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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的問題范文1
關鍵詞：新遷移經濟學；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理論適用性
農村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轉移是各國經濟發展中的普遍現象。農村勞動力的鄉城遷移更是中國經濟社會的一個重要現象。如何理解農村勞動力轉移這種行為？許多專家學者對該行為進行了探索與研究，建立了相關的理論或者模型。其中最為突出的，當屬新遷移經濟學。
一、新遷移經濟學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據Stark（1991）的論述，新遷移經濟學建立在四個基本前提之上。
1.遷移決策并不是獨立的個體行為，而是更多相關的人組成的一個更大的單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為。與新古典遷移理論把遷移決策作為獨立的個體行為不一樣，新遷移經濟學將遷移研究的關注點由獨立的個人轉向了相互依賴的個人。如此以來，家庭內部的一些行為（如匯款行為）就被納入了遷移理論的研究范圍，而且，在分析勞動力市場時，遷移者的行為和績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遷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約束來加以解釋。
2.農村勞動力遷移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預期收入最大化，同時也為了最小化家庭風險。影響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城鄉之間存在工資收入的差異，還存在著其他能夠引起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因素，比如，農業部門受到惡劣的氣候因素影響，農產品歉收，家庭的農業收入大幅下降，家庭還可以從遷移者那里獲得工資性收入（通常是以匯款的方式）以補償農業歉收的損失。從根本上來說，勞動力的遷移并不像水的流動那樣，必然從高處流向低處。
3.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場體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遷移現象將不會發生。新遷移理論指出，在發達國家，家庭的風險通常由保險公司或者政府項目得到保障，但發展中國家還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險市場，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過將勞動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場以分散風險；同時，發達國家擁有相對發達的資本信貸市場，家庭獲得投資啟動資金的代價較小，可能性較大，而這在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輕易實現的。在現實生活中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諸如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等問題，比如，居住在偏遠落后地區的農村居民無法了解到發達地區某項產業的發展狀況，那么，對于這樣的家庭來說就有了遷移的欲望。
4.決策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人們總是把自己的收入與一定的群體相比較，由此會產生一定的滿足或者失落感。新遷移理論認為，家庭決定其成員的遷移，不只是為了提高其絕對收入，同時，也是為了提高相對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為了減輕在某一參照系內的相對貧困感。人總是有與周圍的人作比較的心理，如看到鄰居遷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遷移的動機。
新遷移經濟學試圖以上述四個前提為基礎解釋農村勞動力遷移問題。該理論的一個特點就是它在更廣闊、更復雜、更真實的背景下討論遷移行為，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其主要思想是：在發展中國家，農戶通過家庭成員的遷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級生產技術中的兩個主要的障礙，即投資資金的匱乏（信貸市場的約束）及風險規避工具的短缺（保險市場的約束）。解釋了家庭這樣的主體為什么、在什么時候會發現最有利的時機，在若干市場上采取戰略性的行為，并在這些市場間進行勞動力分配，使其行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出現。
二、新遷移經濟學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國的適用性
上述新遷移經濟學的四大基本前提，與我國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一些特點比較吻合。
（一）關于遷移的決策主體
新古典遷移理論或者模型都將遷移者個人作為遷移決策的主體。這種假設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現實情況的。新遷移經濟學與其他遷移理論不同的關鍵點就在于它認為遷移決策不是由孤立的個人單獨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聯系的人所構成的較大的單位（如家庭或家戶）作出的。不同遷移決策主體的假設，對于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政策的設計和政策的實施效應是有著直接影響的。
在現實中，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決策通常是由轉移者和非轉移者群體（其他家庭成員）聯合作出的。而轉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轉移者和非轉移者群體之間隱含的契約安排中所規定的分配規則在二者之間被共擔/共享的。例如，家庭轉移成員轉移需要的車旅費以及生活費都是家庭非轉移成員提供的，而轉移成員獲得收入后常以匯款的方式寄回家。新遷移理論的出發點由獨立的人變成相互聯系的人，即它將遷移看作是一種“有意識的戰略”，而不是一種絕望的或盲目樂觀的行動。
將家庭而不是個人置于遷移決策的中心是一個比較新的思路（當然這不一定非得意味著家庭成員全部遷移）。這種理論并不是忽略遷移個體行為，而是把個體遷移行為作為分析的基礎置于遷移框架之內。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種“聯盟”——一個由面對周圍的世界彼此承諾采取統一行動的單位。而家庭成員的遷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間或范圍經濟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規模不經濟。
由我國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的一些特點可知，把相互聯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戶）作為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的決策主體在我國更具合理性。這些特點包括：第一，在我國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人們普遍有強烈的傳統家庭觀念。第二，我國農村地區的強化了農戶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與其留在農村地區的家庭之間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系。在一項調查中發現，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當中，82%的人定期給農村家庭匯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農村家里看望一次（蔡昉，1996）。第四，根據近幾年許多新聞媒體的報道，越來越多的參與鄉城遷移或轉移的農民工在城市地區工作一段時間、有了一定的積蓄、學到相應的知識或技術后，紛紛返回家鄉創業。這些特點充分顯示了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個人與其在農村的家庭之間密切的生產生活聯系，也證明了農戶作為決策主體的正確性。
（二）關于遷移的動機
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動機究竟是什么？僅僅是預期收入最大化嗎？對此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們集體行動以求不僅最大化其預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風險并緩解與除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各種各樣的市場失敗相關聯的各種約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遷移者僅僅是追求其預期收入最大化，那么，當城市預期工資收入與農村工資水平之間的差異為零時就不存在農村勞動力鄉城遷移。
在我國現實中，影響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城鄉之間存在工資收入的差異，還存在著其他能夠引起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因素，轉移的目的也是為了分散家庭風險，使其風險最小化。正如投資某個項目一樣，人力資本的分散投資也是為了規避風險。從嚴格意義上說，當個體是風險厭惡型時，他通常寧可接受當前某一確定的工資也不愿意接受與當前收入數額相等的一個含不確定的預期收入，于是工資零差異可能帶來農民由城市到農村的回流；而當他是風險中性或者偏好時，并且他對閑暇附加了一定的價值，那么，即便城鄉工資差異為零，遷移仍有可能。簡單地說，給定一個農村部門的工資水平Wr和一個更高的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Wu（假設從事城市部門工作的概率為p），并假設在兩個部門中的標準工作時間都是S，更具體地說，假設在農業部門工作S天可獲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門工作S天則可獲得Wu，即便pWu-Wr=0的情況下，農村部門的閑暇與工資搭配（0，Wr）則取決于城市部門的閑暇與工資搭配的狀況[（1-p）S，pWu]，從而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遷移就會發生（Stark，1982）。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農村勞動力遷移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預期收入最大化，同時也為了最小化家庭風險。
