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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1
論文關鍵詞：劉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本質上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其中必然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過程。阿瑟·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表了《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雖然力圖說明的是勞動力在二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但卻在客觀上解釋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原因，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農村一城市人口流動模型之一，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制訂相關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暢轉移是提升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關鍵，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以及流動中的特殊性等問題都關系到勞動力的有效供給能否實現，因而結合我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進行重新解釋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劉易斯模型的簡要介紹和分析
為了簡化分析過程，劉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并存著兩個部門：收入及生產率極低的農業部門和工資水平及勞動生產率都較高的城市現代部門，即存在著城鄉二元經濟；(2)農業部門存在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而資本是稀缺的；(3)城市現代部門只使用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且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該模型認為，由于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業部門的收入水平，農業人口若不受限制就會向城市流動。只要城市部門擴大生產，就可以按現行工資水平雇傭到任何數量的勞動力，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
圖1描述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城市部門流動的過程。橫軸OL量度勞動量，縱軸量度勞動的邊際產品和工資。OA為農業部門的生存收入，OW為城市部門的現行工資水平。劉易斯認為，在這個稍高于農村收入的工資水平上，城市部門的勞動供給是無限的。因此，勞動供給曲線WS是一條水平線。根據假定3，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可變比例規律，對于一筆固定資本額Kn，總有一條特定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與之對應(圖1中的曲線部分)?，F代工業部門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條件就是邊際生產率等于工資。當資本為K1時，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為DIF，資本家將雇傭OL1數量的勞動力，此時利潤最大，城市部門所獲得的總產量為OL1FD1，其中OI1FW為工人的工資，WFD1為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若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資本額將增加到K2，現代工業部門生產的組織就在第二條曲線上進行。在工資不變情況下，資本家獲得全部經濟增長的利潤，其資本由最初的K1積累到K3，如此循環，直到勞動力變得稀缺，工人工資才能得以增加，這時便進入了增長的第二階段，二元經濟也就變成一元經濟，發展中國家便進入工業化階段。
二、結合中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過對模型的分析，可以發現，劉易斯認為城市就業工資高于農業收入，農民就會流向城市，不免過于籠統。事實上，農民也是經濟理性人，貧困的農民對每一個選擇行為都會精心算計。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更多的基于農民收入上的考慮，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農民會仔細權衡利弊后再做出決定。筆者認為，農民決策的依據應該是農民工進城能得到的凈收益與在家務農的凈收益之差，用R來表示，即凈收益R=[城市就業收入一城市就業成本]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工資收入(w)一[工作不滿度(C2)+流動成本(C1)]}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這個差值應該有三種情況：
R>0選擇流人城市
R％0選擇留鄉務農
R=0以上兩種選擇均可
其中，工資收入W表示進城農民工的現金收入或者未進城農民工的預期收入。一般認為，若非生活所迫，人們更傾向于休閑而非工作，所以對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滿傾向，所以將這種不滿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滿度C2包括農民工對工作環境、工作時間長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滿意程度的貨幣表現，可以為正，也可以為負。流動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棄在家務農和務工的機會成本、在外務工時產生的各種直接和間接費用，包括工資收入
的及時結算、人力資本投資、農民進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礙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與親人分離的親情成本，后兩項之和應為城市就業成本。只有凈收益R為正時，未進城的農民才會決定進城，同理，已進城的農民工則會選擇該部門或企業?；谏鲜稣J識，劉易斯模型應該進行一定的修改和補充，具體參見圖2。
如圖2所示，曲線WW1表示城市現代部門的現行工資，即城市就業收入，近年來農民工的名義工資一直沒有明顯的提高，加上物價等因素的影響，其實際工資是呈下降趨勢的，因而曲線WW2是向下傾斜的；曲線AA為農業部門的凈收益曲線，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是逐漸提高的，因此曲線AA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CC為城市就業成本曲線，我國農民工城市就業的現狀是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直觀的表現為農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質量比較差。因此CC同樣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曲線WW與CC相交于M點，M點之后，即城市就業的工資水平低于W時，由于在城市的就業成本大于就業收入，即城市就業凈收益為負，在理性選擇的驅使下，沒有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因此，在城市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農民工工資再不提高將會造成勞動力的絕對短缺。M點之前一定會存在一個臨界點P，在該點上，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等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1 O.P點對應的工資水平為w在P點之前，即城市就業的收入高于Wp時，才有農民工進城務工，因為此時的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才會大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O。至于P點的具置，肯定是在M點之前，利用國民經濟的關于工資及各項成本的數據，通過量化分析可以確定出來，在此的定性分析僅僅是指出P點的存在，從而針對我國的勞動力供給的現狀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改和補充。至于城市就業成本曲線CC的位置，可以根據具體的數據確定，但無論是在曲線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響分析的最終結果。P點是存在的，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相對的，劉易斯模型在中國的應用是有條件的，我們應該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模型。
