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經濟專業行業分析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經濟專業行業分析范文1
關鍵詞：建筑工程；經濟分析；施工成本
中圖分類號：TU198文獻標識碼： A
建筑產品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產品，它的生產過程即施工過程是產品質量好壞的重要保證。施工過程安排是否合理有序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施工方案，而經濟合理的方案才能生產出低成本、高質量的建筑產品。在市場經濟下，只有合理運用工程經濟分析才能在施工工藝方案中降低施工成本［1］。建筑工程是個復雜系統的體系，設計部門較廣，工作內容項目多，施工時間較長，因此，在整個過程中很可能包含著諸多成本投入與支出問題，如何運用現代經濟成本分析技術在保證建筑質量的前提下降低施工成本是提高建筑經濟效益，增強企業競爭力的關鍵與實際問題。
一.加強建筑工程經濟分析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建筑工程的經濟分析指在整個施工過程中，包括項目設計、成本預算、材料選購、工資支出、設備完善、建筑后期維護等等方面，調動一系列人力、物力、技術等手段通過有效監督、科學指導、合理預測等方式加強對施工項目的經濟成本控制，從而使建筑工程項目的經濟效益最大化。
當前隨著國家經濟結構的不斷完善與進步，建筑行業即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同時也因為市場多變的環境因素、建筑行業的不良競爭、工程項目的不穩定與不安全性、建筑企業發展的不可預見性等等加劇了建筑行業的發展危機，因此，為盡可能保障建筑施工的順利進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占據一席發展之地，并有足夠的資金與能力去改進經營模式與管理方式，引進先進專業人才與科學技術，提高建筑質量與建筑工程的現代化水平，就必須采用建筑工程經濟分析手段，分析整個建筑項目的施工準備，施工進行以及后期維護階段的資金劃分，全面、完善、合理規劃整個施工過程，減少施工成本與投資風險，推進我國建筑行業整體化水平的提高。
二.當前我國建筑市場經濟分析成本控制現狀分析
建筑工程經濟分析在工程項目的各項工作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成本控制方面，任意一項工程的施工項目成本的控制都取決并依賴于工程經濟分析這一有效的方法［2］。
當前建筑市場早已關注到經濟分析工作在控制建筑成本、降低資金消耗、提高建筑現代化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根據建筑企業的發展現狀設計針對性的成本控制方法，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就目前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實際情況來看，依然存在諸多方面的問題極大限制了整個成本控制的效果。
1.運用經濟分析手法控制施工成本的意識薄弱
由于我國建筑市場現代化發展進程起步晚，發展較為滯后，當前建筑企業仍然采取傳統的管理方式與經營模式，包括成本控制在內的各項基礎工作都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與內在要求。具體到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中缺少建立系統、健全、完善的成本控制機制，管理人員對成本控制工作的實際功能認識不清，使得整個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長期處于停滯狀態，很多成本支出超額現象得不到有效遏制，長期以往，必將影響到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2.成本控制工作重點偏差，實際功能低下
建筑行業為最大化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將更多的關注點集中在縮減建筑工人工資、降低建筑材料費用等等，這些基礎性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不僅不能減少資金支出，甚至會使企業隱藏著巨大的質量危機與信譽危機。另一方面，建筑企業成本控制工作并沒有貫穿于整個建筑項目的始終，僅僅是工程結束后才進行資金支出與投入狀況分析，甚至完全放棄了經濟分析成本控制環節，使建筑工程管理手段與運營模式方式長期得不到有效的改善。
3.建筑企業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專業人才缺乏
建筑工程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對專業技術的要求較高，同樣需要更多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投入到此項工作的發展與進步中來。但目前我國建筑行業專業經濟分析師數量較少，很多成本控制人員專業知識儲備較少，實踐技能低下，甚至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行業培訓與學習，在實際工作中很難根據建筑行業的發展現狀設置具體、細致的成本控制方案，遇到突發性問題時也會因為缺乏經驗手足無措，無法隨機應變解決現實問題。
三.推進建筑工程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科學化與現代化發展對策分析
1.增強建筑行業經濟分析成本控制的意識與能力，構建專業工作小組
為提高建筑行業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質量與工作效率，增強建筑市場人才實力，就必須提高企業管理人員的成本控制意識，定時派遣管理人員接受相關培訓，學習其他建筑企業的成本控制方式，明晰建筑經濟分析成本控制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促使建筑行業建立以管理者在內的專業成本控制小組。同時，要引進更多專業的經濟成本分析師，引導企業內部的成本分析工作，使整個工作進入軌道，從根源上提高企業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成效。
2.細化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項目，協調整個成本控制工作環節
建筑工程持續時間長，項目內容較多，環環相扣，任何一個工程項目都需要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介入去減少不必要的資金支出。首先，在不打亂正常的建筑流程的前提下，最小化成本控制工作內容，才能安排專業工作人員深入工程的各個關節，合理設計相關成本控制工作，減少人力成本，較少工作時間，提高整個成本控制工作效率。其次，要提高應對突發狀況與處理建筑經濟危機的能力，并提前考慮到可能出現的成本控制危機，并設置針對性的解決方案與對策，降低建筑工程危機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
3.加強對建筑工程經濟分析成本控制的監督與檢測
傳統的建筑企業經濟成本控制工作僅在施工過程材料消耗的控制方面，忽視了對整個建筑工程經濟支出與收入情況的綜合分析，同時由于缺乏必要的成本控制意識與專業人才，工作實踐技能較低，實際效果較差，甚至有些建筑行業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只是表面功夫”，追根究底是缺少必要的監督與檢測工作，為改善這一現狀，必須建立系統、完善、透明的成本控制監督體制，發動建筑企業員工參與到成本監督的工作中來，減少工作失誤。另外，要將監督工作貫穿于整個建筑工程的始終與各個環節，不定時抽查經濟分析工作狀況，并提出相關改進方案，提高建筑行業成本核算、成本計劃的工作能力，促使整個工程建設的順利進行，推進建筑行業“低成本，高質量，強服務”的發展目標的實現。
建筑工程的經濟成本控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的過程，企業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將成本控制的理念融入到工程項目各個方面，建立一定的市場預測系統和庫存系統，強化管理者的成本控制意識［3］， 創新管理方式與工作方式，引進專業建筑工程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人員，構建完善、系統、科學的成本控制體系，規范整個經濟分析成本控制工作流程，推進整個工作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從而提高建筑行業的整體實力與綜合競爭力，為我國建筑行業實現又好又快、可持續、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李永杰.論采用建筑工程經濟分析降低施工成本［J］,管理咨詢，2011（13）.
經濟專業行業分析范文2
（四川商務職業學院 四川 成都 611131）
摘要：高職商科類專業定位的內涵要素包括：區域經濟形態特點分析，行業發展前景與未來人才儲備需求調研分析，市場定位差異化可替代性分析，職業領域和相關崗位群的一線團隊管理和實際操作崗位群分析。高職商科類專業應定位于某一職業領域和相關崗位群的一線小組團隊管理和實際操作，培養解決一線實際工作問題、實現企業管理層戰略意圖的高技能人才，從而與現代服務業的支柱行業規劃定位相適應，與企業人才儲備的類型崗位相適應，走區別于其他高等教育類型的差異化發展道路。
關鍵詞 ：高職；商科類專業；定位；內涵要素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4）10-0043-03
問題的提出
幾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要通過設置專業來培養人才，高職院校也不例外。專業是高等院校根據學科分類和社會職業分工的需要分門別類設置教學活動的基本單位，是高等教育培養適合社會需要的各級各類專門人才最直接的渠道。專業定位問題實際就是能培養出什么樣的人才，這樣的人才針對什么樣的行業、能勝任什么樣的工作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為誰培養人、培養成什么人的問題。
教育部關于高職教育的許多文件提出，高職教育為區域行業培養生產、建設、管理和服務第一線具有綜合職業能力和全面素質的高級實用型人才。這樣的定位指導方針已經很明確，但指導方針是戰略性和方向性的。對高職教育一線的教育人員而言，所要面對的是如何真正把握好專業定位策略的方向性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好與之對應的人才培養的方法路徑的問題。只有在解決好這些頂層問題后，才能在專業課程建設和人才的就業問題上更好地適應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需求，才能走出一條高職教育真正的特色之路。
高職教育在我國大力發展近二十年，成就突出，但問題也同樣突出，集中反映在高職院校的人才就業問題、人才的素質問題以及社會對高職院校人才認同度的問題等幾個方面，這些方面的問題都指向同一個因素，即專業定位、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多高職院校面臨的老問題，除了技術性、操作性很強的工科類專業以外，這一問題普遍存在于文科類、商科類專業中，使得高職院校的文科類、商科類學生在就業市場上與用人單位的需求不能對接的情況十分突出，學生和企事業用人單位對此都頗有微辭。這也說明我國的高職教育雖然歷經二十多年的大力發展，但這一基本問題在實際層面的解決差強人意，仍然處于摸索當中。因此，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分析成因，以期找準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
專業定位的內涵要素分析
