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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社會范文1
一、人力資源會計與傳統會計的理論沖突
1、會計假設方面的理論沖突
會計假設是會計核算的基本前提。人力資源會計作為會計學的一個分支，在接受傳統會計假設的同時，又兼具了一些特殊的前提假設。①人是人力資源的載體；②人力資源是有價值的組織資源；③人力資源效用的發揮在不同的管理方式下產生不同的經濟價值，也即其價值受組織管理方式的影響；④人力資源具有主動性和創造性；⑤信息重要性假設。因此，傳統會計假設應當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變革，以便推進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發展創新。
2、會計目的與對象方面的理論沖突
不同的會計假設使人力資源會計核算目的與傳統會計產生了差異。人力資源會計具體目的，一是為企業管理者提供管理人力資源的信息，例如人員的編制數量、雇傭渠道以及企業人力資源應具備的“質”與“量”等，這是傳統會計無法解決的。二是為投資者，債權人提供正確的決策信息。三是調動企業職工積極性。建立人力資源會計，發展和完善人力資源市場，合理開發與利用人力資源，在企業內形成一種愛才、重才、惜才的良好氛圍，可激發職工的活力和熱情，調動工作積極性。四是向社會反映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會計信息。企業在實現經營目標——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同時，又占有使用人力資源，不可避免地肩負著履行社會責任的職責。人力資源會計的基本目的在于用人力資源的創造能力來反映組織現有人力資源的質量狀況，提供詳實的人力資源數據，為企業管理當局和外部利害關系者提供完整的決策信息。由此可見，人力資源會計目的突破了傳統會計目的的限定，構成了其獨特的目的。
而傳統會計提供的只是財務資源和物質資源的狀況和變動情況，核算目標是為企業管理當局和外部利害關系者提供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
人力資源會計核算對象是人力資源會計中人力資源的價值運動，包括作為價值運動起點的對人力資源的投入和作為價值運動終點的與投入相對應的人力資源的產出兩方面。傳統會計則以企業的物流，資金和信息為會計研究對象，將人力資源投資計入當期費用，這不僅違背了權責發生制原則，而且將人力資源支出費用化，必然使各期盈虧報告不實，導致決策失誤。因而，人力資源會計彌補了傳統會計關于會計對象不完整的缺陷。
3、會計核算原則的理論沖突
人力資源既具有商品的共性，又具有商品的特殊性。將人力資源列為會計核算的對象，在核算過程中除了遵循會計的一般原則外，又賦予了一般核算原則新的內涵，同時還兼有特殊性的核算原則。
（1）權責發生制原則。人力資源會計需正確反映人力資源投資支出及其受益情況并為決策者提供有用信息。對于支出情況應按其受益期合理攤銷，屬當期或以后各期應予以確認或采取其他方式在受益期確認，以此避免信息失真。
（2）謹慎性原則。為了有效規避風險，對人力資源評估處理時，不能少計可能發生的費用與損失，置換正在使用的職工所估算的支出，在適當范圍內可多計，但不得多計可能實現的收入，使企業能夠有一定的備抵準備，減少職工因突然離職而帶來的損失。
（3）效益成本原則。在使用人力資源過程中，不僅能實現自身價值，而且能實現價值增殖?；谛б娉杀究紤]，在核算時對決策意義不大且核算成本較高的項目可不予以揭示。
（4）有形資產核算原則。作為人力資源的載體的人是有形的，人的勞動也是有形的，提高人力資源使用效率，是通過對人實施提高生活質量、醫療保健、健身娛樂等維護方式來實現的。因此，應遵循有形資產核算原則。
（5）原始價值核算原則。人力資源原始價值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力資源取得的招聘費、教育費等一次性費用支出；二是使用過程中支付的維護支出。
（6）成本區分核算原則。人力資源成本構成，一是平均成本與個別成本，將人力資源的一次性投資作為平均成本，分期投資作為個別成本；二是人力資源使用過程中發生的政策保障性成本和人為損失性成本。
4、會計報告方面的理論沖突
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將有80％-90％來源于知識及經濟創新的貢獻，因此，作為對知識載體的人力資源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的人力資源會計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會計主流。人力資源會計報告所要解決的是企業如何將有關人力資源的信息傳遞給信息使用者，供他們作出相關決策。但傳統會計報告既不反映人力資源信息，又不反映人力資產的價值，也不反映人力資本，忽視了勞動者對企業的經濟貢獻，低估了企業資產價值，歪曲了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顯然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二、人力資源會計理論體系完善的對策建議
1、構建完善的人力資源會計理論體系
現階段，我國尚未就人力資源核算制定相應的會計準則或會計法規，實務中也沒得到廣泛應用，其關鍵問題就在于人力資源會計賴以構建的基本理論缺乏足夠的支持。因此，迫切需要有關部門結合人力資源自身的特殊性，制定相應的人力資源會計準則，利用“企業理論”的最新成果來為人力資源會計的應用尋求理論支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加強理論研究，對當前理論上存在爭議的方面加以修正、補充，并借鑒、吸收西方先進的會計理論來發展、完善我國的會計理論，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力資源會計理論體系。
2、建立切實可行的人力資源會計計量模式
將人力資源的計量屬性與計量單位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切實可行的人力資源會計計量模式。人力資源的計量單位，主要是用貨幣或其他非貨幣量度單位計算與反映人力資源。人力資源會計計量屬性，可以分為人力資源成本計量和人力資源價值計量，前者是企業根據在人力資源方面的支出即為了取得、開發和保全人力資源使用價值所付出代價作為人力資源成本的依據，后者是以產出價值對人力資源的經濟價值所進行的會計核算工作。
由于人力資源會計確認、計量中帶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素，一方面可將上述兩種計量模式結合使用，相互彌補不足，力求完善；另一方面，也可參照西方在此問題上的解決方法，如職工持股計劃或干股的方法。從現行的所有者權益中讓出一定的比例，供勞動者分享，員工可參與分利。
3、修正權益理論，建立合理的人力資本參與剩余收益分配的模式
傳統會計理論將決定知識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排除在會計核算之外，但在完全意義上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才是最稀缺的生產要素，因為正是由于富有一定創造力的人力資本的參與，非人力資本的增值才呈現幾何增長，成為現實。所以，最先進的知識載體——人力資本所有者也應和非人力資本所有者一樣成為企業剩余權益的索取者。因此，我們不能停留在忽略人力資本，突出財務資本的基礎上，對“人力資本應納入權益理論”給予應有的重視和關注，從法律上保障人力資源權益并加以確認，建立合理的人力資本參與剩余收益分配的模式。在人力資本獲取一定固定收入的基礎上，將凈利潤扣除財務資本必要報酬后的余額在人力資本和財務資本所有者之間進行分配。
