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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原因范文1
關鍵詞：市場經濟 誠信缺失 誠信機制
一、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
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產生，商品市場逐漸發展起來。市場經濟是以市場活動為依據來進行資源配置的一種經濟組織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誠實信用是主體增強競爭優勢的社會資本，是防止市場扭曲的基本手段，是謀取正當利益最大化的必要前提。誠實信用是市場契約的基礎，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是市場競爭的必備要素，是合理獲利的有力保障。它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與發展的基本德治條件，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缺失的主要表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商品化的經濟形式，它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競爭性和開放性的特征。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由于其固有缺陷，即市場調節的局限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誠信問題日益凸顯。誠信缺失的現象已成為制約市場經濟發展的癥結。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缺失的表現可以歸結如下：
1.個人信用失常。個人信用是社會信用的最小單元，也是社會誠信的直接表現。個人信用失常表現為個人在經濟與社會交往中利用契約的不完備性，進行惡意破壞契約和逆向選擇的行為。欠債不還、惡意透支、學歷造假、偽造票證、學術不端等都是個人信用失常的常見表現。
2.企業信用惡化。企業是參與市場的主體，企業信用若出現缺失，則會嚴重影響市場的穩定運行。制假售假、惡意競爭、招標圍標、失信賴賬、惡意欠薪、賬務虛假、偷稅漏稅等企業失信行為，使商業信用日趨萎縮，也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擾亂市場秩序。
3.中介組織失信。中介組織主要為市場主體提供信息咨詢、經紀、培訓、法律等各種服務，在各類市場之間從事評估、協調、檢驗、仲裁等活動。中介組織的中介活動是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相結合中不可缺少的環節，發揮著調節與監督的職能。然而，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各類市場中介組織為自身利益提供虛假信息，與企業合謀、欺騙公眾等行為成為誠信缺失的重要表現，嚴重干擾了市場秩序。
4.政府信用降損。政府信用是社會誠信的基石與保障。政府誠信缺失現象嚴重，為社會風氣帶來極大負面影響。然而，近年來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轉軌時期，政府政策存在不穩定和不連續性，個別地方政府還存在貪污受賄，偽造政績，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使得公眾對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和承諾的信任度下降。
個人、企業、中介組織乃至政府的誠信缺失擾亂了正常的交易秩序，使得市場競爭難以有效開展，市場配置資源功能受到破壞，嚴重影響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目標的實現，社會誠信的重建已經迫在眉睫。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面對日趨嚴重的誠信缺失現象，市場主體表現為極度的困惑。然而，誠信缺失現狀的背后實則存在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
1.社會誠信氣氛不濃厚。誠實信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如此，在誠信的力量主要是靠道德和宗法的倡導與推動的大環境下，社會誠信仍缺乏社會強制力的推動與保障。市場經濟運行初期，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更多依靠的是關系，而非合同契約，這就使得信用機制退居后位，誠信氛圍逐漸弱化。然而，隨著市場的擴大，商品交易行為大幅增加，交易范圍既深且廣，舊規范難以滿足生產經營和商品交換的需要，而新的信用規范仍處于萌芽狀態，各種失信現象屢見不鮮。在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由于道德評價的多元性和社會監督環節的薄弱，也為營造社會誠信氣氛帶來了不利影響，助長了誠信缺失的不良風氣。
2.社會誠信體制不健全。市場經濟依靠客觀經濟規律來自發調節經濟運行。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特點，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內在驅動力。市場經濟的競爭性使得主體為在競爭中取勝，當正常競爭不力時，就會采用非常手段，以喪失信用為代價換取競爭的優勢地位。市場經濟造就的信用，在對市場主體缺乏必要約束時，依然會因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缺陷而遭到破壞。
誠信機制不健全、信用信息共享困難也是造成社會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個人、企業的信用資料并未實現全開放，難以形成約束機制。政府部門難以對企業信用進行有效監管，誠信信息來源實行壟斷式保護，使得信用信息公開難以實現，信用行業無法快速發展。
3.法律法規及配套政策滯后。誠信社會的建立不能單純依托在道德規范之上，更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剛性約束。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離不開完整、系統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支持。對法規的執行存在著消極性和部門利益的傾向性，是失信屢禁不止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并未在制度上權衡和區分守信者與失信者的利益，守信者沒有得到充分的激勵，失信者不會受到嚴厲的制裁，在這樣的法律法規及政策環境下，誠實信用的缺失也是必然。
4.中介服務的市場化程度很低.我國社會信用中介服務行業發展剛剛起步，市場運作機構（如征信公司、資信評級機構等）和信用產品（如信用調查報告、資信評級報告等），所占市場規模有限，行業整體水平不高。缺乏完整而科學的信用調查和評價體系，導致了企業的信用狀況得不到科學、合理地評估。市場監管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所等）不能發揮對信用狀況的有力監管也是市場主體誠信缺失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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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丹，邵秀娟.當前中國社會誠信現狀、原因及對策[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1（04）
社會經濟原因范文2
市委和市政府高度重視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建設。市第十一次黨代會和最近召開的市十一屆二次全會再次強調指出,要提高重點區域開發建設步伐,加快19個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建設,發揮其在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產業升級中的引領作用,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要貫徹落實市委的決策部署,加快富庶美麗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城市建設,不斷提高大連區域核心地位和龍頭作用,建議從以下五個方面發揮19個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在全域城市化建設中的引領作用:
1、規劃引領
