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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增速范文1
內容摘要:本文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關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要求,以保險業因素為切入點,探索宏觀經濟增長與保險業發展的動態關系,運用實際總保費收入和我國實際GDP數據對兩者因果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在我國兩個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有顯著貢獻,這與之前研究得出結論不一致。本文在此基礎上總結了原因,提出了“十二五”期間相應政策建議。
關鍵詞:保險 經濟增長 協整 格蘭杰因果
“十二五”規劃綱要在有序拓展金融服務業與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中,對保險業進一步發展提出具體要求,綱要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建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預警體系和處置機制,……強化保險機構的創新服務能力和風險內控能力,加強保險業償付能力監管,深化保險資金運用管理體制改革,穩步提高資金運作水平”。
既有金融與經濟增長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銀行業方面,保險業與經濟增長聯系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多集中于理論探索,實證研究更少。在傳統貨幣經濟學理論中,銀行作為流動性來源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一環,對真實經濟有深遠影響。
然而保險作為特殊的金融中介,承擔著風險轉移分擔功能,對于真實經濟增長的影響同樣不能忽略。本文研究結合當前中央工作重點,集中于我國的宏觀實證數據,以期對我國保險業發展提供政策參考。
目前闡述保險業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主要研究成果認為,保險市場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保險業是否能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與國別特征有關;現階段我國保險市場功能的發揮受到約束條件的限制,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均衡關系,但是在用名義值與實際值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的時候卻發生了分歧:以名義值檢驗的結果表明經濟增長是保險發展的格蘭杰原因,但是反之不成立;而以實際值檢驗的結果說明兩者之間互不為格蘭杰原因。
考慮到保險業與經濟的互動作用與監管環境、經濟結構與文化形態有關,所以本文主要以我國為例,利用我國2000年第1季度-2010年第3季度之間的季度數據進行分析。
實證檢驗分析
(一)基本關系
1.保險業發展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保險的基本職能是轉嫁風險和補償損失,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顯著正外部性,能從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兩個方面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保費提高還可降低逆向選擇風險。
保險作為金融中介,通過影響資本積累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Lemond(1994)認為,保險投資一方面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規模,另一方面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Levine和Zervos(1996)則指出,保險通過資本積累使資金流動性提高,能夠促進經濟增長。
2.經濟增長能夠提高保費收入。消費方面,經濟增長會帶動消費增加。Outreville(1996)認為,GDP每增長1%,會帶來超過1%的非壽險需求增長。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滿足了基本生存需求后,保障性需求的增加會使人們更多的購買儲蓄性保險產品。對生產方面來講,GDP的增長會帶動企業的新增投資,新增投資部分的保險需求會增加社會的保費收入。
