即通過收購或兼并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另一種方式是新建企業，稱之為“綠地投資”，即在東道國新建企業（沒有包括合資和合作企業，只指獨資經營企業）。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不同，其對直接就業的創造效應也有所不同。新建企業可以直接增加生產能力，因此可以直接創造就業機會。由于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主要采取了新建企業的方式，2002年外商新建企業投資金額占外商實際直接投資總額的60.15％以上，所以外商投資新建企業對我國的就業貢獻較大。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在短期內并不能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因而其在短期內不存在直接就業創造效應。其次，直接就業創造效應與外商直接投資來源結構和投資結構有著一定的相關性。有研究結果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第一、二產業的就業起到了負面作用，而對第三產業起到了促進作用，由此可見，發達國家對我國就業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
就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而言，無論是新建企業，還是并購企業在理論上來講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我國企業生產的投資品的購買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與其相關的前后向產業及相關產業的拉動作用也極為有限，因而創造的就業機會也是有限的。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統計數據，因此無法用精確的數據表現出這種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的強弱或大小程度。
2.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損失效應。就業損失效應主要是指外商直接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后，在重新整合、重組的過程中，精簡人員而導致的就業人員就業機會損失或喪失。從國外企業并購案例來看，這種就業損失效應不僅存在，而且是嚴重的。1998年，美國參與國內和跨國并購的公司裁員多達73000人，占美國當年失業人數的11％。
我國企業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累積了大量的冗員，這些冗員有的以顯性失業狀態存在，有的以隱性失業狀態存在。外商投資企業都是講求效率的，所以并購我國企業后，不僅要把大量的冗員釋放出來，而且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對勞動者素質有較高的要求，還要把達不到這種要求的人員釋放出來。另外，還由于崗位的壓縮，編制的減少，使本來可以就業的人員也被釋放出來，從而使他們失去就業崗位。因此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后，就要把大量的閑置人員以及素質較低的人員以及必要的原本可以就業的一部分人員從原有的就業崗位上剔除出來，形成規模較大的就業損失效應。盡管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但是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的案例并不少。此外，從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投入的資金來看，盡管在2002年占投資總額的比重只有5％，但是它所形成的就業損失效應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將會加劇我國的就業壓力。
3.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擠出效應。就業擠出效應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程度，為了和外商投資企業開展競爭，國內企業不得不減少就業人員，以提高效率和競爭力，或者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的激烈競爭，使國內一些企業倒閉破產，從而導致許多就業者失去就業崗位。
眾所周知，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以后，我國絕大多數企業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減員增效”。這一口號的提出主要是為了適應不斷加劇的市場競爭。我國市場競爭不斷加劇，除了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外，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資，特別是具有資金實力、技術實力的跨國公司的進入，使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為了應對外商投資進入后的激烈競爭，國內企業不得不以“減員”的方式來提高“效率”和增強競爭力。同時，為了和外商投資企業競爭，我國企業還可能對企業的原有設備和技術進行革新，這樣也可能排擠出大量失業人員。同樣，我國企業為了與外商投資企業競爭，投資的新項目一開始就采用新設備、新技術，這樣的新項目所能吸納的新增勞動力數量相對減少，所以投資擴張對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的作用是微弱的。此外，那些經受不住外商投資企業競爭的國內企業可能停產、倒閉，也會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
4.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轉移效應。就業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企業的合資或合作，使那些停產和瀕臨倒閉的企業得以挽救，從而轉移了從業人員的就業。大家知道，與外商合資或合作的國內企業絕大多數都是有一定“問題”的企業。如果沒有外商的合資或合作，這些企業可能被市場淘汰，企業中的就業人員就可能轉變為失業人口。正是因為外商的合資或合作沒有使這些企業倒閉，從而使就業人員的就業機會得到了挽救。需要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資挽救的就業人數是原有企業就業人員的一種轉移，并不是新增加了這么多的就業人口。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總體評價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作用，而且也有破壞性作用。但長期以來，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這種破壞性作用，以致于過高地估計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貢獻，甚至出現了要把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主渠道的設想。那么應如何看待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呢？
首先要肯定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創造效應。改革開放20多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就業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特別是外商投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我國就業做出了更大的貢獻，這是不可否認的。我們在肯定這種積極作用的同時，要正確看待其就業創造效應的積極影響，不能高估，否則必然會形成誤導，并產生嚴重的后果。第一，正確看待官方公布的在外商投資企業的我國從業人數。從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我國從業人數的就業存量（總量）來看，據商務部有關官員稱，到2003年在中國運營的外資企業達22萬家，就業人員超過2350萬人。但又有官員稱，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被大大高估，因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沒有剔除外商投資企業終止運營和撤資等情況。那么終止運營和撤資的外商投資企業的我國從業人數依然包括在就業存量之中，因此在外商投資企業的我國從業人數存量就有可能被高估。另外，在這個就業存量中，包不包括上面我們提到的合資和合作企業的從業人數，如果包括，那么這個就業存量就更被大大高估了。如果這種高估存在的話，那么把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主渠道（因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不僅沒有吸納就業的能力，反而不斷向外排放失業人員，同時私營企業、個體經濟單位由于發展中所面臨的困難，如融資困難，限制了其生產能力的提高，因而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但有潛力；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似乎略好一些）是非常危險的。第二，正確看待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從理論上講，間接就業創造效應是存在的，但在實踐中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在我國的外商投資項目，一是集中在見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項目上，二是集中在高技術領域。無論是投資在哪個項目上，這些投資在國內的產業關聯度都較低。因為外商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投資，由于處于全球戰略和利潤共享的考慮，機器設備及原材料的采購、服務提供等絕大多數是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因此對我國的相關產業的拉動作用是有限的，所創造的間接就業機會也是極其有限的。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要正視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產生的負面影響。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做出了積極貢獻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指出這種負面影響，并不是對其積極影響的否定，相反，缺乏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負面影響的深刻認識，只會對我國引進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產生不利的影響。
盡管由于我國統計上的缺陷，無法通過一定的數據來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并購我國企業釋放出了多少失業人口，也無法通過一定的數據來說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競爭，國內企業減少了多少就業人員以及國內企業停產或倒閉排擠出了多少失業人口，但是這種釋放和排擠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其數量也是較大的。根據官方統計，到2001年底國有單位的職工人數從2000年底的8100萬人減少到7640萬人，2002年上半年又減少了120萬人。2001年城鎮集體企業的職工人數減少了210萬，2002年上半年又減少了30萬。到目前為止，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從業人員減少了6000多萬。盡管這6000多萬從業人口的減少不能完全說是由外商并購我國企業以及外商對我國企業的擠壓所造成的，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其中有一半可能是由外商并購我國企業以及外商對我國企業的擠壓所造成的。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它也遠遠大于目前在外資企業從業人數的2350萬人（這個數字還可能存在被高估的情況）。因此我們不能低估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產生的這種負面影響，必須正視這種情況。
