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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勞動力市場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形成與運作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規定是：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其次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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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結構性失 業研究文獻 述評
在體制轉變和產業興衰轉移的必然趨勢下，我國經濟處在體制轉軌和結構調整的關鍵期。這一時期我國出現大量失業人員與職位空缺并存的現象，即結構性失業。為了更好地認識及解決我國面臨的結構性失業，本文對國內外結構性失業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
一、馬克思的結構性失業理論
馬克思在其著作《資本論》中多次提到了結構性失業，集中體現在對結構性失業成因及表現形式的論述上。馬克思提到：“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個生產部門投入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質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鄙鲜稣撌霰砻鳎喊殡S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社會分工發生著一系列的變化，這客觀上要求勞動力可以自由地流動。然而勞動力的流動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繼而“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這里的“局部職能過?！敝竸趧诱叩膭趧蛹寄軣o法與新形勢下的對勞動者技能的需要匹配，繼而引發失業。在結構性失業的表現形式方面，馬克思提出：“這些因分工而變得畸形的窮人，離開他們原來的勞動范圍就不值錢了，只能在少數低級的，因而始終是人員充斥和工資微薄的勞動部門找出路。”這種情形即為一些行業出現大量失業人員與一些行業存在空缺職位并存。分工把人手束縛到一定的生產部門，并且成為該部門的熟練工，一旦他們失業，短時期內很難形成別的技能，無法勝任新的工作，從而成為結構性失業人員。
二、對西方經濟學各流派中關于結構性失業理論的述評
西方各流派對結構性失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學派的“摩擦性失業”研究，其后的凱恩斯學派、新古典綜合派等經濟學流派在研究結構性失業問題的過程中，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探討和關注結構性失業問題，形成了各具特點、有所側重的結構性失業理論，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對這些失業理論及就業對策的考察，將對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1、古典學派的摩擦性失業理論。摩擦性失業指在生產過程中由于難以避免的專業、季節性等原因而造成的短期、局部失業。在貨幣工資充分彈性的假設下，古典學派認為摩擦性失業的存在與充分就業并行不悖，資本主義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由此可見，古典學派認同結構性失業現象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提出這一客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技術變革。李嘉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到：“勞動階級認為，機器的使用往往有損于他們的利益，這種看法并非基于偏見和錯誤，它符合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正確原理”。這說明李嘉圖已注意到：對于勞動者來說，機械化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失業問題。
2、新古典綜合派的結構性失業理論。新古典綜合派學者詹姆斯?托賓和杜生貝從勞動力市場的技術結構層面分析結構性失業問題。勞動力市場的技術結構是指將勞動力市場依據工人的技術狀況細分為若干個局部子市場，每個局部子市場實際上只是很狹窄的專業性很強的勞動力供求市場，因此難以彼此替代。由于勞工市場供求結構方面的不相適應會形成失業，就是結構性失業。托賓則提出政府要采取措施，以有效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政府可以采取人力政策，比如對勞動力進行必要的職業訓練，將無技能的勞動力訓練成有一定技能的，將不熟練的勞動力訓練為高熟練程度的勞動力，來緩解結構性失業。
3、貨幣流派的結構性失業理論。弗里德曼在就業方面提出“自然失業率”假說。該假說中的失業是指自然失業，指那些因缺乏必要的勞動技能以及受到就業結構方面的制約而不能就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自然失業”包括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而長時期的摩擦性失業就可以被歸結為結構性失業。因為在任何經濟結構的變化過程中都要求勞動力的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勞動力的變化過程進行得很快，即勞動者在失業后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能上任的工作。那么該失業就是摩擦性失業。相反，如果勞動力的變化過程緩慢滯后，勞動者失業后不具備新工作所要求的技能，而需要一個比較長的培訓過程才能上崗，該失業就被認為是結構性失業。由此可見，貨幣學派的貢獻在于明確地指出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之間的聯系與區別。至于結構性失業的成因，只是簡單談到勞動力的技能水平的影響。在治理結構性失業問題上，貨幣學派主張讓市場機制自發地發揮調節作用。
4、發展經濟學派的二元結構失業理論。發展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劉易斯集中探討了在二元經濟結構模式下的失業。二元結構，是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由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劉易斯等人主張：農業部門是傳統部門，其勞動生產率低，人口眾多。這里存在著大量的隱形失業。但現代的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比較高，而且從業人數少，有較高的工資水平，這樣對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形成吸引。這樣通過加快現代工業部門資本積累，就可以增強其吸收農業部門過剩勞動力的能力，從而解決失業問題。但勞動力在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中會受到自身素質及工作結構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使得轉移消化過程并不理想，這樣就造成結構性失業。
5、經濟增長理論的結構性失業分析。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人力資本的積累，闡述了勞動力供求結構轉變的必然趨勢。經濟學家錢納里和庫茲涅茨通過統計分析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觀點：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歷程如下：在產業結構層面，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在三大產業間的順序從“一、二、三”轉向“三、二、一”。在部門結構層面，則從農業活動向非農業活動轉移，之后又從工業轉向服務行業；經濟增長核算研究之“父”――丹尼森指出在結構轉變、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勞動力供求結構變動是必然，二者變動的不匹配必然帶來結構性失業。
以上闡釋了西方各經濟學派對結構性失業的研究成果，這些理論不僅涉及到結構性失業的原因分析，也提出了結構性失業治理的對策建議；不僅研究了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失業狀況，也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失業現象，并將二者進行對比分析。這些理論不僅對如何認識現階段我國出現的結構性問題提供了指導思想，而且也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很多思考啟示。但同時，這些理論也有其不足之處。第一，以上各學派都研究了結構性失業，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主張。但是理論是為實
踐服務的，各學派的主張基本是針對各國當時特定的經濟環境提出的。比如凱恩斯的結構性失業理論提出的背景是20世界30年代西方出現嚴重失業和經濟衰退的雙重危機下，因此提出了要求國家干預調節經濟，采取“需求管理”的政策以擴大社會的有效需求，促進生產，從而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的主張。第二，各學派都更多關注自己研究的領域，而沒有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勞動力的供求調整和社會結構調整不匹配問題。事實上勞動力供求結構的失衡，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它是社會、人口等方面的綜合問題。如果僅僅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論證失業問題，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會有偏頗疏漏之處，也就很難用以全面正確地服務于實踐。
三、國內學者結構性失業研究成果述評
我國的結構性失業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90年代后國內結構性失業問題日益突顯，不少經濟研究者開始著手從理論和現狀兩方面來研究結構性失業問題，涉及到結構性失業的界定和性質、成因以及解決對策等方面。在結構性失業的界定和性質方面，諶新民教授《當前的結構性失業與再就業》一文中就曾指出，針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就業增長速度持續回落的現象來說，勞動力供求總量失衡僅是形勢嚴峻的背景，而結構性矛盾才是當前失業問題的主因。他認為影響中國就業問題的結構和制度因素有所有制、產業、地區結構、勞動力素質和制度安排。胡鞍鋼認為，我國目前的失業屬于以結構性為主的綜合性失業。它既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失業，也包括所有制結構調整引起的失業；既包括勞動力供給總量大于勞動力需求總量所引起的失業，也包括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所引起的失業。董志強和熊斌等一些專家與堪新民的觀點相似，都論證了結構性失業是當前主要矛盾，總量失業次之。其后學者嚴燕飛對結構性失業的理論作了概括研究，在概念界定和類型區分等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并對我國的結構性失業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對結構性失業的成因及解決對策的研究，受到最多經濟專家和學者的關注，出現了大量研究成果。李建德(1995)從經濟高速增長、經濟改革及人力資源的結構剛性三方面解釋了結構性失業的原因，認為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再就業技能培訓。凌培亮、吳少紅(1996)則從結構性失業與激化的動因包括社會結構、人才構成、知識結構、技術結構、地域結構五種結構性失業著手，論述了結構性失業給教育改革或職業教育帶來的思考。李剛(2000)發現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不適應產業調整以及勞動要素流動性低下導致的結構性失業是當前我國城鎮失業的主要形式。周天勇(2000)提出發展中小企業是解決中國失業問題的最大戰略。楊宜勇(2001)提出發展小企業是解決中國失業問題的關鍵。馮煜(2001)運用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經濟結構調整對失業率的影響。毛炳寰在分析失業的原因時認為結構調整并不是導致失業的根本原因，“人力資本投資體制的失敗”才是主因?？稻蜕?2003)指出我國城鎮結構性失業的主要原因是勞動要素流動滯性、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迅速轉移和就業分布不均衡，主張采取調整勞動力供給結構、調整就業需求結構和調整農村勞動力流動結構等措施。嚴燕飛(2004)主要從勞動者總體素質低下，教育體制落后，勞動力市場不完善三方面解釋了結構性失業的成因，提出了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推行勞動預備制度，改革教育體制及完善勞動力市場。馬子紅(2005)主張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減輕我國就業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楊亮、白清平(2006)從教育、體制轉型、勞動動力轉移三方面論述了結構性失業的原因，指出解決之策在于狠抓教育，提升勞動力素質，并且提出建立合理健全的任用機制和人才選拔制度，盡快完成經濟體制的轉變等。張道航(2007)則提倡政府采取就業優先戰略。吳王元(2008)從高等學校、用人單位、家長及大學生自身四方面分析了目前大學生群體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目前，我國學者普遍認為結構性失業是由于勞動力供求結構之間不匹配，比如勞動力的技能結構、區域分布、性別構成等與勞動力需求結構不一致。在導致這種不一致的原因方面有兩大觀點，一大觀點關注引起勞動力需求結構發生轉變的因素，另一觀點關注導致勞動力的供給結構沒有隨其需求結構的調整發生相應變化的因素。
