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地位的變遷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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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地位的變遷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遷范文1

關鍵詞:孔丘 朝代 興衰 歷史 原因

一、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

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多年以來,在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但究其深處,總的來說,還是以“仁”、“禮”的說法為主流,他的思想主要也是由“仁”和“禮”這兩個部分組成?!叭省钡囊馑际牵鹤鋈艘邆湟磺忻赖?,要以仁義待人,要主動善待他人和“愛人”,摒除內心深處的惡念?!岸Y”的主要意思,就是做人要時刻記住約束自己行為,加強個人品德的修養,努力使自己言行、舉止符合社會倫理道德規范??鬃釉谄渌枷胫刑岢鲆浴岸Y”來治理、管理國家,以“德”來教育、感化百姓。[1]

二、孔子學說為統治者統治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說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歷史上所占的無與倫比地位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漢朝時期董仲舒對儒家發展所做的努力和貢獻。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答漢武帝的三次策問時,詳細闡述了天人感應,論述了神權與君權的關系,并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也正是董仲舒的這次建議,在以后的的各個歷史朝展中,儒家的思想體系成了統治者固有的主流統治思想體系。而董仲舒所闡述的“天人感應”、“神權與人權關系”的論調,也逐步融入了孔子學說的主體思想,并在以后的發展中成為歷代統治者所倡導和大加推崇的主流思想體系。2

尤其是到了宋朝,大儒朱熹更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將其學說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可以說宋朝形成的儒家思想,對后世的元、明、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

可以說,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正是為了迎合統治者能更好的統治其子民,鞏固其統治地位,而產生、發展、完善起來的思想體系,也正是幾千年來,歷朝歷代的大儒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不斷的完善和修正,才更加使其“深和朕意”,但凡事都需要一分為二看待的,儒家思想雖然在鞏固統治者統治地位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認,在歷史的長河中,儒家思想對穩定、和諧當時的社會環境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這樣說,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深入到了民眾的血液里,才使得中國封建社會在不斷的更替、變換中保持和延續了下來。那么,在每次的朝代更替、變換時,孔子學說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歷史的潮流就像大海的潮汐一樣,隨著日月的圓缺而陷入了一個固定的周期,尊孔和反孔就是隨著朝代的變遷而形成了自己一個獨特的周期性規律。

三、中國古代形成“尊孔”“反孔”周期律的原因

縱觀歷史變遷,潮起潮落,我們不難發現,每個朝代的“始皇帝”,也就是每個朝代的創始人,一般都是“反孔”的,但隨著政權建立,統治地位穩固后,又要“尊孔”了。漢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明清兩朝更是如此,就是殺人如麻,橫行歐亞大陸的元朝都沒能脫離此怪圈。

隋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在太原起兵,豎起了反隋大旗,次年,在長安建立唐朝,顯然,李淵做為隋朝的臣子,起兵造反,反對皇帝,是違反了儒家學說的大義的,違反了“君君臣臣,臣臣君君”的儒家綱要,李淵在隋朝就屬于亂臣賊子,這也證明李淵從內心是反孔的,孔子代表的儒家學說,在他心里是不屑一顧的。

但到了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卻追封孔子為“先圣”。也就是說當唐政權鞏固后,唐朝在經歷了反孔的變革后,又豎起了“尊孔”的大旗,并且,在以后的年代里,唐朝的皇帝,不斷的將“孔子”的地位提高,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贈孔子為“太師”,唐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無罪,懷璧其罪,歷任皇帝之所以反孔是為了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之所以尊孔,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愚化民眾的思想,從而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就是從沒看過論語、殺人如麻的元朝,也沒脫離此怪圈。[3]

成吉思汗從1206年春天建立自己的帝國以后,為了擴大疆域,四處征殺,他的軍隊殺遍了歐亞大陸,連他曾經尊為君王的宋皇帝,也死在了他的刀下,顯然,成吉思汗心里是沒有儒家學說的地位的。

但等到元朝建立后,元皇帝能千里迢迢的跑到山東去祭孔,大德十一年(1307年) 元成宗 追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成宗的追封,是有史以來對孔子封位最高的,但元朝也是歷史上壽命比較短的朝代,只有98年,這好像很有諷刺意味,殺人最多的朝代,對孔子的封賞又是最高,但王朝的壽命相對其他漢、唐、宋、明、清又是最短的王朝。