同時，修正權益理論，將人力資源這一因素包含在權益理論當中。為此，權益理論應該拓展為“財務資產+人力資產=財務負債+人力負債+財務資本所有者權益+人力資本所有者權益。”
4、將人力資源會計納入財務會計系統，規范財務報告
人力資源是能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流入的資產，因此，人力資源價值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都是財務會計的重要內容。將人力資源納入傳統的財務會計系統，將財務對象由財務資源擴大到能夠導致企業價值增值的財務資源和人力資源，將人力資源資產及其有關的權益和負債在現行資產負債表上予以充分揭示和披露。在利潤表中將“未分配利潤”分為“未分配職工利潤”和“未分配投資者利潤”兩個明細科目，利潤表將增設“人力資源成本費用”項目，反映未資本化的人力資源的其他費用及人力資產的攤銷。在利潤分配表的“可供投資者分配的利潤”項目下增設“應付人力資本所有者收益”項目，由此反映人力資本投資者對企業利潤的分享情況。在現金流量表中，對為取得、開發、培訓人力資源而發生的現金流出和企業人力資源帶來的現金流入，在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下單獨列項反映。
如財務報告上揭示人力資源的信息不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時，還可附加報告：人力資產投資報告、人力資源結構及變動情況報告、人力資源效能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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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習型社會 構建 知識經濟
一、前言
隨著信息化時代到來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給傳統的教育模式和學習方式帶來極大的沖擊。只有變革學習方式，打破傳統的教育理念，培養終身學習思的理念，建立終身學習體系，提高社會成員的學習能力，從而構建學習化社會，才能適應知識經濟發展帶來的一系列變革。
二、知識經濟背景下學習型社會的興起
隨著知識經濟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革新，個人運用知識能力的高低成為了競爭中成敗的主要因素。人們的勞動方式已經由體力勞動為主向知識勞動、腦力勞動轉變，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是腦力勞動者。為了適應新的經濟結構和就業模式，勞動者必須不斷提高自己的學習能力，掌握必要的知識技能【1】。這就預示著缺乏學習能力的個人、組織、企業等有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遭受失敗。因此，不斷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才能在適應快速發展的社會。將學習貫穿于人的一生，沖破了義務教育的時間要求，每個公民都可以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自由學習，從而構建一個學習型社會。
學習型社會的本質要求是終身學習，將學習當成一種不間斷的活動貫穿到人們的生活中，大家應當把學習當作自己的責任【2】。人們學習的模式也由單一的學校學習變得更加多元化，學習由被動變為主動。建構學習型社會離不開每一位公民的學習意識和學習能力，終身學習和終身教育應當成為知識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在學習過程中，不能將學習知識單純的視為繼承前人的智慧，這種觀念是無法適應知識經濟背景下的競爭需求的，只有創新性的學習才符合知識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應當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積極營造全民學習的氛圍，使終身學習的觀念深入人心，為學習型社會的構建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構建學習型社會的必要性
學習型社會的構建在世界各國掀起了熱潮，黨的十六大相關文件中明確提出了我國建設小康社會要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文化目標。我國加強學習型社會的建設是很必要的，首先，對于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學習型社會的構建有助于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其次，學習型社會的構建有助于推動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信息化的普及。最后，學習型社會的構建有助于提高全民素質。
四、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途徑
（1）調整教育結構，完善教育體系
我國的教育模式使人們對學習和教育的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淡薄了人們對學習與社會發展具有緊密聯系的認識。在知識經濟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教育模式也面臨著機遇和挑戰，我們應當抓住這個機遇深化教育改革，具體而言，在管理、投資、辦學等方面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因此在深化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各地方的實際問題，制定出符合本地區發展情況的規劃，將教育改革層層推進，逐步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終身學習體系，推進學習型社會的構建和發展。同時，還應當建立新的教育模式，擺脫學校學習傳統模式的束縛，建立多樣化的學習基地。我國在推進學習型社會建設的過程中，應當借鑒和吸取國外構建學習型社會的豐富經驗，從我國的實際國情出發，逐步實現我國從傳統的教育體系向終身教育體系的轉變，同時政府部門法律法規也要監督教育體系的完善，維護社會成員學習的環境。
（2）提高學習能力。養成學習習慣
社會成員只有不斷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才能逐漸營造出全民學習的氛圍。使學習型社會以個人為輻射點，逐步擴大至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城市，最終構建成學習型社會。政府應當加大宣傳力度，提高人們對學習重要性的認識，使學習變成一種自覺性的活動。學習者的學習效果由學習能力決定，因此，只有不斷高自身的學習能力才能激發學習者學習的積極性，從而養成不間斷學習的習慣。當社會成員的學習意識得到加強，學習能力得到提高，才能提高全民素質，從而推進學習型社會的構建。在信息技術不斷革新的時代，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學習科技知識的能力，才能滿足信息化時代的要求，才能避免成為“功能性文盲”，才能熟練應用現代化的辦公設施。
（3）加大教育投資，建設基礎設施