從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總體影響來講，究竟是積極效應大，還是負面效應大，在統計數據不健全的情況下，我們難以從理論上做出一個定性的判斷。但有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嘗試性的實證分析，得出了一個總體結論，即對國際直接投資和我國就業量之間關系作了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第一、二產業的就業起到了負面作用，而對第三產業起到了促進作用，而綜合影響為負。也就是說，歐、美、日等發達地區和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是負面影響大于積極影響。也許這種分析具有某種缺陷，但也的確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現在應該是我們正視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時候了。
四、調整優化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政府的選擇
從國家有關統計資料來看，在改革開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資所產生的就業創造效應是比較明顯的，但是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外商直接投資所吸納的我國從業人數的增幅卻大體呈下降的態勢。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增加的影響只是一種短期效應。從長期來講，今后在增加和擴大就業方面，最為重要的是重塑外商直接投資與內資之間的關系，確立外商直接投資與內資在增加和擴大就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要充分發揮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內資積累、強化內資增加就業的功能，建立以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就業為輔助，以內資拉動就業為主渠道的就業模式。這應該是政府的第一選擇。政府的選擇對我國今后幾年緩解就業壓力具有舉足輕重和非常現實的意義。依據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以及我國目前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建議搞好以下幾點政策調整。
1.堅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利用外資并重，以勞動密集型擴大就業，以資本、技術密集型優化就業結構的政策。近一段時期以來我國引資政策似乎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大力倡導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投資。在這一政策的支持下，盡管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占較大比重，但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快速增加。據統計，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陸中國。這些跨國公司的投資大多分布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雖然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改善，但它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是有限的，而且對勞動者素質具有較高的要求。但這對于優化我國就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從擴大就業角度來講，今后我國應繼續把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作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領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點。
2.鼓勵和支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采購和使用國內企業生產的投資品，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率，擴大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從而擴大就業規模。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企業的內部購買投資品的原則，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率，對國內與之相關的產業的帶動作用極為有限，未能提供相當的就業機會。針對此種情況，我國政府應采取相應措施鼓勵和支持外商投資企業采購和使用國內企業生產的投資品，進而拉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擴大就業規模。
3.限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飽和市場，減輕對國內企業的競爭，以減少國內企業的失業排放量。限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國內已經飽和的市場及與國內企業具有明顯競爭關系的領域，可以減輕對內資企業的競爭擠壓，降低對內資企業增加就業的負面影響。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相比具有明顯的資本和技術優勢，而且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為了和外商投資企業相抗衡，國內企業不得不在資本和技術上進行追趕，從而不斷使國內企業資本和技術深化的步伐加快。國內企業資本和技術的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就是不斷向外釋放失業人口。更為嚴重的是，在飽和的市場中，無力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競爭的國內企業不得不被迫退出市場，從而造成更多的失業人口。
4.真正落實國民待遇原則，充分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和內資所享有的不平等待遇，阻礙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公平競爭，使得國內企業只能采取不斷減少就業人口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這對于緩解我國就業壓力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我國應依據WTO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有關規則，對外商直接投資盡快落實國民待遇原則，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為國內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加速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資本形成和積累能力，從而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擴大對失業人口的吸納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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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2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發展方式；河北省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8)03-0091-05
發展觀和自然條件、社會條件共同決定發展方式。黨的十七大報告突出地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是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是解決目前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各種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根本途徑。河北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面臨著艱巨的挑戰。與此同時，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逐年增大，1987年到2007年9月份，河北省實際利用外資額累計達191.68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平均達75％左右；尤其是近幾年，實際利用外資額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遞增。根據錢納里的“兩缺口”理論，外資作為一國國內儲蓄的有效補充，能彌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加速資本積累；同時外資的流入能促進技術進步、提高綜合生產率，帶動產業升級，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等、因此，外資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的良性發展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能有效促進河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一、更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理念
改革開放以來，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河北省生產總值有了迅速的增長，在推動河北生產總值迅速增長的諸因素中，大規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985―2005年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每增長1％帶動GDP平均增長0.037％。但是，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太大：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差距拉大等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資也難咎其責。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是一把“雙刃劍”，河北省必須改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時“重數量、輕質量”的思想，必須把利用外資引導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軌道上來。具體說來，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促進河北經濟增長的同時是否使河北生態系統受到壓力并可能導致經濟、社會與環境的不和諧；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提高河北生產總值的同時是否會出現二元收入結構而使貧困人口增加，是否出現效率提高與就業水平上升的矛盾與沖突；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提高河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同時是否導致對局部地區、局部產業的不適當刺激而使產業結構及地區布局失衡，是否導致對河北民族工業發展的窒息而阻礙產業結構的正常的升級換代進程；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促進河北經濟發展國際化的同時是否導致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等國際經濟領域的經濟風險上升而使河北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受到沖擊；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是否促進了科技進步、社會穩定、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和諧穩定等。總之，意識是行動的先導，河北省應該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根據全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計劃和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制定和實施本地區利用外商投資的計劃，調控本地區吸收和利用外商投資的規模、結構等，把合理利用外資作為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手段。
