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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狀況范文1
89個城市分布在全國各大區域，擁有市區人口1.24億人，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人口的48%；擁有市區從業人員（含城鎮個體勞動者）近5391萬人，約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從業人員的55%.
總體而言，2003年一季度全國89城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主要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征：
1.從總體情況看，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求人倍率為0.86.與上季度相比，下降了0.03；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0.13.下圖顯示了2001年一季度至2003年一季度全國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變化情況。
2.第三產業依然是勞動力市場需求主體，但與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第二產業需求比重略有上升。
一季度89個城市第一、二、三產業需求人數所占比重依次為2.0%、30.2%和67.8%，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需求結構相對穩定。
與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三產業的需求比重分別下降了4.7和2.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需求比重則分別上升了4.4和2.2個百分點。
3. 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大行業 占據勞動力市場需求主體地位，制造業需求保持增長勢頭。
從行業需求看，75.5%的用人需求集中在批發零售貿易 餐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大行業，其用人需求分別為 33.1%、24.7%和17.7%.
與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制造業分別上升了4.0和2.1個百分點；而社會服務業則分別下降了4.2和0.6個百分點。
4.私營及個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用人需求占據主體地位，私營及個體企業用人需求繼續保持增長態勢。
企業用人占主體地位，所占比重達93.1%，其中，私營及個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用人需求占多數，兩者所占比重之和約為66.7%.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需求比重僅占10.7%.
與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私營及個體企業的增長幅度 較大，分別增長了2.1和5.8個百分點；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需求比重合計則分別下降了1.1和4.1個百分點。
5.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兩大職業，兩大類職業的需求比重和求職比重分別是70.8%和63.2%.
從供求狀況對比來看，商業和服務業人員、農林牧漁水利生產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和專業技術人員的供求關系相對緩和一些，其求人倍率分別為0.95、0.91、0.9和0.83.
6. 在所有求職人員中，下崗失業人員所占比重高達68.1%，是求職主體。 其中就業轉失業人員占26.9%，新成長失業青年占19.6%，其他失業人員占12.5%；下崗職工占9.1%.其他人員（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占22%.
與上季度相比，失業人員的比重略有下降，下降了2.2個百分點；下崗職工的比重下降了2.1個百分點；而其他人員（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則上升了3.9個百分點，上升幅度較大。
與去年同期相比，失業人員比重有所上升，增長了3個百分點；下崗職工的比重下降了0.9個百分點；其他人員（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則下降了2.0個百分點。
7.分文化程度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既是單位用人需求的主體，又是求職者主體。求職人員文化結構和用人需求結構基本一致。
從單位用人需求看，87%的用人單位對求職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總體需求的39.5%；從求職者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是勞動力市場的求職主體，占全部求職者的47.5%.求職人員文化結構和用人需求結構基本一致。
從供求狀況對比看，除碩士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者求人倍率大于1外，其余均處于求職人數大于需求人數的狀態，求人倍率小于1.求人倍率較高的是碩士以上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求人倍率分別為1.58和0.94，其余文化程度高中、大專、大學的求人倍率分別為0.83、0.8和0.83.
