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中國勞動力分析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中國勞動力分析范文1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對勞動力參與率這個衡量指標及其影響因素的介紹和分析，闡述現今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現狀，并分析其現象背后的成因，同時提出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以緩解就業壓力的建議及對策。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取決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這些因素與經濟增長之間均是正相關的關系。其中,在考察人力資源這個因素時,人們認為，在一定時期人口數量相對是固定的,認為經濟增長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質量。但實際上,在人口總量一定的前提下，參與經濟活動的勞動力數量并不是固定的。勞動力參與率便是這樣一個衡量指標。
勞動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狀況。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各國的經驗，勞動參與率反映了潛在勞動者個人對于工作收入與閑暇的選擇偏好，它一方面受到個人保留工資、家庭收入規模，以及性別、年齡等個人人口學特征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和水平、勞動力市場狀況等社會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個人和社會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著個人的勞動力供給選擇，并最終影響了社會整體的勞動參與率。
一、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
1、年齡、性別因素
資料來源：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編：《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
從性別上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遠低于男性，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會分工中更多地承擔了家庭中子女的撫育責任和更多的家務勞動，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社會上勞動力雇傭方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普遍大于男性。隨著六七十年代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許多適合由女性從事的職業逐步出現，才使得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差異中，兩者之間相差的程度還呈現出隨著年齡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齡的人群往往有著不同的勞動偏好和不同的社會責任，從而使不同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各不相同。
2、教育發展因素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競爭的加劇，使得知識和技能在企業發展和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市場競爭的激勵，企業對人才所具備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當今社會就業形勢異常嚴峻。競爭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勞動者選擇接受高等教育來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含量，這就推遲了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從而降低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增大，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3、收入增長因素
收入因素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勞動者單位就業收入的增加會加大閑暇的機會成本，從而誘使一些原來沒有加入就業隊伍的人開始選擇工作，促使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特別是對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來說，收入因素將會是決定增加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這種影響就是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會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較高的勞動者退出勞動力隊伍，從而降低勞動參與率，體現出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收入的增加對個人勞動力參與抉擇的影響是相反的，這兩種效應對個人影響的強弱將最終影響個人參與勞動的決策，從而影響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
4、產業結構因素
在宏觀經濟中，產業結構也是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產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比例也決定了勞動力參與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國的高速增長時期，各國第三產業增長較快，從而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帶動了這些發達國家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
勞動力參與率這個衡量指標，體現出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反映出人們參與勞動的狀況。它受到許多社會因素的影響，也因此折射出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面?？梢哉f，勞動力參與率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勞動力參與率，都表明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相應的問題。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無論是男性人口還是女性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均高于其他國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水平不僅高于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甚至高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近些年來，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降低勞動力參與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勞動力參與率逐年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間，城市勞動參與率下降了近9個百分點。然而，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處于較高的水平。不僅如此，由于教育機制的不合理，應試教育體制的實行使得許多勞動者的知識和能力結構不合理，勞動力總體素質相對較低，勞動力素質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造成了失業率偏高與勞動力參與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會的就業壓力，形成了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二、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成因
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現狀，是由我國的工資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會保障的發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決定的。
1、工資收入偏低，擴大了家庭對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起飛和快速增長，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起點較低，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工資水平仍處于較低水平。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員參與社會勞動來維持家庭生計，從而擴大了家庭向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2、投資市場不完善，勞動收入仍是個人收入的主要來源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時間較短，目前投資市場尚不成熟。中國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進行個人投資理財時仍然較為保守謹慎。在這樣的投資環境和背景下，我國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資為主，勞動收入仍然是人們謀生的重要手段。這就加大了人們對勞動市場的依賴性，提高了勞動力參與率。
3、就業關聯型社會福利政策增加勞動者就業意愿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就業、工資、福利三位一體的政策，勞動者只有就業，才能享受公費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措施。在農村，雖然實行大病醫療保險項目，但是農民自己分擔的份額仍然較大，并且小額醫療費用無法報銷。這種福利措施與就業狀況相關聯的制度，無疑加大了勞動者參加工作的意愿，促進了勞動參與率的提高。
4、教育觀念較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還較低