二、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源環境監管
河北省經濟總量在全國居第6位，但工業粉塵等排放量卻位居全國第3位，污染問題特別突出。能源、鐵礦石自給率很低，資源約束問題也相當嚴重。而近年來，河北省產業發展的主體趨勢是重工業化加重，2006年鋼鐵、裝備制造、石油化工、食品、醫藥、建材、紡織服裝七個主導行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78.4％，對河北省工業生產增長的貢獻率為86.0％，其高耗能產業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占40％左右。因此，發展循環經濟促進節能減排降耗是河北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舉措。然而。一些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為了逃避本國的管制和節省污染物的處置成本，往往會有意識地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把一些消耗資源多、污染嚴重的傳統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商投資的過程中所造成的“污染轉移”問題也與發展中國家缺乏環境保護意識、缺乏對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效益的全面評價、缺乏嚴格的環境管理保護措施有關，以至于以嚴重的環境污染為代價去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和獲取暫時的經濟利益，給本國造成了環境公害或資源的過度消耗，損害了本國經濟的長遠利益。
因此，河北省要實現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加強外商直接投資監管力度，對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的投資準入進行嚴格的審查，積極杜絕不利于河北生態環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外商投資項目。傳統的審查內容主要包括投資的比例、投資的性質、目的、動機以及可能給東道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等。在這里，必須追加以下重要內容：嚴格遵循國際環境保護公約，禁止外商通過直接投資途徑將受控物質的使用和生產向河北轉移；建設和健全國內省內環境保護立法，消除外商基于環境政策執行成本的差異而進行的污染密集型產業向河北轉移；對涉及自然資源開采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進行項目可行性分析時，資源價格的制定除了反映其開采與獲取成本之外，還必須同時反映與開采、獲取、使用相關的環境成本以及由于資源的使用而造成的對未來效益損失的使用者成本，以此來科學評價該項目真實潛在的經濟效益。
三、合理引導與調控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投向
目前，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投向具有以下不合理的地方：第一，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投向總體結構不合理，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極低，而第二產業在1998-2006年間累計實到外資金額約70.833億美元，占全省的87％。第二，外商直接投資第二產業結構內部不合理。外商直接投資在一般加工業過多，而投向基礎產業、基礎設施部門的較少。外商直接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較多，而投向資金密集型產業較少。外商直接投資一般性技術比較多，不少還屬于低層次技術的重復引進，而投向技術密集型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比較少。第三，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較小，雖增加較快但內部結構很不合理。在第三產業內部，投向基礎設施部門如交通運輸、通訊、地質勘探等部門，以及文教科衛等現代服務業部門的外商直接投資比重小，而投向預期效益好、風險小、見效快的房地產、商業、社會服務業的比重上升迅速，成為投資的熱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投向結構不合理導致需要重點支持和發展的產業依然滯后，而對于需要限制的產業則繼續快速增長，因此，河北省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投向進行宏觀調控已刻不容緩，必須充分發揮外商直接投資在推動產業升級方面的積極作用。
河北省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特點和產業優化升級的目標，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第一，鼓勵外商直接投資改造傳
統農業，發展現代農業，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通過利用外資，積極引進和吸收國外農業精深加工、綠色食品、農業生物等先進技術以及良種資源和現代經營管理方式。爭取組建中外合資的現代化農業企業集團，并以重點企業為龍頭，推進農業產業化、市場化；第二，充分發揮河北省資源、市場、存量資產的比較優勢，抓住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間產業轉移的規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特別是鋼鐵業、裝備制造業、石油化工業三大戰略支撐產業；第三，引導外資加入發展信息產業的隊伍，使信息產業盡快成長為河北省第四戰略支撐產業。以軟件和信息技術應用為重點，以與國外大公司戰略合作和大項目建設為突破口，大力發展數字通訊設備、數字化整機、新型顯示器件、集成電路與新型電子元器件、專用電子設備；第四，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加大力度推進金融、保險、電信、證券業等行業的對外開放。吸收國外先進的行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在組織模式、投資管理、籌集資金、人才使用等方面盡快與國際慣例接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參與旅游景區景點開發，興辦中外合資旅行社，全面提升旅游產業的水平。加快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社會事業利用外資的步伐，創造條件吸引外商獨資、合資合作興辦國際學校、醫院診所、職業培訓中心、大型文化體育設施等。抓住國際服務外包發展機遇，進一步完善鼓勵服務外包產業政策，積極創造服務環境，培養專業人才，進而推動全省的服務外包工作。
四、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
2005年河北省科技活動產出僅優于貴州、內蒙古居全國第29位；高新技術產業化居全國第28位，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2.94％，居全國第26位?？梢姡颖笔〗洕l展中的科技含量不高，科技創新能力較弱。而河北在能源資源約束強化和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步弱化的情況下，只有將發展建立在科技進步的基礎上，經濟發展才有后勁。1985―2005年20年間河北省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年技術水平的貢獻彈性為0.107，因此，河北省在立足加強自身自主創新的同時，要采取積極的措施促進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共同推動河北由投入主導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創新主導型發展方式。
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可歸結為三類：(1)國內企業以供應商的身份和外商以高質量產品用戶身份結成長期交易關系，從而獲得外商較全面的技術支持以及售后服務和技術培訓。這對于東道國企業改進生產工藝、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加強新產品開發有著積極的作用；(2)受雇于跨國公司的當地員工，由于人員流動也會產生技術溢出效應；(3)在有效競爭機制下，跨國公司的進入會對國內企業產生示范效應，當地企業通過模仿和改進也可實現技術進步。因此，促進外資企業與省內企業的產業關聯度將是河北省今后制訂引資政策的核心目標，而且產業關聯不僅僅局限于原材料、零部件采購等后向關聯，而且要加強省內企業與外資企業在技術研發、產品創新方面的前向關聯。同時應該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園區，增強產業配套設施，發揮聚集經濟的功能，積極支持外資企業進口河北零部件，從而使關聯產業發展的外資溢出效應得以更好地發揮。其次，河北省應該大力引進有利于中國企業自主創新的項目，控制外商獨資經營的比重，保證合資企業的力度，對于那些技術含量小的項目和不予轉讓技術的項目予以一定的限制，實現引進外資與推動中國企業自主創新相結合的目標。再次，人力資本存量是促使產生外溢的重要因素，因此，河北省應該切實把培養和吸引高素質涉外人才作為一項重要戰略，高度重視人才培育，提升河北省人力資本水平，引導人才雙向流動，促使技術溢出。
五、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投向調控水平
2006年河北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排名前4位的依次是唐山、石家莊、秦皇島和保定，其中唐山占河北全部利用外資的24％；石家莊占河北全部利用外資的20％；秦皇島約占13％；保定約占10％。這與河北省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一致。而河北省經濟不發達地區，如張家口外商實際利用外資額僅占全省的2％?？梢?，由于河北各地經濟發展存在的差異，導致外商投資地域分布不均衡?？鐕緩氖聦ν庵苯油顿Y是為了滿足企業自身的利益和發展需要而進行的，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選擇在能保證其投資利益的區位。東道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客觀存在，區域內部各個地方投資環境的差異和優劣，必然導致外商投資在區位選擇上的差異，從而出現外商投資在區域內部空間布局上的差異。
在河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應從非協調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協調型經濟發展方式，因此我們還應該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來平衡區域發展。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布局上，應該從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要充分發揮河北經濟開發區和河北高新技術開發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中的帶動作用。加快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充分發揮開發區的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各開發區應根據各自特點，圍繞自身優勢產業集群的形成，確定龍頭項目，積極引進關聯度大、產業鏈長的投資項目，提高產業積聚度，使之成為河北對外開放的前沿和利用外資增長最快的地區。第二，河北省應充分利用其獨特的“兩環”區位優勢和京津冀經濟圈強大的市場輻射能力和完整的產業基礎，加快形成城市化集聚效應、產業集聚效應(包括產業前向和后向關聯、勞動力集聚、企業家集聚效應)等。以曹妃甸崛起為契機，加快秦皇島、京唐、曹妃甸、黃驊港四大港區建設，謀劃一批項目，重點對外招商，盡快形成布局合理的港群體系和周圍相關配套服務體系，進而帶動全省經濟發展。河北省又是華東、華南和西南等地區連接“三北”地區的樞紐地帶和商品流通的中轉站，也是“三北”地區的重要出海通道。憑借四通八達的運輸系統，直接輻射東北、西北和華北市場，是外商開拓內地市場的必爭之地。河北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形成外商直接投資的集聚效應，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和“路徑依賴”的良性循環。第三，要鼓勵吸引外商對河北省不發達地區的投資。對在張家口、承德等貧困地區投資的國家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可以在河北省的管理權限內參照執行國家有關西部開發的優惠政策。第四，指導各市縣建立項目庫和充分利用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大力推進各市縣對外開放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力度，充分發揮外商直接投資對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城鎮化建設，縮小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的推動作用。
