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1
隨著我國經濟事業的飛速發展，籃球事業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球產業化是籃球事業發展的趨勢，符合時代的要求，也是我國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最好選擇?；@球產業在長時間的探索和實踐中也積累大量寶貴的經驗，為我國籃球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本文主要闡述了我國籃球產業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一步提出了籃球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建議，從而進一步推動籃球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產業是隨著社會分工的產生而產生發展的社會分工現象，籃球產業是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國民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受到籃球事業管理制度供給不足的影響，籃球市場的發展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各種問題，這大大阻礙了籃球產業的進一步改革和發展。在這一背景下，對籃球產業的分析思考，并據此探索相應對策成為籃球產業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趨勢。
一、籃球產業的概念
籃球產業是以通過市場交換獲得盈利為最終目的，生產和提供籃球競賽表演產品的組織集合。它是一個包含觀眾、球員、經紀人、媒體、贊助商、聯盟和政府等在內的多方面復雜系統。
二、籃球產業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籃球產業也隨著經濟體制和體育體制的改革不斷發展。籃球產業不僅突破了計劃經濟中普通運動的概念，不斷顯示其經濟價值，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轉型的影響，越來越壯大，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但是，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籃球產業也逐漸顯露了一些問題。
（一）籃球產業實力不足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擁有人口多，生產力不發達，人均GDP較低的經濟現狀。由于經濟環境無法滿足籃球產業發展的需要，所以造成了籃球產整體發展水平低、規模小的現狀。并且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也對籃球產業影響巨大，特別是群眾體育，覆蓋面小，地區發展又不平衡，與發達國家的籃球市場差距很大。
（二）缺乏科學管理體制
科學的管理體制是籃球產業發展的關鍵，而目前我國籃球產業中的管理體制仍需進一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例如籃球管理中心就是集政府、社會、企業、協會于一體，既有計劃經濟的影子，又有市場經濟的形態。這種不明確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籃球產業的正常發展，侵犯了市場主體的利益。
（三）俱樂部發展緩慢
籃球俱樂部作為我國籃球市場的主體，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雙重體制中產生的，很多俱樂部雖然成立了公司，但主要還是在原高水平隊的基礎上，通過贊助或是合辦的，在組建的初期對產權就沒有清晰地認識，致使目前俱樂部產權不清晰，權責不明，一旦出現問題雙方的利益都難以從法律上得到保障。此外，各俱樂部的經營自和經濟收益權受到很大限制，嚴重影響了俱樂部發展。
（四）籃球市場監管體制混亂
監管機構設置不完善、不清晰，導致其監管職能不能完全發揮，進而造成我國職業籃球市場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市場秩序混亂的現象。由于職業籃球市場監管政策不完善，在職業化改革中出現了投機、個人逐利行為，影響了籃球產業的創新發展。同時，由于職業聯賽中出現人員的道德和信譽機制失靈，以及籃球市場信息交易的非對稱現象使我國職業籃球市場監管鏈條斷裂、缺失，部分監管機構的不公平現象也屢見不鮮。
三、籃球產業發展策略
（一）籃球俱樂部
實行籃球俱樂部制是籃球產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只有體制改變才能促進籃球產業的發展。俱樂部的成員和發展資金是籃球俱樂部的發展基礎，要使一個俱樂部得到較好、較快的發展，必須要有成績做鋪墊：首先，優秀的俱樂部成員和團結協作的隊伍是必不可少的，俱樂部的成績是通過運動員拼搏體現的，因此優秀球員是取得成績的必備條件。其次，必要的資金是俱樂部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俱樂部的運作管理需要以資金作為支撐，俱樂部經費的多少往往關乎著它的生死存亡。但是，俱樂部的發展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俱樂部的經營管理也是取得成績的重要保障?；@球是一項集體項目，成績的取得必須要有集體觀念和團隊凝聚力，即必須有一個優秀的管理機制，俱樂部應該朝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方向發展，并最終成為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和權益，享受利益同時也承擔責任的市場主體。
（二）股份制和市場化管理
俱樂部作為籃球產業的主體，必須明確產權歸屬，建立與完善股份有限公司制的職業籃球俱樂部。俱樂部股份構成應該包括以籃球隊人力資源形式的無形資產和投資方投入的資金兩部分，然后根據股份的大小確定股東在董事會中的席位。為了激發俱樂部的企業活力，應通過公開招聘的方式吸引優秀人才，形成以總經理為首的經營團隊和以教練員為首的訓練業務團隊，建立競爭機制，實現優勝劣汰，從而使俱樂部利益的最大化。此外，俱樂部還要重視經營體制的建立，對俱樂部的進行專業的策劃、營銷和經營，實行企業化管理。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2
「關鍵詞非市場經濟地位；反傾銷反補貼；WTO ；多邊貿易體系
「作者簡介宋泓，中國院世界經濟與所，博士。（北京郵編：100732）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我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的同時，面臨的反傾銷、反補貼訴訟也越來越多。1992年開始至今，我國已經成為反傾銷措施的最大受害國。在世界反傾銷、反補貼訴訟案件中的份額一直是我國在世界貿易份額中的3～5倍。由此引起的貿易摩擦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中的重大。
非市場經濟地位是造成這種狀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為什么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后仍沒有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我國能否通過獲取這種地位徹底改變我國的外部貿易環境呢？
客觀地講，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04年4月14日，新西蘭第一個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一個月之后，新加坡也正式承認了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5月30日，馬來西亞又發表聲明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6月3日，美國商務部也就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舉行聽證會，我國派代表團參加。6月28日，歐盟就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做出初步評估，拒絕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到為止，已經有將近10個國家承認了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是，這種努力的前景如何？我們是否有更好的選擇？這些問題將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一、非市場經濟與世界貿易體系
非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非市場經濟地位和市場經濟地位，含義上完全相反，邏輯上成互補關系。為了分析前者，我們先從后者著手。市場經濟是指整個經濟建立在市場經濟原則之上的經濟體。它和國家控制的計劃經濟相對立。市場經濟地位是對一個經濟體市場經濟性質的一種認定，它主要運用于國際或國內貿易之中。一般來講，市場經濟和市場地位是相統一的，即：如果一個國家是市場經濟，它就具有市場經濟地位。
二戰之后建立的國際貿易體制是以市場經濟的存在為前提條件的；相應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和WTO 規則也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原則之上的。①關稅減讓、取消數量限制、最惠國待遇以及國民待遇原則等等也只是對市場經濟體才有意義。如果是在國家專營下，一個國家在多邊談判中做出的承諾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沖減掉。譬如，一個國家在多邊貿易談判中承諾該國的汽車進口關稅降低10%，但同時又將進口汽車的國內消費稅提高10%，或者變相地限制汽車進口的數量等，這些都會使該國多邊談判中的關稅減讓承諾落空。
世界上沒有100%的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國家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國有或國家干預經濟的現象。對于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國家?？禺a品的貿易問題，GATT中有專門的（GATT第17條）規則處置。
除了市場經濟國家之外，國際社會中還廣泛地存在著所謂的“非市場經濟”國家。非市場經濟是指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最近的轉型經濟。在這種經濟中，非市場的計劃在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國家或政府干預廣泛地存在于經濟活動中。與非市場經濟的性質相對應，在國際和國內法律中也有一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概念，它也是對一個國家經濟性質的一種認定。譬如，在GATT和WTO 中、尤其是反傾銷和反補貼條款中，就有一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問題。非市場經濟國家在反傾銷反補貼訴訟中均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地位。一般來講，非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地位之間是對應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具有非市場經濟地位。但是，也有一些例外。蘇聯解體之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現在的轉型國家均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譬如，在1998年之前的歐盟“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轉型國家都屬于這種類型。①
如何處理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關系是GATT和WTO 三十多年來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標。
顯然，GATT第17條還不足以應對對外貿易全部由國有企業壟斷、國際價格與國內價格分開、關稅措施基本不發揮作用的非市場經濟國家貿易狀況。②1967年波蘭和1971年羅馬尼亞加入GATT時，當時的締約方要求這兩個國家每年從締約方增加進口一定比例的產品。譬如，在波蘭的方案中規定，波蘭每年從締約方的進口增加7%.1973年匈牙利加入GATT時，由于它堅持本國的國有企業已經獲得外貿經營權，或者僅僅只是而已，因此，再沒有采取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方式，但發達國家卻專門設計了具有歧視色彩的選擇性保障機制條款，③并將之寫入這些國家的加入議定書中。顯然，這類條款不符合GATT的非歧視和（無條件的）最惠國原則。
這一時期東歐國家的“入關”協定也開創了一個針對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歧視性做法的先例，且使得這種做法合法化。譬如，WTO 反傾銷協定2.7條④允許WTO 成員在面對來自“貿易處在完全或幾乎完全壟斷狀態，且國內所有的價格都由國家決定的國家”的進口時，可以采取差別對待甚或歧視的做法。這個條款最早就是出現在20世紀60、70年代波蘭、匈牙利加入GATT的議定書中。奇怪的是，盡管現在很少有這樣的國家存在，但該條款還是被經常引用。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還開創了另外一個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非常不利的先例，即：在反傾銷訴訟中采用第三國作為參照的做法。這方面標志性的案例是1975年美國對波蘭“高爾夫車”
（CARTS ）的反傾銷案例。在這個案例中，波蘭“高爾夫車”的價值是按照西班牙的價格來判斷的。盡管在這個案例中，波蘭未被判定進行傾銷，但它卻開創了GATT締約方利用第三國的價格來推斷非市場經濟國家某種出口商品價格的先例。
盡管有這些歧視性的做法和不公平的待遇，但相對來講，這些早期加入GATT的東歐國家還是很幸運的。因為，市場經濟國家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正式貿易關系受政治因素影響很大，而不僅僅是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譬如，20世紀60、70年代，蘇聯和東歐國家同時提出了加入GATT的申請，但是只有東歐國家在特定（ad hoc）條件下被允許加入，而蘇聯則被擋在GATT之外。80年代，蘇聯參加烏拉圭回合談判的要求再一次遭到了拒絕。
