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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接投資范文1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301
【原刊頁號】80～85
【分 類 號】f52
【分 類 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303
海外直接投資范文2
近日H公司作為歐洲杯的頂級贊助商，“中國第一”標語引人注目的出現在歐洲杯比賽現場，使H公司的曝光量急劇增加。據了解這是歐洲杯設立56年來迎來的首個中國贊助商，同時也是中國企業首次成為國際體育賽事組織的全球等級合作伙伴。H公司作為中國本土老牌家電品牌，以其物美價廉的品質在國內贏得眾多消費者的青睞，并抓住先機，加大研發投入積極開拓海外市場，現在H公司已躋身成為世界著名品牌。
二、H公司簡介
H公司成立于1969年，前身為青島無線電二廠，至今有47年的發展歷史，曾被國家確定為電視機定點生產廠，2006年曾獲評“全球最有可能成為全球頂級企業”目前在中國電子信息百強企業中名列第五，連續13年位居我國電視機銷售榜首。2015年，中國H公司牌電視全球銷量占有率為5.6%，超越日本索尼，躍居并穩坐全球第三。H公司在全球員工69000余人，在南非、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地擁有生產基地，在全球設有20余個海外分支機構，產品遠銷130多個國家和地區。
三、H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分析
在20世紀90年代的背景下，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國的家電行業也逐漸興起，行業內具有世界級發展潛質的家電品牌也漸漸涌現，例如海爾，格力，美的等。我國國內市場也隨著居民的消費能力的提高而趨近于飽和，使得國內市場的競爭變得異常激烈。此時擴大企業生產，實現規模經濟，才能降低成本，重新獲得競爭優勢。也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H公司開啟了它對外投資的道路。
對外直接投資九大動因分別為：利潤尋求型、市場尋求型、戰略導向型、效率尋求型、優惠政策型、技術獲取型、污染轉移型、以及分散風險型。其中H公司對非洲投資的動因有利潤尋求型、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求型以及效率尋求型這四大動因。
（一）利潤尋求型動因。H公司作為一家盈利性質的本土企業，根據經濟學理性人的假設，廠商是以實現其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進行生產決策，因此當國內市場競爭加劇并趨近于飽和時，將目光轉向海外，面向更大的消費群體有利于企業實現收入的持續增長。
（二）市場尋求型動因。市場即商品經濟運行的載體或現實表現，占有更大的市場便使得擴大銷售量成為可能。如前所述中國雖然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但國內市場終歸有限，一旦趨于飽和就有可能造成滯銷的局面，此時開拓海外市場，擴大市場占有率便是走出困境的一種有效途徑。
（三）資源尋求型動因。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國內勞動力市場的價格也逐漸攀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H公司在國際競爭中低制造成本的優勢已經不在。但是與中國相比，非洲市場的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H公司對非洲進行投資并利用當地的勞動力制造產品可以進一步保持成本優勢。
（四）效率尋求型動因。H公司早在1994年便開始了對于非洲市場的探索，起初以對外貿易的形式向南非出口產品，但是這種方式要面對高達25%的關稅稅收以及高昂的海上運輸費用，因而在兩年后便開始了通過在當地投資建廠的投資形式去追求更高的經濟效益。
四、H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析
1994年H公司開始對于南非市場的探索，南非也是目前海外發展基礎最好的市場之一。2015年3月，H公司電視在南非的銷量占有率已達24%，成為南非電視機市場第一品牌，這是H公司在海外市場斬獲的首個市場占有率第一的成績。能有如此成績也與H公司當初的區位選擇密不可分。
（一）市場阻力小。H公司在開始對外投資之初便有明確的發展路徑，它既不像海爾那樣一心拓展歐美發達國家市場，也不像TCL那樣通過企業并購進入目標市場。H公司選擇先期進入市場阻力相對較小的發展中國家，待其在當地發展穩固并積累一定國際化經營的經驗之后再轉向開拓發達國家市場。因此H公司將“出?！笔渍具x在了南非。
（二）經濟基礎好。南非其實并不像我們一般印象中是一個貧窮落后，飽受饑餓困擾的國家，對比圖1中我國和南非的人均GDP可以看出在2013年以前我國人均GDP始終低于南非，另據曾經的南非公司總經理于游?；貞洠荷鲜兰o90年代的南非無論從市場規模，經營網絡還是交通和行政管理都更像是一個歐洲國家。除此之外，北非由于地理位置鄰近歐洲，家電基本保持與歐洲國家同步，而東非原英屬殖民地，因此生活方式也相對時尚，西非雖然相對貧窮但是消費觀念超前，也具有較高的消費能力。
（三）位屬非洲橋頭堡。南非屬非洲南部的經濟中心、航運中心，可以很好的滲透到中東非市場，并與西北非市場遙相呼應，從而在非洲形成一個相對完備的市場網絡。
（四）中非友好情誼。非洲人民一向待中國人非常友好，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的召開，2006年中非發展基金的成立，中非互信往來一步步加深，目前南非是中國在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也正是基于此，使得南非人民對于我國產品充滿信心，產品的接受程度高，因此在南非市場的銷售也更容易進行。
五、H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分析
H公司對于南非市場的探索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4-1996年，H公司以間接出口的方式進入南非市場，雖然間接出口的方式為企業省卻了辦理出口手續等一些繁雜的環節，但與此同時商也將企業和海外市場隔絕，使得企業無法直接滲透目標市場。在這一階段H公司并沒有自主的產品設計權，只能按照訂單要求進行生產和出口，因此出口量也不是很大。
海外直接投資范文3
關鍵詞：控制權獲取 資源基礎觀
一、引言