六、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規模和來源地結構
河北省位于中國外資聚集的東部沿海地區，但無論從外資企業個數還是累計吸引外資金額來看，河北省數據均遠低于東部沿海各省的平均水平。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下，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有了明顯的變化，即從原來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沿?！氨鄙稀?。盡管大趨勢
如此，河北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的比重卻在不斷下降，到2005年外商直接投資仍未達到河北GDP的1/10。另外，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結構單一，以1989-2004年累計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排位，前8位依次為香港，共計48.46億美元，約占36％；其次為日本，累計13.91億美元，約占11％；第三為美國，累計11.48億美元，約占9％；第四為臺灣，累計7.49億美元，約占6％，以下依次為德國、英國、加拿大、法國。
有鑒于此，河北省必須把優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和來源地結構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結合起來，應從國民經濟發展的整體利益出發，根據經濟發展目標、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以及地區的消化能力，加強自身建設，改善投資環境，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擴大利用外資的總體規模；同時又要避免部分部門和地區為了追求政績而極力擴大引進規模，互相攀比，競相出臺優惠政策，不講質量、盲目引進、重復引進而造成的產業結構趨同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等現象，制定和實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計劃，從而將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在這個過程當中，要配合實施引資多元化戰略，形成外商直接投資的競爭效應，防止其形成壟斷，促使其輸出更多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具體而言，首先應該在繼續吸引原有香港外商直接投資的基礎上，重點加大吸收歐美等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的力度，特別要利用河北省地緣優勢，積極擴大吸收日韓直接投資的規模。其次，積極吸引跨國公司來河北投資，特別是世界500強企業來河北投資，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和水平。以北美、日本和歐盟為主體的發達國家是當今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力量，其對外直接投資不僅規模大，而且技術含量高，其投資主體一般為大型跨國公司。通過擴大吸收這些發達國家的高質量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對河北內資企業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推動和示范效應，有利于河北經濟實現良性持續發展。
七、創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和渠道
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3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三大產業 資本滲入
一、 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叫國際直接投資，它是以控制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一種國際投資基本形式。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迅速發展， GDP指數逐年攀高，外國投資者越來越傾向于來華投資。據統計，2002年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2006年外商投資中國總額為17075.6億美元。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已超過40％。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決定了近一半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儲備資產的增減和國際收支的平衡，也直接影響著中國各個領域的發展。
二、 外商在我國直接投資的分布
（一） FDI的產業分布
產業結構不合理是長期以來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主要表現為三種產業之間比例不協調，工業內部結構不合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要求引進外資要有利于調整，有利于我國在新一輪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有利地位。然而外資的投向卻呈現出與我國現有不合理產業結構相似的局面。近年來，對工業領域的投資項目在外商實際投資額中占主要份額，約占60%，而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則偏低。2007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8.5%，其中高能耗產業增長尤其快。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存在較為明顯的結構性傾斜，使得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 FDI的地區分布
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從其投向的布局來看，主要集中于東部經濟帶。從表1可以看出，截至2005年，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各自累計批準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和、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和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所占的比例出現明顯的失衡。2006年，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569.22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90.32%，而中西部地區僅占不到10%。這種非均衡格局的出現，既與我國在較長時間內實行的由東向西、由沿海到內地的梯度開放戰略有關，更與東部地區具有的人才、技術、基礎設施、新興產業聚集和區位等優勢有關。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我國政府的政策導向具有明顯的矛盾，使我國經濟發展布局的形勢更加嚴峻。
（三） 原因分析
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幾個特點，主要與下面幾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1. 與外商的經營目標有關。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占領我國巨大的消費品市場，實現利潤最大化。第一產業是我國重點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領域，但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其原因在于我國農業開發條件較差、農業開發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率低，風險大，這與投資者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標不符。
2. 與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相關。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是輕工業投資較容易，而重化學工業投資較困難。相對于能耗高，投資額大，回收期長的重工業，輕工業能耗低，投資較少，對于交通運輸要求相對不嚴，選擇余地大；加之輕工業品投資能夠利用消費變化快的特點，投資者可以開發出更新、更適用、更加物美價廉的產品來吸引消費者，從而獲得較高的利潤。所以，外商比較青睞于對輕工業的投資。
3. 與區域經濟投資環境相關。地理位置是跨國公司在評判投資目的地時的重要考量。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特別是西部地區的整體投資環境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這些地方的無形籌碼所帶來的效益不是很明確，如地方政府對招商項目的態度，與跨國公司真正開展合作的能力，以及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顯示出來的透明度等。因此，外商投資向我國中西部擴展的趨勢相對緩慢。
三、 FDI在我國的分布的影響
（一） FDI之利
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主要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1. 增加國內投資，促進資本形成。大量FDI流入的最直接作用是增加了我國的資本存量。相關統計資料顯示，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2006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商投資金額超過7000億美元。這充分說明了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近年來，外資企業涉及的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45%-50%，外資企業是中國出口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2. 增加勞動力就業量。外商投資企業吸納了我國大量的勞動力就業。資料顯示，隨著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量的不斷增加，外商投資企業中的中方就業人數也是隨之不斷增加的。從靜態角度來看，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相當低，對就業的直接效應很??；但從動態角度來看，其發展變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6年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人數約2800萬人，占全國城鎮非農業勞動人口的10%以上。