在元以后的明清兩朝,也是在這個怪圈中翻滾,朱元璋起兵造反,能不反孔嗎?他不反孔就只能做個順民,順從大元皇帝的旨意,安心餓死。所以,朱元璋理所當然也是反孔的,但等到位置坐穩了后,也是不遠千里的跑到孔廟祭孔,豎起尊孔的大旗,以便鞏固自己的皇權。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史上“尊孔”“反孔”都是隨著朝代的更替而變化的,造反時,就反孔,豎起的是“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旦造反成功了,自己當家做主成了皇帝后,就要尊孔,豎起“仁”“儀”“克己復禮”的儒家學說的大旗,講求“君君臣臣,臣臣君君”。要大家都做順民,皇帝就是一言九鼎,皇帝的話就法律,就是圣旨,不聽話就要殺頭、滅九族的。[4]

參考文獻

[1] 王立群讀《史記》P53DJ4

[2] 張豐君. 孔子死亡觀分析[J]. 管子學刊. 2013(04)

[3] 伍振. 孔子與中國的教育[J]. 社會科學戰線. 2011(03)

[4] 郭院林,焦霓. 孔子的生命觀教育與當代啟示[J]. 兵團教育學院學報. 2010(05)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遷范文2

【關鍵詞】 李約瑟難題 解釋 制度變遷

中國經濟在古代就有著極其輝煌的成就,中華文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領先于世界。但為什么近代中國發展停滯而西方國家不斷崛起?為什么曾經的泱泱大國會走向衰落?本文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李約瑟難題

歷來經濟學家對李約瑟難題的研究大多與工業革命相聯系,將李約瑟難題簡單地概括為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14世紀的中國。李約瑟在其代表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的序言中這樣描述:一是“為何現代科學,即伽利略時代的‘新的、或者說實驗性的’哲學只興起于歐洲文化,卻不見于中國和印度文化”,二是“為何在科學革命前的大約14個世紀中,中國文明在發現自然,并將自然知識造福于人類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通過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李約瑟發現,在第1至第15世紀,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遙遙領先于同時代的歐洲;但歐洲在16世紀以后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經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產生相似的近代科學。中國的科學為什么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其阻礙因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說,為什么近代中國只存在經驗性科學,而沒有產生實驗性的現代科學。綜上所述,本文將李約瑟難題界定為,為什么在古代,中華文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代中領先于世界先進水平,曾取得了巨大的技術和經濟進步,但在近代卻沒能產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

二、學術界現有的對于李約瑟難題的解釋

1、政治視角的解釋――官僚體制的約束

李約瑟博士本人從政治制度的角度入手,解釋了李約瑟難題產生的原因。李約瑟認為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無法鼓勵科技創新,是近代中國沒有產生科技革命的根本原因。在封建社會,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官僚體制,是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和統治階級的意志而存在的,與當時歐洲的貴族式封建體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并且形成了重農抑商的價值觀。這種觀念極其不利于商人階層的產生,也無法把工匠們的發明創造大規模地進行傳播。

2、資源視角的解釋――人口增長過快的約束

這種解釋以Mark Elvin為代表,其認為在工業革命前,中國的綜合國力長期處于世界的領先水平,但這種資源優勢沒有繼續延續是因為中國進入了“高水平陷阱”之中。中國人口眾多,農業發展水平遠遠領先于歐洲,但由于人口增長速度過快,農業技術改良所帶來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輪的人口增長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長又繼續推動農業的進步,高額的回報使得資金流向農業。與此同時工業由于缺乏資金,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中國便進入了一個“高農業水平、高人口增長、低工業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中。而在歐洲,由于人口增速慢,即使較低的農業水平也足以支撐人口的增長,因此資金流向工業,經濟達到高水平的均衡。

3、地理視角的解釋――疆域擴大的約束

這種解釋以我國學者文貫中為代表,其從經濟地理的角度對李約瑟難題進行分析。由于宋朝的動蕩不安,中國失去了中原地區的大面積耕地,政府為增加財政稅收,開放了商業活動和對外貿易,并且開發了海外航線,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和技術進步。然而到了明清時期,中國人口密集程度降低,人口分布逐漸分散,由中原地區向四周擴散,城市人口趨于向農村分布,城市化水平倒退,并且城市的集聚效應消失,技術進步趨于停滯。

4、技術視角的解釋――發明模式的束縛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其2007年發表的名為《李約瑟之謎、韋伯疑問和中國的奇跡――自宋以來的長期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技術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基礎。工業革命前,中國工匠在實踐中產生的經驗性發明占據優勢,使得我國經濟水平長期領先于歐洲,而在歐洲出現科學革命后,科學實驗逐漸成為技術發明的基礎,中國卻沒能適應這種發明方式的轉變,并且中國的科舉制度極大地束縛了實驗性科學的發展,因此中國的技術進步停滯。

5、產權視角的解釋――產權制度的束縛

諾斯認為:“只有建立保護私人財產權的制度才能夠刺激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睔v史學家黃仁宇引用諾斯的觀點從產權角度對李約瑟難題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財產的所有權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產權和產權制度?!倍谕瑫r代的歐洲,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財產權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傳統的財產制度無法與市場經濟相匹配,是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產生的重要原因。