我國雖然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較低。在農村，失學問題更為嚴重，且女生的失學率高于男生。這就直接導致了勞動者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現狀，不僅如此，在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前，大多沒有接受必要的職業培訓，這就使得參與勞動的勞動者素質仍有待加強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許多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5、工資與工齡掛鉤，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目前我國在計算工資水平時，由于普遍與工齡掛鉤，因而人們往往選擇提早就業以增加工齡，提高個人工資水平。在這樣的工資政策中，許多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供給，加大了就業壓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蕩蕩的勞動大軍之中，使得就業情況更為嚴峻。雖然我國《勞動法》規定，任何用人單位不得使用未滿16周歲的童工。但實際上，仍然有許多企業不顧規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這不僅造成勞動力素質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
6、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逐漸顯現，我國已經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然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夠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齡參加勞動來維持生活。這就使得許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門，二次就業。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雖然可以為家庭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但卻擠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使得就業形勢更為嚴峻。
三、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的措施
通過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的成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社會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導致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總體偏高。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對于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國失業率高的現狀，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還應該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作用，采取相應措施來適當降低勞動力參與率。
1、完善投資市場相關法律法規，保護勞動者合法非勞動收入
目前，我國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仍不夠完善，投資收入尚不能成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過完善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治理投資市場的不規范行為，發揮政府的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從而增強居民對投資市場的信心，減少對勞動收入的依賴，降低勞動力的參與率。
2、調整工資政策，工資與績效、能力掛鉤
與工齡掛鉤的工資政策使得勞動者往往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通過對工資政策實行調整，將勞動者薪酬與勞動者業績、能力相掛鉤，鼓勵勞動者提高績效，并自覺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這種與業績、能力相掛鉤的新的工資體制，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并且，對勞動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勵也能延長勞動者受教育的時間，從而推遲進入勞動力市場，緩解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
3、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有50%的初中畢業生無法升學，就直接進入了勞動力市場，長此以往，將積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質勞動力，對我國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的提升產生不良影響。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而勞動者素質偏低，勞動者素質不能達到崗位的要求。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崗位的勞動力供給過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崗位卻空缺，招不到合適的人才。通過國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農村青少年失學的狀況，并且提高職業教育的水平，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進行必要的上崗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總體素質。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推遲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據測算，如果延長教育年限，使勞動者的就業年齡由16周歲推遲到18周歲。今后幾年我國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萬新增勞動力就業。不僅如此，這同時還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們做出更為理性的勞動力參與決策，通過勞動者自身進行理性選擇來調節勞動力市場的盈缺情況。
4、完善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或是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參與者人數較多，加大就業壓力。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年齡為16～60歲。如果我們延遲青少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同時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齡，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勞動力參與率。通過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嚴格的控制，并通過相關配套措施保證法律的嚴格執行，嚴格控制勞動力的就業年齡，對于勞動力市場的適齡就業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調整完善福利政策，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擴大保障范圍，減弱福利制度與就業狀況的關聯性，從而使得福利政策對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減小。同時，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員再次走出家門，二次就業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員“老有所養”，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一環。
結語
中國勞動力分析范文2
一、引言
勞動力是影響經濟增長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對勞動力投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給予了很多關注，有關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貢獻的研究一直是眾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力資源儲藏量極為豐富。但一直以來，我國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卻受其制約，同時經濟增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因此我國的勞動力投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我國政府和學者關注的重要問題。
二、勞動力參與率的基本含義
勞動力參與率一詞是由英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翻譯而來的。它一般被用來反映某一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力參與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勞動力市場的活動水平和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程度。
由于勞動力參與率反映的是一國或地區的勞動力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程度，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勞動力指年齡在16歲及以上，正在工作或正在積極尋找工作，或暫時失業而等待被召回的人口。因此可以用勞動力人口總量占16歲及以上人口總量的一定百分比來表示，即：
勞動力參與率 =
三、勞動力參與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的計量模型分析
分析勞動力參與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就要從兩個方面考慮：①勞動力參與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②經濟增長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
1.勞動力參與率及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影響理論分析
根據上述的勞動力參與率的定義與公式可知，勞動力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占16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明顯可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參與勞動的人口數越多經濟增長越快。因此勞動力參與率從理論上講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
2.經濟增長對勞動力參與率的模型分析
(1)指標選取
①使用1978年―2005年統計年鑒數據，其中包括GDP（以1978年為100，以后各年為其定比）和LFPR（勞動力參與率 %）。具體可見附錄。
②由于只考慮GDP增長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所以只選取GDP一個作為解釋變量。
③勞動力參與率作為被解釋變量。
(2)模型設計和回歸分析
