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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1
關鍵詞:最低工資;勞動力異質性;就業效應
中圖分類號:F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11-0023-03
最低工資是當今世界各國應用最為廣泛的經濟政策之一,各國基于國情與歷史背景的不同,在最低工資的制定上有所差異,最低工資標準的高低及適用范圍亦有所不同。最低工資的影響是通過最低工資水平對勞動力的就業和收入產生直接影響,并擴展延伸從而影響到整個經濟。最低工資對中國勞動力市場就業影響的研究一般都是假設勞動力是同質的,即不存在技能的差異。李定(2007)等學者注意到最低工資對不同技能勞動者的就業效應不同,得出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會大量減少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結論。在現實中,勞動力之間是不同質的,存在技能和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因而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是異常復雜的。因此,分析中國最低工資標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必須要以勞動力不同質為前提進行分析。
一、中國最低工資標準現狀
2004年3月1日,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修訂并頒布實施了《最低工資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經過一年多時間,各地都依據《規定》制定或調整了新的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與平均工資的比值是判斷最低工資標準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可以用來解釋分配公平情況。目前實施最低工資制度的國家,其最低工資標準大多為平均工資的40%~60%。表1顯示了我國35個大中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與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的比例。
從表1可以看到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與平均工資的比例是明顯偏低的,而且中國與菲律賓、泰國等這些最低工資制度運行比較好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還比較大。
盡管近年來,中國最低工資制度不斷完善,最低工資標準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基于我國各省原有的最低工資標準基數普遍過低的客觀事實,要求我們在關注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時,既要看調整的頻率,還要看調整的幅度;既要看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還要看其他工資標準的調整。盡管最近幾年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頻率較快,調整的幅度也較大,可是由于原有基數過低,調整后的最低工資標準依然處于非常低的水平上,不僅落后于當地的工資增長幅度,更落后于經濟快速增長的速度。
二、勞動力異質性分析
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主要是源于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勞務的有用性。而勞務又依賴于不同類型和水平的勞動力技能。許多行業可能對某些技能的人員需求較少而對其他一些類型的技能的勞動力需求較多。一個勞動力可能具有許多技能,其中一些是對某個行業或公司所特需的技能,而另一些可能是比較大眾化的技能。不同的行業只對具有本行業相關技能的勞動力有需求,所以勞動力的技能也就決定了他們是否被雇傭以及他們的工資為多少。由于不同的行業需要不同類型的技能,所以勞動力市場對擁有技能的勞動力的約束條件為他們的技能是否只能從事某個特定的行業。進而,由于勞動力在行業間的流動,所以就業是由所有不同行業勞動技能的供給和需求所決定。因此,勞動力技能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與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需求曲線相似。對勞動技能的需求是所有行業需求的總量。當技能的收入增加時,會有更多的勞動力選擇進入勞動力市場,并且以前已經工作的勞動力可能會工作更長的時間。技能收入的增加會引起勞動力市場技能提供數量的增加,從而導致對其需求減少。需求和供給的交點決定了單位技能的價格。
單位技能的價格可能由于一種特殊的技能而提高,以致所有具有這種技能的勞動力得到更高的報酬。許多工作要求的技能非常難獲得,所以這些職位的勞動力工資就會非常高。這些技能的獲得可能需要通過正式的教育,有些可能需要個人的天賦。這些具有高技能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后一開始就擁有較高的工資。那些對技能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支付的工資也較低。所以最低工資標準對低薪勞動力的影響較高薪職位的勞動力影響更大。
對于所有職業而言,正式的教育可能增加起始的技能水平。此外,職業培訓也會提高技能。由于工資的差別會影響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因而不同工作類型可能使人們在任何時間點上擁有不同水平的相對技能。
勞動力技能的供給依賴于勞動力的數目和每個勞動力的技能。當每單位技能的價格是被技能的總供給決定時,一個特定勞動力的工資依賴于市場決定的每單位技能的價格和個人的技能水平。圖1表示了在一個特定行業中勞動力技能數目的分布假設。
而勞動力的技能分布之所以為圖1中兩邊平緩,中間向上凸的圖形,則是因為實行義務教育制度,導致完成初高中教育的人數在人口中占絕大多數。而提前輟學的低素質勞動者,以及繼續深造,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高學歷人才在總人口中都占少數,技能分布就呈現出圖1中圖形的特點。
假定單位技能的價格由勞動力技能的市場供求決定,同時假定勞動力的技能分布構成整個雇傭技能,那么勞動力的工資分布就被決定了。工資分布的形狀和技能分布的形狀相同,擁有比其他勞動力兩倍技能的勞動力也就擁有兩倍的工資(工資的分布如圖2所示)。如果圖1中的技能分布保持不變,當技能價格提高一個單位,工資分布成比例會向右移,會使較高技能勞動力比較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增加的更多。不同類型技能的需求和供給決定了每種技能的工資分布,這與圖2顯示的分布相似。不同職業間的勞動力的工資差距取決于對這種職業所需技能的總需求和總供給,也決定于勞動力所擁有的技能水平。
經濟體中的單個行業構成技能需求的一部分,如果不同技能的勞動力可以在行業間自由流動,那么各個行業間每單位技能的價格將會相等。最低工資是在一個最低工資覆蓋的行業中對受雇勞動力支付工資的約束,即在行業工資分布低端的受雇勞動力上強加了一個約束。而最低工資沒有覆蓋的部門卻沒有去約束雇傭這些勞動力。如果最低工資覆蓋到了所有的行業,最低工資的約束會施加到所有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力身上,且無論他們是在哪里被雇傭。
最低工資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取決于如圖2中工資分布相關的最低工資的水平,同時圖1中的技能水平又構成整個供給。而且,如果最低工資不是覆蓋到所有的行業,工資分布低端的勞動力只有在最低工資覆蓋的部門才受到最低工資的限制。
三、最低工資的部分覆蓋模型分析
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且執行程度不好,所以中國的最低工資覆蓋情況實際上符合部分覆蓋的假設。在這個前提下勞動力在行業間的流動在確定最低工資的影響方面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缺失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下,最低工資覆蓋和未覆蓋行業會潛在地雇傭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勞動力。而且,不同行業相同技能的勞動力會得到相同的工資。如果不是這樣,行業總會去雇傭那些技能水平相同工資卻比其他人少的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也會跨行業就業。圖3描繪了最低工資實施后在覆蓋和未覆蓋行業中一個特定技能類型勞動力的工資分布。
實施一個最低工資后,在最低工資覆蓋部門意味著以前工資少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力將不再在工資低于的水平被雇傭,但這些勞動力能在最低工資沒有覆蓋的部門被雇傭。覆蓋部門這些勞動力的流失意味著覆蓋部門的雇主有激勵去用工資高于的勞動力來取代這些失去的技能。工資少于的低技能勞動力將會從最低工資覆蓋部門向未覆蓋部門轉移,他們也因為高技能勞動力從未覆蓋部門流入覆蓋部門而被取代。這個結果在圖3中用虛線表示。未覆蓋部門現在用低于最低工資的工資雇傭所有低技能勞動力和用高于最低工資的工資來雇傭更少的高技能勞動力。相似的,現在覆蓋部門不再用低于最低工資的工資去雇傭任何勞動力且雇傭更多工資高于最低工資的勞動力。這些轉變的發生不會對任何勞動力的工資造成改變,無論其技能是高或低,因為雇主按技能市場價格雇傭足夠的技能勞動力來滿足技能數量需求的能力并沒有變。每個行業能夠按照最低工資之前的技能價格來滿足對技能數量的需求。最低工資沒有改變勞動力的工資也沒有產生失業。