3. 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從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來看，FDI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進入九十年代后，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均呈逐年遞減態勢，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不斷上升，因此外資大量流入并投向第二、第三產業是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同時，與外國直接投資相伴而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及其擴散效應和示范效應，促進了國內利用外資行業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相對提高，也間接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變。
4. 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FDI企業的進出口比率遠遠高于國內其他企業。2007年1-3月，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2702.6億美元，同比增長23.3%，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9%，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外貿進出口規模的擴大。FDI企業擴大我國的外貿規模，改善我國的外貿結構，優化我國貿易結構使我國享受到了全球分工的好處、促進出口和提升進出口商品結構。
（二） FDI之弊
隨著大型跨國公司的涌進和對并購的逐步放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消極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1. 使中國本土企業受到擠壓。外資憑借其技術、規模等壟斷優勢，擠占我國國內市場，使我國的民族產業受到擠壓。
（1）由于國內本土企業發展歷史相對較短，再投資能力有限，因此跨國公司在研發方面的投入比本土公司要多得多，間接削弱了我方原有的技術開發創新能力，加大了我國民族工業對外國的技術依賴。（見表2）
（2）在對產品市場的控制上，由于我國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先進程度與國外產品差距懸殊，加入WTO后，國內市場的開放度進一步提高，致使國內相應產品市場大部分被外國產品所占有或為外國品牌所主導。我國原有品牌的無形資產逐步喪失，民族工業遭受巨大的損失。
2. 導致國家對產業的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從上文可以看出，外資投向方面的結構失衡問題非常突出。中西部地區受到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吸引，其本來就缺少的資金、人才難以遏制地向東部沿海流動，造成中西部產業的競爭力日益下降，地區間GDP差異無論在相對數還是在絕對數上都進一步擴大，對整個國民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在經濟自由化的條件下， 以自身利益為主的外商的投資活動經常會與我國一些產業政策的主旨相悖，導致產業政策的效力減弱。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國際匯率變動的影響，也使得我國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難度增加。
3. 引進技術結構不合理?？鐕具M入中國后，雖然有42%的企業使用了最先進的技術，但另外58%的企業仍在使用相對先進的技術或原始技術。這與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初衷并不相符。從外商的角度來講，他們絕不希望用自己的技術培育出自己的競爭對手。他們所給的技術往往是一些落后的或者相對落后的技術，即便給了相對較高的技術，也會通過所掌握的核心技術來影響國內相關技術的發揮。這樣就導致了國內企業長期缺乏國際競爭力，缺乏與他們對壘的籌碼，使國內企業在競爭中長期處于劣勢。
4. 就業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外商直接投資雖然對我國的就業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有研究結果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第一、二產業的就業起到了負面作用，只對第三產業起到了促進作用。一方面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后，把大量的閑置人員以及素質較低的人員和必要的原本可以就業的一部分人員從原有的就業崗位上剔除出來，形成規模較大的就業損失效應；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程度。為了應對外商投資進入后的激烈競爭，國內企業不得不采取“減員增效”和引進設備、技術革新的手段來提高“效率”和增強競爭力，使企業所能吸納的新增勞動力數量相對減少，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并不能得到較好的解決。
5. 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挑戰。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經濟全球化正帶來一種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發達國家在獲取產品高額利潤的同時主要發展知識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的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而將勞動密集型、大量污染環境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從中國吸引國際投資的流向可以看出，中國除了繼續作為原料、初級產品的供應者外，還是工業制成品的供應基地。這樣的國際投資流向將會給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產業結構低級化，環境污染嚴重、社會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
四、 對FDI的思考
根據有關統計數據，中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有19.3%是由外國直接投資貢獻的?？梢?，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于如何正確高效的利用外資，筆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點思考：
（一） 大力發展民營企業
經過近30年的改革積累及近些年來的巨額貿易順差，對于FDI的需求已經顯得不再那么緊迫。目前，中國已經面臨嚴重的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量引進FDI對于中國經濟和金融安全并無益處。而民營企業的發展及壯大，是近30年來GDP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政府應該給予民營企業更為公正的待遇。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實質，技術永遠只是手段。以“競爭換技術”的策略替代“市場換技術”才是中國的正確選擇。
（二） 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政策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工業結構的升級。從目前外商投資的產業構成及其影響來看，政府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力度。
1. 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同時，引導外商投資增加對薄弱的第三產業投資，減少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根據本國發展實際，以制度化的經濟和法律手段引導和規范外資投向，提高第三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的部門的發展水平
2. 引導外商加強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推動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進程。政府在加強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應加大對外資地區流向的引導，以便有更多的外資投入到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中，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
（三） 建立以內資拉動就業為主渠道的就業模式
1. 堅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就業，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優化就業結構的政策。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陸中國。這些跨國公司的投資大多分布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雖然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改善，但它對勞動者素質具有較高的要求。從擴大就業角度來講，我國應把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作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領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點。
2. 真正落實國民待遇原則，充分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會使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在與外資企業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嚴重地打壓了民營資本的積極性。我國應對外商直接投資盡快落實國民待遇原則，為國內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
（四） 制定和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與發展
國家發改委稱，雖然國家加大了對高耗能行業的調控力度，但高耗能產業的增速總體依然偏快。中國總體能耗遠高于世界水平是不爭的事實。要始終貫徹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政府應該明確產業規劃，按產業來招商。嚴格控制“兩高一資”（即高消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企業的數量，為了對地方政府不考慮生態后果的開放與招商沖動有所制約，政府在多年前提出綠色國內生產總值概念。2007年發改委已將治理“兩高”作為實施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以市場導向原則為基礎，實施污染者付費、彌補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則，對企業進行統籌規劃，分步實施，因地制宜，充分考慮各個方面的承受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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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葉偉倫.民營資本發力正當其時.《財經》，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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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潘建成，席念霞，范寶虹.《2007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學家信心調查報告》.