3.我國保費收入同GDP的聯系。饒曉輝、鐘正生(2005)認為現階段保險市場的發展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才是保險市場發展的原因。但從近年保險業市場迅速發展形勢來看,我國保險市場正在逐漸發揮其轉嫁風險和風險補償功能,金融抑制現象也有所改進,社會主體在考慮消費和投資行為時會更多的考慮保險因素,因此,保險業發展對于GDP增長的正向沖擊可能越來越明顯。我國經濟增長對于保險業發展的解釋力可能依然較強。
(二)研究方法
本文涉及兩個宏觀經濟變量,即代表保險業發展的總保費收入和代表經濟增長的GDP,選取實證研究常用的VAR模型。下面是兩變量的VAR模型簡化形式:
y1t=α(L)y1t+β(L)y2t+ε1t
y2t=γ(L)y1t+θ(L)y2t+ε2t
本文涉及的兩個宏觀經濟變量具有典型的非平穩序列的特征,需要先進行協整分析,VECM表達形式如下:
φ(L)Yt=C+AB`Yt-1+εt
協整關系分析要求樣本量較大,因此本文利用2000年1季度-2010年3季度的實際總保費收入(PI)季度數據作為保險業發展水平的度量指標,利用同時段實際GDP季度數據(RGDP)來衡量經濟增長的水平,共43個樣本。
(三)模型檢驗
1.單位根檢驗。本文所有計量分析均使用Eviews6.0完成。由于是季度數據,設定最大滯后階數為8,采用AIC信息準則確定最優滯后階數。通過檢驗發現,兩個序列都為非平穩序列,因此可以確定PI和RGDP都為I(1)序列。ADF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2.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單位根檢驗,確定PI和RGDP兩個序列都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兩者可能存在長期協整關系。獲得協整向量的估計結果(即矩陣B`),得到均衡誤差B`Yt-1,進一步得到VECM系統的估計結果。利用“Lag Order Criteria”來進行滯后期數的選擇,結果顯示所有信息準則和似然比率檢驗法均指向6,按照“多數原則”,協整分析應該建立在VAR(6)的基礎上。在EViews6.0 VAR模型滯后期數的判斷結果基礎上,得出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一般來說,跡統計量的結果更加可靠,因為跡統計量實際上是一個聯合顯著性檢驗。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跡統計量關于協整向量個數為零的原假設p-值相當接近10%,因此本文依然認為我國保險業實際總保費收入與GDP之間可能存在一種長期均衡關系。Johansen協整分析還得出了標準化的協整向量為B`=(1.000000,-1.139381),則兩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方程為:
PI-1.13938RGDP=0
(0.14272)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4顯示在10%顯著性水平下,實際總保費收入是實際GDP的格蘭杰原因,而實際GDP卻不顯著為實際總保費收入的格蘭杰原因。利用2000年第1季度-2010年第3季度之間的樣本數據得出的結論與以往的部分研究結果出現明顯的不一致。
但RGDP對于PI的Granger casualty接近10%,同時RGDP對于PI的理論解釋力較強,可以認為RGDP對于保費收入有一定的解釋作用。而PI對于RGDP的Granger casualty在5%的水平下依然顯著,可以認為PI對于RGDP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
4.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由于前面進行了Johansen協整檢驗并且得出了一個協整向量,因此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觀察當PI與RGDP之間的這種長期均衡關系發生偏離時,兩個變量如何對其進行反應。下面是根據Johansen協整分析所得出的結果:
PIt=-0.290967zt-1+ε1t
(0.12117)
RGDPt=0.227861zt-1+ε2t
(0.12885)
這表明,在RGDP的t期不變情況下,PI在t期變化消除前一期29%的非均衡影響;在PI的t期不變情況下,RGDP在t期變化增加前一期22.8%的非均衡值。
結論
GDP和保費收入兩個經濟變量都是一階單整過程,即保險業的發展和國內生產總值都具有持久上升發展趨勢。協整關系分析說明PI和RGDP之間存在明顯協整關系,長期均衡關系大致為實際GDP每變動一個單位,實際總保費變動1.14個單位。隨后進行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表明PI對于RGDP的解釋作用明顯,而RGDP對于PI也有一定的解釋力。
保險業的健康發展對于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結合保險業發展歷程以及新一輪五年規劃期間(“十二五”規劃)對保險業的具體要求,總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整體政策上對保險業的關注與支持,建立健全保險體系。由于保險業的發展和國內生產總值都具有持久的上升發展趨勢,國家對保險行業的政策支持,有利于社會資本和財富面臨的風險得到釋放,投資和消費將得到更強的信心支撐,也利于充分發揮保險業的金融中介功能,發揮經濟增長對于保費收入增加的顯著積極作用,與宏觀經濟的增長形成良性循環。
