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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研究范文1
[關鍵詞?演經濟波動 ; 內外失衡 ; 通貨膨脹 ; 供給管理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內外需結構性平衡、經濟周期波動、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上，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 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 cpi 、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 1992年~ 2009 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 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 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傮w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 1970年～2008 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宏觀經濟研究范文2
（青海民族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0）
摘 要：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取得了傲人的成績，中國經濟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本文通過對宏觀經濟具有代表性的四個理論，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財政理論、金融理論和增長與發展理論，來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理論，對各理論研究進行系統的梳理.但由于我國學者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頗多，且各子部分交叉關聯度較高.所以本文以梳理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理論為重點.
關鍵詞 ：中國特色；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財政理論；金融理論；增長與發展理論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4-0157-03
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背景
經濟理論是人們對于一種社會經濟運行機制、制度和規律的探索.對規律的探索成果，又反過來應用于實踐生活中，指導經濟更好的發展.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主要源于兩方面，一方面是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理想經濟的追尋，另一方面是國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強民富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產生于1992年黨的十四大，其內涵是：改革開放后，以市場為取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制度和規律的探討.在隨后的發展過程中，突破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悖的教條，不改變國家的政體，市場經濟只是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體現“中國特色”.一是分析思路，是以馬克思經濟理論為主要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對經濟學的選擇性的繼承與突破性的發展.是經濟理論批判式的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同時，它也是經濟學的分支，在適應中國國情的發展過程中，強調制度與結構的調整，認可經濟快速發展中的非均衡，且宏觀經濟控制上強調有擴有收的中庸之道.二是政策方案上，立足于中國的國情.政府在經濟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起著主導作用，在漸進化的指導思路下，制度的政策具有明顯的導向，且追求多目標的協調適度.三是價值理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強調公平正義的取向，以人為本，重視人的發展.同時，對于計劃經濟不足之處，進行了不斷反思，確立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經濟指導思想.
2 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理論
國內學者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理解，多是基于中國特殊國情，在參考凱恩斯或新古典的框架下，來進行相關的研究.注重從國情出發，把真實發生在中國的經濟事件，進行整理分類，形成典型化事實，再到一般理論模型的研究軌跡.[1]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研究更多的是對宏觀經濟調控本身的比較分析研究.其比較所得出的差異在于，中國的宏觀調控，多是結構性調節，包括匯率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同時，宏觀調控還具有多目標性，認為宏觀調控中要兼顧穩定、發展與平等.[2]在實際的調控中，要有保有壓，壓長補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而近期的相關理論的研究中，更加明確的提出建立以促進就業為取向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3]以擴大就業作為宏觀政策的首要任務，積極推進就業工作的開展，特別是大學生就業工作的部署安排，[4]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重視人的發展，把控全局，立足于中長期的穩定發展的格局.
中國在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主流理論體系中難以見到的宏觀經濟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更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規律.中國社會因其特殊性，存在在巨大的包容性，因此會出現很多在主流經濟理論中，難以見到的經濟規律.從國際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在國際收支中的“雙順差”的出現研究，認為是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的“創匯經濟”中所形成的.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后，國家一直鼓勵出口，甚至為了鼓勵更多的企業進行出口，產生了出口退稅的政策.使得中國的出口大幅提升，進口則相應的減少了.進而出來獨具中國特色的“雙順差”現象，且持續時間較長.從公共品供求來分析中國對全球公共品的需求特點和供給能力，認為中國需發揮大國的作用，提高對全球公共品的供給能力.[5]這樣使得中國的出口不斷的增加，但是也存在的問題，就是出口到國外的公共產品，多是缺少技術含量的，使得中國成為了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廉價市場.從國內經濟的角度來看，產能過剩的研究中，認為其是由地區政府扭曲市場機制而造成的.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過度投資，是得資源浪費嚴重，很多投資和收入是不成正比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還是選擇繼續投資，造成產能進一步的過剩.
2.1 財政理論
自1993年中央提出分稅制改革后，分稅制改革確立了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基本模式.學術界根據對前期試點情況的歸納總結和比較國際經驗的基礎上，認為國內經濟研究有著較強的導向性，同時也認為分稅制是建國以來規模范圍最大的一次制度創新.[6]但其也存在財權與事權劃分不對稱的現象，權責不明確的現象，政府層級過多，財政支出標準決策過度集中與規則絮亂并存的問題.[7]同時，地方政府也存在的財政困難，如地方債務的問題，地方政府權力爭奪等.但不管怎樣，中央政府最終都要為地方財政風險，承擔最終的責任.也就是說，地方政府雖然在稅收來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進行自主控制.但是對對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最終的承擔者還是中央政府.在分稅制種種不足之下，有相關學者認為要對財政制度進行全局性的優化設計，[8]并進行漸進性的改革，實現財政民主化的建設.[9]
財政分權與公共財政也是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領域.財政分權一方面地方政府間的分權競爭使得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與人民福利的目標相統一，利于改革的有效推進，加速中國市場現代化的進程，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財政分權會加劇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均衡，尤其是東西部發展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公共財政對應于市場經濟，是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產品和調節收入分配.國內學者，更加傾向于支持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的研究，認為穩定經濟的內容也是公共財政之一，[10]強調提供公共財政的多目標性協調性和順序性.
