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風險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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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的風險

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1

【關鍵詞】信用風險 親周期性 簡化模型 結構模型

商業銀行在信貸活動中帶有明顯的親周期性,所謂親周期性,簡單的講,就是商業銀行會通過信貸活動推動經濟周期的形成和加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具體表現為:在宏觀經濟處于蕭條時期,信用違約會顯著增加,相反經濟處于繁榮時,信貸質量則會明顯改善,因而銀行信用也呈現蕭條時收縮,繁榮時擴張的特點。信用風險的親周期性問題已成為BaselⅡ的核心問題,引起了許多學者和專家高度重視。同時,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活動也明顯帶有親周期性,如1992年、1993年經濟高漲時商業銀行過度信貸,1998年經濟低迷時商業銀行普遍惜貸,導致了大量不良資產出現,也降低了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因此,要增強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就必須從信用風險管理的角度入手,將能夠測量到的不穩定因素納入到信用風險計量模型中。

一、傳統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

信用風險是指債務人不能償還債務的風險,即違約風險。傳統的信用風險模型按照建模的方法分類,可以分為結構模型(structural credit models)和簡化模型(reduced form credit models)。結構模型基于Black-scholes的期權定價模型,而簡化模型借用了保險精算的思想。

1、結構模型

結構模型是由Merton(1974)和Galai、Masali(1976)基于期權理論提出來的。假設某企業風險資產為V,股本為S,債務面值(包括應收利息)為F,債務市值為B,到期日為T。該模型在假設市場無摩擦、無交易成本和稅收,無風險利率為常數,公司價值等于股權價值加債務價值的基礎上,還需要滿足以下幾點:第一,公司價值變化服從du=vtdt+vtdzt的幾何布朗運動。vt表示t時刻公司價值,表示公司期望收益率,表示公司價值波動率。第二,公司具有簡單的資本結構,只發行一種普通公司債券,沒有其他負債,且該債券為零息債券,面值為F,期限為T。債券到期前,公司不發行新的債券,不支付股利,不進行股票回購。第三,嚴格遵守絕對優先原則。只有債券持有人得到完全償付后,股東才能獲得正支付。因此,債券到期日的價值DT=min(VT,F)。

債券到期時,如果VT≤F,則股權和債券的收益分別為0和VT,如果VT>F,則股權和債券的收益分別為VT-F和F。因此,債權人需要持有一個賣出期權才能得到無風險支付F。此賣出期權到期時具有支付max[F-VT,0]。利用無套利原則,則信貸風險的價值等于以企業資產為標的物V的賣出期權,執行價格等于債務的面值F,到期日為T。如果無風險利率為r,則均衡狀態時滿足:

B0+P0=Fe-rT(1)

采用Black-Scholes期權定價模型,則該賣出期權的價值為:

P0=-N(-d1)V0+Fe-rTN(-d2)(2)

其中,P0是基于V的賣出期權的價值;N(g)是累積的標準單位正態分布;是企業資產的波動率,即標準差;d1、d2 分別為:

d=

d=d-

假設該公司發行折現債券,根據公式(1)和(2),其到期收益率yr則為:

y==(3)

零息公司債券到期收益率與同期無風險利率之差,即信貸利差CS(Credit Spread)為:

CS=yr-r=-1n[N(d)+N(d)](4)

其中,是企業財務杠桿比率LR的倒數,即LR=。

以上公式表明,信貸利差是企業財務結構、資產波動性及債務到期日的函數。由于信貸利差本身反映了信用風險定價,因此,信用違約風險也取決于這三方面的因素。

在結構模型中,當資產的市場價值低于債務面值時,違約將會發生。所以,在信用期限內違約概率依賴于資產的市場價值與債務面值之間的距離,即違約距離DD(Distance to Default)。

假定企業資產在期初市場價值為V0,期末為VT,違約點對應的資產價值為v,則企業的違約概率可以表示為:PD=prob(VT≤v)。

在Black-Scholes期權定價模型中,風險資產價值的波動被假定服從一個幾何布朗運動過程:=dt+dz,其中,Vt表示t時期資產價值,資產回報呈即時正態分布;為常數漂移項,代表資產回報均值;為常數的資產回報波動率;z代表一個維納過程。根據假設,對所有時間t,該風險資產的價值分布呈對數正態分布,即:Vt=V0exp[(-)t+Zt]。

假設投資者是風險中性的,對所有債券的預期回報是無風險利率,將換成r,則企業的違約概率可以表示為:

PD=prob(VT≤v)=prob(1nV0+(r-)T+ZT≤v)

=prob[ZT≤-]=N(-d)

其中,N(g)是一個標準累積正態分布,且:

d==

=

其中,V0e表示企業資產在期末的預期值,v代表違約點對應的資產市值,因而分子可以理解為期末企業資產市值到違約點的距離,分母是經過時間平方根調整后的資產回報波動性。相應地,d也就是標準化后的違約距離。