（三）關于市場制度、金融制度與遷移的關系
新遷移經濟學第三個假設前提告訴我們如果市場體系和市場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遷移現象將不會發生。我國市場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經濟領域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種不完整、不完善對于農村家庭的勞動力使用上、從而對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上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具體來看：
1.農作物保險市場
無論什么時候，當一個農戶家庭將時間和金錢投入到播種某種作物上時，他們總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以產品的形式得到補償，他們可以將這些產品賣掉換成現金以購買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將這些產品用于農戶家庭的消費。但是由于存在不確定性，比如惡劣的氣候因素有可能會導致農產品的減產甚至絕產，從而使得農戶家庭面臨收入減少甚至難以維持生計的風險。同樣地，新的農業技術的引入（諸如高產良種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變農戶所面臨的風險。如果農業技術專家的意見是正確的，使用新的改良種子可以增加農民的產出；如果農業專家的意見是錯誤的，農戶便面臨著將來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風險。在發達國家，這一類的主觀和客觀風險是通過正規的保險體系來解決的。在這種保險體系下，農業生產者向保險公司或政府機構交一定的費用獲得相應的保險，以求在將來農業生產遇到損失時獲得相應的補償。一旦將來在生產過程中農戶遇到諸如干旱、洪水、新技術推廣失敗等風險，保險機構將按照所保險的農作物市場價值賠償農戶的損失，從而確保農戶的經濟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農作物保險無法得到，農戶就會傾向于通過將一個或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出去的方式來實現自我保障，以確保在即便出現收成下降的情況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
2.資本市場
許多農村家庭除了追求現金收入、經營收入最大化外，同時也希望增加其資產的生產率，為此他們首先需要獲得用于追加投資的資本。比如，農戶會希望灌溉農田、施用化肥、購買良種、購買機械等，但他們可能同時缺乏用于購買這些投入要素的貨幣。非農民家庭會希望投資于家庭成員的教育或培訓、尋求獲得資本品用以生產某種能夠在消費品市場上銷售的商品，但是他們也可能缺乏用于這些方面的投入的貨幣。在發達國家，投資要么來源于私人儲蓄，要么來源于借貸。儲蓄也好，借貸也好，都取決于你能否順利進入一個健康的有效率的銀行系統。如果收入有波動，借貸還可以幫助抵御消費風險。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儲蓄制度是不穩定的或不發達的，借貸也是很困難的。這或者是因為農戶家庭通常缺乏獲得貸款的擔保，或者是因為借貸資本的短缺，或者是因為銀行系統的服務范圍有限等。對于低收入的農民家庭來說，唯一的能夠獲得貸款的渠道通常是來自于當地的高利貸者，這種高利貸由于交易費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卻步。在這種情況下，遷移再一次被視作獲得資本來源的一個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過它積累資本用于改善生產效率、穩定消費水平。因此，處在這種處境中的家庭此時具有很強的將其某個家庭成員轉出農業生產領域、遷移至城市地區以增加儲蓄并通過往回匯款的方式將資本轉移回家庭的強烈動機。
3.期貨市場
無論什么時候，一個農戶在播種時總是期望所播種的作物在將來收獲后會按照一個理想的、足以能夠獲得養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狀況的收入的價格出售。但是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卻始終存在著農作物價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從而導致家庭歉收的風險。在發達國家里，價格風險是通過期貨市場加以控制的。通過期貨市場，農戶可以按照現在確定下來的價格在將來出售其全部或部分農產品。如果未來價格跌至約定價格以下，則投資者承擔損失；如果未來價格升至約定價格以上，則投資者獲得盈余。許多發展中國家要么不存在期貨市場，要么雖然存在但低收入的農戶通常無法進入，在這種情況下，遷移就提供了一種農戶自我保險、抵御由農產品未來價格波動而導致的收入風險的機制。
4.社會保障
無論是農民家庭還是非農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員的收入維持。如果當地的經濟狀況惡化、就業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狀況就會由于收入的減少而受到威脅。在許多國家里，政府設立了相應的保障體系以保護勞動者及其家庭免遭這種風險。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里，這種針對失業者和傷病者的保險體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這同樣促使農戶家庭將其勞動力轉移出農村地區以求實現自我保障。而在我國，農民幾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會保障，這一因素對于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不可能不產生任何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遷移就使得農民減緩了這一風險。
（四）社會環境與遷移的關系
新遷移理論認為，家庭決定其成員的遷移，不只是為了提高其絕對收入，同時，也為了提高相對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為了減輕在某一參照群體內的相對貧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動機，即相對剝奪、相對經濟地位變化、相對貧困（蔡昉、都陽，2002），以下都稱做RD。農村家庭之所以將某個家庭成員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遷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為了增加其絕對收入，也是為了改善家庭的相對收入水平（即相對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從而降低其與其他參照群體相比的相對貧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為代表的新遷移學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農村鄉城轉移的RD模型。他們認為單位i的效用如下：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絕對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帶來的相對失落。由效用對絕對收入、相對貧困的偏導可知，效用隨著其絕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隨著RD的增加而減少。假設F（y）為累積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個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說是y +Δ） 而產生的不滿足感，那么，該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對貧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況下，這一表達式等同于以下兩項的乘積：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這些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與y之間的平均差距（額）。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給個體帶來的效用不僅在于絕對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該收入在特定參照群體內的位置，即人們總是把自己的收入與特定群體內的他人的收入比較。該思想更貼近中國的實際。
為了進一步理解相對收入這一概念，我們假設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貧困家庭的收入不變，那么貧困家庭的相對貧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與相對貧困程度呈負相關，那么，即便貧困家庭的絕對收入和遷移后的預期收入保持不變，只要通過其家庭成員的遷移可以改善其在所處參照群體中的相對收入水平，該家庭參與遷移的動機依然會增強。由此可以說，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變化，該家庭參與遷移的概率會增加。制約了貧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機會的種種市場失敗也會增加遷移對貧困家庭的吸引力，因為此時通過遷移貧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對收入狀況。
相對收入（貧困）因素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也能夠找到相應的佐證。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雖然農村地區各類家庭的總體收入水平與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著較大的差距，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參與轉移的農民工中，在參與轉移前其家庭在農村中處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數。這說明遷移與原本農民家庭在農村的相對收入水平是有著相當明顯的聯系的，也說明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地區轉移時在其轉移動機中是有著較強的對家庭相對收入水平（或相對貧困狀況）的考慮的。 從上述四個方面的具體分析來看，新遷移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與我國農村及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是基本吻合的。在這些前提下，沿著新遷移經濟學的思路來分析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問題，應該說不存在什么難以逾越的理論和邏輯障礙。