2.2 金融理論
在對于金融理論的研究中，學術界更關注于經濟結構問題的研究.怎樣的金融結構，才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的要求，不同的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提高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把其它的專業性銀行改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業銀行，進而建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級體系.[11]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應在建立金融結構之前，要對銀行的呆賬進行處理.[12]在中國金融結構改進上，由于政府起著主導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著滯后性的問題，而此將會帶來更大風險的積累.[13]且政府的金融調控，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允許并接受金融市場的某種非均衡，進而有學者提出，金融制度應向市場配置轉型，漸進性的將利率市場化.[14]
直接市場金融與證券市場發展方面，在我國直接融資的比例一直是較低的.有的學者認為直接融資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風險，利于我國現階段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發展，也有利于國有企業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國資本市場結構和功能的失衡.[16]證券市場是虛擬經濟的代表之一，它的發展使得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對虛擬資產價值的積累，但虛擬資產與所對應的事物資產的價值卻越發脫離.特別是在經歷2008年次貸危機后，學者認為虛擬價值的存在，需要進行有效的控制，加強金融監管，規范金融創新，完善金融體制.
2.3 增長與發展理論
中國經濟的增長呈現著一種非均衡的發展，主要依賴于要素與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的發展.高投資推動高增長的事實，已被國內學者普遍的認同.但是有學者認為目前投資過度，并帶來了投資效益惡化的效果，[17]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靠資本投入來引進技術，可能會導致結構性的失衡，過度依賴于進口技術，來促進經濟的增長.甚至有學者察覺到我國的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存在著“反效率配置”.總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非均衡”也凸顯得越來越明顯.
中國的經濟增長，離不開投資的作用，即投資推動型增長，來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過程中，引致勞動力結構轉化，可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據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6，2007）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一則是在趕超階段利用低成本的競爭優勢，趕超快速發展.二則是中國正處于從低價的工業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轉向過程中.也正是在這種轉向的過程中，工業化解決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學”則應由城鎮化來解決.[18]總體上來看，中國現處于發展轉變的階段，即轉型升級階段，存在著四個中國化的特征，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強調政府的控制性、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和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在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前提條件是技術不斷創新與發展，而技術的不斷創新與發展，則依賴與制度的創新.[19]兩著相互促進，但制度創新時根本.強調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體現在政府的資產與政策導向，會促進某一行業或領域的快速發展.政府需要扶持經濟結構的轉型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促使其又好又快的發展.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主要體現在統籌兼顧上，既要經濟快速的發展，也要自然環境得以保護.在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需要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方式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統一，利用外資與經濟安全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發展相統一.[19]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主要體現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實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為促進就業穩定，就需要落實就業與公平的相統一.
3 結語
本文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進行了相關的梳理分析，通過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理論、財政理論、金融理論和增長與發展理論四個方面，來進行梳理研究.發現中國學者多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在研究中秉承著中庸的思想，對于在中國出現的極端例子較少的研究，多是從普遍典型事件中進行研究，得出相關的結論.
本文只是粗略地梳理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理論，具有不足之處自不必多說.其目的也只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進行概括性的梳理，望更多學者在道路上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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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研究范文3
【關鍵詞】宏觀稅負 經濟增長 產業結構 稅收彈性
一、引言
稅制優化理論認為，稅收在各種刺激供給及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手段中是積極有效的，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降低邊際稅率，這是由于邊際稅率決定著經濟主體的稅后凈收率，影響相關利益主體的行為偏好。稅制的具體優化模型不盡相同，但以宏觀稅負優化模型即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整體稅負來作為一定意義下的平均稅率來研究為學界所普遍接受。宏觀稅負的數理模型：MTB=T/GDP（MTB為宏觀稅負T為稅收收入GDP為國內生產總值）。