第二,積極拓寬保險服務領域,鼓勵發展適合投保人需求的多樣化險種,滿足市場需求。既然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表明實際總保費對于實際GDP的解釋作用明顯,那么宏觀經濟增長與保險服務領域拓寬帶來的保險業務量增長具有重要的因果關系。
“十二五”規劃強調,要發展責任保險、信用保險,開拓巨災保險,借鑒成熟保險市場的經驗,探索新的發展形式。同時理性處理政府與市場定位,充分發動政府普及保險知識的作用,利用財稅優惠政策鼓勵投保;在市場方面,可以通過聯合基金等形式,將商業保險機構與政府資金通過資本市場結合起來,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
第三,促進保險體制創新,推動保險業務改革。目前保險體制更新較慢,保險業務形式不夠新穎,阻礙保險業務的拓展,對宏觀經濟產生了不利作用。
我國目前五大傳統社會保險正在不斷完善,但存在社會保險資源分配不均等困難。保險體制優化與創新,一方面應該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同一管理,改變政策統籌不夠全面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應該加強商業保險思想在社會保險制度中的作用,靈活運用社會保險執行方式,加大保險制度建設的激勵。
第四,強化保險業風險控制能力,從保險機構自身風險內控和外部監管體制優化這兩方面入手,提高保險機構的資金運作水平。協整關系分析說明RGDP與PI的長期均衡及其逆向解釋同時成立,那么保險機構資金運作水平的提高對于保險業整體風險的控制,以及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也具有關鍵作用。
保險機構自身風險內控可以從保險風險證券化入手,提高保險風險的量化能力與精算水平,合理厘定費率、建立準備金。
《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2006)為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隨著保險業的金融深化,政府應該通過總結這一進程中新的問題,進一步強化銀監會等職能部門的本職功能,覆蓋更為廣泛的保險監管體系。
綜上所述,過去十年間保險業的發展已經為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促進作用。根據以上分析和我國宏觀經濟持續向好的形勢,保險業也將得到進一步的規范與發展?!笆濉币巹澠陂g,將是我國宏觀經濟面臨重大挑戰的五年,保險作為重要的金融因素,其健康發展對宏觀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計量分析與政策解讀,提出政策建議作為參考,不足之處還望指正。
參考文獻:
1.饒小輝,鐘正生.保險能否促進經濟增長―基于中國的實證分析.上海經濟研究,2005(12)
2.Goldsmith Lemond,1994,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
3.Levine, R.,S. Zervos,1996,“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Long-Run Growth”,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0
4.Outreville,J.F.,1996,“Life Insurance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5.Patrick,H.,1996,“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宏觀經濟增速范文2
[關鍵詞] 宏觀經濟;鋼鐵行業;市場風險;影響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2. 054
[中圖分類號] F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4)12- 0084- 03
1 引 言
宏觀經濟指標是企業戰略發展的風向標,而產業或行業的發展也同時影響著宏觀經濟形勢。2010-2011年粗鋼產量變化百分比基本與GDP增速一致:2010年,GDP同比增加10.4%,當年粗鋼產量增速為10.61%;2011年GDP增速9.2%,粗鋼產量增加9.22%。但2012年GDP增速7.8%,粗鋼產量同比增長才3.1%。據中鋼協通報,2012年末,我國粗鋼產量已達7.9億噸,但鋼鐵企業利潤同比下降98.22%,虧損面28.75%;虧損企業虧損額289.24億元,同比增長7.39倍;大中型鋼鐵企業銷售利潤率僅0.04%。此外,鋼鐵的需求一半以上來自于固定資產投資;M2/M1增速一般領先鋼鐵價格增速約24個月,當前者見頂時,后者也將見底。本文從宏觀經濟的多個角度選取了與鋼鐵產業相關的指標來探析各宏觀經濟因子是如何影響我國鋼鐵行業利潤的。
2 市場風險研究概述
