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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主體范文1
直到2003年，公認的中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是7%~8%。在“十一五”規劃中，中國政府實際上有一個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目標，這個目標低于8%。2004年政府還曾提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保持在7%左右。從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勢頭：連續五年經濟增長速度超過10%，且沒有嚴重通貨膨脹。人們自然會問：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是否有了明顯提高？我認為有提高，但不會有大幅度的跳躍，從7%~8%跳到10%~11%的可能性不大。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加快，這一定程度是周期變化的結果。在經過長達6~7年的通貨收縮之后，2003~2004年經濟出現投資推動的快速增長是自然的。2005年以后“瓶頸”的消除使2006年得以保持低通脹的高增長。經濟增長既有趨勢的變化也有周期性因素，必須把這兩者加以分離，以確定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如果根據現在經濟增長速度是11.5%，就斷言中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達到了10%~11%，是不夠慎重的。通貨膨脹不會隨經濟的高速增長立即出現，而會有一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滯后。如果以當期的經濟增長速度為基礎確定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其后果很可能是經濟的進一步過熱。反通貨膨脹政策不能等通貨膨脹跡象明顯時再出臺。更何況，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率已經明顯超過了年初的控制目標，且有進一步上升的危險。
2.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是孤立的、一次性的，還是普遍的，同時兼有需求拉動和成本推起性質的？
兩個月之前，許多經濟學家仍認為中國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問題，CPI上漲很大程度是一次性的，是豬肉和糧食價格上漲造成的。外國因此將中國的通貨膨脹戲稱為“小豬周期”。而我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實際上已經比較嚴重，其發展前景令人擔心。理由如下：第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已經明顯超過了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根據一般的經濟理論，通貨膨脹的發生一般都有一段時間的滯后，而中國高增長低通脹的情形已經持續了幾年。第二，現在不是個別農產品的價格在上漲，而是農產品價格普遍在上漲。不僅是農產品價格上漲，而且農產品生產的投入價格也在普遍上漲。第三，現在一般老百姓中已經形成了通貨膨脹預期，對通貨膨脹上漲的不安情緒正在彌散。第四，近年來工資和薪酬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第五，中國存在嚴重的價格扭曲和長期的負利息率。第六，近兩年股市非?；鸨?現在似乎已開始趨冷回調)，房地產市場價格不斷飆升，中國的財富效應也不可小視。第七，全世界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趨勢，原材料價格在上漲，石油價格在上漲，農產品價格在上漲。中國是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全球價格的普遍上漲不可避免地會對中國的物價上漲造成嚴重影響。
3.為實現相對價格調整，通貨膨脹的可容忍度是多少？
目前，中國仍存在許多價格扭曲。對這些價格扭曲進行調整，在前兩年不是問題，而現在卻有問題，因為我們已經有了通貨膨脹。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應該繼續進行價格調整。因為我們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貨柜車繼續在深圳加油，不希望農民繼續承受“谷賤傷農”之苦，不希望讓企業繼續浪費不可再生資源、不受懲罰地污染環境。因此，相對價格調整不應拖延，時不我待。
但是，由于物價下調的剛性，相對價格的調整必然會導致物價水平的上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考慮中國所能容忍的通貨膨脹率到底是多少？過去央行的參考目標是3%，現在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容忍度是6%，有些人則認為更高。通貨膨脹的可容忍度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根據中國的經驗，我認為6%是不可取的，4%已經是極限了。通貨膨脹率應該保持在4%以下。
4.中國資本市場是否存在嚴重泡沫，對資本市場價格的大起大落是否應該采取不干預政策？
關于資產價格泡沫的問題，似乎沒有進一步爭論的必要，結論應該已經很清楚。應該討論的問題是，政府有無權利和義務對資本市場，特別是股市進行干預?，F在許多人認為政府對資產價格不應該進行干預。我們可以干預通貨膨脹，但對資產價格僅僅是“關注”。我以為政府確確實實應該盡可能避免干預資本市場，不應該貿然刺破泡沫。但是，在必要的時候，為了保護廣大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政府不應該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該出手時就出手”?？纯聪愀?、看看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政府在股市發生劇烈波動時的政策，我們不難找到答案。在前一時期，盡管在細節上有許多可改進之處，但政府為穩定股市所做努力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如果沒有當時的努力，就不會有當前股市較為平和、冷靜的心態。
5.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是否過快？
2005年底，當時國家統計局的負責人稱中國的投資率是48.6%。在最近幾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幅度繼續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但投資率的統計數卻降低了。中國的投資率到底是多少？我想至少應該是45%。同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對比，這個比率確實非常高?，F在學術界也普遍認為：中國現在的投資率相當高。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資推動的。投資推動的經濟增長和消費推動的經濟增長有很大不同。它在當前創造經濟過熱，在未來卻會創造生產過剩。
6.在通貨膨脹和匯率升值之間，是否存在替代關系，是否應該用通貨膨脹換取匯率的穩定？
升值和通脹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匯率和物價是一個多變量動態系統中的兩個變量。理論上說，給定其他變量，我們可以確定升值和通脹之間的關系。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兩者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在某些情況下(其他變量處于某一給定值域的時候)，兩者存在替代性。在另一些情況下(其他變量處于另一給定值域的時候)則不存在替代性，具體情況應該具體分析，但在中國當前情況下，升值和通脹確實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
理論上說，如果一個國家存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順差，而匯率升值又缺乏彈性時，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率上升、實際匯率升值，直至國際收支最終實現平衡。換言之，在國際收支順差的情況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夠往往會導致通貨膨脹惡化，但通貨膨脹本身并不一定是由匯率原因造成的。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同匯率有關，但并非全是匯率之過。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問題，11.5%的經濟增長速度、全球范圍內石油、礦產品和糧食價格的上漲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導致通貨膨脹的出現。因此，政府不應該把匯率升值作為抑制通貨膨脹的工具。正確的政策反應應該是采取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而升值應該是貨幣政策的副產品，讓匯率升值是為了使貨幣政策發揮作用(但貿易逆差可能會惡化)。如果政府擔心貿易逆差對出口產業造成不利影響，政府可一方面緊縮貨幣，另一方面允許匯率貶值以避免貿易逆差的進一步增加。在目前情況下，中國的匯率升值以減少貿易順差的政策目標同緊縮性貨幣以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正好并行不悖。升值的加快不僅有助于實現貿易平衡，而且可以為貨幣緊縮留出更大空間。既然是“一箭雙雕”、“一石二鳥”，那就沒有必要棄而不用。