為簡單起見，各指標采取對數形式。建立模型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μ
運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得：
LnLFPR = 4.602 － 0.040lnGDP
(240.270) (12.328)
R2 = 0.8539D.W.= 0.66058 括號內為各估計量的t統計值
由回歸結果可知，模型擬合較好?？蓻Q系數R2 = 0.8539，表明模型在整體上擬合得很好。從截距項與斜率項的t檢驗值來看，均大于5%顯著水平下自由度為 n 2 = 26的臨界值t0.025(26)=2.056。GDP和LFPR顯著相關，而且呈現負相關。即GDP每提高一個百分點，LFPR將降低0.04個百分點。但是其D.W.= 0.66058 較小，存在自相關。因此將原模型添加滯后項，建立新模型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β2lnGDPt-1 + μ
運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得：
LnLFPR = 4.601 － 0.220lnGDP +0.183lnGDPt-1
(242.421) (2.765) (2.275)
R2 = 0.867D.W.= 0.752 括號內為各估計量的t統計值
由回歸結果可知，模型擬合較好?？蓻Q系數R2 = 0.867，表明模型在整體上擬合得很好。從截距項與斜率項的t檢驗值來看，均大于5%顯著水平下自由度為 n 3 = 25的臨界值t0.025(25)=2.060。GDP和LFPR顯著相關，而且呈現負相關。即GDP每提高一個百分點，LFPR將降低0.220個百分點。
由上述回歸模型可知，GDP增加將會引起勞動力參與率的降低。根據我國著名統計學家邱東的研究，中國勞動力參與率對經濟增長起正向的推動作用,并且中國的勞動力參與率水平先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漸上升,后又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這便與本文在理論分析中的觀點相似。這里出現了一個矛盾，本文認為產生該矛盾是由以下幾個原因引起的。
①當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 勞動力參與率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 經濟的較快增長推動就業增長, 工資水平和就業率水平提高, 勞動者的勞動力參與傾向提高, 勞動力參與率也隨之上升；而當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相當高, 達到一定水平后, 經濟的較快增長伴隨的將不再是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而是下降。因為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相當高的國家或地區的勞動者來說,勞動力參與所帶來的收入增加產生的效用低于閑暇產生的效用, 因此他們選擇更多的閑暇, 從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 勞動力參與率水平下降。如圖：
②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也明顯提高，知識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但是從模型1中卻看到，教育在我國表現出影響經濟增長水平下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著較多的年輕人離開勞動力隊伍加入到教育和培訓行列，造成自愿失業增加，勞動力參與率降低。
③我國目前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階段，產業結構由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移。但是我國產業結構主要還是勞動力密集型，所以勞動力參與率的增加會促進經濟的增長。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經濟的增長會促使產業結構的轉移，使得一部分勞動力不得不被淘汰或者退出勞動大軍。這樣便呈現出當勞動力參與率的提高會促進經濟的增長，而經濟的增長會降低勞動力參與率。這樣便和本文的兩個模型相吻合。
④我國農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大都在從事農業生產，這樣便形成了所謂的“隱性失業”。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些隱性失業逐步被釋放，使得我國勞動力參與率水平不斷下降。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由于自身生產力的提高，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這樣便解釋了模型2以及其圖形。
四、勞動力參與率的問題及其對策
1．勞動力參與率的問題分析
根據邱東等人的研究，當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問題的難點和本質在于適度勞動力參與率問題。勞動力參與率與勞動力供給密切相關。在人口總量和勞動力資源總量一定的條件下，較高的勞動力參與率意味著提供較多的勞動力供給，而降低勞動力參與率則意味著提供較少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勞動力供給與失業和社會保障密切相關，在較大勞動力供給總量的條件下，過量的勞動力供給不能被社會需求所吸收，其結果將造成較大數量的失業；當大量勞動力退出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參與率較低，勞動力供給總量較少時，社會上會存在大量的非勞動力人口，加大社會保障的壓力。因此，在研究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之間的數量關系時，尋求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適度勞動力參與率，具有重要意義。
邱東等人認為所謂的適度勞動力參與率，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理想的勞動力參與率，在適度勞動力參與率條件下，社會上將存在最適度數量的失業人口和非勞動力人口，失業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和非勞動力人口造成的社會保障壓力將達到最低程度，社會將創造出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用公式表示為：①
GDP = MAX ①
1－ LFPR = MIN②
LFPR－ 就業/人口 = MIN③
式中，GDP代表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式表示社會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1－ LFPR代表非經濟活動人口率；式表示非經濟活動人口率最低，非經濟活動人口對社會保障的壓力也最輕；式則表示失業率最低，失業的社會壓力和負面影響也最低。同時滿足上述三個條件的勞動力參與率即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適度勞動力參與率。因此，要解決勞動力參與率的問題就應該從上述幾個方面著手。
2．對策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見, 目前我國勞動力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各種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轉軌時期勞動力參與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這一特殊關系決定了我國不可能在短期內通過大力提高勞動力參與率來推進經濟增長。為此, 今后一段時間內, 不應以大幅度提高勞動力參與率為政策取向； 相反, 應努力采取各種措施, 適當降低勞動力參與率, 同時統籌考慮失業、社會保障等各種問題, 以求更有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
（1）大力發展教育事業
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越高，發展教育事業可以提高勞動者文化素質，為社會積累人力資本，而且在短期可以降低中國勞動力參與率。因此，在當前中國的現實條件下，發展教育可以推遲青年人口的勞動力參與、降低勞動力參與率，同時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高素質人才，保持我國經濟的持久發展。
（2）擴大勞動力輸出
我國勞動力然豐富，成本較低，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但是目前我國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上所占份額很小，遠遠低于印度、巴基斯坦等近鄰國家，因而勞務輸出的潛力很大。擴大勞動力輸出，對于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中國來說，可以緩解當前國內的就業壓力和提高邊際勞動生產率。
（3）適度經濟發展帶動勞動力參與率問題的解決
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踐表明，失業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而經濟增長的快慢是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就業狀況的一個最重要因素。經濟增長太慢不利于就業問題的解決和現有經濟資源的利用；經濟增長速度過快雖然可能在短期內有助于擴大就業，但從長期來看，急功近利的經濟過快增長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導致經濟發展失衡，其結果反而也會不利于就業問題的解決。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勞動力參與率和就業問題，就要保持經濟的適度發展。
五、總結
根據上述本文的理論分析可知，勞動力參與率與經濟增長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理論分析和模型卻得出的相矛盾的結果，則表明了我國現階段在勞動力參與所體現的問題。產生矛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這種矛盾是經濟轉型的代價；另一方面是我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原因。當對兩方面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可知這兩個表面上看起來是矛盾的結果卻說明了一個問題，即勞動力參與率要適度。對此，本文給出了三大點對策。①大力發展教育事業；②擴大勞動力輸出；③適度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邱東等著.勞動力投入與經濟增長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4年.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年.
[3]韓澤渝.勞動力參與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以青島市為例 山東經濟 2006年第三期.
[4]李子奈等著.計量經濟學（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中國勞動力分析范文3
農村勞動力；劉易斯；舒爾茨；二元經濟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11）03-0083-03
一、引言