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4
[關鍵詞]港澳臺投資 中國大陸 國際收支
一、相關文獻綜述
以蒙代爾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蒙代爾（Mundell，1957）認為在完全滿足要素價格均等化的條件下，資本的跨國流動將會完全替代國際貿易，從而減少東道國與投資母國之間的貿易總量。小島清（kiylshi Kojima，1978）提出了FDI與國際貿易的互補關系，強調了直接投資不單是資本的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管理技能的總體轉移。小島清的模型表明，FDI擴大了國際貿易的規模。大多數國內學者從定量的角度，如丁文麗(2001)、奚君羊、劉衛江(2002)、許和連、賴明勇(2002)、施敏穎(2002)、高然（2003）、崔學臣和唐左（2003）等運用實證分析認為FDI與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呈正向相關性。
二、計量模型及其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國際收支的影響體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這兩個方面。從資本項目看，東道國因外商初始投資帶來的資本流入而得到好處；從經常項目看，當外商投資企業向母國支付紅利、利息和特許費及行政管理費時會對國際收支產生不利影響。由于我國直到1995年才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股利和利潤匯回進行單獨報告，數據較缺乏，因此本文將集中考察FDI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
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額從1983年的436.2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21737.3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15.6%。而吸引對外直接投資(FDI)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對外貿易增長速度，1983年我國實際吸收FDI僅有6.36億美元，2001年則高達747.6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9.1%。為了研究港澳臺投資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建立港澳臺對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的模型如下：
其中下標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
模型選取全國31個（97年以前為30個）內地省份、自治區和直轄市作為截面樣本，時間段從1994年至2007年（其中部分變量的數據94年以前統計資料并沒有提供，故數據樣本從94年開始），并用Eviews5.0軟件包進行處理，下面詳細說明各個變量的選取方法，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一）T、X、M：分別為各時段各地區進出口總額、出口額、進口額占GDP的比例；
（二）FDI、FDIHK、FDIO：各時段外商直接投資、港澳臺直接投資和其它外商直接投資比例的平均值，由于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數據無法獲得，而且這兩個指標在本質上是類似的，因此本文采用全部外商直接投資、港澳臺直接投資和其它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代替。
用Eviews5.0軟件包進行處理，結果如下
三、結論
統計結果顯示港澳臺投資和其它國家外商直接投資都對中國的進出口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一方面這與我國對外企的出口導向型政策有關，反映了80年代以來出口導向型引資政策的明顯作用，外資的大量涌入從數量上推動了中國出口的增長，從而帶動了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而且外商投資企業從事加工貿易的比重較高。由于外商通常在國際貿易中具備良好聲譽和廣泛的銷售網絡，以出口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東道國進入國際市場競爭，而外資為東道國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加工工藝，也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后向關聯效應產生的需求帶動國內企業的“間接出口”；通過技術溢出效應，促進本地企業發展，形成產業集群，帶動整個地區技術創新和出口增長。
仔細分析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對于港澳臺投資而言，其對出口的促進作用大于對進口的促進作用，而對于其它外商直接投資而言，情況正好相反，其對出口的促進作用小于對進口的促進作用，并且不論是出口促進效應還是進口促進效應，港澳臺投資都大于其它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促進效應。這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解釋：1）港澳臺地區投資商由于自然資源匱乏，且勞動力成本較高，他們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主要是充分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及其它資源，如果根據kiylshi Kojima（1978）對外商直接動機的分類，可以看出港澳臺更傾向于自然資源尋求型和低成本勞動力尋求型，而其它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更看重的是中國大陸廣闊的市場，從動機分析屬于一種市場尋求型。2）從進口角度看，外商投資企業通常比當地企業有更高的進口傾向，特別是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將導致東道國的貿易赤字，但同時以國內市場為導向的FDI將會減少東道國從國外進口的需要，這實際上就是進口替代。3）一些跨國公司通過從國外母公司高價進口原材料、零配件實現利潤轉移，達到避稅的目的，表現在統計數據上就是對進口的貢獻大于對出口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丁文麗，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出口總量及結構的相關關系分析，經濟經緯，2002(2)，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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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許和連，賴明勇，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預測， 2002(2)，10-13
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5
關鍵詞綠色發展；外商直接投資（FDI）；產業結構；污染密集行業
中圖分類號X19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
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2012年，在我國十報告首次單篇論述“生態文明”，全國黨代會報告第一次提出“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將經濟綠色發展――即發展仍是首要，不過是要求在發展的過程中盡量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朝著環境友好和資源節約的方向前進[1]――設定成實現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終極目標的過程。然而，隨著在華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我國環境也有惡化的趨勢。針對外商直接投資是否是造成東道國污染主要原因這一問題，目前已有研究尚無定論?，F有的研究多以實證或案例分析為主，尚缺乏貿易理論角度的分析。為探究“污染天堂”是否存在于我國，本文創新的將FDI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相結合，理論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進而使用我國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確實以污染密集型行業為主，但其影響的還不嚴重，即便如此，為實現綠色發展，我國應從宏觀戰略層面上引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