廣義的市場風險是指由市場機制作用及其相關因素變化引發的風險,包括根植于市場內在機制的內在風險和根植于市場機制以外因素的外在風險。關于狹義的市場風險,我國學者胡杰武、萬里霜將其界定為未來市場價格(利率、匯率、股票價格和商品價格)的不確定性對企業實現其既定目標的影響[1]。王周偉認為市場風險是指由于市場供求或價格因素(如利率、匯率、證券價格、商品價格與衍生品價格)發生不利變動而使公司的表內和表外業務或公司價值發生損失的風險[2]。張濤、黃國良、姚圣 等認為市場風險主要是指企業在生產和購銷過程中,由于市場行情的變化、消費需求轉移、經濟政策的改變等不確定因素所引起的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發生偏離的不確定性[3]。綜合來看,狹義的市場風險是由利潤、價值或收益的下降而體現的,因此本文以鋼鐵行業的利潤作為鋼鐵行業市場風險的指標來研究??梢岳斫鉃?,行業利潤越大反映市場風險越小,行業利潤越小則說明市場風險更大。
關于宏觀經濟對行業或企業風險影響的研究也不少,如盧永艷以制造業的上市公司為例,運用Logit模型研究了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財務風險的影響[4];邢治斌和仲偉利用ARMA-GARCH模型實證分析了宏觀經濟政策對股票市場流動性風險的影響[5];利用改進的Keen模型研究了宏觀經濟因素對上市公司信用風險的影響[6];李關政選取宏觀經濟因子構建了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MF-Logistic度量模型[7]等。本文主要運用OLS最小二乘法,構建了宏觀經濟與鋼鐵行業利潤關系的回歸模型,在對模型進行修正檢驗后確定最終模型,從而得出宏觀經濟對鋼鐵行業市場風險的影響關系與程度。
3 實證研究
3.1 數據收集整理
3.1.1 指標選取及數據標準化
本文選取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的利潤指標作為鋼鐵行業的市場風險指標(PRO),因為利潤的大小直接反映著企業乃至行業的盈利情況。宏觀經濟因素選取了GDP值、城鎮固定資產投資(FI)、廣義貨幣量(M2)、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PPPI)。數據來源于聚源數據庫,樣本數據為2005年2月至2012年9月的月度時間序列數據共45組。因選取的指標中PRO、GDP、FI、M2是以“億元”單位計,而PMI、PPI和PPPI都是價格指數單位,所以要將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本研究采用的是z-score標準化法,利用原始數據的均值和標準差進行標準化。
宏觀經濟增速范文3
近日,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提出的“2007年中國經濟將在高位增長后回落”等較“悲觀”的形勢判斷,引起專家們的激烈討論。
今年宏觀形勢已成定局:專家對今年宏觀形勢的判斷顯示出驚人的一致,他們認為,今年宏觀形勢總體上非常好。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劉元春用這樣一些指標描述了“好年景”:“2006年全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約10.48%,消費物價上漲了1.5%,固定投資增速為27%,社會消費增長13.6%”。他說,總體上,2006年宏觀經濟依然保持了高速、平穩的樂觀局面。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王一鳴用“總的狀況是非常好,今年尤其好”來形容今年的經濟情況。他說,今年的宏觀經濟指標應該說是歷史上最好的,而且這種狀況持續了四年,經濟非常穩定,“可以說我們甚至超過了美國新經濟那一段持續的繁榮期”。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辜勝阻用投資來“透視”宏觀經濟情況。他說,今年我國整體投資中,有69%的投資是由非國有資產實現的,“這個變化是非常大”。另外,雖然今年預測投資增速為27%,但是,這個指標在西部是34.4%,東三省是42%,東部是41%。他認為,從區域角度看是一個好的現象。
經濟高增長面臨拐點
雖然對今年經濟走勢異口同聲,但專家在對2007宏觀走勢判斷上卻表現出迥異的看法。
劉元春指出,由于下半年出臺比較猛烈的宏觀調控措施,可能使得整個經濟開始在高位進行回落,預計2007年GDP增長率為9.25%,宏觀經濟將結束本輪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
對此,王一鳴不能完全贊同。他認為,經濟增長雖在高位運行,但并未較大偏離多年來形成的軌道。下半年GDP增長雖有微弱回調,但這使經濟增速離我們預期的目標更接近。王一鳴說,“我覺得2007年將會有所回調,但會不會有這么大的回調?我覺得可能還不會。”