幾乎所有的二元經濟特征的國家和地區都會面臨著農村勞動力使用的問題，在我國如此龐大的人口數量面前，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加上我國地域遼闊，區域的區位條件、資源狀況、經濟基礎的不同造成了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使用變得特殊而復雜，大量農村勞動力游動在農村與城市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有的現象。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劉易斯和舒爾茨都曾對二元經濟中農村勞動力使用問題給予極大關注，并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分別提出了很有價值的理論。但是，由于他們使用的方法不同，分析問題的角度有異，以致在“零值勞動力”問題上產生了巨大分歧。本文試圖從兩種理論的分析入手，結合當前中國特有的勞動力使用情況，探尋一些解決相關問題的新途徑。
二、兩種分歧較大的勞動力理論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中的零值勞動力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相繼獲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獨立，但并沒有完全擺脫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賴。由于欠發達國家普遍面臨著嚴重的二元結構問題（落后的農業部門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太大），因此解決結構問題（即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就成為欠發達國家實現經濟增長的首要經濟目標。然而，如何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呢？在這個問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答案是：加速資本積累是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增加資本積累？1954年，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劉易斯模型是建立在三個假設基礎上：第一，“零值勞動力”假設，即“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至于在這種經濟的較大的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存在的”；第二，“工資不變”假設，即“維持生計部門的收入決定資本家部門工資的下限”，“在最低收入水平時，存在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第三，“資本家剩余”假設，即“資本主義部門由于把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繼續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在劉易斯看來傳統部門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人均收入水平很低，這一水平決定了現代部門工資的下限，可使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在大量吸收勞動力就業的同時基本上保持不變。也就是說，只要支付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便可得到要多少有多少的勞動力，這就是劉易斯所謂的“勞動力供給的無限性”，也是劉易斯理論的核心所在。
（二）舒爾茨――貧窮而有效率的農業部門
批評“零值勞動力”假設最激烈的是與劉易斯同時獲得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舒爾茨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闡述他的二元經濟中的勞動力理論：
1.貧窮而有效的傳統農業社會
舒爾茨認為，在傳統農業社會，雖然人們十分貧窮，但并不能因此說該社會的生產要素配置不當。恰恰相反，傳統農業社會的資源配置是很有效的。他列舉了大量文獻和經驗材料證明這一論點。舒爾茨甚至援引了一份關于印第安人社會在本世紀30年代狀況的研究報告來證明自己的論斷。他說，一些年紀很小的孩子也到農田去干活，這說明他們可以做出一些有價值的貢獻，所以他們沒有時間去上學。在他看來，“全世界的農民，在考慮成本、利潤及各種風險時，都是很會盤算的生意人”，“無論本國還是外國的有能力的農場經營者都不能向農民說明如何更好地配置現有的生產要素”。也就是說，傳統農業是“貧窮”的經濟，同時又是安排得很好的經濟。傳統農業社會貧窮的根源在于這種社會處于一種特殊的經濟均衡狀態之中。在這種均衡狀態下，農民即使對即存資源作了最有效的安排，仍無法擺脫貧窮命運，這是由于這種特殊均衡狀態所依存的條件所決定的。
2.對“零值勞動力”學說的否定
舒爾茨批評了劉易斯關于傳統農業“零值勞力”的論斷。首先，這一假說建立在錯誤的統計估算基礎上，這種估算以為，農業似乎可以組織所有農業工人像工業工人那樣每天干10小時或8小時的活，而忽視了農業的季節性這個重要特點。其次，按照舒爾茨的觀點，引進新要素促使生產率提高后才會出現農業勞動力剩余，但這個階段已不是傳統農業，而是過渡型農業或現代農業了。最后，舒爾茨用以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農業生產總量下降的事實為論據證明在傳統農業中農業產量的增減與農業人口的增減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農業勞動力的減少必然使農業產量下降，進一步證明傳統農業中的“隱蔽失業”不能成立。
三、我國農村勞動力的使用情況與理論分析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使用情況的特征
1.規模不斷擴大，人數眾多，發展速度快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在建國后雖經歷了曲折的道路，但始終沒有停止，計劃性的轉移決定其規模相對較小。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發展使過去的計劃轉移方式不能適應要求，因而在70年代農民外出打工已出現，但到80年代初期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不足200萬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農村和城市的繼續改革，國民經濟快速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城市建設速度加快，基本建設項目紛紛上馬產生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因為國家不能提供相應的設施和條件，雖然只能形成民工型的就業，也導致農村勞動力外流人數驟增，尤其是進入90年代外流規模不斷增大。
2.農村勞動力在外時間常年化
農村勞動力外出的初始階段多是農閑季節，短暫外出，近年來這種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2005年外流勞動力中，外出時間在3個月以下的占16%，3至6個月的占24%，6個月以上的占59%。在全部外流勞動力中，外出時間在10個月以上基本上可視為常年在外的占53%，常年在外是目前農村外出勞動力中的多數，而且外出時間有所延長，外出二三年的勞動力逐漸增多。
3.農村勞動力“回流”現象明顯，出現了“流出，流進”雙向流動現象
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農村外出勞動力的回流數量是很少的，可以說沒有形成規模，回流勞動力占外出勞動力總數的百分比均未超過5%。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已經形成了規模。在回流的人群中，年齡較大者占據了多數，再有就是受教育程度比較低的占據了多數。但是在回流的人群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其中有些人利用在外學到的技術、積累的資金和經驗，以及建立的關系，回到家鄉創辦或領辦了一批鄉鎮企業，而且成為當地小城鎮建設中的骨干力量和主力軍。在大量回流的情況之下，甚至在某些地區出現了“民工荒”的現象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使用情況的理論分析
1.劉易斯理論的分析
劉易斯認為農村勞動力應該是如此轉移的：現代部門在生產中獲得的利潤全部用于投資，生產的擴張會進一步吸引傳統部門人口向現代部門轉移。當該過程發展到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被現代部門吸納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完成了第一階段。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傳統部門勞動生產率隨之提升，收入水平也相應提高，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收入差距縮小，現代部門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引力下降。此情況下，現代部門要雇用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只能提高報酬水平與傳統部門爭奪勞動力。當傳統部門像現代部門一樣實現現代化后，二元經濟就實現了一元化，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收入差距就會消失正是這種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建立起兩部門的聯系，工業資本通過使用農村大量廉價勞動力使農村擺脫了由于大量剩余勞動力造成的困境，走上兩大部門的收入差距縮小之路。但是在劉易斯的理論中，其分析過程暗含一個假定，城市充分就業，流入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不僅如此，無論是劉易斯還默認人口的流動是完全的。但目前中國的現實狀況是: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可能找不到工作，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無論找到工作與否，掙到錢與否，大都會返回農村。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方向得使用，城市實際失業率也居高不下。同時，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使用并不是完全自由、沒有限制的。因此，我國的農村勞動力的使用不能簡單用這一理論進行合理的解釋，我們應該針對現實特點提出更加有效合理的解釋和對策。
2.舒爾茨理論的分析
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業要走向現代農業，核心問題是打破傳統農業的特殊經濟均衡，改變這種均衡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因此，舒爾茨的農業勞力剩余的判斷，是建立在現代生產要素的引入或重組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只要傳統的農業經濟結構不發生改變，農村中士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但他的分析存在如下幾點問題：第一，他忽略了人口自然增長因素。他定義的傳統農業中不可能存在零值勞動力。我們知道，在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居高不下，舒爾茨沒有證明這些劇增的勞動力在傳統農業中能否與其他生產要素發生完全替代。第二，在實踐中很難劃清傳統農業是否引入了現代要素的界線。在理論上，舒爾茨雖然較好地概括了傳統農業的三大特征，但是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現代科學技術不斷地以各種方式沖擊傳統部門，因此，在當前國內的現實中，很難找到舒爾所描繪的典型的傳統農業，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對零值勞動力學說的批評失去意義。