7.在中美利差縮小、人民幣升值幅度給定的條件下，中國是否還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在相當一段時間以來，特別是在2005年匯改前后，央行特別注意所謂的利率平價，我們希望匯率升值的年率為3%，于是努力使市場形成這樣一種年率為3%的升值預期。在這樣一種預期已經形成的前提下，我們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國的利差，使中美之間的利差保持在3%這樣的幅度。央行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套匯套利資金的流入。直到前不久我們在這方面還是比較成功的。問題是，利率平價在中國不一定適用。首先，中國存在資本管制。其次，中國資本市場并不是有效率的資本市場。最后，中國資本市場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對于外國人來講存在風險過大的問題。即便中美之間不存在3%的利差，3%的升值預期也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境套利、套匯資金的流入。而跨境資本的流入很可能是為了追逐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上20%、30%，甚至更高的資本利得。真正關心3%升值預期的大概主要是中國企業。而相應資金的回流大概主要是為了減少可能的匯率損失(同時也是為了獲得升值受益)。但這些企業一般是制造業企業，進行金融投機的能力和動機應該是有限的。過去外資進入主要是為了在資產市場套利，所以維持利差作用并不大。但現在中國的資產價格已經很高了，對外資也有很大的風險。至少在目前，為在資產市場獲得資本利得而流入的外資量可能不會很大，利差也仍然不會吸引大量外資進入。應該說，中國仍有一定加息的空間。所以，央行應該根據減少流動性過剩的需要提高利率，而不必過多關注中美之間的利差。
但是，也應該看到，如果中國繼續升息，而美國進一步減息，中美之間的利差肯定會越來越小。如果這種利差進一步減少，升值的預期進一步增加，套匯套利資金的流入確實有可能急劇增加。到時候我們就只有三種選擇：一個是加強資本管制把套匯套利資金擋在國門之外；一個是讓人民幣升值去吸收過剩的流動性；最后一個辦法是進一步加大對沖力度(如果還有余地的話)。除此以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8.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中國是否應該加快資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應該通過鼓勵資本流出來減輕升值壓力？
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該設法把過剩的流動性引導到國外去，由此減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通過引導資本外流為升值減壓同制造通貨膨脹以替代匯率升值“有異曲同工之妙”。為此，我同樣認為，不應該把放松資本流出作為為升值減壓的手段。因為這里有一個周期性問題和發展趨勢問題的區別。資本項目自由化是長期性的，結構性的，一旦實施是難以逆轉的。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要根據周期的變化而變化，而資本項目的自由化涉及法律、制度、國際慣例、國家信譽等問題，一旦實施是不能輕易改變的。如果周期方向發生變化，需要遏制和控制資本流出，將要付出非常高的代價。
我在過去一再強調，中國作為一個人均收入列世界100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不應該成為世界的第三大資本凈輸出國。但是，“生米已經做成熟飯”。同時，中國又擔心人民幣大幅度升值，會給出口企業造成重要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難以改變其貿易結構，中國資本流出(通過資本項目或通過外管局和中國投資公司)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應該統籌兼顧地研究資本外向流動戰略。什么類型的資本可以先流出、什么后流出？什么行業的流出應該鼓勵、什么不應該？什么地區優先、什么地區禁止？是并購、參股？是債權、證券還是不動產？什么類型的企業應該成為海外投資的主體？所有這些都應該有一個通盤考慮，有一個長遠安排。如果資本外流確實能夠在充分考慮風險的條件下，得到較高的回報率，那么應該制定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計劃，允許資本流出，但這種流出不應該作為匯率減壓的手段。
9.中國的資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們應該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的管理還是盡快解除資本管制？
不少人認為管制是無效的，但是外管局在其去年7月出版的一份報告中明確指出：“外匯管制總體上是有效的?！眹鴥韧鈱W者運用價格度量和流量度量所作的規范研究都發現中國的資本管制還是有相當有效的，既然依然有效，我們就不要輕易放棄。
維持資本管制的根本理由是：中國的經濟體系仍然十分不完善，金融體制依然脆弱，各種不平衡持續惡化。在中國，尋租、套利、套匯的機會比比皆是。在經濟增長持續的同時，中國的財富再分配過程如火如荼，整個社會中充斥著的浮躁心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根本經不起跨境資本大進大出的沖擊。
我們應該根據我們的法律，根據中國改革的實際，根據穩定宏觀經濟的需要，對資本的跨境流動加強管理。資本管制的解除必須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后一步。資本項目自由化是大方向，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中國最終完成經濟改革之前，在市場機制進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幣不應該實現自由兌換，我認為五年之內我們難以實現這么一個目標。
10.中國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在哪里？
中國流動性過剩來自兩個方面：貨幣的供給方和需求方。過剩的流動性等于貨幣供給減需求。在供給不變的時候，需求減少也會產生過剩。資本市場的獲利機會和通貨膨脹造成的負利息率導致貨幣的需求減少，也會造成流動性過剩。即便央行通過對沖政策把貨幣供給方造成的過剩流動性充分吸干，過剩流動性依然會存在。
1995―1996年的通脹期間，中國實現了存款利息率和通貨膨脹率掛鉤的政策，從而保證了存款實際利息率不隨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而下降。利息率指數化政策穩定了居民對存款的需求。這項政策對于當時治理通貨膨脹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種經驗不應該輕易忘掉。
宏觀經濟主體范文2
關鍵詞：歷史推理法；宏觀經濟學；凱恩斯流動性偏好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0-0073-02
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常常有學生被“凱恩斯流動性偏好”、“凱恩斯區域”以及“古典區域”等概念弄得糊里糊涂，不能正確地理解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由這些概念引申出的政策含義。筆者認為，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這些概念并深刻理解經濟政策的適用性，必須認真學習宏觀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應用歷史推理法，把對概念和政策的理解融入到對歷史背景及其背后經濟邏輯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所謂歷史推理法，指的是在熟悉掌握歷史背景的基礎上，依照經濟學的邏輯推理方法，對宏觀經濟學的相關概念及其背后隱藏的經濟政策進行分析，從而達到掌握概念和理解政策的一種邏輯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區別于一般邏輯分析法在于它分析問題的起點是問題本身具備的歷史背景，而不是一般邏輯分析所具備的邏輯假設條件。
以理解和掌握“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為例，歷史推理法要求從這個概念所處的歷史背景出發，而這個背景恰恰也是整個宏觀經濟學產生的背景，即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具備如下特征：第一，從供給方面來看，企業的生產能力大量閑置，這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供給能力沒有問題，能夠迅速地滿足社會需求的增加。凱恩斯假定社會供給能夠以不變的價格持續滿足需求，盡管這種假設有些苛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供給不是造成經濟危機的原因，并且供給的確能夠在一定時間內滿足需求的增加。第二，從需求方面來看，由于整個社會經濟前景暗淡，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即使政府出臺相關的刺激消費和投資的政策，依然不能擺脫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問題。第三，完全依靠市場解決經濟危機的不可行。眾所周知，這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本身就是信奉完全自由競爭觀點的惡果，實際上是市場本身固有缺陷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結果。因此，依靠市場不能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政府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承擔起宏觀經濟調整的職責。