三、結合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特殊性對劉易斯模型的補充
(一)流向的部門分析
以上對劉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的問題，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門在我國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國作為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存在諸多非正規部門，由于長期的戶籍歧視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識，農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的特定稱謂。城市非正規部門界定為投資規模小、生產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的以私營(個體或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部門，如小工廠、小家庭企業等，其余的有正規編制的政府及事業單位，以及規模大的公司企業等均屬于城市正規部門。由于流出的農民絕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規部門就業，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造成農民工本人難以通過工作獲得知識、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們的部門也難以走上依靠技術進步發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質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質的惡性循環。劉易斯模型沒有對剩余勞動力的流向部門進行具體界定，在應用該模型時，也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細化分析。
(二)由我國勞動力特殊性決定的回流性分析
勞動力要成為商品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勞動者必須具有人身自由，能夠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第二，勞動者必須一無所有，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按照馬克思的這種說法，我國的勞動力又具有本國的特點，大部分的勞動者都能滿足擁有人身自由的條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由人民所有，勞動者掌握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支配權，比如在農村，農民就擁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權，目前的政策還不允許自由轉讓土地，與此同時，我國的一些用人單位也存在著市場化運作、非市場化及半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這就使得我國勞動力呈現出半商品性的特點，勞動力夾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間，可以互相進行相對自由的轉換。這種半商品性決定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與土地有著比較強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納性及我國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農民工很容易發生回流。
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2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產業結構；優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1-00-02
一、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在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勞動力無限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該理論表明，劉易斯拐點模型的核心問題在于農村人口向城市現代工業部門轉移。就中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來說，龐大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向珠三角、長三角集中，形成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因此，探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劉易斯拐點就具有非?，F實的意義，能為我國產業轉型、勞動力市場優化等起到指導方向的作用。
農村富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在開始前，由于農村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其邊際生產率呈下降趨勢，使得現代工業部門無需提供更高的工資，在原有工資的水平上即可吸引到足夠多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呈完全彈性；隨著農村勞動力的不斷轉移，當農村剩余勞動力消耗殆盡時，工資水平就有上升的壓力，企業的生產成本開始提高，即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在拐點之前，固定的較低工資水平，即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此拐點之后，需要提高工資才能吸引到勞動力的供給。劉易斯拐點意味著農業和工業現代化發展的水平，預示著新的經濟改革和產業轉型的到來。
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的關系是緊密結合的，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就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在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消失之前，社會資源可以不斷地補充現代工業部門所需的勞動力，在沒有到達劉易斯拐點之前，工資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有利于現代工業部門的快速發展。直到現代工業部門把剩余勞動力都吸納干凈，若再繼續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大幅度提高工資，否則會產生“招工荒”。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陣痛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劉易斯拐點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啟示，讓我們不得不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產業轉型等問題。由于我國過去30多年的出生率快速下降，加之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紅利進一步被蠶食，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重新定位發展方向，加大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積極應對中等收入陷阱，實現跨越式發展。與此同時，勞動力市場也急需進一步的轉型優化，積極配合產業轉型的步伐，加強自身勞動技能的培養，暢通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渠道，迎合市場需求，積極應對劉易斯拐點到來后的勞動力短缺、工資率上漲、邊際生產率下降的挑戰。