政府在推進學習型社會的構建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運用行政手段、借助法律法規的力量才能推動終身學習理念的貫徹，才能沖擊傳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平膛d國戰略的實施落實了我國教育優先發展的前提。法制是推動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力量，教育法的頒布和運行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依法治教的新軌道。但是，總體而言，我國對教育投資的力度不夠，如教育設施簡陋、教師工資偏低等問題依然存在。
五、結語
在知識創造財富的時代，人們對知識和教育的重視程度在逐漸增強，使學習活動由被動變為主動，終身學習的理念逐漸融入到人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們應當樹立正確的學習觀念，提高學習能力，從而推進學習型社會的構建。
參考文獻：
知識經濟社會范文3
關鍵詞:和諧社會;轉變政府職能;經濟職能體系
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210-0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很大成就,各級政府在公開行政、服務行政和依法行政方面不斷努力,人民群眾滿意度不斷提高。但與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高位趨穩狀態相比,2001― 2006年中國經濟市場化指數分別達到69%、72.8%、73.8%、73.3%、78.3%和77.7%[1],政府職能轉變還沒有與之同步。同時,政府在經濟職能方面存在的問題也越來越成為束縛經濟發展的體制。政府經濟職能轉變要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有效途徑是構建與和諧社會相適應的現代政府經濟職能體系,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目標模式。本文側重探討應建立怎樣的政府經濟職能體系從而有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和諧社會與政府經濟職能的關聯性
1.和諧社會對政府經濟職能提出新的要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諧社會的標準是政治上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文化上要倡導并發展有效的誠信文化,經濟上要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2]。新時期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要求中國政府經濟職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減少過多干預,按和諧社會的標準分清各項職能界線,界定其作用程度,調整經濟職能體系的內外結構,以便對資源進行重新合理配置,實現經濟活而不亂、競爭有序和可持續發展,政府才能成為既促進經濟發展又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的推進器。
2.政府經濟職能的良好履行為和諧社會的實現提供保障。建設和諧社會的條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職能的轉變要到位,沒有政府,就沒有和諧社會的建立。因為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是經濟的和諧發展,而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為經濟的和諧發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也就是說政府不僅要有行政職能,更要擔負起相應的經濟職能,從而為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提供條件,創造良好的環境。
3.和諧社會的經濟標準使政府能找出自身經濟職能體系的不足,不斷促進政府經濟職能體系的完善。黨的十六大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確立為“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大職能。這些經濟職能是合理的,關鍵是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與和諧社會的標準,去分析當前中國體制改革進展不快進而對公平與效率關系處理不當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滯后、體系結構混亂以及經濟職能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造成的。主要表現為中國政府在建設與執行以上四項經濟職能過程中不管是微觀與宏觀方面一直都存在“越位”、“錯位”和“缺位”三大問題,與市場經濟發展的一些矛盾也暴露出來。因此,我們應該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解決存在的問題,建立和完善功能齊全、結構合理、運行協調、靈活高效的政府經濟職能體系,才能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
二、中國政府經濟職能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
1.政府職能越位問題。政府職能越位是指政府做了不應該由它做的事情,表現在政府職能突破了政府與市場、企業和社會的合理邊界,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導致壟斷和不公平。主要表現為首先政府職能與市場功能不分,指政府代替市場去配置與私人物品相關的資源,包括不合理的行政審批過多過濫,政府自身還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制約機制,工作缺乏透明度。其次政府組織與企業組織不分,指政府變相經營企業,甚至承擔和不放棄應當屬于企業的經營管理責任,政府通過有關部門干部任免、項目審批、質量評定等方式干涉企業內部的各項微觀活動等等,影響中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進程。第三是政府組織與社會中介組織不分,政府通過主管、掛靠、指導等方式直接介入各種協會、社團、自治組織的內部管理與運作事務,使它們直接或間接處于政府組織的附屬地位和控制之下,難以真正依照自我管理、約束和發展的原則成長發育,阻礙了中介組織在公共服務中地位的形成和作用的發揮。第四政府組織與事業組織不分。兩者的混同在實際中既有使用事業編制的行政機關,又有使用行政編制的事業機構,有的承擔一定的行政職能變成行政部門的延伸,導致事業組織常成為政府機構精簡的“收容站”,而且為政府組織越權行使非分職權提供了組織上的條件[3]。例如,證券市場監管體系還很不完善,仍然帶有政策市的性質。