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引進國的同時，我國環境污染問題呈現惡化趨勢。在過去的三十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以貨幣度量）年均增長率約為16.3%，至2011其總量達到1 160.1億美元；從合同利用外資項目數分析，1979年至2011年累計達65.98萬項，其中，2011年為2.75萬項[2]。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和FDI 流入的大背景下，不容忽視的一個現實是我國的環境狀況也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工業廢水、工業廢氣以及工業SO2）從1992年至今各項指標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態勢（圖1）。其中，工業廢氣持續增長，在1992-2010年間增長高達479%；工業SO2排放在1992-2006年間快速提高，增幅達到69%，隨后出現緩慢下降，相對于1992年依然增長41%；工業廢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
持不變，這凸顯了政策選擇對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國內外不乏就FDI的流入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直接或間接作用機理的研究，但是相關研究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拔廴咎焯谩奔僬f認為FDI的流入會對東道國的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其假說檢驗表明，由于發展中國家具有較低的減排成本以及松弛的環境規制，發達國家往往會選擇這些國家進行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當環境政策規定的環境邊際成本很低時，會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出現環境傾銷現象[3-4]。另外，經濟一體化會帶來更多的污染避難所，出現所謂“向（環境標準）底線賽跑”，經濟一體化會帶來更多污染避難所的出現[5-6]。然而，基于跨國公司和本土企業的環境業績比較研究，現有部分文獻認為“污染天堂”假說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些研究認為東道國環境惡化并不是跨國公司造成的，因為跨國公司的環境業績一般比本土企業做得更好。通過對馬來群島的研究，Jenkins表明外資或是外資控股的企業會更多的使用環保技術，環境業績比本土企業要好[7]。利用國有企業、私有企業和跨國公司的環境治理水平數據，Wang和Jin實證研究表明在中國環境業績最好的是國外的跨國公司，其環境治理水平優于我國國有或私人企業并在統計上顯著[8]。上述研究都僅是從實證角度出發，尚缺乏從貿易理論角度進行分析。為填補這一空白，本文首先構造貿易理論模型，進而將FDI區位選擇模型引入其中，建立FDI污染轉移模型，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性；其次，運用我國的工業行業分布數據，我們將實證檢驗FDI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集中于我國污染密集程度較高的工業行業。
楊博瓊等：中國綠色發展和外商直接投資政策選擇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10期1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產業分布基本情況
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產業結構依據國家統計局2003年第14 號文件《關于印發〈三次產業劃分規定〉的通知》的標準。其中，第一產業指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指工業和建筑業；而第三產業為除第一、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例如：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圖2FDI在各個產業分布圖
Fig.2Distribution of FDI in three sectors圖2表明，從流入中國的FDI在三大產業內的分布看，FDI在三大產業是非均衡分布，第二產業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中占主導地位[9]。在2010年，實際投向第二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占中國同期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6.2%，從投資絕對值角度看，從1995至2010年，2001年的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絕對金額是這一時期最高的，達534.48億美元；1999年最低，為283.85億美元。與第二產業占比相比，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比重很小。
然而，FDI在第二產業中的比重在2006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1995-2005年間，我國第二產業中的外資流入平穩增長，從1995年的69.6%增長到2005年的74%。其中，2001年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最高，一度達到77.2%。從2006年開始，在我國產業政策調整的多方驅動下，FDI在第二產業中的比重逐漸降低，2006年降為67.4%，2007一年之間下降了10個百分點為57.3%。從此，FDI在第二產業中的份額一直停滯。
盡管從基本的產業分布來看，FDI還是主要分布于污染較為密集的第二產業，但是FDI集中于制造業主要是因為產品更接近國內消費市場和追逐低勞動力成本，因此簡單的產業分布及其趨勢分析不足以證明我國存在“污染天堂”現象。
2FDI污染密集程度理論研究
關于FDI區位選擇問題，現有文獻表明稅收、市場的其他要素以及政府的功能是影響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企業稅及稅收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FDI的流動方向和速率[10]。另外，稅收的量能、方式和政策的穩定性是影響FDI區位選擇的重要要素[11]。還有，經濟的集聚作用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12]。對于在華FDI區位選擇影響因素論述較為完全的是Leonard和Yum，他們認為對于在中國的FDI區位選擇比較有影響的是市場的大小、基礎設施完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勞動力的價格，也就是預期收入和成本因素[13]。
針對環境污染與環境稅收即有理論也有實證分析。Markusen理論推導出稅收對跨國公司去留存在負向作用機理，即稅收過高跨國公司則被驅走，反之亦然[14]。Murat，Emmanuel和Anastasios都認為環境稅對跨國公司區位選擇有影響，與Markusen不同的是，這兩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稅收政策的確定性問題而非程度問題[14-16]。前者分析了在環境政策不確定的情況下，競爭性企業區位選擇的最優解[15]，后者分析了環境政策的時間連續性與企業區位選擇的關系，例如獲得專利的企業傾向于環境政策穩定的政府[16]。值得注意的是，環境稅收問題的研究對象均為污染企業，如果從行業角度來看，這些企業均屬于工業行業。這也暗示非工業企業的污染是相對輕微，對于污染稅或環境規制也不會特別敏感。
基于貿易理論，有關學者從全球分工的角度就這個問題作了比較系統地分析[17-18]。前者對于全球貿易分工理論分析認為，由于發達國家收入水平相對污染比例較高，所以發達國家的污染稅征收較高，因此會迫使產業鏈上污染密集的部分轉移到發展中國家[17]。Dean和Lovely拓展了Copeland和 Taylor的模型，對于中國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作了詳盡的研究[18-19]。其理論貢獻是將加工貿易從普通貿易中單列出來，對于以利用東道國低要素成本為目的FDI生產（即垂直型FDI）生產進行了分析[12]。該文也同樣認為產業鏈中的污染密集部分會被世界分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盡管這兩篇文章都是以工業為研究對象，但是僅考慮了垂直型FDI，缺乏對以進入東道國市場為目的FDI（水平型FDI）區位選擇的分析。為填補這一真空，本文將綜合考慮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區位選擇，對工業部門的FDI區位選擇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
2.1污染的供給函數