2、簡化模型

簡化模型(reduced form model)又稱密度模型,與結構模型的違約由其資產過程決定不同,簡化模型的違約是由一種給定的變量決定的。

假設N(t)為一個計數過程,用來表示違約數目,其密度為t,則N(t)的第一個跳躍就是違約的時間1,即1=inf{t∈R+│N(t)>0}。如果已知違約時間h,h∈R,則:

Nt=I(5)

如果t=為一個常數,則Nt為一個泊松過程,且

P{Nt-Ns=n}=(t-s)nnexp(-(t-s))(6)

假設無風險利率為rt,則貨幣市場賬戶的價值過程為:

=exp(rds)(7)

記為在[t,T]上發生違約的概率,則S(t,T)=1-P(t,T)為生存概率,則:

S(t,T)=P{>T│>t}=E{exp(-ds)│F}(8)

我們考慮一個T時刻到期,面值為1的無違約風險的零息票債券的價格可表示為:

p(t,T)=EQ(T,T)│F=E{exp(rds)│F}(9)

利用(8)和(9)我們就可以考慮一個可違約零息債券的價格。假設在時間≤T違約后,回收率為R,則此時可違約債券的價格Q(t,T)應該有兩部分組成:一是沒有違約,到期后本金可以按面值收回;另外一種情況是,發生違約,僅能按照違約回收率收回部分本金。假設債券面值為M,則Q(t,T)可以由下式給出:

Q(t,T)-EQ(T,T)│F-E≥t│F=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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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風險與宏觀經濟周期的關系

對于信用風險與經濟周期的關系,有很多不盡相同的觀點,但根據經濟周期是否能預測,可以粗略分為兩種典型情況。在第一種假設中,經濟周期是可以粗略預測的。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Andrew Crocket。他們把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變化看做是一個正弦曲線,因此,繁榮之后很可能是隨之而來的衰退,衰退之后則會轉為復蘇。在這種假設之下,一個前瞻性的信用評級體系則應該是當經濟繁榮時,考慮到衰退很快將會到來,就增加所評估的信用風險;而當經濟衰退時考慮到經濟最終將會轉為復蘇,就減小所評估的信用風險。第二種假設以Borio&Lowe(2001)為代表人物則認為,雖然宏觀經濟的波動呈現出了周期性的擴張和收縮的特征,但這種周期性變化特征太不規則了,根本無法事先作出預測。在這種假設下,一個前瞻性的評級體系則應該是當經濟繁榮時,考慮到這種繁榮將得以延續,就減小所評估的信用風險;而當經濟衰退時,考慮到衰退也將得以持續,相應也就增加所評估的信用風險。

然而,實踐中無論是商業銀行還是監管者都并沒有走向這兩種極端情形。因為經濟預測的表現實在太差強人意了,經濟現在的表現往往被認為是未來經濟表現的最好指示器。所以,這就導致了商業銀行體系并沒有給予經濟預測足夠的重視,而是很大程度的依賴于當前宏觀經濟狀態和公司的財務狀況。評級期限通常為一年,是當前國內、國外絕大多數商業銀行評級體系表現出的取向。所以,采用這些評級體系將會認為經濟擴張時期信用風險是較低的,商業銀行傾向增加信用投放;經濟衰退時期則認為信用風險增加了,商業銀行緊縮信用。商業銀行的這種周期性的借貸行為具有親經濟周期的特點,最終可能加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

三、評價與展望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銀行開始重視運用風險計量技術來進行風險管理,很多基于VaR(Value-at-Risk)的模型被運用到了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計量領域中,這些模型包括穆迪公司的KMV、J P摩根的CreditMet rics、瑞士信貸第一信貸波士頓的Cred2itRisk+和麥肯錫的Credit PortfolioView等。盡管各種各樣的模型具有不同的結構,但在處理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方面,大多數模型采用“外推”(Ex2t rapolate)的方法,也就是說,如果當前的經濟狀態是好的,意味著未來也是向好的,如果當前的經濟狀態是壞的,意味著未來將會變壞。具體來說,這些模型的評級周期是1年,違約率或信貸質量的變化只是評級周期機械地延伸的結果,并沒有充分考慮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

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技術取得了長足進步,并且國家監管力度加強,但是仍然存在著眾多問題,最明顯的就是商業銀行不僅要計量某一個“時點”上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更要隨時關注風險歲宏觀經濟周期波動如何變化。這對商業銀行和監管者都非常重要,因為如果錯誤的估計了風險隨宏觀經濟波動的風險,在擴張時期低估了風險而在衰退時期高估了風險,信用擴張和信用萎縮都會過度反應,這將最終放大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從而威脅到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1] 趙信先:銀行內部模型與監管模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Merton、Robert C:Theory of Rational Option Pricing [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3(4).