區域經濟形態的主要特點和未來10～20年的經濟發展規劃是專業定位最重要的戰略依據 宏觀經濟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未來發展的需求，特別是區域經濟未來10～20年經濟發展規劃的需要，是確定高職院校專業中長期發展目標至關重要的依據和戰略方向。因此，如何分析、貼近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是高職專業能否有發展前途的重要因素。對這一問題的理論分析，已有很多文章進行探索和總結，應該說高職院校對這一問題的戰略方向考量是無異議的，問題出在如何做和如何真正貼近區域經濟發展規劃上。在分析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和確定專業定位時，區域經濟形態的主要特點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國各地經濟發展形態的特點差別很大，發展方向也不完全相同，尤其以沿海發達地區的外向型經濟和中部以及內地欠發達地區的內向型經濟為兩大主要特征，這一特征反映在高職教育乃至普通高等教育的專業發展上區別非常明顯。以國際商務（或國際貿易）專業為例，這一類型的專業在江浙、廣東、山東等區域表現出人才需求供銷兩旺，而在欠發達的中部和西部，這類專業多數處于人才就業對口率普遍偏低的狀態。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除了管理模式和人才培養的差別以外，最大的影響因素就是區域經濟形態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說，專業的特點是否與區域經濟形態特征相吻合，是專業定位是否準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定位行業應是區域經濟發展中發展底蘊深厚和前景廣闊的行業，這是專業定位的關鍵 對定位行業的選擇考驗定位者的宏觀視角和智慧，切忌浮躁，教育和商業畢竟不是一回事，前者考慮問題需要有更為廣闊長遠和深入的視角。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高職教育應該以就業為導向，但是請注意，這里的就業導向并不是完全以眼前就業為導向，而是應該針對區域中長期發展中那些底蘊深厚、前景廣闊的行業，這樣才能保證專業定位中長期目標的穩健。以分析“四川十二五服務業發展規劃”為例。四川作為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其內向型經濟的特點決定了其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規劃目標與沿海省份外向型經濟特點鮮明的現代服務業發展目標差異性較大，表現在“四川十二五服務業發展規劃”中，體現出以發展現代生產業為主的主基調，以建設區域物流金融商貿中心為主要目標，以發展對外服務貿易和服務外包為重要途徑。從分析這樣的區域發展規劃出發，針對國際商務（或國際貿易）這樣外向型特點顯著的專業而言，除了在以往針對中小型企業進出口一線服務人才的定位基礎上，應該考慮針對服務外包和對外服務貿易中涉及國際商務的行業和崗位，尤其是服務外包經營模式中涉及國際商務的崗位。例如，涉及國際服務外包中的呼叫中心外包、物流管理外包，等等。這些崗位在服務外包經營模式中需要大量了解國際商務基本規則、掌握現代辦公技能和外語交流能力的勞動力，企業對工作技能要求層次與目前高職國際商務專業人才的培養層次相適應，這樣的工作崗位應該納入高職國際商務專業定位的范疇，尤其是內向型經濟省份中高職國際商務專業的定位范疇，從而做到專業定位與區域經濟發展方向相適應。
行業發展前景與未來相關行業人才的需求量是專業定位最重要的保證 在確定專業所依托的產業行業的基礎上，應對本區域該產業行業現狀進行調研，系統了解專業所依托的產業行業的現狀及發展趨勢，了解行業的龍頭企業和特征企業有哪些，未來預計發展態勢良好的企業有哪些。還應有針對性地選擇具體企業進行調研，了解企業的產值、行業地位、職工數量，特別是未來對人才儲備的構想和急需人才的結構性分析。在選擇企業方面，應注意避免過于集中在大型企業，因為中小型企業才是人才就業的主要渠道。在扎實調研的基礎之上，才能做到專業定位心中有數，才能為專業發展目標和人才培養提供真正的保證。
差異化的市場定位是消除專業可替代性的關鍵 權衡未來10～20年高職專業是否會被其他教育層次的相關專業所替代，這個問題實質是專業定位的崗位替代性問題。分析這一要害問題對于高職文科類、商科類專業尤其重要。因為這兩大類專業從專業名稱到就業崗位與其他類型的高等教育類人才有較大重疊，在經濟發展處于平穩甚至低迷時期，高層次人才需求不旺時，高職文科類、商科類人才在就業市場上很容易被本科甚至研究生人才所替代。因此，找準高職文科類、商科類專業的崗位定位至關重要。范唯在《發掘高職學校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和競爭力》一文中指出，高職院校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誕生的一種新興高校類型，被稱為后現代大學。職業院校應扎根于產業園區、社區居民中，這是其社會性的突出體現，一線的基層崗位是其不可替代性的重要體現，因為本科生和研究生等高等教育層次不具備這樣的定位。姜大源也指出，如果高職教育能被本科教育所替代，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因此，高職專業定位尤其是文科類、商科類專業定位應具備現代服務業崗位中的一線性、基層性和普及性，只有走出差異化的市場定位，才能使專業的可替代性大大降低，才能獲得有特色的生命力，從而為專業的良性發展奠定基石。
一線實際操作和基層小組團隊管理崗位應是高職文科類、商科類專業的定位層次 專業定位的崗位應針對某一職業領域和相關崗位群的一線小組團隊管理和實際操作，培養解決一線實際工作問題，實現企業管理層戰略管理意圖，實現企業高新技術應用的高層次技能人才。一直以來，對高職教育的崗位定位層次有過相當多的討論研究甚至爭論，爭論的核心是高職教育應突出“高”的特點，即高素質、高技能人才以及一線策略性管理人才。筆者認為，這種定位針對高職工科技術類專業是合理的，但對文科類、商科類專業則有待斟酌。原因是文科類、商科類崗位的實際層次性不如工科類、技術類崗位明顯，絕大多數商科類崗位一線涉及策略性的管理在實際企業任用中多選擇本科人才。而目前高職生源受制于基礎素質的限制，勝任一線策略性管理人才尚有距離，因此，根據目前高職文科類、商科類生源的基礎素質，將其定位于高技能一線管理人才欠妥（注：就高職人才培養涉及生源的分類與專業定位之間的關系筆者將另文闡述）。而在中小型企業甚至大型企業的實際工作中，一線操作人員和一線小組團隊的管理人員是實現企業管理層面戰略意圖、實現高新技術應用、解決實際工作問題、協調企業內外相關方面的重要紐帶，這樣的人才在實際工作中真正具有針對性和普遍性，是文科類、商科類專業能夠接地氣的崗位，并且與目前高職生源通過高職教育培養后能夠達到的素質和技能水平相適應，從而有助于解決高職文科類、商科類人才高不成低不就的問題。
結語
綜上所述，專業定位分析要素包括：區域經濟形態特點分析，行業發展前景與未來人才儲備需求調研分析，市場定位差異化可替代性分析，職業領域和相關崗位群的一線團隊管理和實際操作崗位群分析。針對目前高職文科類、商科類專業的現狀，要走出一條人才培養與人才需求相適應的、帶有自身鮮明特點的專業定位道路，應當詳細分析區域經濟未來10～20年的發展規劃，做到專業定位與區域經濟發展形態特點相適應，與區域經濟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支柱行業規劃定位相適應，與企業發展人才儲備的類型崗位相適應，定位于培養某一職業領域和相關崗位群的一線小組團隊管理和實際操作、解決一線實際工作問題、實現企業管理層戰略意圖的高技能人才，從而走出區別于其他高等教育類型的差異化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薛天祥.高等教育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27.
[2]林江涌，吳素梅，宋彩萍.專業定位與專業建設——以上海高校為例[J].高教發展與評估，2012，28（4）：102-107.
[3]崔奎勇.高等職業院校專業定位探究[J].學理論，2010（29）：241-243.
[4]范唯.發掘高職學校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和競爭力[N].中國青年報，2012-02-13.
經濟專業行業分析范文3
關鍵詞：會展經濟；市場化；專業化；節能降耗
中圖分類號：F713.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1-000-02
會展作為促進行業發展與貿易繁榮的一種服務平臺，逐步轉變為一種新的經濟增長形式―會展經濟，逐漸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會展行業以年均近20%的增長速度進行遞增，相繼出現了各種博覽會、交易會及洽談會。會展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隨著會展行業的不斷發展，其中暴露的問題不容忽視，更亟待解決。本文以分析當下我國會展行業發展所存在的問題嘗試提出一些建議。
一、什么是會展經濟？
會展是會議業及展覽業的總稱，對于會展經濟而言，可以簡單的被理解為：用會展業為支撐點，并且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展覽會、博覽會及國際會議進行傳遞信息、提供服務，創造一定的商機，并且利用產業的連帶效應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一種經濟形式。會展經濟是一種客觀存在，是當下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自18世紀第一屆世界博覽會成功舉辦以來，會展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并且開始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廣泛重視。目前，我會展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同時，會展經濟在貿易經濟、技術交流、信息溝通及經濟合作中都發揮的作用日益重大。
二、我國會展經濟的發展現狀
（一）發展速度快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會展行業才開始逐步的形成并發展，總體規模以年均近20%的速度激增。尤其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會展行業的發展速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并在全球會展業中異軍突起。近年來，我國的會展經濟規模在逐漸的擴大，各大一、二線城市，乃至三線城市的會展場館的建設也在逐步興起。會展經濟在我國的發展初具規模，并且開始逐漸影響我國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
（二）會展水平不斷提高
隨著我國的會展經濟規模逐漸發展，辦展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專業化的會展比重逐步增加，形成了一批實力較強的大型展覽公司，培養了一批規模大、知名度高的國際型展會。就國內來說，“廣交會”是國內最大、層次最高、會展種類最多、客戶商最多的綜合性的國際貿易展覽會，在國內享有“中國第一展”的贊譽，并且在國際上也具有較為重要的會展經濟地位。除此之外，我國的“高交會”、“科博會”等世界知名展會登上了一個嶄新的臺階，并且還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三）經濟效益逐步擴大
會展經濟作為一個高投入、高回報的行業，在國際上被廣泛重視。據專業機構統計，2012年從全球來看，國際性會展總開銷達到2800多億美元，利潤率在20%-25%之間。又如，美國一年舉辦200多個商業會展，其會展經濟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高達38億美元。由此可見會展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容小覷，其對行業的影響也逐步擴大。
三、我國會展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無序性與盲目性
與國際會展行業發展相比，國內起步較晚，因此自身的發展還不成熟。首先，就國內各地方來說，都將發展會展業當作拉動經濟增長的“法寶”。從而在國內出現了“一哄而上，遍地開花”的現象，尤其有些地方政府，不結合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不及時考察當地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而且急于求成地建設大型的會展場館，使得場館在建成后常常被空置，收入低于預期，從而造成資源的浪費。其次，會展市場的秩序較為混亂，存在較低水平之間的無序競爭，常常舉辦一些規模較小、層次較低的小型會展，有些更是往往“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重復辦展的現象較為嚴重，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措施缺失。
