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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壟斷優勢理論1960年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在其博士畢業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產生于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如火如荼的年代，該理論認為對外投資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場的不完全性，市場的不完全性主要是由規模經濟、產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以及國與國之間貿易壁壘等因素造成的。而通過壟斷則可以帶來市場壟斷優勢、生產壟斷優勢以及規模經濟優勢。該理論改變了以往人們對跨國投資就是僅僅追求經營利潤的固有看法，追求持續的壟斷優勢才是對外投資的最重要目的，該理論也因此成為了對外投資的基礎理論之一。該理論的貢獻在于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框架，深入闡述了壟斷優勢在促進企業對外投資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該理論在解釋產業轉移方向，以及在指導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投資方面還存在不足。
（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由美國學者雷蒙德·弗農在其1966年所著《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一文中首次提出。該理論從側面闡述了國際產業轉移的原因，該理論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導入期、成長期、穩定期以及衰退期四個階段，當產品處于導入期以及成長期時，產品呈現出典型的技術密集特征，擁有該產品生產技術的國家具有壟斷優勢，生產此種產品時基本不用考慮地理位置等影響產品成本的相關因素，生產商一般都采取用本國生產，出口國外的模式。當產品生命周期進入穩定階段時，產品的國內市場增長空間變得極為有限，擁有該產品生產技術的企業為了開拓新的市場就會選擇技術轉讓或者國外建廠的方式來提升產品銷量，這就會在客觀上帶來國際產業轉移，但是這里所談到的國際產業轉移需要具備幾個條件，一是該國家或者該國家所在的區域范圍內要有廣闊的市場空間，二是該地區具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可以順利的進行該產品的生產，三是在該地區進行生產要能夠有效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當產品生命周期進入衰退階段時，技術優勢已經不復存在，產品的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產品競爭優勢的建立主要依賴于產品成本的降低，這就進一步的促進產業向具有更低生產成本的地區轉移，在該地區生產的產品再被返銷到技術輸出國市場。該理論通過將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引入到國際資本流動過程中，動態的分析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對資本流動的促進作用，該理論為企業進行跨國投資時機選擇做出了一個明確的界定。但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卻無法解釋并不具有技術優勢的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同時也無法解釋產品尚未進入穩定以及衰退期就進行產業轉移的行為。
（三）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英國學者鄧寧于1977年在《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方法探索》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該理論認為國家產業轉移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往往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規模經濟導致的優勢，一是企業占有的無形資產帶來的優勢，這包括技術、品牌等方面。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憑借所有權優勢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企業擁有內部化優勢的原因在于外部市場的失效，主要原因是因為貿易壁壘、交易渠道不暢以及市場信息不對稱等。區位優勢是指東道國在地理位置、自然資源、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優勢，投資國只能被動的加以接受或者利用區位優勢而不能被改變區位優勢。該理論認為產業轉移要綜合比較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這樣才能帶來充分發揮產業轉移的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克服了傳統對外投資理論只注重資本流動的不足，通過將區位選擇、對外貿易、內部交易等幾個方面結合起來，為研究國際資本流動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但是盡管該理論汲取了諸多有關產業轉移理論的優點，但是卻僅僅是從微觀層面以及靜態層面對產業轉移進行研究，缺乏宏觀以及動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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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回顧 啟示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興起和發展
1、威爾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理論”
1983年，威爾斯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來源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前景。其主要觀點有以下三個方面。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來源。威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在比本國更不發達的國家進行投資的時候具有獨特的優勢。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制成品市場規模比較小，如果本地企業從發達國家進口技術，可能會導致企業規模過大而與當地市場規模不匹配。在產品市場比較小的情況下，使用的技術也應該適合于小規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潤，而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技術就符合這一要求。另外，發展中國家在國外投資的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一方面是本地企業，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本地企業想要模仿投資國的技術，可能要支付比較高昂的成本，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并不愿意將資源浪費在小規模生產和小規模市場上，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就具備了技術上的優勢。
競爭優勢還體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惡劣的國際收支狀況會限制進口而鼓勵本國企業制造，因而進一步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為了夸大企業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首先會選擇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脅時才會考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通過對外的投資活動保護產品的國外市場、尋求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廉價的原材料。另外，因為投資國與東道國比較接近的地理位置、經濟文化環境，使產品和技術更容易被接受與認可。
（3）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前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相比，具備的競爭優勢比較小，從而容易失敗，一旦發展中國家小規模技術優勢被取代就很難尋求其他的優勢來源。但是，只要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繼續保持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優勢與經驗，這些具備新的競爭優勢的企業會不斷涌現，對原有的企業進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繼續受到威脅，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使優勢內部化也會促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斷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2、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如果不只是簡單的模仿技術，而是能夠根據自身實際對外國技術做出大規模的調整，這種技術地方化的過程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他比較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來源，發現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來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術和知識；和同類型國家產品市場的相似性；小規模技術效應；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研發的產品與跨國公司的產品的差異化。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外國技術的消化、改進、創新，使其更適應當地生產的需要，在這一創新過程中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促進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3、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
由坎特威爾（J.A.Cantwell，1991）和托蘭惕諾（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也被稱作“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該理論重點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和技術積累進行考察，并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能力的積累，向周邊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成功的投資，并最終升級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托蘭惕諾分析了發展中國家FDI的地理擴散的規律，認為分成三個步驟：第一步，向臨近國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聯系的國家投資；第二步，開始向非臨近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投資形式為比較簡單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第三步，在最高級的產業階段，跨國企業將自身優勢運用于復雜、高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開始向距離遙遠的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
4、小澤輝智的“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
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了“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認為從國家層面來講，發展中國家FDI會經過4個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為吸引外國投資階段；第二階段為輸入FDI到輸出FDI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為從勞動力導向的FDI向技術導向、貿易支持型FDI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輸入的FDI和資本導向型輸出的FDI交叉發生階段。