三、對待新遷移經濟學分析思路應有的態度
在運用一種理論分析我國現實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對它采取科學的態度，既要堅持又要發展的態度。最近幾年來，我國勞動力轉移勢頭較猛，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理論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釋這種行為。而新遷移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也就引起了國內外遷移理論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根據以上新遷移理論與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適用性分析，我們在運用這一理論分析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時，有如下幾個方面是需要明確的：
第一，新遷移經濟學與新古典遷移理論關鍵性的區別有兩個，一是遷移決策主體的不同，二是遷移動機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異包括政策含義的不同都是由這兩點衍生出來的。其中，遷移動機的假設不同，是導致新遷移經濟學區別于其他遷移經濟學理論流派的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遷移經濟學在理論前提、相關假設方面與我國國情的高度吻合決定了它對于分析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問題有較強的適用性。但是，它并不是為中國勞動力轉移問題提供了具體的分析方法，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行為時，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遷移經濟學提供的分析方法為指導，對我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三，任何一個經濟理論都不能包羅經濟世界的全部現象，新遷移經濟學也不例外，我們在用新遷移經濟理論指導我國的實踐時，同時，也要學會借鑒其他遷移理論的科學方面，將此結合起來，用來更好地指導我國的實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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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的問題范文2
關鍵詞：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功利主義；關懷倫理；方法論啟發
中圖分類號：F061．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3-0025-05
對許多非經濟學專業的人士甚至許多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學這門學科好像是超越了與婦女權利運動相關的政治和社會斗爭。畢竟，經濟學總是力求成為一門客觀的科學，其模型和方法的設計保證了經濟分析的嚴密性。盡管有些經濟學家承認以往的經濟學研究和教學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別歧視，但是他們認為其中大部分已經被克服。然而，受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女性主義者卻認為，現有的經濟學知識本身也折射著價值判斷和權力關系。女性主義對經濟學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了全面而嚴厲的批判，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主要是由男性創建的、反映男性社會信念的學科(注: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批判， 參見參考文獻［11］。)
福利經濟學是從倫理的層面來闡述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分支。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新古典經濟學是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這一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面貌出現的，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主要包括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來的社會福利函數理論、社會選擇學派福利理論等。女性主義者認為，盡管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理論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為藍本，二者成為當代諸多國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也正是由此來批判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競爭）市場（即信息對稱、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沒有外部性、沒有規模收益遞增和擁有標準性偏好的市場）會帶來產品（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因此，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主張建立市場機制，這是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家所提倡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社會分配狀態）都可以通過完全競爭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來實現，人們所應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進行某些初始的總量再分配或進行合理的總量稅調節。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思想是在女性主義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內在缺陷為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認為，每一個人一生都離不開關懷和被關懷。從作為類的人來說，如果失去人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失去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失去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人類就無法生存和延續下去。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標準是以功利主義倫理原則為基礎的，不管是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標準、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的卡爾多―希克斯虛擬補償福利標準，都是以功利主義的福利觀為基礎的。這種福利觀崇尚市場價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準則，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內在價值層面，貶低甚至是無視傳統上由婦女主導的家庭生產活動的價值，割斷了人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進而割斷了人與社會和自然的和諧關系），從根本上違背了女性重視關系導向、以關懷為主的倫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判斷和價值觀。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以關懷倫理為基礎從福利主題和內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提出了批判和挑戰。
一、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挑戰
（一）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主題和內容的挑戰
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主題是市場，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實質上是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效用最大化。換句話說，以效用為核心的市場價值標準構成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當“效用”達到不可改善的規模時，社會成就最大，社會的幸福程度達到頂點，這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也被稱作帕累托經濟效率。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指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把效用最大化當作福利的全部內容，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率目標，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傳統上由婦女主導的家庭活動(注:當然，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戰后，隨著女性加入到勞動力大軍中，這種情形有所改變，但是婦女所承擔的家庭勞動份額仍然很重，同時即便這一點不存在了，家庭勞動本身具有內在價值，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價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類福利源泉的事實，從而使福利經濟學陷入了效用主義或功利主義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把由婦女完成的家庭勞動看作是生產性活動，國民經濟核算（GDP）完全不考慮家庭生產的因素,從而排斥和貶低了婦女的非市場勞動對人類社會福利所做的貢獻。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主題和內容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色彩，其功利主義福利觀切斷了人的福利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切斷了人與其母體之間的關聯，違背了女性的關懷倫理福利觀。