理論上說應當存在一種最優宏觀稅負實現“宏觀稅負―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調動各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最大程度發揮生產要素的潛能。從西方稅負研究看，稅收規模存在一個適度的界限。Scully（1991）對103個國家160-1980年總稅收和各種稅收占GDP比重進行了計量分析。得出的結論表明，稅收占GDP的比重不超過19.3%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率達到了最大化；宏觀稅負大于45%時，經濟增長率傾向于0，隨后是負增長。基思?馬斯頓（1983）采用實證分析方法對21國的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比較分析，其發現：那些在效率稅制下，使公民承擔較低稅負的國家要比高稅負國家的國民收入增長較快。因此宏觀稅負不宜過高，否則對經濟增長將有較大的抑制作用。但如果考慮到以稅收收入安排的財政支出對投資和經濟增長具有某種正效應，那么存在一個使使經濟增長率最大化的最優稅率。
宏觀稅負反映政府經濟規模的大小及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和程度，而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宏觀稅負是不同的，那么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存在？我省目前還是否存在對稅負的改進空間？空間到底有多大？下面通過分析我省稅收與經濟增長的之間的關系，來分析我國的最優宏觀稅負。
二、理論分析
在明確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關系前，為便于理論分析首先明確稅收收入與GDP是正關系（如圖3），GDP規模決定稅收規模，GDP結構決定稅收結構，這一點在這不做過多說明。
彈性概念在經濟學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彈性表示一種經濟變量對另一種經濟變量變化的反應程度，其一般公式為：
彈性系數=因變量的變動比率/自變量的變動比率
①當E=1時，有（T2-T1）/（T2+T1）=（G2-G1）/（G2+G1）故T1G2=T2G1。
即MTB1=T1/G1=T2/G2=MTB2從此可見稅收彈性系數為1時，無論經濟增長還是衰退宏觀稅負都保持不變。
②當E>1時，即MTB1=T1/G1
③當ET2/G2=MTB2從此可見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時，宏觀稅負隨著經濟增長而下降，宏觀稅負隨著經濟衰退而上升。
借助彈性系數作為中間量，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國家保證國家參與分配新增國民收入，保證宏觀經濟穩定發展，使宏觀稅負適應經濟發展，必須保障E>=1；同時也確切知道，判斷宏觀稅負是否過高，或者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是呈正相關還是負相關，稅收彈性系數是必須明確的前提條件。
當稅收彈性系數大于或等于1時，隨著經濟發展宏觀稅負適度上升是有益經濟發展，同樣經濟衰退時宏觀稅負下降是有利于重振經濟。如此我推測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并非單純的正相關或負相關，而是正負相關的結合體，是宏觀稅負的拋物線（如圖4）。
當經濟發展初步啟動時，政府的收入規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較低，而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短缺，此時適度提高宏觀稅負，增加稅收以滿足公共產品的需求，則提高宏觀稅負的邊際正效應大于增加稅收的邊際成本。如此適度提高宏觀稅負總體有利于擴大投資和經濟增長，此宏觀稅負的正效應對應為C點左半側。
但在宏觀稅負足夠高，稅收規模已經較大的情況下，進一步提高稅負，增加稅收，則宏觀稅負的邊際正效應遞減，當宏觀稅負越過c點（最佳宏觀稅負水平），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呈現負相關。在這有點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隨著產業結構升級，社會產業整體邊際利潤的上升，拋物線將向右偏移，同時意味著最佳宏觀稅負水平有一定上升。
這種結論不難理解，可以直觀解釋如下：從稅收籌集角度看，政府向私人部門征稅，減少了私人用于投資的可支配資源的同時降低了其收入期望，對投資和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例如稅率較高和折舊扣除較低，就不鼓勵投資或資本存量的凈增長。同時，從稅收支出角度看，政府的稅收又用于提供社會公共產品，這些公共產品因為界定和保護了產權，矯正了外部性，或者改善了私人部門的投資環境，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改進了生產要素的配置。因此，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兩面性，從稅收籌集方面講具有抑制私人投資的負激勵效應；從稅收支出角度看又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其凈效應取決于這兩種作用力的相對大小。而這兩種影響力都是稅收規模的函數，但經濟增長不是稅收的單調遞增或單調遞減函數。這種單調關系只能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超過某一點或限度后，稅收的影響合力方向將發生逆轉。在政府稅收規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較低時，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短缺，此時適度提高宏觀稅負，增加稅收以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求的邊際正效應，大于增加稅收的邊際成本（負激勵效應）。而且，這時征稅的收入效應一般大于替代效應，即征稅使投資的收益降低，而投資者要維持相同的凈收入，必須增加投資數量。因此，適當擴大稅收占GDP比重，總體上有利于擴大投資和經濟增長。但在宏觀稅負已經足夠高，稅收規模和成本已偏大時，再增加稅收，由于邊際收益遞減法則，增稅提供公共產品的邊際正效應，將不能彌補稅收的邊際成本。而且，稅收的替代效應將大于收入效應，從而負效應占主導，繼續提高稅收占GDP比重，總體上將不利于刺激投資和經濟增長。需要特別明確指出的是最優宏觀稅負，作為稅收影響合力方向的拐點是會動態呈現的，具有時空特性，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具有與之相對應的最佳稅率，隨著產業結構升級，社會產業整體邊際利潤的上升，經濟體的最佳稅率會有一定上升的空間。
三、實證分析
鑒于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互動關系的指標主要有GDP、稅收。本文根據湖南省2001～2011年稅收收入與GDP的發展情況，從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量方面探討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湖南省2001～2011年稅收收入與GDP增長情況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湖南地方經濟發展迅速，全省GDP總量從2001年的3831.90億增長到2011年的19669.56億，年平均增長16.97%；同時湖南稅收保持較快增長態勢，2011年達到了1877.75億，增長率由9.11%一度達到29.97%，年平均增長19.65%。GDP總量和稅收收入不斷平穩上升，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平均增長率在10%以上，雖在絕大多年份，稅收增長高于GDP增長，但可以明顯發現湖南的宏觀稅負保持穩中有升，2001～2011年宏觀稅負極差在不考慮通脹的情況下也僅為1.57%。盡管個別年份受局部或偶然因素的影響，我省稅收經濟彈性系數出現一定程度的快速下行，但我省稅收與經濟之間的依存度將會保持趨強的態勢，稅收經濟彈性系數將相對穩定地回歸至合理區間。
運用Eviews計量經濟學軟件，在對2001～2011湖南稅收與GDP增長情況對比表進行回歸分析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有如下統計結果（見圖1、圖2）。
X1為宏觀稅負，Y為GDP增長率。圖1顯示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存在相關性，并且湖南在現階段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以正相關聯系存在。
OLS估計出的模型：
Y=-67.49783757+9.26100083*X1（Y為GDP增長率，X1稅負）。