總之，結構性失業是我國轉型關鍵期面臨的一大重要難題，我們有必要對國內外關于結構性失業問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進行一個基本的梳理，以便能夠清晰深刻地認識結構性失業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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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瘜W專業 學生就業
化學專業大學生就業市場就是指大學畢業生供求雙方在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受讓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這是完全自愿的一種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大學畢業生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它是整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大學生就業市場將呈現以下幾種趨勢：
一、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降低，在主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率呈上升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由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所決定；反之，其價格又與勞動力供求緊密相聯。一般情況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較易找到所需勞動力，工資趨于下降：工資的下降，又會使得一部分勞動力供給減少，需求增加。而供不應求時，由于勞動力的短缺，工資趨于上升，工資的上升，又會使得需求減少，供給增加。一直到供求關系趨于平衡時，價格相對均衡，這種運動才會逐漸停止。而勞動力市場的均衡也正是在這一供求與價格的變動中實現的。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勞動力市場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即：價格趨向于勞動力供求雙方能夠提供到市場上的數量相等。均衡價格決定于勞動力供求雙方在市場上的均衡數量。價格上升，引起供給增加，需求減少：價格超過均衡點，亦會引起供給的相對減少。價格下降，引起供給減少，需求增加。當供給不變時，需求大于供給，引起價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給，引起價格下降。當需求不變時供給大于需求，引起價格下降：供給小于需求，引起價格上升。勞動力市場正是遵循這一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利用價格信號及工資率的引導，通過社會大量的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使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及各個部門、企業之間進行配置并使這種配置盡可能地達到優化。這也正是價值規律在勞動力市場運行中最顯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規律，假設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工資是可以上下波動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隨勞動力市場上該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而變化。我們將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歸為兩大類：受過高等教育者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者。根據該規律便會有以下推論：如果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數量增加，供給較之以往更加充分畢業生的工資水平總體上就會下降。然而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與多數國家的歷史和現實一樣高等教育畢業生比其他層次教育畢業生具有相對低的失業率相對高的工資收入以及獲得高社會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二、應屆畢業生獲得好工作的機會趨于減少?！案邔W歷低用”者比例增大
在工作隊伍中，每一項工作都對勞動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對勞動者的要求越高相應地付與他們的工資收入也越高。在求職者隊伍中，學歷層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獲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應屆大學畢業生由于對社會了解不多尋找理想職業的期望值往往較高因此“摩擦性失業”人數有增無減。盡管這種“自愿失業”從理論上來講是求職者根據其報酬期望與搜尋職業成本進行核算的個人選擇和個人行為是短時間的、不危及其生計的但如果這種“摩擦性失業”增長太快也會增大社會的不穩定性，仍然值得關注。與此同時結構性失業的勢頭開始出現有報道警示：45％的企業招不到合適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正是這種結構性失業的生動寫照。
三、在應屆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意識增強的同時。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誠信度可能下降。
當然面對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和擇業難度加之應屆畢業生對社會了解甚少很難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況且他們在求學期間已經付出不菲的經濟代價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盡快落實工作單位這些客觀因素讓他們無暇考慮崗位是否真正適合自己、自己能在某個崗位上服務多久。同時高校為了追求就業率這塊“金字招牌”也為學生的“饑不擇食”推波助瀾，其結果是不少學生在并不清楚單位究竟是否真正適合自己的情況下，只好無奈地先進去再說。上述主客觀方面的因素致使應屆大學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的意識增強，臨時就業者比例有增長的勢頭。
先就業、再擇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同時提醒：先就業、后擇業的觀點可能影響大學生的誠信形象。不少應屆畢業生將用人單位作為跳板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它必然使用人單位感到傷心和失落，產生被欺騙和被玩弄的感覺，甚至會逼迫他們采用更加強有力的自我保護手段以約束求職者。事實上有的用人單位干脆拒用應屆畢業生。用人單位把錄用應屆畢業生當成一場賭博，這對大學畢業生來說決不是好兆頭。一旦形成惡性循環用人單位和應屆大學畢業生之間“麻稈打狼一兩頭怕”，不僅影響高等學校和大學生的長遠利益，也影響人才市場的健康發展。
供需雙方趨于理性，復合型人才。近年職業中介機構加大了對用人單位的指導，取得了明顯成效。表現在單位招聘人員日趨理性和務實根據單位發展的實際需要招聘。目前人力資本市場招聘的職位越來越市場化，表現為職業分類越來越細并且不斷有新的職業和崗位出現，市場需求對求職者的專業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應聘人員不僅需掌握所學專業的知識技能，還應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論了解市場行情、具備公關和管理能力、精通計算機操作這種復合型人才需求走勢看漲。
一般來講掌握一門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將如魚得水。懂技術、善管理、了解國際市場運作規律的人才最受歡迎。一句話復合型人才越來越俏。
勞動力供求理論范文4
一、幾個公式
（一）價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一
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基本觀點是：“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薄吧鐣匾獎趧訒r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首要內容。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個量t[，1]及其總量T[，1]表示）。對于t[，1]參與價值決定，在承認勞動價值論的學者中是沒有爭議的。但也許正因為沒有爭議，人們對t[，1]的認識一般也就沒有深化、細化和量化。其實，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社會實踐，t[，1]包含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認識上加以深化、細化和量化。
從內涵來說，馬克思所說的t[，1]至少包含著三個重要的規定：一是勞動時間，并且是有效勞動時間，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三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基本上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生產條件。后兩個規定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生產力（在這里，這兩個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這樣，商品的價值量（W）就是勞動時間（t）和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力（N）的函數，即：
W＝f（N，t）
在這里，N又是由多種情況和要素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這多種情況中的每一種，都是一種或一類生產要素，每種要素又都包含著許多方面和因素。具體說：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可以說是勞動力要素（r），其中包括勞動者的德、智、體素質，這又取決于先天的體質和智力遺傳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因素，特別是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可以說是科學技術要素（e），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應用程度，相關知識、信息的獲取、傳遞、加工、貯存、應用水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承載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種類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可以說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觀的經營管理，宏觀的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紀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協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力系統。