如果勞動力的行業流動是沒有成本的,那么沒有人會從最低工資中獲益或受損。另一方面,如果轉換工作是有成本的,那么它將成為整個經濟體的凈成本,而對勞動力沒有福利。由于勞動力在技能方面的差異,且因覆蓋行業和未覆蓋行業的需求,許多勞動力會得到高于最低工資的工資,在覆蓋部門高工資高技能的勞動力取代了低工資低技能的勞動力,從而對兩種部門的勞動力就業和收入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四、小結
當最低工資制度不是完全覆蓋整個經濟時,假設可以對不同技能的勞動力進行人為細分,同時勞動力在各部門之間流動的成本又不高時,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對勞動力造成收益或損害的影響非常小。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且執行程度不好,所以我國的最低工資覆蓋情況實際上符合部分覆蓋的假設。根據理論分析結果,可以推出我國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會導致未覆蓋部門的低技能勞動者就業增多,而覆蓋部門的高技能勞動者就業比例增多,總的就業效應方向并不明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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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Labor Heterogeneity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Level in China
Ma Xiaobo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2
關鍵詞：貿易開放；人力資本；勞動力工資差距；門檻效應
中圖分類號：F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3-0075-09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我國貿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貿易開放給我國帶來了大量的技術外溢并推動了我國技術的快速發展，這使得我國制造業不斷地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從而擴大了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許斌經研究指出，我國的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間的相對工資比從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0年的1.64，在這期間我國的勞動力工資差距以年均11%的速度上升。根據本文的測算，我國制造業的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間的相對工資差距從1998年的1.32上升到2010年的1.98，勞動力工資差距在不斷擴大。因此，貿易開放對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已經成為我國關注的熱點和理論研究的重點。
縱觀國內外對該方面研究的文獻可以發現，經濟學家對貿易開放與勞動力工資差距的關系存在著很多不同的觀點。從傳統的斯托爾帕一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可以推出，作為高技能勞動力豐裕的發達國家，貿易開放會帶來高技能勞動力工資的上漲，從而擴大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差距，而作為低技能勞動力豐裕的發展中國家，貿易開放會縮小勞動力工資差距。伍德（Wood）、利莫（Learner）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到美國，導致美國勞動密集型產品被壓低，從而使得美國低技能勞動力工資下降，勞動力工資差距不斷擴大。傅李曼和奧斯坦德博（Freeman and 00stendorp）通過對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研究表明，在英國和美國勞動力的工資差距在不斷擴大，這與H-0-S理論的推測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經濟學家持有不同的觀點，例如克魯格曼（Krugman）認為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制成品只占到OECD國家GDP總和的2%，這種情況下H-O-S效應是幾乎不能產生作用的。因此，技能偏向型的技術進步才是發達國家勞動力工資差距擴大的真正原因。芬斯澈和漢森（Feenstra&Hanson）分析了南北貿易帶來的產業轉移對工資差距的影響，模型分析了當發達國家逐漸將本國低技能密集型生產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即進行外包時，將會減少對本國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擴大工資差距。同時對于發展中國家，承包的這些生產環節仍然是高技能密集型生產環節，這會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并增加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也擴大了工資差距。阿西莫格魯（Acemoglu）建立內生模型，研究表明貿易開放通過市場規模擴大引起的技術進步，進而通過高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最終擴大了勞動力工資差距。赫爾普曼（Helpman）等在異質性國際貿易框架下，發現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要支付更高的勞動報酬，并且出口企業和高技能勞動相匹配，因而貿易開放會擴大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差距。
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與S-S理論結論相反，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貿易開放，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工資差距在不斷擴大。許斌認為在發達國家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可能在發展中國家卻屬于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產業，這樣貿易開放可能會增加這些發展中國家工資的差距。哈耶貝爾（Haral Beyer）在研究智利勞動力收入差距的原因時發現，貿易開放程度的擴大確實增加了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的工資差距。若瑟夫（Reshef）在H-O-S理論基礎上，通過提出要素密度逆轉假設，從而構造了國際貿易的一般均衡模型，發現貿易開放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是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上漲的強大力量，從而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高登伯格和帕威斯克（Goldberg&Pavcnik）利用貿易開放的發展中國家的微觀數據，建立了適應發展中國家跨國研究的共同模式，實證分析了墨西哥、中國、智利等國家的勞動力工資差距的擴大情況，并提出這些國家的勞動力的工資差距顯著擴大。羅伯森（Robertson）分析了墨西哥的勞動力工資差距拉大主要是由對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增加導致的，貿易開放引起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從而增加了工資差距。他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高技術與低技術的定義是不同的，這會導致分析的結果也會有不同，因為在美國認為是低技術而在墨西哥可能認為是高技術，結果兩國都可能增加對技術的需求。格林和迪克森（Green&Dickerson）以巴西作為研究對象發現，貿易開放給巴西帶來了技術的流入，并且導致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從而提高了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但是，由于高技能勞動所占比重較小，所以貿易開放對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并不明顯。
我國學者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關注貿易開放與我國工資差距的問題。但是已有的文獻大部分是針對貿易開放對地區工資差距、行業工資差距的研究，比如楊全發、萬廣華、宋、王懷民、李凱杰、王娜、張銜、趙詩琴、謝申祥、王孝松等的研究結果表明貿易開放擴大了我國地區間工資差距；陳怡、黃央信、楊容等的研究表明貿易擴大了我國行業間工資差距。由于我國沒有對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工資的具體統計，因此，貿易開放對勞動力工資差距的研究還不多。喻美辭分別運用2000-2005年的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我國制造業27個細分行業的對外貿易和進口以及技術進步對行業相對工資差距的影響，研究表明行業的對外貿易開放會導致勞動力工資差距的擴大。王中華、王云飛、朱鐘棣、鄧軍、趙明亮、臧旭恒等人主要從國際垂直專業化的角度人手，發現國際垂直專業化程度、產品內分工的加深會擴大我國工業行業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