2.政府職能的錯位問題。政府職能的錯位是指政府沒有做好應該做好的事情,行使了不該由政府行使的職能,在對政府職能進行大規模的調整和改革時期,這個問題更加突出:政府職能分工定位上存在交叉和混淆的情況,即同一層次的政府部門之間和在不同層次的政府之間的職能重復交叉設置及財權和事權不統一等。第一從縱向看,既有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職能越位,也有下級政府對上級政府、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職能越位。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例如,在土地等資源的管理上,較多的情況是下級政府和地方政府越位較嚴重,而在人事、機構管理方面,大多是上級政府越位。第二從橫向上,主要是各級政府部門職能交叉、重疊,職權劃分不清楚,互相推諉扯皮,經常發生政出多門的問題。第三從條塊關系上,既存在上級業務主管部門超越職權干預下級政府管理事務的現象,又有下級政府超越職能干涉上級業務主管部門業務的現象。
3.政府職能的“缺位”問題。政府職能的“缺位”指政府沒有做它應該做的事情,就是說中國政府在市場失靈的領域要做的事情很多,應該負有責任的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沒有很好地履行[4],一直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做,即在某些公共領域失職了。具體表現在:
(1)最基本的公共物品供應無法完全保障。例如,基礎教育存在很大的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教科文組織提供的一個經驗數據,發展中國家財政占GDP比重達到25%以上,教育要占GDP的4%,也就是占到財政支出的1/6。而中國2006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為3.01%,中國離4%的目標還有差距。類似應由各級政府提供的教育、文化、體育、醫療衛生、公交、自來水、電力、天然氣供應等公共服務,仍然不能滿足企業和公民的需要。應由政府提供的郵政、鐵路、水利、生態環境和必要基礎設施建設仍然力度不夠;應由政府負責的市場規則不完備,信用制度不健全,還未形成市場自動調節機制。(2)社會管理出現了許多空白,從而導致了一些社會不公正和社會不和諧。最主要體現在收入差距不能緩解的問題上,其根本原因在于稅收制度不夠健全。國家雖然通過一些稅收改革在逐步縮小不合理差距,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逐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如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問題食品等,都暴露出中國社會管理職能嚴重滯后的問題。
造成以上問題的原因一是中國長期以來偏重經濟增長,政績考核體系的不科學,忽視人的創造性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法律體系的不完善更加導致法制的制約力不夠,形成政府缺位、越位、錯位并存,從而導致資源的浪費與短缺并存,因此,美國經濟學家錢穎一針對中國的改革歷程認為,中國應選擇有限且有效的政府,以取代過去的無限又無效的政府。政府應該在功能上“有進有退”。該退的地方一定要“退夠”,政府應盡量退出市場領域,比如放松對企業的管制,給企業充分的自;該進的方面要“進足”,政府同時要加強對某些經濟活動的參與和監管,比如加強金融監管等。
三、構建現代政府經濟職能體系的基本思路
目前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經濟職能體系是絕對標準的,但不同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經濟職能范圍及實現方式又不盡相同。因此從層次上看,可以將政府經濟職能分成三個層次:一是戰略引導職能,二是宏觀調控職能,三是微觀監管保護職能。通過法律的形式適當區分職能,將決策部門的相近職能集中化,執行部門綜合化,機構層次扁平化,同時落實到具體部門。才能構建符合本國國情并與和諧社會相適應的合理和完善的政府經濟職能體系。
1.從全局上執行戰略引導職能。黨的十七大明確強調了國家計劃的導向性問題,計劃是指導性、戰略性、預測性的,以實現市場與計劃在更高層次的綜合。劉國光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計劃”的[11]。因此,政府的經濟職能的首要任務是研究和制定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措施。只有加強對影響經濟全局重大問題的研究,正確判斷國際環境的變化趨勢,才能從統籌城鄉、統籌地區、統籌經濟社會、統籌人與自然相和諧、統籌國內經濟與對外開放的高度,從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高度,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把經濟增長的潛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來,使國民經濟能夠在較長時期保持快速健康增長,推動社會全面進步[5] 。各級地方政府應當根據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和全國統一的產業政策,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區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戰略和規劃。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及由專業經濟管理部門轉化成的行業協會,還應通過信息搜集、處理和等手段,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為企業提供各種服務,有利于全國社會資源的統籌與規劃。這樣政府只管宏觀,微觀由市場去做,政府職能分明,才能改變越位、缺位、錯位問題。
2.從宏觀方面強化平衡協調職能。所謂平衡協調職能是指政府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稅收政策、利率機制、匯率機制等宏觀經濟政策和杠桿來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控制經濟非理性發展,平衡國內外經濟,以達到充分就業、價格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政策目標[6] 。西方國家政府十分注意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和綜合協調職能。例如美國的總統府,英國的內閣委員會、財政部,法國的總統府、經濟計劃廳等,都是承擔宏觀調控和綜合協調職能的重要部門。中國自改革以來,歷次宏觀調控取得一定的效果可以看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性。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爭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盵7] 現階段在宏觀方面補上缺位,改變錯位的重點是建立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綜合運用公共收支政策調節宏觀經濟運行和收入分配,更加關注民生。將資金更多地投向長期處于“瓶頸”的社會事業。實現公用事業領域“多元化投資、市場化運作、科學化管理、優質化服務”的改革目標。同時向西部農村傾斜,加大中央財政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支付力度,解決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實際問題。