第四，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可以說是資本要素（c），其中包括資本的積累、積聚、集中、籌措、運作，生產資料的獲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條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說應該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勞動力要素之中）和人類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礦藏、日照、氣候、其他動植物、生態環境等等。
所有這些要素，都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都是商品價值量的決定性因素。僅以上述五項要素列入價值決定的關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響到價值決定，其中有的是加和關系，有的是比例關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線性的關系。
從外延來說，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存在著多層次的生產力，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生產條件和勞動力條件。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都可能有多個不同的生產者向市場提供；這些生產者有的是個體，有的是企業；企業中有獨資的，有合資的，有股份制的，有國有的。不同生產者會有不同的生產條件、勞動力條件和由此決定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這些生產者各自的個別勞動生產率（N）可能分別等于、大于或小于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N[，1]），從而N與N[，1]的比值n（我們把n叫做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可能分別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無論個別勞動生產率N和個別勞動時間t怎樣不同，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投放到同一市場上價格都相同，從而社會價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勞動時間t里產品產量越大，產品總價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數量關系和價值決定公式：
W＝t[，1]＝nt
當n不變或相同時，W與t成正比；當t不變或相同時，W與n成正比，即與N成正比，與N[，1]成反比；當W不變或相同時，t與n成反比。這就是說，當勞動生產率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當勞動時間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相對勞動生產率即勞動生產率指數成正比，或者說與個別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當商品價值量不變或相同時，也就是在等質等量商品中，包括單位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時間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所需勞動時間越少，反之則相反。因此，我們應該區別不同情況、不同概念的勞動生產率，來全面認識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三者關系；否則就會在這三者關系上糾纏不清，爭論不休。
在計算同類商品總量、部門商品總量、社會商品總量時，由于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總是根據所有個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的，因而這時n＝1，從而，W＝nT＝1T＝T.其中總勞動時間T＝∑t＝∑t[，1]＝T[，1].所以，無論是同類產品、部門產品還是社會總產品的總價值量總是等于耗費在產品中的總勞動時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述了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后，又在《資本論》第三卷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必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總量T[，2]和個量t[，2]表示）。顯然，作為完整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對社會生產、對生產部門、對社會供給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對社會需求、對消費者及其購買力來說也是必要的；不僅要具有勞動耗費上的社會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勞動效果上的社會必需性，即具有兩種含義上的社會必要性，也就是必須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這就是說：“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一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據從這樣決定的商品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價值，即由“所生產的總價值除以產品數，決定個別產品的價值，而且個別產品只有作為總價值的這種相應部分才成為商品?！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義的社會價值，是由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社會必需總量（B）所必要的勞動時間（T[，2]＝Bt[，1]）決定該種商品實際生產總量（A）的實際總價值（W），并由從這個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實際市場價值（w），即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T[，2]）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包括總量價值W和單位商品價值w）。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為生產A量商品實際耗費的總勞動時間，t為單位商品個別勞動時間，n為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b＝B／A為供求系數或產品需求率或產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產品需求率b列為價值決定的一個重要變量，從而把供求關系列入了價值決定。而市場供求是復雜多變的，因此，“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這樣，供求變動就決定了價值變動，進而決定了價格變動。從這種新觀點來看，商品價格隨著供求變動而上下波動，并不是商品價格與價值偏離，而正是有規律地必然地向價值接近，與價值相一致。
再從供求變動趨勢來看，“如果供求決定市場價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場價格，并且進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場價值，又決定供求?！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種供求與價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價格彈性，會把供求、從而也把價值和價格拉向一個均衡點。這樣，雖然在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的整體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不過這種一致只是作為過去的變動的平均，并且只是作為它們的矛盾的不斷運動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時，A＝B即b＝1，因此，就一定時期整體來看，價值決定公式仍然應該是：
W＝bT＝T
w＝bt[，1]＝t[，1]
這個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發生作用，實際上這個公式成立的條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實際上供求在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從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總之，在以上價值決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實際勞動時間（t和T），又包含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和T[，2]）。在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勞動生產率因素。其中也就隱含了決定勞動生產率并進而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種情況和多種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科學技術、經營管理、資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產過程、產品供給和勞動耗費因素，又包含了交換過程、產品需求和勞動效用因素，而在產品需求中也就隱含著產品的效用因素。因為沒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沒有使用價值就不可能有價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兩者總是成正比。因此，這一公式既保留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核，又融合了效用論、供求論、生產要素論、生產費用論、積累勞動論的合理內核，從而這個公式是一個既堅持了勞動價值論基本觀點、又綜合了各種價值論合理因素的價值決定公式，它適用于產品個量價值和總量價值的計算，經得起生產和交換實踐的檢驗。以這一公式為結合點和切入點，我們可以通過吸納各種價值論的合理因素而使勞動價值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并可以進一步探討各種價值論（和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的溝通和綜合。
（二）價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二
馬克思關于價格與價值關系的基本觀點是：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見，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是勞動時間，計量單位是時、分、秒；外在的價值尺度是貨幣、計量單位（以我國現行紙幣來說）是元、角、分。商品的價格應該以商品的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馬克思關于價格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又一重要內容。有人由此認為，理論價格就等于價值，諸如1小時勞動＝10元之類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時有所見，其實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這里，至少要加入一個單位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的貨幣轉換系數h，才能使兩邊相等：如只有當h＝10元／小時勞動，才能使10元／小時勞動×1小時勞動＝10元。我們設商品價格為G，商品價值為W，貨幣系數為h，以上關系式可通化為價格決定公式：
G＝hW＝hbt[，1]