從更高的層面來對關懷倫理加以拓展，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遠遠超出了家庭的范圍，從而包括對貧困和弱視群體的關懷，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的關懷。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缺乏對貧困和弱視群體（特別是女性）的關懷，無法解決公平問題，因為符合帕累托最優標準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極度不均的，因而可能會把所有的產品或資源分配給某個人或某個特定階層（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從地位。并且，由于測算帕累托最優必須考慮（男性）社會成員對產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們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時的（男性）富人在最終分配中至少也必須是同等富有，而窮人（包括女性）始終在貧困的邊緣上掙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把生態環境看作是人類經濟的一個外生變量，僅僅是從環境能夠給人帶來效用的層面來界定環境的福利影響，忽視甚至無視生態環境的內在價值，因而缺乏對生態環境的關懷。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是通過忽視婦女的家庭價值將人類所依賴的自然生態環境外部化的，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態環境所固有的內在價值為人類福利所做的貢獻。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主題和內容是以狹隘的功利主義福利觀為基礎，它只注重市場效率，從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態環境等問題置于邊緣化的位置上，從而忽略了家庭生產、社會公平和生態平衡的福利內涵。
（二）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挑戰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暗含著（經濟）效率問題和（公平）分配問題可以分開解決的“可分離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論：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場來實現生產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慮的分配目標則可以通過征收總量稅改變收入初次分配來實現。雖然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明確地把公平（分配）問題當作福利問題來解決，但是這種解決方法卻是以“惟效率標準”為目標的，把公平問題推托給稅收政策而草草了事。盡管現實中效率和公平的分離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離性方法論在很多情況下被看作是一種恰當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經濟）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的可分離性主張歸根到底是一種男性本位的務實性、工具性價值判斷。也就是說，當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的可分離性 (注: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對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給予了嚴厲的批判， 他指出總額稅的缺失和委托―問題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為幻想。)是一個偽命題的時候，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強詞奪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離開來，說明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含有的務實性價值判斷，而這一務實性價值判斷是男性本位的，因為所謂的效率問題實際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場經濟效率問題?？煞蛛x性方法論追求市場效率標準而忽視家庭內部的公平分配問題，特別是婦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包括福利經濟學）所宣稱的價值無涉的客觀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僅有終極性的價值判斷，即信奉“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男性本位意識形態，而且還有務實性的、工具性或稱現世性的男性價值判斷，這兩種價值判斷都背離了女性的關懷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問題不在于是否存在價值判斷和道德倫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客觀性亟待加強。
（三）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模型假定的挑戰
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是以理性經濟人、完全競爭、信息對稱、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為基礎。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無法解釋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照護勞動和權利（如自立的權利、免遭歧視待遇和免遭騷擾的權利等）的內在價值的重要性。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這兩個主要的福利議題為基準而展開的。
1．照護勞動（caring labor Care (關照) (注:一詞有兩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護活動(caring activities)， 如換尿布或者提供“傾聽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關懷情感(caring feelings)，如關心者所表現出的關愛。 從內在關系上來說，照護活動是關懷情感的體現，關懷情感是照護活動的靈魂。從廣義上來說，照護活動包括對老、幼、弱、病、殘的照護，包括對生態環境的照護等等，同樣關懷情感也包括對人與自然等的關懷。 ）
女性主義經濟學的第一要務就是對家庭中照護工作和照護勞動的分析，因為照護勞動傳統上主要是由婦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包括福利經濟學）沖擊最大的領域。女性主義經濟學指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核心論題是市場，并把市場化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邊界的標準，把市場活動當作福利的惟一源泉，從而忽略了主要由婦女完成的照護勞動的價值，也就否定了照護勞動作為人類福利重要源泉的價值。當然，福利經濟學的不斷發展也使經濟學家們逐漸意識到家庭生產、特別是照護勞動的重要性，試圖把照護勞動當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組織來提供。但是，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照護勞動是一種旨在為他人創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勞動，很多時候都是完全受到內部動機的激勵而完成的。照護勞動由受到非貨幣動機激勵的個人（如父母）提供時，它具有獨特的屬性。照護勞動的受益人（如兒童）通常情況下不具備辨別其質量的能力或不具備訂立合同而獲得這一服務的資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根本就無法解釋照護勞動的生產、組織和質量問題。如果強調兒童獲得優質的照護勞動和社會資本（表現為誠實、信譽、市民責任、互惠、遵紀守法等）生產的關系來說，照護勞動明顯具有公共品的屬性。同時，人力資本的形成依賴于可行能力（由照護勞動創造）的培養，而可行能力的培養具有正外部性。這種正外部性不僅使受照護的個人受益，而且還為社會培養了有涵養、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提供了創新資源，從而使整個社會受益。
照護勞動的復雜性特征意味著解決公共品和外部性問題的傳統方法已經不適合關懷照護勞動的分析。為了促進照護勞動的生產，就必須培育市場對照護勞動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來自于照護勞動的受益人、照護勞動的供給者或者說來自于整個社會。但是，許多照護勞動的直接受益人卻沒有能力對照護的價值做出估價或不夠資格來進行照護勞動供給的交易（因為他們是兒童或患有疾?。Ｏ蜻@些受益人或其人進行收入（資源）轉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護勞動的市場供給量和提高照護勞動的質量，但是那些急需照護勞動的群體如果沒有有效需求，那么結果就不是最優的。