海外直接投資時，發起方企業與目標企業之間，談判合適的組織管理架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經過冗長的談判過程，卻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導致企業無法獲取預期的所有權份額更令人沮喪。尤其對于海外直接投資，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必須要求獲取目標企業的恰當的組織安排（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 Gray，1994； Mjoen & Tallman， 1997），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權（ownership）與控制權（control）。所謂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爭奪，其最終結果都是為了控制權。因為所有權只是代表了其所有者初期的投入，表示所有者股份的占有率（Yan &Gray，1994）獲取關鍵的戰略資源，實現戰略目標必須要獲取目標企業的控制權，因此控制權才是真正對關鍵資源的控制程度（Lecraw， 1984）。
在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有權與控制權之間的選擇受到發起方企業與目標企業的資源和制度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但無論學者還是實踐的企業家都感到相關理論無法指導實踐，原因并非因為理論錯誤，而是以往的研究沒有明確區分研究對象，將不同維度如交易、企業和宏觀的問題集中討論，結果反而導致企業家或者研究學者雖然感覺內容豐富但最后卻無所適從。因此本文明確集中以交易本身為研究對象，對海外直接投資控制權獲取研究進行了梳理，從資源基礎觀對海外直接投資等控制權研究進行綜述， 并指出了現有研究對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等控制權的啟示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二、海外直接投資控制權影響因素
1. 控制權的相關理論
盡管以往的研究將所有權與控制權等同（Anderson & Gatignon，1986）。兩者具有明顯的區別。所有權是指資源投入和獲取剩余價值程度的反應；控制權是指影響目標企業運營活動的決策的程度 （Geringer and Hebert，1989； Yan and Gray，1994）。一般來說，控制是指一個組織影響其下屬單元，以達到其目標的過程 （Flamholtz et al，1985）。以往的研究大多數把控制權等同于所有權（Stopford and Wells， 1972； Fagreand Wells，1982； Hennart， 1988， 1991； Blodgett，1991），認為只要獲取了所有權，就能保證控制權（Stopford and Wells，1972，Hennart，1988，1991）。傳統理論認為所有權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風險承擔、資源配置、投入承諾和組織控制程度 （Beamish and Banks， 1987；Gomes-Casseres，1989； Hennart， 1991）。雖然所有權并不是控制權的唯一來源（Yan and Gray，1994），但是所有權是控制的重要影響因素，并直接影響企業的績效和效率（Beamish and Banks，1987）。并購等和其他投資的是組織和管理商業交易的制度性安排（Anderson，1997）。Yan和Gary（1994）發現以往對于控制的認識只局限于運營管理上（Killing，1983），因此，他們從Geringer 和Hebert的模型的基礎上，擴展了控制的范圍，提出并購等海外投資控制的三個具體表現：第一，制定戰略決策；第二，管理日常運營；第三設計組織架構和運營程序，即從戰略、運營和組織三個維度控制進行劃分。
2.海外直接投資控制權影響因素
海外直接投資是組織和管理商業交易的制度性安排。以往的研究同樣認為所有權與控制權有強烈的正相關（Keegan，2002），認為只要獲取了所有權，就能保證控制（Stopford & Wells， 1972，Hennart，1991）。傳統理論認為所有權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風險承擔、資源配置、投入承諾和組織控制程度 （Gomes-Casseres，1990； Hennart， 1991），因此即使所有權并不是控制權的唯一來源（Yan&Gray，1994），也是控制的重要影響因素，并直接影響企業的績效和效率（Hennart，1991）。
控制權是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傳統國際化理論認為受到資源的影響，這包括目標企業與發起方企業之間的資源對比決定了在控制權主導權歸屬。然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當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在不斷的交互國際化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研究顯示公司目標的所有權份額沒必要必須達到（GomesCasseres1990），所有權的程度依賴于企業獲取所有權控制的需要（Gatignon& Anderson，1988）。在通常的所有權政策下，企業也可以通過其他的手段獲取控制權（Lecraw，1984； Yan & Gray， 1994）。企業必須在承諾資源與所需的控制之間做出平衡（Gomes-Casseres，1990）。因此，我們將對海外直接投資等股權投資的控制權影獲取的影響因素進行梳理。
一個組織安排是否被選擇關鍵在于其相對其他組織安排形式是否更有效（Williamson，1975）。交易成本理論認為，控制權受到交易成本的大小所決定的，企業的組織安排目的是成本的最小化。影響交易成本的主要是三個維度：資產專用性、頻率與不確定性（Williamson，1975， 1985），其中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是解釋并購等及其他行為的控制權最關鍵的要素（ Williamson ，1979，1985，1991，1996）