小澤輝智強調發展中國家的FDI結構升級應以增強比較優勢為基準、以出口導向戰略為條件，把國家的工業化戰略與開展對外投資的比較優勢結合起來。他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動態化與對外投資作為相互作用的三種因素進行分析，認為經濟發展會改變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推動企業的跨國增長，海外經營也會反過來提升產業競爭力，讓相關企業成長為國際領先的優勢企業。
5、Uppsala國際化模型是基于約翰遜（Johanson J.）、保羅（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國際化演進模型
Uppsala國際化模型將國際化過程分為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依次代表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沒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過獨立的代表處或人有規律地出口；企業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銷售子公司；企業在海外建立生產實體。Uppsala模型對于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而言，其借鑒意義在于該理論強調了對外直接投資之前通過進出口貿易的學習過程，這一過程對企業積累最為關鍵的海外市場的知識、銷售技巧至關重要。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評述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合理性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從自身角度探尋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原因、發展規律等，對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1）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按照傳統的理論，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企業在資金、技術和管理上并不具備明顯的優勢，因此其大部分企業并沒有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視角，客觀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具備的競爭優勢，擁有的技術和其他要素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沒有絕對優勢，但是對于一些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本國低的國家，這種并不先進的技術卻具有絕對優勢。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時候，如果選擇經濟發展水平接近或較低的國家，他的技術相對于大型跨國公司更容易被當地市場接受，遇到的競爭者也會比較少，那么就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的學習，創新與轉化，鍛造并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2）指出了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擁有的是比較優勢，所以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步驟和路徑也與發達國家不同。美國的跨國公司是在完全擁有壟斷優勢之后才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而發展中國家是在國內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之后才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利用現有的條件開展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應該緊密結合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發展狀況，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對外投資策略。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競爭優勢的增強，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并利用海外投資推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和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主要路徑之一。
（3）解釋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間的關系。傳統的國家貿易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當商品出口遇到困難的時候，企業才會利用內部化的優勢降低成本，擴大產品市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從貿易和投資之間的關系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和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形成了一定的互補關系：通過開展對外投資，將本國所具備的技術優勢轉移到其他國家，并且進一步的普及和推廣，可以促進東道國的潛在比較優勢的進一步發揮和提升；通過投資擴大比較成本差異，對貿易又形成了新的推進作用。相關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如何協調貿易與投資，“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關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
（1）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來源論述片面。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把對于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先進的技術作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這顯得比較單一和片面。雖然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術都不具備競爭優勢。以目前的發展形勢看，有一些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核心技術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另外，技術地方化理論把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優勢的來源歸結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的模仿與改進，忽略了發展中國家技術自主創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區位僅限定在比本國經濟水平的低的國家。按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發展中國家只可能對經濟發展水平低于本國的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的國家進行投資。近年來，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發達國家而并非發展中國家，并且，這些企業當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業。原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跨國企業的最高發展階段才會向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理論，就很難全面解釋這種現象。
（3）對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很難解釋。對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而言，解釋中小企業在FDI中獲得的高收益始終是一大難點。對現實經濟的經驗現象與經典的規模經濟理論存在矛盾，中小企業的高效率在過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規模經濟既不能解釋各類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也不能解釋結果。規模經濟只能部分解釋企業個體層面的擴張，但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不能被廠商規模經濟解釋。
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中國的啟示
1、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注重培養競爭優勢
中國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必須注重核心競爭力的培養。首先，要利用和發揮比較優勢，先從具備優勢的行業和產業開始發展，在發展中注重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同時把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有效的結合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技術的升級。其次，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產業的發展水平，反過來促進國內比較優勢的提升。另外，優勢的獲得除了企業本身，還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以我國目前的技術，資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業都不具備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實力。現階段就應該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對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周邊國家和其他欠發達國家展開投資。這種模式風險較小、收益相對較高，為繼續擴大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促進我國跨國公司的成長打下基礎。
3、注意協調對外投資和貿易的關系
對外投資和貿易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替代而是互補關系，是可以互相促進的。我國當前外貿出口受到國家經濟的波動與國內成本上漲的雙重壓力，很多企業面臨危機，甚至倒閉。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可以有效利用相關的理論作為指導，從而促進投資和貿易的共同發展。對于遇到出口問題的企業，除了技術改造和政策扶持，還可以根據其技術與市場狀況開展一部分產業轉移，通過合理的參與國際分工為本國創造新的國際貿易機會，對外投資，對國內的產業結構進行有效優化與提升，使得外貿中的比較優勢就進一步增強。
4、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快產業升級
我國目前的主導產業是制造業，而我國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低技術，低附加值的消費制造業，產業結構比較低?，F階段我國要優化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重要途徑就是通過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將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大規模的向周邊國家進行轉移，一方面緩解在國內遇到的發展壓力，另一方面可以推進國內的產業升級，提升我國的產業優勢。
除了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對外投資，技術與資金密集型的企業的對外投資也是必要的。在投資過程中加快對先進技術的學習，消化與吸收的能力，增強我國的競爭優勢，進一步的促進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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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世楫：技術和組織創新與新經濟――從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經濟范式看新經濟[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3）.