在了解了相關的歷史背景之后，我們再把這種歷史背景和經濟邏輯結合在一起，來理解“凱恩斯流動性偏好”概念。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為了刺激消費和投資，市場的利率已經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預計到利率在不久的將來會上升，而對應的債券價格就要下跌，因此，人們紛紛拋售手中的債券，換成現金儲存在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每個經濟主體，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都是現金為王的堅定信奉者，都無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現金儲存起來，不進行任何消費或者投資。由于貨幣的基本特征是流動性，而人們對于貨幣現金的無限偏好，可以表述為流動性偏好。那么，流動性偏好對當時的政策制定會產生什么影響呢？在流動性偏好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的情況下，這種共識必將深刻地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如果政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量進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會的流動性，從而改善經濟狀況，這種政策意愿很可能會落空。原因在于，當政府增發的貨幣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流轉到經濟主體手中的時候，受流動性偏好的影響，經濟主體會不約而同地把收到的貨幣儲存起來，從而使這些貨幣退出流通領域。經濟主體對貨幣的偏好以及儲藏行為與政府發行貨幣促進交易，盤活經濟的政策意圖背道而馳，因此，凱恩斯認為貨幣政策在當時是無效的，而財政政策則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說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擺脫流動性偏好陷阱。政府通過增加政府購買，增加轉移支付，發行公債以及減稅，能夠直接帶來社會總需求的增加，而這種總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過社會總供給的增加而得到滿足，并且這種供給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會物價基本不變為基礎的。因此，在流動性偏好存在的情況下，宏觀經濟學認為貨幣政策對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無能為力，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唯一途徑和方法。如果以上的經濟邏輯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承擔無可替代的職責。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實施宏觀調控，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就成為一門科學，而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就是歷史的必然。至于“凱恩斯區域”和“古典區域”，無非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極端情況而已。在“凱恩斯區域”，LM 曲線呈水平狀，在這種情況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只能帶來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帶來社會總產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則可以實現在利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達到增加社會總產量的目的。因此，在“凱恩斯區域”，貨幣政策完全無效，而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與之相反，“古典區域”對應的LM曲線是垂直線，這是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不僅能夠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夠促進社會總產量的增加。如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價的上漲，而對經濟增長毫無幫助。因此，在“古典區域”，貨幣政策完全有效，而財政政策完全無效。
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對這場危機認識的越深刻，對歷史背景掌握的越充分，越能夠正確地理解宏觀經濟學中凱恩斯提出的各種概念和政策主張，越能夠高屋建瓴地理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方法。
宏觀經濟主體范文3
關鍵詞：開放經濟；財政金融政策；米德沖突；挑戰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10-07
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多方的挑戰，當前尤其要關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從完全不具備到逐步具備的問題，畢竟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靈敏反應和傳導機制的通暢是財政金融政策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觀點或研究結論為：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首要挑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區域；時至今日，中國仍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利用傳統的分析方法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米德沖突：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
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在國際社會對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將更加復雜化。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不僅要考慮內部平衡目標，而且要考慮外部平衡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常常會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使得針對本國國內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從而削弱政策效應的發揮。我們認為，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最大挑戰。
(一)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以凱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一國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和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樣的政策組合的問題。米德認為，一國如果只立足于本國的經濟利益，其經濟政策目標有兩個：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經濟處于充分就業、通貨穩定的狀態。外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的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既沒有逆差也沒有盈余。米德將所有的政策組合分為三種：(1)金融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前者是指銀行體系通過提供額外的貨幣供給量以放松資本資金借款條件，或通過限制貨幣供給量以嚴格資本資金借款條件，而促成資本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米德將此變化稱為利率的變化)，后者是指財政部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而促成稅率或政府支出額的變化；(2)價格調整政策，這里的價格調整是指貨幣工資率和匯率的調整；(3)直接控制，米德將直接控制分為金融控制、商業控制，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對進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認為，一國可以通過以上三種政策去調節國際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響總需求水平，從而影響進口商品需求和出口產品的供給。價格調整政策是通過國內貨幣成本的膨脹或緊縮或者通過匯率調整來影響一國相對于另一國的價格與成本。金融政策和價格調整政策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改變兩國間的一般經濟關系以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直接觸及具體的國際收支項目。
為了便于討論，米德將直接控制劃分為金融控制和商業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貨幣控制和財政控制。貨幣控制是指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財政控制包括國際收支定項目的稅收和補貼。商業控制主要包括數量控制、關稅限額和國家對貿易的壟斷。
假定一國(D國)出現赤字，另一國(s國)出現盈余。米德認為，D國和S國之間的資本流動所產生的影響，取決于兩國的特定經濟政策。資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慮不同的政策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在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D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下降，S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增加。當兩國需求彈性的總和大于1時，D國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足而s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過度將使D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的總水平下降，而s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總水平將會上升，此時，D國的貿易差額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匯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通過國內總支出變化引起價格的變化，再引致貿易進出口的變化，從而促使國際收支自動恢復平衡。