規劃是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建設的重要依據。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高起點、高標準、高質量地編制本區域發展規劃體系,重點編制人口發展規化、土地利用規劃、產業發展規劃、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社會事業發展規劃和生態保護規劃,實現區域規劃的全覆蓋。區域規劃要更好地配置本區域空間、土地、水、岸線等資源要素,實現區域內公共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凸顯區域發展特色。如,花園口經濟區,聘請新加坡裕廊國際編制了花園口全域概念性規劃和城市設計規劃,確立建設既適宜產業發展,更要適宜人居的50萬人口城市目標。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要以科學、適度超前的規劃理念和規劃藍圖,引領示范其他地區逐步走上全域謀劃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軌道。
2、政策引領
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肩負著推動遼寧沿海經濟帶開發開放、拓展大連城市空間、做大做強大連城市經濟總量、促進大連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引領大連經濟騰飛的重任。要提高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開發步伐,發揮其在大連全域城市化建設中的示范引領作用,不僅要爭取促進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建設的政策制高點,還要針對全域城市化建設中面臨的突出問題,且立足當前、著眼未來,重點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建立事權與財權相匹配統籌城鄉發展的公共財政體系;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逐步廢除與戶籍相聯系的各種社會福利內容,為不同戶籍身份的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推進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對于集體土地征用政策、農村宅基地征收拆遷補償政策的改革,一定要體現農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加大財稅金融制度改革力度,使資金、技術等要素向農村傾斜,采取公共財政支出、低息貸款、發行債券等形式加大對農村道路、水利、住房的投入力度,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以上政策的先行改革,可以為其他行政區提供借鑒。
3、產業引領
產業支撐,是推進城市化最堅實的基礎。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應充分發揮政策優勢、功能優勢、產業優勢,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的層次,立足于國際化的先進制造業基地、自由港或自由貿易區等長遠目標,在更高的層面上推進對外開放。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圍繞世界前沿技術,瞄準牽動力強、科技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產業鏈條長的大項目實施重點招商,著重吸引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采購中心和投資公司落戶大連。在工業和服務業領域,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既是對裝備制造業、石化、造船、電子信息等傳統產業開展升級換代的主戰場,又是開發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節能環保等戰略新興產業的主戰場,也是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的主戰場。在農業領域,要大力發展都市型農業,開發集生產、生活、生態于一體的多功能農業。為此,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要率先做好產業結構調整這篇大文章,帶動其他地區現代產業的快速發展。
4、民生引領
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作為制度安排、政策設計和戰略調整的重要依據。逐步擴大財政對“三農”和低收入群體轉移支付項目,提高轉移支付標準,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逐步縮小城鄉和貧富差距。采取稅費減免、社保補貼、小額擔保貸款、就業創業培訓補貼等政策措施促進下崗失業人員、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再就業,激發具有創業意愿和創業能力的各類人員自主創業,營造一種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公正和諧的就業環境和正常的生活秩序。要繼續加大財政用于教育、醫療、衛生、住房和社保資金投入力度,不斷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做好失地失海農民、鎮改街職工參保和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力爭為其他區域探索出以民生幸福倒逼轉型發展的有效路徑。
社會經濟原因范文3
1 前言
從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來看，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經濟發展中，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在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農業作為主要的經濟結構起到了支撐的作用，同時，商業和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商業特點并不明顯，手工業占比也比較小。而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以及商業規模和手工業占比不斷擴大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朝著資本主義的方向開始發展，并且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2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
1.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
基于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對農業經濟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并且將主要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要素都用來發展農業，這不但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形勢有關系，與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在整個產業結構中，農業的所占比重相對較高。
2.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商業特點不明顯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結構，對商業的關注較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抑制商業發展的趨勢，使得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商業特點不夠明顯，商業屬性不夠突出，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商業的規模以及商業的發展形勢都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商業的所占比重相對較少。
3.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手工業占比較小