以往的文獻認為海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組織安排是由雙方資源決定。即使在所有權上做出讓步，但企業依靠資源而也可以獲取控制權。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時，目標企業的組織安排，尤其控制權是各參與者之間受到了參與者的資源和能力的影響（Lecraw，1984；Arino &Torre，1998；Yan & Gray，1994）。海外直接投資中的控制權來源于各自擁有或控制關鍵資源和能力。正如Pfeffer & Salancik （1978）所說“當一方投入更為重要的資源時將會影響甚至控制整個組織活動”。因此在海外直接投資等中各方參與者在關鍵資源上的投入將增強他們的控制權 （Child et al.1997；Lecraw，1984）。
所謂的關鍵資源的概念最早是來源于交易成本理論的資產專用性。資產的專用性與控制權之間呈現正相關（Kim& Hwang1992；Gatignon &Anderson， 1988；G o m e s-C a s s e r e s， 1989； Padmanabhan & Cho，1999）。資產專用性是指替代使用者以不犧牲資產價值的前提下，在交易中重新配置該資產的程度（Williamson，1975）。當專用性產生的準租金（quasi-rent）越大，企業就可能利用這種競爭優勢（Anderson & Gatignon，1986； Kim&Hwang，1992）有能力和動力去獲取更多的控制權。當資產專用性高時，企業更傾向于選擇高控制，以彌補在日后整合過程中，所出現的官僚制度成本（Erramilli & Rao，1996）。因此，發起方企業擁有專用資源（proprietary resource），傾向于選擇高控制（Nakamura & Yeung，1994）。
但是，只是擁有專有性資產是不足夠的。影響目標企業控制權歸屬的最關鍵就是參與各方投入的專有資源的價值（Inkpen & Beaminsh，1997）。Das& Teng （2000）認為“只有當企業投入真正擁有價值的專有資源”時才能真正獲取高控制權。必須注意這種價值的大小是相對于交易各方而言。價值的大小是取決于該資源的需求、替代性和稀缺程度（Williamson，1985）。相同的資源對于不同的交易者的價值大小是不同的，比如對于資源密集型自然和制度的資源優勢（如更容易獲取原材料、資金或地域等）的企業，運營的密集程度和類型將會影響目標企業的組織安排，投資者會愿意為了這種資源增加其控制程度（Lecraw，1984）。Mjoen和Tallman（1997）也提出相似的觀點，他們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運營的資源密集程度與企業的影響力呈現正相關，但與所有權的比例卻并沒有明顯的影響。在一些自然資源密集型的行業（如食品、煙草、采礦等），企業傾向于保證獲取當地控制的專有資源的資格或者克服當地的政治問題（Hennart & Larimo，1998）。
除此之外，也有學者通過劃分不同的資源類型，希望深入探究究竟什么資源會影響控制權的獲取。以往的文獻把資源和能力結合一起，分為“資本資源”與“非資本資源”（Mjoen and Tallman，1997），并針對不同的類型的資源對控制權的影響作出相關的研究。所謂的資本資源力量是從資本資源或者其他相同的與之等價的固定資產投入而形成。Fagre and Wells（1982）和 Blodgett（1991）都通過實證研究表明資本資源的投入對于組織安排和控制權具有直接的影響作用。而非資本資源力量是來源于參與者的關鍵資源投入，包括知識、技術、營銷渠道。以往研究對非資本資源主要是指知識資源。知識資源對于目標企業的組織安排發揮關鍵作用（Das & Teng， 2000； Hamel， 1991）。知識的傳播和知識的內部化是并購等或者最重要的動機之一（Hamel， 1991）。知識資源包括了研發能力、管理知識和營銷知識等。以往的研究也發現，一旦企業具有知識資源就會傾向于選擇高以達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當企業相對于其他參與者，投入更高戰略價值的資源時，控制權將會轉移到該資源的所有者手中（Inkpen & Beaminsh1997）。
三、研究展望
通過以往的研究我們看到直接投資的控制權選擇主要受到海外直接投資雙方資源、能力和影響。然而當前針對我國海外直接投資控制權獲取研究存在一些明顯的局限性：
第一，研究對象比較片面。首先當前相關的研究研究大多以發達國家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為背景，由于研究主要是以發達國家企業為對象，因此當前資源基礎觀與的解釋具有明顯的局限性。我們認識到中國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中，并沒有所有權優勢，但我國企業卻有來自市場、制度等帶來的優勢，而這種優勢并不屬于企業，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應該把傳統的資源和優勢，由企業擴展到外部環境。
第二，忽視了制度因素的影響。企業特征也能會使他們對風險的態度不同。比如大型的企業由于具有國有背景，雖然這些資源可能不會對雙方談判地位造成影響，但會促使對制度和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其他風險的承受能力更強，從而更有沖動獲取高控制權。所謂的企業特征對控制權的影響歸根結底都是來自于制度因素的影響。新興國家國際化的興起，使制度基礎觀日益受到重視，制度可以間接影響企業的國際化行為，例如國有企業會通過制度紅利（比如，優惠政策，資金支持）短期提高企業的談判能力，從而獲取控制權。但是，必須注意本文強調的制度并非泛指宏觀環境，而是強調為交易的其中一方帶來直接實質性支持的制度因素。此外，除了傳統的政策等制度因素外，中國等新興市場的崛起賦予了制度新的內涵，擁有廣闊市場的新興市場能夠為該國企業帶來了短期的資源優勢，比如沃爾沃最終選擇吉利收購的最重要原因，并非金錢，而是希望借助吉利進入中國市場，重新煥發生機。盡管有不少文獻針對制度差異進行研究，但是只是從文化層面、制度包括行業規范、相關行業法律差異等帶來對大環境的影響，對交易本身是產生間接的影響。目前在我國，制度理論引入國際化理論仍處于初級階段，尤其以交易為研究對象的制度影響目前較少，特別對中國等強制度國家企業投資時，母國制度影響研究（Y i u，2010）。