這里的價格只是一般理論價格，實際市場價格與這個價格還會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負的差價，這些差價有的是由不同地點、不同流通環節商品中包含著某些追加勞動、從而商品價值變動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條件變化（如季節、氣候變化）、市場競爭因素、國家政策因素、消費心理因素、社會時尚變化，以及種種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價值決定的內生變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勞動量變動即價值變動引起的差價可納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價格變動和差價可用G表示，列入價格決定的一個子項，從而上式可完善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負，從社會總產品來看在一定時期可作為正負值互相抵銷，也就是∑G＝0.從而使社會產品總價格仍然等于總價值、即總勞動時間乘上貨幣系數，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一般以一年計算）來說，G應該用全年全國勞動者國內生產凈值計算，W或T應該用全年平均勞動者人數乘勞動者全年平均勞動時間計算。由于目前統計指標和數據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從業人數（R）乘從業人員平均勞動時間（T）計算，即：
h＝GDP／RT
通過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計算出h值的年變化率h′。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為基期年份）
根據以上公式和有關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大體計算出一國h值和h′值。以我國近幾年為例，可通過測算列出表1：
表1中國h值測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費
（億元）（萬人）（小時）（元/小時）（%）儲蓄利率物價指數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說明：T根據我國從1994年實行每周5.5天工作制、從1995年實行每周5天工作制、從1999年節日假由7天延長至10天計算。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1）》，《中國統計年鑒（1998）》。
以上測算結果表明，h、h′都是客觀存在、可以計算的，h值實際上是以貨幣計算的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h′部分地反映著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部分地反映著貨幣幣值的變化，h′值與物價指數和利率水平都存在著正比例或正相關關系。h′值變化表明，同量勞動在不同年份會對象化為不同的貨幣量，其貨幣量一般會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貨幣在不同年份會代表著不同勞動量，其勞動量（從而價值量）會逐年減少。由此可見，一定量貨幣、投資額會發生有形無形貶值，給予適當利息補償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價格決定公式，也就是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式。這個公式表明，價格與價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顯區別，同時又有密切聯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關的關系，歸根到底，價格是現象，價值是本質，價格是形式，價值是內容。正如列寧所說：“價格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價值是價格的規律，即價格現象的概括表現?！保ㄗⅲ骸读袑幦罚形陌?，第20卷，1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傳統理論上總是把供求關系排除在價值決定之外，把投資利息排除在價值構成之外，這樣就使價格與價值越來越遠，使價值越來越成為不可捉摸的東西，使等價交換只能成為偶然現象，使價值規律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也就不成其規律；相反，不等價交換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從而具有規律性?，F在我們通過以上價值決定和價格決定的理論和公式的確立和推導，價格與價值、理論與實踐就能無限接近，趨向一致，價值范疇就能從價格形式上經常得到反映，使價值真正成為價格的規律，使價格真正成為價值規律的表現，使勞動價值論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三）勞動價值論視域的利息理論和利息率公式
馬克思關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觀點是：利息是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剩余價值，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規律決定，而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這種決定是偶然的，純粹經驗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潤率，最低界限則完全無法規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經濟學在利息理論上則有時間偏好論、節欲論、迂回生產論、投資和儲蓄論、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論、由資本供求決定的均衡價格論等等。我國學者對利息的存在一般是從資本的貢獻、資本的稀缺性、激勵投資的必要性等方面來解釋的，而利息的來源仍然是剩余價值或社會純收入。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從勞動價值論上對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學的說明。
其實，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從勞動價值論視域來認識和說明。事實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價值的剝削收入，也不是由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利息率的決定，不只是有一個平均利潤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也不是純粹偶然、純粹經驗、沒有規律地決定的，而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是由投資貶值、投資費用、投資風險、供求關系等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首先，資本額或投資額都表現為一定的貨幣量，代表著投資者提供的積累下來的一定勞動量和價值量，但同一價值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表現為不同的貨幣量，通常是由于通貨膨脹而發生貨幣貶值，這是投資的有形貶值，理應得到補償。其次，“撇開一切偶然的干擾不說，現有資本的一大部分，會不斷在再生產過程的進行中或多或少地貶值，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生產商品原來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再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并且這種時間由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減少。因此，在社會生產率的較高的發展階段上，一切現有的資本不是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長期過程的結果，而是表現為相對地說非常短的再生產時間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是投資的無形貶值。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離不開必要的投資額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離不開作為過去勞動積累的資本的一份貢獻。因此資本的無形貶值可以而且應該在資本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貢獻的限度內得到補償。例如，從以上表1可知，同樣1小時勞動，如將勞動復雜程度變化忽略不計，其價值量是相等的，但卻表現在逐年變化的貨幣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這里有貨幣貶值、勞動生產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開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資1.19萬元，至2000年就應獲得本利和6.28萬元，其中獲得的5.09萬元利息，是投資者投資有形無形貶值的應有補償，是投資者投資所代表的勞動量和價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沒有占有任何人的勞動和剩余價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原因和變故，投資會有部分乃至全部喪失的風險，股市有風險，銀行貸款有風險，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資也有風險，因此，適當的風險補償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勞動和費用，如1999年我國銀行系統職工人數已達205萬人，（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勞動、工資和費用；股民需要關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長期勞動積累的資金投放到某個項目上，對誰都不是一種小事，都是一種極其重要極其復雜的勞動。資本的成功運用和運作所要求的知識、洞察力和判斷力，以及為此需要付出的勞動和努力，決不比其他勞動來得差。（注：晏智杰：《勞動價值學說新探》，序第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由于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資有形無形貶值、投資風險、投資費用必要的補償，是對過去積累的勞動和正在進行的投資勞動的必要的補償，是勞動耗費的一部分，是產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此外，資本供求率始終是市場利息率的決定因素之一。這樣，理論利息率的決定和計算就有了客觀依據，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論利息率＝（通貨膨脹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資本貢獻率＋投資風險率＋投資費用率）×資本供求率。
（四）勞動力價值公式
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基本觀點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時還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訓練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醫療保健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資本家用來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也就是支付給雇用工人的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為工人階級是掙一文吃一文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傭工人所得的工資將全部用于生活消費而沒有分文剩余，其結果，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僅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同時也是勞動力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的這些觀點符合他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況與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們必須研究新情況，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論。