R-squared是模型的相關系數，本模型R=0.736851，在模型意義上R越接近1，表明模型擬合的越好，線性關系越顯著，R=0.736851說明經濟增長與宏觀稅負相關關系比較顯著。
從散點圖和OLS估計結果中可以看出，在湖南當前經濟發展水平，目前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是以一種正效應存在。說明這些年來湖南宏觀稅負一定程度上對經濟發展起到了正面影響，推動了湖南經濟發展。
在國民經濟的三次產業中，第一產業的輕稅傾向已成趨勢，第二產業稅負最高，第三產業稅負次之。因此，在GDP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如果產業結構中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占比增加，經濟稅源就快于GDP的發展速度，從而稅收彈性系數得以提高。從表1可知，2001～2011年，我國國民經濟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同時意味著湖南稅收增速遠遠超出經濟增速，宏觀稅負將隨著產業發展有一定上升空間。
四、結論
分析至此，對我省稅收與經濟依存狀況及其原因就有了較為系統的理解和把握。以此為出發點，結合我省宏觀經濟走勢和經濟發展目標，可對我省現行宏觀稅負及未來宏觀稅負趨勢進行判斷。
最優宏觀稅負是動態變化的，是與一定經濟發展階段相搭配的，具有鮮明的時空特性。2001～2011年我省稅負與經濟之間的依存關系顯著，當前湖南稅負水平與湖南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是適度和必要的。（1）從稅收彈性系數看，2001～2007和2010～2011年彈性系數保持在1.20左右，2008～2009年受經濟危機影響彈性系數一度低于1，但隨后回升；（2）從宏觀稅負分析來看，宏觀稅負隨經濟發展穩中有升，且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3）從長期看，湖南宏觀稅負水平將有一個長期的上升階段。一方面，當前宏觀稅負水平處于稅負的拐點的左側，宏觀稅負的邊際正效應大于增稅的邊際成本，同時湖南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年平均增速達到16.97%，為一個國家保證國家參與分配新增國民收入，保證宏觀經濟穩定發展，使宏觀稅負適應經濟發展，必須保障E>1，這意味著宏觀稅負會相應上升；另一方面，湖南作為農業大省，第一產業在GDP總量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而在我國當前稅制下，農業的輕稅傾向只會日趨明顯，二、三產業的稅收貢獻越加突出，這樣隨著一、二、三產業比例變化、宏觀稅負水平會向二、三產業靠近，這也意味著宏觀稅負必然有一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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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研究范文4
關鍵詞:適度通貨膨脹率;貨幣供給增長倍數;均衡目標增長率;政策涵義
中圖分類號:F015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7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5-043-03
一、我國經濟均衡目標增長率的邏輯推導
就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處于何種階段,國內學者研究頗多。劉迎秋(2002)得出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到2020年前后我國經濟發展將處于“次高增長階段”的觀點。陳佳貴和黃群慧(2009)得出2005年以后我國整體的工業化進程步入中期后半段的結論。劉迎秋(2009)指出未來10―15年我國經濟發展將處于從工業化中期后半段向工業現代化迅速過渡的國民經濟較高增長階段的結論。借助錢納里標準模式,本文認為我國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向發達經濟的初級階段過渡這一階段。
確定與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相適應的均衡目標增長率是關乎我國經濟能否健康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郭慶旺和賈俊雪(2004)運用消除趨勢法、增長率推算法和生產函數法,得出1978―2002年我國年均潛在經濟增長率估算為9.56%,并認為這是我國國民經濟增長波動的軸心。劉樹成等(2005)運用HP濾波法、生產函數法和菲利普斯曲線法也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進行了估算,得出“未來5―8年的中期內,潛在經濟增長率可把握在9%,適度增長區間可把握在8―10%的區間”的結論。沈利生(1999)借鑒克萊因使用的反映投入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分析法,通過一定程度的調整和變通,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及其變動趨勢做出估計,得出1999―2010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為9.1%的結論。
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繼續高位運行且波動較小,一般不超過1個百分點。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如果經濟增長率低于8%,則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偏冷、國民就業和福利蒙受較大損失;如果經濟增長率超過10%,則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過熱、通貨膨脹率上升、資源供給緊張,國民福利也會遭受損害。因此,把9%作為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如10―15年)國民經濟均衡目標增長率的軸心符合我國實際,把9%±1%作為我國國民經濟均衡穩定增長的目標區間,±1%作為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的正常波動范圍。
二、與經濟均衡目標增長相適應的適度通貨膨脹區間
市場經濟是一種貨幣經濟。市場交易過程反映的是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與需求關系,也反映出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的供給和需求狀況。一旦商品和服務的供給總量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供求關系的矛盾就會通過價格表現出來。如果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供給總量不能滿足實體經濟交易活動總量和結構的需求,不僅無法實現實體經濟的交易關系,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的供求關系本身也會發生斷裂,或者表現為通貨膨脹,或者表現為通貨緊縮。
圖①。通過對圖1的觀察,得到以下啟示:第一,在曲線BA段區間,曲線斜率較大,通貨膨脹率變動較小,而此間經濟增幅很大。這表明國民福利的改進程度大于通貨膨脹帶來的國民損失,存在國民福利的帕累托改進。第二,在曲線的B點左側和AC段區間,曲線斜率較小,通貨膨脹率變動幅度大于經濟增長率變動幅度,此間國民福利的改進小于國民福利的損失。第三,在C點之后,曲線斜率為負數,這表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導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國民福利會因此而損失越來越嚴重。從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改進的角度看,曲線AB區間所對應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是政府實施宏觀管理和調控的重要目標區間。因為在該區間內,經濟增長的通貨膨脹代價最小、國民福利改進的程度最大。