目前國內尚無全國性的行業協會，其行業自律機制和協調功能不完善。除了缺乏行業協會的規范監督外，我國的會展業發展還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我國尚未編制專門的展覽法規，會展的發展沒有有序的法制環境。
（二）市場化程度較低
由于我國特殊的市場經濟體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的會展業發展市場化程度較低。在會展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央企等單位主辦或參與主辦的展會仍舊占據主導地位。這種現象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我國的會展業市場開放程度不夠，制約了民營經濟在會展業的發展現狀，同時也限制了外資的準入，較難形成優勝略汰的市場競爭局面。
（三）專業化程度低
我國會展行業的專業化程度低主要體現在一下三個方面。一是會展人才的專業化程度較低。由于我國會展業起步晚，需求大，發展快，從業門檻低，大量會展從業人員往往是“半路出家”缺乏專業的會展知識，國內高校會展專業的設立至今還不到十年，理論與實踐經驗尚不成熟。二是會展經濟對所涉行業的服務專業化程度不夠。目前國內多數會展主辦單位還停留在組織的層面，有數量沒有質量，并未深入所涉行業領域，沒有進行專業的調研與分析、提供專業化的咨詢與服務。三是展會信息化專業程度低。在大數據時代的背景下，組織信息化管理進行數據積累與統計，提高展會組織效率，并進行成效評估的信息化還遠遠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
（四）會展對資源與環境的消耗與破壞
黨的十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由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拓展為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生態文明建設被提上議程。然而，在會展經濟領域，與歐美老牌會展國家相比，我國會展業能源消耗與環境保護進程至少落后十年。目前，我國會展行業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主要體現為一次性木質結構展具的大量使用和會展活動現場污染浪費。業內公認一次性展具的回收利用率不足1%，展覽會產生的垃圾面積可占總展出面積的50%。例如，一家展覽企業在2011年全年展出或承接搭建工程面積共943萬平方米，展后清運垃圾約4186噸，相當于一個中等規模城市一星期的生活垃圾總量。另據統計，近年舉辦的廣交會每屆結束后清運的展裝垃圾都要超過500車次、總重量2500-3000噸?？梢哉f，一次展覽的結束就是一個垃圾場的誕生。
四、對策與建議
（一）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規劃、立法立規
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對會展業的發展布局進行全面的規劃，從而規范和引導會展業的發展。通過頂層設計，對會展業的整體布局進行優化，避免盲目的打造會展中心城市。推進會展行業的立法工作，加強行業規范，建立法制化會展環境。通過立法，明確展覽業的管理部門和執行標準。建立會展行業的第三方專業評價機構，成立全國統一性的專業會展組織。
（二）積極推進市場化的進程
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會展業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作用日益凸顯，會展經濟在對擴大內需以及開拓國際市場等方面發揮的作用更加重要。但當下的會展活動仍然處于政府的層層包圍、扶持、引領，多少存在重形式、輕內容，重數字、輕實效等問題，會展業在經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急需向市場化轉型，充分參與市場競爭。充分參與市場競爭不等于政府退出會展業，而是要厘清“政府引導與市場化辦展的關系”，我國會展業正處于一個發展階段和轉型階段，需要政府的引導。政府應該培養一批有質量的品牌展會，在市場上樹立標桿。筆者認為，應讓會展項目充分參與市場競爭，并且檢驗會展項目的“好與壞”的唯一標準就是該會展項目的可持續性。如果一個會展項目能夠長期存在并且持續發展，那就是行業所需求的，發揮著重要促進作用的好展會。
（三）提高會展服務的專業化水平
會展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專業人才。為解決專業人才的缺乏對我國會展業發展的制約問題，應當在高校中大大的培養專業的會展人才，并且高校在設置專業時，應當以市場的需求為依據，重點突出辦學特色，培養適應我國會展業發展需要的各級各類的專業人才，并且還應當開展短期的職業培訓技術，不斷提高會展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技能。
信息化管理服務是現代會展的關鍵。應廣泛運用信息技術與移動互聯技術，建立會展數據庫，運用專業的數據分析服務于展會活動，使展會組織高效、對接精準。運用現代化信息技術建立健全展會的評價體系，利用數據分析設立評系數對會展項目進行科學評估。
推動會展業標準體系的建立健全是會展服務專業化的根本保障，并且也為今后我國能夠建立會展業相關法律法規奠定基礎。
（四）大力推動會展業的節能降耗工作
一是推動行業認證。大力支持第三方認證機構的建設，培育第三方認證市場環境，形成政府調控、會展企業自我發展、第三方認證機構推進的綠色會展社會體系。二是發展展具租賃業務。引導有基礎、有實力的展具生產企業和搭建企業率先試行環保展具租賃模式，降低環保展具應用成本。三是鼓勵節能展具生產與技術創新。支持展具生產企業引進和研發可回收環保展具生產技術，為其提供相關市場咨詢，同時鼓勵展裝材料資源再生等全新業務發展。四是發揮展館監督管理作用。引導會展場館在會展活動中實施精細化管理，調整管理費收取模式，與會展活動主辦單位相配合，最大限度限制一次性展具的使用。
參考文獻：
[1]沈丹陽.城市政府與中國會展經濟.中國商務出版社，2008.
[2]高尚全.中國會展業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2005.
[3]黃大勇.我國會展經濟發展的現狀、問題與對策研究.2003.
經濟專業行業分析范文4
多元化經營專業化經營戰略選擇
一、企業多元化和專業化經營的內涵
股王巴菲特談到投資風險是，形象的說“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藍子里”，這不僅適用于資本市場，當企業做決策時同樣適用。但是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在多元化戰略風靡全球的同時，很多大型多元化企業卻開始紛紛剝離非核心業務而產生一股“歸核化”熱潮。馬克?吐溫也曾說過：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然后看好那個籃子。
專業化與多元化戰略：多元化戰略又稱多角化戰略，是指企業同時經營兩種以上基本經濟用途下同的產品或服務的一種發展戰略。其內容包括產品的多元化、市場的多元化，投資區域的多元化和資本的多元化。專業化戰略是指集中公司所有資源和能力于自己所擅長的核心業務，通過專注于某一點帶動公司的成長。核心業務是指在公司從事的所有經營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業務，核心業務構成了公司的基本骨架。我們這里所說的專業化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是行業專業化，即公司專注于某一個行業內經營；二是業務專業化，即公司專注于行業價值鏈中某一環節的業務。
二、企業選擇多元化經營戰略的動因
關于企業多元化戰略的右潁不同理論從各自的角度進行了解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交易成本理論、企業的資源稟賦理論、瑞德-拉夫曼（Reed-Luffman）模型和SUB鏈接觀點。各種理論對企業多元化戰略的動因有以下幾點：減少交易成本、內部資源能力過剩、外部市場利潤吸引、追求協同效應和較低風險等。
三、企業選擇專業化經營戰略的動因
通過對企業專業化經營戰略進行分析，可以將企業專業化經營戰略的動因，歸結為內部和外部兩大方面。其中，外部原因主要包括市場經濟環境的不斷完善，市場創新的不斷加快，以及信息技術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規模經濟的擴展等。內部原因主要包括企業組織學習和創新引起的企業能力變化，以及企業成長目標的轉變，這些都對企業專業化經營產生重大影響。
四、多元化經營戰略和專業化經營戰略的辯證思考
在選擇專業化還是多元化經營戰略時，我們需要從宏觀環境、行業狀況和企業本身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前提法則：企業經營資源充裕程度
企業多元化經營的前提和必要條件是企業經營資源充裕。也就是說，企業開展多元化經營必須擁有一定的剩余經營資源。
（二）起點法則：所在國（地區）市場經濟發達程度
企業選擇專業化經營戰略還是多元化經營戰略與所在國（地區）經濟發達程度密切相關。從美國、西歐、日本的企業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當所在國（地區）經濟處于發展初期時，企業多采用專業化經營戰略；當經濟比較發達時，企業多采用多元化經營戰略；而當所在國（地區）經濟非常發達時，企業大多又轉向專業化經營戰略。
（三）行業法則：行業生命周期
一般而言，企業處在行業生命周期前期，應采取專業化經營戰略；處在中期，應根據具體情況來選擇專業化經營戰略或者多元化經營戰略；處在后期應積極實施多元化經營戰略。任何行業的生命都是有周期的。
五、企業應正確選擇適合自身的戰略
就專業化經營和多元化經營本身來說，并沒有優劣之分。國內的一些企業之所以在專業化或是多元化的道路上失敗，主要是沒有選好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因此，本文提出企業選擇經營戰略需要考慮的幾個方面：
（一）正確認識自身
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往往忽略了對自身實力的客觀評估，在選擇經營戰略時首先考慮的是企業可能獲得的利潤，而對企業選擇戰略后所面臨的風險則考慮不周。往往是進入新行業或新領域后才發現事情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簡單，一旦技術、資金或市場其任何―方面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引發企業的經營危機。由于前期已經投入了大量資源，這時企業往往又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因此，企業要想不斷發展，首先就要對自己進行客觀分析，對自身的能力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二）分析產業前景
任何產業發展都具有周期性。國內企業在經營戰略的選擇過程中應該對將要進入的產業進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搞清其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對于處于成長期的產業應該采取迅速進入占領市場的策略，而對已進入成熟期或衰退期的產業則應該慎重考慮，除非企業本身具有極強的競爭力，能夠在該產業中形成壟斷地位，否則不應貿然進入，避免企業投入大量資源后得不到應有的回報。
（三）避免主觀因素干擾
企業在選擇經營戰略時往往會受一些不正常因素的影響。許多企業在選擇經營戰略時不是根據企業需求而選擇，而是根據經營者的個人喜好而選擇。另外還有一些國有企業在經營戰略的選擇上往往不能自主，行政命令的干預使得企業的經營方向發生了巨大改變。這些因素的出現無疑不利于企業的發展。企業要想成功發展，就必須擺脫這些困擾，一切應以企業的根本利益為重。
（四）企業應變能力
由于市場的需求是變幻莫測的，所以企業在增強自身實力的同時必須對市場的變化有所反映，及時調整經營戰略。無論企業選擇的是專業化還是多元化，都并非是一勞永逸的，成功的關鍵就在于適當地轉變經營策略以符合市場需求，從而保障企業自身的利益不受損失?？傊?，不論專業化經營或多元化經營，只要適合企業的發展，就是好的戰略。切勿認為某種戰略是萬能藥，而陷入其中，只有符合自身需要的，才是最好的選擇。
參考文獻：
[1]裘曉冬.歸核化――多角化經營業務的整合[J].技術經濟， 2002（11）：60-61.