總之,政府經濟職能的宏觀層面就是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消除不穩定不健康因素,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良好的基礎。只有宏觀上增強政府的主導、協調與駕馭能力,才能構建一個有力和有效的政府。
3.從微觀方面執行監管職能,強化對企業和消費者的保護。政府經濟職能的微觀層面是指通過立法規范個體與社會經濟生活的行為方式。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驗是對微觀經濟履行消極規制的職能,即政府通過法律和法規形式進行有規定的管理,為微觀經濟活動提供良好的環境。
(1)減少對經濟的直接行政干預,做有限政府。首先弱化微觀管理職能,缺位的要強化,錯位的要轉變,越位的要退出,實現政府職能和市場職能分開、政企分開、政社分開、政事分開。現在世界各國政府改革的一個大趨勢是由社會中介和市場來承擔政府退出市場能調節的領域,① 或實行公共事務管理民營化,將公共服務或部分政府職能委托給民間團體或私人管理。如日本政府將清潔衛生、維修公共設施、修建學校等社會公共事務委托給地方自治體、民間團體或私人管理,除社會福利設施外,其他社會公共事務委托管理面達80%左右。美國大約有35%的地方政府讓私營公司負責收集城市垃圾,42%的地方政府使用私營企業經營城市公共汽車系統[8]。 當前中國通過培育和規范中介組織,明確各類中介組織的職能和職責。取消行政性壟斷,割斷社會中介組織與政府部門的利益關系。使政府從微觀經濟事務中解放出來,集中精力抓好宏觀管理。其次重新劃分與調配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與財權[9], 給地方政府相應的財權來有效保障事權,使二者相匹配。建立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政府與市場要逐步形成比較和諧協調的互相配合機制。(2)加快制定各方面的法律法規,強化保護職能,做有規政府。借鑒立法比較完備的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他們運用法律干預和調節的范圍已經十分廣泛,幾乎到了有需要就有法律的地步。美國學者奧肯說過“市場的運行事實上,日常生活亦是依賴于政治制度的各種強制性權力。國家運用這些權力,建立并保障市場上的權力,直接提供某些基礎的服務,并間接地創造出信任、理解和有安全保障的環境,這對企業日常生活是生命攸關的?！盵12] 東亞的經驗表明,依法治國比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更重要。首先強化各種產權保護,通過政策引導和信息提供等手段,幫助企業規避風險,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特別是嚴重影響中國投資環境和企業競爭能力的不合理、低效率的項目審批制度。只有擺脫了大量微觀審批事項的政府,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其次,對產品進行質量規制。針對假冒偽劣商品泛濫等信用問題,偷稅、逃稅、騙稅、走私,建筑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等嚴重問題[10], 盡快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打破行政壟斷,打擊各種違法亂紀、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防止企業相互勾結,形成價格聯盟,保證各種食品的安全,保護消費者利益。
綜上所述,政府經濟職能體系的建立是一個逐步深化、完善和漸進的過程。要根據經濟發展本身所處的階段與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國情以及面臨的國際形勢來相機決策和適當調整,使政府成為本國經濟發展的服務者和保障者,從而有利于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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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萍.經濟發展新階段政府經濟職能的創新[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
知識經濟社會范文4
反壟斷制度著力于以限制或禁止壟斷的方式促進社會財富的積累，知識產權制度則著力于以賦予權利人專有權的方式促進社會財富的積累，兩者雖然有著共同的目標，但走的卻是截然相反的道路。筆者認為，如何協調兩者的關系將成為我們今后無可回避的話題。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問題在西方已經成為反壟斷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相關案例也已引起高度關注。這個問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知識財產發展中國家，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一、從反壟斷制度的視角看知識產權
(一)壟斷的含義、現實形態與合理原則
壟斷在狹義上指市場結構上的限制競爭，廣義上泛指一切限制競爭行為。我國反壟斷法不僅反對市場結構上的限制競爭，也反對其他限制競爭行為，基于此，本文采廣義說。盡管我們從理論上可以對壟斷作上述抽象的定義，但經濟發展階段狀況的變化仍然深深地影響著反壟斷政策，各國立法出于技術性原因也往往對壟斷不作定義，這就使得壟斷含義的非確定性至為明顯。另一方面，壟斷的含義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美國的反壟斷以反托拉斯著稱，德國則以反卡特爾為代表，日本以反私人壟斷為己任，中國則又以反行政壟斷為特色，不同民族狀況的差異導致了壟斷的含義各不相同。
值得重視的因素還有競爭的現實可能性。經濟學理論認為市場狀態可以分為完全競爭、有效競爭(壟斷競爭)和絕對壟斷。事實上，完全競爭和絕對壟斷在實踐中出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完全競爭雖然是最優選擇，但競爭的結果必然導致一定程度的壟斷，因此這種最優選擇在現實環境中并不存在，大量存在的是壟斷競爭形態，即市場主體處于某種程度的壟斷狀態下，追求最大限度的有效競爭。這種形態是次優選擇，但卻是現實的和可行的。
這些因素使合理原則這一靈活的策略浮出了水面。合理原則使反壟斷法能夠在反壟斷適用和適用例外之間尋求平衡；為反壟斷司法在克服成文法的固有缺陷的過程中提供依據；為反壟斷法和其他法律制度的協調找到坐標。因此，當今國際上反壟斷立法和司法的主流表現為對市場支配地位進行低度立法，將對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制限定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范圍內也就不足為奇了。既然市場支配地位必須以合理為要件，那么知識產權人享有市場支配地位的限度當然也不是絕然不能討論。
(二)適用例外與知識產權