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3
概 述
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主要有海默（Hymer）的壟斷優勢論，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內部化理論、弗農（Vernon）的產品壽命周期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除了鄧寧的理論將區位作為重要的子因素考慮外，這些理論的共同缺點均是只從跨國公司內部的條件出發去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條件而忽略了東道國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這種單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頗。理論與實際都需要我們從東道國的區位因素出發來重新審視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至今有關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主要有：
一是鄧寧（Dunning）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內含的區位要素。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主要說明了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方式選擇，認為只有當企業同時具備了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及區位優勢的時候才可以選擇對外直接投資，若只具備所有權優勢及內部化優勢則可選擇許可貿易方式，若僅具備所有權優勢則只能選擇出口方式。但在鄧寧基本理論的框架下仍隱含著重要的區位思想，他的理論把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分為：
第一，市場因素，主要為市場規模、市場增長、市場的格局及顧客的類型。
第二，貿易壁壘，包括關稅壁壘及國外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的心理距離等。
第三，區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勞動力成本，運輸成本等。
第四，投資環境，包括涉及外國投資的政策法規的優惠程度，關于外國直接投資政策的穩定性及金融貨幣的穩定性等。2000年，鄧寧又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發表了“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s’ Activity”一文，對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及補充。
二是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凱夫斯（Caves）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該類理論十分強調市場的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以及所謂的心理距離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影響，認為接近市場就意味著低的運輸成本、低的信息搜尋成本，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增長的市場潛力，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也具有較大的吸引力。據Kravis等（1982）的研究，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著負的影響，因而也影響其空間布局。Caves等人把試圖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區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過于抽象沒有得到太有價值的東西。而北歐學者認為與實體距離對應的為心理距離（Psychic Distance），所謂心理距離是指“妨礙或干擾企業與市場之間信息流動的因素，包括語言、文化、政治體系、教育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心理距離的遠近意味著企業克服障礙成本的高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一般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到遠的原則。例如，瑞典的跨國公司總是把其周圍的丹麥、挪威、芬蘭作為海外經營的首選目標。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貝爾德伯斯（Belderbos）、奧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國學者魯明泓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理論，該理論著重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轉型體制對吸引FDI的影響。
例如，Agodo（1978）發現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與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創造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緊密相關；Belderbos（2003）研究了東道國反傾銷政策對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通過反傾銷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東道國取消了反傾銷措施，直接投資中的成本因素又將上升。奧克荷姆等（2001）強調了金融制度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股票、債券的發行上市制度將影響到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公司的相關成本、資本收益等。魯明泓（1999）則以114個國家和地區為樣本，探討了影響FDI的四大類制度因素，即國際經濟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潔程度，認為經濟的開放度及對外資的歡迎態度最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與佛羅里達（Smith&Florida）、埃利森與格蘭澤（Ellison&Glaeser）為代表的集聚經濟理論。他們認為集聚經濟是由于經濟活動與相關生產設施的區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產業的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波特認為一個區域之所以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熟練的勞動力，具有好的區域形象及大量的產業集中等。
一些學者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證實了集聚經濟對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影響，而Luger等（1985）、Braunerhjelm等（1996）對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證實了這種效應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術產業別明顯。
東道國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成為20世紀后期跨國公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向，這些理論分別以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狀況、市場規模、產業結構與分布、金融制度等經濟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為變化因子來檢驗其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相關性，雖然這類統計分析削弱了跨國公司理論發展的內含，但卻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地理分布有較強的解釋力。
區位分布的新特點及相關解釋
2002年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量達到527億多美元，超越美國成為該年全球最大的引資國，2003年盡管受SARS的困擾，我國仍然吸引了535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成為當年世界第二大引資國。在總量增加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變化。
首先，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仍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外資西進的態勢并不明顯，但外資對我國中部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在我國東部地區的直接投資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國的西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國中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則呈現出逐步增長的態勢，其比重從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變。商務部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中，東部地區占87.91%,中部地區占9.35%,西部地區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平均額，東部地區占86.37%,中部地區占9.35%,西部地區占4.76%。從至2004年上半年為止的外資使用的平均額看，東部地區為西部地區的18倍，為中部地區的9倍，呈現出高度集中的態勢。