[2]陳彥玲、陳首麗，“企業集團實施多元化經營的戰略思路”[J].集團經濟研究，2002.
[3]楊娟.中國企業專業化與多元化經營戰略的選擇[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06（6）：112-113.
[4]趙曉瑋，康東煦.多元化與專業化的比較與選擇[J].經濟師，2009（4）：233-234.
[5]徐玄玄。從兩個經典案例看專業化經營企業的發展戰略[N].企業導報，2012（16）.
經濟專業行業分析范文5
新一輪扶貧攻堅階段，貧困地區實現可持續減貧的關鍵不在于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下如何提高轉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變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理念，從盯住經濟總量增長轉向用減貧目標統領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影響著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對何種產業結構更有助于貧困減緩沒有形成共識。本文基于產業專業化和多樣化視角，分析了專業化、多樣化影響貧困減緩的理論機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對專業化、相關多樣化、不相關多樣化與FGT貧困指數的關系進行了門限回歸和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確認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異質表現：專業化的減貧效應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發展階段趨于增強，并且經濟密度更小、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專業化的減貧效果更顯著；多樣化的減貧績效低于專業化，且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高于不相關多樣化。細分產業來看，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比其他多樣化結構更具減貧效果。貧困地區在減貧的產業結構選擇上，首要目標是改善專業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樣化的既定前提下，謀求相關多樣化，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對不同貧困群體的影響也存在差別，既往產業結構更有利于貧困線附近群體的貧困減緩，而對深度貧困群體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減貧產業結構，改善低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同時，還應輔以改善深度貧困人口勞動力供給的政策，改善其自我發展能力和經濟機會，從而增強從益貧產業結構中獲益的能力。
關鍵詞專業化；相關多樣化；貧困減緩；門限回歸；動態異質表現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7-0157-12DOI： 10.12062/cpre.20170432
全面扶貧攻堅階段，剩余貧困地區和貧困主體的貧困特征與既往大規模減貧階段體現出較大差異，突出表現為致貧原因和行為方程的差異。既往致貧原因主要是工業化初期整體經濟機會不足引致的整體貧困，減貧的主要思路是盯住經濟增長，體現“水漲船高”的減貧策略。隨著工業化的持續推進和勞動力流動壁壘的消解，貧困主體無法充分共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在于外部經濟機會不足，而在于面臨風險沖擊時的主動不參與問題。由于貧困主體的信息缺乏和認知不足，在經濟周期中跟隨經濟機會導致行為失敗的概率顯著高于非貧困主體，從而使得貧困主體面臨經濟機會時，選擇不改變當前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穩妥的貧困”[1]。因此，當前實現可持續減貧的關鍵不在于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下如何提高轉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變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理念，從盯住經濟總量增長轉向用減貧目標統領經濟發展。當前減貧階段無法用經濟增長和收入提升的既往經驗，實現經濟增長和貧困減緩的線性關聯。何種產業發展策略更有助于減貧，也成為了政府層面制定減貧策略時爭論的焦點所在。但現有研究結論表明：a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因研究區域和研究時間段的不同而體現出顯著差異[2]。這使得在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問題上，現有理論研究尚未給出具有共識且具操作性的思路。因此，從理論層面研究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1理論綜述
針對產業結構與減貧的關系，現有研究主要從三次產業的角度識別了貧困增長彈性在農業和非農部門的區別，此類研究通常認為農業部門比非農部門具有更強的減貧績效，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更有助于貧困減緩[3]。然而，最近的研究中，章元和許慶[4]， Collier和Dercon[5]等對農業部門的減貧效應進行了質疑，他們指出農業部門的發展依賴于經濟體中其它部門的需求增長，農業部門發展與貧困減緩更多的體現為相關關系而非因果關聯。為此，在減貧政策的產業導向上，他們鼓勵增強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關聯，而非強調農戶農業發展的減貧效應。具體而言，從三次產業角度展開的研究至少存在三點不足：①從三次產業視角展開的研究忽略了行業部門間的產業關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都與第二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6]，因此非農部門減貧彈性更低的現有結論低估了非農產業尤其是第二產業的減貧績效[7]。②從三次產業角度展開的研究不能解釋產業結構與減貧的關系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的差異問題，非農產業內部增長是不平衡的，某些行業部門占經濟增長的份額更大，三次產業結構掩蓋了細分行業部門的結構差異。③三次產業與減貧的關系對減貧政策制定的操作性建議不足，即便知道何種產業更有助于減貧，也無法知道該發展何種行業部門，更無法解析行業部門間的產業關聯。
為了解釋各行業部門減貧彈性的差異，相關研究的一個趨勢是從產業結構影響貧困的機理出發，更細致考察不同行業部門之間和內部的減貧彈性差異[8]。主流觀點認為勞動密集度更高的行業部門具有更高的減貧績效[9]。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減貧彈性更大的行業部門通常是那些使用大規模低技能勞動力的部門（如旅游業、建筑業、物流業等），但這些行業部門無法孤島式存在，而是因相關行業部門的發展而生，或者依賴關聯行業部門的發展而擴張。因此，能夠引致低技能勞動力需求部門發展的行業部門（如房地產行業），或者能夠改善貧困人口人力資本的行業部門（如教育、健康等行業）也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應。以互聯網產業為例，互聯網產業本身對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吸納能力較弱，但“互聯網+”背景有效促進了物流行業等勞動力密集度較大的行業部門，從而產生了行業部門間的減貧溢出效應。但與此同時，某些新行業部門的產生也可能會導致原有行業的創造性毀滅，從而產生減貧擠出效應。因此，勞動密集度并不能作為不同行業部門減貧彈性不同的解釋，需要進一步對產業結構影響減貧的理論機制進行研判。
本文對現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進行了進一步研究，本文的邊際貢獻體現在：①本文引入產業結構的專業化和多樣化視角來研究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這是本文研究視角的創新所在，該視角更貼近產業結構影響貧困減緩的微觀機制，并能夠為既往差異化的實證結論提供邏輯一致的理論解釋。專業化引致的馬歇爾外部性能夠獲得專業化要素集聚優勢，而多樣化引致的雅各布斯外部性能夠導致多樣化部門間的知識溢出，從而影響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和貧困減緩。但專業化和多樣化的上述減貧效應受經濟規模和技術水平的影響，并且多樣化和專業化對同一地區減貧的影響也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另外，專業化以及細分三次產業的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的產業結構細分，也給貧困地區“怎么做”的問題提供了思路。②本文使用多門限回歸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動態異質表現進行了檢驗和識別，從而對既往研究中差異化的實證結論進行了實證框架統一，并且能夠對不同地區在不同時期的減貧產業發展策略提供更為精準的政策指向。不同地區可以根據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結合發展現狀切實體現產業發展的“因地施策”和“因時施策”，解決“做什么”的問題，這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所在。③為了識別產業結構對不同貧困群體的異質影響，本文使用FGT貧困指數測度了貧困發生率、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使用FGT貧困指數的優點在于不僅可以分析產業結構與貧困發生率的關系，而且可以有效分析產業結構對貧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響，實證結果的可解釋性更強，政策內涵也更為豐富。本文的研究確實也表明，相同產業結構對貧困線附近貧困群體的影響顯著更大，因此，適宜的產業結構輔以經濟機會和自我發展能力改善的政策更有助于深度貧困群體的貧困減緩。
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2.1專業化、多樣化減貧效應的理論機制
（1）貧困主體收入提升的微觀機制。普通家庭收入可以分為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資產性收入和轉移支付收入，但基于貧困主體的稟賦特征，貧困人口收入可持續提升主要依賴低技能勞動供給形成的工資性收入增加。根據新古典分配理論，工資報酬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工資和企業利潤最大化決策下的勞動力需求。因此，在低技能勞動力工資競爭性決定的背景下，貧困人口收入提升和貧困減緩取決于企業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要素投入的角度來看，企業根據邊際產品收益等于邊際要素支出做出利潤最大化選擇，具體存在如下三種情形。①如果邊際收益不變或者增加，生產效率提升帶來的低技能勞動力邊際產出增加，使得企業會在工資黏性的情況下，擴大勞動力要素投入，體現為顯著的減貧效應。因此，產業結構影響貧困人口收入提升的關鍵在于低技能勞動力邊際產出的變動，即產業結構的減貧彈性依賴于何種產業結構更有助于生產效率改進，尤其是低技能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提高。產業結構是否改善了低技能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構成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動態異質表現的第一個來源。②如果邊際收益遞減，且邊際收益遞減幅度大于生產效率改進帶來的低技能勞動力邊際產出增加，則企業將會通過降低勞動力的需求使得邊際產品收益等于邊際支出。因此，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受到邊際收益變動的擾動。并且，產品市場結構的壟斷勢力或者競爭激烈程度將通過改變產品邊際收益，影響產業結構的減效應，這也是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異質表現的第二個來源。③在經濟下行波動的情況下，勞動力需求系統性下降，導致勞動力市場均衡工資的下降，從而不利于貧困人口收入提升。不同產業結構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不同，這形成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動態異質表現的第三個來源。
（2）專業化影響貧困減緩的理論機制與動態異質表現。Glaeser等[10]認為專業化鼓勵知識、信息、創意以及產品和生產流程通過模仿、商業往來、技術人員交流等非貨幣溝通形式進行交換。區域產業結構的專業化集聚能夠推動區內相同產業企業之間的知識溢出和創新活動。因此，行業部門的專業化有助于部門內的知識溢出，從而導致對現有產品和生產流程進行改進的補充性創新出現，提升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和真實勞動回報，但專業化的減貧效應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和組間異質性。①專業化減貧效應的時間不一致性。在初始階段，邊際收益不變，專業化引致的生產效率提升帶來低技能勞動力邊際產出增加，使得專業化行業部門在擴張階段實現勞動力邊際產出遞增。企業會因為低技能勞動力生產效率的改進而擴大生產規模，提高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吸納能力，從而有助于就業改善和勞動報酬總量增加。但同時，產業結構的專業化也會在長期導致產業鎖定效應，從而在需求下行波動時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而就業下行波動對于貧困人口的負面影響更大。②專業化減貧效應的組間異質性。在邊際產出增加的同時，邊際收益因產品供給競爭的加劇而下降，專業化生產率的改進也會體現為就業節約和不利于減貧的可能。產品供給競爭程度受區域市場規模的影響，專業化在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引致的競爭程度更強，企業邊際收益更低，若專業化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無法抵消產品邊際收益的遞減，則表現為就業吸納力的下降，從而降低減貧績效。但與此同時，經濟規模較小的區域，專業化引致的產業結構鎖定在外部需求波動時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因此，行業部門專業化在短期和中期同時存在就業吸納減貧效應和就業節約的負向減貧效應，專業化的綜合減貧效應有待于實證，而長期則主要體現為就業波動的負向減貧效應。