由此,我們進一步通過實證分析來確定上圖所示的適度通貨膨脹率區間。一般度量通貨膨脹率有3個指標: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和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為了更加全面反映經濟發展的實際,充分反映同期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以及服務和生產資料價格的變動,我們用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來代表通貨膨脹率,它是用當年價格計算的GDP增長率與用不變價格計算的GDP增長率之差得出。為此,我們構建如下理論模型:
GDP-GDP-1=C+GDPD+GDPDe+(t) (1)
其中,GDP代表GDP增長率,GDP-1代表滯后1期的GDP,GDP-GDP-1表示通貨膨脹變動導致的GDP增長率的波動,用GDP表示;GDPD代表同期通貨膨脹率,GDPDe為同期內預期的GDPD;(t)為隨機誤差項,代表影響GDP增長率波動的其他因子。
在現實經濟中,當期通貨膨脹常常是前期通貨膨脹的延續,民眾對通貨膨脹預期是很合理的。假定民眾對通貨膨脹預期是穩定的,那么本期的預期通貨膨脹率常常是上期已發生的通貨膨脹率水平,即GDPDe=GDPD-1。由此,(1)式可以變換為:
GDP=C+GDPD+GDPD-1+(t)(2)
選取1978―2008年度數據為處理對象,為消除價格波動影響,以1978年為基期,對GDP進行指數平滑調整。所有數據來自于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借助計量軟件Eviews5.0,對1978―2008年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關系做WLS回歸分析,得出如下結果:
GDP=0.8198+0.1030GDPD-0.2561GDPD-1(3)
(18.9205)(5.6220) (-13.4455)
該模型各項回歸結果均通過顯著性檢驗。當總體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平穩,即GDP=GDP-1時,且無加速通貨膨脹預期實現,即GDPD=GDPD-1時,通過公式(3)可以算出一個GDP平減指數閾值GDPD',大約為5.4%。這個值大致對應圖1的A點。介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按照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操作應當留有必要余地的原則,把6%作為我國未來一個較長時期適度通貨膨脹的控制上限,這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
接下來,我們需要確定圖1中B點所對應的通貨膨脹率水平,即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常理上我們認為零通貨膨脹率作為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可能是合適的,但實際上零通貨膨脹率在經濟運行中并非合理。首先,零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難免引發通貨緊縮;其次,零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會導致名義利率過低,使經濟在衰退期的貨幣政策失靈;最后,由于工資剛性的存在,零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會導致經濟衰退期勞動力需求的下降,進而導致失業率上升,不利于經濟健康發展。國外已有學者對該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伯南克等(1999)通過總結德國、瑞士、瑞典、西班牙、英聯邦、加拿大、奧地利、新西蘭和伊朗等國家的實際經驗,得出這些國家的一般通貨膨脹率目標是1%―3%的結論。不同國家由于經濟構成、經濟體制、對外開放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別,因而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應該與本國經濟運行的實際相關。結合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年通貨膨脹率接近或明顯低于2%的年份,我國經濟運行波動幅度較大,有些年份甚至陷入經濟衰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把3%作為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符合我國實際。
綜合分析,我們得到了一個3%―6%的適度通貨膨脹率區間。也就是說,該區間是與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目標9%相適應的通貨膨脹區間。
三、最優貨幣供給增長倍數與經濟穩定增長
經濟增長離不開貨幣的穩定供給。學術界經常用經濟的貨幣化程度指標來分析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貨幣供給及其增長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程度日益加深。但目前很少有學者研究貨幣供給及其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對比關系。其實,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就提出了“貨幣供給增長倍數”,這對研究貨幣供給及其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對比關系十分重要。
“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是由費雪方程推導得出的:
M+V=P+Y (4)
對公式(4)兩邊取自然對數后對時間t求導:
m+v=p+y(5)
得出貨幣供給增長率是:
m=(p+y)-v (6)
“貨幣供給增長倍數”也就相應為:
mx/y=p/y+y/y-v/y (7)
式中,M為貨幣供給,V為貨幣流通速度,P為價格,Y為產出;小寫字母分別代表相應指標的增長率,下標x代表貨幣供給類別,mx/y就是“貨幣供給增長倍數”。
現階段,我國貨幣供應量劃分為M0、M1和M2三個層次:M0代表流通中的現金;M1是M0和活期存款之和;M2是M1與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其他存款和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的總和。M1是狹義貨幣量,M2是廣義貨幣量,M2-M1是準貨幣。
我們常用M1/M2來衡量貨幣供給的流動性。這對關于在不同經濟增長率下選取哪一種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有著重要意義。M1/M2代表狹義貨幣供給相對于廣義貨幣供給的比重。當M1/M2的比值趨于增大,即現實用于購買和支付的貨幣在廣義貨幣供給量中的比例上升,貨幣供給的流動性增強,貨幣流通速度加快,這表明人們的消費信心和投資信心增強,經濟有趨熱的傾向;反之,當M1/M2的比值趨于減小,即廣義貨幣供給量中的準貨幣比重上升,貨幣供給量的流動性減弱,貨幣流通速度下降,這表明人們的消費和投資信心減弱,經濟有趨冷的傾向。
借鑒劉迎秋(2009)的研究成果,我們能看出1978―2008年中國適度的貨幣供給增長倍數區間(見下表1):
從表1可知,要保證我國經濟在未來穩定持續運行,即GDP年均增長率保持在9%的均衡目標增長率時,m1的最優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是1.892,可以得出最優供給增長率為17.0%;m2的最優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是2.177,可以得出m2的最優供給增長率為19.6%。
四、政策涵義
從適度通貨膨脹率區間與經濟穩定均衡增長的關系上,我們可以得出:只要經濟增長率處于9%這一均衡穩定目標時,即宏觀經濟實現均衡穩定增長時,若同時期內的通貨膨脹率低于或明顯低于3%時,此時需要更多的借助政府宏觀政策的實施,如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等來推動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若同時期內的通貨膨脹率高于或明顯高于6%時,此時需要政府加大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力度,使國民經濟恢復到正常發展水平;若同時期內的通貨膨脹率大體處于3%―6%時,就可以初步認定此間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態良好,無需對宏觀運行過程實施更多的外部干預,可通過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實現國民經濟的更快增長和更大發展。