實際上，接納表現良好的東歐非市場經濟國家參加GATT是GATT的底線。特定（ad hoc）
安排并不是規則導向型的，而是數量或結果導向型的。①這種類型的“入關”承諾是很難實施和監督的。由于環境的變化以及目標的改變，已經答應的承諾沒有執行時，很難得到處罰。
這種做法的弊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被締約方意識到，但已悔之晚矣。因為這些非市場經濟國家已經成為GATT締約方，對它們奈何不得，結果只好加強對新成員的要求。這也正是GATT締約方以及WTO 成員堅持要求新成員必須達到GATT的要求并遵守GATT規則的原因。
這樣，就如何處理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關系而言，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GATT以及隨后的WTO 之中就存在著這樣一個內在的沖突：一方面，WTO 條款維持著對國家完全或幾乎完全壟斷貿易和控制價格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實行歧視性對待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在“入關”
和“入世”條款中，堅持要求申請國家或地區基本達到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這就有一個如何認定非市場經濟的問題。這里真正的困難發生在如何判定已經推行改革開放或者進行經濟轉型的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之中。經過20多年的改革，這些國家經濟性質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是，GATT和WTO 中卻沒有專門區分“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的清晰標準。
即便是1998年初，歐盟根據中國和俄羅斯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對這兩個國家不再堅持原先的在國家水平上區分市場經濟和非市場的標準，轉而采取更為務實的“個案處理標準（ona case by case basis）”，②多邊貿易體制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使得中國和俄羅斯的“入世”談判非常艱苦，許多非經濟的因素也摻雜其中。譬如，在我國的“入世”談判過程中，美國和歐盟聯合起來堅決抵制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但是，它們卻在2002年6月和7月分別給予俄羅斯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實際上，在許多人眼中，我國市場化的程度遠遠高于俄羅斯，但是，卻得不到市場經濟地位。這完全是非經濟原因作用的結果。
二、非市場地位的危害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一個的生產成本和價格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在非市場經濟環境中，一個企業的生產成本和價格不是根據市場競爭確定的，往往不真實，不可信。因此，要判斷非市場經濟企業的生產成本和價格則需要從條件相類似的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的成本和價格來進行推斷。從邏輯上講，這種是合理的，但在具體運行上卻往往被人為操縱和利用。
首先，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危害主要來源于以下兩個隨意性：（1）對非市場經濟地位認定的隨意性——由誰認定、以什么標準認定，既沒有規則可尋，也沒有透明性可言。在GATT和WTO 的規則中實際上沒有專門針對非市場經濟的條款。因此，根據申請加入的程序以及GATT和WTO 的決策機制，這種認定往往由GATT和WTO 一些主要締約方或成員所操縱，成為限制申請國家的一種手段。即便是WTO 主要成員之間的非市場經濟標準也往往表現出很大的不同，幾乎是每一個國家有一個版本。這種情況對于通過自己誠實的努力改變非市場經濟狀況的國家非常不利。（2）在非市場經濟地位被認定的情況下，在確定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貿易摩擦中，選擇哪個國家的哪個產業或企業作為“類似的參照”標準也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在同樣一種貿易爭端中，不同WTO 成員會選擇完全不同的參照國家。譬如，1998年歐盟對彩電的反傾銷是以新加坡為參照標準，2004年美國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則是以印度為參照標準，這種做法不利于非市場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化。
其次，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危害性來自于利用第三國的價格和匯率來推斷非市場經濟國家價格水平的機制的不透明性。在反傾銷訴訟中，關鍵在于確定是否存在傾銷以及判定傾銷的幅度。由于不透明性的存在，尤其是在涉及非市場經濟國家時，在很大程度上，進口國企業可以操縱損害標準。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3
關鍵詞：社會轉型；政府治理；政府治理模式；依法治國；和諧發展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3-0013-04
隨著人類邁入21世紀，社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驟然增強，各種各樣的突發性危機事件紛至沓來。學者們將其發生的原因歸結為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失靈”，而實際上這是人類社會在實現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挑戰（中國也不例外）。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實現“社會轉型”的一個起點，它標志著中國已進入一個社會轉型的關鍵期，是中國縮小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發展差距的重大機遇期，同時它也開啟了中國政府全面改革和實現現代化的時代。作為領導“社會轉型”的主導力量，政府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和應對不利于人類的延續和發展的危機事件發生，實現社會的和諧、可持續性發展？求解這一課題，首要工作就是省察社會轉型時期政府治理的現狀，并在科學分析和評判的基礎上總結先進經驗教訓，以進一步“探討建立起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去領導我們的社會，或者說，重塑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治理體系去扭轉既有社會治理體系功能性失靈的局面”。[1]
一、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特質分析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社會主義改革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發生、發展，學者們普遍認識到中國社會已經逐漸進入到一個巨大的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轉型，包括了從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變、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等，結構轉型和體制轉型同步并行、相互交織，涉及社會所有構成要素系統的相應變化與調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的過程，也是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領域全面性的社會變革時期。[2]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到上海的沿海一帶，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以及思想觀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持續變化的速度之快幾乎讓人目不暇接。最為重要的是，這種變化過程所包含的因素又無法被歸入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任何一個階段。這意味著什么呢？顯然，中國現在也與發達國家一樣，出現了后工業的跡象?！盵3] 也就是說，中國在沒有完成工業化進程時又面臨一個新的課題――如何應對后工業化的問題。換而言之，從全球的視野來觀照中國的社會轉型，中國政府目前正面臨著雙重的發展壓力，一方面需要著手發展經濟、補“工業化的功課”；另一方面又要著眼于實現向后工業化的成功過渡和快速適應后工業化的發展要求，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如果將“雙重的發展壓力”看作是在全球化發展視域下我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典型特征的話，那么，從國內的背景看，我國的社會轉型實際上還具有兩個特征。首先，轉型的實現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自覺強制的定向發展戰略，國家和政府作為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在推動變革的過程中起著支配作用。市場經濟的建立雖然蘊含著中國民間力量的自發因素，但是總體而言它不是中國社會中內生的一種發展模式，而是對他人成果的利用和借鑒。其次，現時代我國的社會轉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這區別于西方國家由農業經濟或者原始的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因為，農業經濟是一種同人類早期落后的、以農業為主的生產力發展狀況相適應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經濟發展必經階段。市場經濟則代表了經濟發展的高級模式，是與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社會分工的迅速擴大和社會財富的迅速增多相適應的經濟體系或資源配置方式。由農業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需要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來奠定轉型的經濟基礎，否則轉型是不可能實現的。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兩種平行的資源配置模式，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計劃經濟強調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控制，市場經濟則強調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靈活調節。正是由于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體制之間的這種本質區別，導致轉型過程中它們之間的摩擦沖突異常激烈?！斑@兩種體制的轉軌、過渡、并存的時間愈長，由其內在沖突和摩擦導致的代價必然愈高?！盵4]
二、“治理”概念與政府治理現狀
1989年，世界銀行的報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從危機到可持續增長》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一詞，作為其評估受援國現狀的主要標準之一。此后，“治理”便廣泛地用于政治發展研究中，特別是被用于描述后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狀況。英語中的治理一詞（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它與統治（government）一詞交叉使用，并且主要應用于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日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甚至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并且迅速擴展于其他經濟社會領域，成為近年來社會科學關注的焦點。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詹姆斯?羅西瑙認為，“治理是只有被多數人接受（或者至少被它所影響的那些最有權勢的人接受）才會生效的規則體系；然而政府的政策即使受到普遍的反對，仍然能夠付諸實施?！盵6] 喬治?弗雷德里克森認為，“作為治理的公共行政，在某種程度上是麥迪遜主義的，它是當今反政府時代流行的政治學?！盵7]
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合作伙伴》的研究報告，其中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梢哉f治理已經是一個具有廣泛適應性的概念，泛指政府、私營組織、公民社會及行為個人等多種活動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四個特征：治理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套規則、一種行動；治理的基礎是協調而非控制；治理涉及公共部門，同時又包含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制度，而是一種持續的活動。[8] “治理”(governance) 與“統治”(government) 從詞面上看似乎差別并不大，但其實際含義卻有很大的不同。區分治理與統治兩個概念是正確理解治理的前提條件。中國學者俞可平認為，治理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社會公共事物的管理，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9]政府治理包括兩層含義：政府代表社會實施治理權力，以促使全體社會成員履行自身應盡的社會義務并促使他們服從法律；政府及其公職人員切實履行社會契約的規定，積極促進社會利益及社會公共意志的實現。其中后一種界定是政府治理的實質意義。一般認為，政府治理呈現三方面的特征：治理是還政于民的過程；治理主體多元化；合作是政府治理的主要方式。