這說明由于快速增長的經濟、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潛在的巨大市場份額，高素質的勞動力以及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等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有著強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在以上區位要素條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縮小，所以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仍無法避免“東重西輕”的格局。但與西部地區相比，近年來中部地區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比重增長相對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條件、市場條件、人員素質等方面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落差較小，具有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所以成為外商漸進式西進的首選地帶。
第二，中部地區雖遠離沿海，但許多省份都具有長江沿岸的萬噸級港口，水路運輸便利，有利于降低運輸成本。
第三，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土地成本明顯低于東部地區，低的勞動力成本、物美價廉的土地，較好的工業基礎，較強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國公司生產活動范圍的擴大。
其次，在沿海地區中，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正從傳統的珠江三角洲向長江三角洲及環渤海經濟圈轉移，反映了跨國公司對區位要素需求的升級。
20世紀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資額曾占全國的60%多，但現在跨國公司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已超過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至2002年，跨國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資比重已從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達49%,而同期跨國公司在長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資比重從9.94%上升到33.25%,跨國公司在環渤海經濟圈的投資比重基本保持不變，但位于環渤海地區的遼寧、山東、天津和北京近幾年也已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重點地區。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北上行為反映出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區位要素需求的升級，因為：
第一，我國加入WTO后，全國范圍利用外資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區對外資的傳統優惠政策效應正在消失而與此同時該地區土地、勞動力成本等基本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加上高素質人才的相對匱乏，跨國公司在該區域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不斷消失。
第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廣為提供現代金融、現代物流、現代交通運輸設施等高級要素再加上厚實的產業科研基礎，良好的勞動力素質，巨大的市場潛力等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特別是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的投資。
第三，以北京、天津為依托的環渤海經濟區主要以高質量的研發力量，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以及2008奧運經濟的輻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國公司的投資。由此可以看到跨國公司對投資區位要素的需求已從低級轉向高級、靜態轉向動態。
第三，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開始出現集聚的趨勢。
隨著跨國公司規模的擴大，就必將在業務比較集中的地區設立當地管理中心，即地區總部，這是為適應國際業務擴展需要，加強地區內協調并促進整體競爭力提高的一個有利途徑。UNCTAD認為跨國公司做出設立地區性總部及研發中心的決定通常需要經過慎密的研究和比較，是一個較長的決策過程，尤其在選擇地址上，主要考慮所在區域的以下指標：良好的交通條件；精通和掌握多種語言的技術隊伍；吸引國際職員的高品質生活環境；低水平的公司和個人稅收等等。
我國的上海、北京、廣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這些方面的要素條件，從而成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主要聚集地?，F在，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立的地區總部已超過了70家，在北京設立的地區總部已達到30多家，占據了在華地區總部的極大多數。
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在華研發中心的地理分布與地區總部基本一致。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國公司對這些地區總體經營條件及研發條件的認可，有助于增強這些地區對外資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的分布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地理分布高度趨同，所以集中的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的設立，會加劇外資在我國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來源地的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出現了不同的偏好。
歐美資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開拓、占領中國巨大的市場，并把在中國投資的企業納入其全球生產、營銷網絡體系中，實現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歐美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主要屬于市場開發型投資。從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所謂市場開拓型的直接投資就是以充分挖掘東道國巨大的國內需求潛力為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據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歐美在華投資企業的產業、產品以大陸為主要銷售市場的占59%，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占19%，以亞太地區和北美地區為主要市場的分別占15%和17%，可見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在歐美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占據了較大的權重。
日韓等國的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動的主要動機在于試圖把中國大陸變為其產品銷往第三國或返銷國內的“加工基地”和“生產車間”，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征，即其產品以遠銷中國以外的市場為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02年在華日、韓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其總銷售額的比重超過50%的企業數分別占69.9%和70%，而出口銷售額占總銷售額比重超過90%的企業數也分別占據日、韓在華投資企業總數的49.5%和50.91%。這樣勞動力工資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韓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權重較大。
港澳臺等亞洲跨國公司由于其發展空間的狹小或者是自然資源的貧乏，對外投資的目的是增加國內失去的比較優勢或國內不可能生產的產品的進口，其結果是促進制造品與初級產品生產國之間的垂直專業化分工。例如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不少港澳臺資本加快向我國西部地區流動，以期通過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取得國際化經營中的自然資源優勢。所以，自然資源稟賦條件是港澳臺跨國公司在作出區位選擇時重點考慮的因素。另外，“市場知識”以及“心理距離”等因素對港奧臺跨國公司對大陸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有重要影響。
不同跨國公司由于其來源地及自身條件的不同，在對外投資時所考慮的區位因子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標準模式。
對 策