（3）多樣化影響貧困減緩的理論機制與動態異質表現。馬歇爾外部性強調了要素專業化集聚的經濟影響，然而Jacobs[11]則認為知識溢出的最大來源并非發生于同類企業的集聚，而是來源于不同行業間企業的交互。Jacobs強調了多樣化行業部門的地理集聚能夠推動知識溢出，從而促進創新和就業改善。一個更為多樣化行業網絡的地理接近能夠推動不同行業進行相互模仿，共享和重構互補的知識和創意，這構成了創造新行業和新產品的必要條件。Frenken[12]在馬歇爾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基礎上，將產業結構的多樣化進行了解構，相關多樣化有利于知識在不同但是相互補充的部門分支之間的溢出，不相關多樣化對于增長的可能優勢在于該種產業結構下，經濟增長將體現更低的波動性，從而緩解經濟波動對增長和就業的負面影響（portfolio effect，組合效應）。①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和異質表現。相關多樣化的行業部門之間認知距離較短，存在相容的知識基礎，相關多樣化能夠通過知識溢出的正外部性，在相關的行業部門間共享和重構互補知識與創意，從而有助于新產品和新生產部門的出現。如果新出現的生產部門具有較強的低技能勞動力吸納能力，或者擴大了既有部門的就業吸納能力，則相關多樣化有助于貧困減緩，體現出減貧溢出效應。但新產品和新生產部門的出現也可能通過創造性毀滅，使得既往低技能勞動密集型的行業部門就業規?？s小，從而體現為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擠出效應。相關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還與樣本區域與技術前沿的距離有關，對于距離技術前沿較遠的區域而言，其生產效率改進主要來源于生產過程的投入產出效率改進，而非新產品和新部門的創造。對于技術更高的區域而言，多樣化尤其是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通過相關部門的知識溢出體現新行業部門的創造。因此，距離技術前沿較遠的地區，生產效率的改進主要由專業化引致，而非相關多樣化。從而導致在低技術區域，專業化比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而在高技術區域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的減貧績效取決于減貧溢出效應和減貧擠出效應的比較。②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和動態異質表現。不相關多樣化能夠在經濟下行波動時降低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敏感性，從而有助于就業穩定和貧困減緩，使得不相關多樣化體現為貧困減緩的緩沖器效應。但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緩沖器作用受區域市場規模的影響，經濟規模較小的區域，專業化引致的產業結構鎖定在外部需求波動時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不相關多樣化帶來的減貧緩沖器效應對市場規模較小的區域更為重要。而市場規模較大地區的貧困減緩則主要受益于相關多樣化帶來的減貧溢出效應，而非相關多樣化的減貧緩沖器效應。同時，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也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在經濟上行波動階段，不相關多樣化程度的提升，反映了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程度的不足，從而削弱了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通過生產率改進和就業吸納產生的減貧效果。而在經濟下行階段，不相關多樣化將更多體現為緩沖器作用，從而有助于貧困減緩。
演化經濟學中對于專業化、多樣化與就業關系的研究與該本文的理論機制類似，Bishop[13]，Van Oort等[14]和Cortinovis等[15]的研究均對專業化、相關多樣化、不相關多樣化與就業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本文雖然借鑒了演化經濟學中對于專業化、多樣化與就業的研究視角，但研究貧困減緩和就業問題有兩點核心區別：一方面，鑒于貧困人口的稟賦特征，貧困減緩更為關注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以及自我雇傭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基于新古典分配理論，貧困問題結合了就業和勞動力要素回報，既考慮了產業結構對就業規模的影響，又綜合體現了生產效率改進和勞動力邊際產出變動對勞動報酬的影響。
與本文相近的是丁建軍等[16]的研究，他們研究了美國阿巴拉契亞地區經濟多樣性的減貧效應，并認為多樣化的生計方式有助于就業創造和經濟穩定，從而有助于貧困減緩。他們對多樣化與減貧的關系從產業多樣性、功能多樣性、職業多樣性和知識多樣性等方面進行了細致研究。他們的研究忽略了對專業化的分析，而多樣化與貧困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即便明確了知識多樣化的減貧效應，貧困地區也能因為貧困本身而無法形成該種多樣化的生計。另外，他們也沒有考慮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異質表現，他們的研究對于同質樣本而言是合宜的，但卻很難應對中國貧困地區差異化的貧困事實和“精準滴灌”、“因地施策”的政策需要。
2.2研究假說
綜上對于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理論分析，可以形成本文在研究專業化、相關多樣化、不相關多樣化與貧困減緩動態異質表現時的幾個研究假說。
研究假說1：專業化在短期和中期的減貧績效大于長期，專業化在長期因產業鎖定效應的存在表現為負向減貧效應。
研究假說2：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而遞減。
研究假說3：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不同，對于經濟密度較小的地區，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低于專業化。
研究假說4：對于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專業化比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低于專業化。
研究假說5：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不同，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取決于市場規模和經濟波動，經濟上行波動的地區或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不相關多樣化不利于貧困減緩。
3計量模型設定、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3.1計量模型設定
由于專業化、相關多樣化與不相關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在短期和中長期有所不同，并且不同產業結構的減貧彈性受市場規模和技術前沿距離的影響，為此，本文使用多門限面板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以識別產業結構減貧彈性的動態異質表現。既往研究之所以較少關注該非線性特征，其原因在于既往研究方法在應對非線性時的假設過強，從而失卻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在沒有明確理論支撐的情況下使用明確的線性設定來識別非線性問題，無法捕捉模型設定之外的非線性效應。通過設定不同的門限變量，能夠識別產業結構減貧彈性的地區特性和動態變遷。計量模型設定為：
其中，下標i和t分別研究區域和時間點，povit表示被解釋變量，在本文中為區域i在t時期的貧困狀況。Industryit表示區域i在t時期的產業結構，也是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xkit為由控制變量構成的K維向量，包括經濟增長、對外開放程度等影響貧困的其他因素。qit表示門限變量，γ為門限值，α0為常數項，αi為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3.2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本文使用FGT貧困指數[17]測度了各省區歷年的農村貧困狀況，本文分別將貧困發生率、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作為被解釋變量，不僅能夠識別產業結構與貧困人口比重的關系，而且有助于分析a業結構對貧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響，從而使得政策啟示更為豐富。如果產業結構體現了對貧困發生率指標的積極改善，而未能體現對平方貧困距的改善，則可以認為產業結構主要對貧困線附近的貧困人口具有顯著減貧作用，而無法體現對深度貧困群體的益貧性。為了對產業結構影響貧困人口收入分布的情況進行細分研究，本文在穩健性檢驗中還使用了基尼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FGT貧困指數和基尼系數測度時使用了世界銀行的POVCAL計算平臺，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各省區統計年鑒中農村居民收入五等份數據。
（2）主要解釋變量。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是產業結構的專業化、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我們借鑒了專業化基尼系數方法來測度專業化，其測度表達式為：
Specialization=12∑|spg-sg|，其中，spg表示p地區g行業就業比重，sg表示全國該行業就業比重[18]。本文使用熵指數來表示產業的多樣化特征，并將研究中的所有行業小類的熵表示總體多樣化（Total Variety），用TV表示；研究中所有行業大類的熵表示不相關多樣性（Unrelated Variety），用UV表示；每個行業大類中的小類行業的熵的加權和來表示相關多樣性（Related Variety），用RV表示。具體表達式為：
RV=TV-UV。其中，G表示大類行業數，g表示小類行業數。pi和pg表示某小類行業和大類行業的就業在研究區域內占所有行業就業的比重。大類和小類行業就業數據來源于各省區歷年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和《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
（3）門限變量和控制變量。為了體現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演化，本文設定時間作為門限變量，同時為了反映產業結構減貧彈性與經濟規模和前沿技術距離的關系，還分別使用經濟規模和技術前沿距離作為門限變量，對樣本類型進行區分。
本文使用經濟密度來反映經濟規模，經濟密度的計算方法為各省區地區生產總值除以行政面積，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選取研究與發展內部經費支出作為技術前沿距離的變量，根據科研套利方程，技術產出與研發投入的資本總量有關，為此我們選擇了R&D支出總量，而非R&D支出占GDP比重指標。該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的“各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包括了所有單位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試驗發展上的內部經費支出。同時，模型還包括了地區生產總值、進出口貿易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等控制變量，貿易總額利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為人民幣，所有貨幣計價指標均以2003年為基期進行了價格平減。
4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4.1實證檢驗思路與過程
（1）確立門限回歸參照結果。我們在不引入門限效應的情況下，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對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表1模型1至模型4分別展示了專業化、總體多樣化、相關多樣化、不相關多樣化與貧困發生率的關系，并將該結果作為后續門限回歸結果的參照。
（2）以時間作為門限變量，對專業化、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識別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在門限回歸之前需要進行門限效應檢驗，對門限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幾個門限進行判定[19]。本文分別針對無門限、單門限和雙門限設定進行了門限效應檢驗，因篇幅所限檢驗結果未列出。根據門限效應檢驗結果，對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了門限回歸，結果見表1模型5至模型8所示。
（3）為了識別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本文基于經濟規模和前沿技術距離對樣本進行了區分。區分思路為：①將經濟規模作為門限變量，分析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門限值（見表2模型9至模型12），并根據門限值對31個省區進行分類；②以前沿技術距離為門限變量，識別門限效應和門限值（表2模型13至模型16），根據門限值對31個省區進行分類；③針對經濟規模和前沿技術距離的分類結果進行樣本細分，結果見表3所示；④由于分類后的樣本已經控制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和門限效應，故針對表3中的每一類細分樣本，使用固定效應對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進行檢驗，形成與表1結果的分類比照，并識別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相關結果見表4所示。
4.2實證結果分析