如果D國和s國都采取謀求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們以本國通貨表示的總需求將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D國和S國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只能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消除。在D國和s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大于1的條件下，D國的貨幣貶值會改善它的貿易差額。貿易差額的變化將使D國恢復外部平衡。
米德認為，上述兩種制度，通過價格和收入的調整能夠同時保持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沒有某些直接的干預，要同時實現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則是不可能的。
米德還特別討論了短期資本突然和大規模地從一種通貨轉變為另一種通貨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熱錢”(hot money)問題。在金本位制下，資本如果從D國流向S國，將引起D國的黃金儲備流失到S國。米德認為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第一種是D國采取緊縮的政策，使D國的貨幣工資成本向下調整；第二種方法是建立外匯管制制度，以阻止資本從D國向S國流動；第三種方法是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D國通貨買進。使匯率保持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這三種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種政策需要D國經濟的緊縮，如果價格是剛性的，這種調整不一定有效。緊縮的政策會造成大量的失業。重要的是，D國價格的下降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政策的可能結果是既沒有影響到D國向S國的資本流動，又會導致D國的經濟衰退。第二種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種政策的弊端，但是這種辦法的有效實施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種政策可以避免上述兩種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國當局的充分合作。因為這涉及到S國能否提供給D國足夠的S國通貨。盡管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釋，如果遇到短期的，突發性的資本流動，最好的政策是資本流出國和流入國之間進行合作來消除它們之間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應用外匯管制的方法。萬不得已，才采取犧牲國內經濟的方法，采取緊縮性的政策。
如果資本流出和流人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D國和S國都采取穩定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兩國貨幣之間實行可變匯率，此時有什么辦法應付D國向S國的資本外流呢?米德認為有三種政策可以采用：(1)讓兩國之間的匯率自由浮動，即D國的
貨幣貶值，S國的貨幣升值；(2)D國實行外匯控制的方法阻止資本外流；(3)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B國通貨買進，以保持匯率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米德認為，如果D國實行外匯管制來阻止D國到S國的資本流動，可以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國不對資本轉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價格調整的方法來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貿易條件發生不利于D國的變動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國的名義收益高于D國的名義收益會導致資本從D國流向S國外，如果D國對資本或資本收益征收特別重的稅，而S國沒有這樣做，那么D國的居民可能會將他們的財產轉移到S國以避免D國的稅收。即使D國所產生的實際收益高于在S國得到的實際收益時，這種流動仍然也會發生。當存在上述情況時，如果使用外匯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資本的交易或流動，而又不影響經常性的支付，那么外匯管制的范圍就要擴大到所有的對外支付，否則要想嚴格限制資本流動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匯管制當局將面臨區分資本支付和經常支付的困難。
以上是對米德沖突的理論分析。對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同樣會面臨“米德沖突”這樣的兩難選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中國加入WTO組織時的承諾，資本項目下將會逐漸實現可自由兌換，屆時中央銀行要維持外匯市場上匯率的穩定，就難以根據國內市場的要求實施調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出現了三次明顯沖突：1994年至1996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和較高的通貨膨脹之間的沖突；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快速下降和物價持續下降之間的沖突；1998年至1999年，匯率穩定和本外幣利差倒掛之間的沖突。例如當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貨幣供給量本該相應增加，但由于國內經濟又出現了通貨膨脹，中央銀行不可能繼續擴大貨幣供給助長通貨膨脹的壓力，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內外市場上需要實行兩種相反的貨幣政策，使中央銀行陷入兩難的境地。
(二)內外均衡沖突的形成機制
內外均衡沖突主要有三種形成機制。
1．外部經濟沖擊。包括實物沖擊和金融沖擊兩大類
(1)實物沖擊。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場的異常變化，導致國際商品貿易、貿易差額和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從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成沖擊。傳導的途徑有：首先，與國際市場有著直接聯系的對外經濟部門因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其次，與國際市場沒有直接聯系的國內經濟部門，因貿易部門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最后，對外經濟部門和國內經濟部門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調整過程中，內外均衡之間可能會發生矛盾和沖突。實物沖擊的主要類型包括：國際貿易條件變化帶來的貿易條件沖擊；國外收入水平波動帶來的收入沖擊；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劇烈變化帶來的供給沖擊。
(2)金融沖擊。金融市場的變化導致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發生變化，從而對有關國家的國際收支和國內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常常把經濟波動從一國傳遞到另一國，其傳遞速度很快，影響范圍更廣。對內外均衡影響巨大的金融沖擊主要有利率沖擊、投機性資本流動沖擊以及自我實現的金融危機預期沖擊等。
2．經濟體內部的自我調整力量
包括：
(1)技術進步。技術進步能夠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本國生產能力及競爭能力的增強。技術進步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是經濟增長率提高和產出水平增加，但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技術進步對國外經濟部門的影響則是，通過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出口，從而產生本國國際收支順差。于是就會形成米德式的內外均衡沖突。
(2)轉軌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動。市場取向的改革釋放了過去被壓制的物價上漲壓力，這種因體制改革而產生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換來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此同時，外資因看好國內的市場機會和經濟增長的前景而大量流入，從而形成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順差和本國匯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內外均衡的矛盾。
(3)自發性消費或投資的變動。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存在逆差的狀態，此時若自發性消費或投資減少，會造成總需求的減少，經濟可能會走向衰退，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經濟恢復，而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會進一步造成經常項目收支的惡化，形成內外均衡的沖突。
(4)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處于順差的狀態，這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從國外產品轉向了國內產品，于是國內產品的需求增加，進而引起總需求的膨脹，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此時要求政府采取緊縮性的財政金融政策進行調整。其結果只會進一步增加經常項目的順差，這顯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標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經濟又將產生內外均衡的矛盾。