綜上所述，目前關于貿易開放對勞動力工資差距影響的研究都是從貿易開放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的角度進行研究，對勞動力的供給考慮得較少，然而高技能勞動力供給的變化，對二者的關系有著重要的影響。當以高技能勞動力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后，可能會改變貿易開放對勞動力工資差距的作用，而這種改變是非線性的，其函數形式依賴于人力資本變量，這也就意味著人力資本在貿易開放對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中可能存在“門檻效應”。這一點的研究在中國尤其具有意義，因為，從1999年開始我國高校開始“擴招”，使得我國本科畢業人數從2002年的65.58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245.54萬人，年均增長率達20.76%，這導致了近些年來我國本科畢業生為主的人力資本供給在迅速增加。因此，人力資本供給在貿易開放對我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中是否有門檻效應，門檻值有多大，哪些地區跨過門檻值而哪些地區在門檻值里呢？本文針對以上問題，在綜合考察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基礎上建立門檻模型來分析貿易開放和人力資本對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
二、門檻模型及數據說明
1.門檻模型的設定
在以往考察通過影響某一變量從而對被解釋變量產生差異影響的因素時，通常會采用交互項檢驗或分組檢驗的方法。但是交互項檢驗的方法只能局限于所測定指標的影響是單調遞增或遞減的，而這并不符合實際的經濟情況。對于傳統的分組檢驗方法來說只能簡單地依照某個影響指標對樣本進行分組，這很難準確地反映各種因素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因此，針對上述兩種方法的局限性，近年來對非線性計量經濟模型進行改進并產生了“門檻回歸”方法，并且在很多領域研究中得到應用。門檻模型中單一門檻回歸的基本思想為：在模型內的某一影響變量qi存在一個門檻水平r的情況下，對于qi≤r與qi>r兩種情況而言，其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本文將采用漢森（Hansen）發展的門檻面板回歸模型，根據數據本身的特點來內生地劃分區間，進而考察人力資本在貿易開放對我國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工資差距影響中的門檻效應，即人力資本是否存在一個門檻值，當人力資本大于或小于門檻值時，貿易開放對我國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的差異，模型具體表述如下：為了分別同時考察出口開放和進口開放的影響，還分別建立：
1（.）為示性函數，如果括號中的表達式為真，則取值為1；反之，取值為0。同理，雙重及多重門檻模型可在單一門檻模型的基礎上進行擴展，本文不再贅述。
2.門檻變量的選擇與數據說明
本文衡量的樣本為制造業高技能與低技能勞動力的相對工資差距，使用的是1998～2010年28個省市的平衡面板數據，計量軟件為Stata11。
（1）被解釋變量：勞動力工資差距（WAGE）。由于我國并沒有對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工資的統計，因此，我們借鑒艾沃思（Avalos et）的方法，用制造業中工資最高的前50%行業與工資最低的后50%行業的平均工資之比進行衡量。該指標的計算主要包括以下3個步驟：第一，計算1998—2010年制造業24個細分行業的工資總額，除以各行業總的從業人數，得到各行業的平均工資；第二，把24個行業按工資由高到低排序；第三，把24個制造業行業分成兩組，一組是排在前50%的12個行業，另一組是排在后50%的12個行業，然后計算前12個行業的加權平均工資與后12個行業的加權平均工資之比，從而得到勞動力工資差距。這個指標的計算實際表示，在行業工資分配格局中，被更高工資制造業行業雇傭的工人比更低工資行業雇傭的工人具有更高的技能。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2）門檻變量和門檻依賴變量。門檻依賴變量為進出口貿易開放度（OPEN）和出口貿易開放度（EXP）、進口貿易開放度（IMP）。本文中進出口貿易開放度、出口貿易開放度、進口貿易開放度分別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和進口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進出口額、出口額、進口額為按照經營單位所在地統計的各地區進出口商品總值，采用各年度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價（中間價）進行折算。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門檻變量為人力資本（HUM）。度量人力資本的方法有多種，考慮本文主要衡量的是人力資本的供給情況，因此，采用各地區高校在校生人數占其總人口的比重（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作為衡量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3）控制變量。①失業率水平（UNE）：以各地區城鎮登記的失業率來表示。杰逖（Jantti）認為窮人更易于失去工作，不利于低技能勞動力工資水平的提升，從而加劇了勞動力工資差距。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②外商直接投資（FDI）：以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具體用各年度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采用各年度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價（中間價）進行折算，然后以1978年為基期計算外商直接投資除以GDP。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③研發費用的投入（R&D）：采用各地區R&D經費支出與GDP之比。R&D投入的提高會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而直接提高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擴大工資差距。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三、門檻效應的回歸分析
1.門檻檢驗
首先要進行門檻效果檢驗。我們需要確定是否存在門檻效應及門檻的個數，以便確定模型的形式。我們依次在不存在門檻、一個門檻、兩個門檻和三個門檻的設定下對模型進行估計，得到的F統計量和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出的P值見表1。
由門檻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考察貿易開放和出口開放情況下，人力資本的單一門檻效果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但雙重和三重門檻效果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即說明人力資本、貿易開放對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并可確定為單一門檻模型。在考察進口開放的情況下，人力資本門檻效果通過了1%水平下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的顯著性檢驗，但三重門檻檢驗并不顯著，說明在所研究的樣本內包含兩個門檻值，確定為雙重門檻模型②。如圖1、圖2、圖3所示，從圖中也可以清楚判斷出門檻模型的確定。
2.門檻值檢驗與門檻值區域劃分
在確定門檻效應模型后，具體門檻值估計的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對于貿易開放，人力資本的門檻值在95%的置信區間內為0.011，因此，根據該門檻值將人力資本分為高人力資本區（HUM>0.011）和低人力資本區（HUM≤0.011）兩個階段，下面列明了1998年、2005年、2010年（見表3所示）的情況。從表3可以看到，我國高人力資本的地區在不斷增加，但是低人力資本的地區比重還是比較大，2010年17個省市就處于低人力資本區，即人力資本低于門檻值，其中以中西部地區的省市為主。處于高人力資本區的省市有11個，即人力資本高于門檻值，這其中以東部地區的省市為主。
3.門檻回歸結果
在確定門檻效應模型和門檻值后，我們分別考察貿易開放、出口開放、進口開放三種情況下的門檻回歸，回歸結果見表4。
考察貿易開放作為門檻依賴變量時，I（HUM≤r）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當人力資本小于門檻值時，貿易開放會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但是這種影響并不明顯；I（HUM>r）系數為負且顯著，說明當人力資本大于門檻值時，貿易開放會顯著地縮小勞動力工資差距。其原因在于，貿易開放會帶來技術的外溢和國內技術的進步，會增加對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從而當人力資本小于門檻值時，即表示高技能勞動力的供給較少，在勞動力市場結構中則會表現為貿易開放帶來的對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大于本國高技能勞動力的供給，但是此時需求和供給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并不是很大，所以會導致貿易開放擴大了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差距，但同時不夠顯著。相反，當人力資本大于門檻值時，在勞動力市場結構中則會表現為本國人力資本的高技能勞動力的供給明顯大于貿易開放帶來的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此時會表現為貿易開放顯著地縮小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工資的差距。