[3] Philip Lowe:Credit Risk Measurement and Procyclicality[R].BIS Working Paper,20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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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七月份居民價格消費指數1.8%公布的時候,筆者就指出這是“假摔”,不是真跌。果然,8月份CPI又回到“2”時代。

物價回到“2”不僅正常,而且,從未來的趨勢看,筆者認為,物價上漲的壓力已經凸顯。第一,8月份類消費品價格,除了通訊類的價格微跌之外,其余七大類消費品的價格都上漲,特別是隨著房地產的持續回暖,未來居住類價格因房租的上漲會更加顯著;其次,8月份豬肉價格雖然同比下降18%以上,但從豬肉價格單月的表現看,豬肉價格從7月份已經開始緩慢止跌。監測數據顯示,8月份以來,全國豬肉價格呈緩慢上漲態勢,豬肉價格的回升,將對未來物價上漲形成明顯的壓力;第三,隨著穩增長一系列舉措的繼續加碼,特別是8月份以來,國家發改委加大項目審批的力度,貨幣政策將在穩健的基調下,繼續偏向寬松。預計未來4個月,隨著投資力度的加大,貨幣投放量至少將和上半年持平,全年將在9.5萬億左右,實質上屬于穩中趨松的政策;第四,歐元區推行的“無上限收購債”的措施意味著,歐洲將不惜代價通過印鈔來走出債務危機,而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隨時可能出臺,這使得國際大宗商品以及糧食價格下半年重拾升勢的概率很大。國際油價在未來一個月已經超過了8%的漲幅,而受美國干旱的影響,國家糧價對中國糧食價格的心理層面的影響不可小視;第五,考慮到下半年將深化資源價格等深層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這意味著,就影響價格本身的因素而言,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多余拉動價格下跌的因素。

與價格的上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實體經濟未來復蘇的態勢并不明顯:其一,8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3.5%,較7月份2.9%的降幅放大0.6個百分點,不僅自2012年3月以來已經連續6個月“負增長”,而且創下34個月以來的新低;其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8月份中國制造業PMI為49.2%,這是自去年11月以來首度跌破50%,創9個月新低,其三,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8.9%,也是年內的最低,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6785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2.7%,而8月份的發電量僅僅微增2.7%,這一系列的數字意味著,經濟下行筑底的過程沒有完成,下行的壓力和風險依然很大。

這樣,宏觀經濟將面臨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一方面,無論是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還是進出口數據等而言,宏觀經濟需要一系列的刺激政策遏制下滑的態勢,另一方面,在很多行業產能過剩,去庫存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如果通過加大貨幣的投放來遏制經濟下滑,釋放出來的新增貨幣將無法為實體經濟所吸收,只能在地面流動,最終推高物價。實體經濟停滯,而物價又面臨上漲危險的情況下,宏觀經濟面臨的滯漲風險就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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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統計局唯一的一次關于企業產能利用率的研究(2009年中期),2006年、2007年是產能利用率的峰值,2008年開始全面向下,2009年中期,24個行業的產品生產能力測算,2009年二季度有22個行業呈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即產能利用率達不到75%的盈虧線(見表1和圖1)。

經過三年(2009~2011年)的產能擴張后,目前正處于產能釋放期,情況或許更差。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報告,中國目前的產能利用率只有60%。相比之下,美國當前的全工業利用率為78.9%,而在金融危機高峰期這個比率為66.8%。

企業利潤決定于產能利用率,一般來講,產能開工率只有接近閥值(90%),企業才有足夠的能力提價,利潤率才能回升。在當前的情況下,這需要政府在基建和投資鏈條上下多大規模的訂單,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產能在金融層面的映射其實就是債務,去產能等于去杠桿,故此,目前宏觀面正在經歷“債務緊縮需求”。以目前的杠桿水平,中國經濟的四部門幾乎都不存在擴張的可能。

政府部門:2010年中國可以統計的政府債務總額就約為28萬億元,占GDP的70%。而這其中尚未計入高校債務、城投債、政府性實體的信托融資、以隱性養老金債務為主的社會保障基金缺口。

企業部門:國際結算銀行經濟學家塞切蒂等學者利用18個OECD國家1980年到2010年的資金流量表數據進行估計,研究結論表明,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的債務閥值是85%(債務/GDP),企業部門的債務閥值則是90%(債務/GDP)。中國的企業部門債務于2010年達到105.4%,超過了債務閥值。如果考慮到企業之間盤根錯節的債務鏈,即企業之間的應收賬款(2012年前七個月,中國工業企業的應收賬款已達到7.83萬億元),以及廣泛存在聯保、互保所形成或有負債,整個部門的杠桿將變得更加復雜。

家庭部門:雖然只有28%(2010年),但中國財富的分布高度有偏,非橄欖型社會的特征,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承擔了大多數的負債。

銀行體系:令人擔憂的是,由于操作中存在的彈性,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數據真實嗎?資本夠嗎?以下四個方面或還值得再探究:

一是大企業和平臺可以債務滾動和展期。

二是五級分類保持彈性,盡量在關注類貸款中進行堆積。截至2102年二季度末,商業銀行關注類貸款余額為1.46萬億元,商業銀行的關注類貸款余額已環比連續三個季度上升。

三是將貸款轉移至影子銀行體系,然后買回放投資項,再對應發理財(滾動)。

四是代同業或為同業信用證放款,記同業拆放,會使風險權重低估,減小風險資產,資本率顯高。

因此,背負巨大潛在不良和資本充足率存在虛高的銀行,未來行為可能更趨謹慎。

中國經濟要穩住目前的增長速度,短線沒有其他選擇:就是在基建和地產鏈條上投放錯配的訂單,延緩出清的進程。但給過剩產能下短期訂單來平滑經濟衰退的老路數,此次受到最大制約來自中國的長期資本回報率及其預期下行,資本流出擴大,由此產生的貨幣收縮效應,會使資金價格上升,這對私人部門的擠出又會加大。邏輯上看,這樣的循環也難長期維持。

政治交接后,改革的預期或帶動風險偏好的回升

1994~2002年中國的經濟改革之所以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歸因于1994年分稅制改革,行政權力至少一段時期被限制在一個框架中,不能無序擴張,從而使之后的住房、國企和銀行等關鍵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得以推進。

過去十年經濟結構失衡的加劇,關鍵在于政府和市場之前相對合適的邊界被極大破壞,公權力的擴張失控,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幾乎掌控著絕大部分驅動經濟增長所必須的要素,如土地,礦權、稅收,市場準入,環保標準等等。因此微觀投資回報率可以被輕易改變,使得原來不可行的項目變得可行,信貸和投資得以按照權力的意志而配置。以致資源的錯配、債務的膨脹和產能的過剩達至目前不可持續的狀態。

關于中國未來改革合適的路徑,我們不敢妄加猜測。

但從短線上講,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中,中央與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間保持一個怎樣的權力結構對經濟最合適,這或是中國的關鍵。短線上現實的方向或是權力將再次向中央回歸。中國未來經濟政策的核心不是再行增加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的財權,而是相反要約束它們的財政開支。

中國的央地分權架構可能需要重新設計,根本上改變目前資源重復低效配置,產業分散化的結構,也需要通過聚集來節約基礎設施的投資;中國的國有壟斷部門的改革要推進,特別是國有經濟大幅度退出經營性領域,讓社會資源加快進入管制和壟斷的現代服務業,引入競爭以促進生產率的提高。這個變化將會在2013年逐步展開。

從長線上講,中國可能還是需要構建一個自下而上的政治基礎來節制公權力的擴張(現代國家的預算制度),簡單地講就是八個字“預算民主、支出透明”。政治交接班后,一種可能的場景是:對于增長速度的政治要求有可能逐步淡化,口號逐步轉向改革與轉型,這時市場也充分吸收經濟探底的預期后,是否有可能迎來對新領導熱情憧憬所引致的風險偏好回升帶動的反彈。

股票估值長期由分子決定,即企業的盈利(ROE)所決定;短期會受到分母——特別是風險偏好波動影響。經濟整體處于去產能化、去杠桿的大背景,企業盈利(產能開工率只有超過閥值,企業才能提價,利潤率才能回升)和宏觀數據短時間都難以形成實質意義拐點。但風險偏好是可能發生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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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貸配給的內涵 

商業銀行給融資企業貸款時,不僅依靠利息的高低進行貸款,利息達到一定的標準就給融資企業貸款,而是還要根據融資企業具體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信貸風險的行為進行準確判斷,確保信貸風險在一定范圍內的情況下才將資金貸給融資企業。也就是說,信貸配給是指商業銀行通過對貸款利息和融資企業的信貸風險的判斷,不完全依據利息率機制,從而決定對融資企業的貸款金額,進而實現對融資企業的貸款,重要的一點內容是,商業銀行對融資企業的貸款金額一般情況下少于企業要求所需的貸款金額。 

二、非對稱信息與信貸配給的形成 

(一)融資企業的“逆向選擇”行為 

商業銀行在給融資企業借貸的過程中,融資企業對自己的內部實際情況非常了解,但是商業銀行對融資企業的具體情況和實力以及真正質量就不了解了,這就造成商業銀行信貸配給的非對稱信息的形成,這種非對稱信息主要分為事前的非對稱信息和事后的非對稱信息兩種,事前的非對稱信息是指融資企業借貸投資項目未來收益的具體相關信息,融資企業投資的未來收益情況取決于融資企業自身的具體情況、企業的自身實力、投資類型、投資風險程度等因素,而這些因素都是融資企業自己所掌握的,商業銀行能真正了解到的具體情況非常之少。事后的非對稱信息是指融資企業達到融資的目的之后,違反與商業銀行的融資約定,擅自改變投資方向和項目,改變資金的用途,對投資的收益實際情況有所隱瞞,對償付義務的相關信息熟視無睹,嚴重損害了商業銀行的切身利益,這些情況都屬于融資企業的“逆向選擇”行為。其實,商業銀行可以根據融資企業的還款概率和預期收益做出讓融資企業還款的具體方案,但是另一方面,融資企業的還款概率和預期收益商業銀行都屬于其機密信息,這些信息商業銀行都無從獲取,從而提高了商業銀行的借貸風險。最后導致,融資企業與商業銀行之間,還款概率低于平均水平,預期收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平均水平的不良現象,這種現象對商業銀行的收益非常不公平,融資企業在很大程度上都占有優勢,商業銀行為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就減少對融資企業的貸款,甚至不貸款和融資企業,造成了信貸市場宏觀經濟的衰退,從而又提升了商業銀行的借貸風險,形成惡性循環。 