總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必然會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減弱。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告訴我們，當我們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時，我們已處在世界分工鏈條上的末端，沒有核心技術，沒有自主品牌，以致于在我們的人口紅利枯竭時，低端產業終將被世界所拋棄。低技術含量的企業，隨著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勢必提高工資來維持必須的勞動量，而成本的增加終使其被市場所淘汰。換言之，我們在劉易斯拐點來臨之前，需要快速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強核心競爭力，中國經濟才能迎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學術界對劉易斯拐點不同理解的文件綜述
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仍然存在很大的爭議。因此，本文將兩種觀點的代表性意見進行整理，并提結合學者的觀點進行評價。
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蔡P（2007）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時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農村只有不到1.2億剩余勞動力，且城鎮農民工、正式工工資趨同，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姚上海（2009）指出，二十世紀初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流動中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初現端倪，2009年下半年隨著經濟的回暖，我國農村勞動力供求狀況已經跨入劉易斯拐點。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還沒有進入劉易斯拐點。周天勇（2010）指出我國2009年城市化水平45.59%，處于低水平的城市化，而劉易斯拐點往往是城市化達到70%才會來臨。劉偉（2008）指出“民工荒”只是局部和暫時的現象，造成民工荒并不是勞動力供給出了問題，而是勞資博弈的結果，因此得出的結論是現在談論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到劉易斯拐點還為時過早。
關于中國經濟是否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的討論，在國內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珠三角和長三角已經出現了“用工荒”，并且這一趨勢已經開始向內地漫延，但劉易斯拐點是否真正的出現，仍然沒有定論。本文認為，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不會確定在某個具體的時間，而是在將來某個時期，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可能提前也可能延遲，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或漸進式的發展。
從企業角度看，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必然推動工資上漲，加大小微企業的壓力。一方面，工資上漲意味著提高了企業生產的成本，在市場價格不變的前提下，使小微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尤其使正處在轉型期的企業舉步維艱。另一方面，工資上漲將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推動消費的增長，促進經濟的發展，利于拉動內需，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減少收入分配差距，緩和社會矛盾。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劉易斯拐點的來臨會迫使企業加快自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我國珠三角、長三角過去的經濟高速發展得益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同時也形成了我國產業結構以低端粗放、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殆盡，我國已經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加之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開始提高，附加值只減不增，企業面臨著發展停滯的狀態。因此，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加大人才專項技能的培養，完成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轉變，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才能有效地越過劉易斯拐點和中等收入陷阱。
從政府角度看，劉易斯拐點的來臨會使國家的宏觀經濟狀態產生下滑。隨著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勞動力生產要素越發稀缺，稀缺勞動力的成本勢必會提高，從而導致勞動者的工資會提高，企業的經濟成本會上升，影響市場的價格體制和調節機制，進而會打破我國原來“低成本高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抵消作用。
三、面對劉易斯拐點的政策建議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果，但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問題。我國早期的發展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雖在短期中加速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但期間出現了一些列經濟和社會問題，留下了許多隱患。如今，在劉易斯拐點來臨和人口紅利即將耗盡的時期，我國應該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方向，根據經濟發展的新特征，順應時代潮流。走可續發展發道路，加大創新，淘汰落后產能，完成產業結構的優化轉型，提高產品附加值，提高核心競爭力，完成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的轉變，提升我國在國際經濟往來中的競爭力。
（二）加快產業轉移
珠三角、長三角沿海發達地區集聚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制約了當地產業結構優化轉型的進程。當地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不斷增大，應該及時啟動產業轉移，由沿海地區向內地勞務輸出大省轉移。由于內地經濟欠發達，仍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企業內遷，一方面可以使農民工就近就業，推進當地城鎮化的建設，縮小城鄉二元經濟的差距，提高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內遷為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起到了促進作用。