8.分技術等級，用人需求和求職者群體主要集中在職業資格五級、職業資格四級和初級專業技術職務、中級專業技術職務。求職人員的技術等級構成與用人需求的技術等級結構基本一致。
勞動力市場狀況范文2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影響因素；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分割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1
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目前雖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仍處于初級形態，還存在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將結合已有研究，著力以勞動力流動與市場分割為視角，進一步總結分析此視角下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因素。由于人口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技術發展、產業結構變動及城鄉差距導致的勞動力結構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對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健全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探討勞動力流動選擇與勞動力市場分割機制這一影響勞動力市場完善的重要機制尤為重要。
一、勞動力流動選擇
勞動力流動作為勞動力市場存在的普遍現實狀況，是調節行業、地區間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重要形式。當勞動力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的狀態下，正是勞動力的持續流動，使得勞動力市場趨于均衡。不過通過實踐與研究表明，現實中由于非市場性因素的存在，勞動力流動一般難達到市場均衡。一些學者也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流動做了深入研究。
1.戶籍制度
“勞動力市場的制度障礙阻礙勞動力的充分流動，關鍵體現在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雹賾艏贫扰c一系列政策相聯系，如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外來的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在行業進入、工資報酬、社會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與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這些外來勞動力的流動成本。眾多學者也從戶籍制度研究了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總結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包括四類不同戶籍特征的勞動力群體：本地非農業戶籍、本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和外地農業戶籍勞動力。其調查數據分析發現，在上述四種戶籍特征的勞動適齡人口中，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逐次上升，而失業率則逐次下降?？梢?，戶籍特征對勞動適齡人口在勞動市場上的就業狀態具有顯著影響。李駿、顧燕峰（2011）則直接指出，與城市非農業戶籍相比，包括本市農業戶籍、外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等在內的其它戶籍特征都易于使勞動適齡人口處于失業和退出勞動力市場狀態，戶籍身份的差異確實對勞動適齡人口的勞動力市場狀態產生了顯著影響?！皯艏贫雀w現了社會地位存在嚴重的身份歧視?！雹?/p>
2.產業結構演變
部分學者從產業結構的演變解釋了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產業結構流動的矛盾與問題。姚先國、張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國和六省市的產業結構變遷規律，勞動力產業間流動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工農兩大產業之間，中西部與沿海城市差距較大。從總的就業流動調整思路來看，產業結構變動仍是影響就業流動變遷的最終因素，因而仍需要堅持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線的核心方針。
另外，部分學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動性問題。例如楊云彥、陳金永（2007）運用結構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說：外來勞動力和本地勞動力的收入決定存在明顯的分層，戶口登記狀況和單位性質等對勞動力的收入（工資）有著顯著的影響。這種分層對城市勞動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護作用，同時也意味著外來勞動力將隨勞動力市場的愈漸開放，對本地勞動力就業產生競爭與替代效應。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我國四五十年代，有關勞動力市場的一整套理論、方法和政策選擇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之上，至60年代，這一傳統受到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挑戰。如何看待我國在轉型時期下勞動力市場分割或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點是什么？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對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為代表的學者關注的是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他們以劉易斯（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為基礎探討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主要觀點有：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地域分割影響要素配置效率，隨之產生的效率差異則是導致我國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的深層原因；在改革之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態勢是政府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需要，改革以來則受到城市利益集團的施壓影響得以維持，其中戶籍制度就是關鍵所在。
第二，許多學者則直接從制度的視角來解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賴德勝（2009）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研究了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演變，而李建民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聶盛（2004）用實證結果驗證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從所有制分割向行業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學者則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除體制性原因，還有非體制性因素，如勞動者稟賦等差異。其指出可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為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正規勞動力市場和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即認為在沒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場自身運作也會產生的分割。目前中國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具有巨大的潛在發展趨勢，其存在和發展對加強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和彈性，討論非正規勞動力市場的走向及發展條件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
因此，結合各學者觀點，從勞動力流動與分割機制上思考，筆者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是綜合了“內部―外部”勞動力市場形成和“城鄉二元經濟”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體闡述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特征，從勞動權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特殊的“城鄉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義，實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將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注釋：
①蔣倩，孫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趨勢預測”，《經濟縱橫》，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鎮勞動力市場上不同戶籍就業人口的收入差異”，《中國人口科學》，第4期。
參考文獻：
[1]李駿，顧燕峰.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戶籍分層.社會學研究，2011（2）.
[2]張原.職業―產業結構與地區就業結構轉型.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7）.
[3]蔡，都陽.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9）.
[4]賴德勝.制度變遷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暨南大學，2009.