在遭遇知識產權時，反壟斷法傳統地將其列為適用例外范疇。反壟斷法適用例外亦稱適用豁免，指反壟斷法規定在某些特定領域中允許一定的壟斷狀態或者壟斷行為存在，而不追究其法律責任的特別制度。日本有學者認為適用例外可以分為“本來的適用除外”和“后退的適用除外”，其中知識產權的反壟斷豁免屬于前者。然而，發達地區的晚近立法和司法似乎使上述傳統觀念受到了沖擊，反壟斷適用例外的適用在總體上正日益呈現縮小趨勢，而知識產權市場支配地位的濫用也逐漸招致反壟斷措施的適用。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在1995 年共同了《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Antitrust Gmdehnes for the Lmensm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系統闡述了關于知識產權的基本看法、對許可證協議的分析方法和反壟斷法律適用原則。此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于微軟案的終審裁決也再次明確了微軟公司的搭售行為是對著作權的濫用，構成了對反托拉斯法的違反。歐共體也規定：任何在共同市場內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只要該行為會影響成員國之間的交易，將會因與共同市場抵觸而被禁止。在這個領域，歐洲法院最具影響力的案例莫過于Magall案了，法院認定在RTE、ITV和BBC三家電視臺沒有向消費者提供共同的電視節目預告單的情況下，被告憑借著作權阻止Magdl公司制作電視節目預告周刊的行為屬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事實上，在知識產權發達地區的上述立法和司法活動是有其原因的。知識產權雖是合法的專有權，但它畢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競爭，而這種對競爭的限制是利益權衡的結果。知識產權制度并非完美無缺，只是其消極后果在法律容忍的范圍內罷了。由于擁有知識產權往往會使企業在某一特定市場上形成事實上的支配地位，至少是加強這種地位，因此如果有關企業的支配地位被用來實施非法限制競爭的行為，那么這種對市場支配地位的不正當運用行為就違背了自由公平競爭的原則，同樣會構成對反壟斷法的違反。
二、從知識產權制度的視角看反壟斷
知識產權應當是包括工業、科學、文學和藝術領域的人類智力活動所產生的一切權利，其客體是智力成果，它們與文化技術信息密切相關。這些信息與有形載體相結合便可以大量復制，載體是人們為了方便信息傳播和保護的需要而設置的軀殼，其靈魂是信息。知識財產并不包含在軀殼的復制品中，而是在復制品所反映的信息中。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知識產權制度保護的是權利人對信息財產的專有權，但這并不必然使知識產權的保護延及對權利人市場支配力的保護。因為人們根據現有信息通過自身的智力勞動而創造出類似智力成果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事實上也確實有不少智力成果不乏競爭性替代物，這就會使知識產權權利人難以支配市場。因此，簡單地從知識產權的專有性推理出知識產權權利人在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是不全面的。當然，既然法律賦予知識產權權利人以專有權，那么權利人也完全可能在某一期間和地域內自然地形成市場支配地位，換言之，一定信息財產的合法壟斷地位。“只要擁有這種市場支配力不具有維持或進行壟斷的意圖”，那么市場支配力的存在本身就并不構成違法，正因如此，“基于某項知識產權而擁有市場支配力的企業，其經營和許可行為應當更加謹慎?！?/p>
在討論知識產權制度時，我們還不得不提及該制度的創設目的和價值取向。正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第7條規定的那樣，“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執法應當有助于技術創新以及技術轉讓和傳播，有助于技術知識的創作者與使用者相互收益并且是以增進社會和經濟福利的方式，以及有助于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憋@然，知識產權制度天生是平衡的產物。知識創新與知識傳播的平衡意味著知識經濟既要求知識的大量生成，又要求知識的迅速傳播；知識創新與知識應用的平衡意味著知識經濟既鼓勵知識的大量生成，又渴望知識的廣泛應用，進而達成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總體平衡。這些看似完美的追求，因為過分地期望魚與熊掌的兼得，反而常常使我們無奈地面對以下悖論：“沒有合法的壟斷就不會有足夠的信息生產出來，但是有了合法的壟斷又不會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初看起來，知識產權是一種先進制度，然而實際卻是一種既能促進也能延滯國家產業的制度。因此，人們在進行技術轉移時既應積極利用這一制度，又應對其加以適當限制，做出全面考慮?！?/p>
我們在建構知識產權制度時，出于對其目的的考量，已經在知識產權法中預設了針對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內部制約機制，著作權法中的法定許可制度、合理使用制度、專利法中的強制許可制度、知識產權權利用盡制度等等皆出于此。從兼顧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要求出發，知識產權制度要實現這兩者之間的平衡，不僅應當考慮到維持企業間的競爭秩序，而且還要進一步考慮到消費者選擇商品的權利，使知識產權的各機制之間保持內在的協調。知識產權的濫用不僅與知識產權法自身維持社會整體效益的目標之間有所抵觸，而且與有效競爭的理念存在沖突，也極易與民法上的公平、誠信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發生背離。相應地，知識產權的濫用除了要受到知識產權法自身規范的限制以外，至少還要受到民法的基本原則和反壟斷法的限制。它們可以從各自特有的角度出發，確保知識產權這一合法專有權的行使不背離法律設定它的基本宗旨。“知識產權法自身的規范的限制屬于內部限制；而民法的基本原則和反壟斷法的限制則屬于外部限制，且一般屬于對權利人權利行使的限制?！边@樣看來，用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濫用行為進行規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當然，在實施知識產權濫用行為規制時，我們也需要考慮反壟斷法本身的屬性以確定一個恰當的規制范圍和角度。正如《歐共體條約》第81條規定的那樣：知識產權許可要構成違法。它必須是因限制競爭而受到該條禁止的協議、決定、聯合行為，或者系其手段。因此，只有在特殊情況下，知識產權的行使才會依條約第81條的規定受到限制。所以，反壟斷法規制的“知識產權的濫用主要表現為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不正當地限制競爭的行為。這是由反壟斷的社會本位性和保護競爭的特點和調整角度所決定的。”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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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前市場經濟立法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思考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國家權力機關的立法是最重要的部分,同時,行政法規在市場經濟法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地方性法規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年來,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我國的國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與此同時,在立法中也存在一些函待解決的問題。