(二)融資企業的“道德風險”行為 

融資企業的“道德風險”行為是在事后的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發生的,具體有三種表現。其一是商業銀行給融資企業借貸之后,企業就拿資金去投資風險高、成功率小的投資項目,但是投資一旦成功,將獲得巨大的收益,而投資一旦失敗,從銀行貸款的資金就很難還上,從而造成一定的“道德風險”行為。其二就是融資企業有足夠的資金償還商業銀行的貸款,但是在權衡還款與不還款的相對利益下,融資企業選擇獲取更大利益的不還款的行為,也造成一定的“道德風險”行為。還有就是融資企業從商業銀行貸款成功后,為了保證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消極的工作態度進行投資工作,從而嚴重造成了融資資金的損失,從而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融資企業由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合發展的鼠目寸光,導致商業銀行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從而對信貸配給進行調整,采取少貸款或者干脆不貸款給融資企業的策略,從而導致市場經濟蕭條,信貸配給情況不容樂觀,宏觀經濟衰退,而且商業銀行給融資企業借貸的利息率一度提高,進一步導致融資企業“道德風險”行為的發生。 

三、信貸配給作用于宏觀經濟波動的原理 

宏觀經濟發生波動變動時會影響商業銀行成本,而商業銀行為了保護自身利益,會對信貸配給做出適當的調整,從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 

(一)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變化所引起的宏觀經濟變動 

當宏觀經濟處于衰退期時,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就會隨之上升,這樣影響到銀行本身本金的獲得,因為商業銀行的前期利潤直接決定著其本金獲得的情況,所以宏觀經濟的衰退會導致商業銀行的本金獲得。商業銀行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就會對信貸配給做出適當的調整,但宏觀經濟衰退導致的借貸風險有時是銀行自己無法承擔的,嚴重時可能會導致銀行破產,走向滅亡。而當宏觀經濟處于繁榮期時,商業銀行的借貸風險性就會相對降低,資本充裕,從而銀行之間互相擠兌的情況也會相對減少。 

(二)商業銀行的貸款環境的變化 

宏觀經濟衰退時,促進商業銀行的借貸風險會降低,還有重要的一點是商業銀行與融資企業的關系發生了大轉折,一般情況下企業融資借貸是為了更多的投資,拓展企業業務,但是這種特殊時期,企業向銀行借貸完全是為了生存,為了保全自己,這種情況下,企業幾乎沒有能力償還貸款,導致信貸配給形成非常嚴重的不對稱性,進而促使商業銀行的借貸風險程度大大提高,貸款申請人的實力下降, 從第帶來資本運行風險。

(三)借貸配給起著加速器的作用 

在宏觀經濟的波動中,借貸配給在一定程度上還起著加速器的作用。宏觀經濟一旦出現衰退的現象,對企業的投資造成嚴重的阻礙作用,企業的發展和投資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中,從而影響了商業銀行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 宏觀經濟衰退的進程。 

四、淺析論信貸配給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一)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變動 

宏觀經濟衰退時,融資企業的實力和質量都有所下降,投資能力不容樂觀,從而造成融資企業與商業銀行的借貸違約情況發生率升高,導致銀行借貸風險提高,預期利潤得到的本金回收下降,所以,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就會降低,嚴重到一定情況時商業銀行無法承擔起貸款風險,資金無法流轉,銀行間的擠兌現象嚴重,甚至導致商業銀行破產走向滅亡,從而影響金融市場秩序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不只是商業銀行為保全自己的利益采取策略,相關的監管部門也會提高對商業銀行資金充足率的監管要求,為了保全大局,避免金融秩序紊亂,損害商業銀行自身的利益。 