勞動力市場狀況范文3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勞動力市場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形成與運作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規定是：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其次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
勞動力市場狀況范文4
[關鍵詞]勞動力參與率經濟轉型期人口老齡化就業關聯型社會福利政策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取決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這些因素與經濟增長之間均是正相關的關系。其中,在考察人力資源這個因素時,人們認為，在一定時期人口數量相對是固定的,認為經濟增長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質量。但實際上,在人口總量一定的前提下，參與經濟活動的勞動力數量并不是固定的。勞動力參與率便是這樣一個衡量指標。
勞動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狀況。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各國的經驗，勞動參與率反映了潛在勞動者個人對于工作收入與閑暇的選擇偏好，它一方面受到個人保留工資、家庭收入規模，以及性別、年齡等個人人口學特征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和水平、勞動力市場狀況等社會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個人和社會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著個人的勞動力供給選擇，并最終影響了社會整體的勞動參與率。
一、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
1、年齡、性別因素
資料來源：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編：《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從性別上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遠低于男性，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會分工中更多地承擔了家庭中子女的撫育責任和更多的家務勞動，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社會上勞動力雇傭方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普遍大于男性。隨著六七十年代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許多適合由女性從事的職業逐步出現，才使得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差異中，兩者之間相差的程度還呈現出隨著年齡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齡的人群往往有著不同的勞動偏好和不同的社會責任，從而使不同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各不相同。
2、教育發展因素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競爭的加劇，使得知識和技能在企業發展和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市場競爭的激勵，企業對人才所具備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當今社會就業形勢異常嚴峻。競爭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勞動者選擇接受高等教育來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含量，這就推遲了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從而降低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增大，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3、收入增長因素
收入因素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勞動者單位就業收入的增加會加大閑暇的機會成本，從而誘使一些原來沒有加入就業隊伍的人開始選擇工作，促使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特別是對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來說，收入因素將會是決定增加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這種影響就是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會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較高的勞動者退出勞動力隊伍，從而降低勞動參與率，體現出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收入的增加對個人勞動力參與抉擇的影響是相反的，這兩種效應對個人影響的強弱將最終影響個人參與勞動的決策，從而影響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
4、產業結構因素
在宏觀經濟中，產業結構也是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產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比例也決定了勞動力參與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國的高速增長時期，各國第三產業增長較快，從而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帶動了這些發達國家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
勞動力參與率這個衡量指標，體現出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反映出人們參與勞動的狀況。它受到許多社會因素的影響，也因此折射出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面?？梢哉f，勞動力參與率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勞動力參與率，都表明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相應的問題。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無論是男性人口還是女性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均高于其他國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水平不僅高于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甚至高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近些年來，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降低勞動力參與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勞動力參與率逐年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間，城市勞動參與率下降了近9個百分點。然而，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處于較高的水平。不僅如此，由于教育機制的不合理，應試教育體制的實行使得許多勞動者的知識和能力結構不合理，勞動力總體素質相對較低，勞動力素質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造成了失業率偏高與勞動力參與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會的就業壓力，形成了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二、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成因