如:立法仍滯后于改革;有的地方立法質量還不很高;地方立法中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也還存在一些問題;地方立法從大局出發不夠等。這些問題必須根據憲法的原則,以改革的精神,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戰略高度,重點從以下四個方面去解決:L要加快立法,必須進一步統一認識,明確指導思想。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體系中,立法要以憲法為依據,進一步解決思想,更新觀念,大膽探索,勇于實踐,使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緊密結合起來。一些應興應改的事情,盡可能先立法后行動,開始粗一些,逐步完善起來,用法律引導和推進改革開放的發展,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立法同改革開放進程相適應,避免因無法可依造成的嚴重損失。
2.要加快立法,必須認真體現黨的關于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在制訂法律法規中,只有認真體現黨的方針、政策,使黨的關于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法律化、規范化,使黨的主張經過立法變為國家意志,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使黨的關于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法律化、規范化,使黨的主張經過立法變為國家意志,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同國家的法律法規相連接,具有連續性、穩定性和權威性。
3.要加快立法,必須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立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制訂的法律量大面廣,統籌規則,突出重點,急需先立,不斷完善。根據中央精神,按照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我國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原則,制訂規范市場主體法律。其次,為了保障市場主體進行公平交易和正當競爭,應按照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制訂調整市場交易關系,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第三,為了使宏觀調控、管理和服務依法進行,保障市場正常、有效運轉,實現宏觀調控目標,應當制訂加強宏觀調控和促進對外開放等方面的法律。第四,為了在開展公平競爭的同時,維護社會的安定,應當制訂、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第五,為了扶持基礎產業,保障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應當制訂發展基礎產業、改善經濟環境及其他方面的經濟法律。
4.加快立法,必須改進地方立法工作。黨的以來的這些法律法規的制訂和實施,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到了引導、規范、保障和約束的作用。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現有的法律還遠遠不能滿足不同區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仍存在責任不清、部門扯皮,法律條文沖突和立法程序不順等現象,造成立法效率低、周期長、進展慢。要改進這一工作現狀,首先要改進地方立法方式,按照有關要求,有些法規草案,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門負責起草:有些涉及改革和建設全局的法規草案,可以由地方人大常委會或有關專門委員會牽頭,組織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專家、學者起草,注意吸收專家、學者參加地方立法工作,實行實際工作者和專家、學者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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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府；社會資本合作；合作機制；發展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2.007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工作的深入開展，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各地政府面對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特別是債務問題促使各級政府切身感受到引入社會資本的迫切性。PPP模式的機制創新，即用社會資本替換地方政府債務，而同時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不但不會因此而減少，反而會產生更大的正面效應。因此從實踐角度探討進一步優化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運作機制和操作模式，將有利于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項目的開展。
1 PPP模式的概念、特征
1.1 PPP模式的概念
1.1.1 政府部門的定義
英國政府提出PPP是指政府授權私營商代替政府建設、運營或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并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種服務是通過政府與私營商簽訂長期協議來約定的。國家發改委及財政部對PPP模式均有類似的定義，發改委更注重合作雙方合作模式，而財政部定義更注重分工和投資回報等財務方面內容。
1.1.2 學者定義
焦小平認為PPP模式可分為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定義（從經濟學角度）指政府、私人在市場機制下合作，提高政府資源利用效率，實現物有所值目標，同時能有效改進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狹義的定義指政府和社會資本利用市場手段，通過長期合作合理分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風險，提高其質量、效率和數量。賈康認為“PPP”是指民營資本方通過政府公共部門與民營資本方的合作，通過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共同實現各自利益；合作過程中體現在互利、共贏兩個方面，即通過這種管理和合作，可以在為社會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同時適當滿足私人部門的投資利益，最終都使得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大的作用，提高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筆者認為，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及其它兩位學者或官員的定義均比較全面，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1.2 PPP模式的特征