6、思維視角的解釋――思維方式的束縛

一方面,李約瑟本人認為中國人的思維具有極大的局限性,重實用而輕分析的思維方式是中國沒有產生現代科學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國人自古尊崇傳統的儒家思想,儒教強調對世界的肯定、順從和適應,而缺乏對自然探索,對世界進行改造的精神,因此無法推動現代科學的進步。

三、制度變遷視角對李約瑟難題的解釋

1、政治制度的解釋

一方面,中國古代法治缺失,統治者為所欲為,私有產權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缺失,國家權力濫用,掌權者暴力執法,社會沒有民主。在中國古代,皇帝貴為天子,掌握著國家的一切大權,但中國疆土遼闊,最終的管理權由各地官員代為實施,官員手中權力巨大,但監督機制缺乏,因此極易滋生腐敗。在這種法治和同時缺失的政治環境下,商人階層更愿意與官僚階層結成聯盟來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打擊競爭對手,中國歷史上,官商聯姻的例子數不勝數。正是中國古代的集權和官僚體制使得真正意義產權制度的無法產生,也沒有為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發生提供制度土壤。同時,政治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古代中國的經濟制度。

2、經濟制度的解釋

經濟制度中占最主要地位的就是私人產權制度,合理的產權制度能夠提高資源分配效率和社會福利。自中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極為重視私人產權的保護,同時對于知識產權也給予了極高的尊重,建立了健全的專利和發明保護制度,從而為科學革命的發生奠定了基礎。在18世紀后的西方,科學實驗室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發明創造逐漸由經驗型轉向科學實驗型,并且發明創造的成果有著完善的產權制度保護,使得實驗的成果能夠投入生產,進行盈利。

而在中國古代,雖然產生了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等偉大發明,但由于私人產權制度的缺失,卻沒有發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在中國,大多數的技術發明都源于工人的經驗,并且是依靠家族或者師徒的方式來進行保密,沒有專門的制度來鼓勵和保護發明創造,甚至將發明創造視為“奇技巧”。在這種私人產權制度嚴重缺失的經濟環境中,人們無法從創造發明中得到利益回報,發明的積極性受到遏制,這是近代中國沒有產生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3、文化制度的解釋

在中國,歷代統治者均推崇儒家文化,儒家傳統思想一直是占社會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并且自古以來的社會習俗、道德觀念、價值觀等均以儒家思想作為指導,但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孝悌忠信、禮儀廉恥并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儒家思想以“仁”和“禮”為核心,推行仁政,認為統治者寬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于爭取民心,以“禮”來維持社會道德秩序。儒家思想主張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平均,正如孔子所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認為財富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有礙于社會秩序的形成。并且,中國古代長期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也是受到了儒家觀念的影響,以農業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認為農業的生產狀況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存亡,是國家之大義,而發展商業會使農業勞動力流失,為國家之害。在這種意識形態的主導之下,中國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更無法產生工業革命。

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這三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三者做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決定了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走向,同時,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又可以鞏固經濟制度的變遷方向。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變遷在技術進步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技術進步是否能夠引起工業革命,制度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即使技術騰飛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若沒有高效率的制度去催化,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也是不會發生的,經濟僅僅會停滯在原來的水平。但這種經濟停滯狀態是可以被打破的,只要制度向著有利的方向變遷,不論是漸進式還是激進式的變遷,都能夠打破這種停止的狀態。在古代中國,之所有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就是因為制度亙古不變,新制度被無限的遏制,停滯狀態無法被打破。

(注:基金項目:寶雞文理學院校級重點項目“陜西資源型地區轉型發展研究”(ZK14048)。)

【參考文獻】

[1]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M].科學出版社,1979.

[2] 林毅夫:李約瑟之謎、韋伯疑問和中國的奇跡――自宋以來的長期經濟發展[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4).

[3] 諾斯著,杭行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格致出版社,2014.

[4]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M].遼寧科技出版社,1986.

[5] 鄭嘩、楊世文:儒家文化與近代科學――“李約瑟之謎”再思考[J].四川大學學報,2003(4).

[6] 何慕、呂變庭:專家學者研討“李約瑟之謎”[N].光明日報,2014-12-10.

[7] 楊德平、鮑國良、張俊巖:金融新視角求解“李約瑟之謎”初探[J].經濟問題,2014(2).