分別考察出口開放和進口開放作為門檻依賴變量：當出口開放作為門檻依賴變量時，其回歸結果與整體的貿易開放回歸結果基本都是一致的，當人力資本小于門檻值時，出口開放會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但是這種影響并不明顯；當人力資本大于門檻值時，出口開放會顯著地縮小勞動力工資差距。以進口開放作為門檻依賴變量時，I（HUM≤r1）和I（rir2）系數仍為正，但是不顯著，表示人力資本大于第二個門檻值后，雖然進口開放仍然會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但是這種擴大的趨勢已經不顯著了。由此可見，相比出口開放來說，進口開放會帶來更為顯著的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從而明顯地擴大了勞動力的工資差距，但是人力資本的提高會縮小這種擴大的趨勢。
從FDI、技術進步和城鎮失業率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FDI變量在三個模型中1%的顯著水平下都為負，即FDI在貿易開放、出口開放、進口開放的情況下都會顯著地縮小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差距。外商直接投資對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途徑主要包括兩種：第一，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主要為了繞過貿易壁壘時，主要投資集中在技術密集型的行業，因此，會產生技術溢出的效應，推動技術的進步，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擴大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差距。第二，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主要為了利用東道國勞動力的資源優勢進行加工貿易時，主要集中在非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因此，這些外商直接投資并不能帶來先進的技術，產生技術外溢效應，反而會增加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而縮小勞動力工資差距。從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對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第二種類型，外商直接投資主要偏向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因此，縮小了我國勞動力工資差距。城鎮失業率增加在三個模型中都顯著為正，說明城鎮失業率的提高會不利于低技能勞動力工資水平的提升，從而加劇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差距。R&D投入表示的技術進步在貿易開放和出口開放的模型中都顯著為正，說明技術進步會帶動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產品生產的增加，從而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提高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因此，技術進步將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技術進步在進口開放的模型中為正但不顯著，說明在考察進口開放時，技術進步不會帶來顯著的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而也不會顯著地拉大勞動力工資差距。
四、結論及啟示
1.結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逐步加深，中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貿易開放度不斷提高，貿易開放與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問題日益引起了理論界的廣泛關注。本文利用1998～2010年28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采用門檻模型，考察了貿易開放、人力資本對我國制造業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首先確定貿易開放和出口開放為單一門檻模型，進口開放為雙門檻模型，以此為基礎的人力資本門檻值分別為0.011、0.012和雙門檻值0.011、0.003。按門檻值進行區域劃分可以看到，越過門檻值的高人力資本區域包括北京、天津、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江西、湖北、陜西，沒有越過門檻值的低人力資本區域包括河北、山西、內蒙古、安徽、福建、山東、湖南、河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甘肅、新疆。其次，門檻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于貿易開放和出口開放，當人力資本小于門檻值時會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但是這種影響并不顯著，當人力資本大于門檻值時，貿易開放和出口開放則會顯著地縮小勞動力工資差距；對于進口開放來說，當人力資本小于前兩個門檻值時，進口開放會顯著地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而當人力資本大于第二個門檻值后，雖然進口開放仍然會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但是這種擴大的趨勢已經不顯著了。其他變量中，FDI會顯著地縮小勞動力工資差距，技術進步和城鎮失業率都會顯著地擴大勞動力工資差距。
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3
[關鍵詞]外部性 不同質勞動力 就業遷移
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應該是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沿海地區一直存在著“民工潮”的現象，但是2004年，沿海發達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卻出現了“民工荒”的現象，而且這一現象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部門，并且有向內陸擴展的趨勢。從“民工潮”到“民工荒”，這是中國這個處于經濟結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現象，從表面上看，“民工荒”的出現可能是因為民工工資太低；國家對農業的補貼使部分勞動力又流回農村；民工受到歧視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原因，但事實上，這種“民工荒”現象是一種結構性失業：一方面企業招不到技術工人和熟練工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民工處于失業狀況。在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早期，主要依靠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此時其勞動力市場幾乎是一元的，而且不管是供過于求還是供小于求，都是可以慢慢回到均衡位置的。但是根據產業梯度轉移理論，這些地區必將向技術和人力資本密集產業發展，其對勞動力的要求在漸漸提高，其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勞動力，而是掌握一定技術和知識的人力資本，而民工本身卻并沒有也沒有條件對自身進行人力資本積累。事實上，人力資本投資與收入之間呈現出雙因果關系，民工自身的收入水平決定了其無法進行更多的人力資本積累，比如教育和在職培訓。其結果就是出現了結構性失業。從人力資本的供給和需求的角度而言，人力資本是呈現階梯性的，不同等級的人力資本的供給曲線是不同的，同時，人力資本和一般勞動力的需求價格彈性也是不同的，這也直接影響到了其需求曲線的形狀，從而決定了其最終的不同的均衡狀況。
這種結構性失衡的現象，對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么當我國面臨經濟結構轉型需要大量懂得一定技術和知識的產業工人時，我們的教育卻極力從事高等教育的擴招而不是職業教育；我們怎樣針對人力資本的不同層次來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從而使我們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實現自身的人力資本積累；以及我們怎樣尋找一種模式或是一種激勵機制促使政府多把資金投資到與勞動相匹配的人力資本方面。