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手工業是一種獨特的經濟形式，但是由于中國在封建社會中沒有與西方的工業革命相結合，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手工業的比例相對較少，手工業的產值也比較少，手工業僅僅作為商業的一個分支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手工業占比較小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另一個特點。
3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基礎
1.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經濟基礎
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明清時期進入了鼎盛，其中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有效地推動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使當時的社會經濟具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基礎，也有效地解決了資本主義萌芽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經濟基礎問題。因此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2.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遇到了瓶頸
與此同時，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瓶頸，如果還是一味的抑制商業發展，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將會崩潰，在這一瓶頸面前，商業規模的擴大使得資本主義這一新的經濟形勢開始了有效的發展，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狀態。
3.手工業產業規模的擴大，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工業基礎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中國的手工業產業規模也得到了不斷的擴大，在明清時期手工業開始快速發展，并立足于西方的工業革命，中國的輕工業開始了緩慢的發展，這一狀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良好的工業基礎，使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有可能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所以，在資本主義萌芽中，手工業產業規模的擴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4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1.農耕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勢必形成了對新的經濟形式的追求
在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農耕經濟的發展思路是主要的社會經濟結構基礎，而在明清時期農耕經濟發展思路開始了一定的轉變，對于商業的重視以及輕工業的發展，都成為了新經濟形勢的一種重要探索，因此，農耕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勢必形成了對新的經濟形勢的追求，使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進入了理想的狀態。
2.農業與商業并重的發展思想，成為了誕生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標志
隨著商業規模的擴大，以及商業經濟思想的不斷發展，商業結構和商業經濟形勢改變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開始了有效的經濟結構調整，為適應商業與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妥協，而這些發展基礎都成為了誕生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標志。所以，農耕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成為了追求新的經濟形式的重要基礎。
3.對工業的全新認識，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經濟開始對工業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這一基礎上，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獲得了有力的推動和支持，并且得到了輕工業的有力支持，從明清時期的輕工業發展來看，特別是晚清時代，輕工業已經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和雛形，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形成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5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使資本主義萌芽成為了必然的發展趨勢
1.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發展到了盡頭，必然會出現新的經濟形式
從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來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不斷的發展中，已經逐漸的走到了盡頭，特別是在清朝末期，資本主義萌芽已經成為了取代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重要經濟形式，之所以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主要原因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已經無以為繼，只有出現新的經濟形式，才能夠推動社會經濟的有效發展。
2.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突破發展瓶頸的嘗試中，誕生了資本主義
從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來看，在每一次突破發展瓶頸的嘗試過程中，都對資本主義這種經濟形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且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各項生產要素也決定了只有進入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才能夠實現資源的合理配套，進而提高經濟的發展質量，因此，資本主義的誕生主要得益于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對發展瓶頸的突破。
3.中國社會經濟總量的提高，必然會出現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經濟的現象
中國社會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狀態下得到了長期持續的發展，使得中國社會經濟總量不斷地提高和累加，在發展速度和經濟總量上都達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并且由于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以及封建王朝的結束，資本主義勢必成為取代封建經濟的重要手段，對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6 結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對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中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不但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基礎，還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最后，中國社會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使資本主義萌芽成為了必然的發展趨勢，因此，正確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特點，掌握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影響，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社會經濟原因范文4