2．權利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還以權利為基礎從法律的角度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觀進行了批判。權利，比如關于墮胎、訂立合同或被雇傭等獨立決策的權利或者免遭工作單位歧視和騷擾的權利，可以根據這些權利如何增強婦女獲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樣確保婦女享有平等的機會等可交易性層面來進行分析，也就是說它們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按照功利主義的傳統，婦女享有的墮胎、訂立合同、被雇傭等獨立決策權以及免遭工作單位歧視和騷擾的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它東西（增強婦女獲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確保婦女擁有平等機會）的工具。但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指出，權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價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說的“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因此，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盵12]
權利不僅僅是獲得其它產品的工具，權利展示的是一種社會、政治和道德身份與地位，是尊嚴和平等關系的象征。具體說來，享有免遭騷擾權利的價值與免遭騷擾本身的價值大大不同，因為享有免遭騷擾的權利隱含著社會大眾（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職權的人）的承諾和責任。享有權利賦予個人使用國家公共權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對壞事或不道德行為的知情權和起碼揭發壞事的權利。權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場來生產和交換。
二、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方法論啟發
女性主義經濟學從福利主題和內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提出了挑戰，這些挑戰對于正確理解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缺陷、對于福利經濟學的重新定位、對于正確理解市場活動、非市場活動和福利之間的關系及重構福利經濟學，都有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主題和內容的啟發
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人類福利、特別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貨幣或非市場經濟是人類特別是女利的重要來源，獨立、自由、權利本身構成了人類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傳統上主要由婦女完成的照護勞動等家庭價值是人類福利極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能只研究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福利，還必須研究以家庭、社會、法律、倫理等為基礎的非市場福利。女性主義經濟學指出，現代福利經濟學應該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1998年諾獎桂冠得主阿馬蒂亞?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為福利標準、福利主題和內容的基礎，這一福利框架不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家的福利主題和內容，還可以用來分析照護勞動、（性別）不平等、正義、貧窮、權力關系、婦女權利、獨立和自由等與女利息息相關的福利議題。
（二）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啟發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是以可分離性方法來解決公平和效率問題的?？煞蛛x性方法實際上是只關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問題簡約為簡單的收入分配問題并推脫給稅收政策來解決，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惟市場經濟效率的福利標準本質。女性主義經濟學對照護勞動的研究說明：當研究特定的法規政策對經濟中照護勞動供給的影響時必須完全拋棄可分離性主張。社會政策、法律或法規采用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惟效率標準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經濟效率的福利標準在該領域不適用，而是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理論本身就是失敗的。這一啟發有著廣泛的影響?，F代公司治理經濟學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效率標準，表現為實現股東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問題對于工作場所的組織結構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對于照護勞動的供給更有深遠的影響。照護勞動的獨特屬性意味著不能僅僅實現股東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潤最大化），然后通過收入再分配來實現照護勞動的社會最優水平，意味著必須在同一個層面上來實現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樣，工作場所的規章制度――工作時日法，產假政策，最低工資制等――必須從效率標準和社會對照護勞動生產和質量的需求兩方面來估價，絕不能僅僅依賴效率標準。拋棄可分離性主張有助于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強調和突出照護勞動的社會價值，依據照護勞動在生產寶貴的社會人力資本的作用強調和突出照護勞動的效率?？煞蛛x性主張傾向于暗示人們：通過再分配來調整市場配置資源的惟一目標是調整個人之間的財富和消費水平。對于照護勞動進行更詳細的經濟分析使社會認清產假政策和工作規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還使人們意識到從根本上對社會有益的東西。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權利特別是婦女權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經濟學解決正義、性別不平等不公平問題也必須拋棄可分離性方法。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主張公平或公正考慮的分配目標可以通過征收總量稅來改變收入初次分配這種純經濟杠桿而不是通過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稅收政策這種經濟杠桿僅僅實現了法律權利的工具性價值，法律權利所體現的婦女尊嚴和平等關系等內在價值被忽視了。
（三）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層次的拓展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照護勞動和權利兩個福利議題的研究說明，新古典福利經濟學要么忽視照護勞動和（婦女）權利等非市場產品的福利價值，要么只關注產品的工具性價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觀是一種狹隘的“福利主義”福利觀。以可分離性主張的惟市場效率福利標準為基礎制定和實施的法律、法規、政策，僅僅實現了權利的工具性價值，權利的內在性價值（即權利作為權利所產生的價值）無法通過可分離性主張得以實現：無法通過收入再分配政策來糾正權利最終生產和分配中的市場扭曲問題。同樣，照護勞動的內在性價值（人類關愛、關懷、特別是女性的關懷倫理）也無法通過收入再分配的轉移支付等手段來實現。金錢不是萬能的。即使金錢（收入再分配）可以買到權利可以買到的東西，但是金錢買不到權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經濟學通過把平等、照護勞動等規范性的問題當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問題來解決，也就是說只通過收入轉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執法來解決，暗含著權利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或者照護勞動的供給是照護勞動提供者在勞動／休閑之間做出的選擇而已。
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在某種程度上對福利問題研究做出了貢獻，但是沒有解決根本的福利問題。因為通過總量再分配或總量稅而實現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種以效用或者功利為基礎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過轉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無法達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無法真正地使有關公正或公平的觀點和政策得以實施，也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權利和照護勞動等問題。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在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標準基礎上把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實現、公平、自由、良好的社會關系、生態平衡等作為人類福利的終極目標，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層次，彌補了功利主義的缺陷，體現了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福利觀和人類的終極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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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的問題范文3