[8] 王冬、孔慶峰:資源稟賦、制度變遷與中國科技興衰――李約瑟之謎的科技加速進步假說[J].科學學研究,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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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的產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比寮覍W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于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于動蕩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钴S,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臺,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后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于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并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沖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云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兵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在中國歷史上學術與言論為開明時代。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圣、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術)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于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范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會。但是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復雜,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

(二)簡說儒家思想的歷史變遷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漢朝都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的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于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彩,顯得“迂遠而闊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于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后,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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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儒商 儒商文化 企業發展 意義

瑞典科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曾經指出:“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是中國古代一位有卓越貢獻的大儒,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而他所倡導的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千年來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觀念、行為。隨著一些深受中華傳統文明影響的知識分子跨入“商”之行列,儒商概念、儒商文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崇尚和普及。

到底何謂儒商?有學者曾經做出這樣的解釋: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導的儒家道德來規范自己商業行為,并進行內部管理的商人或企業經營者。因此,我們可以說儒商就是現代社會中那些把孔子儒家思想的精髓融入企業管理中,深悟“仁義禮智信”和“以利統義”之精髓的商人們。儒商,正新興崛起為中國的智慧型商人。儒商與傳統商人有何不同?孔子曾經說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因此,非常重視商業道德,不取不義之財正是儒商與一般商人最本質的區別。

時代變遷,大浪淘沙,無數事實證明,儒與商的結合是一種符合社會發展潮流、適應現代企業管理要求的理想經營方式,而儒家的“經世致用”哲學在經濟領域的成功運用,更是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是經過歷代儒商的成功實踐不斷總結出來的,它本身就是一種企業經營管理之道。在人類社會發展進入21世紀的今天,弘揚儒商和儒商文化對于企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儒商文化對現代企業成功發展有重要意義

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中國傳統文化精華與現代企業管理的結合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儒商文化給今天的企業發展和企業文化建設都帶來十分積極的作用。儒家的重“信”、重“義”、重“人”、重“情”,“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觀念,都成為今天企業管理的重要理念。

重“信”,就是注重誠信,就是重視產品質量,信守合同,不逃廢債務。據說“誠信”一詞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產生。古人十分重視誠信,并把它作為封建社會的五常之一。誠信既是做人立身的根本,也是立國興邦之根本。在現代,誠信,是企業文化的基石。

“義”在儒家“亞圣”孟子看來是理想的人格境界。企業重“義”就是有社會責任感,守法經營,注重環保,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創造社會效益。

重“人”,就是“以人為本”、“仁愛”、“人和”等儒家理念?!耙匀藶楸尽本褪顷P心員工的切身利益,為員工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和后顧之憂?!耙匀藶楸尽笔瞧髽I文化的精髓。“人和”就是對內鑄造團隊精神,搞好協作,對外樹立“顧客至上”的觀念,建立良好的客戶關系。西方的諸多管理法則也往往體現了這種管理中的道德訴求和人文關懷。如美國企業的創新精神、德國企業的質量第一觀念、日本企業的團隊意識等,與中國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謂殊途同歸。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很多成功的企業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獨具特色,極大地促進了這些企業的發展,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重“情”,就是人性化管理,就是企業親和力。在這一點上,企業管理者的人格魅力非常重要,它能夠贏得被管理者的依賴、信任,從而激發出企業凝聚力、競爭力和生命力。

二、中國企業長遠發展,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儒商文化是原動力

隨著亞洲經濟的不斷崛起,亞洲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但是亞洲經濟在貿易自由化方面卻非常落后。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亞洲國家政治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懸殊,亞洲國家走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一體化之路困難重重。我們認為,隨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走向世界,逐漸被世界所認同和接受,儒商文化同樣也可以在亞洲經濟貿易一體化的進程中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東南亞國家都能夠接受的文化,是亞洲少有的“共同點”,可以此為紐帶,以思想文化領域的交流來推動經貿領域的合作和經濟體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種講究“雙贏”、“多贏”的哲學,比如“誠信”、“中庸”、“和諧”、“仁愛”、“立人”、“達人”等儒家理論是儒商行事的準則。因此,儒商文化能夠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支持,擔當起促進亞洲共同繁榮發展的重任。三是中國可以在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目前,日本、中國、印度都在積極爭奪亞洲“盟主”的地位,美國也想在亞洲謀求更大的利益。如果能以儒商文化來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中國的盟主作用和地位將無可替代。

三、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儒商文化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正在迅速地融入經濟全球化。在這個無可避免的全球化的過程中,儒家智慧和儒商文化不僅沒有過時,反而顯示出了鮮活強勁的現代價值,而其中的一些觀念與全球倫理遙相呼應:

1.義與利的關系??鬃诱f:“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薄傲x然后取?!绷x利關系引申來說就是義務和權利的關系問題。義務高于權利,整體高于個體,這是儒家思想也是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儒家思想中的義務原則更能適應當今全球化的需要。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已經發現強調個人權利、忽視社會義務的弊端,并力圖加以糾正。