同時，“民工荒”這一現象也提醒了我們：勞動力是不同質的，而勞動力的不同質也最終導致了勞動力在供給方面的差異，而這一差異也最終會導致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的斷層。本文主要想探討勞動力不同質所引發的勞動力就業和遷移決策問題，所以本文中的模型在表現勞動力不同質問題時，往往采取了將勞動力區分為熟練技術勞動力與非熟練技術勞動力，或是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和擁有較低教育程度的勞動力的做法，希望借此來描述不同性質勞動力的均衡狀況。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在勞動力轉移問題上的看法往往是生產要素由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而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供給超過需求時就會使得勞動力的價格下降，從而使得勞動力回流到不發達地區，對中國的勞動力轉移而言，就應該是先“孔雀東南飛”，再“西北飛”，但是中國的現實并非如此，很多擁有高學歷和技術的勞動力在無法找到滿意的工作或是無法找到工作的情況下，仍然選擇留在沿海的發達地區，而并不愿意去西北地區就業。這一現象體現了發達地區對勞動力的凝聚作用。以前我們在分析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時，更多地考慮了資本和勞動的替代關系，事實上，資本和勞動之間除了替代關系之外，還存在著互補關系，即一個經濟部門或地區的高素質人才的聚集和豐裕資本的積累足以產生一種互補性。其實，這一互補關系不僅僅體現在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往往因為擁有豐裕的物質和人力資本、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及企業家精神等資源和因素而會對本地區的勞動力產生一個正的外部效應，使得勞動力尤其是擁有較高教育水平或是技術的勞動力，即使在現期工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仍然對未來的工資效用保持了一個較高的預期。而本文就是想在此思想基礎上研究經濟中的外部性或者說互補性對勞動者的諸如工作努力程度、對自身教育的投資以及遷移決策等選擇行為的影響和作用。
對于一個想在城市中就業的勞動力供給者而言，其面對著眾多的決策，其要選擇是否在該城市中就業，同時也要選擇改變影響自身就業狀況的因素。在中國的現實的經濟中，我們可以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其所聚集的勞動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其所擁有的勞動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
我們假定一個代表性勞動供給者的效用的大小是由以下因素所決定的：工資水平、其本身所受的教育水平、其所處地區其他勞動供給者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其所處的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用函數的形式表示就是：U=U(w, hi, h-i, a)。其中，w表示勞動者的工資水平； hi,表示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h-i表示其他勞動供給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他勞動供給者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a表示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是一個綜合指標，是該地區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以及投資環境、基礎設施等因素的綜合指數。我們假定這個效用函數是連續的，而且二階可微。同時假定U/w>0；U/hi>0；U/a>0，也就是說，當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時，可以增加其自身的效用，同時，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越好，對其自身的效用也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性。
假設經濟體有不同的經濟區域，每個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程度不相同，也就是說，不同經濟區域的資本存量、投資環境、以及人力資本的存量都不相同，為了簡單起見，我們用ai來描述不同經濟區域之間的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因為較發達區域擁有豐裕的資本和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及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從而該地區的經濟環境能夠與該地區的勞動力產生很好的互補性，而且勞動者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產生的外部性也就越大，也就是說，對一個代表性勞動者而言，其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帶來的邊際效用是該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的遞增函數。
我們可以用2U(w,h,a)/hjai>0（i≠j）來表示地區經濟發展狀況通過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所產生的外部性。假設一個代表性勞動供給者在做有關自身教育投資的決策時，將其他勞動供給者的受教育程度看成是既定的，那么代表性勞動者的就要求解以下形式的問題：
Max U(w, hi, h-i, a)
hi
hi=f(h-i, a)
即代表性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對其他勞動供給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該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反應函數，如果我們做出傳統的假設，即代表性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那么，對于任何(h-i, a)，存在一個特定的hi，如h*，可以解代表性勞動者的問題。隱函數定理意味著?h*(h-i, a)/h-i>0,一個代表性勞動供給者選擇的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他勞動供給者的受教育程度的增函數。
當代表性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受到其他勞動供給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該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時，有關受教育程度的決策就會產生外部效應。這種由受教育程度的決策所產生外部效應是一種戰略互補性，可能會引起多重納什均衡。
讓我們假設所有的勞動供給者都有相同的偏好，考慮對稱的納什均衡，設Z為其他所有勞動供給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h*(h-i)=Z。一個對稱的納什均衡h*(Z)=Z是不動點，即如果其他勞動供給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為Z，一個代表性勞動供給者也會選擇Z的受教育程度。在下圖中，三條坐標軸分別代表代表性勞動供給者的教育程度hi,其他所有勞動供給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h-i,、該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a。在hi和h-i,所決定的平面中，橫軸為h-i，即其他所有勞動供給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縱軸為h*，即給定其他所有勞動供給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情況下，代表性勞動供給者所選擇的最優受教育的程度。每個勞動供給者的受教育程度必在0和hmax之間。我們知道，反應曲線h*(h-i)的斜率為正，圖中畫出了一個例子，反應曲線與45曲線的每一個交點是一個對稱的納什均衡點。在我們所畫的圖中，有三個納什均衡點A,B,C，分別對應著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由于均衡是對稱的，我們可以用帕累托標準排序，從而看到哪一個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當然，這里也存在著非對稱的均衡，但我們要說的一般結論是：當存在戰略互補性是，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而且其中的一些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
同時我們亦要考慮到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對勞動供給者的決策行為的影響。我們前面已經假定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帶來的邊際效用是該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的遞增函數。所以我們亦要考慮到反應函數所帶來的使得勞動供給者效用最大化時的情況，結果如下圖圖1所示：出現了多重均衡的現象。如圖中所示,B均衡點對應B`均衡點.