伴隨著社會轉型的悄然進行，中國政府一直在積極探索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科學發展之路，積極改革行政體制，以適應并推動社會轉型的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我們所經歷的整個社會轉型期，政府治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第一，政府的治理理念不斷創新。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的最高命題，[10]強調科學發展，注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全面和諧發展。也就是說政府在發揮治理職能時更加注重人性、關注人的發展，這一精神已經貫徹到政府治理的整個過程。第二，政府的類型開始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也就是說政府在主導經濟體制轉軌的時候，積極培育市場并主動退出市場，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由沖突轉變為一種良性發展的關系。第三，政府的權力開始下放和向外轉移。這一重要舉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地方政府責任大、權力小，權責不對等的治理困境，調動了地方政府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第四，政府的運作過程更加透明，體現公平、民主。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政務公開等已經成為政府運作的基本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出臺法案的時候，積極征詢專家、公眾的意見，這樣增強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積極性，體現了公平、民主的公共行政精神。
然而，政府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一些方面依然存在不足。首先，面對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政府在界定其與市場、公民、社會的關系時顯得滯后。也就是說，由于沒有科學合理地界定三大部門的關系，導致政府在社會治理中依然處于絕對強勢主導地位，從而缺乏相關的政策制度保障以鼓勵和支持市場、公民和社會積極充分地發揮社會治理作用。其次，公民參與積極性依然不高。由于政府沒有理清公民社會的身份地位，公民參與政府治理活動的渠道不暢通，公民參與治理的意見反饋機制不完善，導致公民參與政府治理僅僅停留在形式民主的層面。再次，政府應對危機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強。從進入社會轉型期開始，尤其是進入21世紀，危機事件呈現全球性爆發之勢，危機管理逐漸成為常態，這要求政府治理能力相應跟進。第四，政府治理亟須體現服務精神，應運用電子政務等手段提高政府治理技能。
總之，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政府治理雖成效顯著，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治理的缺陷也逐漸顯露出來。這些缺陷表征在社會層面上，就是貧富差距懸殊、區域發展不平衡、社會保障滯后、環境污染嚴重、社會突發性事件等不斷凸現。導致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治理社會公共事務所建立的組織架構及其運行規則體系的轉型滯后于經濟、社會的改革。也就是說，政府治理模式亟須轉型以克服目前尚存的缺陷，來適用并推進經濟、社會的改革。
三、構建中國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
關于社會治理模式的變革，張康之認為，“20世紀后期，人類的社會治理模式變革進入了一個迅猛發展的時期，從80年代到今天，已經形成了三種既有邏輯聯系又有所不同的社會治理模式，它們分別是參與治理、社會自治和合作治理。參與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現的，社會自治是在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社會自治力量的成長中展現出來的，而合作治理則是社會自治力量成長的必然結果，也是對前兩種社會治理模式的揚棄。合作治理是一種正在成為主流的社會治理模式?！盵11] 張立榮認為，“中國未來政府治理范式的構建進路：四管齊下，整體聯動”，即“提升政府能力，培育公民社會：建立‘強政府-大社會’結構；優化之策：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三者良性互動；踐行政府與社會的合作：實現社會運行機制轉型；政府治理范式革新的近期目標：建設‘管理-服務型政府’”。[12] 譚賢楚認為，“目前，我國正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倫理型社會向法理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關鍵時期，既要利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大力發展自己，又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就要求我國政府在應對全球化的趨勢時要起到‘強政府’的作用，從而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盵13] 茅于軾認為：“一個穩定的社會，一定是精英和大眾的結合，也就是說社會由精英來治理，但他們考慮的是大眾的利益。世界上能夠保持穩定的社會都有這個特點。中國正處于轉型期，特別要注意構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是強調精英的還是強調民眾的?！盵14]
通過對我國政府治理現狀的省察，結合我國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以及政府治理理論的先進成果，可以發現：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政府治理的未來進路必然要遵循總體性發展原則，體現效率、經濟、公平、公正、服務的精神，用合作治理的理念取代參與治理理念，建構一種“中國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也就是說未來的政府治理必須處理好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促進政府、市場、公民社會的良性發展，并最終導向服務型政府的實現。具體而言，可以從四個方面努力來建構“中國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
首先，用“科學發展觀”、“和諧發展”、“服務價值”來統攝整個政府治理過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昂椭C發展”最終所要實現的目標包括兩層涵義，人、自然、社會的和諧發展以及政府、市場、社會的和諧發展?！皹嫿ê椭C社會是一個合乎歷史發展客觀趨勢的目標，走向和諧社會的進程是一個創造性的建構過程”，[15]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應以總體性哲學為理論指導，并根據這一哲學精神去設計行動方案?！盵16] 科學發展觀、和諧發展無疑為我國政府治理提供了發展的方法論要求?！胺諆r值”區別于權力控制觀念和法律觀念，它是政府治理過程所應遵循的核心價值。只有通過制度安排和作為服務價值實現載體的公共管理者的不斷實踐，服務價值才能真正得以實現，服務行政模式才會真切地以“服務型政府”的現實形態展現出來。
其次，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時，必須更新治理理念。政府在處理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時不斷更新治理理念，是由當前轉型時期出現的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應對突發性危機事件和實現政治文明的歷史使命決定的。針對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現象，政府應當科學評判公民社會、市場的“治理地位”，堅持“合作治理”的理念，通過立法和制定各種政策規章來保證公民社會和市場的“身份地位”以促成它們廣泛而積極的參與。危機與突發事件，是我國實現轉型必然要面臨的挑戰。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一定要有“系統治理”的理念，將危機不僅僅看做是某一方面的單個事件，而是用系統的觀點來將其與整個社會轉型聯系起來，分析危機產生的原因，建立配套的危機預防和治理機制，形成全面預防和治理危機的治理體系。我國一直強調要實現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這其中實質上包含了三方面文明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的實現依賴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來實現，精神文明依賴于倫理道德的建設，政治文明依賴于民主、法治的建設。其中政治文明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實現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也就是說，在社會轉型期政府必須始終將憲法和法律作為治理的根本依據，堅持“依法治理”的理念，依法行政、依法治國。
再次，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時，必須繼續遵循和發展“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在狹義上理解，政府職能模式就是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模式。在近代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先后出現了兩種政府職能模式，即保護型政府職能模式和干預型政府職能模式。保護型模式建立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強調防止或者限制政府進入市場、干預市場發揮作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1929-1933）爆發后，以凱恩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政府干預論”，徹底顛覆了自由主義指導下的“保護型模式”，并為“干預型模式”的出現提供了理論支撐。中國的政府職能模式既不是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所采用的“保護型模式”，也不是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所采用的“干預型模式”，而是選擇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引導型模式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崛起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政府職能模式，它是“保護型”和“干預型”的綜合統一，既相信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又主張要認識和利用規律，反對在市場的自由放任和政府的強力干預之間做出選擇，“它要求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起穩定的聯系，使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相對確定，政府應當做什么和不應做什么，都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政府的行為邊界清晰而決不因人因時而異?！盵17]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實質上體現了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定位問題，也就是說這一模式是建立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科學的“治理身份定位”的基礎之上的。在應對“金融危機”以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中，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遵循、發展“引導型模式”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最后，處理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時，要體現民主和公平。治理理論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在于強調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實踐已經證明，公民參與政府治理更有益于“民主、公平”的實現。問題是，目前我們國家尚未形成一個穩定暢通的公民參與體系，這直接限制了公民的參與積極性。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是，加強立法和政策規章的制定，明細公民參與治理的程序、渠道以及激勵和反饋機制，逐漸 （下轉第19頁）（上接第15頁）形成一個支持公民參與的制度體系，形成公民參與的文化氛圍，進一步調動公民參與治理的熱情，為社會自治及合作治理的最終實現奠定基礎。另外，值得說明的一點是，由于處于轉型期，政府治理面臨著工業化和后工業化雙重的發展壓力，在這一特定時期很容易出現道德缺失的現象。因此，政府在處理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時應采取謹慎的態度，在對“治理理論”進行科學評價的基礎上，加強倫理建設和文化建設，以防止公民的道德淪喪。
參考文獻：
[1]張康之.后工業化進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J].社會科學研究,2009,(2).