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現狀，是由我國的工資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會保障的發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決定的。
1、工資收入偏低，擴大了家庭對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起飛和快速增長，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起點較低，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工資水平仍處于較低水平。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員參與社會勞動來維持家庭生計，從而擴大了家庭向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2、投資市場不完善，勞動收入仍是個人收入的主要來源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時間較短，目前投資市場尚不成熟。中國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進行個人投資理財時仍然較為保守謹慎。在這樣的投資環境和背景下，我國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資為主，勞動收入仍然是人們謀生的重要手段。這就加大了人們對勞動市場的依賴性，提高了勞動力參與率。
3、就業關聯型社會福利政策增加勞動者就業意愿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就業、工資、福利三位一體的政策，勞動者只有就業，才能享受公費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措施。在農村，雖然實行大病醫療保險項目，但是農民自己分擔的份額仍然較大，并且小額醫療費用無法報銷。這種福利措施與就業狀況相關聯的制度，無疑加大了勞動者參加工作的意愿，促進了勞動參與率的提高。
4、教育觀念較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還較低
我國雖然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較低。在農村，失學問題更為嚴重，且女生的失學率高于男生。這就直接導致了勞動者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現狀，不僅如此，在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前，大多沒有接受必要的職業培訓，這就使得參與勞動的勞動者素質仍有待加強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許多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5、工資與工齡掛鉤，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目前我國在計算工資水平時，由于普遍與工齡掛鉤，因而人們往往選擇提早就業以增加工齡，提高個人工資水平。在這樣的工資政策中，許多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供給，加大了就業壓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蕩蕩的勞動大軍之中，使得就業情況更為嚴峻。雖然我國《勞動法》規定，任何用人單位不得使用未滿16周歲的童工。但實際上，仍然有許多企業不顧規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這不僅造成勞動力素質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
6、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逐漸顯現，我國已經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然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夠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齡參加勞動來維持生活。這就使得許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門，二次就業。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雖然可以為家庭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但卻擠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使得就業形勢更為嚴峻。
三、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的措施
通過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的成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社會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導致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總體偏高。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對于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國失業率高的現狀，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還應該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作用，采取相應措施來適當降低勞動力參與率。
1、完善投資市場相關法律法規，保護勞動者合法非勞動收入
目前，我國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仍不夠完善，投資收入尚不能成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過完善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治理投資市場的不規范行為，發揮政府的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從而增強居民對投資市場的信心，減少對勞動收入的依賴，降低勞動力的參與率。
2、調整工資政策，工資與績效、能力掛鉤
與工齡掛鉤的工資政策使得勞動者往往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通過對工資政策實行調整，將勞動者薪酬與勞動者業績、能力相掛鉤，鼓勵勞動者提高績效，并自覺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這種與業績、能力相掛鉤的新的工資體制，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并且，對勞動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勵也能延長勞動者受教育的時間，從而推遲進入勞動力市場，緩解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