（三）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
經濟結構的優化轉型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這也就決定了就業結構要與之相應地進行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應該向更高層次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增加產業的附加值。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具有專業技術的人才，因此，為了滿足產業轉型升級，必須把傳統工人培養成新興產業的工人。其中，尤其要加強職業技能的培養，提高專業素養，迎合產業轉型的市場需要。
（四）完善社會保障體制
由劉易斯拐點可知，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現代工業部門，但在二元經濟體制中，農民和城市居民并沒有享受相等的待遇。由于戶籍制度、城鄉差距等原因，與城市居民相比，進城務工的農民面臨的勞動環境和社會處境較差，如福利保障、子女上學等等。因此，在吸引更多農民進城務工之前，就應做好在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準備工作，使農民工能享受與城市居民相等的待遇。
參考文獻：
[1]姚上海.“劉易斯拐點”突現：我國勞動力資源面臨重大轉型[J].江南大學學報，2009.
[2]劉昭云.劉易斯拐點與珠江三角洲地區應對策略探析[J].生產力研究，2011（08）.
[3]巴曙松.劉易斯拐點是經濟轉型契機[J].南風窗，2011（17）.
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3
老年人上消化道出血的最常見病因為消化性潰瘍，這類患者出血速度快、失血量大、病情兇險、病死率高，常規治療效果不佳，生長抑素（SS）治療可明顯改善療效〔1〕。SS能夠減少門脈高壓患者胃腸道的血流量及降低門靜脈壓力，但其對老年消化性潰瘍出血(PUB)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的影響文獻報道較少。為探討老年PUB患者在SS治療期間的血流動力學變化，我們運用彩色多普勒超聲對21例老年PUB患者的腸系膜上動脈血流速度（SMAV）、腸系膜上動脈搏動指數（SMAPI）、門靜脈血流量（PVF）、及腎動脈阻力指數（RARI）進行了檢測。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入選標準：①年齡≥60歲；②48 h內有明確上消化道出血；③急診胃鏡檢查有活動期的胃、十二指腸潰瘍。剔除標準：①有胃部手術史、外傷史、4 w內其他手術史；②有消化道惡性腫瘤；③有凝血功能障礙（凝血酶原活動度
1.2 SS應用方法
首劑施他寧250 μg靜脈注射后，3 mg加入5%葡萄糖溶液500 ml中，250 μg/h持續靜點72 h，用藥期間，患者禁食水。
1.3 超聲心動圖血流動力學測定
用彩色多普勒超聲測定用藥期間和停藥后6 h的SMAV、SMAPI、PVF及腎動脈RARI。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以x±s表示，采用SPSS11.5軟件進行配對t檢驗，相關性檢驗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
2 結 果
2.1 血流動力學指標改變
與用藥結束后6 h比較，用藥期間PVF、SMAPI、SMAV明顯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RARI無明顯變化，用藥前后比較無顯著差異（P＞0.05），見表1。表1 血流動力學指標改變(略)
2.2 SMAV、SMAPI、PVF與再出血及輸血量的關系
SMAV、PVF與早期再出血率顯著相關（r=0.853，P＜0.05），治療期間SMAV、PVF的減少可以有效降低早期再出血的發生，而SMAPI與治療期間的輸血量顯著相關（r=-0.925，P＜0.05），SMAPI的降低可以有效減少治療期間的輸血量。
3 討 論
老年PUB，多數潰瘍面積較大，常規治療效果欠佳〔2〕。文獻報道，PUB的患者導致胃酸升高和胃十二指腸黏膜血流量改變主要是通過胃腸激素發揮作用的，其中SS能有效抑制胃蛋白酶、胰高血糖素等的釋放，有利于抑制胃酸分泌、胃腸道黏膜循環的改善及黏膜修復，同時尚有促進血小板聚集和血塊收縮功能，有利于永久性止血〔3〕。
SMA大部分起始于腹主動脈，是支配小腸和大腸血運的主要血管，其靜脈回流門靜脈；胃的靜脈最后也回流門靜脈，因此測定這兩條血管血流動力學參數可以較好地反映胃腸道的血流動力學變化。盡管在上消化道出血的病理生理變化中，黏膜血流量起著重要作用，但在嚴重的出血中，上述大血管的血流動力學改變比黏膜血流量的改變更為重要〔4〕。我們的結果顯示，用藥期間PVF、 SMAV、 SMAPI下降，說明SS可以減少胃腸道的血流量和降低門靜脈壓力，從而有利于潰瘍止血。
PUB出血多為胃十二指腸動脈侵蝕出血，SS能夠減少胃十二指腸的血流量，從而降低胃十二指腸動脈的壓力，而達到止血的效果。同時SS也能夠降低血清中胃泌素的水平及抑制胃酸及胃蛋白酶的分泌。有學者認為，由于SS對分泌胃蛋白酶的抑制作用，使其在PUB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療中，療效要優于那些僅僅抑制胃酸分泌的藥物〔5〕。
本研究還發現SMAV、PVF與早期再出血率顯著相關，表明治療期間SMAV、PVF的減少可有效地降低早期再出血的發生率，而SMAPI的降低可以有效減少治療期間的輸血量。在治療期間SMAV、PVF、SMAPI降低的同時，RARI無明顯改變，這說明SS治療期間不會造成腎臟血流量的減少，導致系統性的血流動力學改變。
總之，SS可以有效減少胃腸道的血流量及降低門靜脈壓力，而對腎臟的血流量無影響，同時可以減少治療期間的輸血量，減少再出血的發生率，這些血管血流動力學參數的改變有助于解釋SS治療老年PUB的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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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4
【論文摘要】農村勞動力流動，是彌合城鄉之間斷裂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本文在闡述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動基本情況的基礎上，剖析了其存在的問題，并結合吉林省省情提出相應措施，從而為實現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盡快解決“三農”問題，提供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積極探索。
一、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動基本狀況
吉林省作為我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擁有數量巨大的農村勞動力資源。農民增收緩慢，總體水平不高，而且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多，轉移就業壓力很大。吉林省現有農村勞動力669萬人，到2006年底轉移出241萬人，其中常年在外打工的110萬，出國的6.8萬人，其他均屬于臨時性、季節性的轉移。按現在農業生產能力計算，種植業有200萬人足夠，這意味著吉林省還有220多萬人在農村屬于絕對的剩余，而且每年新增大約100萬左右，農業人口中還有相當大的比例是農業勞動力，還不包括臨時性、季節性返鄉者。如何根據國情和省情，加快農村勞動力流動、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吉林省政府從本省實際出發，出臺了一系列鼓勵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優惠政策，召開經驗交流會、建立輸出基地、開展技術培訓，設立“陽光工程”，從上到下掀起“春風行動”等，有力地推動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二、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動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雖然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動有了一定發展，已取得一些成效，但與其它省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
