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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考古學范文1
關鍵詞：考古；研究；模式；對策
引言
中國考古研究時代比較久遠，無論是在理論研究方面，還是在考古實踐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與考古環境和考古的要求相比，中國的考古研究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考古研究的模式分類
不同的分類角度，考古研究模式并不一樣，本部分，筆者從考古環境的角度對當前中國比較流行的幾種考古模式進行簡要的分析。
（一）地理環境考古模式
地理環境考古模式是由周昆叔最先提出來的，他根據自身的工作實踐，結合中國考古環境的理論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地理環境考古模式。地理環境考古模式強調的是：在考古過程中，首先進行勘探定點，在此基礎上，進行探測驗證，然后進行進一步的開發挖掘，并從人類的行為、地質結構的構成、地形地貌以及工藝過程中收集有關的考古環境信息。該種考古研究模式主張的是在環境考古工作過程中，考古研究者首先應該去探索環境的演變規律，并根據環境演變的規律所導致的地質結構的變化來分析由此導致人類生活環境場所所發生的變化，來分析人類進步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這就是著名的“環境——人類活動——文化”三者之間考古關系的表達。這一模式同時還具備了自然科學和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特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二）文化歷史環境考古模式
文化歷史環境考古揭示的是環境考古學考古遺存與其賴以“生存”并發展起來的自然環境之間的辯證發展的關系，來通過考古研究揭示人類的行為與社會的發展、文化的演變之間的規律變化。該種模式的環境考古模式具備一定的現實事實基礎：（1）傳統意義上的環境考古模式基本上都屬于物質文化，而這些物質文化基本上都取自于“自然”；（2）傳統意義上的考古文化中，尤其是關于生產工具方面的考古都直接取自于自然環境，因此，文化歷史環境考古模式具有一定的現實價值。
（三）資源環境考古模式
資源環境考古模式是由湯卓煒在其《環境考古學》一書中首先比較完整地、系統地提出來的。資源考古研究指得是環境考古根據反映人類各個時期生活環境的信息、資料以及開發出的遺存物，并利用環境學考古的理論方法、理論技術等，來研究古代人類的環境特征以及歷史演變之間的規律性，進而根據這些規律來分析環境、人類以及與其賴以存在的文化特征、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的發展和歷史之間的關系。該種模式在前兩種模式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系統化了環境考古的理論過程和模式，完整的環境考古模式應該包括踏勘、探測、挖掘，然后再根據挖掘出的文物來分析地質地貌、古代生物學的特征等有關方面的信息，并根據這些信來分析各個時期的人類的行為、地理環境、物質文化環境之間的關系，并形成完整的考古報告。該種模式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以資源的利用為切入點，環境考古的空間也被相應地劃分為考古區域、遺址區域以及遺址等三個層次，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密。資源環境考古模式實現了與西方考古環境之間的接軌，標志著以遺址作為核心、以資源利用為關鍵點、以環境理論為特征的資源性考古模式的正式形成，這也是當前中國環境考古模式中比較常用的一種環境考古模式。
二、考古研究模式存在的問題
三種比較典型的環境考古模式在中國環境考古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從其所強調的重點來看，每一種考古模式都還存在一些問題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地理環境考古模式存在的問題
該種模式在早起環境考古模式中應用的較為廣泛，而且在研究環境與人文、生活形態方面也起到了積極地意義，但是，該種模式也存在諸多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信息搜集不夠準確，而且將信息的搜集與考古研究混為了一談；古代環境與人類生存行為之間并不必然存在我們所猜想的之間的關系；古環境與各個時期生產工藝之間的聯系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該種模式所倡導的環境考古模式將人類的行為、地質地貌以及生產工藝作為環境報告的主要內容，這與環境考古學的發展出現了偏差。
（二）文化歷史環境考古模式存在的問題
文化歷史環境將工具、手段以及人類活動作為考古的重要載體，并單獨將手段作為了一個文化的概念進行運用，這就為環境考古的發展找到了一個比較具有實際意義的“媒介”。但是，該種環境考古模式仍然沒有擺脫考古學文化背景下的考古學研究的“桎梏”，仍然將考古研究認為是特定的、對考古學文化的考古遺存以及作為整個考古學文化生存背景之下的自然環境、遺存兩個主要的部分。僅僅從這一個角度來看，與前文提到的地理環境的考古模式的確定存在諸多的相似之處，事實上，二者之間的界線也并不是特別的明晰。
（三）資源環境考古模式存在的問題
資源環境考古模式在考古實踐中，由于對考古材料的分析和把握是建立在“考古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因此，很容易將考古文化作為整個環境考古的核心，對環境背景的考古就出現了偏差，這種先入為主的特征使得環境考古的價值也出現了“折扣”，容易先入環境可能論的誤區，而且還將歷史環境、人類行為以及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進行了簡化，環境考古的目標也出現了偏差。但是，與前兩種考古模式相比，該種考古模式仍然相對比較完善，研究的價值也較高，因此，其成為當前環境考古模式的主體就成為必然。