3．國際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一國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和連鎖的“反饋效應”。各國的經濟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點，對不同的經濟政策目標存在著不同的效應。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國內經濟部門發揮作用，一些則主要在外部經濟部門發揮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對兩個部門同時發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間出現不一致、不協調，就會產生內外均衡目標的沖突。除了“米德沖突”之外，“費爾德斯坦定理”也對政策協調失敗有較好描述。費爾德斯坦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內外均衡影響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國內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造成國內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國外資本流入，造成本國貨幣匯率升值；匯率升值抑制了本國產品出口，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際收支逆差壓制了國內需求，使得財政政策的努力失敗。因此，“費爾德斯坦定理”強調只有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才能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與作用區域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認為由于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實際匯率的變化可以明顯
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因此政府應采用支出增減型政策來解決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
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相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迄今，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利用貨幣政策增加國民收入較為有效，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從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除了部分國家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外，許多國家還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是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業的國家最好還是重視利用財政政策。
但是，一個國家除了要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外，在穩定經濟政策上，還要取得國際收支平衡。這就涉及到為了實現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時財政一貨幣政策如何進一步配合的問題。
所謂內部平衡是指國內的總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業下的總供給，所謂外部平衡是指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等于貿易出超時的均衡狀態。
假定國民收入水平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決定，也就是說，國民收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函數。用g代表財政盈余的數量，用i代表利率，則：
y=y(g，i) (1)
在一般情況下，國民收入是財政盈余的減函數(aY/ag
如果用B代表國際收支余額；用E代表出口凈額；用F代表資本外流，則
B=E-F=E(y)-F(i) (2)
一般來說，出口凈額是國民收入的減函數(aE/aY
在圖1中，E點是YY'曲線和BB'曲線的交點．表示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同時達到平衡。YY'曲線和BB’曲線把該圖劃分為四個區域，表明四種經濟狀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實現了內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時，表示實際經濟情況在YY'曲線上。比如，日點就表示，在內部平衡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存在盈余。這時，政府首先應當采取能夠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旨在引起資本外流以平衡國際收支，使H點向左移至H'點。在H'點上，外部平衡雖然達到了，但又有國內經濟出現膨脹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財政盈余的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平衡。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是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貨幣政策則是對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與調整的大背景下，過去只側重于解決內部平衡問題的中國宏觀調控模式必然會受到外來的各種沖擊，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從而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部門的發展極其不利，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并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傳輸的數量、質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較過去大為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趨于理性，必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而變得完全無效。為改變微觀經濟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動態不一致”狀況，關鍵在于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第三，中國加入WTO組織以后，其的多邊規則對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一方面，WTO組織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采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組織的規則。另一方面，WTO組織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以及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組織以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將受到WTO組織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中國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經濟調整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和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全球經濟調整中的宏觀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應該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四、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微觀基礎與傳導機制的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如何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問題或爭論，這種爭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盡管每次大的爭論都能夠把人們對宏
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引向深入，但是每次爭論的焦點問題并沒有解決。這個焦點就是，如何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宏觀調控實踐結合起來。