2.誠信觀念??鬃诱J為在人與人的交往中要講信義,以誠相見,言而有信。西方二十二條商規中的第十一條就是“坦誠相見的法則”,認為誠實是最好的策略。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鬃诱f:“仁者愛人?!薄凹核挥鹗┯谌?。”世界上許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著與孔子上述說法大致相同的訓條,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稱作全人類倫理的“黃金法則”。

4.寬容和妥協的精神。彼此寬容和相互妥協的能力是人類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類社會文明和進步的標志。

總之,儒商文化既是我們加強道德修養、改善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們加強同海內外華商儒商以及亞洲各國的聯系和交流、與世界進行平等對話的渠道。我們今天研究和傳播儒商文化,倡導和實踐儒商精神,對我國現代企業的未來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遷范文5

宋代是春秋戰國以后中國哲學思想另一個繁榮的時代。理學是宋代哲學思想的最大成就。魏晉以來,傳統儒學不斷受到來自玄學、佛教的挑戰;隋唐時期佛教和道教盛行,成為當時主導的思潮。于是,宋代儒學家便在吸收佛、道兩家的思想的基礎上,對古典儒學作了新的詮釋、發展和重建,創立了理學。理學在宋代也稱“道學”,近代以來則稱為“新儒學”。理學的基本特點是把儒家的價值理念本體化,并貫穿至心性理論和為學功夫。理學作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對民眾生活有其引導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禮》對宋代社會觀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當的影響。南宋晚期,理學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自此支配中國文化數百年之久。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士大夫階層的黃金時代,宋太祖立國后,為了避免北宋成為五代之后第六個短命王朝,積極推行“重文輕武”政策,防止軍人奪權或割據。而讀書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過科舉考試,也就進身士大夫階層,獲得較高的社會及政治地位,于是棄武習文成為社會風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興辦各級官學,帶動了重視教育的社會風氣。但人口的增長和官府財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會需求遠不能滿足,于是私人興辦的講學書院應運而發展起來。同時,書院作為與官學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與理學發展結下了不解之緣。理學家批評科舉與官學教育只引導學子追求功名利祿,他們大興書院講學之風,以書院為宣傳理學的基地,從而擴大了書院的影響,導致了南宋書院的鼎盛。南宋的書院幾乎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的主要教育機構。書院,最早見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辦的書院只是藏書與修書的場所。宋初有六大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潭州的岳麓書院、河南應天府的睢陽書院、河南登豐的嵩陽書院、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以及江寧茅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創建于宋開寶九年(976年),淳熙6年(1179)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興學講授;紹熙五年(1194),朱熹又復興岳麓書院,積極講學,對當時書院的發展其了直接的作用。朱熹為白鹿洞書院擬定的學規,成為各書院的標準規范,為書院的制度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朱熹知南康軍的三年中,多次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朱熹任湖南安撫使時,在岳麓書院講學授徒,雖為時僅兩月,但影響極大。由此可見理學家對書院建設的重要推動作用。北宋中期以后,州縣官學興起,書院的發展一度消沉,據不完全統計,北宋時期建立的書院,約140所。到了南宋,在理學大師書院講學的影響下,僅江西的書院便達160余所。有人根據各省方志統計,兩宋書院的80%建于南宋。

唐宋是中華文明的成熟期,而中唐以來的思想文化的發展也見證了中國歷史和文化變遷的新階段。北宋文學的古文運動和儒家思想的新開展都肇始于中唐。宋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發展是理學,它特別重視古典儒家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加以新的解釋和發展,并最后由朱熹把這四種著作合編為《四書》的新經典體系。理學吸收了佛、道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彌補和發展了古典儒家的薄弱環節,使得儒家思想可更有力地應對佛道的挑戰,故理學的興起標志著唐代以來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結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也是理學的創立者。南宋時期,朱熹繼承了程顥、程頤“洛學”,又吸收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等理學學派的思想,集北宋理學之大成,形成了“理學”的主流;陸九淵則建立了“心學”的體系,也有很大影響。宋代所開創的理學,后來成為元代至清代前期占主導地位的學術體系,構成了11世紀以來中國思想史的主流發展。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是《太極圖》的解說,這是一個寫意圖,最上圈是表示世界“自無極而為太極”的最原始的本體狀態;第二個圈是坎離二卦的交合圖式,表示陽動陰靜,也就是陰陽二氣的分化;第三個圈表示水、火、木、金、土,即“五行”的生成;第四個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就是人類的產生;第五個圈表示萬物化生。此圖從總體上顯示了“太極”產生世界的整個過程。