1.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1.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1.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1.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偲饋砜?，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2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A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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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的問題范文4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 定義 特點 區別 聯系
微觀與宏觀，顧名思義，宏觀就是指從大的方面去觀察，微觀就是指從小的方面去觀察。世界存在宏觀與微觀，當然，在經濟學中也會存在宏觀與微觀。從整體上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我們稱之為宏觀經濟學；而從局部的深層次上研究某種經濟現象的科學，我們則稱之為微觀經濟學。
具體的來說，微觀經濟學主要以單個經濟單位（單個的生產者、單個的消費者、單個市場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單個生產者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分配在各種商品的生產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潤；單個消費者如何將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種商品的消費上以獲得最大的滿足。它闡述經濟社會中的經濟個體根據什么和什么樣做出經濟決策，例如：消費者怎樣做出購買產品或服務的決策；企業針對消費者需求、收益與成本的比較關系怎樣作出的決策；勞動力所有者怎樣決定勞動流向與勞動流量等等。
而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考察對象，研究經濟中各種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動，以解決失業、通貨膨脹、經濟變動、國際收支等問題，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它研究的是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研究社會總體經濟行為就是研究國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國民收入穩定地（沒有通脹和縮退）以較合適的速度增長。這表明，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有：經濟波動及與此相聯系的就業與失業問題；價格水平及與此相聯系的通脹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等。
當然，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都是研究市場經濟中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及其后果的，而市場經濟中所有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都是一定意義上的供給和需求行為，因此，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主要相同之處就在于都是通過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決定價格和產量，并且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需求曲線一般來說都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即價格下降，需求量會增加，而它們的供給曲線都是向右上方傾斜的，即價格上升，供給量會增加。這就是說 。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著相同的供求曲線形狀，它們的交點決定著價格和產量。
但是，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是個體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及其后果，而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這就決定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區別是，微觀經濟學中的供給和需求曲線都是個體經濟的供求曲線，因而由此決定的成交價格和成交量也是個體商品（包括產品和要素）的價格和成交量。不僅如此，而且微觀經濟學中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一般形態，看起來和宏觀經濟學中的總需求曲線和短期供給曲線的形態都差不多地向下傾斜和向上傾斜。
其中，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相比較，它在理論面貌和研究方法上有如下一些主要特點：1.以個量分析為基本方法、2.以邊際分析為主要工具、3.以均衡狀態為分析依托、4.以實證分析為主要手段、5.以個體利益最大化為目標、6.以理論多元化為發展特色。而宏觀經濟學也有如下幾個特點：1.研究對象是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2.其核心理論是收入決定理論或就業理論、3.其研究方法是總量分析方法和流量分析與存量分析方法、4.它是個體理性與總體非理性的矛盾、5.宏觀經濟學的內容層次包括國民收入的核算指標、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經濟穩定增長的條件、開放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政策。
作為一門理論學科，微觀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它對于微觀經濟現象的眾多說明和對于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闡述無疑是有價值的。在解釋微觀經濟現象或偷襲微觀經濟問題過程中，人們沒有必要實際上也不可能繞過人類已存的思想認識或研究成果。當然，它也只是提供了分析的邏輯和框架，并不能直接代替對問題的解決。如果說微觀經濟學提供的是理論基礎，那么，宏觀經濟學則是為了找出辦法，讓經濟社會運行得更加穩定，發展得更快。
而兩者之間，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互為補充的，其次，微觀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簡單加總或重復，兩者共同構成了西方經濟學的整體。而對于區別，1.它們各自的研究對象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經濟，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方式或規律，從總量上分析問題。2.其次，它們解決的問題不同。微觀經濟學要解決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宏觀經濟學則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會范圍內的資源利用，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3.當然，它們的研究方法與基本假設也不同，微觀經濟學用個例分析，研究經濟變量的單個數值如何決定。而宏觀經濟學采用總量分析，即對能夠反映整個運行情況的經濟變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分析。因此，宏觀經濟學又稱為總量經濟學。4.對于基本假設，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市場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而宏觀經濟學則假定市場機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調節經濟，通過“看得見的手”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5.最后，它們的中心理論和基本內容也是不同的。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還包括消費者行為理論、市場理論、分配理論等等。而宏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則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還包括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理論、開放經濟理論等等。
參考文獻：
勞動經濟學的問題范文5
關鍵詞：語言經濟學；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學的修辭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6－0021－05
一、語言經濟學到底研究什么
應該說，經濟理論是人們對人類相互作用的常規性進行解釋的一種嘗試，而人類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規性就是自然語言。經濟理論仔細分析了社會體制的設計，語言從部分意義上講也是一種交流的機制。語言是制定決策和形成判斷過程中的核心工具，可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語言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是語言經濟學？它的范式和本體論基礎是什么？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綱領是什么？這些問題的定性并不是一句話就能解釋得清楚的。