通過判斷M1/M2比值的變化,對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即經濟運行總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波動)選取哪一種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有著重要意義,這也折射出M1和M2的宏觀景氣循環政策信號效應存在差異。大量經驗表明,M1增長率較高的年份,大都是經濟波動幅度趨于擴大和景氣循環趨于高漲的年份。對應表1的情況,就是當GDP年均增長率為10.0%的情況。這時,應該選擇逆向的宏觀調控方式,即應更多的用M2的增長倍數來評估當期貨幣供給增長率的高低和總量的多少。此時的貨幣政策從操作上講就是要保證M2的增長率是當期GDP增長率的2.059倍。而M2增長率較高的年份,大都是經濟波動幅度趨于收斂和景氣循環趨于衰退或者經濟景氣循環仍未走出低谷的年份。對應表1的情況,就是當GDP年均增長率為8.0%的情況。同上,應該選擇逆向的宏觀調控方式,即應更多的用M1的增長倍數來評估當期貨幣供給增長率的高低和總量的多少。此時的貨幣政策從操作上講就是要保證M1的增長率是當期GDP增長率的2.004倍。
總體來講,影響我國宏觀經濟走勢的因素有很多。但從邏輯層面來講,只有科學認識和正確把握與我國經濟均衡穩定增長相適應的適度通貨膨脹率和最優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才可以更好地指導宏觀政策的科學選擇和有效實施,保證我國經濟長期較快增長和持續健康發展。(責任編輯: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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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研究范文5
Godley的分析方法十分重視對貨幣金融方面及存量流量關系的分析，其最新發展可歸結為存量流量一致模型(stock-flowconsistentmodel，下文簡稱SFC模型)。簡單地說，SFC模型的基本方法表現為：(1)建立宏觀經濟部門的資產負債矩陣和資金流量表，并保持存量和流量的核算一致性;(2)既考察實物資本、金融資產和負債等存量，也考察國民收人和金融交易等流量，并強調存量流量之間存在動態相互影響，其主要表現為建立各個宏觀部門的行為方程和核算等式;(3)強調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包括歷史時間、過程理性、貨幣金融方面的重要性和金融不穩定性等，反對主流宏觀理論的邏輯時間、理性預期和兩分法;(4)通過數值模擬方法進行經濟實驗。
SFC模型方法被認為起源于Copeland(1949)對資金流量賬戶的創設和分析，即使用四式記賬體系(quadruple-entrysystem)試圖回答“當國民產出的總支出增加時，這些錢從哪里融資”以及“當國民產出的總支出減少時，那些未花費的錢會去到哪里”等問題，并把經濟中的實際流量(商品服務的買賣和轉移流量)和金融流量(凈借入或借出的資金)整合在一起，從而突破了原有的國民產出與收入核算的研究局限。此后，不少學者對資金流量分析以及存量流量關系進行了研究(Bain,1973;Davis,1987;Patterson&Stephenson，1988;Dawson,1996)。而實現存量流量核算一致性與凱恩斯經濟理論相結合的是Tobin(Backusetal，1980;Tobin，1982)，正如Tobin(1982，p.172)指出的，?？怂沟摹甀S-LM’版本凱恩斯理論有許多缺陷，他希望描述一個替代框架，以修補IS-LM模型的缺陷。他所建議的框架與標準宏觀模型的主要不同點在于：(1)正確考慮時間;(2)追蹤存量;(3)多種資產和資產收益率;(4)對金融和貨幣政策操作建模;(5)瓦爾拉斯法則以及加總約束。這些思想為SFC模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基礎，然而Tobin的模型仍存在不少問題。?SFC模型的真正發展應歸功于英國新劍橋學派的Godley(Godley&-Cripps,1983;Godley&Lavoie,2007)，?此外也包括一些來自劍橋大學、列維經濟研究所(LevyInstituteofBardCollege)和社會研究新學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以Godley為代表的這些經濟學家在保持存流量核算一致性的基礎上，引入許多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方法，比如歷史時間、過程理性、貨幣和銀行的關鍵作用、金融不穩定性等，其所發展的SFC模型，優點在于不僅避免了當前主流宏觀經濟模型缺乏考慮存量流量核算一致性的問題，同時還能對貨幣金融體系的重要性、金融危機等被主流宏觀經濟理論所忽略或其無法容納的問題進行分析，從而構建了一個更接近真實經濟世界的分析框架。
二、SFC模型的主要特征
本節將重點探討SFC模型的基本方法，包括存量流量一致性的含義、宏觀經濟部門的行為假設、歷史時間與過程理性的方法論以及對貨幣金融體系的重視等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打算對數量繁多的行為方程和核算方程進行詳細分析，?而主要討論SFC模型的一些主要的方法論和理論假設，以突出SFC模型與主流宏觀經濟模型在這些方法上的區別。
(―)存置與流置核算一致性
存量流量的一致性主要體現在經濟模型中的存量和流量需保持會計核算上的一致性，即某個部門的資金流人必對應于其他部門的資金流出，亦即資金運用必對應著資金來源，而沒有資金核算上的黑洞(blackholes);與此同時，流量會累積起來并影響存量，而存量變動將在隨后影響流量，存量和流量之間存在著動態相互影響。存量流量一致性可以通過宏觀經濟部門的資產負債矩陣和資金流量表(包括國民收入和金融交易)來說明。本文把經濟分為家庭、企業、銀行和政府四個部門，只考慮封閉經濟情形。為簡化起見，假設：(1)央行合并到政府部門當中“2)政府債券價格固定為1;(3)居民是企業和銀行的股東，因此企業和銀行需要向居民分派股利;(4)固定資本沒有折舊。此外，表中所有變量均為名義變量，表明的是貨幣量值的宏觀變量。
而在企業部門內部，其資產是資本品PK，負債是貸款L，后者對應的是銀行的資產;此外，政府部門的負債是政府債券和高能貨幣，其中政府債券發行總量為B，而央行以高能貨幣H購買政府債券Bcb。該表最后一行表示各個部門當期的凈資產，其中最后一項表示整個經濟體加總的凈資產是有形固定資產PK。
描述的是各個宏觀經濟部門實物交易的資金流量，反映了國民生產活動中的收入分配(工資、稅收、利息等)和支出(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其中，企業部門區分了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以用于核算固定資產投資，即出售資本品的企業的經常賬戶獲得收入PAK,而購買資本品的企業的資本賬戶則形成相應價值的新增固定資產，由于該項目是在企業部門內部進行交易，因此加總為零。企業和銀行均向居民分配利潤。政府部門的收人為稅收T,而支出則包括政府支出G和債券利息rbt-1Bt-1。
反映了每個部門用各自的儲蓄進行金融資產交易，比如家庭用儲蓄投資于銀行存款和股票;而企業則利用未分配利潤和銀行貸款為資本品生產進行融資。各部門的“加總”一項為零，反映的是各個部門用于金融交易的預算約束。該表最后一行是每個部門期末的凈資產，其考慮了存量資產價格變動的影響。其中家庭的期末凈資產即為當期儲蓄加上因價格股票導致的股票存量價值變動;企業的凈資產則是未分配利潤加上資本品價值變動(ApKt-1)，再減去因價格股票導致的股票存量價值變動(ApeEt-1);政府的凈資產為SAVg;而銀行凈資產假設為零。最后一行的最后一項是一個核算等式，整個經濟的期末的凈資產變動量等于總儲蓄最后一列各項為零，意味著每個部門的資金流入必對應于其他部門的資金流出。表2最后一行表示的是每個部門當期的儲蓄(或負儲蓄)，其中企業的儲蓄是未分配利潤Fu。而為了簡化，這里假定銀行部門的儲蓄為零(即凈利潤為零)。每個部門的列加總體現的是各個部門用于實物交易的預算約束。
SAV加上固定資產價值變動ApKt-1。需要指出，SFC方法在建模時考慮了資產價值重估的影響，即包含了資本利得(capitalgains)，它是各個部門期末凈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表3最后一行企業部門的期末凈資產中的ApKt-1和ApeEt-1。