第三，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控制權的定義也不清晰。而且隨著研究的日漸深入，我們發現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有權與控制權是分離的，這對于當前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大多認為高股權就能獲得高控制的觀點提出重大的啟示作用。所有權與控制權并非完全正相關的（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Gray，1994）。兩者具有明顯的區別。所有權是指資源投入和獲取剩余價值程度的反應；控制權是指影響目標企業運營活動的決策的程度 （Geringer & Hebert，1989； Yan & Gray，1994）。中國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在與目標企業爭奪控制權時，往往受到當地政府、文化差異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所以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中，即使獲取了高股權，卻常常沒有獲取企業的實際控制權，最終導致戰略目標無法實現，這啟示我們有必須深入研究我國企業如何獲取控制權，獲取怎樣的控制權才能實現企業戰略目標。
綜上所述，我們嘗試整合資源基礎觀進一步完善基于交易為對象的海外直接投資控制權模型，以供后續相關研究，模型如圖一。從以往的文獻，我們發現影響海外直接投資控制權的獲取包括傳統資源因素包括：資產專有性和專有資源價值（Yan & Gray，1994；Pfeffer& Salancik，1978），其中專有性資源的價值受到需求、稀缺性和可替代程度影響（Williamson，1985）。另一方面是正如上文所述，新興市場企業的崛起賦予了資源新的含義，有以往企業內部擴展至企業外部，而這種外部的資源主要來自于制度帶給企業直接支持，包括母國政策、母國市場等（Delios ，1999； Brouthers 2006，Peng，2011），因此本模型中制度定義并非指對交易起間接影響的宏觀因素，如文化差異性等廣義的制度因素。
資源因素是基于交易的直接影響因素，然而在交易為對象的維度下除了直接因素，間接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強調的是從主并企業出發，集中以交易為分析的維度。作為所有權的主要擁有者和剩余價值的主要獲取者，企業憑借自身的企業特有競爭優勢，有強烈的動機和能力獲取目標企業的主要控制權。以往的研究也發現，一旦企業具有知識資源就會傾向于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企業特征包括背景特征和能力特征。背景特征考慮的是企業所有權構成和多元化程度（Luo，2007），把企業分為：利基企業（niche entrepreneurs），全球抱負者（world-stage aspirants），跨國機構（transnational agents），受委任專家（commissioned specialists），而能力特征從而影響雙方的力量對比，然而，投入的資源種類有很多種（如資金、技術、管理知識等），因此把資源正確分類，對于我們研究控制權選擇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Yan & Gray ，1994；Mjoen & Tallman，1997）。我們根據以往的研究（Gomes-Casseres， 1990； Yan & Gray， 1994），把資源力量分資本資源力量與非資本資源力量（Mjoen& Tallman，1997） ，不同的企業特征影響企業對待不確定性的態度，間接影響控制權的獲取。
我們把控制權分為三個維度：（1）制定戰略決策；（2）日常運營管理；（3）企業組織架構與運營過程設計，我們總結細分變量為戰略控制、運營控制和組織控制，即戰略控制、運營控制和架構控制（Yan &Gary，2001）。我們希望通過分類控制權探求出在海外直接投資中控制權獲取最重要是哪個層面，以及企業如何在談判影響中在三種控制中選擇。
我們在未來的日后的研究將會嘗試在該理論框架中加入績效變量。本文作為探究性因為績效才是判斷該海外直接投資戰略成功與否的關鍵標準。通過整個海外直接投資過程的聯合，從而提出完整的中國海外直接投資控制權選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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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接投資范文4
摘 要 由于經濟全球化、加入WTO以及中國經濟中心的地位使得上海成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高地”?；?982一2004年上海市時間序列數據,雙對數回歸模型,對FDI與上海市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FDI是上海市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從而得出FDI是促進上海市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之一。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上海地區 格蘭杰因果檢驗 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30年以來,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資本流動和產業轉移使流人中國的外商直接投(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遞增。2002年中國外資流人量占據了世界資金流動總量的8.09%,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外資流人國,從而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國?？紤]到目前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速有趨緩的趨勢。
因此,在當前中國新的發展背景下,重新審視FDI對上海市經濟增長的影響,對上海市主動調整外資政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學依據。
一、FDI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研究
國際上關于FDI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成果眾多,且多數證明了二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其中尤以美國經濟學家H.Chenery和A.Strout在1966年提出的“雙缺121”模型最為著名,A.BendeNabende和J.L.Ford(1998)發現FDI通過刺激私人固定資產投資和增加出口促進了臺灣經濟增長。Li以84個國家1970―1999年的數據為研究對象證明FDI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內生關系。