關于語言經濟學的由來，語言經濟學者都普遍認為源于馬爾沙克（Jacob. Marschak）。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時揭示了語言的經濟學性質，認為語言作為人類經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與其他資源一樣的經濟特性，即價值、效用、費用和收益等特性，遺憾的是他并沒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許多經濟學者借用人力資本理論和教育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把語言引入到經濟活動中來，探討作為人力資本的語言所具有的經濟勢能。最后由格林（Grin，Francois，1996）給出了語言經濟學的這一定義，他認為語言經濟學就是把語言作為一種變量，引入經濟活動中來，探討語言與經濟的關系，并在探究過程中采取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從此語言經濟學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發展起來。國內的研究也是繼承和發展了格林的相關理論，始于21世紀初，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格林雖然定義了語言經濟學科，但是后來許多學者對Language of Economics 還是Economics of Language難以作出統一和規范，以至于張衛國借用了法經濟學的命名慣例，稱之為Language and Economics①。經濟學界很少關注語言，或者僅局限于只言片語的思考，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主要原因還是沒有搞清楚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綱領，沒有弄清楚語言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更沒有把一些語言現象上升到理論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我國語言經濟與語言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編號：12YJA2H200）、2011年度國家語委“十二五”科研規劃項目“語言經濟相關問題研究”（項目編號：YB125-27）和2009年度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收入分配理論的新發展：語言技能與勞動收入關系研究”（項目編號：ZR2009HM006）的研究成果。
度。語言經濟學的內涵發展、外延擴展及其分析邊界的模糊性限制了語言經濟學的發展，我們應該對于語言經濟學的外延和內涵做出明確的界定，才能使語言經濟學得到普及和接受。
勞動經濟學的問題范文6
【關鍵詞】勞動考評機制；雇傭；行為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3）03-0096-05
【基金項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青年）項目“基于行為經濟學的創業決策研究”（批準號：10YJC790324）
【作者簡介】孫敏，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管理。（廣東廣州510640）
企業為實現一定生產經營目標，需要通過勞動考評機制對雇員勞動進行管理以提高雇員勞動效率和企業經營效益。主流經濟學忽視個體的生物性和社會性而過度迷戀于片面的“經濟人”假設，其勞動考評機制理論過度強調量化考評，忽略雇員心理對勞動績效的影響。而行為經濟學以實驗和調查等經驗研究為基礎，其基本理論觀點包含個體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計算能力等，比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更貼近現實，對個體行為更有解釋力。本文借鑒行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嘗試構建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的行為經濟學分析框架，旨在為雇主和雇員在一定勞動考評機制下的行為選擇提供簡單而又符合經驗現實的理論解釋。
一、主流經濟學勞動考評機制理論評述
企業勞動考評機制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以下重點評述傳統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有關勞動考評機制的主要思想和理論。
（一）傳統經濟學的企業勞動考評機制思想
傳統經濟學以對經濟主體的“經濟人”假設和最優化方法為基礎，提倡選擇能實現勞動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相等的最優化勞動方法和產量為理想考核標準，對雇員勞動進行相應的量化考核和經濟獎懲，以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傳統經濟學的企業勞動考評機制思想及其科學管理實踐，適用于生產技術和勞動雇傭關系相對簡單的企業。但對生產技術和勞動雇傭關系相對復雜的企業，傳統經濟學的企業勞動考評機制思想及其實踐，由于忽視個體的一些重要屬性和行為特點而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
1.傳統經濟學勞動考評機制思想過度理想化雇傭雙方的理性判斷決策能力，其主張的最優化決策標準往往不符合經驗現實。傳統經濟學的勞動考評機制思想以具有完全理性并能快速無成本地作出最優決策的理性“經濟人”為理論預設，對雇傭雙方面臨的個人資源能力的生物性約束缺乏考慮。雇傭雙方的個人資源和能力存在極限，其判斷決策面臨信息成本，往往不能在短時間內進行復雜判斷計算，更難在復雜信息條件下作出精確的最優化決策。因此，雇傭雙方并非完全理性人，而是有限理性人，他們往往采取滿意化而非最優化決策標準?？梢?，傳統經濟學的勞動考評思想過于理想化而不貼近現實情況，對企業的勞動考評機制設計及實踐的指導價值是有限的。
2.傳統經濟學勞動考評機制思想忽略雇傭雙方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完全與不對稱等問題及其可能引發的機會主義行為。傳統經濟學的勞動考評機制思想提倡雇主根據最優化指標對雇員勞動表現進行量化考核，并將考核結果與其勞動報酬嚴格掛鉤。雇傭雙方在勞動考評過程中進行最優決策需要有完全、對稱的信息，但現實中存在的雇傭雙方信息不完全與不對稱，往往造成考評指標設置不全面和考核信息搜集不充分，從而影響勞動考評的有效性。而設置全面的考評指標和搜集充分的考核信息往往又因信息成本高昂而在現實上往往不可行。因此，在信息不完全與不對稱情況下，基于精確測量和計算的最優勞動考評機制難以實現，由此引發的雇員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機會主義行為會降低勞動考評機制的有效性。
3.傳統經濟學勞動考評機制思想過度強調雇員勞動的數量特征而忽略質量特征，僅僅注重雇員的個人勞動業績而忽視其集體貢獻。企業外部環境的動態變化性和內部生產管理的復雜性，使雇傭雙方以及雇員之間的相互合作支持與和諧關系對企業生存發展非常重要。然而，傳統經濟學勞動考評機制思想過于強調對雇員勞動進行精確的量化考核和獎勵，忽略諸如敬業態度和合作精神等難以量化考核但對企業經營很重要的其他雇員勞動特征，因而不利于指導企業激勵雇員提供高質量的勞動。同時，傳統經濟學勞動考評機制思想僅僅注重考核雇員的個人勞動業績，而不強調考核雇員對集體業績的貢獻，在實踐中往往導致雇員之間的過度競爭而不利于促進人際關系和諧和相互支持合作的企業文化，從而不利于提升企業的外部競爭力。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發現企業內部市場對有些勞動的考評機制相對外部市場定價更節省交易成本。因此，選擇從內部勞動市場的角度對企業勞動考評機制進行研究。在勞動考評機制上，企業內部勞動市場具有不同于外部勞動市場定價的顯著特征：內部勞動市場通過內部晉升等隱性契約方式對勞動進行考核定價，內部勞動考評由各種內部規則和程序決定；而這些內部規則和程序構成企業的內部管理結構，往往受相關慣例和規范的重要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對以隱性契約為基礎的內部市場勞動考評機制的存在原因做了較多研究。米爾格羅姆從長期雇傭的角度分析歸納為企業人力資本的專用性、長期關系中效率工資的激勵有效性以及有利于對雇員長期貢獻的評價準確性等幾方面原因。由科斯開創并由威廉姆森完善的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對于一些特殊勞動交易，企業內部勞動考評機制因節約交易費用比外部勞動市場更有效而存在。
新制度經濟學重點探討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的一般性特點，以及內部市場勞動考評機制的存在原因。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和機會主義行為等理論思想，對雇員勞動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性，使雇主有必要建立勞動考評機制，對雇員勞動進行監督評價，以防止雇員作出損害雇主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但無論雇主怎樣設計考評體系，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性問題都使其不可能完全實時掌握雇員的邊際產出價值，并據此支付雇員勞動報酬。因此，雇主對勞動考評機制的設計執行難以達到最優化?？梢?，勞動考評的現實必要性和完全信息的難以獲取性，對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兩難問題。
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理論沒有忽視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等現實問題，重視雇傭雙方可能存在的交易成本和機會主義行為，因此，比傳統經濟學更符合經驗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依然遵循傳統經濟學的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等基本假設和方法，以交易費用解釋企業內部考評機制存在的原因，仍側重從經濟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勞動考評機制和雇傭雙方行為，依然具有傳統經濟學勞動考評機制理論存在的堅持最優化決策標準和過度強調雇員個人勞動業績及其勞動的數量特征等不足之處。
綜上所述，傳統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等主流經濟學基于其對個體的“經濟人”假設和最優化定量研究方法，在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這些研究對雇傭雙方行為內涵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缺乏深入的認識，對個體行為的心理特征及規律缺乏科學的經驗研究基礎，因此，對現實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的解釋力和指導價值仍有待提高。對于主流經濟學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研究存在的上述問題與不足，新興的行為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能彌補其不足之處。以下簡要介紹行為經濟學基本方法和理論，再借鑒其理論分析企業勞動考評機制。