污染作為公共物品，由社會上所有的消費者提供。假定全社會有N個消費者，所有消費者的偏好是類似的，每個消費者的效用由普通效用和污染損失所組成，且兩種效用是可以分離的，則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表示為：
U（x，y，z）=u（x，y）-h（z）（1）
其中，u（x，y）是同階單調遞增的凹函數，函數h是單調遞增的凸函數。
于是，當產品價格人均收入和污染量給定時，消費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間接效用函數為：
V=u（I）-γZ（2）
其中，I是居民的收入，等于全社會產出G的人均值，即I=G（P，τ，Z，K，L）5N。
遵從Copeland和Taylor假定產品價格不會變化[12]。由此，代表性消費者的間接效用函數由收入所帶來的效用減去污染所帶來的效應組成。根據薩繆爾森公共物品的需求定理：如果全社會污染總排放為Z，政府的污染稅為τ，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共物品的稅收等于所有人的邊際成本之和。政府的稅收由代表性消費者的利潤最大化來決定，其表達式為：
τ=-NVZ/VI=Nγ5u’（I）（3）
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6
關鍵詞:FDI;擠入效應;擠出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我國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FDI成為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中部地區吸引與利用FDI的狀況和經濟效應對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和當前正在實施的中部崛起戰略有著重要意義。
一般說來,FDI會對東道國產生五種經濟效應,即經濟增長效應、技術外溢效應、資本形成效應、就業效應及進出口貿易效應。在經濟學理論當中,擠入擠出效應被用來描述一種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增加時對其他投資主體投資行為的影響。FDI的擠入擠出效應是指FDI流入量的增加 (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行為)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影響(東道國國內企業的投資行為)。如果這些外資企業通過技術擴散效應和產業關聯效應等途徑推動了國內企業的投資,那么可以認為是一種 “擠入效應”。擠入效應反映在數據上就是總投資水平的增長率高于利用外資的增長率,這暗含了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也暗含了國內企業有較強的技術吸收能力,能高效地融入跨國公司的產業鏈,從而促進國內企業的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武漢利用外資一直呈穩步增長狀態。從歷年的數據來看,武漢市外商直接投資占引進外資的絕大多數。例如,2007年外商直接投資占到了外資引進總量的75.5%;從利用外資的規模和質量來看,外商投資領域不斷拓展,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項目增加,在2006年外商直接投資項目中,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共38個,同比增長9.7%,進資額達12.62億美元,增長24.0%,占全市直接利用外資總額的83.5%,支撐作用明顯;從利用外資的結構來看,武漢利用外資仍以二三產業為主,制造業居首位,服務業緊隨其后。2006年武漢外商直接投資進資項目中制造業項目進資達9.64億美元,占全市直接利用外資總額的63.8%,居所有行業進資之首,主要集中在光電子制造、汽車零部件、食品及飼料加工等生產制造領域。服務業進資達5.42億美元,占全市直接利用外資總額的35.9%,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商務咨詢、計算機軟件服務等行業,其中房地產業進資達3.2億美元,占服務業進資總額的59%。筆者試圖通過建立模型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模型與方法
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主要包括國內企業投資部分和國外投資部分,公式表示如下:
I=Id+If
其中,I表示社會總投資水平;Id表示國內企業的投資部分;If表示國外投資部分。
t時期國外投資部分由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借貸組成。如前所述,武漢市的外資利用主要形式是外商直接投資(FDI),而t時期的國外投資部分并不是全部由t期的外商直接投資轉化而來,還要考慮t-1期、t-2期等的外商投資流入,即得出模型:
其中,DI表示國內固定資產投資。
對模型進行回歸后,如果各個系數有效,用系數的值來度量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入擠出效應,則:α(系數)>0,表示FDI的增加可以帶來當年國內投資增長,說明發生了“擠入效應”;α=0表示FDI對國內投資的增長或降低沒有影響,既沒有發生“擠入效應”也沒有發生“擠出效應”;α
二、估算結果及其分析
根據2001年和2008年《武漢市統計年鑒》的數據,整理得出表1。(表1)我們對1995～2007年武漢市的統計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為了消除數據序列中的趨勢,保證其平衡性和正態性,采用對數形式,即以國內投資lNDI為因變量,外商直接投資lNFDI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同時作滯后一期的回歸分析。(表2)回歸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投資呈高度相關性,各項統計指標均是顯著的,即說明,FDI每增加1%,可以帶來國內投資當年增長0.7819%,次年增長0.8276%。由此表明,武漢FDI存在顯著的擠出效應。
在武漢,FDI呈擠出效應,可結合國家政策和武漢自身發展情況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一直偏重于東南部地區,1999年實行西部大開發,而武漢位于中部,經濟、技術一直發展緩慢,處于相對落后的地位,直到近幾年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國家才真正開始重視中部的發展,2007年12月7日國務院正式批準武漢城市圈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和成渝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后,國家從改革發展全局作出的又一重大決策。武漢像一片等待開辟的沃土,受到大量外商的關注。而外資的流入也帶來了新技術、新產品,從而帶動了國內投資。
三、對策和建議
隨著國家政策的傾斜,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前有所限制的領域將對外資開放,武漢FDI的力度也勢必加大,各領域外資將會進一步涌入。為保持FDI對武漢市國內企業的“擠入效應”,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環境。金融危機下,中國政府為了抵抗危機,保增長,于2008年11月推出4萬億計劃,著重于全國范圍基礎設施建設,武漢應抓住大搞建設的機遇,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為發展總部經濟打下基礎,從而改善投資環境,吸引資金流入。
(二)引導和鼓勵FDI投向第三產業。如果武漢市FDI仍集中在重工業,則會擠占國內資本的投資機會和市場。我們必須積極調整利用外資的政策,引進外資時不再向一般第二產業傾斜,引進優質的服務業FDI,將有利于弱化目前外資存在于制造業的擠出效應。近年來,武漢圍繞打造中部地區現代服務中心的目標大力發展服務業,2007年全市完成服務業增加值超過規模以上工業實現的增加值,達到1,572億元,同比增長14.2%,占全年完成生產總值的50.1%。武漢應再接再勵,放寬政策,促進FDI投向第三產業,從而帶動武漢和整個武漢城市圈第三產業的發展。
(三)大力發展總部經濟,建立總部基地,從而引進更多高新技術和專業性人才,加強武漢的輻射帶動作用?？偛炕厥窍嗤蛘卟煌愋?、企業的總部或領導機構和重要的分支機構在空間上的集聚地。在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下,總部基地是企業謀求更大發展和有利運營的有效平臺。武漢只有發展總部經濟,才能長期得到國內外企業的關注,保持顯著的“擠出效應”,才能發揮其城市圈作用,帶動周邊城市共同發展,從而趕上東南部的發達城市,實現真正的“崛起”。
(四)加強引進具有較強技術溢出效應的企業。要注重對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引進,更好地促進武漢市國內企業的技術升級,從而帶動整體投資水平。過去由于武漢在發展中缺乏資本,所以必須大力引進外資,但在大力提倡自主創新和建設節約型社會的今天,武漢引進外資必須有所選擇,要從注重引資數量向注重引資質量轉變。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劉志輝.武漢經濟社會發展報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