這也可以用來解釋我們上述的問題：為什么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其所聚集的勞動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其所擁有的勞動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因為單個的勞動供給者的選擇受到對其他勞動供給者的決策的預期的影響，同時該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對單個的勞動供給者的選擇行為亦有影響。
我們怎樣促使經濟體從一個低的均衡點向一個高的均衡點移動呢，既然單個的勞動供給者的選擇受到對其他勞動供給者的決策的預期的影響，那么如果我們政府能夠加大對教育的投資和宣傳力度，就可以影響到單個勞動供給者的決策。同時如果一個地區其自身的人力資本比較充足亦會促進其自身經濟的快速發展，而經濟發展狀況的好壞又會對該地區的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產生外部效應。
以上我們在分析勞動者的選擇行為時并沒有考慮到工資的變化對其決策的影響作用，事實上，隨著勞動力的大量的涌入某一個經濟區域，該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很可能會出現供過于求的狀況，從而使得勞動力的價格也就是工資水平下降，此時，又會對勞動供給者的決策行為產生怎樣的影響呢。其實市場上也會存在著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諸如資本之間的替代關系，當該地區的經濟由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或是技術密集型時，其勢必會對勞動力的價格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事實上，資本和勞動之間既有替代性，又有互補性，在某種情況下，替代性大于互補性，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較大，則廠商的生產函數可能更接近CES生產函數的形式，當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大于1時，城市部門的工資就會對城市的遷移勞動力的數量產生一個正的作用，此時就正如托達羅模型所示的結果；在另一種情況下，互補性大于替代性，此時即使資本對勞動有一定的替代性，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往資本密集型方向發展，但是由于發達地區的資本和投資環境仍會對勞動者尤其是擁有較高的教育水平或是掌握熟練技術的勞動力產生很大的外部效應，結果會使得這部分勞動力在工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依然選擇留在發達地區，因為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工資收入有較高的信心。
以上僅僅是狹義的看法，如果我們將發達地區的資本替換為該地區所擁有的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及人力資本積累，那么上述結論仍有可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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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4
關鍵詞：勞動經濟學；經濟發展；勞動關系；重要意義
一、前言
勞動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勞動關系與經濟增長的科學，無論是在經濟學領域還是在勞動關系研究領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和突出作用。從我國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由于經濟增速較快，經濟增長與勞動關系出現了新的形勢。要想在新形勢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就必須依托勞動關系理論，重點分析勞動經濟學內涵，做好勞動經濟學研究，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保證我國經濟發展在增速和內容上都能滿足實際需求。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應認真分析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明確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勞動經濟學概述
從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來看，勞動經濟學是研究勞動關系和經濟發展相關內容的，對于我國而言，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的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勞動力再生產，包括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從我國經濟發展實際來看，勞動經濟學與人力資源管理具有重要的聯系，勞動力再生產的本質是人力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為此，我們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解讀勞動力再生產行為。在經濟發展中，勞動力是保證生產持續進行的重要動力，只有把握勞動力利用原則，實現對勞動力的綜合利用，并重視勞動力再生產，才能夠達到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目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勞動力再生產的概念應包括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這兩方面內容。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力再生產是重要的研究內容，同時也是重要的概念。為此，我們應對勞動力再生產的概念有全面的認識，應積極擴大勞動力再生產規模，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持。（2）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包括勞動力資源的人口基礎，勞動力的結構，勞動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長期平衡。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是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重要內容。只有不斷提高人力資源管理質量，才能提高勞動力供給，進而滿足社會勞動力需求。在實體經濟發展中，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資源，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在相適應的條件下，經濟發展就會快速增長。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會造成勞動力浪費，勞動力供不應求，會制約經濟發展。所以，勞動力供給是保證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只有從勞動力資源入手，優化勞動力結構，保持勞動力供給在短期及長期都處于平衡狀態，才能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3）勞動就業，包括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和宏觀社會目標，就業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就業與工資的關系，待業及其類型，就業前培訓和就業后培訓。目前勞動就業已經納入了人力資源管理范疇，并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內容。從我國的實體經濟發展來看，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目標就是保增長促就業。勞動就業是勞動力在經濟發展中的具體體現，勞動就業率是衡量經濟發展速度的重要指標。勞動就業率高，則表明經濟發展處于良性循環，整體經濟增速也比較高。在勞動就業中，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和宏觀社會目標是勞動就業率的具體體現。在對勞動就業進行研究中，我們還要正確分析就業與工資的發展關系，并做好就業前培訓和就業后培訓，滿足勞動就業需要。所以，在勞動經濟學研究中，應認識到勞動就業的概念。（4）勞動力的宏觀管理，包括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勞務市場及其管理，勞動力管理體制。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力的宏觀管理是重要的研究內容。在勞動力的宏觀管理中，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是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保證。此外，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資源，需要建立專門的勞務市場對其進行管理，同時也需要配套的勞務市場管理機制加強管理和引導。在目前勞動力資源的宏觀管理中，建立適合勞動力發展的管理體制是當務之急。從這一點來看，勞動力的宏觀管理要想取得積極效果，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內容。
三、勞動經濟學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在我國，勞動關系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研究內容，還是我國政府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的重要參考和重要研究內容。在當前，世界范圍內，很多國家都遭遇到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不斷推進，所有國家和個人都將投身于世界范圍內的競爭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圍所有的發展契機將惠及所有國家和個人。在這個大背景下，只有培養起自己本國的效率極高、技術過硬、研發能力強的勞動人才大軍在能贏得世界范圍內的人才爭奪競爭。所以，研究當前勞動經濟學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從我國經濟發展實際來看，勞動經濟學已經不單單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一個重要理論支撐。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而言，勞動經濟學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勞動經濟學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支撐。