（1）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模型五至模型八將時間作為門限變量，對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進行了門限回歸。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體現出顯著的單門限特征和動態性（模型5），門限值為2010年。在2010年之前，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275，2010年之后為-0.370，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專業化減貧效應體現出隨著時間而增強的特征。該結論與理論機制部分相符，也與Loayza等[20]對于產業結構、勞動密集度和貧困減緩關系的研究結論一致，但未能對專業化減貧效應在長期遞減的研究假說1提供實證佐證。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專業化減貧效應在產品生命周期末端，并面臨需求波動時才會出現產業結構的鎖定效應和負向減貧作用。而中國產業結構的專業化對應于產品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因此，專業化的負向減貧效應在本文研究時間段內并沒有體現，但隨著經濟新常態背景下需求結構的變化，專業化因產業鎖定而導致減貧效應趨減或者負向減貧效應都可能出現。為了識別該種潛在影響，本文從經濟演化的視角來模擬時間刻度，在經濟密度較大的第一和第二類樣本中，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079和0.075（見表4），而總體樣本中的參數估計值為-0.261（模型1）。這表明未來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演化，R禱的減貧效應確實存在動態表現，從而與研究假說1形成了統一。
根據理論分析，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會因經濟規模和技術水平不同體現出組間異質性和時間不一致性。為了對該假說進行實證檢驗，本文對總體多樣化、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進行了檢驗，結果分別見模型6、模型7和模型8所示。所有多樣化指標的減貧效應均未顯示出統計顯著的動態表現，即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主要源于專業化減貧效應的差異。該結論對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多樣化關聯的實證證據尋找到了新的解釋，既往研究在解釋經濟增長彈性的區際差異和跨期變遷時，傾向于認為是由制度、自然資源等背景因素，以及相同產業結構下的不同勞動密集度所導致（Berardi和Marzo，2017[21]）。但本文研究卻表明，同等專業化程度的減貧效應本來就會隨著行業部門生命周期的演化而不同，在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專業化的產業結構更有助于貧困減緩，其減貧效應也會在后期趨減，并在行業部門面臨重大需求轉折時體現出不利于減貧的鎖定效應。
（2）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因經濟密度不同的異質表現。從專業減貧效應的門限特征來看（模型9），專業化對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存在基于經濟密度的雙門限特征。門限值分別為171和2 730億元/萬km2。經濟密度小于171億元/萬km2時，專業化體現為顯著的貧困減緩效應，其參數估計值為-0.325，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經濟密度介于171和2 730億元/萬km2之間時，專業化參數估計值降為-0.111，且統計不顯著。當經濟密度越過第二個門限值時，專業化參數估計值為0.166，體現出不利于減貧的特征，且統計顯著。該結論表明，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隨著經濟密度的提升而趨于減弱，甚至體現為負向效果，從而驗證了研究假說2。其原因在于，經濟密度較大的地區，同質化專業化行業部門面臨的市場競爭程度加劇，導致邊際收益下降，使得高經濟密度地區通過效率改進，產生低技能勞動力的節約，從而體現為負向減貧作用。
從多樣化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來看（模型10至模型12），多樣化的減貧效應存在雙門限效應，但只有相關多樣化的參數估計值統計顯著。從專業化和多樣化減貧效應的差異來看，比較模型11和模型9中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中低經濟密度地區專業化的減貧效應大于相關多樣化，從而驗證了研究假說3，這意味著對于寧夏、云南、貴州、甘肅、內蒙古、新疆、青海、等低經濟密度地區而言，專業化導向的產業調整政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而對于高經濟密度地區而言，相關多樣化導向的產業結構比專業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專業化體現為更顯著的負向減貧效應。進一步講，即便中低經濟密度地區需要利用多樣化在知識交互上的優勢，也應該將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區別對待，從模型11和模型12實證結果的比較可以發現，不相關多樣化并沒有體現出貧困減緩的穩定器效應，產業結構多樣化的發展策略應盯住相關多樣化水平的提升。此外，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還體現為隨經濟密度增加遞減的情況，對于經濟密度較小的樣本，相關多樣化三階段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122、-0.091和0.039，且第三階段參數估計值統計不顯著。相關多樣化實現貧困減緩需要有兩個先決條件：①相關多樣化帶來的知識交互，能夠創造新產品和新行業部門；②新行業部門的出現對于低技能勞動力就業吸納能力的提升，大于“創造性毀滅”導致的就業吸納能力下降。在產品創新固定成本相同的情況下，經濟密度更大地區的企業基于相關多樣化的共同知識基礎主動尋求知識交互的動機更強。因此，同等的相關多樣化程度在經濟密度更大地區引致生產效率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但其減貧效應隨經濟規模遞減的結果表明，相關多樣化帶來的效率提高對貧困人口就業的“擠出效應”大于“溢出效應”。這意味著新行業部門的創造并不能自動引致更有效的減貧進程，改善貧困人口的就業技能和經濟機會是借“互聯網+”背景改善減貧績效的關鍵。
（3）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因技術前沿距離不同的異質表現?；谘邪l支出的門限效應檢驗結果見模型13至模型16所示。從專業化影響貧困發生率的門限表現來看，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隨技術前沿距離縮短而降低，技術水平較低的地區專業化是更顯著的減貧動力來源，而對于距離技術前沿較近的地區，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從而對研究假說4進行了驗證。技術前沿距離較遠的地區，專業化參數估計值為-0.32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且專業化的減貧績效大于相關多樣化；在第二階段參數估計值變為-0.148，當越過第二個門限后，專業化體現為負向減貧效應，參數估計值為0.032。該結果與理論分析一致，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主要通過過程創新體現效率改進，而非新產品和新行業部門的創造，因此專業化更能夠匹配此類地區的技術稟賦，從而體現為更顯著的減貧效應。且技術水平更高的地區，專業化雖然也能夠帶來過程創新和效率改進，但此類效率改進更傾向于表現為勞動力節約和負向的減貧效應，此時相關多樣化比專業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從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減貧效應的橫向比較來看，在第二個門限值之前，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顯著高于相關多樣化，這意味著對于距離技術前沿相對較遠的地區而言，專業化具有更強的益貧性。
從多樣化影響貧困發生率的門限表現來看，相關多樣化同樣表現出比不相關多樣化更顯著的減貧效果，對于距離技術前沿較遠的地區，相關多樣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096，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而不相關多樣化參數估計值為正值，且統計不顯著，對研究假說5進行了驗證，并再次確認了將總體多樣化細分為相關多樣性和不相關多樣性的必要，以及基于三次產業角度研究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不盡恰當之處。
（4）控制變量與貧困減緩的關系。模型1至模型16均顯示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總額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具有顯著減貧效應，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具有更強的減貧效果。本文對于投資、貿易和教育減貧效應的實證結果均與現有研究保持一致，但本文卻并沒有得到經濟增長的顯著減貧效應，該結論與羅楚亮[22]等的研究不一致，他們的研究普遍認為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減貧效應。出現該種背離的可能原因為：本文的研究時間段為2004―2014年，研究時間段進行了大幅更新，隨著時間推移經濟增長的減貧彈性會因收入分配、產業結構、就業吸納能力等發生變化，既往研究也發現經濟增長的減貧彈性趨于遞減。更重要的是，本文認為隨著產業結構的演化，經濟增長的低技能勞動力吸納能力會發生變化，從而導致收入分配結構和減貧效應的不同。為了驗證經濟增長對收入分配結構的影響，本文在表5中也實證檢驗了經濟增長與基尼系數的關系，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為1.79，相關多樣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12，這表明既往經濟增長與貧困減緩并非“水漲船高”的線性關系，存在減貧效應遞減，甚至體現為負向減貧效應的可能。這也給政府通過產業發展政策的介入，以減貧統領貧困地區經濟發展，修正經濟增長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帶來了理論依據。
5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穩健性檢驗
5.1基于樣本細分的穩健性檢驗
上文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性從經濟密度和技術前沿距離兩個維度進行了分析，限于門限回歸方法的局限性，本文無法在同一實證模型中同時引入兩個門限變量，但忽略任何一個門限變量都會導致模型設定的偏誤。為了規避該問題，本文根據經濟密度和技術前沿距離的門限值對所有地區細分為四類，確保細分后的地區在經濟密度和技術前沿距離上同質，從而限制因背景不同而導致的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分類結果見表3所示。
由于細分后的地區不再適用門限回歸，本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對各類地區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其目的是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4所示。由于第一類地區只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蘇，且這些地區的農村貧困已經基本消除，故后續穩健性檢驗主要以后三類樣本作為盯住對象。
從專業化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來看，樣本細分之后，專業化的減貧效應依然體現為隨著經濟密度增大和技術改善而遞減的特征。第四類樣本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284，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而第三類和第二類樣本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168和0.075，且統計不顯著。
從多樣化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來看，相關多樣化在經濟密度更小和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也表現出了更顯著的減貧效果。第四類樣本相關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225，而第三類和第二類樣本相關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123和0.014。從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減貧效應的比較來看，專業化在第四類和第三類樣本中均體現出了更為顯著的減貧效果。
由于后兩類地區在“十三五”期間面臨著更重的脫貧任務，因此穩健性檢驗的結果意味著后兩類地區，尤其寧夏、云南、貴州、甘肅、內蒙古、新疆、青海、八個省區，面臨著通過產業結構修正經濟增長益貧性的迫切壓力。這些地區在產業政策選擇上應以專業化作為主要導向，并通過構建行業關聯，改善相關多樣化水平。
5.2基于產業分解的穩健性檢驗
門限回歸和穩健性檢驗的結果雖然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進行了確認，也給出了不同地區更具減貧績效的產業結構選擇，但依然面臨如何做的問題。雖然專業化的產業結構可以根據本地比較優勢以及憑借承接產業轉移來實現，但如何在多樣化之下塑造相關多樣化是政策層面面臨的難點，也是上述實證結論在指導實踐時的缺憾之處。為此，本文細分三次產業分析了不同產業相P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嘗試回答何種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減貧的問題，從而為產業發展政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建議。本文基于固定效應模型，對第四類樣本三次產業的相關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見表5所示。