雖然，近年來跨國公司對我國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較快，但從吸收直接投資區位因素的角度看，許多方面環有待改善。
第一，我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差距的長期存在說明縱然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力度頗大，但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市場容量條件、產業配套能力、上下游相關產業的集聚度等區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資的“西進運動”只能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西部地區的引資績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時間內大幅上升。
中部地區區位要素的原有基礎及近幾年改善的程度要強于西部地區，所以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率要明顯快于西部地區。我國西部地區的引資工作要上臺階，除了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資源及環境基礎上的優勢產業并以一些重點城市為依托建立優勢產業集群形成強大動態累計效應，為跨國公司上下游產業配套創造條件，形成良好的企業發展生態環境。
另外，西部人力資源的流失實際上就是這些人員本身及東部地區對該地區發展機會的剝奪，如果人力資源得不到積累，西部地區的引資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長江三角洲地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量的迅速增長及珠江三角洲地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相對份額的下降說明在我國引資優惠政策已退居較為次要地位的同時，如果傳統的勞動力、土地等區位優勢在逐步喪失的同時而高質量的人力資源、雄厚的產業配套基礎、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以及優越的研發環境等高級區位要素尚未創立的話，那么跨國公司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份額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出現絕對份額或相對份額的下降。
跨國公司對區位要素的需求從低級到高級，從靜態到動態的變化過程向我們說明了區位要素創新的必要性，不斷培育符合當代跨國公司需要的高級區位因素是將來我國引資工作的一個重點。為此，重點要做好作為增長極作用的產業集群的建設，通過積累的動態循環關系為跨國公司創造良好的企業生態環境。
另外要在跨國公司重點投資地區努力吸引國內外優秀科研人員的科技創業活動，為跨國公司的研發活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4
一、我國對外投資現狀和問題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較為落后，并存在投資主體單一、區位與產業結構失衡等問題。
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趨勢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之后，1982年之后各年對外投資輸出流量如表1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2年至1991年的起步階段，在這一時期，我國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規模都處于10億美元以內；第二階段是1992年至2004年的平穩發展階段，這一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平均規模為27億美元；2005年以后是快速發展階段，其中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23%，2006年1－9月份，對外投資流量為140.6億美元，同比增長175.7%。
但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規模較小，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2005年全球外國投資流出流量為7787億美元，存量為106718億美元，中國只占1.574%和0.536%。2005年底美國、日本、丹麥、巴西、俄羅斯和新加坡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0182、3075、996、644、819、1009億美元，我國僅為572億美元，不但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其他發展中大國。
2、對外直接投資境內主體分析
近三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境內主體呈如下特點：理企業所占比重依然較大。2003年中央企業占對外投資流量和存量的比重為73.5%、90%以上，2004年為82.3%、83.7%，2005年為83.2%、81.8%。
（2）國有企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有限責任公司和私營企業比重增加。2005年，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為32%，而國有企業則下降至29%，有限責任公司首次超過國有企業躍居投資主體首位。
（3）地方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廣東、上海、北京、山東、浙江等東部沿海地區。2005年，以上5地對外投資流量和存量分別占地方總量的63.4%、75.4%。相反，中西部各省對外投資所占比重很小。
（4）私營企業投資數額較小，且大多集中在福建和浙江兩省。2003、2004年，私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都只占當年流量的1.5%。至2005年底，七成的私營企業投資主體來自浙江、福建兩省。
總的來看，近幾年投資主體單一問題依然較為嚴重，其中私營企業、中小型企業以及中西部地區對外投資比重偏小等問題尤為突出。
3、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結構分析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失衡十分嚴重。2005年底，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越南、澳大利亞等地集中了我國境外企業數量的45.6%。從2005年底對外投資存量來看，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存量占90%以上，其中亞洲地區為406億美元，占7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達或較為發達國家和地區：一是流向周邊地區，如香港、韓國、馬來西亞等地；二是流向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這種失衡的區位格局的不利之處是：一、境外企業生產經營成本較高，經濟效益不理想。發達國家要素成本高昂，市場競爭激烈，我國在發達國家的境外企業并不具有壟斷優勢與內部化優勢，相反處于相當不利的地位。這種局面的必然結果就是投資效益低下。據統計，我國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境外企業近半數不盈利。二、忽視發展中國家市場，放棄自身優勢。相對于大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我國在適用技術、成熟技術、勞動密集的生產技術方面具有優勢。忽視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實質上就是放棄發揮自身優勢，也不利于國內產業的升級。
4、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分析
2005年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和倉儲業的比重依次為40.3%、18.6%、18.4%、13.7%、4.7%。到2005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如下行業：商務服務業占28.9%，批發和零售業占20%，采礦業占18.1%，交通運輸和倉儲業占12.4%，制造業占10.1%，房地產業占2.6%，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主要是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的投資）占2.3%，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占2.3%，建筑業占2.1%。
以上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行業分布失衡問題：一、境外商務服務型企業投資比重過高，生產型企業投資比重偏低。一般而言，生產型境外企業更有利于參與國際分工、利用國外資源推動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更為明顯。我國生產型企業投資比重偏低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技術與產業結構升級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二、產業層次偏低。我國對外投資較大的項目集中在初級產品制造加工業和采礦業（包括石油開采業），這對我國企業走出國門學習先進生產技術與管理經驗不利。三、傳統產業和成熟的制造業對外投資不足。我國制造業和許多傳統產業，在國內市場上早已成熟，其獨特生產技術適合于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甚至在發達國家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目前這樣的產業開展對外投資的現象并不多見。四、高新技術產業對外投資比例較低。盡管從區位分布來看，我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或較為發達國家，但是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比重很小，并沒有起到技術學習的預期作用。