[2]鄭杭生.中國和西方社會轉型顯著的不同點[J].人民論壇,2009，（5）.
[3]李傳軍.管理主義的終結――服務型政府興起的歷史與邏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
[4]李鋼.社會轉型芻議[J].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1,(1)．
[5]俞可平.治理與善治引論[J].與現實,1999,(5).
[6]詹姆斯?N?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7]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張成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73.
[8]全球治理委員會.我們的全球的伙伴關系[M].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23.
[9]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5.
[10]閆健.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訪談錄[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3．
[11]張康之.論參與治理、社會自治與合作治理[J].行政論壇,2008,(6).
[12]張立榮,冷向明.論中國未來政府治理范式的特質與進路[J].江海學刊,2007,(3).
[13]譚賢楚,朱力.基于社會轉型的我國政府作用定位探討[J].商業時代,2009,(9).
[14]茅于軾.社會轉型需要精英掌舵[J].同舟共進,2009，（9）.
[15]張康之.通過合作去建構社會和諧之秩序[J].華東經濟與管理,2009,(5)．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4
一對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再認識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盵1]爭論由此產生。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對“生產方式”的解釋：一是“生產關系說”，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說”，三是“生產的技術方式說”。對此，許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兩種意見來認識“生產方式”，那么，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就存在著邏輯上的毛病，而馬克思是通曉邏輯的。如果按第三種意見來理解“生產方式”，那么，《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樣一來，上述規定雖然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但它卻同馬克思的下述論斷發生了矛盾。馬克思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盵2]生產的技術方式是一個生產力的范疇，不屬于生產的社會形態，因而不能列入《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最近，吳易風教授在他的《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吳教授認為這一原理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鍵”。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3]。吳教授將人們所熟知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拓展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確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識。并且，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釋為“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解釋，即“即”與“也就是”后面的內容，仍然使人感覺到它與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規定之間有或多或少的聯系?！百Y本主義條件下”是否可理解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資本的形式相結合，從而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呢？如果這樣，那么，生產方式等于生產關系。如果這樣，這豈不是也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狹窄化了嗎？
因此，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方式”作何理解。
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思在整個《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是從多種含義上使用的。但是，從《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角度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其含義是確定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蛘哒f，社會生產的存在和發展采取資本經濟的方式。因此，《資本論》所研究的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51章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一含義作了明確的論述。馬克思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現成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4]。這個居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間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緊接著，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盵5]“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6]“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盵7]很顯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就是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不僅如此，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與生產力的關系時指出：“這種為了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進行的生產，像較為詳細的說明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包含著一種不斷發生作用的趨勢，要把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把商品的價值，縮減到當時的社會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將成本價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勞動社會生產力的最有力的杠桿”[8]，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關系時，馬克思指出，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條件下（即在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分離、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的條件下），資本經濟會把這種所有制再生產出來，并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由這種所有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馬克思講：“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末，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9]很顯然，我們決不能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及由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得以運動和實現的物質載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間只能是一種“相適應”的關系。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更明確地說，對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作進一步的考察。
馬克思講，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是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10]。這是抓住了與所有其他財富形式或（社會）生產發展方式相區別的資本的特征的一種抽象[11]。這就是說，首先，資本是一定量的價值，它以商品經濟的存在為前提，在理論上，價值概念先于資本概念[12]，在歷史上，“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13]。因此，資本具有歷史性?！皠趧赢a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盵14]
其次，價值并不必然就是資本，只有當商品流通同時成為以增大自身為目的的價值流通時，才會有資本的存在。歷史地看，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兩種資本形式。“不僅商業，而且商業資本也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得早，實際上它是資本在歷史上更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盵15]
第三，資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要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從而成為社會生產的具有歷史規定性的獨特生產方式，還必須具備一系列條件，其中關鍵性的因素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二者的分離反映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對生產者與勞動者分離的客觀要求，即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為生產者，勞動力的所有者成為勞動者。能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的所有制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須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從而使聯合勞動者成為生產者，勞動者個人成為直接勞動者。在二者分離的前提下，要實現他們的結合以生產物質產品，勞動者的勞動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計劃配置下的勞動力）。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勞動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充分條件，但絕不是充要條件。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情況下，生產者要進行生產，只有到市場上去購買勞動力并將其并入生產過程才有可能實現，“G-A發展到什么程度，G-Pm也發展到什么程度”[16]。從而，資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會生產，以價值增殖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在什么樣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間接滿足自身需要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因此，勞動力成為商品是產業資本產生、從而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產生的前提條件。
第四，資本是一種財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種（社會）生產的發展方式。歷史上出現過的物質財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盵17]與財富的存在形式相適應，人類社會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資本經濟等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方式。自然經濟以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要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商品經濟以交換、從而交換價值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則以價值的不斷增殖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價值增殖為目的的運動會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商品經濟成為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使資本經濟成為商品經濟的內在靈魂和本質。資本生產方式的趨勢是：“盡可能使一切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它實現這種趨勢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產卷入它的流通過程；而發達的商品生產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盵18]
第五，資本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它并不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百Y本不是物”。它作為社會生產的一種發展方式，的確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是，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進而資本的所有制不同，資本所體現的經濟關系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資本只追求在價值的運動中增殖，并不要求價值為什么會增殖，或價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尋價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關系。在任何社會，價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勞動者的剩余勞動，但是，不同的剩余勞動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卻能夠使資本體現不同的經濟關系。很顯然，資本究竟體現哪一種經濟關系，這取決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有制決定了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決定了勞動者個人生產、聯合勞動者整體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最后，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同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完全視做同一的東西，這在認識上還有其他根源。當生產資料普遍地以資本的形式存在，并且歸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資本家，由此，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種歷史的存在形式。資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資本家，但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人們在觀念上自然也就會把資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資本家，從而將資本等同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進而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等同于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即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二對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古典革命”，使資產階級有了第一個系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即古典經濟學。其代表人物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法國的魁奈及布阿吉爾貝爾等。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具有這樣一種特征：他們把經濟制度下階級關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資源配置過程，諸經濟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的研究加以結合，把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與既定制度下經濟運行過程數量的分析結合起來[19]。亞當·斯密在其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發現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論述了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原因、條件、途徑；另一方面也初步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和規律，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這種研究。但是，薩伊、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勒赫等人則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將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制度本身的分析與對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分析割裂開來，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義的是約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這本教科書，在該書中，穆勒一方面盡量維護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張國家調節收入分配，改善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稱之為“沒有生氣的混合主義”。