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更大，其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144和-0.337，分別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而第二產業相關多樣化并未表現出顯著的減貧效果。這與既往研究中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減貧彈性更大的結論相類似，但本文的結論并不支持只要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就能引致減貧的結論，對于經濟密度小且距離技術前沿較遠的地區而言，首要目標是追求專業化的產業結構，其次在總是存在多樣化的情況下，謀求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是“錦上添花”的減貧政策選擇。即貧困地區產業扶貧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改善專業化程度，次要矛盾是如何塑造更合宜的多樣化產業結構問題。前文已經分析了專業化產業結構的政策導向，表5的結論則對何種多樣化更合宜給出了啟示，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是更具減貧績效的多樣化產業結構選擇，在操作上可以基于各地區行業部門的投入產出，針對性設定打造對應多樣化的產業政策策略。由此，本文的結論對既往認為應該偏重發展農業或服務業等某一種產業的結論進行了完善，三次產業的發展可以在減貧框架下發揮協同作用，而非割裂開來形成權衡替代，第二產業完全可以通過專業化程度改善發揮減貧績效，而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則在相關多樣性上體現貧困減緩。
5.3基于FGT困指標的穩健性檢驗
上述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實證檢驗主要以貧困發生率作為被解釋變量，但是由于貧困群體的稟賦、能力和機會也存在顯著的內部差異，所以產業結構對于貧困人口內部不同群體的減貧影響也可能存在異質表現?，F有研究也表明減貧政策有盯住貧困線附近貧困人口的偏好。為了識別產業結構在不同貧困深度層面的異質減貧效應，本文進一步以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作為貧困的變量，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對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并且為了檢驗產業結構對非貧困人口和貧困人口收入提升的異質性，還在檢驗中使用了基尼系數作為了被解釋變量，結合前述分析結論，本文重點對第四類樣本專業化和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這兩個最重要產業結構變量的減貧效應進行了檢驗，實證結果見表5模型36至41所示。
通過比較表4模型25與表5模型36、37的實證結果，分別將第四類地區的貧困發生率、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284、-0.093和-0.027，專業化雖然有效降低了第四類地區的貧困發生率，但對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的緩解作用較小，且統計不顯著。比較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與FGT貧困指數的關系來看，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影響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的參數估計值為正值。這意味著專業化和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對貧困人口內部不同群體的減貧影響也是異質的，使用基尼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專業化和第三產業多樣化的參數估計值也為正值，這進一步表明專業化和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對不同群體的收入影響存在差異，沒有體現出對深度貧困人口的益貧性。其原因在于深度貧困群體的自我發展能力和經濟機會顯著更低，參與專業化經濟活動并獲取回報的能力較差。該結論意味著盯住貧困減緩的產業發展政策，需要以深度貧困人口的經濟機會和自我發展能力提升為前提。
6結語與政策啟示
新一輪扶貧攻堅階段，理解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有助于貧困地區選擇合宜的產業發展策略，但是現有文獻往往認為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更有助有減貧，但該結論割裂了三次產業的發展關聯，現實中任何一個產業都無法“孤島式”存在。同時，現有研究也未能就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異質表現的內在機理進行分析，而是歸咎于收入分配結構和勞動密集度，但這兩者都是產業結構引致的結果，而非獨立于產業結構的外生變量。本文從專業化、多樣化的視角出發，首先討論了產業結構的專業化和多樣化影響貧困減緩的內在機制，然后基于中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2004―2014年的面板數據，使用門限回歸方法，識別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異質表現，并從細分樣本、細分產業和細分貧困群體三個維度進行了穩健性檢驗。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和政策啟示為：
（1）專業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具有為顯著的動態異質表現，在研究時間段內，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強。并且專業化對于經濟密度更小、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體現出更為顯著的減貧效應。這意味著“十三五”期間，減貧的重點和難點地區應基于本地比較優勢和產業轉移的契機，著力提升本地產業結構的專業化程度。同時，本文的研究也證實，專業化的減貧效應會受市場對同質化產品的需求波動和產業鎖定的負面影響。
（2）專業化和多樣化的減貧效果不同，并且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也應因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而異。對經濟密度更小、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專業化比多樣化的減貧表現更好，且相關多樣化比不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細分產業的研究則進一步表明，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是更益貧的多樣化產業結構。該結論意味著貧困地區在減貧的產業結構選擇上，首要目標是改善專業化程度，其次在總是存在多樣化的情況下，謀求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是更為合宜的產業選擇。本文的證據對既往認為應該偏重發展農業或服務業等某一種產業的結論進行了完善，三次產業的發展可以在減貧框架下發揮協同作用，而非割裂開來形成權衡替代，第二產業完全可以通過專業化程度改善發揮減貧績效，而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則在相關多樣性上體現貧困減緩。
（3）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對不同貧困群體的影響也存在差別，既往產業結構更有利于貧困線附近群體的貧困減緩，而對深度貧困群體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減貧產業結構，改善低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同時，還應輔以改善深度貧困人口勞動力供給的政策，改善其自我發展能力和經濟機會，從而增強從益貧產業結構中獲益的能力。
本文雖然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異質表現進行了相對全面的分析，但無可回避的問題是，無論是貧困還是產業結構都是復雜均衡的結果，從這一點上來說，本文在有限的研究范圍內無法窮盡兩者關聯的所有可能和影響因素。為此，在未來的進一步研究中，可以從更為微觀的角度來刻畫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如針對某一特定地點，細分農產品的專業化和多樣化。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4： risk and opportunity-managing risk for development[R]. 2013：10-30.
[2]汪三貴，胡聯.產業勞動密集度、產業發展與減貧效應研究[J]. 財貿研究， 2014（3）：1-5.[WANG Sangui， HU Lian. Industry labor concentr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14（3）：1-5.]
[3]DOLLAR D， KLEINEBERG T， KRAAY A. Growth still is good for the poor[R]. 2015：68-85.
[4]章元，許慶.農業增長對降低農村貧困真的更重要嗎？――對世界銀行觀點的反思[J]. 金融研究， 2011（6）：109-122.[ZHANG Yuan， XU Qing. I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s more important for rural poverty reduc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1（6）：109-122.]
[5]COLLIER P， DERCON S. African agriculture in 50 years： smallholders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63（C）：92-101.
[6]SINGH T. On the sectoral linkages and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6， 21（2）：1-19.
[7]CHRISTIAENSEN L， DEMERY L， KUHL J. The （evolv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2）：239-254.
[8]DOROSH P， THURLOW J. Beyond agriculture versus nonagriculture： decomposing sectoral growthpoverty linkages in five African countries[R]. IFPRI， 2014.
[9]蔚屢.產業結構、勞動密集度與西部地區貧困減緩――基于動態面板系統廣義距方法的分析[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12（6）：106-112.[SHAN Depeng. A research of the effect of the composition of economic growth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Western China[J].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12（6）：106-112.]
[10]GLAESER E L， SHLEIFER A. 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6）：1126-1152.
[11]JACOBS J. The economy of citie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50-56.
[12]FRENKEN K， VAN OORT F， VERBURG T. 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J]. Regional studies， 2007， 41（5）：685-697.
[13]BISHOP P， GRIPAIOS P. Spatial externalities， relatedness and sector employment growth in Great Britain[J]. Regional studies， 2010， 44（4）：443-454.
[14]OORT F， GEUS S D， DOGARU T. 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European urban region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4， 23（6）：1110-1127.
[15]CORTINOVIS N， OORT F. Variety， economic growth and knowledge intensity of European regions： a spatial panel analysis[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5， 55（1）：1-26.
[16]丁建軍，冷志明，于正東，等.經濟多樣性的減貧效應――基于美國阿巴拉契亞地區的經驗[J].中國工業經濟， 2016（6）：39-56.[DING Jianjun， LENG Zhiming， YU Zhengdong， et 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of economic diversity： evidence from Appalachian region of the U.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6（6）：39-56.]
[17]單德朋.民族地區貧困的測度與減貧因素的實證研究[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14：44-57.[SHAN Depeng.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an empirical study on poverty reduction of ethnic areas[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4：44-57.]
[18]孫祥棟，張亮亮，趙崢.城市集聚經濟的來源：專業化還是多樣化――基于中國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財經科學， 2016（2）：113-122.[Sun Xiangdong， Zhang Liangliang， Zhao Zheng.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fication[J]. Finance & economics， 2016（2）：113-122.]
[19]HANSEN B E. 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J]. Econometrica， 2000， 68（3）：575-604.
[20]LOAYZA N V， RADDATZ C.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matter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93（1）：137-151.