在現代經濟發展中，勞動經濟學以其專業的學術特征，很好地詮釋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的重要性，解釋了勞動力對經濟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考慮到勞動力資源的重要性及特殊性，勞動經濟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從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來看，勞動經濟學在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勞動就業和勞動力的宏觀管理等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和理論支撐，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之一。（2）勞動經濟學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想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必須明確經濟發展方向，找準經濟增長點，并努力突破發展瓶頸。勞動經濟學的出現，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使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對勞動力資源引起足夠的重視，并將勞動力資源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由此可見，勞動經濟學與我國經濟發展有著必然聯系，勞動經濟學不但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還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正確的方向指引，保證我國經濟能夠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正確利用。（3）勞動經濟學彌補了我國經濟發展理論的空白。從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來看，經濟理論較多，涵蓋了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其中勞動經濟學由于對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從而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從這一點來看，勞動經濟學彌補了我國經濟發展理論的空白，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為此，我們要認識到勞動經濟學的作用，以及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將勞動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明確勞動經濟學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做到正確利用勞動經濟學理論，促進經濟發展。
四、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由于勞動經濟學在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勞動就業和勞動力的宏觀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和方向指引。為此，我們應明確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重點分析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1）勞動力是經濟社會的基礎。勞動經濟的研究不僅僅是研究勞動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而是動態地研究整個社會的發展和勞動行為之間的關系，系統研究具體到個人的勞動行為和經濟行為。由此可見，勞動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對勞動力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準確概括，加深了對勞動力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認識。為此，我們應將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支撐，明確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學發展的重要意義，重點開展勞動經濟學研究，滿足經濟發展需求，達到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目的。（2）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眾所周知，生產勞動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也是人類社會形成的根本原因，生產勞動活動衍生出人類社會其他所有活動，是整個社會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和重要決定因素。在勞動經濟學研究中，將生產活動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對生產活動的認識從普通理論層面上升到了經濟學層面，對經濟活動實現了準確概括。所以，我們應將勞動經濟學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和手段，認識到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加深對勞動經濟學的理解，重視勞動經濟學的作用。（3）勞動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十分重要，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積極意義，我們應將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來看待，加深對勞動經濟學的了解，重視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勞動經濟學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使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取得積極進展，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4）勞動經濟學對提高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政府也非常重視勞動經濟的研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發展最終是要服務于人民，研究勞動關系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切實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意義。從這一角度出發，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應對勞動經濟學引起足夠的重視，應將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理論，重點開展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認識到勞動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勞動經濟學作為提高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重要手段，認識到勞動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五、結論
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過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好成績，在很多行業和很多領域內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令世人矚目。當前我國勞動關系多樣，較為復雜，系統研究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意義在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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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5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梢?，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的勞動力市場分割
理論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配置，表現為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通過自由交換而自動平衡的結果。這種純粹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形成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即勞動者作為流動行為主體，對于其是否流動，以及怎樣流動，具有完全決定權。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當然，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程度，還要受經濟結構變動因素的制約。正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直接導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西方經濟學家把它稱為勞動力市場歧視。勞動力市場歧視，指的是在所有經濟因素方面都相同的個人之間的報酬差別。這些勞動者具有同等的生產能力，但由于某些社會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從而引起勞動報酬或待遇上的懸殊差別。對這種現象的研究，旨在確定歧視對報酬差別的影響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換句話說，這些勞動者之所以領取較低的勞動報酬，并不是因為其勞動素質低，而是由于他們無法進入可以領取較高勞動報酬的那部分勞動力市場，失去了在其中謀職的機會。出現勞動者素質和勞動報酬不相對稱的情況，即同工不同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在城鄉兩種就業體制的差別性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情況下，徹底啟動城鄉之間長期隔離的勞動力市場閘門，即建立全方位開放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以來，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狀況。由于城市的開放性勞動力市場尚未確立以及政府對城市勞動者就業采取不同于農村勞動者的特殊保護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市場性流動方式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還無法同城市勞動力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從業于勞動強度大的、勞動條件差的非技術性行業，領取比城市勞動者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這種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消除。它使我國勞動力市場規模難以通過無障礙流動而迅速擴大，也不可能使勞動力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平均價格。