結論
中國現代的環境考古研究為我們深入地了解歷史環境的變遷提供了可靠的渠道，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快速發展。但是，由于中國的考古學一直是建立在文化歷史背景之下展開的，這就導致無論哪一種環境考古模式都將考古的核心定位于考古學文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中國環境考古的發展，因此，中國的環境考古學者們，應該從文化考古中走出來，應該更加尊重當時的歷史特定的環境，以實現促進中國環境考古的快速發展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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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從多學科的角度聯合攻關研究。主要是考古學、第四紀環境科學、古氣候學等多學科結合。最常見的是在一個考古學研究綜合項目下，設立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子課題，根據綜合研究課題的目的和任務，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絕大多數考古學課題在設計階段就將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其課題組成員不僅有考古學家，還有古環境、古氣候等方面的專家。也有一種情況就是第四紀古環境研究課題，邀請考古學家參加，通過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學材料，進行綜合研究。
研究內容
研究內容主要是結合考古發掘和綜合研究項目的進行，采用自然科學方法，對考古遺址本身、遺址周圍局域范圍內和區域內的古環境信息進行提取和分析，在結合考古學材料進行綜合研究。
考古遺址中古環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過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植物遺骸，分析人類活動的特點和環境狀況。
對考古遺址中土壤樣品進行孢粉和植硅體等古植物遺存分析，通常能夠提供遺址周圍局域或者區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遺址周圍的人類活動總是要直接（農業活動等）或者間接地（放牧，踐踏活動增加等）影響植被組合。通過為人類提供食物或者為牲畜提供草料、準備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進行裝飾或者儀式性活動等目的，也可以將植物采集或者搬運到遺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體分析能夠為認識古代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提供證據。在英國Orkney曾經有一個考古調查和發掘項目“Orkney古冢項目”[2]，旨在加強對墓葬遺跡的管理，同時深入探討青銅時代的喪葬禮儀和墓地的地貌特點。對一處青銅時代墓地的孢粉組合研究結果揭示：在這處墓地形成以前，這里曾經是開闊的草地，可能是作為牧場，還有零星的農作物種植在附近，這可能說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夠的草場，可以將其中的一部分作為墓地，同時還反映人們更愿意將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對考古遺址中保存的炭屑進行種屬分析，還可以為認識古文化發展的環境背景特別是植被環境提供重要證據。對葡萄牙東部Estremadura地區的BuracaGrande洞穴遺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植被的資料，結果顯示，植被變遷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屬和黃楊屬植物的出現，第二階段這種組合被更喜溫的木犀欖屬植物代替，考古遺址中木犀欖屬植物的減少標志了第三階段的開始。上述結果證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這里的氣候較現在干冷，而全新世階段的氣候則與現今相似[4]。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炭屑進行樹木的種屬鑒定，不僅能夠為人類文化發展提供環境背景，還為第四紀的古環境重建增加新的資料，這可以說是環境考古研究對第四紀環境科學的重要貢獻之一。對法國南部的Abeurador和Font-Juveanal兩處洞穴遺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結果揭示了13000年以來地中海西北地區的植被變遷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種類作為建群植物[5]。
考古遺址周圍局域古環境重建能夠獲得人類與環境關系，特別是人類對環境影響的直接證據。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對考古遺址附近湖泊類沉積物進行孢粉、植硅體、硅藻等生物指標的分析，重建當時的環境，特別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類活動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地區，靠近史前時代遺址和中石器時代至中世紀遺跡的地區，有兩個小湖泊，對其沉積物進行的孢粉等古環境指標分析結果清楚地顯示，在大約距今3000年前后（大約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轉變為石楠屬植被。這個突然的變化，正好與學術界普遍認為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轉變過程中農牧業經濟的引入對應[6]。