1.流動速度慢、流動半徑小、缺乏品牌意識
首先，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速度仍然較慢，總體水平和輸出層次仍較低。近幾年，從勞動力當年流動速度來看，始終排在全國第25位以后。其次，在勞務輸出上缺乏品牌意識，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致使輸出質量不高，市場競爭力不強。最后，受傳統思想觀念和對外省勞務用工信息不通暢影響，大部分勞動力仍是在省內尋找就業機會，表現出流動半徑小的明顯特征。
2.技術含量低，擇業機會少
由于受傳統生產方式的影響，吉林省農村勞動力以糧為本的觀念根深蒂固，糧食生產以外的勞動技能低下，以從事簡單的生產性勞務為主，勝任不了技術較高的生產性勞務。因此，外出勞動力大多集中在建筑業、服務業以及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業等產業，基本上是靠出賣體力而獲取就業機會。據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在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動中，90%以上從事純體力勞動。另外，在全部勞動力中，受過系統職業技能培訓的只占4.5%，說明吉林省農村的成人職業技能教育薄弱。這就造成了吉林省農村外出打工人員從事勞動密集型勞務的比重大，技術密集型勞務的比重小。因而，勞動力就業機會少，勞務收入低。
3.社會保障體系功能弱，勞動力外出務工熱情低
勞動力愈來愈強的外出打工欲望是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積極因素，但如果農民自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或受到損傷，勢必打消勞動力外出打工的熱情。首先是工資無保障。有些用人單位故意長期拖欠、克扣務工人員工資，不按期發放。據500戶農民問卷調查資料顯示，有54%的農民反映“打工收入不能及時足額兌現，收入沒保障”；其次是缺少必要的生產安全保障。如一些在建筑、運輸、化工、采掘等單位打工的農村勞動力，不能及時得到必要的安全防護設施及保護用品，使其生產安全得不到保障；最后是子女就學無保障。一些常年在外地務工的農民，其子女上學非常困難，需要交一些贊助費或高價學費才能入學。因此，極大地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
三、促進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措施
1.從戰略的高度充分重視
應從戰略的角度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應有一個長遠的考慮并制訂出相應的長期發展戰略規劃，建立起與之相配套的組織協調機構。在制定相關政策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地方及有關群體對政策執行的程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出臺配套的詳細的、操作性強的實施辦法，并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保證出臺的政策能夠嚴格執行。
2.采用系統的觀點整體推進
從系統論的角度，把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作為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參與，需要政府、社會、教育等相關各主體單位的共同努力。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因素有很多，有戶籍歧視制度、城市就業制度、農村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力素質等。應深入研究各種因素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以便于采取相應措施促進流動。通過宏觀調控進行制度創新，如加大戶籍制度改革的力度、穩步慎重推進農村土地承包與經營權的流轉、進一步清理取消對勞動力流動和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限制等，采取積極措施把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只有內外環境和諧，才能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整體和諧發展。
3.大力發展縣域經濟
當地政府應緊緊抓住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契機，實施項目興縣戰略，努力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流動。發展縣域經濟，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就地流動的主要途徑。發展縣域經濟主要包括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小城鎮建設、發展以鄉鎮企業為主的中小企業，拓展縣域經濟四個方面。農業產業化經營既是現代農業的必經之路，也是縣域經濟的核心內容之一。例如可以通過農產品加工、流通、服務以及相關的專業化組織使更多的勞動力加入進來，還可以帶動農民組織化程度和農民素質的提高?？h域經濟發展的生命力在于特色。當地要進一步結合本地優勢資源、綜合考慮交通區位、產業結構、市場定位、科技水平等綜合因素，在全國、全球經濟發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擴張自己的優勢。
4.大規模開展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培訓
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培訓工作，圍繞全面建設和諧吉林的目標，堅持“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以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素質和就業技能為主線，以職業技能培訓和引導性培訓為重點、綜合運用財政扶持政策、加大資金投入、整合使用相關資金、整合教育培訓資源，建立定點就業培訓機構。要進一步調動農民個人、用人單位、教育培訓機構、行業的積極性，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地開展就業培訓，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逐步形成市場配置、政府促進、管理規范、流動有序、素質準入的城鄉一體化就業新格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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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5
一、城市勞動力市場城市間分割的表現及原因
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城市間分割指由于各種非市場因素，使得城市勞動力難以流出本城市或者外城市勞動力難以流入本城市，造成了以城市為界的市場分割狀態，各城市具有相對獨立的城市勞動力市場，各市場之間呈現相對封閉狀態，并具有各自不同的城市勞動力供求關系和工資率。城市勞動力市場分割與一般意義上的商品市場分割一樣，其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資源缺乏流動。
我國自80年代起，確認了勞動者對自身勞動力的自由支配權，并逐步放松了對人口流動的管制，勞動者享有了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的權利。90年代明確實行主義市場后，為了滿足經濟快速增長所產生的巨大勞動力需求，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國家實行了提倡、促進勞動力有序流動的政策。在這一背景下，農村勞動力迅猛地流向城市，其規模逐年增加。到90年代后期，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已經超過1億人。同時，隨著城市國有、集體改革的深入，城市勞動力在城市內部的流動也加快進行。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1998年到2000年期間，我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2100多萬人，其中60%以上實現了再就業。然而，相對于此，城市勞動力的跨城市流動卻依然是“波瀾不驚”，特別是其中的人員、管理人員和熟練技術工人等中高級勞動力（即所謂的人才資源）并沒有像所希望的那樣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起來。統計顯示，從我國中西部跨地區流出的勞動力中，城市勞動力流動比例不足3%，屬于人才流動的就更少了。其中原因何在？