經濟學是求真與致用之學。然而，西方現代主流經濟理論除了在少數概念(如稀缺、供給、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邊際分析、彈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實用性外，在整體上是一種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訴我們經濟中的現實情況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訴我們在經濟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經濟人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證明市場經濟可以達到完全競爭和一般均衡狀態)的學問。為了保證其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對稱性，同時為了堅持市場經濟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試圖將復雜而生動的社會經濟現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場交換行為基礎上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問題的關鍵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試圖以這種簡單總量均衡關系來替代其他各種經濟關系對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和解釋，并且試圖給出政策處方。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主要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有關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觀點，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倍受質疑和常常碰壁，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關系更加復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運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時必須更加謹慎。盡管從學術入門來看，了解這種高度抽象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這種關系的認識來直接指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實踐，則有可能使人誤入歧途。
很長時間以來，在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人們一般都會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礎之上的：需要有發達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等經濟變量對利率反映較為靈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設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簡單地利用該框架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經濟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較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實際上，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有賴于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但利率的有效傳導須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并不能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利率傳導機制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意義。
即使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經濟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
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信貸機制來進行的。斯蒂格利茨認為，信貸的可得性是影響貨幣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私人部門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數量，而不是貨幣數量本身。”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與貨幣政策一樣，中國財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和傳導機制。1998年以后，面對國內通貨緊縮的狀況，中國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從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什么兩樣。
宏觀經濟主體范文4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的合理與有效配置通過政府制定的集中統一的計劃，這種資源配置方式決定了經濟決策權的高度集中，因為資源的配置者是政府，全社會統一的計劃只能由政府做出，而不是由千千萬萬個經濟主體分頭做出。我國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正是這樣的，在經濟管理上，政府不僅管宏觀，而且管微觀。在管理方式上主要不是經濟手段，而是靠行政命令。實際上，把全國視同為一個大工廠，眾多的企業不過是這個大工廠的車間。企業基本投人要素—人、財、物，企業的生產過程—供、產、銷，以及產品的價格，都由政府決定，國有企業實行國有國營，政企職能不分。由于不承認企業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集中統一的計劃，按照行政區劃、行政層次，采用行政命令加以實施。結果，企業成為政府機關的附屬品，喪失了活力。
通過計劃配置資源，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有效，需要兩個前提條件:第一，完全準確的經濟信息，沒有這個前提，計劃決策必然不符合客觀實際而失誤。第二，不同經濟主體，包括各級政府、企業、家庭和個人，在價值觀或利益的完全一致，以保證計劃決策的完全實現。這兩個前提條件是不可能具備的，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經濟信息舜息萬變，錯綜復雜，靠計劃經濟體制下，按照行政等級流動的縱向信息體系，不可能使經濟信息的傳遞與反饋迅速而淮確。不同經濟主體在利益上是多元的，具有不同的價值觀或經濟利益。因而集中統一的計劃目標不可能完全實現，用集中統一的計劃配置資源，也就不可能達到合理和有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的配置通過市場供求與價格的波動，資源配置者不是政府，而是市場上一個個經濟主體。這種資源配置方式下，經濟決策必然是分散的，資源配置決策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和家庭個人分頭做出。由于市場配置資源固有的缺陷和失靈，政府的職能在于彌補市場的缺陷和失靈，從宏觀上對經濟調控。由于經濟主體利益的多元化，政府主要運用財政、金融等經濟手段通過影響經濟主體的利益，加以實施，以實現資源合理與有效配置。因此，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與方式。
要確定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首先要研究市場經濟固有的缺陷。政府瞥理經濟的職能在于彌補市場配置資源的缺陷和不足，凡是市場調節能夠解決的問題，就不需要政府干預，凡是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正是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的地方。
市場經濟已實行過數百年。歷史實踐證明，市場配置資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市場調節有其固有的缺陷，也有失靈的時候。
第一，基于市場調節是由各個經濟主體根據市場信號進行的事后調節，因此，它不能確定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目標，也不能避免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波動，達到經濟的均衡需要較長的時間并伴隨資源的浪費，而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要求按照頂定的目標，穩定協調地增長。
第二，市場調節不能解決某些宏觀經濟變量的確定和控制，如國家預算的收支總量、信貸收支總量、外匯收支總量等等，而這些宏觀經濟變量的調控，對經濟穩定增長具有決定意義。
第三，市場調節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公平。在公平與效率的選擇中，市場調節注重效率而忽視公平。收人分配的公平和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
第四，市場竟爭有產生壟斷的趨勢，而壟斷使價格在反映資源的相對稀缺上失真，從而妨礙市場調節作用的發揮。
第五，市場調節不能有效提供社會必需的公共產品和勞務，也不能解決諸如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等問題。
上述種種問題均是市場配置資源所不能解決的向題，也正是需要政府加以干預和宏觀調控的地方。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監督等。
統籌規劃、掌握政策，就是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計劃、方針政策，制定資源開發、技術進步和智力開發等方案，部署公共和基礎設施、以及短缺產業的發展。
信息引導和組織協調，就是為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企業提供經濟信息，引導資源配置，通過組織協調，協調地區、部門、行業與企業間的經濟關系，搞好宏觀經濟的綜合平衡，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經濟穩定協調的發展。
提供服務，就是積極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匯集和傳播經濟信息，為企業發展提供多方面服務，創造良好的社會壞境。
檢查監督，就是監督檢查企業執行國家法律、法規，照章納稅、交費，保證固有資產的完整和增殖，維護企業依法行使企業經營的自，反對壟斷，保護公平競爭。
轉變政府的職能，不是要削弱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既有不該管而管，不該嚴而嚴，微觀管得過多過死的一面，也有該管而役有管，不該寬而寬，宏觀沒有管好的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既有應當削弱的一面，也有應當加強的一面，以實現宏觀管住管好，微觀放開搞活的要求。