蘇格蘭東南部地區一些青銅時代以來的考古遺址周圍發育了泥炭沼澤，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來人類活動對植被的影響，有放射性碳測年結果的孢粉譜與考古和歷史記錄有比較好的對應關系，對比的結果表明，第一次大規模的森林砍伐發生在鐵器時代，這是導致這個地區森林幾乎被砍伐殆盡的一次重要事件，后來的幾次森林變遷也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7]。對芬蘭東部的Karelia北部地區一個湖泊（Poettoelampi）沉積物進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續1300年的森林火災的歷史記錄，在人類影響開始以前，火災是控制這里的森林變遷的主導因素，但從大約公元1600年開始，由于刀耕火種農業在這個地區的開始，沉積物中的炭屑含量明顯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結果共同證明，在大約公元1720年到20世紀初，是刀耕火種農業迅速發展的階段，由于農業活動而引起的火災發生間隔的縮短，引起了這里的森林結構的變化，云杉明顯減少，松樹成為主要樹種[8]。
區域范圍內古環境重建，能夠為分析人類活動特點、古文化發展與變遷提供環境背景，比如農業起源的環境背景，古代社會復雜化的環境背景等。對第四紀古環境研究結果進行系統分析和總結，能夠為研究環境變遷與人類文化發展的關系提供科學可靠的古環境資料。對全球范圍內末次盛冰期以來主要植被演化歷史的綜合研究，為研究不同地區環境與人類關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對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和古環境研究結果進行的對比分析表明，人類文化的發展和衰落受到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而其中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相當明顯[10]。對西北歐洲的全新世考古學文化發展及其古環境背景的分析，結果顯示，全新世氣候變化是古文化發展的一個主要環境因素[11]。西北歐洲的人類文化對環境的影響可以劃分為7個階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和1100cal.，將其與根據太陽輻射、冰期活動、湖泊海洋水位、泥炭發育、樹輪生長等環境指標重建的氣候變化過程進行對比，發現人類影響自然環境/土地利用的過程與氣候變化有密切的關系，盡管由于年代學的結果不盡如人意而使得精確的對比還比較困難，但是，在未來的研究中，隨著對湖泊沉積的年層進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測年序列的建立，這個問題將逐步得到解決。
這里大致介紹了歐洲的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細檢索現有的文獻，我們還能找到很多相關的研究成果。由于眾多考古學與古環境科學、古氣候學聯合項目的實施和一些科學研究結果的公布，在歐洲的學術界和公眾中，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已經得到普遍的認可，其主要表現就是這類研究項目能夠得到政府和基金會的大力資助，不論是考古學項目還是古環境、古氣候研究項目，在項目設計論證的過程中就把多學科合作作為一個重點，從而保證了這類項目的順利實施并不斷取得重要成果。[1]靳桂云，劉東生：《華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溫氣候事件與古文化變遷》，《科學通報》，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劉東生，吳文祥：《全新世中期氣候轉變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贊紅，趙青春：《我國中原地區3500aBP前后的異常洪水事件及其氣候背景》，《中國科學（D輯）》，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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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考古學范文3
關鍵詞:考古學;區系類型學;文化區
中圖分類號:K8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9-0100-02
考古學文化的區,指的是文化區。在考古學上的意義就是指一個考古學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范圍。一般情況下,一種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范圍(相對比較大的地理空間)就是一個文化區。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區分各種考古學文化在一定時期內的空間分布,從而為進行較大范圍內的橫向考古學文化研究奠定基礎。