從上講，當勞動者具有了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即他對是否流動和怎樣流動具有完全的決定權以后，流動行為的發生與否則取決于該流動能否給本人帶來凈收益。流動凈收益等于流動預期收益差減去流動成本，其公式為：R=(Rn-Ro)-（C1+C2+C3），其中：Rn表示流動后的預期收益；Ro表示不流動維持現有狀況的預期收益；C1表示流動的直接成本，包括尋找新工作的費用、費、搬家安置費等；C2表示流動間接成本，指因流動而間接增加的各種額外支出；C3表示流動的機會成本，指因流動而損失的各種可能的收益。（注：個人感情、偏好等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也對流動產生，因其難以量化且不具普遍性，本文不做變量分析）。當凈收益R>0時，表示流動可以獲益，從而促使流動實現，且R越大，流動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大；當凈收益R≤0時，表示流動無法獲益甚至受損，流動不能實現（特殊偏好流動和強制流動除外）。下面，我們運用該公式對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進行分析：
1、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凈收益分析。由于城鄉收入的巨大差別，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就業將立即獲得一份明顯高于其在家鄉務農的工資收益Rn（目前沿海地區農民工月工資約為500—800元），而且城市較多的就業機會和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對渴望見世面、“闖世界”的青年農村勞動力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和想象力，進一步增加了其預期收益和流動意愿，盡管這一預期并不完全符合現實。農村勞動力不流動，繼續在家務農的預期收益Ro主要是農產品，按目前標準置換成貨幣大多低于100元/月，對部分無事可做的閑置勞動力而言，甚至趨于0。其流動成本主要體現在尋找新工作的費用、交通費等直接成本C1上（按照目前標準，跨地區流動一般為1000—2000元，地區內流動一般在1000元以下）；間接成本C2一般較小，因為進城農民工住、食大多由廠家解決，至于其他新增的必要開支，也多是省吃儉用；機會成本C3幾乎為0，因為在農村很少有掙錢的機會，而且流入城市也不會失去土地和住房等重要的生產資料和財產，特別是對于無所牽掛的未婚青年勞動力更是如此。大致估算以下，一個普通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就業，其年凈收益R一般可達4000—8000元。對絕大部分的農村勞動力來說，這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因而其必然會向城市流動，而且流動愿望很強烈，流動的規模也很大。據統計，我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1985年約為3000萬人，1993年超過6000萬人，2000達到1.3億人。這一實際情況，從經驗上支持了上述理論分析。
2、城市勞動力跨城市流動的凈收益分析。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我國不同城市和地區之間，特別是東西部城市、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大。1999年和2000年，職工工資最高的三省市的平均水平分別是最低的三省的2.206倍和2.278倍。特別是高新技術人員、高級管理人員等高級人才的工資收入，東西差距更為明顯，同一崗位或職位在東部沿海發達城市的收入比中西部城市高達3—8倍。這種明顯的地區收入差距說明城市勞動力跨城市、跨地區流動的預期收益差（Rn-Ro）很大，已經構成了城市勞動力流動，特別是人才流動的強大經濟動因。但是，現實中卻出現了流動不暢，從流動凈收益公式分析，只能歸因于流動成本過高，甚至高過預期收益差(Rn-Ro)，致使流動凈收益R≤0，流動變得毫無意義。
我們進一步考察城市勞動力跨城市、跨地區流動的成本C1、C2和C3。目前我國城市勞動力跨城市流動主要可分為兩類：一是經政府部門批準的計劃性流動，包括人員調動、轉業安置、婚遷和隨遷等；二是市場性自由流動。隨著信息、交通高度發達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流動的直接成本C1，對兩類流動者的影響都不大。但是，流動的間接成本C2和機會成本C3的影響則有明顯差別。對于第一類流動者，其流入新城市以后，立即獲得了該城市的常住戶籍，成為該城市的合法居民，享有城市提供的公共福利，其人事檔案關系、社會保險關系在新城市得到確認和接續，子女家屬的遷入也相應得到解決。其在原城市所享有的待遇、福利、社會認同等等在新城市不僅沒有失去，反而得到改善，而且擁有了比原城市更多、更好的機會?？傊?，計劃性流動的成本小，預期收益大，因而凈收益也大。因此，大家都想方設法往發達城市調動和轉業?？墒?，每年批準的指標有限，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怎么辦？自己去！
可是，到了“自己去”，則“不可同日而語”了。首先，自由流動的城市勞動力沒有流入城市的戶籍，不僅無法在新城市享受到相應的權利，如子女上學、購買經濟適用房、平等就業等，而且還可能被視為“黑戶”、“盲流”，倍受歧視，甚至還要遭驅逐。如果流入者想要像在原城市那樣，平等地享有所在城市提供的各項待遇，則需要向政府申請購買獲得當地戶籍。一般購買一個發達城市戶口需要2—3萬元，少數需要4萬元以上，這實際上是增加了其流動的間接成本C2，如果三口之家一起流動，此項流動成本達到5—10萬元。其次，未經批準流入，當地政府對于勞動者原來的工齡不予確認，對其社會保險關系不予接收。這就意味著，其在原城市本可享受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待遇在流入新城市后因保險關系無法轉移而全部失去。此項損失（機會成本C3）一般都在10萬元以上，而且還可能造成自由流動者“老無所養、病無所醫”，給勞動者帶來極大的不安定感，大大增加了流動的心理成本。再次，住房福利損失。在傳統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下，城市職工住的是單位的公房或微租房，這就形成了勞動者與單位的依附關系。如果勞動者離開原單位將無法享受這些福利，其損失（機會成本C3）也高達數萬元，甚至上10萬元。粗略計算，僅此三項給城市勞動力流動帶來的間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就高達幾十萬元，雖然年輕勞動力的流動成本會小一些，但也是數萬元。對于絕大多數的城市勞動力而言，如此高額的流動成本是流動收益差難以彌補的，因而其流動凈收益R≤0，自由流動實際上也就不可能實現。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現行的戶籍、住房、社會保險、調動等制度因素，引起了城市勞動力跨城市、跨地區自由流動的高額流動成本，從而阻止了城市勞動力在城市間的自由流動，最終造成了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城市間分割。
二、城市勞動力市場地區分割和后果。
從上講，在市場條件下，只有按照市場機制，充分發揮競爭和價格杠桿的調節作用，才能實現生產要素在全的最優配置。勞動力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其配置同樣要遵循這一市場經濟。如果因為非市場因素，造成勞動力資源難以流動，形成市場分割，必然阻礙市場競爭，使勞動力價格（工資）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導致市場失靈。具體而言，當前存在的城市勞動力市場城市間分割產生了以下后果：