(二)商業銀行貸款環境惡化 

商業銀行貸款環境惡化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是融資企業的貸款的“道德風險”行為增多。其二是融資企業和商業銀行的非對稱信息,由于商業銀行對融資企業的具體情況了解不多,多融資企業的貸款風險和預期收益信息都無法掌握,導致商業銀行和融資企業在借貸配給上的非對稱信息。其三是,貸款申請人的質量下降,由于社會經濟發展體制的變化,導致沒有實力而喜歡高風險投資的人不斷增加,從而使得商業銀行的借貸風險提高。這樣當宏觀經濟衰退時,有實力的融資企業和沒有實力的融資企業相比,受到的損失相對較小,其自有資本高于臨界水平,從而成功的避免宏觀經濟衰退帶來的風險而沒有實力的融資企業借著非對稱信息的空檔增加對商業銀行的貸款申請,造成惡性循環的現象。也就是說,宏觀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有實力的融資企業會減少貸款申請,而沒有實力的融資企業則增加貸款申請。所以,宏觀經濟衰退時,商業銀行貸款風險升高,從而惡化商業銀行的貸款環境。而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階段時,商業銀行的貸款環境會相對優化,借貸風險降低,貸款金額就會相對提高。 

(三)融資企業的信貸可得性發生變化 

在一定程度上,融資企業自身就是一個商業銀行,需要融資時,融資企業可以給自己的消費者和供應商提供信貸。宏觀經濟衰退時,融資企業經營情況惡化,企業向消費者和供應商的信貸也會減少所以,企業要減少在各個方面的投資行為所以說,其實融資企業的可得性是一種擴散效應。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時,融資企業要減少自己的投資項目,縮小投資范圍,而且需要很長的時間對企業正常運行進行恢復,并且減少了相關產品的供應,導致與之合作的企業的正常運行受到阻礙,從而造成累積效應和擴散效應,進一步惡化了宏觀經濟的衰退,從而導致融資企業信貸可得性降低。所以說,宏觀經濟與融資企業信貸可得性相互影響,通過擴散效應造成惡性循環的現象。 

五、結束語 

總之,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配給對宏觀經濟波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穩定宏觀經濟的波動和變化情況。我國宏觀經濟衰退時,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升高,預期利潤下降,融資企業貸款環境惡化,而且商業銀行為了保護自身利益,采取一定的措施調整信貸配給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自發抑制宏觀經濟的衰退程度。我們一定要重視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給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認真分析信貸配給的特征以及其對宏觀經濟影響的原理,以掌握商業銀行信貸配給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機理。從而在宏觀經濟的變動波動過程中,有效利用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行為,發揮其最大的作用,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進一步促進我國信貸市場的有力發展,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5

股權配給作用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機理可描述為:融資企業股權配給―宏觀經濟波動―融資企業自有資本變動―融資企業的邊際破產成本變動―融資企業債權融資的數量變動―融資企業資本數量變動―融資企業勞動投入量變動―勞動投入的邊際收益產品變動一融資企業產出水平變動一宏觀經濟波動一融資企業股權配給的強弱程度變化……。

上述過程具體表現為: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 段時,融資企業的經營環境惡化,自有資本水平下 降,若要維持其產出水平不變,就需要借助債權融資 獲得外部資金擴大投資,企業的負債率將會上升,新 增投資的邊際破產成本將會大幅度提高,這時,推遲 投資將是降低其破產風險的理想選擇。因此,融資 企業的理性選擇就是不進行債權融資,不擴大投資。 在投資乘數的作用下,將會使宏觀經濟的產出水平 持續下降,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將使投資進一步 下降。在投資乘數原理―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將 會使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大幅度下降,宏觀經濟長 期處于有效需求不足狀態,宏觀經濟衰退進一步加 重。隨著宏觀經濟的進一步衰退,企業的整體質量 會進一步下降,股權融資傳遞融資企業經營狀況惡 化信息的功能會被強化,融資企業在自身利益最大 化目標的驅使下,將會進一步強化其股權配給,從而 使股權配給與宏觀經濟衰退相互強化。

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階段時,融資企業的經營 環境好轉,自有資本水平上升,企業的負債率下降, 新增投資的邊際破產成本將會大幅度下降,增加投 資將有助于融資企業實現其利益最大化目標,融資 企業的理性選擇就是借助債權融資擴大投資,從而 出現投資擴張,在投資乘數的作用下,將會使宏觀經 濟的產出水平持續提高,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投 資進一步擴張。在投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的相 互作用下,會使需求過度膨脹,形成持續性的高通 脹,宏觀經濟的繁榮程度會進一步加大。隨著宏觀 經濟繁榮程度的加大,企業的整體質量會進一步上 升,股權融資傳遞融資企業經營狀況惡化信息的功 能會被弱化,融資企業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的驅 使下,將會進一步弱化其股權配給,擴大投資,宏觀 經濟進一步繁榮。

需要強調的是,融資企業的邊際破產成本,不僅 表現在實際邊際破產成本水平上,而且更重要的是, 表現在對其的預期上。融資企業的每項生產決策都 涉及到對未來的預期。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 時,融資企業破產風險增大,其會做出邊際破產成本 上升的預測,在存在股權配給的條件下,其理性選擇 是不進行債權融資,這將會使融資企業的投資水平 下降,在投資乘數原理的作用下,宏觀經濟的衰退進 一步加劇。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企業的投資水 平會進一步下降。投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的相 互作用,會使宏觀經濟的衰退加劇。當宏觀經濟進 入繁榮階段,融資企業會作出邊際破產成本下降的 預測,其股權配給將會弱化,債權融資也會相應上 升,從而使融資企業擴大投資,在投資乘數原理和加 速數原理的相互作用下,股權配給會進一步弱化,宏 觀經濟繁榮程度會進一步強化,形成持續高通脹。