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學是建立在文化遺存之間或遺址之間的比較之上的。比較是人類認識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類思維中最經常的一類活動。有比較才有鑒別,沒有比較,人類認識事物的過程就不可能完善,人類的知識體系也無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較考古學文化的不同現象,才有可能發現出他們各自得內涵,才有可能對他們產生概念上的認識。區、系、類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種比較法,這里所指的比較不是潛在的、無意識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識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種聯系與依托,同時,這些事物都處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只有通過比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鮮明。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遺留下來的文化遺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就是我們區分不同考古學文化或不同文化類型的關鍵依據。
我們在做判別和區分的時候,是離不開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來做依托的。首先,我們應根據考古地層學原理,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借助現代科學測年法,確定某一地區考古學文化發展的序列及相對年代;其次,在具體開展考古發掘和研究時,應先從單件的器物,或個體遺跡入手,從對遺跡遺物形態特征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體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內各遺跡之間的關系。接下來,從聚落之間的比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較,通過聚落群之間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較研究,確定文化區,這便是所謂的從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后上升都最高層次,即社會層次。在對某地區的田野考古發掘積累到一定量之后,根據一定數目的已發掘的遺址,設法搞清某種考古學文化的特征,包括墓葬、建筑、陶器、農業生產等。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通過考古類型學的研究,在更大范圍內比較不同遺址,從而認定同一考古學文化的分布范圍。要確定一個考古學文化區,一定要經過反復比較;同時,這些要比較的遺址,必須經過正式發掘并具備一定量的遺跡遺物基礎。在進行兩個遺址比較時,主體部分至少應有50%以上相似特征的文化因素,這樣才可確定兩個遺址或兩個遺址中的某個文化層屬于同一文化。如果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征,一般情況下,僅僅能視作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時,在比較中,我們還應注意某一文化區周邊器物的其它文化區。在同一文化區內,最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中的地區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離文化中心最遠的地區為文化邊區地區。這些邊區的文化由于多數情況下處于兩種文化區的交界地,一般都是兩種文化的交界處,包含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劃分邊區文化區的范圍十分繁雜,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經過正式發掘并且加以量的比較,才能比較準確地做出劃分。當然,確定文化區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確定不準確,那整個文化區的范圍就會被劃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區的范圍,即文化邊區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動態的,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變化的。因此,我們要通過精確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較,才有可能確定出不同時期文化區的范圍。
考古學文化的系,是指文化發展的系統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學文化縱向的發展脈絡。一般情況下,它是由若干個有時間發展關系的考古學文化構成的,是某一區域內文化發展的先后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有一定的時間范圍,與此同時,每種文化又一定與該地區先后的文化有著某種關系。反映到考古學文化上,則表現為每一種考古學文化都具有其產生淵源及發展方向。所以,每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都是由若干縱向發展關系的文化構成的,而要確定一個文化系統,也必須建立在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的基礎上。具體來說,考古地層學主要靠研究判斷在某地區內各種考古文化出現的先后順序,而考古類型學則是通過對具體的遺物的研究分析,以此來確定器物之間前后承襲的發展關系。
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指的是文化類型。關于它的具體含義,目前還存在一定爭議。多數學者認為它指的是在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分布區域內由于微環境的條件差異,包括自然環境、地理條件、其它文化的影響等因素,在主體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現出某種地域性的差異。這種地域性的差異通常就會用考古學文化類型來定義。當然,每種文化類型也存在一定的區域性。