但是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卻很好的解釋當前的“回流”現象。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勞動力的各種投資。他轉引西蒙?庫茲耐的話說:“對各種不同社會長期以來經濟增長進行研究中發現，資本的概念、資本的形成都必須擴大足以包括人們的健康、教育、訓練的投資，也就是對人力的投資”。在中國，外出務工人員的就業經歷提高了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和對生產、生活的適應能力，思想觀念更加現代化，生活方式出現城市化傾向。這部分人的回流，推動了鄉村社會的發展;擴大了農村的開放程度，改變了輸出地的社會生活，加快了輸出地的社會變革進程;部分人回鄉務農，搞農業開發經營，形成一批新型的農業經營大戶，他們經營項目新，投資力度大，追求新技術，走在農業結構調整的前沿，這可以為輸出地的農業引進技術，注入資金，帶來市場信息，并通過示范效應帶動輸出地農業內部結構的變化，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利于農民收入的提高，從而帶來更多的在人力資本上的投入，提高農村勞動力了整體素質。當然，對于“民工荒”現象，筆者認為民工荒是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一種局部性和結構性現象。局部性體現在，出現用工缺口的主要是一些經濟發達、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地區，結構性表現在，用工缺口一方面出現在勞動條件很差、待遇過低的崗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城市產業結構的升級，對勞動者綜合素質要求特別是勞動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這些都要求我們一方面是要提高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另一方面是建立優質的勞動力遷徙的制度，為勞動力的遷徙提供更加寬暢有利的環境。
四、我國農村勞動力使用的幾點對策
1.加快制度創新，完善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市場以及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
加快制度創新，從根本上廢除二元管理體制，消除附著于城鄉戶籍制度上的不合理經濟待遇與身份地位的差別，構建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城市化的制度。近年來，各地雖然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制定了一些便利的政策，但從根本上消除制度障礙的力度仍然不大。讓那些可以、也能夠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的農村勞動力與土地徹底脫鉤，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村勞動力的產業轉移，還需要進一步加大體制創新的力度。因此，應盡快完善勞動力市場化制度，切實保證進城農民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醫療、教育、福利等社會保障與社會地位。
2.積極創造非農就業崗位，協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使用
由于國有企業改制和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城鎮就業增長率從20世紀末開始大幅下降。新增的非農就業崗位越來越有限，但新增勞動力卻越來越多，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由此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包括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推動新興行業的進步，重視非正規就業形式;也包括加快第二產業內部結構調整，恢復其創造就業的能力。第三產業是吸收勞動力的最主要產業，創造非農就業崗位主要依靠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實現。各級政府應從戰略高度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積極創造條件為新興行業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成長環境，并以此為契機發掘就業機會。在推動就業的過程中，還應加快我國城鎮就業模式轉變，促進非正規就業的發展。
3.建立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職業培訓制度，加大培訓力度
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越來越困難，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技能并沒有隨著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而得到提高。從勞動力供給看，表現為普通工人多，技術工人少，求職者與職位空缺同時存在。因此，加大對他們的技術培訓力度，既可增加他們的收入預期，又可緩解城市技術工人短缺的狀況，同時也使得農村整體人口素質達到提高，這也是目前新農村建設中的一個較為關注的問題。
[1]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2]西奧多?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J].商務印書館,1987.
[3]西奧多?舒爾茨.人力資本的投資[J].經濟學譯叢,1980年第9期.
[4]張培剛.新發展經濟學[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中國勞動力分析范文4
【關鍵詞】 護理干預；老年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效果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3.195
老年高血壓患者常伴有動脈粥樣硬化、血管內皮損傷等臨床癥狀， 高血壓同時還會加劇動脈粥樣硬化的進程， 加重患者的病情。經過臨床研究證實， 對老年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患者采用護理干預措施， 能夠有效延緩患者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 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1]。本文特選取本院收治的老年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患者進行護理干預措施， 取得了滿意的效果，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4月～2015年5月本院接受治療的120例老年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患者作為研究對象， 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 每組60例。對照組男34例， 女26例， 年齡60～80歲， 平均年齡（71.25±2.92）歲。觀察組男33例， 女27例， 年齡61～81歲， 平均年齡（71.32±3.23）歲。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護理措施， 對患者進行常規用藥指導， 并對患者進行高血壓及其并發癥等相關知識的健康教育。觀察組在常規護理基礎上采用護理干預措施， 具體如下。
1. 2. 1 心理干預 由于老年患者的自身機能較弱， 加上疾病對生活質量的影響， 易導致患者出現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護理人員應及時與患者溝通， 耐心傾聽患者的訴求， 解答患者的疑問， 并指導患者進行合理的宣泄， 鼓勵患者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 緩和護患關系， 提高戰勝疾病的信心。
1. 2. 2 飲食干預 護理人員應指導患者進行科學飲食， 鼓勵患者少食多餐， 以低鹽食物為主， 多食富含維生素C的蔬菜及水果， 合理飲食， 降低患者的血壓；高血壓患者均較肥胖， 患者需進食低熱量食物， 將總熱量控制在8.36 MJ以內， 有效控制患者的血壓。
1. 2. 3 運動干預 護理人員應督促患者定時進行運動， 根據患者的情況為其選擇不同的運動方式及運動量；護理人員應根據患者運動后的反應及適應程度決定運動的強度， 以患者運動后第2天表現為精力充沛及無不適感為宜， 能夠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1. 2. 4 用藥指導 護理人員應告知患者服用降壓藥、降脂藥物的重要性及其用藥方法， 并根據各類藥物的特點， 指導患者在不同時期服用藥物， 從而提高藥物的治療效果；護理人員可督促患者定期檢查血脂、血壓等各項指標， 并在餐后及睡前服用降脂藥物， 降低不良事件的發生率 。
1. 3 觀察指標 將兩組的收縮壓、舒張壓、頸動脈斑塊面積及生活質量進行對比。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觀察組收縮壓、舒張壓及頸動脈斑塊面積分別為（129.24±7.43）mm Hg、（94.35±3.24）mm Hg、（1.40±0.13）cm2， 優于對照組的（156.32±8.14）mm Hg、（96.75±4.64）mm Hg、（1.60±0.75）cm2，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近年來， 高血壓的發病率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已成為嚴重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的主要原因。高血壓是動脈粥樣硬化的高發人群， 動脈粥樣硬化會增加冠心病及腦卒中發病率， 增加了高血壓患者的死亡率。目前臨床上對高血壓患者主要進行降壓、降脂等治療， 而忽視了患者的飲食、行為、心理的調理， 會影響患者的康復[2]。
護理干預措施在臨床應用中， 是指按事先設計的干預方法而從事的一系列護理活動， 為患者護理中的實際問題尋求解決辦法， 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患者及其家屬的需求[3]。隨著護理學觀念的不斷更新， 護理干預措施在老年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患者的臨床應用中， 不僅能夠給予患者合理的護理措施和康復指導， 而且能夠改善患者的血壓， 從而有效延緩患者動脈粥樣硬化的進程， 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本文將護理干預應用于老年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患者的中， 取得較好效果。護理干預主要包括心理干預護理、飲食干預護理、運動干預護理及用藥指導。采用護理干預措施的觀察組患者收縮壓、舒張壓、頸動脈斑塊面積及生活質量均優于采用常規護理的對照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總之， 護理干預在老年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患者中具有顯著的臨床效果， 值得推廣及借鑒。
參考文獻
[1] 陳玲玲.系統性跟蹤式護理方法對動脈粥樣硬化（AS）病人的血脂變化的影響.中外醫療， 2013， 32（28）：172-173.