19世紀70年代以后，以門格爾、杰文斯、瓦爾拉、帕累托、馬歇爾等人為代表的邊際學派，完全拋棄了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身及其運行機制的古典經濟學傳統，使經濟學成了一門以論證市場機制能夠使資源有效率配置為中心的知識體系。他們從消費者行為出發來研究價值問題，認為價值決定于個人的心理過程。在此基礎上，他們用數理方法建立了關于消費者在謀取最大效用，生產者追求最大利潤的刺激下如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一國生產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他們相信市場力量能有效地調節經濟活動，從而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馬歇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
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將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他在1932年發表的題為《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文中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羅賓斯的這一定義既代表了自邊際革命以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經濟研究對象的認識，也符合當時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研究的實際。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這一規定發表以來，先后遭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批判。但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其所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基本上接受了這一規定。比如說，最近出版的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經濟學》都延襲了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
薩繆爾森講：“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使用稀缺資源來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把它們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分配?！盵20]斯蒂格利茨說：“經濟學研究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個人、廠商、政府和其他組織是如何進行選擇的，這些選擇又怎樣決定社會資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的現象：因為資源稀缺所以選擇是必要的?！盵21]盡管二人在遣詞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我們仍然不難發現他們二人在經濟學研究對象認識上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包含兩層基本的含義：第一，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或者說是社會用稀缺資源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第二，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或者說社會用什么樣的技術方式和社會制度（體制、運行機制）來配置稀缺資源，以解決這個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或者說體制）對這個基本問題的解決，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樣。“不同的社會面臨著通過各種可供選擇的經濟制度而發生變化的需求，同時，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資源的不同機制。”[22]
如果我們把資源配置問題看做是社會生產問題，那么資源配置方式問題就是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問題。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它研究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和方法。薩繆爾森等人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天生就是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問題主要靠市場經濟這種體制方式來解決。因此，他們將研究的側重點放在市場經濟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盡管薩繆爾森列舉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可供選擇的資源配置的體制方式，但它要論述和證明的卻是市場機制對于資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所做的事情。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不管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不外乎在于論證市場經濟是如何配置資源、發展社會生產的。當然，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只是在市場經濟、在經濟體制層面上研究資源配置方式、社會生產方式，并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從制度層面上探討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問題。他們把資本主義所有制當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論。許多同志探討了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據此而認為，西方經濟學把生產方式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時時處處都囿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
三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的共同之處和對立性
我國學者在比較、分析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時，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對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實，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礎上，才能說明他們的對立性。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西方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表面看來，二者毫無共同之處。前面的分析告訴我們，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就是資本經濟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市場經濟方式。
那么，資本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知道，資本經濟是社會財富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它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以價值的不斷自行增殖為目的。它的存在和發展，它追求價值增殖的運動又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技術市場等市場體系的形成。市場經濟就是“借助于市場交換關系、依靠供求、競爭、價格機制、組織社會經濟運行，調節社會資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經濟，簡言之，在市場調節下運行的經濟?！盵23]“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方式，這種經濟運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場經濟?！盵24]“市場經濟是一種私人和私有企業制定關于生產和消費的主要決策的經濟。價格、市場、盈利和虧損、刺激和獎勵的一套制度解決了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盵25]“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源私有，經濟決策高度分散。……，這個制度是通過內在聯系的市場網絡和價格協調的?！盵26]“今天，市場的概念包括如何進行交易的場合，盡管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鎮市場?！羞@些交易過程都包括在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里?！盵27]由此可見，一方面，資本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經濟；另一方面，資本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實質和靈魂，市場經濟是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處就在于此。
可見，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更確切地講，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他們都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研究資本經濟，都把資本經濟看做是人類社會生產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換言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因其生產目的有別而可區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資本經濟、計劃經濟（或者叫做別的什么經濟）等，資本經濟只是其中的一種。在這里，之所以列出了資本經濟，而不講市場經濟，是因為資本經濟在生產目的上有別于其他生產方式，而市場經濟并不能表明其生產方式的目的何在。衛興華教授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差別性所引出的理論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說商品經濟是相對于自然經濟而言的，市場經濟是相對于計劃經濟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對稱，很清晰，但經不起推敲。試問：市場經濟難道不與自然經濟相對立嗎？難道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互不相關的兩回事嗎？如果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商品經濟為什么就不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呢？衛教授是對的。因為，盡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等范疇都是對社會生產方式的理論概括，但這種概括的理論層面是不一樣的。要使我們對不同生產方式的劃分清楚明確，必須堅持標準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標準就是社會生產的目的。馬克思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依然存在著嚴格的對立性，具體地講：
第一，馬克思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研究與此相適應的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暫時性的同時，揭示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的歷史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對抗性。西方經濟學并不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反卻把它作為研究市場經濟的既定前提。他們雖然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一種體制方式，但卻試圖證明它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們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同市場經濟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試圖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永恒性，調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所產生的各種矛盾。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5
一、政治資源及其配置
盡管中西方學者對政治資源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⑤]但就其內涵和外延而言并無實質性的不同，即都認為政治資源本質上是政治行為主體實現政治利益的工具，是政治系統正常運行的基礎。道理很簡單，由于利益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只有在社會中借助一定的工具才能實現。政治資源的手段性和“可用于影響他人行為”的潛力，使政治資源天然地成為人們獲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也成為政治系統維持的基礎。
政治資源作為一種工具，本身沒有價值傾向。但是政治資源存在一定的目的指向，當它被政治行為主體運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時，就具備了不同的價值傾向。政治資源的價值傾向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因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社會需求的內容和性質不同，政治資源所涵蓋的內容不同，政治行為主體的目的指向也不同。就我國現階段而言，政治資源的主導價值必須與“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這一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訴求相契合，其前提和基礎是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而政治資源配置的公平程度取決于政治資源配置的機制，包括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個配置體系。
恩格斯指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盵2]
政府配置體系[⑥]的核心結構是權力結構，其主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關系。我國是單一制中央集權制國家?！霸谥醒牒偷胤降年P系上，憲法確定兩個原則，一是確保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堅持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二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盵3]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同的經濟背景下，這兩個原則的重要性和優先性存在著差異，決定了政治資源配置的內容和方式也存在不同。