一種考古學文化可能由幾種考古學文化類型(地區類型)構成,由分布在一個區域內相似的若干個遺址構成。因此,盡管文化類型也有時間上的差異,但更多的表現卻是空間上的不同。這種文化類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對于進一步了解考古文化發展的復雜性,是相當有意義的。
在人類學研究中,人類文化即有普遍文化與亞文化之分,亞文化表現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職業性。在文化的主題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類型就可以視為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分支、或是類似于文化人類學上所說的亞文化。文化類型主要表達的,是一時期內不同空間上所表現得文化差異,而分期則注重表現相同空間內不同時期的文化差異,應該把它們的側重點搞清,不要混淆。
從理論上講,統計的器物類型越多越好,這種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從具體的器物、遺址、到遺址群、再到文化區、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區之間的文化因素比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較,這樣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區文化發展的時空框架。
在運用比較法的時候,我們不能僅依據某單一方面,如果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只能依據一個方面,也必須盡可能得從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個考古學文化的陶器比較,我們要從紋飾、器形、陶質、陶色、制法等多方面,只有這樣才能比較準確地判別出文化的屬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來源與早晚關系,不能僅依靠簡單的比較就得出某兩種文化屬于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個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在考古學的研究中,無論是在史前時期還是在歷史時期,區、系、類型學都是一項基本的研究問題。在史前時期,尤其是新石器時代,它更是一項基本任務?？脊艑W文化區、系、類型學框架的建立,為我們從宏觀上探討歷史文化,探究民族的形成發展以及民族文化的變化等重大問題奠定了基礎。區、系、類型學是從實踐中得出,再回到實踐中檢驗,并且在反復檢驗中指導更高層次的研究方法。確立區、系、類型學的基礎前提是正式發掘的大量田野考古資料。也就是說,只有當考古工作者通過考古發掘獲得了一定量的可靠的資料,才能設法確立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同時,這個區系類型必須在日后的發掘中不斷檢驗并完善,并進一步指導更高層次的研究分析。要通過反復的驗證,不能拘泥不變,輕易下結論。我們知道,仰韶文化是我國第一個被確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然而,自從它最初被確立開始,直到今天,有關它的認識都是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斷發展,資料的不斷豐富,以及研究的逐漸深入日益完善并改進的。并不是從它一經發現便得出今天的結論。我們對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研究,都要經過反復驗證,要掌握大量的真實材料,同時采取科學的態度。
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時空范圍。對于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來說,區是塊、系是條、類型則是分支。這三個方面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在研究中,我們要從宏觀上加以注意,不能將它們割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考古學文化有一個更為科學的認識。
環境考古學范文4
要了解考古工作，我們當然得先明白什么是考古學。
考古小常識
什么是考古學?簡單講，考古學就是研究古物的科學。古人類在地球上生活，會留下他們生活過的痕跡和物品，考古工作不單只是把遺物和遺跡挖掘出來就完事了，更重要的是仔細觀察和記錄每一個物品的詳細位置，還要考證這些物品在空間與時間上的關系，根據這些遺跡和遺物來研究古代人類社會歷史、文化和社會的狀況，弄清楚文化發展的過程，以及確定文化變化的方式和原因。
了解了考古工作的內容，現在你一定又有了一個新問題，我們為什么要費時費力地把地下的那些瓶瓶罐罐挖出來進行研究呢?也就是為什么要考古?
這是因為我們人類用文字寫下來的文獻記載，只占人類活動的一小部分。在使用文字之前，人類已經生存了非常久的史前時代，必須利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透過考古學嚴謹的科學推理，遺物和遺跡能協助我們復原古代人的生活樣貌，推敲當時的文化生活。像這些大陶罐和青銅器，可以讓我們聯想當時古人是在生火煮飯還是發生了其他什么事。考古可以讓我們發現更多先人生活的世界，也能讓我們更了解人類的歷史。
有人以為考古只是在挖寶什么的，其實考古學是在努力還原過去的歷史軌跡。過去的文化為什么這么重要?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有時會興起“我從哪里來”
“會到哪里去”的疑問，而前人的生活和經驗，可以給我們鑒往知來的體悟。透過考古學，我們能得知這塊土地上過去就存在著驚人的人文多樣性，一如今日你我之間的差異。考古、知古、惜古、鑒古，使得我們能珍惜和尊重彼此文化的差異。
可是，古人的遺跡和遺物都是埋在地下的，我們怎么去發現和找到它們呢?所以，我們要先展開野外發掘工作!