首先，城市勞動力無法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影響經濟。在不存在市場分割的情況下，城市勞動力在全國范圍自由流動，由市場進行優化配置，最后形成一個全國范圍的供求均衡狀態。在當前存在市場分割的情況下，各城市的勞動力供求狀況則與此不同：在發達城市和地區，由于經濟水平高、產業升級快、高新技術發展快、大公司大多等原因，對中、高級城市勞動力的需求會較大，而其本市、本地區勞動力無法滿足需求，又難以從其他城市和地區引進足夠的合格勞動力，從而出現了勞動力供給短缺、人才不足的情況，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在欠發達城市，則與此相反，經濟發展較慢，就業機會不足，而城市勞動力想走又走不動，導致勞動力供給過剩、資源閑置、人才浪費，進而影響生產效率?？偟恼f來，整個社會的總效益因此而大大降低。
其次，增加了企業成本，降低了社會就業率。發達城市和地區的企業，往往面臨中高級城市勞動力資源供不應求的局面，為了獲得必要的人才資源，企業只好不斷提高工資率，以達到從外地市吸引、招聘人才的目的，這無疑額外地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特別是中高級人才需求比例大的高新技術企業，其勞動力成本增長幅度更大，從而削弱了其產品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利于產業技術創新；同時，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又會抑制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總量的增加，給當地擴大就業帶來了難度。
再次，進一步拉大我國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城市勞動力市場分割造成發達城市和與欠發達城市勞動力供求的“雙失衡”，發達城市的社會均衡工資率因勞動力供不應求而上升，欠發達城市的則因勞動力過度競爭而下降，“一升一降”進一步拉大了東部與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加劇了地區不平衡。
城市勞動力市場分割還造成了城市勞動力就業的地區壟斷，等于為本地勞動力就業創造了一個封閉的溫室環境，這樣一個缺乏外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不利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人才的培育、開發，必然會導致整個城市、整個國家人才綜合競爭力的下降。
對個人而言，由于制度因素而造成的城市勞動力市場分割實質上是一種人為的機會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可能使某些人一生再努力也無法改變其不利的境況，這實際上是對積極向上的個人精神的壓制，無疑會對整個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三、政策建議
上述表明，城市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主要原因在于：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戶籍、住房、福利、社會保險等制度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力自由流動，這些制度性因素造成了高額的勞動力流動成本，從而阻礙了流動的實現。因此，要消除城市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就業壟斷，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就需要從改革制約城市勞動力流動的舊制度、降低城市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成本入手。
首先，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現行戶籍制度。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將勞動力的戶籍與其享有的各項經濟、社會權利，甚至權利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戶籍相當于勞動者的身份，失去了戶籍就失去了與此相連的各項權利，這實際上是對勞動者人身自由權的一種束縛。既然要鼓勵和促進勞動力流動，就要改革這種禁錮勞動力自由的不合理制度，取消戶籍與其他權利的掛鉤，實行和完善個人身份證制度，讓每一位跨地區流動的勞動者不因戶籍的改變而利益受損。這樣做在短期內可能會對大城市、發達城市產生一定的沖擊，但從長遠來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動調節勞動力的流量和流向，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的合理配置。
其次，應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住房、福利分配貨幣化政策；對于已經分給職工居住的福利房，也應逐步將產權賣給職工，最終實現住房產權的個人所有。這樣既消除勞動者對所在單位的利益依附關系和人身依附關系，也減少了單位的社會性事務和經濟負擔，使企業可以從繁雜的社會事務中擺脫出來，專門從事生產經營。當勞動力跨地區流動時，他可以在市場上將現有住房變現，到流入城市重新購置或租賃住房，不必再因流動而受損。
再次，應建立一個社會保障權利貨幣化、不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經過十多年的改革，已經基本擺脫原來“企業保險”模式對企業的依賴關系，接下來應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擺脫對所在城市和地區的利益依賴關系。應在堅持實行的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養老、醫療保險模式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對于基本保險的基礎部分，應將目前的統籌層次由地市級統籌上升為省級統籌、全國統籌，通過國家、行政強制力，在全國范圍內籌資并實行統籌調劑，以保證職工在全國各地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保險待遇，體現社會公平。對于基本保險基礎部分以外的其他部分，可由各地辦理，以體現地區差距，調動職工積極性。地方經辦的社會保險待遇全部實行貨幣化，記入職工社會保險個人帳戶；同時對于在舊的保險制度下國家承諾職工享有的社會保險權利，也按照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擔的原則，全部實行貨幣化，記入職工的社會保險個人帳戶。職工跨城市、跨地區流動時，其社會保險個人帳戶全部儲存額隨同轉移。這樣就可以保證城市勞動者在流動前后享受同樣的社會保險待遇，解除了職工流動的后顧之憂。
此外，還應改革城市職工的人事檔案制度，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以勞動合同規范單位和職工的權利義務關系，實現職工檔案管理的社會化、電腦化，等等?？傊?，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改革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為城市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自由、高效地流動創造寬松、有利的制度環境，使全國的城市勞動力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四、結論
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由于對相關的戶籍、人事、保險福利制度改革滯后或不到位，沒有真正打破計劃經濟形成的城市勞動者對所在單位和城市的人身依附和利益依附關系，從而導致城市勞動力跨城市自由流動的高額流動成本，阻礙了流動的實現，最終造成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城市間分割。這種因制度性因素所造成市場分割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會產生很大的經濟后果和社會后果。當前，改革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不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相關制度，打破包括城市勞動力市場在內的各種市場的地區間分割和封鎖，是應對加入WTO，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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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6
(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區域分割對勞動力資源跨區域自由流動的阻礙。