我國經濟體制處在新舊體制交替時期，處在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在這種體制背景下，要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要切實做到政企分開。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作為資源配置者的企業，應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主體，企業的基本投人要素和企業的再生產過程和生產經營決策應由企業自主決定。改革以來，企業自已有所擴大，但企業還遠遠沒有成為獨立的經濟主體，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對企業千預過多，國家法規已確定的企業權利往往為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截留。要轉變政府的職能，必須切實做到政企分開，凡是國家法令規定屬于企業的職權，各級政府均不應干預，切實落實國務院關于轉換《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經營機制條例》給予企業的各項權利。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內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只有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和形成完善的市場機制。各種市場信號才有可能成為反映資源相對稀缺程度的指示器，政府才有可能通過市場，運用經濟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才有可能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市場體系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完善的市場機制也遠遠沒有形成。要改變資源的配置方式，要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就必須運用政府的力量，加快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的發育，建立各種市場法規，限制壟斷，保護公平競爭，使市場有序的運轉。
宏觀經濟主體范文5
關鍵詞：金融創新；影響；啟示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2-0155-02
1 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與微觀經濟效應分析
1.1 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
首先，微觀經濟主體對多功能、多樣化金融工具的需要是金融創新的源泉。一般而言，經濟越發展經濟對貨幣化程度要求越高，工商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資產輕便、快捷的運作方式要求越高，從而對幣值穩定、風險小的貨幣及其相關流通手段與價值貯藏手段的多樣化需求越大。這種需求就呼喚著新金融工具與手段的出現。正如有些學者在總結金融創新時代時指出的：“需要是發明之母，如果目前還存在著尚未被滿足的需求，就可能發明一種方法去滿足那種需求，并且這種創新將會成功。”
其次，金融機構在激烈的金融業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是金融創新的原動力。隨著金融市場不確定性（風險）的增加和金融機構之間競爭的加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盈利空間被空前地壓縮。然而面對經濟對多樣化、多功能金融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在趨利避險動機促動下，在有些國家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或者利用政府或金融監管當局放松對金融嚴格監管的有利條件，或者處心積慮地設法規避政府或金融監管當局對金融業的嚴格監管與約束，展開了金融創新活動。
1.2 金融創新的微觀經濟效應
首先，金融創新擴大了閑置資金由資金盈余單位流向資金赤字單位并轉化為赤字單位投資的融資渠道。一般而言，銀行通過負債類金融產品創新擴大資金來源；通過資產類金融產品創新擴大資產籃子，進行資產組合，使資金的運用更為科學；此外，銀行還通過對中間業務產品的創新加強資產與負債、資金來源與資金運用的流動性。
其次，金融創新擴大了金融資產、負債規模，使金融機構有充分的空間調整金融產品組合，分散風險，改善金融產品流動性和安全性從而使金融產品流動性和安全性管理更好地體現了規模效益。如股票期貨（權）、股指期貨（權）等金融創新產品與股票、貨幣等現貨金融產品之間有較強地替代性。而利用股票和貨幣現貨買賣來對現貨資產進行調整不僅要經歷較長的時滯，而且還要承擔較高的支付清算成本以及因交割時滯而喪失交易機會而造成的機會成本等各種成本。
再次，金融創新使不同金融機構之間打破了有分業經營的體制，突破了各自原有的業務領域，互相參透、互相競爭，有利于資金市場價格向資金影子價格的回歸，有利于資金在全社會的有效分配。同時金融創新提供了多樣化、多功能、高效率的金融產品于金融服務，使金融資產選擇面增大，有利于滿足不同投資者的投資需求與偏好，有利于促進整個經濟的高效運行。
2 金融創新的宏觀影響
2.1 金融創新對貨幣需求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首先，金融創新改變了人們的貨幣需求動機，從而引起貨幣須在結構和數量規模方面的變化。一般而言，金融創新就是在原生金融工具（Initial Financial Tools）基礎上對某一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進行延伸或者對多個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進行綜合而形成的。然而金融創新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一經形成便成為原生金融工具的替代品（Substitutes）。
其次，金融創新改變了貨幣的流通速度，增加的貨幣需求函數的不穩定性。因為金融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M1基礎上創造M1的替代品，所以，我們用M1需求函數模型來考察金融創新對M1的流通速度乃至M1需求函數自身穩定性的影響。按照凱恩斯貨幣需求流動性偏好性理論的觀點，貨幣需求是由交易性和預防性貨幣需求以及投機需求共同構成的，交易性和預防性貨幣需求是收入y的增函數，投機性貨幣需求是利率i的減函數，這種關系可以表示為（1）式：＝f（y，i）， ＞0， ＜0，其中：M1/P＝實際貨幣余額，y＝實際收入，P＝價格，i＝名義利率。
在凱恩斯看來，M1/P在短期內實際收入y是相當穩定的，因此，可視為常量。于是M1 / P=f (y, i)可變型為（2）式M1 / P=f(y, i)或（3）式（M1 / P）/y =f ( i )，而（3）式實際上是M1流通速度的倒數，即（4）式y / ( M1/ P )= （ i ）＝v（ i ）。因為人們對金融創新產品 的需求來自于部分M1轉出（即 M1）和部分儲蓄S轉出（即 S），且S＝ y（i）。所以人們對金融創新產品 的需求函數會表示為（5）式： ＝ M1+ S（、 分別表示M1 和S的轉出比例）。將（5）式變型為（6）式M*1/P= f （y， i）+ y（y，i），于是 的流通速度可表示為（7）式V*＝Py/M*1=1/［ f （i）+ y g（i）］。由（7）式我們可以看出，如果 ＝1且 ＝0，則金融創新不會引起M1流通速度的變化。但是，若0且0時，在n 1的情況下，收入y越高，則M1流通速度越低；相反，在n 1的情況下，收入y越低則M1流通速度越高。由于現實生活中、 要受到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所以、 具有不穩定性，從而使貨幣流通速度乃至貨幣需求函數也具有不穩定性。
再次，金融創新弱化了貨幣當局的利率控制力。隨著金融創新活動如火如荼的展開，金融市場上的利率逐漸由資金供求雙方共同決定，許多貨幣當局的利率監管措施及其效果大大減弱。金融創新產品種類和數量增加的同時，衍生金融工具市場也在增加。然而在不同的金融市場上有不同的供需狀況，在有些市場上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會上升，而另一些市場上卻在下降，從而弱化了凱恩斯主義主張的以利率為中間目標的需求調節型貨幣政策的效果。
2.2 金融創新對貨幣供給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首先，金融創新是貨幣供給的乘數效應增大，同時增強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這可以通過金融創新條件下的貨幣供給模型來說明。假設人們愿意持有的通貨C、定期存款T以及銀行的超前準備金E與活期存款Dd的比率分別為K、t、e，則有：式（1）：C＝k?Dd；式（2）T＝t?Dd ；式（3）E＝e?Dd。
在沒有金融創新的條件下，由于基礎貨幣B是商業銀行的準備金R和人們持有的通貨C構成，即式（4）B＝R+C；如果令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的法定準備金分別為rd和rt，則銀行系統所持的總準備金R為：式（5）R＝rd?Dd + rt?t?Dd + e?Dd＝（rd + rt?t + e）Dd ；將（1）、（5）式代入（4）式得：式（6）B＝R+C＝（rd + rt?t + e + k）?Dd ；從而有（7）式：Dd＝［1/ (rd + rt?t + e + k）］?B。
根據狹義貨幣供給量定義有（8）式：M1＝Dd + C，所以將（1）、（7）式化入（8）得式（9）M1＝Dd + C＝［（1 + k）/( rd + rt?t + e + k）］?B。（9）式就是在沒有金融創新時的M1供給模型。
下面以美國貨幣市場互助基金份額、貨幣市場存款帳戶、隔日回購協議和隔日歐洲美元等金融創新產品為例，探討金融創新條件下M2的貨幣供給關于模型與M1供給模型的區別。根據M2的定義，有（10）式M2＝Dd + C + T + MMF，其中：T=定期存款，MMF=貨幣市場互助基金份額、貨幣市場存款帳戶、隔日歐洲美元的和。令T與Dd 的比率為h，MMF與Dd 的比率為l，則有（11）式T＝h?Dd 和（12）式MMF＝l?Dd ；將（7）（9）（11）和（12）式代入（10）式得（13）式： M2＝Dd+C＋T＋MMF＝［（1＋k＋h＋l）/( rd + rt?t + e + k)］?B。
通過（9）式和（13）式比較可以看出，在金融創新條件下的貨幣供給乘數在分子上比M1的貨幣乘數多了個h+l，因為h＞0、l＞0且都為微觀經濟主體控制，所以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金融創新的確加強了貨幣供給的乘數效應，擴大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控制力。此外金融創新貨幣供給模型（12）式中已經包含了M1，所以M2在總量上很難區分什么是貨幣，貨幣供給的組成中哪一部分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哪一部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如果我們在（13）式基礎上再推導出M3，M4等貨幣供給模型，那么貨幣的計量甚至定義都很困難，從而削弱了貨幣的可測性。