二、行為經濟學簡介
行為經濟學源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卡尼曼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心理學實驗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論上與主流經濟學相比具有一些重要差異。
（一）基本研究方法和發現
行為經濟學旨在通過加強經濟現象分析的心理基礎來改善經濟學理論，主要聚焦于對個體的判斷和決策等行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主流經濟學對個體行為采取的“經濟人”假設和最優化定量研究方法，行為經濟學主要借鑒心理學的實驗、調查和計算機模擬等方法對個體經濟行為進行實證研究，并基于經驗事實歸納個體在判斷和決策上的主要行為特征，再利用這些研究發現解釋預測個體的相關經濟行為。
不同于主流經濟學對個體的穩定性偏好和理性選擇等基本假設，行為經濟學基于經驗研究發現個體的偏好往往不穩定，而其判斷決策等認知過程也并非總是遵循理性原則。行為經濟學研究發現個體的認知過程可分為直覺和推理兩類：直覺認知自動、快速、自然且不需個體刻意花費精力，常常受情感驅動并受習慣很大影響，因而難以刻意控制調整；推理認知需個體刻意花費精力深思熟慮，速度更慢且呈線性過程，受個體的有意識控制調整并遵循一定邏輯規則。行為經濟學還發現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判斷決策行為都是直覺式的，基于主觀印象自然作出而往往不經過有意識的思考評價，而且個體的推理式判斷決策一般也是以直覺式判斷決策為基礎，往往是對其直覺的有意識推理論證。
（二）前景理論
前景理論對個體的直覺式判斷與決策行為提供了基于廣泛實驗研究的行為經濟學理論解釋。該理論提出個體的判斷決策行為往往不遵循主流經濟學有關個體偏好的穩定性、獨立性和一致性假設以及最優化決策標準，而具有參照依賴和損失規避等重要特征。
參照依賴指個體進行判斷決策需要選擇一定參照對象并確定具體參照點以評估個別對象的特征與相關決策的潛在損益。個體對參照對象和參照點的不同選擇使其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斷決策，進而導致不同行動后果。個體的參照對象選擇往往受認知代表性和可得性等啟發性規則影響。代表性指個體傾向于選擇相關類別的典型特征作為參照標準而對個別對象進行對比判斷?？傻眯灾競€體在進行直覺式判斷時傾向于選擇熟悉易得而非最適合的參照對象。參照對象的認知代表性和可得性受個體經歷經驗及其所處環境的開放程度和文化習俗很大影響，這導致來自于不同社會文化情境的個體在面對同一事物時往往持不同判斷決策。
大量行為經濟學實驗研究發現，個體在決策時往往將維持現狀和稟賦作為決策參照點，具有損失規避的傾向。損失規避指個體對潛在損失與收益往往持不同風險態度。當相對于參照點面臨潛在收益時，個體往往會對相關事件持風險規避型態度，不傾向于改變現狀而偏向于選擇潛在收益更小但風險更低的決策。而當個體感到相對于參照點面臨潛在損失時，他們往往會對相關事件持風險追求型態度，更傾向于積極改變現狀而偏向選擇可能規避損失但風險更高的決策。
三、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的行為經濟學分析框架
鑒于傳統經濟學企業勞動考評思想的“經濟人”假設不符合經驗現實，而新制度經濟學難以解決企業勞動考評兩難問題，以下借鑒行為經濟學的前景理論分析企業勞動考評機制，嘗試從雇主和雇員行為選擇兩方面構建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的行為經濟學分析框架。
（一）勞動考評機制的雇主行為選擇模型
根據行為經濟學的認知可得性和代表性啟發式認知規則，雇主在勞動考評機制設計上往往會參考同類企業的通行做法。這種參考行業通行機制的設計策略有較大現實可行性，并且設立成本較低，其原因主要在于：同類企業的通行做法容易被雇主知曉了解，即有高認知可得性，而且這種行業通行機制對雇主和雇員都具有高認知代表性，因而具有高認知合法性，容易被雙方認可接受。行為經濟學研究還發現個體的日常判斷決策往往依據直覺習慣，因此除非出現行業性經營困難，一個正常發展行業中的同類企業一般不宜輕易改變現行勞動考評機制，原因主要在于：創立新機制往往會擾亂雇員對其工作和雇傭關系的已有直覺習慣而引起他們的緊張焦慮，從而導致一些雇員為規避現狀改變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損失而離職，這將使雇主面臨人才流失問題。因此，在現實中，同類企業在勞動考評機制上往往傾向于遵從已有行業通行機制和規范，在崗位設置、考評指標體系以及薪酬結構設計上往往相似。
然而，雇主在勞動考評機制設計上往往不是盲目模仿同類企業，而會在模仿同行和自主創新之間進行比較以作出相關決策。借鑒前景理論，雇主的勞動考評機制設計可以通過如圖1所示的行為選擇模型得到解釋。在該模型中，參照對象和參照點選擇以及損失規避是影響雇主勞動考評機制設計的主要因素。雇主為作出是模仿其他企業的勞動考評機制還是進行自主創新的決策，往往會選擇同類企業作為參照對象，并以同類企業通行勞動考評機制的效率稟賦水平（N1）作為決策參照點。當進行自主機制創新的收益評估值（E1）低于參照點水平（N1）時，運用同類企業的通行勞動考評機制對雇主意味著潛在收益，雇主為獲得收益傾向于規避風險而模仿同類企業通行做法。當進行自主機制創新的收益評估值（E1）等于參照點水平（N1）時，運用同類企業的通行勞動考評機制對雇主雖沒有直接收益，但有助于避免創新風險并獲得認知合法性。因此，雇主為獲得這種潛在收益仍傾向于模仿同類企業通行做法。而當自主機制創新的收益評估值（E1）高于參照點水平（N1）時，運用同類企業機制對雇主意味著潛在損失，雇主為規避損失傾向于追求風險而進行自主創新。
（二）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的雇員行為選擇模型
與雇主選擇同類企業作為參照對象進行勞動考評機制設計決策類似，雇員的行為選擇決策也往往通過比較一定參照對象而作出。根據行為經濟學的認知可得性和代表性啟發式規則，雇員往往會選擇其所熟悉的在同類企業（包括其自身企業）工作的同類勞動者作為參照對象，并以這些勞動者的收益稟賦水平作為參照點進行相關判斷決策。借鑒前景理論，雇員在特定勞動考評機制下的相關判斷決策可以通過如圖2所示的行為選擇模型得到解釋。
在該模型中，當雇員感到在已有勞動考評機制下的個人收益評估值（E2）不低于同類勞動者的收益稟賦水平（N2）時，他們往往會將此感知為雇主對其勞動的尊重認可和對其自身的公平對待，并認為留在已有機制中對其有潛在收益，故往往會規避風險通過努力勞動等積極支持配合已有機制的行為回報雇主對其的滿意勞動報酬，從而與雇主保持互惠公平的良性雇傭關系并繼續獲得不低于同類勞動者的勞動收益。相關組織行為學研究也發現，雇員往往會將雇主在薪酬待遇和管理舉措上對其的良好待遇感知為雇主對其的關心和認可，因此，會對雇主產生感激信任之情，并覺得有必要通過關心企業和努力工作來回報雇主的友善對待。
當雇員感到在已有勞動考評機制下的個人收益評估值（E2）低于同類勞動者的收益稟賦水平時（N2），雇員往往將此感知為雇主對其勞動缺乏尊重認可和對其自身的不公平待遇，留在已有機制中對其有潛在損失，故往往追求風險通過非建設性的工作行為抵制這種勞動考評機制。
四、討論與展望
上文分析指出主流經濟學的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理論思想的不足之處，并重點借鑒行為經濟學的前景理論，提出企業勞動考評機制的雇主和雇員行為選擇模型。以下討論本研究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啟示，并指出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一）理論意義
傳統經濟學的勞動考評機制思想過度理想化雇傭雙方的理性判斷決策能力，其主張的最優化決策標準往往不符合經驗現實。而本研究提出的雇主和雇員行為選擇模型以行為經濟學的經驗研究發現為基礎，指出雇主和雇員往往不是根據最優化決策標準，而是通過選擇熟悉有代表性的參照對象進行比較決策，符合雇主和雇員的有限理特征，更貼近經驗現實。
新制度經濟學引入交易成本和機會主義行為等概念，分析指出雇主進行勞動考評的必要性，同時又指出雇傭雙方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使勞動考評機制的設計執行難以實現最優化。對于新制度經濟學提出的勞動考評兩難問題，本研究借鑒行為經濟學的前景理論，提出雇主在進行勞動考評機制設計時往往不必掌握與雇員勞動相關的充分信息，而可以選擇其所熟悉的同類企業通行勞動考評機制作為參照對象進行比較，以決定是接受行業通行機制或進行自主創新。與主流經濟學的勞動考評機制理論相比，本研究提出的勞動考評機制雇主行為選擇模型更符合經驗現實且簡單易行，可以更好地解釋雇主勞動考評機制的決策行為。
傳統經濟學的勞動考評機制思想以完備信息假設為基礎因而不考慮風險。而新制度經濟學考慮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性，因而承認勞動考評對雇傭雙方都存在風險，但沒有把風險作為內生變量解釋其產生機制，及其對雇傭雙方行為的影響。本研究提出的企業勞動考評機制行為經濟學分析框架，借鑒前景理論把風險作為內生變量分析其心理作用機制及行為影響，指出當雇傭雙方根據一定參照對象判斷在已有勞動考評機制下自身有潛在收益，他們傾向于規避風險而遵守已有制度規范。而當雇傭雙方判斷自身有潛在損失，他們往往會追求風險而不遵守已有制度規范。可見，借鑒行為經濟學理論分析勞動考評機制，有助于對雇傭雙方行為的內在心理機制形成更全面的認識解釋，有助于指導企業勞動考評機制設計。
（二）實踐啟示
本研究借鑒行為經濟學的前景理論分析發現，雇傭雙方在針對勞動評估進行判斷和決策時，往往依賴一定參照對象和參照點并傾向于規避損失，而且不同的參照對象和參照點選擇往往使雇傭雙方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斷和決策，進而導致不同的行為后果。鑒于此，企業在進行勞動考評機制設計時，應注重對參照對象和參照點的選擇，一般應選擇行業通行機制作為參照對象，以保證所采取的勞動考評機制不劣于通行機制，從而具有基本的外部競爭力和認知合法性。在遵守行業通行機制的基礎上，企業還可以選擇行業中的領先企業作為標桿，參照其采取的勞動考評機制，以進一步提高本企業的勞動考評效率。
同時，針對雇員的參照依賴行為特點，企業在勞動考評機制的設計和執行上應重視雇員對勞動收益的公平性感知，確保企業內部同類雇員在勞動收益分配上具有公平性且不低于其他企業同類雇員的勞動收益水平。針對雇員的損失規避行為特點，企業在勞動考評機制的設計和執行上應使雇員感覺在相關機制下有潛在收益從而傾向于維護該機制，同時應避免使雇員面臨潛在損失而作出抵制機制的行為。針對雇員根據認知可得性和代表性啟發式規則選擇參照對象的行為特征，企業可以通過塑造嘉獎優秀雇員來為其他雇員樹立參照對象，引導雇員以優秀雇員為榜樣作出有利于企業的勞動決策和行為表現，從而簡化平衡考評機制，使敬業態度和合作精神等重要但難以量化考核的行為特征受到重視和鼓勵，有助于建設企業文化和提升企業競爭力。
（三）不足與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