第一，今天的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就絕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再是掙一文吃一文而無分文積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至2000年，中國個人儲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已達10萬億元以上，加上個人經營投資和住房投資已達20萬億元以上，股民已達5800萬戶。（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更遠遠高于中國。這些新情況是傳統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工資理論和積累理論解釋不了的。因此，現代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價值已經不僅僅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而應該包括更多的項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而其他商品的價值都包括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和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兩部分，那么勞動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部分，僅有這一部分還不足以生產和再生產、培養和造就出現代勞動力，這里必須付出兩種不可或缺的活勞動，這就是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
第三，家務勞動是勞動力再生產中完全必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F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務已經成為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員從事的這種服務在家庭內部也應該視同商品，承認其價值和使用價值，盡管這種價值很快被家人消費了，但家務勞動者仍然是創造價值的。這種勞動完全是生產勞動力的必要活勞動和必經工序；否則，嬰兒甚至無法長大成人，更談不上再生產勞動力。再則，按照傳統理論，同樣兩個勞動力，如果一個使用保姆，一個不使用保姆，由于有無保姆費用的不同，兩者的勞動力價值就不同，工資也應不同，這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指出：“對每個國家的經濟來說，家庭內的生產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家庭和其他居民戶，事實上都可視為小型的工廠。即使是最先進的國家，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產出極有價值的商品及服務?！薄艾F在的確是把家務勞動也算在GDP里面的時候了?！备鶕晃唤淌诘慕y計，“美國從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為止，家庭內的生產值，超過了GDP的20％以上，而聯合國最近公布的人力開發研究報告顯示，家庭內的生產值占全球生產值的比例，竟然高過40％。”（注：加里·貝克（貝克爾）：《生活中的經濟學》，中文版，140～14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學勞動是現代勞動力再生產中極其重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中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在勞動力培養和勞動力價值中，人們往往只重視教師勞動和教育費用，求學勞動往往被忽略不計。其實，學生和成人的求學勞動是勞動量更大、更為重要的一部分勞動。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學習是勞動，并且應當永遠是勞動，是充滿了思想的勞動。”（注：烏申斯基：《教學法原理》，中文版，125頁。轉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錄》，23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實上，同樣的生活資料和教育費用，同樣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培養出的勞動力的素質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學習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學是內因，學生的勞動比教師的勞動更重要。人是主體，物是客體，人格化、人才化勞動比物化勞動更重要。當今世界，經濟是知識經濟，教育是終身教育，社會是學習社會，社會組織是學習組織，求學勞動更為長期，更為艱巨，更為重要。據統計，至2000年，我國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數已達2.2億人，占全國人口17.4％，約占6－60歲人口22％。（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據我國學者王琪延研究，中國城市男女居民在終生總時間中，有45％屬于生活必需時間。29％屬于閑暇時間，10.5％屬于工作時間，8.5％屬于家務勞動時間，7％屬于學習時間。（注：王琪延：《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分析》，載《社會學研究》，2000（4），第93頁。）在工作、學習和家務勞動三項勞動時間中，工作時間占40.4％，學習時間占26.9％，家務勞動時間占32.7％。可見，學習時間加上家務勞動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工作時間。因此，我們研究勞動價值論，應該研究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創造的價值（這是一種凝結于勞動力價值中的潛在價值，這里不去多說）；我們研究勞動力價值，應該包括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等勞動力生產中所必要的活勞動所形成的價值。
由此可見，勞動力價值（以V表示）應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教育培訓費用和醫療保健費用（以V[，1]表示），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構成部分；其二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家務勞動形成的價值（以V[，2]表示）；其三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求學勞動價值（以V[，3]表示）。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新的較為完整的勞動力價值公式，即：
V＝V[，1]＋V[，2]＋V[，3]
這個公式更符合現代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客觀實際，能合理解釋勞動者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的價值源泉。
（五）成本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成本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產品成本（K）包括生產資料耗費即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其中包括勞動資料價值C[，1]和勞動對象價值C[，2]）和工資即勞動力價值（V）這兩項。從現代社會化全球化生產過程和社會分工協作關系看，產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種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1]＋C[，2]）外，還應該包括各種非物化勞動有償轉移的價值（C[，3]），如各種外購服務產品和知識產品轉移的價值。同時，除了這些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外，還應該包括各種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
其一是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這些公共產品包括社會公共需要的社會制度、社會管理、社會規范、社會秩序、社會環境等等。這種公共需要是從人類共同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產生的?，F在隨著生產社會化、全球化、電子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的發展，不僅一個企業內部需要嚴格的科學管理，而且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強宏觀的科學管理。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一切政治上的勞動都是間接的生產手段，都是整個社會勞動中必要的組成部分。恩格斯說過：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促進和阻礙兩種不同的反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鄒東濤教授以日本明治維新、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發展為例，論證了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觀點。（注：鄒東濤：《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載《理論動態》，第1522期。）我國近50年來的歷史經驗從正反兩方面充分證明了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而優越的社會制度等公共產品的提供，需要公務人員付出艱巨復雜、優質高效的公務勞動。這些公務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一般是間接融合和實現在其他各種社會產品中，是通過稅收等形式實現補償和再生產的。因此，國家稅收并不完全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稅收中用于經濟、社會、行政管理和國防的費用，用于科技教育衛生事業和環境保護的費用，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資利息，如上所述，這也是一種間接的勞動耗費和勞動補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包括為了開發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礦藏、生物等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產前、產中和產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勞動和支付的費用，這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以土地資源來說，傳統理論認為，土地是自然資源，地租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開墾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資源，也有人類勞動凝結在其中，也有價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勞動報酬，一種間接成本。
由此可見，傳統上所說的成本只是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還應該包括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為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S[，1]為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S[，2]為投資利息，S[，3]為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