固定資產投資是對未來的一種支出,其產出在 經歷數個生產時期之后才會出現,與短期投資相比, 投資風險更大,由此引起的融資企業破產風險更高。 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時,融資企業自有資本下 降,負債率上升,破產風險增大,由于存在股權配給, 融資企業的經營者為規避破產風險,會減少最具有 破產風險的固定資產投資。由于固定資產投資數量 巨大,在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相互作用的條件下, 融資企業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將會使宏觀經濟衰退 的程度更大。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階段時,融資企 業的股權配給將會弱化,債權融資也會相應上升,固 定資產投資將會擴大,在投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 理相互作用的條件下,將會使宏觀經濟繁榮的程度 更大??梢?,由于存在股權配給,融資企業固定資產 投資的變動將會強化宏觀經濟波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股權配給是宏觀經濟波動 的加速器,融資企業的股權配給行為是宏觀經濟波 動得以強化的微觀基礎。

二、股權配給作用于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機理

1.我國上市公司具有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但 政府干預形成了股權配給

我國上市公司擴大股權融資傳遞的信息是,該 企業獲得了政府的扶持和幫助,對外部投資者而言 是利好信息,因為受政府的干預,股權融資的成本低 于債權融資的成本。黃少安等人已證明了股權融資 的單位資金成本低于債權融資。因此,外部投資者 會踴躍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 能夠順利進行。

股權融資偏好的間接動因是,我國上市公司大 多數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國有股權超過50%,且 不流通,上市公司借助股權進行融資,不會被接管, 對上市公司經營者的地位不會產生影響,相反,由于 股權融資傳遞的是上市公司獲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 息,反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經營者的地位。因而, 經營者有動力進行股權融資。同時,由于股權融資 傳遞的是上市公司獲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息,上市 公司的股東也會支持股權融資。

但政府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對上市公司的股權 融資進行限制,從而形成上市公司的股權配給。

2.我國上市公司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對宏觀經 濟波動的影響

我國上市公司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作用于我國 宏觀經濟波動的機理可描述如下:當宏觀經濟進入 衰退階段時,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股權融資偏好有助 于其借助股權融資推動其投資上升,在投資乘數的 作用下,將會使總需求上升,宏觀經濟的衰退得到扼 制,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將會使上市公司借助股 權融資進一步擴大投資。在投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 原理的相互作用下,會使總需求進一步上升,抑制宏 觀經濟衰退的進程和程度,使宏觀經濟迅速走出衰 退。

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高漲)階段時,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股權融資偏好,使其更有積極性借助股權 融資擴大投資,在投資乘數的作用下,將會使宏觀經 濟的產出水平持續提高,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將 會使上市公司借助股權融資進一步擴大投資。在投 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的相互作用下,會使需求 過度膨脹,形成持續性的高通脹,宏觀經濟的繁榮程 度進一步加大。

上述分析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強烈的股權融資 偏好,會扼制宏觀經濟衰退的程度,縮短宏觀經濟衰 退的時間;會強化宏觀經濟繁榮的程度,延長宏觀經 濟繁榮的時間。

3.我國特殊的股權配給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我國特殊的股權配給將使我國上市公司強烈的 股權融資偏好作用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機理發生一定 程度的變化,具體表現為:

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時,政府從宏觀調控 目標出發,減少對新股發行的控制,使上市公司強烈 的股權融資偏好得到較充分的滿足,在上市公司股 權融資偏好的作用下,上市公司會擴大投資,在投資 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的相互作用下,會使總需求 進一步上升,抑制宏觀經濟衰退的進程和程度,使宏 觀經濟迅速走出衰退。

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6

關鍵詞:房價波動;宏觀經濟;相關性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5-00-01

一、引言

房價是指在房地產在“開發、建設、經營”過程中所耗費的全部社會必要勞動形成的價格加上土地所有權價格的綜合貨幣表現。宏觀經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總量(經濟活動運行),通常才用GDP為核算指標,GDP=C(消費)(居民行為)+I(投資)(企業行為)+G(政府支出)(政府行為)+NX(凈出口)(國外行為)[1]。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基本承載體,本身屬于消費品與投資品的結合,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C(消費)(居民行為)+I(投資)(企業行為)兩項。經濟學者研究認為房價的波動會對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產生現實(潛在)影響,即房價增長幅度與GDP增長率密切相關。本文為研究將房價概括為房地產價格體系中新建住宅用房(商品住宅)價格。