[2] 程雪紅.綜合護理對30例高血壓合并動脈粥樣硬化患者的影響. 中國民族民間醫藥， 2014， 23（9）：125.
中國勞動力分析范文5
【摘 要】 本文旨在通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分析了城鄉間不同勞動力人口的生產效率。通過實證分析表明，中國鄉村勞動力人口過剩，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勞動效率低，邊際生產力低，對生產發展的貢獻小。因此，政府應該加強城鎮化建設，在城鄉間實施無差異的教育資源投放，可以大幅度增加GDP產出。
【關鍵詞】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經濟增長；勞動力；城鄉差別
一、引言
經濟學認為，勞動力、生產資料與生產對象構成了推動財富創造與價值增值的生產條件。不同于庸俗西方經濟學理論將人視作一般生產要素，經濟學特別重視人在財富創造與社會進步中的主觀能動性作用。不同歷史階段內，人的數量、質量、與其他生產條件的結合方式構成一定歷史時期內特定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者通過生產方式得以聯系起來。在經濟發展中，注重人的因素分析是有效分析不同階段經濟發展狀態，找出當前問題并尋求解決的關鍵。本文旨在通過應用生產函數模型，分析城鄉間不同勞動力人口的生產效率進而可為上述疑問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并進而凝練可資借鑒推廣的政策。
二、模型介紹與應用分析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旨在探討投入和產出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對生產函數的一般形式上做出的改進，引入了技術資源這一因素。用來預測國家和地區的工業系統或大企業的生產和分析發展生產的途徑的一種經濟數學模型，簡稱生產函怠F淠P突本形式如下：
Y=KαL1β1L2β2 （1）
這里，α為資本產出彈性；β1，β2分別為投入要素L1和投入要素L2的產出彈性。由這些彈性得到不同要素之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如果α+β1+β2=1，則（1）式為：
Y/K=（L1/K）β1（L2/K）β2 （2）
本文研究中，可將投入要素L1及投入要素L2分別定義為城鎮勞動力投入及鄉村勞動力投入兩類建立基于城鄉差別的計量經濟學分析模型。進一步地講，如果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所建立的區分城鄉勞動力差異的回歸方程通過顯著性檢驗，則不同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
Ei=（βi×li/y）×100% （i=1，2） （3）
這里，Ei分別表示城鄉兩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li分別為不同勞動力逐年增長率；y為GDP逐年增長率。
特別地，兩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
Ei=（βi×li/y）×100% （i=1，2） （4）
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
E=E2-E1 （5）
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
E=E2-E1 （6）
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
Ye=E×?Y （7）
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累計貢獻為：
TYe=E×∑?Y （8）
其中，?Y為GDP逐年增長量。
三、實證分析
將1995～2013年GDP、城鎮勞動力、社會總投資和鄉村勞動力四項數據代入式（1），對式（1）對數形式進行回歸分析，結論如下：
lny=14.820+0.513lnk+0.383lnl1-1.131lnl2
（1.084） （5.808） （2.241） （-1.079）
r2=0.998 F=2906543 SE=0.033 SSR=0.016 DW=1.514
由（4）式計算得城鎮勞動力和鄉村勞動力對于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分別為11.95%和14.55%
由（6）式可知勞動力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2.60%。
由（8）知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累計貢獻為13219.258億元。
根據以上函數，做以下綜合分析：
在1997～2011年，城鄉勞動力對中國經濟的整體貢獻率為2.60%，折合GDP增值13219.258億元。
1995～2013年期間，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產出彈性為0.5128，這說明中國社會固定資產的邊際貢獻率仍較高。
城鎮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為0.38314；而鄉村勞動力產出彈性卻為-1.13113。勞動力的產出彈性合計為-0.74802。數據說明中國的勞動力數量整體呈現過剩態，其邊際生產率較低。而社會固定資產和勞動產出彈性為-0.23523的數據表明中國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很低。
另一方面數據也反映中國城鄉兩類勞動力產出彈性差距過大，特別是鄉村勞動力產出彈性為負值，這說明中國勞動力邊際生產率低主要是由于鄉村勞動力邊際生產率低造成的，是結構性問題失衡造成的。提高鄉村勞動力邊際生產力是當前教育政策的著力點。而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城鎮勞動力和鄉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相差1.5143，說明若政府選擇加強城鎮化建設，提高鄉村人口城鎮化速度，可以增加GDP產出。
四、結論
本文研究認為，中國鄉村勞動力人數過剩，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勞動效率低，邊際生產力低，對生產發展的貢獻小。若政府選擇強化農村勞動力的城市化進程，特別是在城鄉間實施無差異的教育資源投放，將可以大大提升中國勞動力潛在的經濟效率，進一步提升人力資本效益，增加潛在GDP產出。
【參考文獻】
[1] Klaus Prettner. Population aging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3（2）.