（六）剩余價值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是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差額，也是商品價值與成本價格的差額；剩余價值來源于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反映著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范疇。（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對這一傳統理論，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再認識：
第一，剩余價值始終是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因而剩余價值范疇與價值范疇一樣，是商品經濟所固有、并與商品經濟共生共滅、始終并存的歷史范疇，它適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從而既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但在不同社會，剩余價值有不同歸宿，反映不同經濟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歸資本家所有，反映著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歸社會公眾所有，反映著勞動者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剩余價值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被創造出來，因此不是一種個人力量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力量的產物，理應歸社會公眾所有，為社會公眾造福，為社會進步服務。這正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合理、更進步、更優越的真諦所在，也是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堅實理論基礎?？茖W社會主義應該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
第二，傳統理論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稅金都看作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稅金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產品社會成本、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我們應該把這些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較為確切地計算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計算公式為：
M＝W－C－V－S
第三，傳統理論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活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而現代化社會化全球化的大生產大流通表明，剩余價值及其轉化形式：利潤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也來自于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而且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或總體工人的剩余勞動，還越來越多地來自于科學技術成果潛在價值的轉化和實現，來自于生產力巨系統中的系統效應。因此，剩余價值的來源決不只是一個而至少有三個：一是來自勞動者（包括生產工人、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等總體工人）活勞動中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M[，1]）；二是來自無償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學技術成果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知識剩余價值或技術溢出價值（M[，2]）；三是來自生產力系統中系統效應形成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社會剩余價值或系統剩余價值（M[，3]）。
根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把不屬于剩余價值的社會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價值的來源從一個擴展為三個，從而就能較為準確地計算出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以及活勞動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中計算剩余價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簡化形式上只是加減法，而實際上要復雜得多，要應用現代數學和現代系統科學。
（七）價值構成新論及其公式
勞動力供求理論范文5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 新生代勞動者； 需求；薪酬體系
一、引言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勞動者通過轉讓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來實現其交換價值。因此，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薪酬是其交換價值―即“價格”的體現。而商品的價格通常由其供求關系決定，這意味著勞動者的薪酬首先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情況決定。
除了作為勞動力的供給者，勞動者的另一身份是“社會人”，社會人的“需求”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科學研究課題，1943年，美國心理學家Abraham H. Maslow（1908-1970）通過對人的行為和心理的系統研究，建立了一個從生存、安全、社交、尊重到自我實現的需求模型，即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勞動者為了滿足這些生存和發展的需求，就必須獲取足夠的勞動力交換價值，這對勞動力的價格將產生一定水平上的要求，因此，勞動者的需求是勞動力價格的重要影響因素。
而且，供求關系和勞動者的需求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當供求關系不緊張，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勞動者處于“競爭上崗”的地位時，勞動者的需求首先是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其他更高層次的需求會被暫時壓縮甚至放棄；而反之，當供求關系緊張，勞動力市場供小于求時，勞動者處于“待價而沽”的地位，這意味著勞動者的基本生存需求將很容易得到滿足，此時，勞動者將提出更多的安全、社交甚至更高層次的需求。因此，勞動力的價格，即勞動者的報酬，實際上意味著在供求關系和人的需求的相互博弈中尋求著合理的平衡。
二、生產工人的供求關系和需求研究
1.從“民工潮”到“用工荒”
上世紀80年代，隨著國家經濟改革措施的推進和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頒布，大量農民工進入東南沿海等經濟相對較發達的大城市務工，當時農民工的這種進城務工風潮被稱為“民工潮”，從市場供求關系來看，民工潮意味著大量的勞動力進入市場，供求關系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豐富的勞動力供給企業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強有力的幫助，給城市的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2004年以來。我國沿海地區逐漸產生用工荒現象，2004年7月15日《南方周末》報道《中國國情重大變化：遭遇20年來首次“民工荒”》，文章介紹，2004年春節后福建省晉江市工業企業開工率80%-85%，其中陶瓷行業的開工率不足50%，珠三角加工制造類企業的工人缺口2004年高達200萬人；而長沙3月份以來進城做保姆的農村婦女減少了70%……。此后十年間，“用工荒”現象愈演愈烈，在歷年的春節前后表現尤為激烈，且用工荒的現象逐漸從沿海地區向內地擴大，缺工類型也在逐步多樣化。
2014年，根據經濟觀察網2月28日《劉福垣：用工荒是很正常的》文章報道：據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服務中心調查，廣州今年節后用工缺口將達12.33萬人。而中部城市武漢市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據武漢市人社局調查統計測算，今年武漢企業缺工9萬到11萬人，比去年增加1萬到2萬人。而參考人社部網站7月17日的《2014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狀況分析》的部分城市崗位需求和求職排行榜數據（表一），用工荒的嚴峻形勢可見一斑。
而在愈演愈烈的用工荒現象中，技工荒的矛盾尤為突出，國際勞動組織的研究成果顯示，目前發達國家技術工人構成中，高級技工以上者已占35%以上，中級占50%，初級占15%。相比之下，2010年底我國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勞動者額比例僅為25.6%，與發達國家的水平相比還有明顯距離。高技能人才的短缺已經是國內各行業、各地區普遍存在的現象，例如，2010年，蘇州市全市技術工人初、中、高級比例為36：56：8，與制造業發達國家高技能人才比例相去甚遠。而有關調查顯示，今后兩三年中，北京市的技能人才缺口總量達60萬人，其中，高級技工、技師、高級技師的缺口約為13萬人，產業發展與升級受到制約。
用工荒、技工荒的形成有經濟發展、政策導向、勞動者結構變化和需求變化等多種因素，但其直接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使得地區和企業不斷提高勞動者的薪酬福利水平，盡可能的吸引和穩定勞動者，緩解用工缺口。
2.“新生代”勞動者的顯著變化
勞動者結構變化和需求變化是催生用工荒的一個重要原因。當前構成勞動者主體的16歲-30歲的人群，主要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他們成為當今的“新生代”勞動者，他們在社會特征上與上一代勞動者（上世紀60-70年代）有著明顯不同。
勞動力供求理論范文6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戶籍隔離管制；城鄉分割；制度性樊籬；城鄉統一市場；連鎖超市模式；湖南
培育發展勞動力市場，不僅是深化勞動就業制度改革，盡快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需要，也是在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促進就業矛盾全面緩解的客觀要求。那么，作為中部農業大省的湖南，其勞動力市場發育的現狀如何？“十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怎樣消除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不利影響，盡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并充分發揮城鄉統一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呢？在此，筆者試為求解這一系列現實問題作一點實證分析與理性思考。
一、湖南勞動力市場發育現狀的實證分析
1995年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
注：此文是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2001～2002年立項課題“‘十五’湖南城鄉就業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三（批準號：201076B ）