儒家思想地位的變遷范文6

【關鍵詞】古建筑 營造制度 儒文化 元素 啟示

【中圖分類號】TU-85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古建筑扎根于深厚傳統文化和高超建筑技術之上,可謂博大精深,其獨特的打動人心的魅力在世界建筑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敖ㄖ悄痰臍v史”,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中國古建筑就是中國凝聚的歷史典籍。中國古建筑集中了傳統政治、經濟、文化、哲學、倫理觀念等觀念,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反映建筑技術的同時,實際上是更大程度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因而,建筑是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是文化深層內核的集中再現,建筑記錄了文化和歷史發展的進程,文化成為建筑的靈魂。儒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產生重大影響,且對當前我國建筑營造的發展具有重大啟示。

儒文化深刻影響中國古建筑的發展演變

孔子創立儒學以來,儒學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歷經漢學、宋明理學以及清代的經學等許多歷史階段的源流變遷之后,基于儒學文化逐步形成了一股較為寬闊宏大的文化潮流,儒學文化有力地對中華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民族性格的塑造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給包括建筑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藝術產生了深刻、持久的影響。

“仁”、“禮”、“天人合一”和“中庸”,通常被認為是儒家思想的內核。這些儒家思想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對傳統古代建筑風格特色的形成、建筑營造制度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關于“仁”,按照孔子的解釋就是“愛人”,也就是以友愛的狀態親近他人和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以較強的情感投入到萬物之中。當然,孔子倡導的“仁”主要還是要求親近基于血緣關系的親人,認為人們的“仁”首先應該是愛自己的親人即“事親”,而這僅為“仁”的最初范圍??鬃诱J為人們的“仁”不能僅僅局限在“事親”的范圍,而是應該推而廣之,將“仁”的范圍從親人擴大到包括上至君主、下至黎民百姓的全體社會成員。按照儒學的觀點,此種“仁”的主觀情感狀態,還要將其外化,也就是將“仁”體現在人們的行為規范之中,而最為重要的規范就是封建宗法制度,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實際上非常顯著地體現了封建宗法制度,這正體現了儒文化對建筑營造制度的深刻影響。儒家自始至終認為,要通過“仁”促使人們的外在行為規范發生改變,逐步轉變為人們的內在的道德自覺,人之所以需要“仁”的道德自覺,這又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世界觀。在“天人合一”觀念影響下,儒家認為人類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只有和自然界保持和諧、統一,才能更好地維系良好的社會秩序。儒家倡導的“仁”,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同時也強調人與自熱、人與萬物之間的和諧,“仁”是事關世界萬物的儒學哲學觀念的核心要義。而在人倫秩序中,儒家強調“禮”,“禮”也是“仁”的內心外化的必然要求、外在表現。《禮記》中就說得很明白:“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雹僭谌寮铱磥恚岸Y”是一種人倫秩序和統治秩序,且整體的秩序高于個體的秩序、局部的秩序,要將整體秩序作為最高的價值取向,要求每個個體均在自己的人倫范圍內安分守己,個體是被整體所包圍了的,個體的利益并非不重要,但是個體的利益要服從整體的利益。在內與外、天與人的關系中,儒家強調“中庸”?!爸小币簿褪且獙仍诘摹叭省焙屯庠诘摹岸Y”中和貫通起來,將天道和人道貫通起來。

儒家學說對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古建筑的發展演變就是按照儒家學說要求逐步演變發展的。上古時期并無固定的建筑制度,并未形成任何與建筑有關的典章制度??鬃咏Y合周禮并對周禮進行創新發展,創立了儒家學說思想體系,自此之后的中國建筑逐步有了典章,人們建造建筑物通常按照典章來進行?!吨芏Y》作為儒家經典著作之一,在其《考工記》中便記載了和都城、壇廟、宮室、民居、市場等建筑有關的內容?!犊脊び洝分姓f:“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②,這些提法實際上均是將儒家思想貫穿運用于建筑之中,已經比較接近于建筑營造制度。儒學在春秋戰國時期僅僅為“百家”之一,并不居于主導和核心地位,因而儒家所提出的建筑營造并未在該時期被完整地推行,不同列國乃至相同列國不同地區的建筑制度千差萬別。

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建立封建集權帝國之后,極力排斥儒學,其“焚書坑儒”之后使儒學元氣大傷,但秦朝作為我國第一個封建帝國所確立的統一度量衡卻成為今后形成建筑體系制度的重要基礎。到了西漢時期,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儒學成為在整個統治階層具有主導地位的文化思想,該時期的中國建筑營造制度中儒學開始以強大的力量發揮了影響力。