3、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有50%的初中畢業生無法升學，就直接進入了勞動力市場，長此以往，將積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質勞動力，對我國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的提升產生不良影響。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而勞動者素質偏低，勞動者素質不能達到崗位的要求。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崗位的勞動力供給過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崗位卻空缺，招不到合適的人才。通過國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農村青少年失學的狀況，并且提高職業教育的水平，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進行必要的上崗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總體素質。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推遲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據測算，如果延長教育年限，使勞動者的就業年齡由16周歲推遲到18周歲。今后幾年我國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萬新增勞動力就業。不僅如此，這同時還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們做出更為理性的勞動力參與決策，通過勞動者自身進行理性選擇來調節勞動力市場的盈缺情況。
4、完善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或是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參與者人數較多，加大就業壓力。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年齡為16～60歲。如果我們延遲青少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同時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齡，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勞動力參與率。通過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嚴格的控制，并通過相關配套措施保證法律的嚴格執行，嚴格控制勞動力的就業年齡，對于勞動力市場的適齡就業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調整完善福利政策，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擴大保障范圍，減弱福利制度與就業狀況的關聯性，從而使得福利政策對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減小。同時，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員再次走出家門，二次就業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員“老有所養”，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一環。
結語
勞動力市場狀況范文5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市場分割;雙軌制;事業單位養老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4-0139-05
經濟學中一般假設一國的勞動力市場是同質的,勞動力報酬都等于邊際貢獻。在現實中,各國勞動力市場上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在同一行業或同一企業、單位中就業的人員,有些能夠享有更高的收入和福利,得到更多的聘用、晉升機會,被解雇和裁員的可能性小;而有些則待遇差,就業缺乏保障。這種待遇差別不是因為勞動力的工作能力和貢獻不同,而是社會或企業對勞動力的身份、戶籍、教育經歷等因素存在一些歧視。這樣勞動力就被分割在不同的就業市場上,在行業之間或行業內部、企業內部等形成勞動力報酬的制度性差異。對這種情況,有的文獻稱為“二元勞動力市場”,有的稱為“勞動力市場分割”,有的稱為“就業歧視”。根據本文所述的問題,這里采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說法。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主要原因是在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部分勞動力并沒有真正進入勞動力市場。政府、事業單位和很多國有企業的勞動工資制度多年來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一直沿襲計劃經濟的做法。這些部門現在仍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強調身份或戶籍要求的用工規定,在內部“臨時工”與“固定工”的界限分明、待遇懸殊。雖然在同一個單位或企業中就業,不同身份的人員實際上處在不同的勞動力市場中。
一、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突出表現
近幾年來,事業單位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引起社會多方面的關注。自上世紀末大批國有企業改制后,由于工資制度、養老金計發辦法和調整機制的不同,企業、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退休職工養老金差距逐漸擴大。有的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只有當地機關和事業單位同齡、同級別退休人員的一半,甚至1/3左右。一直參照公務員標準執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障制度也面臨財政負擔過重問題。由于涉及多方面利益,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困難重重。近年來,壟斷行業國有企業的職工福利待遇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也常受到社會關注。很多人認為壟斷國企效率低下,還享受國家補貼,職工福利過高,是不公平的分配。不同部門之間的福利待遇差異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
除了這些行業、就業單位之間的待遇差別,在我國不少企業、單位內部還存在著“正式職工”和“非正式職工”、“臨時工”,“編制內職工”與“編制外合同工”的差別,行政事業單位有公務員、事業編和企業編人員之分等。他們的有形和無形福利待遇差別很大。例如根據一項調查,很多醫院中護士分為“在編護士”和“非在編護士”兩種身份。在部分醫院里,合同護士、臨工護士占到30%多。非在編的合同護士、聘任護士從事同樣的技術性工作,但薪酬遠低于在編護士,二者的薪酬差距可達到1-2倍。非在編護士除了薪酬差別,還基本沒有保健費、產假工資等福利待遇,也缺乏休假、進修學習、晉升專業技術職稱、提升等機會,甚至有的沒有醫療、養老保險。在很多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不同崗位上,“正式職工”和“非正式職工”的福利待遇也有很大差別。
對類似問題國外有不少研究。多林格(Peter Doeringer)和皮奧里(Michelle Piore)取消勞動力市場完整統一的假設,提出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概念。他們把勞動力分為一級市場(primarysegment)和二級市場(secondary segment),一級市場的就業工資高、工作條件優越、環境穩定、升遷機會多。二級市場工資低、工作環境差、容易失業、要求苛刻、幾乎沒有升遷機會,這部分勞動力即使勝任,也很難轉到一級市場。整個勞動力市場實際上被分割成兩個彼此隔離的市場。麥克納博(Robert McNabb)和瑞恩(Paul Ryan)指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征是兩個市場的報酬差別大于勞動力素質差別。報酬不同不是因為人力資本或邊際生產力的差別,而是勞動力市場結構的差異決定著工資的差異。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或就業歧視不僅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存在,在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中更是突出。農村和城市、低素質勞動力和高素質勞動力的就業狀況和勞動報酬存在巨大差別。