二、基于發展中大國特征的對外直接投資多元化戰略
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取決于其動機和優勢的共同作用。動機和優勢是研究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邏輯起點，而它們又取決于一國國內經濟特征。
作為一個發展迅速的發展中大國，“差異化”、“多元化”是我國經濟的基本特征：首先，人文社會背景差別很大。各地人文風貌和社會結構各異，與外部聯系也各不相同。東部沿海地區與東南亞、歐洲甚至美洲都有廣泛的社會聯系，西部沿邊地區與周邊國家存在種族聯系。其次，資源稟賦多元化。東、中、西部地區在人力資源、自然資源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例如，東部地區各類人力資源較為豐富，而中西部地區人才匱乏且流失嚴重。再次，經濟、技術多元結構。經濟、技術多元結構表現在多方面：既存在城鄉差異，又存在東中西部的地區經濟差異；既有技術先進的高新技術產業，又有大量技術成熟的傳統產業和民族產業；既有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又有一些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一些產業生產能力過剩，而另一些產業市場潛力巨大。
經濟差異化、多元化使得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難以用來解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戰略。壟斷優勢理論、市場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只適用于解釋擁有競爭優勢的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產業選擇，而邊際產業轉移理論、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化理論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只適用于解釋經濟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產業選擇。這些理論都不能從整體上解釋我國的對外投資行為，因為我國兼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特征。相對于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我國生產技術較為先進，但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又是一個較為落后的國家；在世界生產體系內，我國大部分產業生產技術較為落后，但也有為數眾多的企業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術。
多元化的經濟特征導致了我國對外投資多元化需求和動機?？偟膩砜?，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如下5種類型的動機：（1）自然資源動機。以人均量計算，中國自然資源非常貧乏，其中以石油、鐵礦、鋁、銅、木材和魚類資源尤為明顯，加之我國經濟高速發展，資源消耗巨大，我國對海外資源需求巨大。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逐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在資源豐富的國家進行資源的開采利用。（2）學習動機。通過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來了解與掌握他國先進生產工藝、技術和管理技能是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亞洲“四小龍”曾在此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我國華為、海爾等企業在國外的研發投資也是基于此類動機。
據調查，我國77%的企業將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作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動機。（3）市場動機。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鞏固、擴大原有市場以及開拓新的國際市場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國中化集團總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逐步開拓了石油、化工、投資、金融、旅游、咨詢等領域的國際市場（該公司原為對外貿易公司）。（4）規避貿易壁壘動機。隨著我國出口的迅猛發展，許多國家（主要是歐美等國）紛紛寄起反傾銷、技術性貿易和保障措施等多種形式的貿易壁壘的大旗，對我國相關行業出口造成了極大的沖擊。這種情況下，國內許多相關企業不得不尋找能夠替代貿易的投資形式，即通過在國外建立分公司的形式規避對華貿易壁壘。（5）轉移過剩生產能力動機。我國在許多制造業方面技術成熟、設備先進，但國內市場日趨飽和，生產能力過剩。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將國內過剩的生產力轉移到國外進行生產，同時也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多元化經濟特征也使我國擁有多元化優勢。因而，我國對外投資多元化動機和優勢也決定了我國必須采取多元化的對外投資戰略（見圖1）?？偟膩砜?，多元化戰略包括三個部分：（1）多元化主體。不同所有制、規模以及區域的投資主體具有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優勢，它們都應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2）多元化產業選擇。我國許多傳統制造業技術成熟、生產規模大，需要規避貿易壁壘、轉移過剩生產能力；傳統民族產業擁有獨特的產品和生產技術，需要向外開拓市場；資源開采業需要獲得更多的自然資源；高新技術產業則更需要學習國外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這些不同的產業都應當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3）多元化區位選擇。我國企業的不同優勢和動機是相對于不同地區而言的，因而應選擇不同的對外投資區域。例如，高新技術產業只有選擇到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才能學習到先進技術；傳統制造業的優勢是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的。多元化主體、多元化產業和區位選擇有時是相互聯系的。
三、實現我國多元化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戰略的對策建議
1、完善對外直接投資整體法律體系，增強管理與服務職能。首先，應加強對外直接投資法制化建設。2000年之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體系發生了重大改變，放寬了審批權限、簡化了審批環節，但大多是以國務院各部門的政策形式出現，目前應制定一部綱領性、權威性的法案，從整體上協調我國對外投資政策體系。其次，發改委和商務部之間存在對外直接投資管理權限界定不清、平行管理的問題，應進一步明確兩者的職責劃分。再次，努力構建與完善境外投資擔保與監管制度。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多，企業在境外所面臨風險問題將越來越嚴重，我們應積極準備，盡早建立對外投資擔保制度、完善現有監管體系，降低企業海外經營風險，促進國內外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并及時關注企業在境外的生產經營發展狀況。最后，進一步完善政府信息服務職能。信息是影響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國還沒有系統、權威的對外投資信息提供機構，應盡快建立起一套為企業海外投資服務的信息體系，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有利的條件。實際上，以上政策與制度問題對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更加不利，所以，法制化建設為不同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公平的平臺。
信息體系，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有利的條件。實際上，以上政策與制度問題對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更加不利，所以，法制化建設為不同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公平的平臺。
2、積極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近幾年我國在對外投資主體多元化方面有所進步，但是中小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意識不強且面臨較多的政策與信息限制。世界市場是多元的，中小型企業在對外投資市場上也擁有相對優勢。今后應在政策和信息服務上積極鼓勵中小企業走出國門，進一步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
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5
傳統的理論認為只有擁有巨額的資本和高科技才能在海外進行投資，而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卻提出具有本國特色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比較優勢，該理論認為日本應該把失去成本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的東道國。但要記住三點原則：（1）根據投資國的具體情況進行對外投資政策的制定。（2）在遵守比較優勢的原則上，要維護國際貿易分工。（3）提出貿易創造發展理論。這個理論有他獨到之處，無疑是對傳統理論的沖擊，日本正是基于這個理論為指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及對我國的啟示