其次，在金融創新增加了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性的情況下，又由于金融創新貨幣創造的微觀經濟主體增加，并且已不局限于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于是貨幣創造主體呈現多元化。同時，金融創新特別是直接融資方式的金融創新，使商業銀行派生存款的機制逐漸弱化。加之回避監管型金融創新使利率限制，法定保證和信用配給等選擇性工具失效等原因，使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總量控制力下降，從而貨幣主義主張的以貨幣總量為中間目標的供給調節型貨幣政策，隨著貨幣需求函數穩定性前提的喪失，其貨幣政策效應亦有所弱化。
3 金融創新微觀最優化與宏觀最優化沖突對金融監管的啟示
從上面對金融創新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創新雖可以為金融機構等微觀經濟主體帶來擴大資產組合、分散風險、增加流動性和增加收入等好處，但可能給宏觀經濟的管理者金融監管當局帶來貨幣資產效用弱化、系統性金融風險等不利影響，危機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但是，我們不不能因此就斷言金融創新有益或有害。
金融創新在微觀和宏觀最優化的矛盾并不是不能解決的，金融創新本質上是宏觀經濟管理者，貨幣政策制定者政府或金融監管者或貨幣人員與微觀經濟主體――微觀金融創新主體之間的一場博弈。只有政府或金融監管者和金融創新微觀狀態共同采取合作的態度，使政府或金融監管者的金融監管兼顧金融創新微觀主體利益，使金融機構等微觀經濟體的金融創新不危及宏觀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只有政府或金融監管者監管與金融創新互相促進，才能夠得出有效均衡的博弈解。這就是解決政府或金融監管者監管與金融創新之間的矛盾，解決宏觀最優化和微觀最優化沖突的有效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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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主體范文6
關鍵詞：商業銀行；杠桿率；宏觀經濟效應
0引言
杠桿率是監管部門針對銀行機構負債端展開監管工作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對于金融風險的敏感度更高。杠桿率不僅關系到商業銀行的經營，更影響著房地產行業、公民存款以及政府融資等多個主體的運行。由此可見研究降杠桿的宏觀經濟效應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完善宏觀調控政策，分析金融體系流動性水平。
1研究降杠桿宏觀經濟效應的重要性
我國從2016年開始，對貨幣政策和宏觀監管的監管框架進行了全面完善，同時出臺宏觀調控政策，對商業銀行增長負債表加以引導，推動了調整杠桿率的執行。商業銀行出現降杠桿行為會造成經濟主體負債難以平衡，對宏觀經濟的運行造成沖擊效應。如果降杠桿協調路徑未能得到建設，消費者、投資者以及其他企業同商業銀行會出現互相影響的情況，造成實體經濟減速、商業銀行降杠桿形成負面循環，導致我國經濟衰退。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杠桿率過度波動，將會造成銀行部門資產負債整體穩定性受到破壞，從而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通過對降杠桿宏觀經濟效應的研究，可以得到以降杠桿為中心平衡資產負債的方法，了解宏觀經濟效益是制定降杠桿優化路徑的基礎。因此，本文對降杠桿宏觀經濟效應進行了重點分析，從多個角度分析不同主體受到的沖擊。
2商業銀行降杠桿的過程
在特定環境下，商業銀行內部資本和外部資產出現再次平衡的過程，也就是降杠桿的過程。從經濟學理論分析，降杠桿動力來源于市場和政府兩個方向。美國在2008年爆發次貸危機后，使用主動增加杠桿以及穩定居民收入，讓消費杠桿得到提高，讓金融機構實現對沖，這就是市場誘致造成的降杠桿，對資產負債進行修復。當我國實體經濟進入低速增長狀態，我國總負債以及總資產快速增長。金融機構擴張總負債規模以及總資產，一方面利用非標資產投資以及表內外騰挪兩種形式，讓房地產和金融之間、政府融資以及金融之間的信用鏈條實現擴張。另一方面在金融機構內部集中，通過嵌套增加杠桿的方式完成監管套利以及關聯套利等。在商業銀行、房地產部門、政府融資平臺以及上市公司等多主體的資產負債表中形成了錯配形態，讓經濟主體加強了價格波動以及利率波動的敏感程度，對貨幣政策有效性以及貨幣工具政策帶來沖擊影響［1］。我國在2017年出臺了嚴控三套利的政策，在證券市場中出現大幅度波動以及流動性短缺等情況，讓宏觀經濟表現的負效應更加明顯，意味著產生新的金融風險。依靠市場誘導造成降杠桿會劇烈震蕩或者超調，政府強制降桿杠作為系統性工程，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
3對商業銀行降杠桿的宏觀經濟效應解讀
3.1宏觀經濟變量受到降桿杠的沖擊
假設金融系統中循環貨幣信用，擴張金融系統信用建立在銀行理財產品規模以及存單規?；A上，利用短期負債端拉長周期，對流動性低的資產端進行固化。在2017年末，銀行理財產品和同業存單綜合已經超過了超額儲備金的二十倍。如果降低到十五倍、十倍，甚至是五倍，金融體系內部的流動性受到沖擊最為嚴重，其次是房地產的投資規模，固定資產和GDP兩者受到的沖擊力度最小。隨著降桿杠力度逐漸增加，帶來的沖擊強度也在逐漸增加，影響周期也在逐漸加長。
（一）金融體系流動性
首先對金融體系內部流動性受到的沖擊展開分析，商業銀行面向同業理財以及居民理財提供的產品不斷壓縮規模，對商業銀行擴張理財負債資產產生了抑制作用，商業銀行只有存款業務、同業存單以及同業存款可以抑制負債規模，在2018年同業存款重新納入考核的范圍，利率定價對高息攬存加以限制，同業負債同樣受到限制。商業銀行可以保持負債規模的手段受到極大限制，去杠桿政策抑制了負債規模的增加。由于商業銀行自身負債規模出現減少，必然造成商業銀行流動性出現收縮，對市場流動性起到沖擊作用。在2016年年末國海證券公司發生了代持時間，以及SHIBOR在2017年上半年出現利率飆升的情況，都意味著金融機構流動性短缺，出現爭搶等情況。在理財規模杠桿率逐漸出現十五倍、十倍以及五倍的下降后，金融體系流動性水平會偏離穩定值-0.18、-0.35、-0.55.金融體系流動性必須要歷經十五期才能恢復穩態值。由于杠桿率的降低造成流動性短缺問題，讓金融體系出現流動性降低的情況。
（二）房地產行業
其次分析房地產行業受到的沖擊。在我國，廣義信貸囊括資產端大多數資產，在廣義信貸中納入表外理財，在本質上會對商業銀行擴張資產起到約束作用。壓縮理財規?？梢韵虡I銀行使用期限錯配增加負債池的情況，同時還能對銀行信用活動進行限制。商業銀行使用以新換舊方式增加負債受到了極大限制，而銀行理財產品逐漸到期被贖回，加劇了流動性收縮的情況，導致金融機構不得不拋售資產。銀行拋售資產首先考慮具有較強流動性的短期資產，如高級信用債以及利率債等［2］。其次會考慮減少房地產以及政府融資的投資，在杠桿率降低十五倍、十倍以及五倍后，房地產投資逐漸偏離-0.17、-0.29以及-0.45的穩態值，要經過11期才能重回穩定狀態。這一現象也意味著金融機構資產和政府部門融資、房地產資產負債存在勾稽關系。降杠桿對房地產行業帶來的沖擊，對房地產價格上漲產生一定抑制作用。房地產價格上漲和商業銀行理財規模存在一定關聯。
（三）固定資產投資以及GDP
最后對固定資產投資以及GDP受到的沖擊進行分析。我國出現投資回報率未超過虛擬經濟，實體經濟增長緩慢，使得貨幣信用在金融系統內滯留，實體企業融資拉長了鏈條，更加劇了融資的成本。通過研究信貸資源配置以及GDP變化，可以發現在2017年年初，房地產行業以及金融機構占據了69%的信用債存量，僅房地產行業占據了50%左右的非金融信用債量，房地產信用貸款也占據了總額的25%。實體經濟同金融體系保持連接關系，商業銀行的杠桿率出現下降，對金融行業的利潤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更影響到房地產投資規模，但是對于固定資產以及GDP的影響相對較小。在杠桿率降低到十五倍、十倍以及五倍時，GDP保持-0.06、-0.1、-0.15的穩態值，要經過20期才能回到穩定狀態。在固定資產的投資發生偏離-0.015、-0.035、-0.078的穩態值水平，經過二十期后才能恢復到穩態值的水平。目前金融體系為房地產行業提供融資服務，對于制造產業以及民間投資產生的影響相對較小。
3.2商業銀行杠桿率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
由于商業銀行資產大多和房地產相關，本文認定房地產價格變化是商業銀行的外部沖擊。金融體系信用循環來源于中央銀行流動性的釋放，利率對于商業銀行負債成本產生直接影響。因此本文認定中央銀行基準利率也是一種外部沖擊，從這兩個方面分析杠桿率受到的影響。
（一）房地產價格降低的沖擊
由于房地產價格出現降低，使得房地產行業目標收益有所降低，帶動投資需求的減少。金融機構原本資產池中，出現房地產信貸風險加大的情況，需要對風險偏好展開調整，減少房地產信貸的部分攻擊，對原本信貸資產采取收縮處理。由于房地產投資需求出現下降，信貸攻擊出現收縮，同時傳導給房地產價格，使其投資規模被放大，價格反饋放大了效果。最終金融機構可配資產逐漸減少，由于商業銀行在資產端的規模受到限制，讓負債端規模受到壓縮，使得杠桿率出現降低。
（二）中央銀行利率政策的沖擊
目前我國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的表現在于高杠桿率，需要承受更高的負債負擔，對于利率和資產價格的敏感度更高。如果中央銀行調整基準利率，需要將國債收益向上引導，基準利率的調整會造成同業存單、理財產品等資產提高收益率，讓銀行負債端增加大量成本，讓金融市場流動性加強收緊預期。面對這樣的環境，金融機構將資產端資產拋售出去，讓杠桿率有所下降，但是也會加劇資產價格出現下跌，出現負反饋效應，對金融機構作出主動降杠桿行為起到推動作用。
3.3政策建議
首先出臺杠桿率降低政策。通過對金融體系流動性的觀察，掌握流動性波動變化情況，制定審慎政策。在杠桿率出現大幅下降的情況下，由于金融體系流動性的短缺，會導致資產價格出現大幅度的下跌，使得出現其他金融風險，讓金融體系穩定性受到影響，讓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受到抑制［3］。其次要主動降低金融系統杠桿率。要制定宏觀調控政策，對房地產價格上漲以及政策基準利率進行宏觀上的調控，尤其需要提出前瞻性建議，全面分析政策疊加效應、傳導效應以及干擾效應，避免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矛盾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