人大教授吳曉求也認為,我國從2001年開始,至少能夠保持15年的快速增長。他說,“在更長一點時間內,保持10%的增長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對2007年經濟增長情況,中國人民銀行一位人士認為,不僅要關注增長速度問題,更要關注GDP是如何創造出來的。這位人士說,數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數字怎么得來的。比如說,房子蓋了拆、拆了蓋,兩次都要計入GDP,但是,這并沒有促進國民福利的提高。這位人士說,GDP高速增長,可能使資源過度消耗,而目前這種增長方式,也沒有很好地積累起國民財富。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教授從2007年財稅的角度展望了2007年我國的經濟情況。他認為,在正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中。政府力量比較強。2005年我國政府支出規模突破52000億,占到GDP的30%。因此關注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特別重要的是要關注政府的支出。加上最近3到4年之內,政府赤字規模大體上維持在3000億左右。他說,“隨著GDP的增長,財政赤字的規模不變,實際上就隱藏了GDP的擴大?!?/p>
經濟航母要過幾個雷區
有專家提出美國經濟和我國經濟的相關性很高,“統計認為,這種相關性約為1”,也就是常說的“齊漲齊跌”。
王一鳴說,各方面預測,美國經濟將在2007年回落。辜勝阻認為,美國經濟下滑可能會導致我國出口下降,從而使我國經濟回落。而王一鳴卻認為,即使美國經濟下滑,也并不能說現在已到政策調整的臨界點。
投資問題一直是宏觀經濟調控的把手之一。一位專家指出,今年電力過剩很可能導致2007年成為高耗能產業大發展的一年。王一鳴也認為,我國目前的一些投資,正在為新一輪產能過剩奠定基礎。他舉例說,去年我國鋼鐵產量已達3億噸,但最近杭州、北部灣、廣東都還在籌劃,新的鋼鐵項目,而且這些項目規模都較大。另外,地方搞電廠的積極性仍然非常高,“可能會形成新一輪的電力過剩的局面”。投資速度偏快,會造成產能過剩,從而給經濟帶來了風險。他提出,解決投資增速快的問題,需要通過加強市場準入。
匯率政策從哪里走是宏觀經濟的熱點。王一鳴認為,匯率機制如何調整,如何平衡貿易等將成為2007年調控的重點之一,“擴大每日波幅、漸進升值”是很好的。北京師范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李教授認為,人民幣匯率有升值的壓力。他說,除了升值以外,還可以考慮改革強制結匯制度,購買戰略資源,以及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等。
宏觀經濟增速范文4
然而,微觀層面的數據依然不盡如人意。一方面,工業企業利潤累計同比增速從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出現了連續8個月的負增長,8月份仍然為—3.1%,達到自2月份以來的新低。另一方面,發電量同比增速也不樂觀,自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的連續負增長期間以來,發電量同比增速在2012年1月與6月首次出現負增長,2012年9月份的發電量增速也僅為1.2%,顯著低于去年同期10.7%的增速。
中國經濟的宏觀與微觀表現為何出現了明顯脫節呢?
筆者認為,兩個因素可以用來解釋為何GDP同比增速與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速脫節的現象。
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工業企業的去庫存化和去產能化。眾所周知,過去10年內,中國工業企業的產能過?,F象日益突出,這一現象在美國次貸危機后中國新一輪投資浪潮中被進一步強化。目前在中國大多數制造業行業里均出現了產能過?,F象(鋼鐵行業是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當疲弱的內需與外需不足以消化過剩產能時,工業企業的利潤率將會下滑。換句話講,宏觀經濟增速出現溫和下滑,產能過剩問題較為突出的制造業企業的利潤率就可能出現大幅下降。此外,即使宏觀經濟增速開始回升,制造業企業也沒有動力開始新的投資,而是通過出售庫存、更加充分地利用現有生產能力等方式來應對需求回暖,換言之,去庫存化與去產能化將是下一階段中國工業企業的基調,制造業投資增速的全面反彈還有待時日。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企業的財務杠桿過高,導致應對負面沖擊的能力下降。例如,根據高盛高華的估計,過去十年內中國大陸企業負債占GDP的比率由100%左右上升至150%左右,這樣的企業負債水平不僅遠高于美國(75%)和印度(49%),也顯著高于中國香港(141%)、新加坡(133%)、英國(115%)、日本(113%)與中國臺灣(109%)。與金融企業類似,工業企業的財務杠桿過高,意味著當面臨程度相同的負面沖擊,其利潤率的下降要高于財務杠桿較低的工業企業的利潤率下降。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宏觀經濟增速僅僅是溫和減速,卻造成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的大幅下降。此外,OECD國家的經驗顯示,一國企業債務占GDP比率的警戒線在90%左右。這意味著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如何降低中國企業財務杠桿比率,也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大挑戰。
接下來,如何解釋中國GDP同比增速與發電量同比增速脫節的現象呢?