[關鍵詞]云南；收入差距；臨界點
[作者簡介]黃寧，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8)10-0083-04
從收入分配的多種理論和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都可以看到，收入分配差距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收入差距的適度存在，有助于提高效率，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是保證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對經濟運行有負面的影響，資源配置無效率或效率低，經濟增長速度慢甚至停止增長或負增長。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消費傾向快速下降、制約消費總需求的增長、阻礙產業結構的優化、使產業發展出現斷層、人力資本質量下降和自然資源破壞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云南省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已經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云南省收入差距臨界點的問題就被提了出來。
一、收入差距臨界點
在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關系中，拉美國家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存在一個過度不公平而影響效率的臨界點。收入差距的臨界點就是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達到這一臨界點時，會導致全社會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或無效率。根據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和效率高低的情況，把收入差距的臨界點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控制臨界點，二是最佳臨界點，三是極限臨界點。
(一)控制臨界點
控制臨界點是指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曲線上斜率為“1”。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在控制臨界點之后收入差距已經較大并開始對效率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使得各類資源不能完全得到最優的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開始減慢。越過控制臨界點之后一個較為突出的特點就是人均GDP雖然有較高的水平，但由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使消費傾向下降，抑制了最終消費的擴大速度，使消費不能起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作用。但由于收入差距對投資的促進作用及其他方面的影響，生產率還在提高以及GDP增長速度也還在提高。由于效率還在提高，外部資金投入還會增加。
(二)最佳臨界點
控制臨界點是指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曲線上斜率為“0”，就是效率達到最高的點。雖然控制臨界點之后不公平現象存在使得效率提高的速度在下降，但效率還是再提高并且在最佳臨界點達到最高。而最佳臨界點之后，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效率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使得效率開始下降。越過最佳臨界點之后一個較為突出的特點就是GDP增長速度開始持續下滑，勞動生產率下降，外部資金投入量減少。
(三)極限臨界點
極限臨界點是指在當不公平程度較高時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曲線與橫軸相交的點。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對效率產生極大負面影響，使得效率降為“0”開始為負效率。越過極限臨界點之后一個較為突出的特點就是GDP增長速度為負，至少為“0”，勞動生產率下降到一個較低的水平。
二、云南省收入差距臨界點的判斷
根據云南大學《云南省調整居民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正研究》課題組的研究結論，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在擴大，基尼系數由1995年的0.415擴大了2005年的0.448。盡管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還在擴大，但云南省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還在提高。第一，云南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保持較高增長速度。近10多年的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增長速度接近10％。第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持續快速增長。人均GDP由1995年的4637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8970元。第三，云南省全員勞動生產率持續快速提高。全員勞動生產率從1995年的6645元/人持續地提高到了2006年的13387元/人。第四，國際貿易量持續快速增長。出口額和進出口額由1995年的億美元和億美元不斷增長到2006年的33.91億美元和62.25億美元。然而，這些經濟發展指標提高的速度與收入差距擴大初期的上世紀80～90年代相比已有所下降，而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還在加快。加之云南省的收入差距擴大對經濟運行的負面影響開始出現，主要表現在：第一，消費傾向和消費率的下降。云南省的消費傾向由1999年的88.29％下降2006年的81.23％，城鎮居民的消費傾向由1999年的79.97％下降至2006年的57.07％。云南省的最終消費率處于下降的趨勢，由1999年的67.71％下降至2006年的62，80％，其中居民消費率下降較快，特別是農村居民消費率。若能保持消費傾向和消費率不變，云南省近幾年的GDP總量還會有較大幅度的提高。第二，在產業結構變化中，云南省的產業軟化出現了停滯，消費品工業行業和以居民為主的服務業發展較慢。根據產業結構的演進規律和服務需求規律，大量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也證明了三次產業比重與人均GDP相關。云南省的人均GDP達在21世紀初就已超過800美元，應是第三產業持續快速發展的時期。但是云南省近幾年第三產業增長速度卻慢于GDP的增長速度。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云南省收入差距已經越過了控制臨界點，但還沒有達到最佳臨界點，處于控制臨界點和最佳臨界點之間，即云南省社會經濟相對于效率而言還有一定的承受空間。
三、云南省收入差距臨界點的影響分析
(一)云南省洛倫茨曲線的形狀
在基尼系數相同的情況下，洛倫茨曲線的形狀仍然會存在差異。如保齡球、橄欖球和倒保齡球形狀的洛倫茨曲線會計算得到相同的基尼系數?！氨｝g球”狀的洛倫茨曲線說明的是大部分居民具有較低的收入，只有少部分居民收入較高?！暗贡｝g球”狀的剛好相反。“橄欖球”狀的洛倫茨曲線說明的是大部分中等收入者，較高收入和較低收入都只是少數。因此，“倒保齡球”狀和“保齡球”狀對于收入差距臨界點有不同的影響。根據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倒保齡球”狀具有較高資本積累率，“保齡球”狀具有較高消費率，對于大多數缺少資本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倒保齡球”狀的臨界點要比“保齡球”狀的要遠一些，即“倒保齡球”狀的社會經濟運行情況具有更強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從云南省累計城鎮居民累計人口比重和累計收入比重可以看出云南省絕大多數的低收入人口占有較小比重的收入，云南省洛倫茨曲線的形狀為第三類。因此，從云南省洛倫茨曲線的形狀看，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不利于延長最佳臨界點