PPP具有三個主要特征，第一個是“合同關系”，這是合作前提。以前政府從極高的權屬、立法方面進行的公共事務管理，這些事務的處理沒有體現任何合作伙伴關系，純屬單方面的管控。PPP中公共部門和民營部門合作并形成合同關系，核心問題是目標一致：即從PPP項目中實現更多、更好的產品或服務的供給，前提是以最少的資源和代價。而兩個部門的最終利益則是在共同目標基礎之上的各得所需，體現了“合”而又“同”。第二個特征是“利益共享”，這是合作的目的。體現在：任何PPP項目都是帶有公益性的項目，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因此PPP中公共部門需要控制民營部門可能獲取的高額利潤。但如何能實現政府部門與民營部門共享利益呢？就要擴大“共享利益”的范圍，實現包括除直接成果外，還包括項目中相對間接、長期穩定的收益，當然也包含了很多潛在的利益回報。第三個特征是“風險共擔”。風險分擔，是形成健康、持續的伙伴關系的基礎。由于PPP項目的特殊性，其風險來源多、周期長，一個PPP項目建設過程包括了融資風險、項目建設風險、運營風險等全項目周期的風險，PPP項目已經超越了政府公共部門的管理，來自市場的風險更是前所未有。由于PPP項目中政府部門與社會資本方相互交織在一起，項目風險也融合在一塊。如果沒有風險分擔的意識是無法實現PPP模式的正常運行的。風險交織及合理分擔風險是PPP模式區別于其他交易模式的顯著特點。
2 新型城鎮建設建設內容與PPP模式的相關性分析
任何問題的處理方案及方法中均離不開“普遍聯系”這個事物普遍規律，為什么說目前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內容離不開PPP融資模式的助力，下面將從新型城鎮化建設內容及其與PPP模式的相關性進行分析。表格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及國家發改委于2014年《關于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整理。國家發改委在《指導意見》別提出各地新建市政工程以及新型城鎮化試點項目作為增量上改革的重點，優先采用PPP模式。根據上面國家發改委關于PPP項目的適用范圍和新城鎮建設內容對比分析可以看出，兩者的相關性極高，無疑都與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公共服務三個方面完全重合、正相關。可以這樣定論，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只要是符合PPP模式的建設內容，均可以采用該模式，但是筆者需要強調三點。一是PPP模式需要以項目為標的進行的合同、合作關系。二是強調“社會資本方”原則上是指不包括本級政府所屬融資平臺公司及其他控股國有企業在內的境內外企業法人。三是PPP模式在新型城鎮化應用中將逐步實現新的轉型：如從單純的融資向經營轉變；土地從整理向經營轉變；從單個項目向片區轉變；從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轉變；從獨資向股權合作、混合所有制轉變。
國家發改委通過門戶網站上PPP項目庫專欄，已于5月首批公布1043個、總投資為1.97萬億元的PPP項目。上半年各省區市共計公布2.2萬億元的PPP項目，全年有望突破3萬億元。如果以國家層面加之各省市每年按退出3萬億PPP項目預測，到2020年共六年，PPP項目合計投資達18萬億，前文提過，我國在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到60%水平，將需要42萬億投資。PPP項目預計將占新型城鎮化投資比重達50%左右，可見其貢獻率非常之大。
3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機制與實施路徑
3.1 宏^層面新型城鎮化PPP合作機制與實施路徑
按國家與地方投資內容及城鎮格局進行分類推進，即國家層面、區域城市群、市縣城市（鎮）三個層面按不同級別選擇不同的PPP模式。（1）根據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國家將根據中央及地方權限，投資國家戰略層面的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重大基礎設施，在強化綜合交通運輸網絡支撐國家層面及地域方面助力地方新型城鎮化建設。（2）區域城市群層面，提出優化提升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要以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為目標，繼續在制度創新、產業升級、科技進步、綠色發展等方面走在前列，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發揮其重要支撐和引領作用；培育發展成渝、長江中游、中原、哈長等中西部地區城市群，使之成為促使我國國土空間均衡開發、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這些重點區域的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各城市間的密切合作才能達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城市群效果。（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3）具體到新型城鎮（市）層面，是最微觀層面，首先需要滿足國家區域、地域的整體規劃要求，其次根據城鎮的特點，建設有特色、適宜的新型城鎮，重點在綠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幾個方面推進。三個層面的融合，將會劃分出不同類型的PPP項目，將有利于新型城鎮化建設與PPP模式的完美結合。
3.2 微觀層面新型城鎮化中PPP合作機制及實施路徑
前面論述過，新型城鎮化中的建設內容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公共事業領域及公共管服務領域三個方面。本人根據分析這三個方面的建設內容及特征，可歸納出適用的PPP模式。詳見表2。
3.3 操作層面PPP合作機制及實施路徑
PPP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按“項目”進行管理，其實施路徑實際上就是科學的項目管理過程，嚴格遵循項目管理相關法律法規進行。PPP項目操作流程劃分為項目識別、項目準備、項目采購、項目執行、項目移交五個主要階段。如圖1所示。
4 結語
綜上所述，在新城鎮建設規模不斷擴大的今天，PPP模式仍然是在我國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框架內實現的，實踐中仍有很多關鍵環節和重點事項，我們必須要按照財政部PPP模式操作流程加入各參與方及具體的各關鍵環節操作要點進行梳理，制定政府與社會資本的正確合作機制，采取有效的落實措施，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