1.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特征
隨著日本不同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不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也在發生變化，但從總體來看，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到現在，主要投資區域在北美、歐洲、亞洲。戰后初步階段，由于日美的特殊關系，加之美國有日本所需要的廣闊的市場和先進的技術，因此日本商業和服務業投資主要集中于美國，當然也有部分自然資源的投資在中東地區和非洲地區。進入到70年代以后，為了獲取大量勞動力資源，日本把投資目光對準了亞洲地區，向這些亞洲地區輸出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到80年代以后，為了緩解貿易摩擦，日本放緩了對亞洲的投資，改向對歐洲、北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后來，進入90年代以后雖然投資重點仍在北美，但由于歐洲統一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日本在西方的投資收益出現虧損，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亞洲區域，尤其是加大了對東亞的投資力度，此時也加強了對拉美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進入21世紀以來，為了在亞洲尋求區域聯盟，增強對亞洲的投資，尤其是2005年以后，日本對亞洲的投資規模超過北美。
2.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特征
1951年-2006年度，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9610億美元，其中制造業占比35.3%，非制造業占比64.7%，后者占比接近前者的二倍，可見戰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非制造業。從產業內部來看，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從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方向轉變為資本密集型、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得產業轉變。
3.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根據日本貿易機構統計，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從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開始急劇上升，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貿易大國，1990年日本首次成為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大國，投資累積額僅次于美國和英國。但隨著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的崩潰，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幾經浮沉，同時也由于世界其他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顯得日本對外投資水平有所下降。但是2005年以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上升，2012年達到3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日本仍然是當今世界位居前列的少數對外直接投資大國，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同時，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大規模對外投資中，相當部分是投資在了海外不動產領域。這是由于廣場協議后，日元股價、地價暴漲形成泡沫經濟，與之相比，海外地產相對便宜，于是海外不動產投資盛行。這個典型個案就是上世紀80年代日本三菱地產用13.7億美元收購洛克菲勒中心，但是非常不幸，洛克菲勒中心不僅曾經為兩家房地產公司出面擔保融資13億美元成為三菱地產一個沉重負擔，并且低迷的美國經濟讓曼哈頓的房租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實際租金水平只有三菱地產原先預計的一半。五年后洛克菲勒中心將出現3.62億美元虧損。
4.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啟示
如今，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進一步加大，我國企業正在加快海外擴張的步伐。但是我國的直接對外投資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例如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政府在政策方面對對外直接投資沒有傾斜、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國企央企等大企業為主，小微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卻沒有這樣的機會。結合自身問題與日本發展多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驗來看我國應關注獲取資源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力發展跨國公司、大力培育企業的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明確全球產業鏈的價值方向、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政府完善對外投資的服務體系、以大企業為中心，發展群體力量等。
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6
論文關鍵詞：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有權優勢
進入21世紀，在“走出去”戰略的指引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簡稱ODI）持續增長，2002-2008年年均增長速度為65.7%。2009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及世界經濟下滑的影響，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較上年下降43%，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微增6.2億美元，達565.3億美元。[①]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名列全球國家（地區）第五位，發展中國家（地區）第一位。[②]
依據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無論是壟斷優勢理論（Hymer，1960）還是國際生產折中理論（Dunning，1977）都強調跨國企業的特定壟斷優勢或所有權優勢，認為這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但是，運用這些基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建立起來的理論，難以解釋中國企業的ODI行為，因為通常認為中國企業并不具備上述優勢。那么，對于中國企業而言，其ODI行為是否需要以所有權優勢作為基礎，所有權優勢的形式如何表現，這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一、文獻回顧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間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斷發展，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美國學者海默（Hymer，1960）通過對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首次提出運用壟斷優勢來解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此后經過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9）、約翰遜（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學者的補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的壟斷優勢來自于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全，如產品差異性、商標、專利、資金優勢、技術優勢、管理優勢等。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運用這種特殊的獨占性優勢抵消額外的跨國經營成本，獲得高于東道國企業的利潤。
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將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Buckley，1976）的內部化優勢理論相結合，并加上區位優勢，形成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認為只有上述三種優勢同時存在，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才會成功。這其中的所有權優勢與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進行了重新分類與擴展。