[2] Steven Lugauer ， Michael Remongd. The age distribution and business cycle volatil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J].Economicletters. 2011（3）.
[3] 車士義，郭琳.結構轉變、制度變遷下的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11.2.26-29.
[4] 劉窮志，何奇. 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J].經濟學（季刊），2012.11（4）119-134.
[5] 尹銀，周俊山.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J].南開經濟研究，2012（2）.
[6] 張平，陸明濤.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效增長――展望2013年及后5年的中國經濟[J].現代經濟探討，2013（01）5-10.
中國勞動力分析范文6
(1.江蘇理工學院商學院，江蘇常州213001；2.貴州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現代化發展研究中心，
貴州貴陽550004；3.湖南商學院經濟與貿易發展研究院，湖南長沙410205）
摘要：本文借鑒新經濟地理模型內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關于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假設，并考慮中國“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現實，加入“遷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三個變量，建立了內生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釋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及其影響因素：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取決于“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遷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個變量的相對大小。由此得出促進勞動力異地轉移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異地轉移”；新經濟地理模型
中圖分類號：F3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9-0093-07
收稿日期：2015-06-1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內生性一般均衡模型及其政策應用研究”（12BJL045）；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長效機制研究”（11JZD01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人力資本、自我發展能力與大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11BJL066）；貴州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貴州農業勞動力轉移與城鎮化互動研究”（黔科合LH字\[2014\]7272）；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和產業轉型升級協同發展的機理研究”（LQ13G030017）；貴州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貴州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城鄉收入差距研究”（JD2013121）
作者簡介：范方志（1972-），男，湖南隆回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等方面的研究。E-mail：fanfangzhi@163.com
張杰飛（1973-），男，湖南婁底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等方面的研究。E-mail：jiefeizhang@126.com
一、引言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存在空間和產業兩個維度，在空間維度上表現為由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在產業維度上則表現為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對大多數國家來說，農業勞動力轉移在這兩個維度上是同時進行的，即農業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同時完成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然而在中國則不同，龐大的農業人口和有限的農地，導致農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但城市也面臨較大的失業壓力，因而形成了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異地轉移和就地轉移并存的現象，也就是說，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異地轉移和就地轉移兩種轉移途徑。那么，農業剩余勞動力是如何選擇轉移途徑的呢？其影響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轉移只是極少數國家特有的現象，因而未曾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國內學者則根據中國國情進行了探討。
一些學者認為，兩種轉移途徑都是現實的合理選擇。李曉春［1］通過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條件，認為“離土不離鄉”型勞動力轉移與Lewis模型、“民工潮”型與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較好的對應關系，明確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雙重機制。馬軼群和李曉春［2］進一步認為，由于江蘇的發展模式起源于鄉鎮企業，因此，江蘇第一階段勞動力轉移途徑為“離土不離鄉”型就地轉移，待大量就地轉移勞動力聚集成新興城市后再進入第二階段“民工潮”型異地轉移；浙江民營大多源于農村手工業，其農村勞動力轉移機制為“離土不離鄉”型就地轉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為“民工潮”型異地轉移。但許經勇［3］認為，強調依靠城市工業擴張來轉移過剩農村勞動力的Lewis理論對應于異地轉移（流向大中城市），強調依靠人力資本提高、科學技術進步以及農村內部分工深化來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的Schultz理論則對應于就地轉移（流向農村工商業和小城鎮），只有堅持農村勞動力異地轉移與就地轉移相結合，才能確保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且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全面推進，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重要性和現實性必然會越來越明顯地凸顯出來。段均和高定倫［4］認為，轉移模式的選擇問題實際上就是社會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問題，有什么樣的產業發展戰略和城鎮化模式，就會要求有什么樣的勞動力轉移模式與之相對應。
也有學者認為，就地轉移應成為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主要途徑。曹明貴［5］認為，中國不斷深化的城市經濟改革造成了城市失業，大量農民工進城加劇了城市就業壓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壓力和引發治安問題，因而加快農村工業發展、實現農村工業化，應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途徑選擇。李平和侯軍岐［6］分析了農村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力轉移速度下降的內外部原因，認為導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會長期發揮作用，并從作為農村工業化主體的鄉鎮企業在相對經濟效益、競爭優勢、不平衡性、積聚效應和自身特點等多個角度分析了農村工業化進一步吸納勞動力的潛力，認為應該繼續關注農村工業化。李國英［7］認為，不受限制、無序的異地轉移會帶來許多城市問題和社會問題，通過農業產業化和農村中小企業的集群發展、實現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穆建新［8］認為，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外向型經濟嚴重受挫，中國必須由以出口導向、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異地就業為主要特征的勞動力轉移模式，轉變為以內需驅動、沿海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內陸轉移、就地就業為主要特征的產業轉移模式。其中，有的學者認為應大力發展以農產品加工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工業化以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袁鋮［9］從動態視角認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比學術界的測算還大，雖然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發展受阻，但現實國情和經濟發展規律決定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轉移，因而開展以農產品深加工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工業化是農村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程懷儒［10］分析中國現實情況后，認為大城市的人口容納能力有限，實現農村工業化，大力發展“近”農產業，特別是農產品加工業，延長經營鏈條，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途徑。
但也有學者認為，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最主要途徑還是異地轉移。董文柱［11］認為，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在減弱，小城鎮由于缺乏第二、第三產業的支撐，吸納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投資環境比較好，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強，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較高，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就業機會相對較多，應成為吸納農村勞動力的最主要途徑。
由上可見，盡管學者們考慮中國實際情況，從多個視角分析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但基本都只進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時也沒有進一步深入說明農業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的具體影響因素。