宏觀經濟研究范文6
關鍵詞：金融市場；宏觀經濟；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5）06―0118―03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作為金融市場的代表，中國股票市場自從建立以來，經歷多次大起大落。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曾經在2007年10月16日迎來歷史最高點，隨后逐漸震蕩下滑且震蕩頻繁。一直以來，中國股票市場波動較大，這意味著風險較高，而高風險需要高收益來補償。可以說，中國的股票市場具有波動大、風險高等顯著特征。與此同時，中國的宏觀經濟則以平穩的速度逐漸增長，那么中國宏觀經濟波動能否很好地解釋股票市場的風險？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是如何相互影響？如果以系統性的角度看待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這個系統將呈現怎樣的特點？本文以上述幾個問題為線索，對中國股票市場風險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展開研究。
以往，許多國外學者從理論研究到經驗論證，或是從實證計量到規范分析，針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相關性展開了多方面研究，這些研究通常將股票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代表，進而研究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相關性問題。Fama（1990）用美國股票市場股票 1953 年～1987 年間月收益率、季度收益率以及年收益率研究了收益率和未來的實際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兩者高度相關，并且從長期來看股票收益率的波動受未來的經濟運行狀況影響。Hamilton（1996）則提出了雙變量的狀態轉移模型，從模型角度假設存在一個潛在的單變量（描述經濟運行狀態的變量），這個單變量可以決定經濟增長率與股票波動性，研究結果發現總體的經濟變量有助于股票市場波動性的預測。Harris（1997）根據更多數據，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上述關系分別進行了研究，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正向關系，而發展中國家的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非常弱。
國內學者展開相關研究稍晚，其中趙振全、張宇（2003）基于多元回歸和 VAR 模型系統研究了中國股票市場和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關聯性。他們的研究指出，相同時期兩者具有較弱的關聯，宏觀經濟波動解釋股票市場波動的能力也較弱。與此同時，股票市場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預測能力弱于宏觀經濟波動對我國股票市場波動的預測能力。而丁志卿等（2008）從非政策視角從理論上研究宏觀經濟對股票市場影響的傳導機制，進而分析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關聯性，并總結宏觀經濟向股票市場傳導失敗的原因。學者李政（2009）經研究認為，中國股票收益率與宏觀經濟走勢之間的關聯性較弱，不能通過中國股票市場有效預測宏觀經濟發展勢態。
本文將根據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選取中國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數據，構建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參考以往學者研究方式，描繪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周期關聯性和變遷軌跡，并提出政策性建議。
二、MSIH（M）-VAR（p）的模型構建
在此，我們對MSIH（M）-VAR（p）模型進行簡要介紹。首先考慮一個最基本的線性k維p階向量自回歸（VAR）模型：
yt=v+A1yt-1+…+Apyt-p+ut（1）
其中，yt=（y1t，…ykt）′代表k維的內生變量向量，t=1，…，T，v代表截距項，ut～ND（0，）誤差項，假設誤差項ut服從正態分布，則ut～NID（0，）。然而，當向量yt中具有“結構性突變”的非線性特征時，方程（1）所示的線性VAR（p）模型將無法準確刻畫時間序列中存在的非線性特征。鑒于此，我們在上述線性VAR（p）模型中考慮非線性的“區制轉移”特征。具體而言，假設向量yt潛在數據生成過程的各類參數依賴于不可觀測的離散變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種不同的區制。并且，st服從不可約的、遍歷M種區制的馬爾科夫過程，其轉移概率pij=Pr（st+1=j|st=i），Mj=1Pij=1，i，j∈{1，…，M}。
如果在方程（1）所涵括的截距項v以及誤差項ut里的異方差中均引入區制變量st，則能夠構建MSIH（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ut，ut～NID（0，（st））（2）
其中，V（st）=Vt，t∈（1，…，M），（st）=στ，τ∈{1，…，M}。在本文中，向量yt的維數2，即yt=（sci，gdpt）′，scit和gdpt分別代表股票指數和GDP增長率的時間序列。經過數據處理后，確定了模型的VAR 階數為 1階，根據檢驗選擇的模型是MSIH（2）-VAR（1），即“兩區制”滯后1階的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最終在該模型基礎上構成了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并依據系統總體增長速度劃分為“低速增長”狀態（regime=1）和“高速增長”狀態（regime=2）。
三、實證分析
GDP增長速度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也是各國政府制定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而經濟增長也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而股票市場作為金融市場上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長期以來，中國股票市場上并沒有編制統一的能反映股市整體運行狀況和總體趨勢的股票價格指數。但是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在中國股票市場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和同步性很高。因此，本文基于中國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上證綜合收盤指數季度數據刻畫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征，并基于中國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季度數據刻畫了宏觀經濟運行軌跡。并且得到了“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區制劃分及平滑概率均值、“兩區制”馬爾科夫區轉移概率矩陣以及區制屬性和模型各參數的估計結果。