計劃經濟體制下強調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政治資源配置幾乎完全依賴于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這一時期，中央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將全國的資源集中于中央，由中央制定全國統一的計劃以決定資源的配置，然后以指標的形式按部門、按地區加以分解，用指令方式層層下達到基層，由基層政府執行。地方政府沒有政治資源配置權，掌握的政治資源也十分有限，僅僅滿足于實現中央政府的指令。同時，由于國家的工業化戰略，一是在政治資源的獲取方面，政府從農村汲取資源用于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資源由農村不斷流向城市；二是在政治資源的配置上，實行城市和鄉村兩種體制。比如，在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下，城鎮逐步建立了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福利“三位一體”的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在農村地區社會保障體系仍很薄弱甚至是空白。體制的障礙使政治資源的配置更加不公平，造成了城鄉差距，這是政治資源不公平配置的第一個方面。由于發展的鎖定效應，[⑦]這一差距不但沒有彌合而且日益擴大。
****以后，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強調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斑@一時期的分權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分權有著本質的不同，它不僅僅是行政性分權，而且更是經濟性分權?！盵4]地方政府獲得極大的經濟管理權，也獲得了發展地方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相對獨立的自。由此，地方政府掌握的政治資源不斷增加，政治資源的配置權限也日益擴張，政治資源的配置方式逐漸由中央集聚統一分配式向地方自主裁量擴散式轉變。而且由于政治利益的驅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欲望日趨強烈，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競爭不斷加劇，地方政府擁有的政治資源及配置權限遠遠超過了與其權責配置相一致的限度。中央政府的財力下降，宏觀調控職能無法發揮，而且又缺乏對地方政府有效監管機制，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逐步失衡，影響了政治資源配置的公平。
1992年實行市場經濟之后，特別是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又出現了新的格局。分稅制逐步提高了中央級財政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明確了穩定的事權范圍和稅收體系，中央重新集聚政治資源。這一次政治資源的集聚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因為80年代鼓勵地方政府之間經濟競爭的做法以慣性在延續。由于改革理念[⑧]和政策傾斜[⑨]的影響，政治資源、發展機會不斷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而且由于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政治資源配置的區域差距不斷擴大。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造成了其在追求社會公平時制度創新動力不足，這引起了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政府目標而為本地企業爭利?！盵5]這形成了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分利聯盟，市場體制中的政治資源更多的流向地方政府和受地方政府庇護的企業。在政府配置體系的主導下，政治資源配置的不公平又呈現出兩個方面：一是政治資源配置的區域差距日益擴大；二是財富向政府及其庇護的企業集中，表現為政府財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增長和弱勢群體的不斷擴大，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拉大。
英國經濟學家博蘭尼指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鑲嵌在中央和地方層級權力結構中的。[⑩]因此，市場經濟在政治資源配置中的協調作用受政府、政策、體制的約束。市場經濟的興起和個人產權的確立，培育了獨立的經濟主體，增強了人民的權利意識；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的規律，完善了市場競爭程序，使競爭意識深入人心，市場在政治資源配置中的協調作用逐漸顯現。
“中國公民社會正隨著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對中國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6]社會配置體系可以約束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這要求將權力逐步下放給社會[11]，把權利真正賦予給人民。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直接受害者是公民，公民有強烈的公平訴求，因此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需要以公民為主體的社會約束。但是，目前公民權利無法有效保障，群眾缺乏控制政府的有效手段；公民社會剛剛興起，民間組織的力量弱小分散、發展很不平衡，無力對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產生有效的約束。
上述可見，以政府為主導的政治資源配置體系，缺乏市場體系的協調和社會體系的約束，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日益強烈，主要呈現三種趨勢：農村日益貧困，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資本向東部地區集聚，區域差距不斷擴大；財富逐漸向少部分人集中，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二、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導致社會的斷裂
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造成了社會中的三大差距。這三大差距同時存在，交互作用，形成一種破壞力導致了社會的斷裂。[12]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城市與鄉村的斷裂
我國正在有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艾F在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夠順利實現這種轉變，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從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如果不能夠順利的實現這種轉變，也將不會繼續保持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而會形成一個斷裂社會?！盵7]城市與鄉村的斷裂主要表現在生產與價值兩個方面。
1、從生產角度而言，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不斷降低，城市對農村的依賴程度日益減弱。在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農業小規模經營無法適應產業化生產，低下的生產力和落后的家庭經營只能維持簡單的生產循環，農民無法從農業生產中獲利。如果計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付出的機會成本，再考慮農業物資（比如化肥、農藥）價格的影響，農民投入的生產成本大于甚至遠遠大于其生產收益。于是，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大量土地拋荒。在城市，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開發、廠區建設等不斷蠶食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主要是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計劃經濟時期，城市需要農村的糧食和資本用于工業建設和和城市發展，農業承擔著工業發展資本積累的任務，農業生產及農業社會對整個國民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市場經濟時期，城市只需要農業有限的土地和廉價的勞動力，大量耕地變成了工業用地、大量農民變成了農民工，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遭到破壞，農民日益邊緣化。
（2）就價值而言，進城務工的農民無法獲得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不被城市社會所接納。工業化過程往往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由于我國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往往帶有很多規定性的限制，比如須持有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遷證明、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等。改革開放后，允許農村居民進城務工或經商，但農村居民仍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權利，只是實行暫住證制度。暫住證制度在弱化城鄉間壁壘的同時，也強化了城市與農村戶口之間的隔離。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些城市和地區（比如云南?。┥罨瘧艏贫雀母?，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的差別，統稱“居民戶”，但這只是從形式上試圖緩解城鄉之間的斷裂。就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來看，城鄉斷裂不斷加劇。從稱謂來看，進城務工農民被稱為“農民工”?！稗r民”代表的不是一種職業的差別，而是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差別。進城務工的農民不但被排斥在主流勞動力市場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外。他們的權利得不到制度的保障，身份得不到社會的認同，價值得不到城市的承認。他們雖然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始終游離在城市之外。
（二）區域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東部與中西部的斷裂
（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總量和經濟實力大幅度提高；但同時區域發展差距卻出現了日益擴大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GDP總量和人均GDP分化加大，二是三次產業結構變化較大，三是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8]這種不平衡的區域發展趨勢在相互的交流與合作中表現出經濟發展特性的分離。由于經濟發展的鎖定效應，在市場空間二元結構中，東部地區經濟增長出現乘數式擴張，中西部地區在經濟格局中卻處于被動和依附狀態，很難擺脫落后局面。如果這一狀況始終得不到改觀，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中會出現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斷裂[13]。
在經濟發展層面，東部和中西部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出現削弱的傾向。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改革理念和政策傾斜，政治資源配置傾向于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當時開放程度的限制，國家為了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需要集中資本和資源用于區位環境和基礎條件更好的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積極支持國家的發展戰略，在資本和資源集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中西部的支持，就沒有東部的優先發展。但是隨著開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場化的推進，而且由于出口導向性戰略和東部巨大的市場潛能的影響，東部地區的貿易自由化程度和投資流入量逐年提高，在資金、生產、流通等各環節東部地區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愈加密切。“由于西部地區市場落后，投入要素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與經濟增長收縮機制粘合在一起，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會出現乘數式收縮。”[9]不但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它們之間的經濟聯系也逐漸減弱，出現了斷裂的傾向。
就社會發展層面來講，這是經濟發展區域差距的結果，主要表現在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據國家統計局資料，1992年，東部地區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中西部地區高30%；到2004年，已經比其他地區高出40%。[10]可支配收入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進而影響人們的社會滿意度和社會認同感。區域差距過于懸殊影響中西部地區人們的滿意度，同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卻由于居住地不同而無法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他們的社會認同感會逐漸減弱，直接或間接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
（四）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社會各階層間的斷裂
社會學上通常采用經濟資源、權力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擁有量指標來進行社會的階級階層劃分。[11]經濟資源、權力資源和文化資源都可以用來謀求政治利益，因此，它們本質上可以看作是政治資源的不同形態。也就是說政治資源的擁有量是社會階層劃分的標準。依據這一標準，劃分出了我國社會的十大階層[12]。這十大階層在勞動分工、權力等級、生產關系和制度分隔中處于不同的位置，影響了他們政治資源的擁有情況。
政治資源的擁有量決定了人們獲取政治利益（權力和權利）的能力，獲取政治利益的能力又影響人們獲取經濟利益的水平，獲取經濟利益的水平造成了人們個人收入的差別，個人收入的差別不斷擴大出現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柏毟粦沂獾谋澈笫遣煌后w在表達和追求自己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敝饕憩F為各階層政治權利的失衡，也就是政治資源配置的不平等。
政治資源配置的不平等一般分為累積性不平等和彌散性不平等。根據羅伯特·達爾的論述：累積性不平等更多的出現在農業社會，但是“隨著收入和大眾消費的持續提高，技術、識字、教育、富裕和大眾傳播也進一步擴散”，農業社會逐步向工業社會過渡，“它們成了較少累積性、更為彌散性的了”。[14]而我國的情況卻與此不符。改革開放初，我國政治資源配置呈現彌散性不平等的趨勢，進入90年代特別是推行市場經濟以來，彌散性不平等的趨勢逐漸減弱，累積性不平等卻日益強化，呈現“較少彌散性，更為累積性”的特征。
改革開放初，在體制轉型的推動下政治資源不斷擴散，農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權、公民有了自由經商的權利、基層政府和企業獲得了更多的經營自和可供支配的資源。社會的各部分雖然擁有的政治資源的性質不同，但是都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政治資源為自己謀求相應的利益，政治資源配置呈現出彌散性不平等。進入90年代特別是推行市場經濟以來，彌散性不平等的趨勢逐漸減弱，累積性不平等卻日益強化。階層的分化造成了貧富差距，權利的失衡加劇了政治資源配置中的累積性不平等。如農民雖然擁有相應的法定政治資源（權利），但是由于自身的貧困和保障制度的缺失或執行中的梗阻，他們無能力或無機會享有法定的政治資源（權利）。這更加劇了他們的貧困。而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使政治資源配置更趨向不公平，農民更無能力保護自己的權利，導致惡性循環。
我國政治資源配置呈現“較少彌散性，更為累積性”特征?！案鼮槔鄯e性”使得社會上擁有重要政治資源的個人或階層，擁有更多的其他資源，即“強者愈強”。比如擁有權力和資本的個人或階層比其他個人或階層更容易獲得社會榮譽和社會尊重?！拜^少彌散性”使得擁有其他資源的個人或階層，依賴自己擁有的資源獲取社會上重要資源的機會越來越少、難度越來越大，即“弱者愈弱”。比如現代的大學生雖然擁有知識資源，利用這一資源獲取工作機會的難度卻越來越大。據社科院2008年社會藍皮書報道：去年500多萬大學畢業生，約有100萬未順利實現就業。[15]我國政治資源配置的“較少彌散性，更為累積性”特征使得“強者更強，弱者更弱”，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緊張度不斷提高，社會各階層間斷裂趨勢不斷加劇。
當代中國社會的斷裂已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成為現實。這不僅體現在客觀的經濟社會地位方面，同時也逐步顯現在價值文化態度方面。這種內化于心的社會不公平意識，會造成社會的疏離感加強、社會預期值下降、社會群體的自我認同感減弱，這會激化各階層的沖突傾向和沖突意識。根據有關學者的調查顯示，“當前大多數中國人（大約2/3）都具有階層利益沖突意識?！盵13]目前，“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在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變遷，整個社會出現了劇烈、持續、深刻的分化，表現為社會異質性的增加、社會不平等程度擴大和不和諧因素的增長?！盵14]社會的斷裂既是社會結構變遷的原因，也是社會結構變遷的表現。
三、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