國內學者對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展開了豐富的研究。吳曉彤、韓太祥運用協整檢驗等計量經濟學方法證明FDI與長三角地區GDP之間具有正相關性。曾國平、祝伽伽利用1985―2004年重慶市數據,運用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對FDI與重慶市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雖然上述文獻都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FDI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FDI對經濟發展的促進或啟示,但是缺乏對二者關系的定量化的實證分析。本文試圖通過近23年的統計數據來驗證FDI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影響。
協整檢驗
由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的知識使我們知道,對于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來說,如果它們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那么它們的線性組合有可能就是平穩的,也就是說它們之間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該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多變量向量自回歸(VAR)系統回歸構造兩個殘差的積矩陣,計算矩陣的有序本征值(Eigenvalue),根據本征值得出一系列的統計量判斷協整關系是否存在以及協整關系的個數。
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極大似然率為15.66280,分別大于和小于顯著性水平為5%和1%時的臨界值15.41和20.04,所以在5%的條件下拒絕原假設,認為兩個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再看表中的第二個極大似然率為2.068784,分別小于顯著性水平為1%時的臨界值3.76,顯著性水平為5%的臨界值6.65。那么我們就接受原先的零假設,即表明兩個序列之間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就可以放心地進行兩個變量的回歸分析,而不必擔心回歸謬誤的產生。回歸時,為考查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變化所引起的上海經濟增長相對變化的大小,我們采用的是雙對數回歸模型,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FDIt、GDPt兩個序列之間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接下來對兩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如下:
lnGDPt = -1.290668+0.584781lnFDI
t = (-2.692272 13.72228)
F=188.3009 R-squared=0.899666
DW=1.427573
該模型的F檢驗、常數項和lnFDI,回歸參數的t檢驗在1%的水平上都是顯著的;判定系數R2的值相對較高;德賓―沃森統計量DW=1.427573,位于本模型在5%顯著水平上自相關檢驗的上下臨界值之間,尚不能判明自相關是否存在。這些表明,該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由模型估計得到的參數可以有這樣的結論:外商直接投資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該區域經濟增長就會上升0.584781個百分點。
三、研究結論以及相關建議
海外直接投資范文5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①(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①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②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③。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④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本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②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③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①。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
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①(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②。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超級秘書網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海外直接投資范文6
傳統的理論認為只有擁有巨額的資本和高科技才能在海外進行投資，而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卻提出具有本國特色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比較優勢，該理論認為日本應該把失去成本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的東道國。但要記住三點原則：（1）根據投資國的具體情況進行對外投資政策的制定。（2）在遵守比較優勢的原則上，要維護國際貿易分工。（3）提出貿易創造發展理論。這個理論有他獨到之處，無疑是對傳統理論的沖擊，日本正是基于這個理論為指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及對我國的啟示