經濟專業行業分析范文6
關鍵詞：旅游專業化；經濟增長；規模效應；邊際產出遞減
本文為海南大學三亞學院青年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XYQN11-4）
中圖分類號：F590.8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1年11月14日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旅游產品的消費已經不再可望而不可即。對于某些小國家或者島嶼經濟特征比較明顯的地區，旅游往往成為該地區最重要的經濟部門。由于旅游行業的發展對一國或區域經濟增長的深遠影響，使旅游經濟逐漸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興趣。與高新技術產業不同，旅游產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勞動力密集型特征。因此，旅游部門的發展可以提高就業率、收入水平，進而推動地區經濟的增長。
然而，要素的邊際產出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有一些證據表明旅游業的發展能夠促進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但又不是絕對的。綜合考慮到旅游產品生產過程中的規模效應以及在勞動力成本逐漸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邊際生產力呈現逐漸遞減趨勢時，傳統的旅游導向成長假說是否仍舊成立，值得商榷。另外，即使旅游導向成長假說成立，旅游部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是否需要一定的門檻以及旅游行業的規模究竟多大才合適、怎樣對總體經濟發展最有利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二、實證分析設計
（一）模型設定。本文在Barro（1991）、Barro和Martin（2003）的分析框架下，引入變量旅游專業化水平（TS）對旅游導向成長假說進行驗證并探索我國旅游專業化的適度規模。基于Barro的研究框架，我們將影響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因素分為兩類：一類為狀態變量，主要包括實物資本、勞動力等；一類為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投資、政府消費、對外開放度等。由于要對旅游導向成長假說進行檢驗，討論旅游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引入代表旅游專業化水平的變量TS。同時考慮到旅游產業的發展存在規模效應以及受到要素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的制約，我們假定旅游專業化水平與人均GDP的增長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故引入另一個變量TS2，其為TS的平方。最終，模型的形式設定為：
gt=F（Kt-1，Lt-1，TSt-1，TS2t-1，Ct） （1）
其中：gt代表該年人均真實GDP的增長率；Kt-1代表該年年初的實物資本存量，我們用上年人均GDP的自然對數來表示；Lt-1表示年初的勞動力存量，我們取各地常住人口的自然對數；TSt-1表示該年年初的旅游專業化水平，我們用上年旅游總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表示；C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
對于相關控制變量的選擇主要參照國內外的相關文獻，同時考慮我國旅游城市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僅僅考慮我國不同旅游城市間差異較大的投資水平、政府消費水平以及進出口水平作為控制變量，而忽略在國內通貨膨脹、生育率、匯率等差異不大的因素。將以上控制變量代入上式，可得到待檢驗模型（2）：
gt=?琢Kt-1＋?茁Lt-1＋?姿TSt-1＋?濁TS2t-1＋?酌1INVESTt+?酌2GOVCt+?酌3TRADEt+?著t （2）
其中：INVESTt代表當年的投資水平；GOVCt代表當年政府消費水平；TRADEt代表當年的進出口水平；以上三個變量分別用其總量占GDPt的比重來表示，?著t為隨機誤差項。
根據模型（2），我們可知旅游專業化的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
當?墜2g/?墜TS2＝2?濁＜0，?濁＜0，?姿＞0時，旅游產業專業化的最優規模為：TS＝－?姿/2?濁，此時可使g最大；當?濁＞0，?姿＜0時，TS=－?姿/2?濁時g最小，TS取端點值時g最大。當?姿=0，?濁＜0，?墜g/?墜TS＜0時，旅游專業化程度越高時，降低其水平對經濟增長率的提高作用越明顯。相反，?濁＞0，?墜g/?墜TS＞0時，提高旅游專業化程度可提高經濟增長率。
另外，為了考察旅游行業的發展是否存在規模效應或者受到要素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的制約，我們對式（3）進行檢驗以便了解我國旅游產業發展的特點。
tgt=a+b?TSt-1+c?TS2t-1+?滋t （3）
其中，tgt為旅游收入增長率；?滋t為隨機誤差項。
（二）樣本和數據描述。由于某些旅游城市樣本數據的缺乏，本文在第一批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中選擇了26個直轄市、副省市級以及部分地市級優秀旅游城市作為樣本。按旅游專業化變化趨勢來分分別為：旅游專業化水平上升的城市有濟南、哈爾濱、長春、青島、大連、無錫、黃山；旅游專業化水平基本不變的旅游城市有蘇州、寧波、成都、桂林、南京、重慶、西安、武漢；而呈現出下降趨勢的城市有中山、深圳、廣州、杭州、海口、天津、上海、珠海、廈門、北京、三亞。
另外，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于各旅游城市的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或該地區統計年鑒。數據涵蓋了這26個優秀旅游城市2000～2009年的上述多項經濟指標。INVESTt用當年該城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表示；GOVCt用當年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來表示；TRADEt為當年的進出口總額來表示。圖1試圖給出旅游專業化程度與各旅游城市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但是他們之間的關系并不明顯。不過還是可以看出，從2001年到2009年，我國絕大多數旅游城市的旅游專業化程度有向一定水平收斂的趨勢，貌似符合我們的研究重點，也就是旅游業的發展存在一個適度規模的問題。（圖1）
三、回歸結果和分析
首先，我們根據26個旅游城市10年間旅游專業化程度變化的趨勢將其分為三組并分別對上式（2）、（3）進行檢驗，以此論證旅游導向成長假說以及考察旅游行業的發展是否存在規模效應或者受到要素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的制約。由于F檢驗和Hausman檢驗均拒絕原假設，我們選擇對面板數據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并對上式進行似不相關回歸。表1報告了模型（2）各種參數估計的結果。首先，結果表明在不同三組中解釋變量Kt-1對gt具有顯著影響，符號為負。該參數代表條件收斂速度，比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2%要稍高。當收斂速度約為2%時，需要用35年時間才能縮小一半差距。本文中旅游城市較高的收斂速度，說明旅游城市的發展速度較國內其他城市來說要快，尤其是那些旅游專業化水平呈上升趨勢的城市，如濟南、長春、青島、大連、無錫、黃山等；其次，結果表明，不考慮旅游城市旅游專業化的變化類型，當年的全社會投資水平對經濟增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只是下降組的影響程度較小點；再次，實證結果表明，只有旅游專業化水平呈現上升趨勢的那些城市，旅游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才會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影響。而旅游專業化水平呈現基本不變或者下降態勢的地區，旅游專業化水平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不明顯。這也論證了旅游導向成長假說是有先決條件的，并不是旅游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就一定能夠帶來地區經濟的增長。（表1）
其次，在上升組中，旅游產業的最優規模為TS，使得?墜g/?墜TS=0。從估計的參數來看，TS=18.38%。當TS＜18.38%時，?墜g/?墜TS＞0，旅游城市旅游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會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但是，由于?墜2g/?墜TS2=-2.5806＜0，其帶動作用呈現出邊際遞減的特征。
總的來說，上一年的人均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都有顯著影響，代表收斂速度，其絕對值越大，代表該城市與其他城市相比發展越快。另外，旅游專業化水平上升的旅游城市，其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旅游行業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而進出口的影響為負；基本不變組的經濟增長動力完全來自于投資水平的高低；而下降組的經濟增長動力來自于投資水平以及進出口等。
對于旅游行業的發展是否存在規模效應或者受到一般要素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的制約，我們采用普通的靜態面板數據回歸方法來進行估計。由于固定效應模型的F檢驗以及隨機效應模型的Hausman檢驗均被拒絕，我們采用個體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另外，考慮到回歸方程式（3）中的誤差項存在較為明顯的異方差性和序列相關性，我們采用廣義最小二乘估計。表2報告了我們的檢驗結果。從三組情況來說，各自的參數都有相同的符號特征。在下降組中，旅游專業化水平與旅游收入增長率之間的關系是反向的，這也很好地解釋了這些旅游城市的旅游專業化水平呈現出下降趨勢的原因。而在上升組以及基本不變組中，只有當該城市旅游專業化水平達到一定門檻TSthreshold，使得?墜g/?墜TS=b+2c?TS≥0，旅游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才能帶動該地區旅游收入增長率的增長。比如，在上升組中，這個門檻為43.04%；在基本不變組中，這個門檻為22.34%。當該旅游城市旅游專業化水平超過相應門檻規模TSthreshold時，旅游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帶動旅游收入增長率的增長。而在低于門檻規模TSthreshold時，旅游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會降低旅游收入的增長率。同時，除了下降組中TS2t-1系數不顯著外，其他組中?墜2g/?墜TS2=2c＞0，這說明旅游收入增長率與旅游專業化水平之間是一種U型關系。
因此，我們認為旅游行業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規模效應，以及受到部分要素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的支配。只是當旅游專業化水平較低時，旅游產業的發展主要受到要素邊際產出遞減規律制約；而只有當旅游專業化水平達到一定的臨界水平時，該行業才可能實現規模效應，并最終帶動旅游收入的提高。所以，對于旅游城市來說，旅游行業規模效應的實現需要經歷一段犧牲期。（表2）
四、結語
本文在Barro（1991）、Barro和Martin（2003）的分析框架下，引入變量旅游專業化水平對旅游導向成長假說進行驗證并探索我國旅游專業化的適度規模，希望有助于加深對旅游導向成長假說的理解以及對我國旅游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幫助。分析結果表明：
1、旅游導向成長假說成立需要滿足一定條件。當旅游城市旅游專業化水平相對較低時，旅游專業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能夠促進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但其貢獻呈現遞減的趨勢。而對于旅游專業化水平相對過高的旅游城市來說，促進其他產業的發展，控制旅游產業的發展更能夠刺激地區經濟的發展。
2、旅游行業發展過程中，其產業規模存在一個臨界值，旅游產業發展與旅游專業化水平之間是一種U型關系。只有當旅游專業化水平達到一定的臨界水平時，該行業才可實現規模效應，并最終帶動旅游收入的提高。所以，旅游城市旅游行業規模效應的實現需要經歷一段犧牲期。這要求地方政府在發展旅游業時宜戒驕戒躁，加大旅游行業的早期投入。
主要參考文獻：
[1]Balaguer，J.and M.Cantavella-Jorda，Tourism as a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Factor：The Spanish Case，Applied Economics，34.2002.
[2]Barro，R.J.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