考古研究之野外發掘篇
勘察與測量
我們要去哪里才‘能找到古人的遺跡呢?在開始發掘前，我們還有功課要做，那就是——調查和收集資料。首先要在地表采集標本、勘察環境，同時要進行文獻閱讀。集齊各方面的資料，擬定好發掘計劃以后，才能展開發掘工作。
采集地表樣本，進行考古鉆探，以發現耕土層是否有古人因農業活動而累積產生的文化層，以此進一步確定是否有在此向下發掘的價值。
利用全站儀和卷尺等工具進行測量，以此確定探方的位置，遺跡、遺物的三維坐標。
考古工具看過來
為了尋找古人生活的遺跡和遺物，考古學家在發掘過程中需要準備哪些工具?
洛陽鏟相當于一個土層探測器，半圓形刃緣向下取出土層樣本，根據土樣的顏色、質地、包含物判斷文化層的變化以及遺跡類型，如墓葬、房基、灰坑、窯址等。
手鏟用于刮平土層，判斷探方的文化層變化和不同的遺跡。
棉線繩則用于基線，如標識探方邊緣和遺跡的方向。
全站儀、繪圖紙(米格紙)、鉛筆、量尺記錄遺跡單位在遺址中的位置，解讀營建居址的規律。
測距儀、描圖紙、鉛筆與量尺，記錄挖掘坑位與整個考古現場的關系。
除了上面講到的工具，我們還需要準備電腦、相機、CPS(全球定位系統)、羅盤、毛刷、鋼卷尺、15米長的卷尺等基本工具。
野外發掘
工具備齊，就可以動工發掘了。考古挖掘可不能像那些盜墓賊一樣亂挖一氣，那可是有嚴格的步驟和方法。一般考古學家傾向于使用探方發掘方法，逐層發掘，清理每一個地層和文化單位，獲得出土遺跡、器物的層位和出土位置信息。
考古小常識
什么是探方?探方是考古學發掘的方格形區域，一般大小為5×5平方米和10×10平方米。在其東、北兩側各留有1米寬的隔梁，隔梁上保存有垂直的地層信息。
考古小常識
地層學是從地質學引入到考古學中的?？脊诺貙訉W基本原理與地質地層學基本一致，但有其自身的特征。如在考古學研究中，一個地點可能有早晚不同文化系統的人群生活過，他們創造了特定的文化遺存，并形成了地層上的疊壓打破關系，因此被稱為考古地層學或者文化層，考古學就研究因人類活動而形成的各種文化堆積或層位的形成過程和原因。一般情況下，地層越靠下，年代愈早。第一個注意到考古地層學的是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弗遜，他于1784年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發掘印第安人墓葬時發現了這個問題。
遺址中常見的有房址、灰坑、墓葬、陶窯及其他各種人工遺留下來的痕跡?；铱邮强脊虐l掘、田野報告中最常提到的，是古代人類留下來的遺跡之一，包含了很多當時在此生活的人們有意或無意留下的物品，如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其特點是呈灰色，或被有機物分解而呈褐色和黑色。因此灰坑一般包括垃圾坑、儲物坑(窖穴)、祭祀坑等。
要挖掘出完整的遺物，必須細心再細心，同時要掌握好力道，否則可能會忽視或破壞遺址上的現象。哈哈，原來考古也是個技術活喲。瞧，考古專家們正小心翼翼地清理和挖掘遺物。
為了發現土層中有用的小顆粒遺物，專家們會動用篩子，細致篩選其中可能存在的谷物、根莖等炭化物。
為了采集和發現肉眼不易發現的植物種子、動物骨骼碎片，以及根莖類的炭化遺存物，還可以采用浮選法或水選法進行。利用浮選法，考古學家可以了解古人的食物結構、建筑技術、生活環境及社會結構等各方面的信息。
什么是浮選法呢?浮選法就是把土樣等置入水中或其他溶液中，炭化的植物種子、樹木、動物骨骼碎片等因比重較輕，浮于水面之上，而土壤、石頭則下沉，再用水沖洗，這樣就可以把不同比重物質分離出來，然后烘干保存以供室內研究。浮選時若加入硅酸鈉或氯化鋅等物質，可以把骨頭和植物遺存物分選開來。
環境考古學范文5
[關鍵詞]李濟；《中國文明的開始》； 知識考古學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濟先生的著作《中國文明的開始》，成書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國西雅圖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萬家寶（）譯成中文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第一講挖掘出中國的歷史（中國考古學史），第二講概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發展，第三講講述中國的青銅時代。目前大陸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謨編選，江蘇教育出版社（鳳凰出版集團）出版，其書除了主體部分，另外還選了幾篇相關的文字與之相補充并互為輝映。應當說，從其一生的學術著作來看，多數都與中國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關。各篇多按發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學術思想和觀點的發展過程。這里主要結合李濟李濟的主要學術成就和研究背景，對此著作大陸版本的主體部分作以評述。