步完善，我省勞動力市場伴隨勞動力供需雙方選擇性的增強，體系已初步建立，機制正逐漸形成，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已開始顯現。據資料介紹與實地調查，在各級政府勞動部門的精心規劃與政策引導下，我省以勞務輸出、職業介紹、就業培訓、技能開發和失業保險為主要內容的多元社會化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已基本形成，并在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以及促進勞動者就業競爭能力增強等方面已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資料表明，僅2001年全省縣以上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就已舉辦各種形式的勞動力供求見面洽談會2200多場次，有近10萬家用人單位，攜帶56.11萬個就業崗位，主動進入勞動力市場挑選勞動力；全年有87.03萬城鄉勞動者主動到勞動力市場尋找就業門路，其中企業下崗職工20.7萬人，城鎮失業人員26.09萬人，其余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各級各類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發揮中介作用，已幫助近30萬有求職愿望的勞動者實現了就業再就業，其職業介紹成功率達34％。同時，全年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為廣大求職者提供職業指導64萬多人次，為全省10多萬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提供了就業培訓和轉業訓練，從而極大地活躍了全省勞動力市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省就業壓力的有效緩解。
然而，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就整體而言，由于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還處于初步發育階段，市場運作機制不夠健全，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還沒有真正形成。加之“城鄉戶籍隔離管制”制度剛性的負面影響，使全省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合理轉移，仍然受到種種“制度性壁壘”的阻礙，導致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在發育中還存在不少缺陷與不足，主要體現在：
——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仍存在嚴重的城鄉分割問題。這里講的“城鄉分割”，不僅指勞動力交換場所在空間位置上的分割，而主要指勞動力市場在運作機制上的制度性城鄉分割，即城鎮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在市場交換中至今未建立起統一的游戲規則，因而二者在就業方式上仍然存在種種制度性壁壘。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鎮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就業，一般相應地建立了比較穩定和規范的勞動關系，而農村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應地建立起正規的勞動關系，更談不上享受養老、失業、醫療等項社會保險；二是各級政府勞動部門在統計失業率時，仍僅僅考慮了城鎮這一塊。也就是說，至今農村勞動力即使在勞動統計上的“國民待遇”也還未得到真正落實。這樣，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根本無法獲得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為其提供的職業指導和就業培訓等項服務，而只能游離于城市勞動力市場之外，在體制的邊緣和狹縫中求職業、謀生存。
——勞動力市場體系的覆蓋半徑短小，市場組織形態的規模不經濟。由于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之公平競爭與非歧視等市場規則不完備，不僅導致勞動力供求信息的搜尋、處置成本及供求雙方相互選擇的機會成本過高，而且使城鄉分割的各類“小市場”彼此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況，造成各個被分割了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其覆蓋半徑無法獲得應有的延伸和拓展。如此，不僅不利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有效轉移，而且使得社會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企業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話。
由此可見，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確實存在運作機制扭曲和城鄉分割的嚴重問題，且導致這些問題的成因無外乎如下幾點：
其一，不夠規范的政府行為是造成市場機制扭曲的一個直接原因。近年來，我省的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特別是去年省政府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投資若干政策規定（30條）出臺以來，我省民營經濟發展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不僅支撐了全省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非公有制經濟對全省就業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70％以上。在這一發展進程中，非公有制企業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在效率原則驅使下，考慮到城市非技能型勞動力的價格（市場工資）往往高出農民工許多，且不如農民工吃苦耐勞，其管理難度相對較大的現實情況，更樂于招聘使用農民工。從而，導致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就業再就業的難度加大，并由此造成了經濟高增長與城鎮高失業并存的奇特現象。一些政府部門為扭轉這一格局，緩解城鎮失業壓力，又重新撿起了帶“歧視性”的行政手段，一邊清退農民工，并從政策上人為抬高農民工進入城鎮就業的“門檻”，一邊又大大提高企業使用農民工的收費標準，試圖通過經濟手段迫使非公有制企業“優先”聘用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這一系列消極的“反失業”舉措，其實質是因政府行為失范而帶來的一種針對農村勞動者的“就業歧視”政策，同時也是我國戶籍管理與就業制度改革的一種逆轉，既嚴重破壞了就業競爭的公平公正性，又導致我省就業機制出現新的扭曲。
其二，“城鄉戶籍隔離管制”的制度剛性及由此帶來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導致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主因。近年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全省各地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行政性控制雖有所松動，但由于制度剛性和路徑依賴的不利影響，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時緊時松的問題。特別是傳統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與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的慣性影響，導致即使已經長期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也無法順利轉變成永久性遷移的市民，而只能邊緣化地處于城鄉分割的市場狹縫中四處“漂流”。
據對我省部分市州勞動力市場運作情況的實地調查，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主要是一種制度性分割，其消極后果主要是三點：一是使全省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無法實現有效轉移，既制約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又妨礙了全省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廣大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使我省有效需求的增加缺乏動力，進而嚴重阻礙我省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影響了全省就業機會的有效增加。二是不利于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形成，并制約了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充分發揮，進而使國企改革、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勞動關系的處理等問題的解決，均已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三是迫使進城農民遠離勞動力市場體外“漂流”，并導致“灰色勞動力市場”盛行和不正當就業競爭加劇，從而反過來加大了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就業再就業的難度。
二、構建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思路
（一）可行性分析
近年來，隨著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勞動力具有商品屬性，培育勞動力要素市場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這一點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已基本形成共識。勞動力商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殊就特殊在無論它交換與否，始終附著于勞動者個人身上。因而，勞動力的商品交換是一種極其特殊的交換。一般說來，我們不把勞動力交換稱為“賣買”，而通常稱之為“讓渡”。這樣，勞動力市場自然也是一種帶特殊性的要素市場。它在履行場內交換時，所讓渡的是一種依附于勞動者自身的勞動力。故嚴格地說，勞動力市場是一種讓渡勞動力的場所及其讓渡過程的一系列“游戲規則”的總和。通常，我們將前者稱之為勞動力的有形市場，將后者稱作無形的市場機制。
正因為如此，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之所謂“城鄉統一”，并非要求進行勞動力交換（讓渡）的有形場所在時空上要一致起來，而主要指在勞動力交換（讓渡）過程中，無論城鎮還是鄉村，都必須實行統一的“游戲規則”，而不能有任何制度性“壁壘”，更不能對某一群體有所“歧視”。
可見，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構建是否具有可行性，主要取決于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壁壘”能否沖破。即能不能消除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和有差別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這兩項傳統制度進行改革創新后，其正面效應是否大于負面影響。我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上述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其理由在于：一是從法律的角度看，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早已明確規定，凡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生活的公民，都應該享有平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包括平等的勞動權和居住權等。實行傳統的城鄉戶籍隔離管制和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這一事實上的“身份歧視”政策顯然有違“國民待遇”平等的法理。二是從改革發展的趨勢看，縮小城鄉和全體勞動者的身份差別，實現市場供給主體的公平公正競爭，是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總趨勢。同時隨著我省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也迫切需要“減少農民，增加市民”，改變農業剩余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原始轉移方式。三是破除傳統的城鄉戶籍管理和有差別的福利保障制度，不僅是逐步消除城鄉與工農“兩大差別”的需要，也符合國際通行規則，且改革和創新的收益必然大于成本。它的創新收益主要體現在：其一，有利于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緩解農村就業矛盾，并提高我省農業勞動生產率，從而使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消費水平提高；其二，有利于加快我省城鎮化進程，推動全省產業升級和二、三產業比重的提高，從而使整個經濟的就業容量增加；其三，有利于增加城鎮勞動者就業的替代壓力，促使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在轉變就業觀念的同時，通過培訓迅速提高自身素質和就業競爭能力?？梢姡瑥奈沂嶋H出發，盡快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指導思想與原則