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多，以發達國家企業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無法解釋不具備絕對所有權優勢的企業為何也有能力進行對外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逐漸進入研究視野。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是對其母國市場環境的反應，主要表現在為小市場服務的小規模技術、民族品牌的海外生產、低價產品營銷戰略。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Lall，1983）通過對印度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競爭優勢的研究，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擁有適用于母國及東道國的技術，其生產的產品更符合發展中國家消費者的偏好，要素需求與當地經濟條件相適應。
哈佛大學著名學者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從企業、產業、國家三個層面來分析競爭優勢的來源。他認為一國國內的經濟環境通過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行業等因素，再結合企業經營策略對其競爭優勢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通常來自競爭十分激烈的行業。
海默的壟斷優勢與鄧寧的所有權優勢都屬于絕對優勢，用以解釋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與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則運用相對優勢，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如果說前四種理論都強調優勢的內生性，那么，波特的競爭力理論更強調外部因素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塑造。
上述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雖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權優勢的內容。本文沿用鄧寧“所有權優勢”的提法，但將其內涵進一步擴大，使之擁有更為廣泛的適用性。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所有權優勢
1.技術優勢
在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技術優勢是所有權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正是利用他們在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推動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先進技術領域不具備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全面競爭的優勢。但是，隨著政府加大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企業致力于應用技術的開發，再結合跨國企業進入中國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中國企業在技術方面具備了一定所有權優勢。
2008年，全國R&D經費總支出為4616億元，比2007年增加905.8億元，增長24.4%； R&D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類企業經費支出為3381.7億元，比2007年增長26.1%；政府部門所屬研究機構經費支出811.3億元，增長17.9%；高等學校經費支出390.2億元，增長24%。[③]從行業來看，R&D經費投入強度超過1%的行業有九個[④]，這些行業中的企業正利用不斷積累的技術所有權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中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但來源于自身原創性研發，還來自于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以及技術地方化效應?？鐕臼鞘澜珙I先技術的發明者，為了維持技術壟斷性，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技術內部化轉移。然而，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向客戶提品和服務、與當地企業開展技術合作、技術人員流動等，都會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業內部的技術被東道國企業所模仿。世界上絕大多數跨國公司在中國都建立生產、研發機構，加上中國良好的科學技術基礎及人才儲備，技術溢出效應使中國企業在短時間內技術能力得到極大提高。同時，跨國公司使用的技術大多產生于發達國家，應用于發展中國家時不免產生局限。中國企業具有在發展中國家經營多年的優勢，將先進技術與東道國的經濟、技術、人力資源等條件相結合，創造出適應當地的新技術，實現技術地方化。
2.金融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國際間資本流動，不但要求企業有可用資金，還要求這些資金具有成本優勢，并能按需要自由兌換成東道國貨幣。目前，我國部分企業融資成本低、國家外匯儲備充足的良好條件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又一所有權優勢。
在中國，利率受到政府嚴格管制，在近年來通貨膨脹低位運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維持較低水平。雖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紛紛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國，這為中國企業獲得資金成本優勢創造了前提條件。此外，監管體系不健全，國有企業獲得財政撥款、政策性貸款，民營企業獲得家族成員低息或無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國企業產生了相對于東道國企業的資金成本所有權優勢。
2003年，中國提出“走出去”戰略后，從制度上放松了外匯管制。而中國對外貿易多年保持貿順差，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增長，2006年超過日本后一直穩居世界第一位，這減少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外匯約束。許多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而急需外國投資的現實，使中國企業的金融優勢得以發揮。
3.文化認同優勢
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時，傾向于首先向人文環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聯系的東道國進行投資，通過社會關系網絡、語言優勢、文化背景相近等優勢，獲取市場信息、稀缺資源、市場準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經營風險，從而使跨國投資成為可能。
對外投資實踐表明，華裔族群文化相近的優勢成為中國企業對香港地區、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所有權優勢之一。這些國家和地區華人及華裔族群分布廣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們在歷史上與中國大陸聯系廣泛，使得這一地區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首選。2009年，中國企業對香港和東盟的投資分別為356億美元和26.98億美元，占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比重63%和4.8%，位列中國企業投資目標國（地區）的第一和第三位。雖然當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目標開始向北美、歐盟、非洲轉移，這些東道國華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認同優勢，加強與當地華人華僑的溝通聯系，利用這類關系資源克服不熟悉東道國市場的缺陷，仍然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能使用的所有權優勢。
4.母國與東道國經營環境相似的優勢
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時，其母國與東道國經營環境具有相似性，將有助于該國企業將母國的經營經驗運用于東道國市場，從而產生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所有權優勢。2009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超過80%的份額流向亞洲、非洲國家（地區），這些國家有著與中國相同或相似的國內經濟發展階段、資源稟賦狀況、人力資本條件，使得中國企業相對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熟悉經營環境的所有權優勢。此外，中國企業在適應制度環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權優勢。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情況，中國企業在本國多年經營中也形成了應對這一問題的良好對策。
三、結語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完全不具備所有權優勢，在技術、金融、文化、經營環境等方面，中國企業具備相對于發展中國家企業、乃至相對于發達國家企業的所有權優勢。中國企業既要把握現有優勢，將之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又要充分發掘和培育其他類型的所有權優勢，如品牌、專利、管理優勢等，才能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獲得長期穩定的經營收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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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