在這本著作中，他首先談到了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找尋證據以重現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毋寧說是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些問題。這樣產生的問題屬于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為有關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边@樣的屬于兩類但息息相關的問題，實際構成了對中國考古學及其歷史研究的最核心內容。而考古學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醞釀出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包含在他所倡導的“重建上古史”、“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以及“新史學的四種境界觀”等之中。
如若不以嚴格西方學理意義下的學科分野來論述，中國的考古學淵源可以最早追溯到傳統的金石學、古器物學。而在20世紀以降，特別是在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傅斯年所領導的“史語所”支持下的考古學，則成為率先“現代化”的學科之一，這門科學成為了革命性的科學。劉夢溪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中羅列，自儒、釋、道三家并立，標志著我國傳統學術思想多元化格局的進一步形成，宋明學術、乾嘉學術、晚清新學等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學術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學而來的疑古學派的出現，本來是傳統學術走向現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學新發現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戰，簡直足以在事實上拆毀它賴以建立的理念根基。”接下來他引述了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證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眲⑾壬酉聛碓u論說：“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學術界響應者甚眾，不僅對疑古之偏頗有所是正，對二十世紀的學術行程也自有其影響，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學術何以史學一門最富實績的原因……而中國現代學術中考古門的建立，也是與清末的學術新發現相聯系的……二十世紀初，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的建立，李濟、董作賓、郭沫若諸人，與有功焉?！被仡櫧F代學術思想史，即由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之嬗變過程，“疑古學派”、“考古”與“二重證據法”是幾個關鍵方面，代表當時知識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謂：“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边@句話在當時所帶有的宣言性質，實際上具有學術思想史的意義。
學術之變并非僅有新舊嬗變，因為所謂“學術”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知識活動的體現。在這個變化的整體趨勢之中，考古學是一個很明顯的征象。這是由它的學科性質及學術運作的特征所決定，相比于“傳統學術”中那種強烈的書齋性，這門學科的重視實物的實證主義態度和獲取研究資料的方式，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鮮明的初生之氣和青春氣象，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股新鮮血液和“現代學術”的一支生力軍，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考古學是一門富于革新精神的學科。為了充分地了解這個學科在整個人類知識體系中的重要性，必須把考古學納入學術思想史之中。而在這門學科之中，李濟先生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之父”、“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當我們討論《中國文明的開始》時，必須把李濟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濟，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并于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1920～1923年，他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以上這個學業簡歷很重要，因為它反映了李濟先生學術的基礎，也是我們分析和研究他學術思想的線索。如果與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蘇秉琦等先生相比較，可以看出李濟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國人類學的影響。