二、房價波動與我國宏觀經濟的相關性

房價與宏觀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相互作用相互加強的。房價下跌預示宏觀經濟的蕭條,在蕭條的經濟形勢下對房地產的投資就會因需求不夠而降低,房價的持續下跌再次預示宏觀經濟蕭條情況惡化,形成相互作用相互加強的惡性循環。房價增長過快預示宏觀經濟過熱(經濟泡沫,即經濟繁榮的虛假表面化),在過熱的經濟形勢下對房地產的投資就會因需求過高而提升,房價被進一步推高,從而形成房地產泡沫。[2]

(一)房價適度增長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1.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抑制過度住房消費趨勢

作為“產業鏈長、相關產業多(與“材料工業、建筑業、金融服務業”等眾多行業有著密切的關聯)、關聯度大”的房地產行業,房價的適度增長能夠有效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刺激經濟增長。適度的房價增長能夠幫助消費者與投資者樹立信心,增加居民財產,從而刺激住宅的“投資、開發、消費”。此外,當經濟增長已經處于高峰期時,可通過提升房價抑制過度住房消費趨勢與房地產投資的速度,從而調節經濟增長。

2.調節產業結構,創造就業機會

如上文所列,房地產行業屬于“產業鏈長、相關產業多、關聯度大”的特殊行業,通過直接或間接帶動相關產業的“投資、生產、消費、收益”為社會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并調整產業結構。單就房地產業本身而言,房價適度增長能夠帶動“開發、建筑、銷售、物業管理、評估”等市場的繁榮。

3.改善城市面貌,推動經濟發展

伴隨房地產的投資與開發,城市的基礎設施(硬環境)被極大改善,從而吸引更多的外資前來發展,在改善居民居住水平的同時提升城市的商業環境,為城市居民生活與服務(軟環境)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此外,住宅用地等于購買70年的土地使用權,房價的適度增加也提升了國家儲備資金(土地使用權歸國家),更多的資金被用來推動經濟的發展。

(二)房價過快增長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1.抑制居民消費,增加居民生存壓力

國家的經濟政策為“刺激消費,擴大內需”[3]。在房價過快增長的推動下,居民家庭固定收入中絕大部分被用來消費在住房上,其它方面消費能力勢必下降。房價過快增長加重了居民購房壓力與經濟負擔。高房價能在短期拉動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步伐,但這是犧牲其它消費增長所換取的,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需要從擴大內需入手。

2.相關產業重復建設,產業結構失衡

房價過快增長引發“鋼鐵、水泥、有色金屬”建筑材料工業等關聯產業進行低水平重復建設,不僅導致原材料市場與運輸的緊張,而且嚴重阻礙國家產業結構的優化。當虛高的房價泡沫破滅后,相關產業鏈就會斷裂,房地產行業無法兌現與其它產業簽定的合同,從而形成巨大的債務拖欠網絡,并導致關聯產業陷入低迷。

3.積聚金融風險,引發金融危機

房地產購買土地與項目開發所使用的資金幾乎全部為銀行貸款,即房地產貸款為銀行貸款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目前國內居民大多采用“按揭買房、分期付款”的購房方式,這就意味著銀行成為房地產業的最大風險承擔者。過高的房價將銀行抵押貸款擱置于虛假的價格泡沫之上,當社會購買力被迅速消耗、虛高的房價泡沫破滅后,銀行的抵押資產價值就因大幅下跌而形成資不抵債[4]的問題,當貸款人無力還貸而放棄抵押物時,銀行就會因大量不良貸款而陷入困境。

三.結束語——房價軟著路措施

(一)開征物業稅,防范囤積房產

通過開征物業稅(額的房地產保有稅)刺激土地的有效供給與不動產的流動,防范投機者(開發商)通過囤積房產提升房價。對不同戶型的商品房實施區別稅收對待,即對豪宅征收高額稅款,給予貧劣房較大減稅或免稅,以有效緩解國內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情況。

(二)轉變國有土地供應方式,防范“招、拍、掛”制度

轉變傳統標價高低的單一招標方式,通過對土地投標者的“信譽、業績、業務水準”[5]等全方位的評判方式進行土地招標。建立清晰的法制化地價調控體系來設定“土地使用權租用價格、房產價格”兩者的具體標準,實現房價制定的透明與公平。

(三)開發多元化房地金融產品,加快房地產業貸款的證券化

銀行應通過開辟多元化的房地金融產品為房地產的“融資、開發、交易”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從而降低房地產業大量借貸海外資金而產生的高昂成本,以有效降低房價。通過加快房地產業貸款的證券化更多的將國外資金引入國內房地產市場,在提升金融投資安全性與效率的同時分散房地產信貸機構存在的風險。

參考文獻:

[1]趙立飛.高房價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及應對措施[J].經濟視角(中旬),2011(11).

[2]湯穎躍.房價波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1(28).

[3]葉檀.房價速跌將毀滅中國經濟[J].房地產導刊,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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