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導致了社會的斷裂，社會斷裂的傾向和由此產生的不斷增強的社會沖突意識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邏輯起點，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基礎。從這一個因果鏈條中，可以發現：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是引起社會不和諧的根源性原因。因此，如何實現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政治資源如何配置又取決于由政府、市場和社會構成的政治資源配置體系。因此應在明確政府、市場和社會在政治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礎上，構建由“市場體制、服務政府和公民社會”組成的三位一體的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
（一）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之市場體制
所謂市場體制，就是“不通過中央指令而憑借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對人的行為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協調的一種制度?！盵15]市場體制是約束人的行為、實現社會協調的一種方法，也是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市場體制具有保持穩定和實現合作的重要作用。
1、保持社會穩定
穩定的社會秩序是政治資源公平配置的前提，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外部環境。（1）經濟發展為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推動了經濟的建設，發展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物質財富?！拔镔|財富是政治資源的根本?！盵16]物質財富不斷增加，人民的收入不斷增長，一方面為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一方面減少了社會摩擦、緩解了社會沖突，維護了穩定的社會秩序。
（2）市場體制的交易規則限制了人們需求的限度。資源是稀缺的，但人的需求卻是不斷增長的。任何階層，任何組織，只要有機會，都有壟斷政治資源的傾向。因為資源是稀缺的，一個階層想壟斷政治資源，都必須損害其它階層的利益。如果損害的程度超過了其承受限度，必然會引起矛盾，導致社會不和諧。市場體制通過人們提供有價值的商品而能獲得的貨幣總和，限制個人或階層的需求限度。也就是說市場體制實行的等價交換規則限定：一旦達到了貨幣擁有量的上限，每個人只好確定自己具體的需要。即每個人的貨幣支付水平決定了其需求的層次。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們依靠沖突、暴力等手段來滿足需求。
2、實現社會合作
為了認識市場體制的社會合作功能，需要考察人的行為。人們的行為是為了實現自身需要的滿足，但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人們生產能力和生產工具的制約，人不能單獨進行生產，而必須與他人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在這種聯系與關系中實現合作生產。市場體制就是“這種聯系與關系”的一種形式。市場體制中每一個參與者通過合作與其他成千上萬的人發生聯系，“市場體制將合作的細枝末節都組織起來了，將成千上萬的任務準確的傳達到每一個具體角色”。[17]
市場體制組織了合作，但它不是為了實現合作而存在的。市場體制服務于每一個參與者的各種各樣的目的，每一個參與者之間的合作都帶有自我滿足的動力基因和目的指向。單靠市場體制無法實現合作中的公平，“所有被提到的合作，都需要有大量來自政府的幫助。”[18]政府不但在實現社會合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它在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中也居于主導地位。
（二）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之服務政府
1、服務政府
服務政府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型或管理型政府。“服務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的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為公民服務為宗旨并承擔服務責任的政府。”[19]服務政府需要市場的協調和社會的合作，以公民為中心，建設職能有限的責任政府。
服務政府是公民政府。服務政府以公民為中心，向公民負責。這就要求服務政府成為公共利益的鮮明代表，不分階層團體、身份地位，為市場體制和公民社會的全體參與者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努力實現社會公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注重關懷弱勢群體；努力實現依法行政、科學決策，通過合法的程序和科學的手段，為全社會提供公平性、制度性和可持續性的公共服務。
服務政府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包含個體、集體和制度三個層次。[16]個體意義上的責任，就是要求領導者必須有行為準則，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集體意義上的責任，就是在明確角色的基礎上，讓政府官員和（或）政府組織權責一致；同時，政府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受制度安排的影響。
服務政府是職能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職能的范圍取決于市場體制和公民社會的需要。在我國，市場體制的需要是指彌補市場自身固有缺陷和由于市場發育不完善而出現的功能缺陷；公民社會的需要是指人們對社會的渴求和建設公民社會良好制度環境的需要。同時，政府能力也是制約服務政府職能的范圍的重要因素。
2、服務政府是實現政治資源公平配置的主體，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服務政府在政治資源公平配置中占據主導地位。服務政府要求以公共服務為主旨重構中央和地方關系，實現政治資源配置格局的公平化。服務政府要求以公共產品提供為重點完善財政體制，合理劃分財權、事權，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實現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財權與公共服務職責相對稱、財力與公共支出相對稱。這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的方法、方式上進行改革，通過職能轉變和制度創新，實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2）服務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服務政府在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是由政府職能決定的。政府職能是指“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在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所應履行的職責及其所應起的作用。”政府的職能不僅僅包括政治職能和經濟職能，還包括社會職能，即文化教育職能、社會服務和保障職能。[20]政府在維護政治統治、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還應該加強社會的建設與管理，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推動社會健康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這是政府的職責所在。
政府既是政治資源配置的主體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這種雙重身份，有利于政府協調政治資源的配置與和諧社會構建之間的關系，實現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完善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之公民社會
市場體制和服務政府都是政治資源配置體系的組成部分。市場體制立于個人需求的滿足和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它無法避免市場的壟斷、無法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無法有效約束個人的極端自私行為，出現市場失靈；服務政府擁有公共權力，權力具有無限擴張的特性，如果公共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會出現不合理增長及一定程度的失控，導致政府失效。為了避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效，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體系還需要公民社會的有效約束。
公民社會的有效約束途徑是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肮裼行蛘螀⑴c是公民在認同現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為促進國家與社會關系良性互動、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與績效而進行的各種有秩序的活動”。[21]但是由于分散的公民與有組織的政府之間政治資源擁有嚴重不對稱，公民的政治參與達不到應有的效果。這要求把分散的公民在基于一定利益共識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建立代表各種不同利益需求的民間組織。民間組織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和主體，民間組織的發展代表著公民社會的興起。公民有了更多的參與渠道、更多的政治資源影響政府決策。政府決策趨于民主，政治資源的配置也趨于公平。市場體制、服務政府的發展以及公民社會的興起與完善導致了社會權力的不斷發展。社會權力的不斷擴展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有效制約，限制了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6
一、企業效率的經濟理論基礎
在西方微觀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的理論集中在“廠商理論”部分。所謂廠商是指能做出獨立生產決策的單位，主要包括個人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在研究生產者行為時，一般的理論假定是，企業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其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產量下實現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達到產量最大。廠商理論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生產理論。主要研究投入的生產要素與產量之間的關系，即如何配置資源，使生產要素既定時產量最大，或者說使產量既定時投入的生產要素最少。（2）成本理論。主要研究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廠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談得上利潤的最大化。（3）市場理論。市場有不同的結構，即競爭與壟斷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當廠商面對不同的市場時，應該如何確定自己產品的產量和價格。企業只有處理好以上三方面問題，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
廠商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是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假設。實際上，現代經濟學家的進一步分析認為，廠商的目標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國經濟學家W·鮑莫爾分析了廠商以銷售量最大化為目標的行為；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家K·加爾布雷斯則把穩定與增長作為大公司這樣的廠商的目標，它們追求的是適度利潤。但是，在一般的微觀經濟理論中，仍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假設，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業問題時，國內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經濟學中并沒有對應的理論。西方經濟學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雖然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和市場理論等主要關注的是實物量，但關注的不是總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變化率。例如，關注的不是總產量，而是邊際產量和平均產量；關注的不是總收益，而是邊際收益和平均收益；關注的不是總成本，而是邊際成本和平均成本；關注的不是總勞動量，而是勞動生產率等。因此，研究企業狀況時使用“效率”作為指標順理成章。
在生產理論中，假定技術水平不變，那么，影響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以Q代表總產量，L、K、N、E分別代表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才能，則生產函數可以表述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為固定的，企業家才能難以估算，因此，生產函數可以簡化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則進一步表述為：Q=ALαKβ
在生產函數中，各生產要素的配合比例稱作技術系數。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技術系數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術系數不變，如果技術系數可以變動，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的原則是：應該使所購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量與價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單位貨幣無論購買何種生產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邊際產量，達到生產者均衡狀態。
生產理論分析了影響企業效率的各種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業的技術效率。但技術效率并不等于經濟效率，技術效率反映的是企業的投入產出組合，而經濟效率則是在考慮價格因素情況下的最低成本組合，它要求投入價格與產出價格的比率等于生產邊界的斜率。因此，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企業還要考慮收益與成本的關系，這就涉及到成本理論。
成本函數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為企業的總成本，Y為企業的產出變量，W是企業的投入價格向量，T為企業的制度結構。通常T被定義成“虛擬變量”。從該成本函數看，在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進行評估時，人們所選擇的指標主要不是通過工程成本研究來給定的一個絕對效率值，而是一種制度性的相對效率。因此，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國有企業生產成本比私有企業低，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術效率比后者高，但經濟效率并不一定高。
當然，現實的市場結構由于競爭與壟斷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收益與成本變動的規律也不相同，因而，企業對最大利潤的追求要受到相應的市場環境的制約，只有面對不同的市場采取不同的決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國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分析
微觀經濟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產出效率，后者則為資源配置效率。技術效率是把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加以綜合的生產率指標，它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企業的綜合效率水平。測定技術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產函數，主要是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然后運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分析。本文主要從技術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對中國國有企業進行了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認為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取得了一定的增長，增長主要來自于獎金的激勵、人力素質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在此基礎上對1985~1994年中國國有企業的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認為影響國有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留利。即企業在完成既定的基數利潤后留給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數利潤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個變量。留利對產出效率的作用表現為，邊際利潤或留利的增長，會使邊際產出也相應增長。他們認為，企業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潤。