漢武帝時期,中國建筑制度、建筑技術中均按照儒學的要求進行了改進和整合,逐步形成了對后世產生巨大影響的“官式建筑”的初步建筑樣式。當時興建的未央宮、建章宮、長安城、上林苑等聞名遐邇,均屬于符合儒學規范的“官式建筑”,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許多建筑紛紛模仿上述名建筑而興建。戰亂頻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種學說紛紛盛行其道,儒學的大一統地位逐步喪失,最終導致了儒學、道學、佛學三家學說之間相互交融、各分秋色,這就為隋代、唐代時期儒家思想文化的更進一步創新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隋唐時期尤其是唐代,隨著國家的統一和強盛,儒學作為居于統治地位的重要學說,對唐代的建筑營造制度的影響更為顯著,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建筑制度進行了改進與整合,儒學思想深刻地影響到了當時的宮殿、寺觀、壇廟、園林、陵寢和民居等多個方面的建筑。該時期中原地帶的木結構建筑在魏晉時期的基礎上實現了創新發展,已經逐步實現了標準化、定型化,建筑營造制度更加成熟完善。

北宋時期出現了周敦頤、張載、邵雍以及二程(程頤、程顥)等著名的儒學大師,使儒學更加深刻地影響整個社會制度,儒家思想更加有力地注入到中國人的生活之中,受此影響,當時建筑營造制度也被納入到了“律”、“令”、“格”、“式”等典章制度中進行規定,賦予了建筑營造制度法律上的地位,建筑體系逐步趨于成熟。元朝雖然屬于少數民族政權,但是其在前朝的基礎上進一步復興了周朝王城制度,儒學依然對元朝時期的建筑營造制度有著統治性影響。明清時期,我國經學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曲解和異化之后,入學在社會政治舞臺上的地位已經無法和前代相比,但是儒學對建筑營造制度的影響已經被固定下來,明清時期的宮城建筑、都城各類建筑營造制度均體現出對周制的演繹特點,明清時期建筑具有完整的三朝五門制度,都城和宮城的中軸線幾乎是重合的。

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

建筑等級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按照儒學觀點,構建尊卑有序、層次分明的等級制度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等級制度是人倫之本,是立國興邦的基礎,是不可動搖的宇宙法則。儒學所強調的上下有別、尊卑有序思想,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思想成為構建古代建筑營造制度必須遵循的法則。中國古代建筑營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首先就體現在中國古代建筑十分顯著的等級制度之中,通過建筑上的等級制度體現尊卑上下,因而,中國古代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的建筑制度有著十分嚴密的等級,各類各式建筑的色彩、形制、開間、脊飾等均有著明確而嚴格的規范,任何建筑均不得擅自違制僭越,否則還可能受到法律的懲戒。我國古代建筑營造制度,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其建筑制度中森嚴的等級制度幾乎涵蓋了建筑制度的所有層面,牽涉面極廣。據《考工記》記載,城制分為天子都城、諸侯國都、宗室和卿大夫城邑,分別為城的三個等級,按照等級的不同其有著不同的建筑標準。《禮記?王制》記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這是對宗廟建筑等級的規定。《明會典》規定:“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門屋三間五架;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正門一間三架?!?由此可見,在單體建筑之中,等級制度也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間架、屋頂、臺基以及構架的做法上均十分顯著地體現出來。

建筑美學設計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敖ㄖ悄痰臍v史”,建筑物具有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屬性,任何一個時期的人們均會按照其審美的要求去進行建筑設計,從而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建筑美術設計制度。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哲學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人們,儒學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建筑審美觀念。因而,在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的美學設計之中,同樣深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中國古代建筑美學設計制度具有顯著的“序”的觀念、“正”的觀念、“和”的觀念,這些觀念正是儒學文化元素在建筑美學設計制度中的具體體現。關于“序”的觀念,按照儒家所設想的社會模式,是上下、尊卑、貴賤分明卻能夠和諧相處的階級社會,有著十分森嚴的等級觀念,因而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建筑師也通過森嚴的等級觀念對建筑之美進行塑造,建筑美術設計制度體現出顯著的秩序感。比如,紫禁城就是在“序”的觀念主導下進行美學設計的,通過空間、裝飾、比例尺度等,以襯托、對比等手法使整個紫禁城秩序井然、主次分明。關于“正”的觀念,要求建筑美學設計講求方正,避免出現彎曲的圖像設計,形成莊嚴的布局,比如山東曲阜文廟就是如此,體現了儒家“正”的觀念。關于“和”的觀念,要求建筑美學設計之中注重各部分之間的“和諧”、“協調”,要求建筑群各部分之間通過合理的比例、尺度和裝飾設計保持“協調”。