其實,這個層面的數據脫節不僅發生在當下,也發生在2008年年底與2009年年初。很多國內外經濟學者正是由此質疑中國GDP數據的可靠性。誠然,近年來中國GDP增速經常低于各省GDP的增速,不排除存在粉飾數據的可能性。然而,以下幾方面因素也可以較好地解釋此現象。
宏觀經濟增速范文5
整體看,經濟增速在溫和放緩,但季度增速仍保持在9%以上;物價雖有見頂回落跡象,但月度同比增幅仍處6%以上高位。短期內中國經濟雖無“硬著陸”之憂,但對明年經濟大勢和政策走向,人們卻莫衷一是。
日漸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使得四季度和明年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經濟增長的幾大動力均有所減弱,微觀主體企業也面臨著許多困難和挑戰,內外需的放緩給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轉型壓力,未來經濟增速逐漸趨緩下行恐怕不可避免。
長期看,中國經濟的確需要預防“硬著陸”的風險。一國經濟很難長時期以兩位數的速度高增長,依賴政府投資維持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必然將盛極而衰,未來中國經濟必然將從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逐步走向相對趨緩的增長平臺。
這一趨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決定的,既不是經濟周期性的問題,也不是宏觀政策所能完全支配和調控的。
再看物價,明年的形勢并不令人特別樂觀,制約與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并存。通脹形勢難免會有反復,“上快下慢”、“上易下難”等所謂價格黏性問題將越來越大,溫和通脹恐將成為一種中長期的常態。
除中長期經濟增速下滑與通脹壓力并存的局面值得警惕之外,明年中國經濟還將面臨其他一些風險和矛盾。
一是房地產泡沫化問題仍十分嚴重,未來須預防房價下降帶來的風險,包括投資者斷供風險、二三線城市樓市泡沫化風險、房地產企業資金鏈斷裂風險及其引發的民間融資風險等。二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較為突出,須特別關注融資平臺的短期流動性風險和局部風險。三是小微企業融資較為困難,民間金融巨大風險仍在醞釀和發酵之中,種種亂象已經成為懸在中國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四是全球經濟增長狀況不容樂觀,歐美經濟滯脹風險對我國外需構成嚴峻挑戰。發達國家因債務危機困擾,已陷入停滯狀態;新興經濟體通脹嚴重,面臨政策緊縮;其他發展中國家由于缺乏發展經濟的物質基礎,增長動力不足。
人們最關心的政策走向,因此面臨新的選擇。今年以來,因小微企業經營困難、民間借貸利率畸高、銀行間市場資金緊張等因素的存在,始終有一股強大的聲音在呼吁、期盼政策的放松甚至是轉向。但事實真能如其所愿嗎?