（2）浮動工資。浮動工資由獎金構成，來源于留利，以浮動工資占總工資的比例來測定。浮動工資是直接對職工的激勵，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產出效率。
（3）經理（或廠長）的工資。這是對經營者的激勵因素，而經營者對企業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國的企業中，在缺乏資本的真正所有者、企業主要依靠企業家才能來推動和發展的情形下，經理（或廠長）的工資對企業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業年齡。一些研究生產率的經濟學文獻都證實了企業年齡對于企業的效率具有顯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輕的企業有效率還是年老的企業有效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和不同條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據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輕的企業比年老的企業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則是，年老的企業更有經驗，在其市場經營和組織管理和工人的技術操作方面積累了較多的信息，具有相應的信息和人力資本的優勢。在國有企業中，企業年齡對企業效率究竟是什么關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這是一個標志企業人力資本質量的變量，以企業的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來測定。通常認為，企業的教育程度對企業的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應。在Gordon和Li（1995）看來，在8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率的增長中大約有一半得益于勞動力教育程度的改善。雖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資本對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釋變量。如開工率、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時間、地區、規模和產業等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可以作為“虛擬變量”進行分析。
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為殘差，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為各種政策變量、制度變量、企業特征變量所解釋；K和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投入要素；Xi為添加的各種解釋變量。這里主要關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種解釋變量與企業效率的關系。
對于上述生產函數，分別運用OLS方法和隨機前沿模型的極大似然方法（過程復雜，這里略去介紹）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留利對企業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10%；在前沿生產函數模型分析中，留利對產出增長的解釋大約8%；在殘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長一個單位可使效率增長約5%?？磥?，留利是企業發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說，剩余權對于企業有著積極的意義。
浮動工資比例也對企業效率有著顯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該變量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8%；在另外兩個模型中，效率約可增長5-6%。
企業年齡變量對企業產出增長的作用也是積極的和顯著的，其解釋程度達到12%；即使排除了隨機誤差項干擾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應增長也達到7-9%。
經理（廠長）工資變量對企業效率也有著積極的正效應，但這種效應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產模型和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分別為3-5%。
教育程度變量對于企業的產出增長率的作用相當穩定，其在OLS和前沿生產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應水平上，而在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變量中，除開工率外其他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產業變量等雖然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但效應有的不明顯，有的不清楚。
另外，運用前沿隨機生產函數模型還對國有企業的平均效率進行了測定，它大約在0.5左右。這表明國有企業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達到生產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在中國企業改革過程中，生產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雖然市場競爭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應不明顯，但這說明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效率很低，與鄉鎮企業、合資企業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這也恰恰提醒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的放開程度。
三、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效率比較
為了更全面地透視和把握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對國有企業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礎上，通過與非國有企業效率的比較來做進一步的研究。對此，劉小玄（2000）從所有制結構和企業隸屬等級制的角度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姚洋（1998）則對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劉小玄以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數據為基礎，從全部75萬家企業中選擇了20余個產業，共計大約17萬家具有競爭性特點的企業進行了效率測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產函數模型和OLS計量方法，分別對普查數據中提供的所有制變量和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對于企業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和比較，得出的結論主要是：
就所有制變量的影響看，國有企業在全部測定的行業中效率最低，這個結論相當穩定，并且在所有測定的行業中表現得完全一致。同樣，另一個十分穩定的結論是，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最高。具體來說：以國有企業為參照系來比較，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約為國有企業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為三資企業，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2倍左右；再次為股份制企業和集體企業，其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1-2倍。
這一結果表明，企業產權關系對企業效率有直接的影響。國有企業效率最低是由于產權結構單一，難以形成所有者激勵；令人關注的股份制企業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初步形成的產權結構還不夠穩定，尚處于未定型的產權狀態；而私營和個體企業的良好業績則完全來自于明晰的產權關系，這種產權關系不僅十分穩定，而且是在市場經濟中自發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同樣，三資企業良好的績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對明晰和穩定的產權關系。
對于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在所有的行業中，村級企業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穩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業中，鄉、鎮、村或街道這一層次的企業平均效率明顯高于縣級以上的企業。這表明，處于比較低的等級層次的、均為計劃外的民營企業，往往比那些較高等級層次的、主要是計劃內的傳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具有較高的效率。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實際上是與所有制因素相聯系的。因為等級越低的企業往往是由民營或私有企業組成的，這些企業的產權模式實質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級控制下的企業幾乎是清一色的國有企業。這與上述所有制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的結論是一致的。這也說明，企業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隸屬等級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現為反方向的關系。
可見，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的轉軌狀態下，越是遠離計劃控制鏈條的企業發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這種效率通過市場競爭關系逐漸“輻射”開來。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的結論。
姚洋（1998）分析了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非國有經濟成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也對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國工業企業的技術效率，這種提高可能來自兩個方面：其一，非國有企業改變了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變無人負責為有人負責，從而達到節約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國有成分的增加還可能對全體企業從兩方面產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國有企業的增加加劇了市場競爭，從而迫使所有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這種效應稱為內部效應；（二）外資的進入可能同時帶入先進的生產和管理技術，并擴散到其它企業中去，這種效應可以稱為外部效應。
姚洋利用1995年工業普查資料，抽取了12個大類行業中的14670個企業作為樣本，首先采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估計這12個大類行業的生產函數，然后在此基礎上計算各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并對之進行回歸分析。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與國有企業相比，集體企業的技術效率高22%，私營企業高57%，國外三資企業高39%，港澳臺三資企業高33%?？梢姡菄衅髽I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時，這些統計結果也充分地證明了非國有成分對提高中國工業企業技術水平的內部效應。
那么，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國有企業的外部效應如何呢？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行業中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的數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提高0.2%和1.1%；但是行業中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同等數量的增加卻使得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應說明，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時，也對本行業的生產和管理技術的傳播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后者的負外部效應說明，盡管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自身的效率比國有企業高，它們的增加卻對行業內其它企業技術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對后一結果的一個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導致行業內部的過度競爭，造成產品的積壓，因而減低了效率。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封閉性較強，不輕易轉讓自己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四、結論
通過以上粗線條的介紹和綜述可以看出，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有很強的解釋力，為我們分析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問題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對國有企業效率的研究不僅需要理論上的分析，更需要嚴肅的實證分析，以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全面的決策參考。
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這說明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國有企業效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
其它因素中，產業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表明我國市場經濟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壟斷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壟斷性的效率來源。地區因素表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具有明顯的生產率優勢，這可能得益于該地區的開放程度、市場發育程度以及人力資源素質較高等因素。當然還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對國有企業效率的增長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還需要從新的角度進行挖掘。
國有企業的效率雖然有所提高，但與其它非國有企業相比都要低，這與國外關于企業效率的實證研究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一方面與國有企業自身的性質、所有制結構、行政隸屬等先天因素有關；另一方面，也預示了國有企業有進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間，這也許通過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成熟的管理經驗的引進得以實現。
國有企業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國有企業對整個企業效率提高的積極作用，也向我們提供了一條有益的啟示，這就是政府應盡量減少國有企業的數量，鼓勵其它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生長，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盡量交給市場去完成，使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結構達到自然的均衡狀態，這也許是中國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和前進的方向。
參考文獻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1985-1994》，《經濟研究》第1期。
劉小玄，2000：《中國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對效率差異的影響》，《經濟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國有經濟成分對我國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經濟研究》第12期。
張軍，1998：《需求、規模效應與中國國有工業的虧損：一個產業組織的方法》，《經濟研究》第6期。
華民，1994：《世界主要國家國有企業概覽》，上海譯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