“十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指導思想是：以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論述為指導，從盡快形成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積極擴大城鄉就業，改善全省人民生活出發，在認真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湖南省情，順應全省推進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和總體要求，在進一步深化城鄉戶籍管理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大力培育發展全省統一、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為全面緩解城鄉就業矛盾、穩定就業局勢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外部條件。
其基本原則是：①統籌兼顧原則。今后，我省在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過程中，必須把城鎮就業與農村就業一并考慮。特別是在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中，必須城鄉統籌兼顧，而不能再搞新的“城鎮就業壟斷”，更不允許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采取“歧視性政策”；②宏觀調控原則。要通過對城鄉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的經常性調查，及時掌握全省勞動力資源的供求數量、供求結構及其城鄉分布狀況，并適時采取經濟的和政策的措施，從宏觀上合理調控城鄉失業率，以盡量避免矛盾沖突；③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當勞動力市場供求矛盾突出，失業壓力較大時，全省各級政府要通過積極的就業投入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發展，以提高全省經濟增長的就業密度，并大力發展就業容量大、投入少、見效快的第三產業和民營企業。當全省勞動者的就業比較充分，市場供求處于均衡時，我們又必須注重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以提高用人單位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益，并盡可能裁減企業冗員，促進企業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升級。
（三）基本思路與目標模式
根據上述指導思想與原則，我省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思路是：第一步，由全省各級勞動部門抽調專門力量，認真開展今后一個時期城鄉勞動力資源的調查預測，并對各大產業的發展概況以及今后一個時期勞動力的需求作出科學預測，在澄清勞動力供需底子的基礎上，建立起勞動力供需的動態模型，為培育全省統一勞動力市場提供現實依據。
第二步，對全省現有各級各類勞動力市場及其服務機構（包括職業介紹中心、鄉鎮勞動服務站）進行電腦聯網，以暢通勞動力供需信息的傳輸渠道，并切實做到全省信息資源共享。同時，順應加快城鎮化的需要，為促進小城鎮服務業的發展，重點扶持縣鄉兩級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建設，使之盡快成為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有形載體和可靠基礎。
第三步，切實深化戶籍管理、社會保障和農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就業地入戶登記、農用土地合理流轉和無差別的福利保障等項制度，從而消除妨礙全省城鄉勞動力流動、轉移的種種制度性壁壘，為盡快建立全省統一、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步，在進一步暢通信息渠道，降低信息搜尋處置成本，優化勞動力供求信息傳輸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現有勞動力市場的覆蓋半徑，從而使全省各地彼此分割的各級各類“小市場”，通過現代信息傳輸手段，不留死角地全面實現聯網運作。
本著這一基本思路，筆者主張，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目標模式應選擇為：覆蓋半徑大、組織成本低，且勞動力供求信息搜尋渠道暢通、傳遞方式先進的“勞動力連鎖超市”。
三、促進城鄉統一市場發育的政策取向及對策
（一）政策取向
眾所周知，勞動力的配置與再配置，以勞動力的流動為必要條件。能不能建立起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盡快形成勞動力的市場配置機制，關鍵在于能否迅速拆除有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樊籬”。那么，目前仍有哪些制度性樊籬在妨礙著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拆除這些“樊籬”的政策取向如何呢？我們認為，也許其最大的“樊籬”即在于“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及伴隨而來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已成為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過程中，阻礙勞動力供求雙方自由交換與選擇的一種“超經濟的行政性強制”。因此，今后我們拆除這一樊籬，破除“超經濟的行政性強制”的政策取向，就只能是徹底消除城鄉界限，逐步縮小城鄉之間不合理的福利保障差別。今后制定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基點，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調整與制度創新，使城鄉勞動力能夠合理流動與自主擇業，并使勞動力市場真正成為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和主要手段。
（二）對策措施
為拆除有礙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剩余勞動力流動轉移的樊籬，沖破不利于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形成和發育的制度性壁壘，促進全省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筆者認為，必須采取如下對策措施：
第一，盡快建立起有權威和全省統一勞動力供需信息的搜尋與組織系統及其管理制度。據問卷調查，目前，影響全省城鄉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實現就業再就業愿望的因素很多，除個人主觀原因（包括就業觀念、文化技術素質等）外，戶籍與地域限制、擇業自由、用人單位進人限制等制度因素仍構成主要障礙。然而尤其值得重視的一個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勞動力供需信息不完全。據對湖南省益陽市近1000名農業剩余勞動力和近200名企業下崗職工的抽樣調查，分別有40％的農民和25％的下崗職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事做，哪些工作適合我做”，還有35％的人認為如今“找事做需投入的時間、開支和精力太大”?？梢?，在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下，勞動力供需信息機制運作的狀況如何，對勞動者尤其是農村勞動者的就業和轉移產生著十分重大的影響。因此，適應市場取向就業制度改革的需要，為發揮城鄉統一市場對社會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我們必須切實抓好勞動力供需信息搜尋的網絡建設，并通過對全省城鄉廣泛的勞動力資源調查與需求預測，及時掌握其供求狀況。同時，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儲存、交流、傳播與咨詢工作，發揮信息的引導作用，為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提供優良的信息服務。此外，必須把著力點放在建立全省城鄉統一的供需信息交流系統與制度上，從而依靠信息機制的傳導功能來模糊各“小市場”的邊際，延伸市場覆蓋半徑，以沖破勞動力市場行政分割與城鄉分離的種種制度性樊籬。
第二，矯正政府行為和勞動政策的目標取向，發揮全省各級政府勞動部門在催化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以及構建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中的積極作用。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整個社會經濟包括勞動經濟的運行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國家宏觀調控包括社會失業率的調控，都要在市場有序運作的基礎上進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目標模式——“連鎖超市”模式，要求沖破戶籍管理的城鄉分割。為此，不僅要改變政府是用人主體這一“角色錯位”狀況，而且要創新戶籍管理與社會保障等項制度，使城鄉勞動者能平等地參與就業競爭和職業選擇。這就要求我們矯正過來扭曲了的政府行為和勞動政策的目標取向，迅速改變勞動就業城鄉分治的格局。今后政府勞動部門的職責不是管理哪些單位或哪些勞動者，而是要通過戶籍和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創新，提供使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能夠有序運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綜合運用法制、經濟和信息的手段，從宏觀上調控社會失業率和規范市場行為上來。
第三，在健全市場服務機構、搞好相關制度創新基礎上，沖破城鄉分割的制度性樊籬，統籌兼顧城鄉就業。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城鄉的就業矛盾十分嚴峻，公開失業尤其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壓力越來越突出，運用統一市場促進全省就業矛盾的緩解已迫在眉睫。適應這一形勢，在我省加快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們必須把健全市場服務機構、開展相關制度創新，作為完善“統一市場”機制的著力點，因勢利導，促進全省城鄉勞動力“連鎖超市”的盡快形成。為此，一是要抓好市場服務機構建設，大力發展各級各類職業介紹和人才交流中心，并著力健全全省統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傳輸、交流系統，使之迅速形成部門分工協作、城鄉縱橫相聯的勞動力供需信息網絡。二是要注重市場法制建設，通過立法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執法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秩序。三是要大力進行戶籍管理、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等項制度創新，通過消除勞動力流動尤其是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壁壘，提高城鄉勞動者的文化技術素質和就業競爭
能力，從而為盡快實現農村勞動力市場與城鎮勞動力市場合龍并軌，消除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行政性障礙，扭轉勞動就業城鄉分治的傳統格局，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外部條件。
參考文獻：
1、符鋼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的經濟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湖南省職業介紹服務中心：《我省勞動力市場供求透視》，《湖南勞動保障》，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