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改革初期由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相當大的，城鎮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或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的比率（簡稱城鄉收入比率）高達2．37。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地區展開后，城鄉收入比率開始下降，到1983年達到1．70這一最低點。隨著的進行，從1984年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開始超過1978年的差距，1994年進一步擴大到2．86，此后雖然有所縮小，但1999年仍然達到2．65。
勞動力市場分割，也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壟斷行業在缺乏適當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將壟斷收益大量地分配給職工個人，形成這些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險業、城市供應業、郵電通信業和房地產等行業。這既是市場化不夠、市場機制不健全的結果，也是國家對這些企業監督管理不力的結果。
勞動力市場分割，還表現在地區間居民個人收入差別上。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選擇漸進式道路，東部地區率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較快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得東西部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拉開了距離。1949－1978年，以現價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東西部之比為7．08：7．52。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0．44個百分點。到1978年東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間，我國經濟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速度為12．8％，西部增長速度為8．7％。東部地區高出西部地區4．1個百分點。使一度縮小的地區差距又呈拉大之勢。在近幾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中，東部地區占65％以上，西部地區僅占15％左右。在全國人均創造國內生產總值中，東部地區超過平均數4成以上，西部地區只有平均數的一半左右。農民收入的地區差距也進一步拉大。1978年東西部農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東部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東西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從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絕對收入差距則從西部高于東部的11元變為東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區居民個人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與不同地區之間勞動力缺乏流動性和開放性有關，市場不能通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平衡區域間的工資水平差異以及相應的收入差異。歸根到底，在于東西部地區間還存在著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過去的20年里，越來越多不拘泥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并試圖構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棄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式分析法，轉而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屬性，強調制度性、社會性因素對勞動力流動、勞動者就業以及勞動報酬的重要影響，這種理論就被冠之以勞動力市場分割學派，并被確認為勞動經濟學的前沿問題。
參考文獻：
1科斯．契約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范文6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 農村剩余勞動力 勞動生產率 工資上漲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劉易斯拐點的內容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發表了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后由拉尼斯和費景漢（Rains and Fei）等人加以完善。王德文（2009）指出，劉易斯以勞動力無限供給為假設，把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存在的。第二個階段是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上升，進而減少農業勞動力供給，誘發糧食產量下降，從而使糧食價格和工資出現上漲現象。在這個階段里，農業勞動力轉移到一定點，再轉移就會影響農業產出，繼續轉移就要會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增加工資。第三個階段則是通過對農業部分引入現代要素進行改造，農業專業化和規?；a，提高勞動生產率，農業產出增長能夠有效地滿足現代部門的需要，部門之間的均衡發展把經濟發展帶入經濟一體化階段。
在這三個階段中，從第一個階段進入第二個階段的轉折點被稱為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也就是勞動力供給從無限剩余轉向有限剩余的階段。從第二個階段進入第三個階段的轉折點被稱為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即是有限剩余的勞動力被完全吸收殆盡。
二、中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論
蔡昉首次于2005年提出我國勞動力短缺問題，通過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推斷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相對數量和絕對數量將相繼出現下降，勞動力短缺不可避免，我國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吳要武（2007）根據他通過調研數據及我國2000-2006年關于企業（勞動力需求）和關于勞動者家庭或個人（勞動力供給）的相關數據的整理建模得出結論，我國在2002-2004年間便已形成劉易斯拐點，從此城鎮勞動力市場開始感受到普通勞動者的短缺，并引起工資的快速增長；
王德文（2009）認為：劉易斯轉折點有兩個重要標志：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大幅度下降，二是農業工資率大幅度上升。由于測定勞動力剩余難以有共識，因此可以結合工資變化判斷今年“民工荒”意味著“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國已經越過了劉易斯第一個拐點，但同時也認為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吳海民（2012）認為，基于“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Lewis—Ranis—Fei Model）”的邊際生產率理論，通過計算、比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國農業和工業部分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數據，表明我國的確已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劉易斯第一拐點，但要到達劉易斯第二拐點仍然還很漫長； 白南生（2009）認為，近年農民工資的上升并不等于勞動力的供求在同期發生了巨變，因為這里面有其它的因素。這幾年主要是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國民經濟運行綜合報告課題組（2010）指出現階段我國還未進入“劉易斯拐點”，但這個轉折點的到來為其不長，預計在“十二五”末和“十三五”初期。根據勞動力供給的變化趨勢表明，我國有效勞動供給數量的峰值將出現在2016年左右，至時經濟發展需求與勞動力供給關系將發生轉折。到2016年以后，有效勞動供給不再增長，而經濟發展需求還在增加，“劉易斯拐點”將會真正到來。
世界銀行在2007年季度報告中認為中國尚未進入劉易斯拐點，主要基于以下四個方面考慮：首先，勞動力短缺目前主要體現在東部沿海地區，工資的上漲是由于過去的過低逐步調整到合理的水平。其次，存在著大量的農村在籍人員，實際上他們不從事農業活動，而是外出打工或進行自我經營的非農業活動，這些很難區分，導致剩余勞動力的估算更加困難。再次，由于技術的進步，未來的農業生產活動隊勞動力的需求將進一步下降，剩余勞動力的空間將更大。最后，官方數據中的兩位數工資上漲有很大的不足，他們主要統計了注冊的國有企業和大型私人企業的工資水平，而遺落了大量小企業中非正式雇傭的勞動力工資水平，而這些非正式員工的工資水平都比較低，所以利用官方數據將造成重大的缺陷，不能真實地反應現實狀況。
三、結論
在出現“民工荒”等問題的背景下，討論中國是否進入了“劉易斯拐點”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不能盲目的根據某一指標以及國外的不同背景下的經驗來貿然下結論，否則就會造成人們對當今就業狀況的誤解。從目前的文獻中可以看出，學術界對于我國是否到達“劉易斯拐點”有很大的爭議。在這些文獻中，大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尚存在足夠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民工荒”以及工資上漲等現象又提醒我們“劉易斯拐點”的即將到來，從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分析，我國已經進入“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也即是勞動力供給已經由無限變為有限，但我國剩余勞動力人并未吸收殆盡，就2011年來說，我國農村人口65656萬人，鄉村就業人數為40506萬人，可見我國目前還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要到達“劉易斯第二轉折點”還尚有時日。
參考文獻：
[1]王德文.中國劉易斯轉折點標志與含義[J].人口研究，2009，（2）.
[2]蔡昉.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與就業變化[J].經濟研究，2007，（7）.
[3]吳要武.劉易斯轉折點來臨：我國勞動力市場調整的機遇[J].開放導報，2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