對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發達國家的勞動經濟學家多強調雇主心理的作用,認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是由于雇主心理上存在歧視念,對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年齡、種族、社會聯系等存在偏好,更愿意雇傭一定特征的人,如白人、男性等,使得不具備這些特征的人不能得到進入一級市場的機會。而在發展中國家,主要是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而形成二元勞動力市場。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則是一個重要原因。
勞動力市場狀況范文6
關鍵詞：城鎮勞動力；外來勞動力；工資差異分解；反事實分析
中圖分類號：F24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6-0071-08
改革開放以前，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在整個宏觀經濟中占有絕對優勢，勞動用工權統一掌握在政府手中，勞動力的就業受到政府的統一安排，在戶籍制度的管制下，城鄉就業市場分割，外來勞動力無法流入城鎮就業市場尋求就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制度的改革和戶籍制度的變化，大量外來勞動力流入城市勞動力市場尋求就業，外來勞動力已經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戶籍制度的放松降低了勞動力流動的障礙，但是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外來勞動力和城市本地勞動力依然被區別對待，他們在工資、福利、醫療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視[1]。
歧視的存在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一方面，歧視使得同等素質、同等能力及經驗的人不能獲得平等的待遇，阻礙了價格信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作用，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外來勞動力本身在人力資本和收入水平上就劣于城鎮勞動力，歧視的存在會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導致收入差異的不斷擴大，不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為了研究城鎮就業市場上外來勞動力受到的歧視狀況及其變化，本文運用BlinderOaxaca分解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解答。
一、文獻綜述
戶籍歧視作為勞動經濟學領域的一個重要話題，對此國內外相關研究較多。國內方面，許多學者對外來勞動力和城鎮勞動力的工資差異進行了分解。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收入差異的主要原因是二者在人力資本上存在差異。姚先國、賴普清運用浙江省企業和農村勞動力流動調查數據，對城鄉工人勞資關系方面的差異進行分解后發現，城鄉工人在勞資關系各方面的巨大差異一方面源于人力資本水平和就業企業的差異，另一方面源于外來勞動力受到的戶籍歧視，其中前者占到70%～80%[2]；章元和王昊進一步將城市勞動力樣本區分為本地工人、本地農民、外來工人、外來農民后發現，外來農民受到了565%的歧視，其中26%為地域歧視，305%為戶籍歧視[3]。另一些學者發現，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歧視，如鄧曲恒在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02年的調查數據進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發現，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工資差異的60%應該歸結于歧視[4]；謝嗣勝和姚先國運用BlinderOaxacaCotton模型對浙江省的城市工人和農民工工資差異進行分解后發現，448%的工資差異是由于人力資本特征不同導致的，而余下的552%則歸結于歧視[5]。王海寧、陳媛媛對北京、上海、天津和廣州四城市城鎮和外來勞動力的工資差異進行分位數分解后發現，兩群體工資差異是由人力資本特征和制度性歧視共同作用形成的，并且在大部分分位數上制度性歧視的影響程度要大于人力資本特征[6]。王美艷在運用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了北京、長春、南京、天津、西安、武漢等城市農村遷移勞動力和城市本地勞動力的工資差異后發現，其中的76%應該歸結于歧視[7]，但是她在采用Brown分析法對同樣的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工資差異中歧視的部分只占到了4288%[8]。
國外方面，同樣有一些學者對于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戶籍歧視進行了研究。孟昕基于BlinderOaxacaCotton分解方法發現農民工與工人工資差距的50%左右不能用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差異來解釋，進一步的Brown分析則發現有超過100%的職業內工資差距是由歧視導致的[9]。而毛雷爾-法齊奧（MaurerFazio）的估計中歧視占工資總差異的比例只有2489%[10]。
上述文獻在分析過程中存在兩個不足：第一，以上研究都是在某一時點上展開的靜態分析，并沒有分析工資差異中人力資本和歧視貢獻隨著時間的變化趨勢；第二，上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平均意義上對工資差異進行分解，沒有研究人力資本和歧視貢獻隨著工資水平變化而變化的情況。因此，本文在借鑒上述研究的基礎上，試圖進一步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工資差異征差異和歧視的大小及其隨時間是如何變化的；第二，市場歧視的影響在工資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差異，其變化趨勢在工資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著不對稱現象。
二、工資差異及人力資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是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庫（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簡稱CHIPS）2002年和2007年的調查數據。2002年的調查覆蓋了北京、山西、遼寧、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廣東、重慶、四川、云南、甘肅12個省份，其中城鎮勞動力樣本20632人，外來勞動力樣本5327人。2007年的調查覆蓋了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廣東、重慶、四川9個省份，其中城鎮勞動力樣本14742人，外來勞動力樣本8446人。
本文對數據做了以下處理：第一、根據勞動法相關規定，只選取15～60歲的樣本作為本文研究的對象；第二、將工資和人力資本數據不全的樣本進行了剔除。處理之后，2002年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樣本數目分別為9978人和3343人，2007年樣本數目分別為6946人和6798人。