2012年,宏觀經濟運行及經濟政策選擇依然面臨著“控通脹”與“穩增長”的兩難。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尚未根本轉變,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資源和資金大量投入、依靠以國有部門為主導的投資拉動的情況下,抑制通脹與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成為相互沖突的政策目標。
為此,宏觀調控仍須在其間尋求平衡,今年宏觀政策可能的主基調是:取向不變,政策微調,以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應對內外部沖擊、促進發展方式轉變,進而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所謂“取向不變”,是指宏觀經濟政策仍不具備大幅轉向的條件和基礎,應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并加強二者的協調配合,以鞏固已有的抑制通脹的成果。貨幣政策基調短期內應當維持現狀,沒有繼續收緊的必要,但也不宜全面放松;財政政策應更加側重總量積極,方向引導,充分發揮其在治理通貨膨脹、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
所謂“政策微調”,是指在國內外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增加背景下,為預防經濟超預期過快下滑,宏觀經濟政策需要根據經濟增速回調狀況和通脹壓力,做出局部性的動態優化和靈活調整,做好“穩增長”方面的政策儲備,特別是做好引擎切換和應對資產價格波動的準備,并應充分考慮各種已出臺政策相互交叉的影響,防止負面作用疊加和擴大化。
關于小微企業資金緊張問題,并不是今天才出現的現象。嚴格來講,這已不是總量政策的問題,而是結構問題或是制度問題,需要通過加快改革予以解決。不能指望正常的總量政策來解決失常的結構性問題,也不能以此來要挾和倒逼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的改變,就此而提出“宏觀調控過緊”“政策超調”的質疑是不公正的。
宏觀經濟增速范文6
當前,國內的經濟增長處于短期回調狀態,支撐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各類要素組合仍比較好,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良好:工業化、城市化都在快速增長;投資需求雖然有所降低,但仍然比較旺盛。與此同時,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將上升,地價將上升,資源環境使用成本也將上升,而且人口老齡化將更加明顯,這些因素將導致我們傳統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漸喪失。當前我國經濟正在經歷兩個轉變,即從高速增長轉為平穩增長,從規模擴張式發展轉為質量效益型發展。我國經濟總的形勢是好的,且由于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工農業投資機會多,供給仍然不足,需要滿足市場需求。筆者重點介紹以下幾個方面的經濟形勢。首先是經濟增長形勢,我國經濟仍處于增長“長周期”。從短期來看,房地產行業和制造業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另外,企業自主投資較強,制造業增長較快也將推動經濟增長。從中長期來看,企業設備升級等投資需求勢頭不減,國內較高的儲蓄率對拉動內需仍有很大空間,我國經濟將長期處在一個增長通道中。但是,我國經濟增速開始放緩。2013年世界經濟極具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金融動蕩已致外需明顯下降,國內高通脹下的投資拉動模式難以為繼,加之土地可開發數量減少,土地財政拉動經濟的空間縮小,也使內需增長有限,經濟增速呈現逐漸回落趨勢。其次,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嚴重。國內消費嚴重不足,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雖然國家已經啟動刺激內需計劃,但截至目前為止效果并不明顯。過度依賴投資,不僅影響消費,也存在生產能力過剩和閑置,加大金融風險的隱患;依賴出口,國際貿易長期失衡,不僅具有較大的風險,也導致貿易磨擦加劇。再次,曾經支撐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勞動力、土地、礦產資源等傳統要素,其供求關系已發生較大變化,價格持續上升,原有競爭優勢逐漸減弱,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國內外經濟形勢的重大變化,使得過去那種依賴出口快速增長的外需拉動模式不可持續,憑借要素投入的快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憑借低水平競爭和產能過度擴張的粗放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另外,通脹方面,首先,通貨膨脹壓力減緩。經濟回落降低通脹壓力、輸入性通脹逆轉以及國內食品價格進入回落周期促使我國通脹回落。PPI也快速回落。但是,在全球貨幣寬松的情況下,通脹預期短期難以輕易改變;當前經濟內在擴張壓力依然存在;可能存在的自然災害、輿論炒作等都可能成為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因素。
二、我國宏觀經濟形勢預測
2013年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運行環境,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國民經濟運行總體良好,但是,面臨著復雜多變的國際宏觀經濟形勢和,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也不容樂觀。以下重點對幾個方面進行預測。首先,“十二五”期間我國將不斷加強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根據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到2015年我國工業化率將由現在的50%上升到65%左右,城鎮化率將由現在的45.7%上升到60%左右。工業產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可以帶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城鎮化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帶動GDP增長1.5-2個百分點。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將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驅動力。其次,預計投資增速將繼續下滑。與2013年一樣,隨后的拖累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因素為房地產投資及其相關投資?;ㄍ顿Y,制造業投資在地產相關產業鏈,政策相對緊縮的大環境,以及財政收入下降等因素的影響下將繼續下滑。預計今后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繼續放緩,在房地產、基建、制造業的投資組合中,制造業相對增速最高。再次,預計今后宏觀調控政策從整體政策框架和總基調上,不會有太大改變,可能仍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正確處理物價穩定和消費需求的關系努力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的方向,促進消費需求的穩定增長;可能會更加關注正確處理投資、出口和消費的關系,有效防止經濟風險。此外,繼續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使其有所成效。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