為了深入了解“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動態變化特征，我們運用技術對數據進行處理后，得到了中國股票指數序列與GDP增長率序列的時間變化路徑。具體表現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期間，GDP增長率無較大波動，保持在0.15上下至0.05左右的區間內，而2007年～2009年，GDP增長率先快速上漲，在2007年第四季度達到最大值，隨后急劇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達到最低點0.0533。少量上漲后GDP增長率在2010年和2011年保持在較穩定的水平，2012年～2014年則在較低的增長率水平下保持穩定。中國股票市場則在2001年～2007年間處于上下小幅度震蕩。其后，在2007年～2009年，先是大幅度上漲，接著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波及，國際金融市場的信心大受打擊，中國股票指數也劇烈下降。2009年后，雖然有小幅爬坡，但整體依舊呈持續走低趨勢。統計數據顯示，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間內的“股票與經濟”系統基本上在“低速增長”狀態與“高速增長”狀態之間游弋徘徊。具體而言，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08 年第四季度以及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期間，系統處于“高速增長”狀態，其他時段則均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此外，我們發現無論是處于“低速增長”狀態還是處于“高速增長”狀態，描繪“股票與經濟”系統增長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始終較為穩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這說明中國金融與經濟總體受外部力量沖擊時的預警功能相對完善。統計數據顯示兩個區制均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其中“股票與經濟”系統維持“低速增長”狀態（regime=1）的概率為0.9218， 呈現出較高的穩定性。維持“高速增長”狀態（regime=2）的概率為0.9183，略小于低速增長狀態的維持概率（0.9218～0.9183）。對比兩種狀態下的維持概率，顯然中國“股票與經濟”高速增長狀態較為不易維持。系統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增長區制轉移的概率為0.0817、低速增長區制向高速增長區制轉移的概率為0.0782，這說明中國的整個經濟金融系統更傾向于由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增長區制過渡。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參數回歸結果較好。股票指數在系統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時的方差（1.895899），顯著低于“高速增長”狀態的方差（5.016926）。而GDP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在系統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時GDP的方差（0.026688）顯著高于“高速增長狀態”的方差（0.009910）。我們可以看出，當股票指數增長率較高時，通常存在較大波動性與較大不確定性，而在股票指數增長率較低時，穩定性更好；GDP增長率較高水平下，波動性與不確定性較小，在GDP增長率較低水平下，則存在波動性較大、不確定性較大的現象。也就是說，中國股票市場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穩定性有所欠缺，相對而言中國GDP的高增長狀態更加穩健。
綜合來看，基于“雙階段”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而得到的平滑概率值計算結果進一步印證出，隨著中國金融改革不斷深化及中國宏觀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股票指數序列和GDP 增長率序實發生著顯著的狀態變遷，中國金融與宏觀經濟整體在“低速增長”狀態和“高速增長”狀態之間不斷轉換。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這十余年間，回顧中國金融市場開拓歷程、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經歷，我們不難發現每次“股票與經濟”系統結構突變所處的背景以及其中的緣由。2001年～2003年，中國金融市場政策在由規范發展向規范化、市場化、國際化轉變，股票市場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抑制，同時經濟增長也產生投資過快、通脹壓力加大等系列問題。2004年伊始，伴隨著銀行信貸制度的逐漸完善，房地產市場以更加充沛的力量崛起，股票與經濟系統增長情況好轉，爬升至“高速增長狀態”。而2009年，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波及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泥濘之中，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同時保證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中國宏觀經濟更是面臨著嚴峻挑戰，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股票與經濟”系統一直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梢姡肮善迸c經濟”系統的區制轉變反映了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晴雨變換，證實了兩者在同一系統內呈同步變化趨勢，我們需從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角度窺見中國金融市場結構變化的關鍵時點，為金融風險的防范提供有力幫助。
四、結論
本文采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數據，根據非線性的Markov區制轉換VAR模型，構成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該系統存在兩個區制，區制一為GDP增長率與股票指數低速增長階段，區制二為GDP增長率和股票指數高速增長階段，基于以上內容展開了分析金融市場同宏觀經濟的關聯性?？傮w上講，“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兩個增長區制在概率分布、持續期、波動性等方面存在差異性，具體結果如下：
1.“股票與經濟”系統能夠較為貼切地描繪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發展動態。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間，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基本上在“低速增長”狀態與“高速增長”狀態之間游弋徘徊。
2.無論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或是 “高速增長”狀態，平滑概率始終較為穩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這說明中國金融與經濟總體受外部力量沖擊時預警功能相對完善。
3.風險與波動方面，GDP增長率與股票指數所顯示的情況不同，股票指數增長率較高時存在較大波動性，而GDP增長率則相反，在GDP增長率較高水平下存在較小波動性。這說明中國股票市場在高速發展的同時穩定性有所欠缺，相對而言中國GDP的高增長狀態更加穩健。
4.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低速增區制的維持概率稍高于高速增長區制的維持概率，高速增長區制到低速增長區制的轉移概率高于低速增長區制到高速增長區制的轉移概率。這說明中國“股票與經濟”高速增長狀態較為不易維持，并且中國的整個經濟金融系統更傾向于由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增長區制過渡。
綜上，保持股票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對于當今的中國社會非常重要，同時，中國經濟環境受到沖擊后的恢復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相關監管機構應審時度勢，準確判斷中國股市所處的區制狀態及其波動性特征，利用經濟政策手段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當金融市場顯露出較強的下滑趨勢時，應該及時積極地采取宏觀調控，緩解金融市場的動蕩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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