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后,各區域基本上都采取了“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雖然各區域的養老保險的制度框架都是相似的,但是,具體的制度設計卻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它們在覆蓋范圍、征繳比例、管理辦法以及發放水平上大不相同。養老保險在各區域表現出的這種巨大差異主要是由我國多層次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
(二)養老保障制度的人群分割對勞動力跨區域、跨行業自由流動的阻礙
由于我國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不同人群的養老保險制度各自為政,管理部門多、政策差異大、布局極為混亂。企業單位員工轉入機關事業單位后養老保險待遇如何接續,機關事業單位員工轉變職業性質后如何養老,農村居民進城務工后,靠什么保障老年生活,這些都是養老保障制度的人群分割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顧慮,養老保障制度的人群分割對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附加了巨大的流動成本。
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全國統籌對完善勞動力市場的重大意義及可行性
(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全國統籌對完善勞動力市場的重大意義
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全國統籌可以打破區域對優秀勞動力的壟斷和人才的區域所有制,有利于養老保險關系的跨區域和跨行業轉移接續,從而推動勞動力在各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我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勞動力大規模的跨區域、跨行業的流動將長期存在,在這種形式下,建立適應勞動力流動的、全國統籌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出臺統一的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能夠減少勞動力流動的成本,促進勞動力在市場的調解下自由、合理的流動,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
(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全國統籌的可行性
首先,在政治上,中央政權享有最高權力,地方政權在中央政權統一領導下,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范圍內行使其職權。中央政府始終保持對地方政府的絕對政治領導。這種體制維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保證了國家政權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這是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實現全國統籌的政治基礎。
其次,在財政上,連續多年來我國財政的增長勢頭強勁,巨額的財政收入是國家投入基本養老保險最強有力的保證。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支出以穩健的步伐逐年增長,從2000年的1517.57億元到2007年的5447.16億元,2009年我國財政預計投入社保資金7827.96億元。而基本養老保險的支出又是社保支出的主題模塊。所以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的強力支持是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全國統籌的經濟依托。
三、建立全國統籌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建議
(一)協調各地區經濟平衡發展,將地區、城鄉二元經濟差距縮小到適度水平
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是以經濟發展水平為依托的。實現經濟的平衡發展是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國統籌的必要條件。長期以來,我國部分地區優先發展、先富帶動后富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了現在的區域、城鄉二元分化的經濟格局。目前,我國區域、城鄉經濟差距被普遍認為已經超過了基尼系數的警戒線。這種不平衡的經濟發展格局是各地區一開始就沒有形成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的根源,是后來各區域養老保險水平差距愈演愈烈的根源。因此,要消除養老保險制度的“條塊”和“碎片”模式,實現全國統籌的養老保險制度協調發展,就必須從協調各地區經濟平衡發展做起,兌現當初先富帶動后富的承諾,組織發達地區對不發達地區的幫扶,比如人才和技術的支持。同時,將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優惠和優先發展權轉移到當前的經濟弱勢地區,比如稅收優惠政策和直接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直到將現存的、不合理的地區、城鄉二元經濟差距縮小到適度水平,實現全國范圍內的經濟協調發展,為養老保險制度的升級奠定深厚的經濟基礎。
(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基本養老保障中的職能,規范地方政府行為
要建立全國統籌的、全民性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首先必須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制度中各自的權利與責任。我國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權管理體制,同時基本養老保險是公共性質比較高的的共享性產品。因此,基本養老保險的事權、財權應該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中央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與地方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的關系是決策、監督者與執行者的關系?；攫B老保險制度的政策制定和管理監督由中央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負責,各地方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只負責本區域的養老保險業務經辦工作,保證自上而下政令暢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最終消除全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養老保險管理成本的居高不下、各區域養老保險制度的“囚徒困境”。
(三)勞動力流動過程中養老保險賬戶的“完全轉移”
為貫徹《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2005]38號)文件,各省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明確規定: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員省內流動時,按有關規定轉移基本養老保險關系,并向轉入地基本養老保險經辦機構提供轉移職工歷年繳費基數?？缡×鲃拥?按轉入地有關規定轉移個人帳戶檔案。因此,必須破除現有的規章制度對養老保險關系轉移過程中對員工已經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用的轉移限制,參保人員跨省流動時,不僅轉移參保人員的養老保險關系檔案,更要足額轉移所繳納養老保險費,含個人帳戶及社會統籌二項費用。
(四)搭建養老保險制度的信息化管理平臺,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社會化管理與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