新經濟地理學關于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假設極大地簡化了工業部門壟斷競爭下的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內生地解釋了勞動力的轉移，對勞動力轉移研究具有借鑒和啟發意義。朱希偉［12］建立了一個農業勞動力轉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外圍地區發展新興制造業，從而縮小地區間差距的結論。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內的大多數新經濟地理模型都假定農業總產出與農業勞動力投入成正比，且農業中不存在失業，同時，也沒有考慮日益高漲的城市成本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二、模型假設與初始均衡
1.模型假設
由于交通運輸的發展，地區間可貿易品價格差別很小，而非貿易品價格與住房成本高度相關，因而學者們認為住房成本是地區間生活成本
容易證明，此時非農產品與農產品市場也實現了均衡。
三、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業轉型和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不失一般性，假定相對于勞動力總量而言，最先有極少數農民（占總勞動力比例為hd）具備了從事非農產業生產的能力和動力，可能放棄農業，從事非農產業生產。鑒于中國實際情況，我們假定農業勞動力存在兩種轉移途徑：異地轉移（進城打工）和就地轉移（農村工業化）。
1. 異地轉移分析（進城打工）
假定城市工人工資存在剛性，農民進城打工導致城市勞動力供給增加，但城市工人名義工資不變，那么，城市工人的名義可支配收入為：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層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慮日益高漲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響。本文借鑒新經濟地理模型內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關于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假設，并考慮中國所存在的“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現實，加入“遷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三個變量，建立內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選擇及其影響因素，其主要結論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取決于“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遷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個變量的相對大小，當“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大于遷移成本系數與城市成本系數之積時，農業剩余勞動力傾向于異地轉移；而“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小于遷移成本系數與城市成本系數之積時，農業剩余勞動力傾向于就地轉移。因此，城鄉非農產業技術差距將促進異地轉移、抑制就地轉移；而勞動力遷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則會抑制異地轉移、促進就地轉移。
盡管就地轉移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村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但也帶來一定的負面性。一是，作為其主要載體的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無序的、分散發展的道路，導致了設備落后、資源浪費、集聚程度低和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二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鄉鎮企業自身發展不穩定（如高誕生率和高破產率并存）、管理不規范，導致其提供的就業崗位缺乏保障。同時，為保持競爭力，鄉鎮企業勢必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這將進一步削弱其勞動力吸納能力。三是，就地轉移農業勞動力雖然退出了農業生產，但其退出不徹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這顯然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現代化，也不利于農民增收［17］。
同時，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規模偏小導致城市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已經嚴重地制約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從長期來看，本文認為異地轉移才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最終選擇，由此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與基礎設施投入，促進城市集聚經濟，提高城市產業技術水平。城市是國家創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載體。增加對城市科技、教育與基礎設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發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資本，增強企業間技術溢出，降低產品運輸成本，強化資金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促進城市集聚經濟，提高城市產業技術水平。
第二，加快以戶籍制度為中心的綜合制度改革，逐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降低農業剩余勞動力遷移成本。戶籍制度及依附于戶籍制度之上的各種福利政策（包括就業、養老、醫療、失業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根源。雖然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其約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慣性及部門間利益沖突，其進展相對緩慢。然而就中國經濟發展大局來看，加快推進以戶籍制度為中心的綜合制度改革，逐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遷移成本，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不僅是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需要，也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促進人才資源合理配置和確保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三，采取綜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價上漲，降低城市成本。加強財政、貨幣和稅收調控力度，提高購買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購房成本，抑制對房地產市場的不合理需求。同時加大公租房、廉租房與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增加住房市場供給。此外，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進而合理抑制房價上漲。
參考文獻：
［1］李曉春.我國勞動力轉移的雙重機制［J］.南京社會科學， 2005， (7)：15-22.
［2］馬軼群，李曉春.經濟結構差異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以長三角地區為例［J］. 農村經濟， 2010， (10)：99-103.
［3］許經勇.轉型中我國農業勞動力的兩種轉移模式——從西方經濟學的兩種要素配置模型引起的思考［J］. 經濟經緯， 2007， (4)：99-101.
［4］段均，高定倫.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調整：成因和含義［J］. 人口與發展， 2011， (1)：22-28.
［5］曹明貴.農村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選擇［J］. 農村經濟， 2006， (11)：95-97.
［6］李平，侯軍岐.論勞動力轉移的農村工業化途徑［J］. 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 2007， (1)：77-81.
［7］李國英.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模式［J］. 經濟問題探索， 2007， (10)：22-25.
［8］穆建新.從勞動力轉移到產業轉移——金融危機背景下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有效途徑［J］. 現代經濟探討， 2009， (11)：75-79.
［9］袁鋮.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中國農村新型工業化［J］. 農業經濟問題， 2003， (4)：34-38.
［10］程懷儒.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有效途徑：農村工業化［J］. 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5)：108-112.
［11］董文柱.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途徑的再思考［J］. 中國農村經濟， 2003， (9)：65-68.
［12］朱希偉.偏好、技術與工業化［J］. 經濟研究， 2004， (11)：96-106.
［13］Moulton， B.R.Interarea Indexes of the Cost of Shelter Using Hedonic Quality Adjustment Technique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 68(1)：181-204.
［14］Jolliffe， D.Poverty，Prices，and Place：How Sensitive I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verty to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s?［J］.Economic Inquiry， 2006， 44(2)：296-310.
［15］Murata，Y.，Thisse，J.F.A Simple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 Helpman-Tabuchi［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58(1)：137-155.
［16］Fujita，M.，Krugman，P.，Venables，A.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9.57.
［17］朱農.離土還是離鄉?——中國農村勞動力地域流動和職業流動的關系分析［J］. 世界經濟文匯， 2004， (1)：5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