表1給出的是2002年和2007年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的工資差異及人力資本特征。從小時工資上看，兩類勞動力之間的差距明顯，城鎮勞動力的工資要明顯高于外來勞動力，并且差距還在進一步擴大，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的工資差異由2002年的276元上升至2007年的781元。
三、 工資決定方程的估計及結果
為了考察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在工資上的差異，首先需要分別對兩類勞動力的工資決定方程進行估計。我們在明瑟（Mincer）工資決定方程的基礎上增加了性別、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培訓、地區本文根據調查對象工作的省份所在將地區控制變量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刂谱兞亢吐殬I控制變量作為解釋變量，采用對數小時工資率作為工資方程的被解釋變量。
對于教育回報率的估計，由于不同階段的教育邊際報酬率并不相同，我們擯棄了傳統的以受教育總年限表示受教育程度的做法，采用了阿蘭（Alan）和斯科特（Scott）、阿薩姆（Asam）和巴里（Barry）以及張車偉、薛欣欣的做法[11～13]，采用各階段實際受教育年限作為不同教育層次的變量本文將小學、初中、高中或中專的受教育年限規定為6年、3年、3年。，這樣估計出來的變量系數表示的是各階段教育的實際邊際報酬率，有利于在各層次教育實際報酬率之間進行對比。
表2給出了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在2002年和2007年工資決定方程的OLS異方差穩健回歸結果，變量的系數和符號基本符合預期且都很顯著，同時可決系數也很合理。我們運用鄒氏檢驗對方程的結構變化進行檢驗，發現2002年和2007年的F值分別為2615和1723，這說明2002年和2007年的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的工資決定方程存在結構性差異。
四、平均工資差異的分解
對于不同群體之間工資差異的分解是在Blinder和Oaxaca框架下展開的[18～19]，該方法在收入歧視研究領域已經得到廣泛使用，其將工資差異分解為兩部分——由勞動力人力資本特征差異帶來的可解釋部分和勞動力人力資本不能解釋的部分即歧視。具體形式可以用公式表示為：D—=lnwur-lnwim=（X—ur-X—im）′βur+X—im′（βur-βim）其中D—表示群體間平均工資率的差異，lnw表示對數小時工資，X—表示平均特征向量，β表示OLS估計的特征報酬率。上式中的下標ur和im別表示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由此，工資的總差異便被分解為由人力資本差異導致的特征差異，即等式右邊第一項，和由不同群體報酬率不同導致的系數差異（歧視），即等式右邊第二項。
五、城鎮和外來勞動力工資差異的分位數分解
下面利用馬查多和馬塔（Machado and Mata）提出的分位數分解方法進行城鎮和外來勞動力的研究[24]。首先進行的是工資差異的反事實分析（the counterfactual analysis），然后基于反事實分析進行分位數上的分解。
本文采用的反事實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外來勞動力能夠按照城鎮勞動力的回報率獲得工資的話，那么外來勞動力的工資將會如何，這里定義反事實分布為F（y*|Xim，βur），其中Xim表示影響外來勞動力工資率的人力資本要素，βur表示影響城鎮勞動力工資率的人力資本要素在某個分位數上的報酬率，y*表示如果外來勞動力能夠按照城鎮勞動力的報酬率獲得工資的話其工資的數值。
從兩條曲線的關系上來看，2007年歧視總差異比整體上要小于2002年歧視總差異比，更加詳細的講，在第23個百分位數到第93個百分位數之間，2007年的歧視總差異比要小于2002年該比例，這說明位于該區間內的外來勞動力所受到的歧視狀況得到了改善。從第9個百分位數到第23個百分位數之間，2007年和2002年的歧視總差異比沒有發生明顯變化，這說明位于該區間內的外來勞動力受到的歧視情況無明顯變化。對于工資分布位于第9個百分位數以前和第93個百分位數以后的外來勞動力而言，2007年歧視總差異比要大于2002年該比例，說明他們受到的歧視更加嚴重了。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義是明顯的，試圖改善外來勞動力受歧視狀況，提高外來勞動力工資的措施主要是在中高收入者階層發生了作用，處于這一階層的外來勞動力受到的歧視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對于低收入者群體而言，他們受到的歧視狀況并沒有明顯的改善，甚至對于少數極低收入者而言，他們受到的歧視更加嚴重了，另外，少數擁有極高收入的外來勞動力受到的歧視程度也有增大的情況，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六、結論
本文運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數據，將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的工資差異分解為人力資本貢獻部分和歧視部分，分析表明，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對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之間的歧視，外來勞動力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處于不利的市場地位。分析結果表明，城鎮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工資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們自身人力資本方面的差異，這占到總差異的6482%（2002年）和7592%（2007年），而本單位工作經驗和受教育水平是最主要的導致工資差異的人力資本要素。
更進一步的基于分位數回歸的反事實分析將歧視的變化在整個工資分布上進行分解，分解的結果表明，對于工資分布位于第2個十分位數到第9個十分位數的廣大外來勞動力而言，他們受歧視的情況得到了改善；而工資分布位于第2個十分位數以下的外來勞動力受到的歧視基本保持不變甚至發生惡化；另外，工資分布位于第93個百分位數以上的外來勞動力受歧視情況也出現惡化。
在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勞動者收入，特別是低收入勞動者和外來務工者的收入水平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的結論有著豐富且重要的經濟和政策含義，在提高外來勞動力工資水平的過程中，除了可以通過增加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為其提供培訓等手段外，還可以通過推動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化改革，降低外來勞動力受歧視程度等手段提高他們的工資水平，結合近年來我國城鎮勞動力市場狀況，本文結論的政策含義有以下兩方面。
第一，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外來勞動力受歧視程度在逐漸降低，因此，政府在接下來應該繼續推進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建立更加規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來勞動力的合法權益，進一步降低外來勞動力受歧視的水平。
第二， 反事實分析結果表明，工資位于第23個百分位數以下的低收入勞動力受歧視程度并未改善，因此，政府應該加大對于這類勞動力的幫扶和照顧，采取更具有針對性的措施，降低這類勞動力受歧視的狀況。
最后需要注意，本文分析的歧視變化只是涉及勞動力收入方面，除此以外，外來勞動力在工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方面均遭到相當大的戶籍歧視，因此，實際情況下外來勞動力受到的歧視可能會更嚴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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