1.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特征
隨著日本不同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不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也在發生變化，但從總體來看，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到現在，主要投資區域在北美、歐洲、亞洲。戰后初步階段，由于日美的特殊關系，加之美國有日本所需要的廣闊的市場和先進的技術，因此日本商業和服務業投資主要集中于美國，當然也有部分自然資源的投資在中東地區和非洲地區。進入到70年代以后，為了獲取大量勞動力資源，日本把投資目光對準了亞洲地區，向這些亞洲地區輸出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到80年代以后，為了緩解貿易摩擦，日本放緩了對亞洲的投資，改向對歐洲、北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后來，進入90年代以后雖然投資重點仍在北美，但由于歐洲統一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日本在西方的投資收益出現虧損，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亞洲區域，尤其是加大了對東亞的投資力度，此時也加強了對拉美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進入21世紀以來，為了在亞洲尋求區域聯盟，增強對亞洲的投資，尤其是2005年以后，日本對亞洲的投資規模超過北美。
2.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特征
1951年-2006年度，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9610億美元，其中制造業占比35.3%，非制造業占比64.7%，后者占比接近前者的二倍，可見戰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非制造業。從產業內部來看，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從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方向轉變為資本密集型、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得產業轉變。
3.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根據日本貿易機構統計，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從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開始急劇上升，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貿易大國，1990年日本首次成為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大國，投資累積額僅次于美國和英國。但隨著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的崩潰，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幾經浮沉，同時也由于世界其他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顯得日本對外投資水平有所下降。但是2005年以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上升，2012年達到3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日本仍然是當今世界位居前列的少數對外直接投資大國，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同時，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大規模對外投資中，相當部分是投資在了海外不動產領域。這是由于廣場協議后，日元股價、地價暴漲形成泡沫經濟，與之相比，海外地產相對便宜，于是海外不動產投資盛行。這個典型個案就是上世紀80年代日本三菱地產用13.7億美元收購洛克菲勒中心，但是非常不幸，洛克菲勒中心不僅曾經為兩家房地產公司出面擔保融資13億美元成為三菱地產一個沉重負擔，并且低迷的美國經濟讓曼哈頓的房租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實際租金水平只有三菱地產原先預計的一半。五年后洛克菲勒中心將出現3.62億美元虧損。
4.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啟示
如今，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進一步加大，我國企業正在加快海外擴張的步伐。但是我國的直接對外投資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例如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政府在政策方面對對外直接投資沒有傾斜、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國企央企等大企業為主，小微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卻沒有這樣的機會。結合自身問題與日本發展多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驗來看我國應關注獲取資源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力發展跨國公司、大力培育企業的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明確全球產業鏈的價值方向、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政府完善對外投資的服務體系、以大企業為中心，發展群體力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