在《中國文明的開始》中，李濟先生認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臨的最要緊的問題，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與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較貫穿，同時要把若干不能解釋的成分，找出它們可能的來源。這些問題，在他看來都不是憑想象能解決的。它們的解決，需要更廣闊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須以可靠的材料為立論依據，材料必須是經過考證及鑒定的文獻史料，和以科學方法發掘及報道的考古資料。撰稿人須盡量利用一切有關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資料，其中包括幾大范圍：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圍內的人類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資料；二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種研究成果；三是人類的文化遺跡（史前考古學，主要針對古器物即古代人類遺留下的工具等）；四是體質人類學的成果（包括對古代人身體遺骸的研究、其分化演變的過程以及和環境之間的關系等）；五是狹義的考古學資料（即古器物學家所承認研究的考古資料，青銅時代以及以后的歷史），但李濟先生同時指出，因為在采集方法與看法上的不同，這批材料的價值在過去都沒有得到它們應該得到的注意，而在現代考古學的視野下，它們的學術重要性會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學家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其體質上；七是研究中國上古史最基本的資料，即傳統的經學與史學文獻，而如何辨別這些龐雜的資料和評價它們的價值，均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和研習。
環境考古學范文6
農業可能起源于
新月沃地西部
對于農業起源于什么地方的問題，考古學家都把目光投到了西亞的“新月沃地”，即從地中海沿岸弧形向東，延伸到今天伊朗、伊拉克的一大片土地，因為形狀如新月，所以得名。而且考古學家曾經認為，新月沃地的西部，包括現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敘利亞、約旦和土耳其等地，是農業最初的起源地，因為這些地區的土地容易耕種。
過去考古學的研究也證明了考古學家的觀點，大概早在大約13000年前，狩獵-采集者們開始聚集在一起，從野生的谷物和豆類中選擇了一些種子，嘗試著種植，這些種子中有小麥的、大麥的、扁豆的等等。經過幾千年的培育后，野生的植物變成了馴化的農作物，更容易種植和收獲，農田的產量也更多，生產更有效率。已知最古老的村落都是在新月沃地西部即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土耳其東部發現的，通過放射性碳同位素年代測定，考古學家認為那里馴化農作物出現的時間在大約10500年前。
伊朗也是農業和
馴化山羊的起源地？
然而最近考古學家在伊朗有了新的發現，對農業起源于新月沃地西部的觀點發起了挑戰。
由于政局不穩定，所以長期以來伊朗地區對于遠古農業沒有太多的考古發現。不過最近幾年，德國考古學家與伊朗的研究人員合作，開始對伊朗西部山區的早期農業村莊遺址進行研究。在2009年和2010年，德國考古學家在這里發現了大量的農作物加工的證據，包括磨和杵等工具。他們還挖掘出了大約2萬多個燒焦的農作物顆粒，數量巨大。
這些村莊和農作物都是什么時候的呢？考古學家利用放射性碳同位素測年法進行了測量，發現那里的村莊大約從距今1.2萬年前到9700年前一直存在，而且很可能更為古老。這么長的時間跨度，讓考古學家可以跟蹤這個村莊地區古老農作物的馴化、種植過程。結果發現，這里的遠古農民在大約11500年前就開始嘗試種植野生大麥、小麥和扁豆，而小麥馴化種的出現是在大約9800年前，這個時間幾乎與新月沃地西面馴化農作物的出現是同時的。
德國考古學家猜測，也許自地球最后一次冰期在1萬多年前結束后，地球變暖，整個新月沃地不論西部還是東部，環境都變得適宜種植，所以農業的起源地也許并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地點，比如在新月沃地西部和東部各自平行地培育了馴化的農作物。
最近科學家對人類馴化的動植物的基因研究，也給農業多地區起源的觀點提供了支持。比如他們在伊朗的另一個地點發現，那里有野生山羊到馴化山羊的各種過渡類型，很可能是馴化山羊的起源地。更加有趣的是，馴化山羊的時期和前面提到的伊朗地區馴化小麥的時期是同時的。過去人們一直認為山羊是在新月沃地西部馴化的，現在看來，不光是小麥等農作物，也許山羊這樣的牲畜的起源地也不止一個，而是多個。
農業起源于
一地還是多地？
農業、馴化牲畜的起源地到底是一個，還是多個呢？
德國考古學家的發現支持多地起源的觀點，但有些考古學家卻并不同意。后者認為，雖然伊朗地區馴化小麥出現在大約9800年前，但是同新月沃地西面的最早出現的馴化農作物相比，還是要晚幾百年。幾百年的時間，新月沃地西面的遠古農民完全可以把馴化種子帶到東面了。馴化的山羊也類似，也可以隨著農民的遷徙攜帶過來。也許農業的起源地就是一個，即新月沃地西面，遠古農民在那里馴化動植物成功后，開始四處擴張，尋找適合種植農作物和飼養牲畜的地點，于是他們的足跡很快遍布新月沃地，甚至更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