建筑營造制度慣性思維中的儒文化元素。慣性思維是儒家文化中體現出來的重要思維,是儒家思考社會人生的哲學理念在思維方式上的體現,慣性思維同樣對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產生深刻影響。儒家對治國理政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之時注重強調“堯舜之治”、“先秦之治”,對任何事物進行論述之時必須引用“孔孟”賢圣的語言。儒家倡導對舊有的典章制度、禮儀制度應該闡述和效法、遵循,不能對古人定下的規矩進行改變,不能自行創造,而是要遵循好古老的傳統。甚至到后來發展成為“先朝制度不可廢”、“祖宗成法不可改”,強調從古人那里去尋找繼續前行的道路,要求一切事物均按照古人的做法予以延續,反對改變古人的做法。儒家的這些慣性思維,理所當然地體現到建筑營造制度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河之中,人們營造房屋必須按照儒家學說的規范,按照既定的等級制度和營造法式進行“套用”。人們在設計建筑營造形式之時均“仿古制”,隨著歷史腳步的前進而按照“復古更化”的方式實現“變”,而此種“復古更化”的變化方式不得超越前人的基本建筑營造制度,只能是在承繼前人的基礎上實現一些局部的而且是較為細微的變化。正因受儒家文化元素影響下的建筑營造制度慣性思維的主導,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長期保持穩妥的發展變化,未出現建筑營造制度上的大起大落,建筑營造制度演進的進程較為緩慢。

建筑營造技術傳授方式中的儒文化元素。儒家文化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逐步在全社會形成“學而優則仕”的普遍觀念,許多人將自己的目光聚焦于“為政”、“出仕”上,掌握文化知識的人逐步和工匠群體相互分離,因而包括建筑營造在內的各方面技術通常局限于特定范圍內薪火相傳,通過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傳承。當然,文人群體和工匠技術相互分離雖然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長期形成的普遍現象,但依然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和官方關心關注建筑營造制度的發展進步。比如,宋代李誡編著的《營造法式》系我國古代首部建筑技術專著,該書由官方編寫修撰而成,其目的在于適應國家理財需要,卻成為我國古代建筑史上的不朽之作。明代末期著名造園設計家所撰寫的《園冶》,系中國首部園林藝術理論專著,同時也是一部不朽的造園技術專著,論述了別墅、宅園營建的基本理論、具體的技術手法,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代造園的成就?!稜I造法式》、《園冶》雖然分別系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編著的建筑營造專著,其目的也是在于真實記錄和闡述儒家思想主導下營造法式制度,目的并非在于促進營造技術的創新。我國封建社會歷史長河中的建筑營造技術傳授傳承方式,主要還是通過家族傳授和師傅帶徒弟的途徑傳授的,總體風格自始至終保持儒家風范,雖然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有所發展進步,但只能是在原有基礎上做出局部性、漸進性、細微性的提升和改進。

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對現代建筑的啟示

當前我國建筑營造制度中暴露出許多問題。首先,目前建筑領域的形式主義較為明顯,存在相互攀比乃至嘩眾取寵、過于追求奢華等現象。其次,在城市建筑中存在“千城一面”的現象,不少城市的地域性特征逐步弱化,城市的特色在逐步消失。部分城市高樓林立,成為“水泥森林”,而建筑規劃設計卻雜亂無章,讓居住于城市中的人感覺窒息,城市建筑缺乏審美性。再次,我國新近建筑的民族風格難以彰顯,相反地,西方國家民眾對物質文明高度崇拜的心理狀態卻在中國當今建筑營造中體現出來,在盲目崇拜下促使“歐陸風”盛行其道。最后,建筑營造設計缺乏精品意識,體現出一股浮躁之風氣。

解決上述問題,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相關問題能夠為我們提供相應的啟示借鑒。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尤其是建筑美學設計制度和建筑等級制度,對促進古代建筑營造制度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中國古代建筑營造制度別具特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為世界建筑營造制度的發展做出了獨特貢獻。這給我們的啟示是,對于建筑的發展而言,最為重要的就是要尋找到一條民族化的正確道路,從而使其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形式,在現代化的建筑上體現出中國民族建筑藝術的精華,這才是現代建筑應該努力的方向。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中體現出來的慣性思維、傳授方式,雖然促進了古代建筑營造制度的穩妥進步,避免封建社會各朝代之間的建筑營造制度風格迥異,避免不同朝代之間的營造制度大起大落,自然有利于繼承前人的經驗為后代所用。但是,由于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建筑營造制度過于強調“效法古人”,因而導致了創新性不足的嚴重弊病,這也是儒家文化元素影響中國古建筑營造制度被人們廣為詬病之處。這就啟示我們,要將創新作為建筑這種審美載體的生命所在,決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前人或者外國的建筑營造制度,我們借鑒、學習前人或者外國建筑經驗,其目的也是在于在現有基礎上緊密結合時代的發展和本國本地的具體實際情況實現新的創新創造。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藝術學院)

【注釋】

①戴德,戴圣:《禮記》,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2年,第4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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