在效率軸上映射的距離和縮小最佳臨界點在公平軸上映射的距離，即云南省洛倫茨曲線的形狀不利于社會經濟對其承受臨界點的延展，云南省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具有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二)收入兩極的變化情況
在效率提高的過程中導致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性有兩種，一是高收入者的收入更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低，即富人更富、窮人更窮；二是高收者的收入增長速度較快，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速度較慢，即富人大富、窮人小富。在第二種情況下。由于低收入者的收入還是處于增長的過程中，會使低收入者對社會經濟發展仍然抱有較好的預期，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經濟運行具有較強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而第一種情況就會使低收入者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較差的預期，于是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社會經濟運行情況具有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在云南省的收入差距中，最低收入者的平均全部收入自上世紀末開始在波動中下降，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始終保持持續快速增長。于是，云南省收入差距兩極的變化情況是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表2)。因此，從云南收入兩極的變化情況看，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不利于延長最佳臨界點在效率軸上映射的距離和縮小最佳臨界點在公平軸上映射的距離，即云南省收入兩極的變化情況不利于社會經濟對其承受臨界點的延展，云南省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具有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三)形成原因的合理性
收入差距形成按其合理性分別為合理的收入差距和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與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使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而另一部分人還沒有富起來或富得比較慢。于是就出現了收入差距，這是合理的收入差距。而一些人利用制度和法規的不完善和不健全，貪污受賄、營私舞弊、權錢交易、走私販私、偷稅漏稅和制假售假等等而暴富或者憑借壟斷優勢以及政策制度的漏洞等獲得高收入，從而拉開了與其他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這樣的收入差距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若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合理的原因所造成的，那么就具有較強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而若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原因所造成的，那么就具有較弱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云南省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城鄉、地區、行業、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而這些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效率的不同和占有資源的不同，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而形成的，主要是客觀發展條件的差異和發展積累的程度不同。因此合理因素和較合理因素是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但也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如憑借壟斷優勢以及政策制度的漏洞等獲得高收入。于是從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看，占主要部分的合理因素有助于延長最佳臨界點在效率軸上映射的距離和縮小最佳臨界點在公平軸上映射的距離，即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有利于社會經濟對其承受臨界點的延展。針對收入差距形成原因，云南省應該具有較強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四)就業情況
在收入差距較大情況下，也存在著較為充分的就業現象，即收入差距形成并不因為失業，而是因為就業中同時存在著較低的工資水平和較高的工資水平。在存在收入差距的前提下，失業人數少和失業率低時，收入差距臨界點就會延遲一些，較為充分就業的社會經濟運行情況具有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而失業人數多，失業高就會引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影響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加速收入差距臨界點的到來。
云南省城鎮登記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失業率不斷升高。云南省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從1999年的6.20萬人持續增加到了2005年12.15萬人；城鎮登記各失業率從1999年的2.50％持續升到了2005年的4.30％(表3)。因此，從云南就業情況看，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不利于延長最佳臨界點在效率軸上映射的距離和縮小最佳臨界點在公平軸上映射的距離，即云南省失業人數增加不利于社會經濟對其承受臨界點的延展，云南省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具有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五)社會保障情況
由于社會保障是側重于低收入階層和貧困群體生活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因此，在社會保障較為完善的情況下，低收入者對消費仍會有比沒有社會保障下較好的預期，相對而言，對消費的影響程度會小一些。并且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將不容易因為收入差距過大而形成對人力資源教育和自然資源保護的負面影響。于是，完善的社會保障環境將使收入差距臨界點延遲一些，將使社會經濟運行情況具有較強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社會經濟原因范文5
關鍵詞：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發展動因；社會經濟發展；貢獻
中圖分類號：G7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2-0059-03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的建立、發展決非偶然，它是符合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它的建立發展既是歐洲各國社會經濟結構調整和適應社會就業結構變化的客觀要求，也是完善高等教育體系的內在要求和優化高等教育結構的必然結果。
一、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發展動因分析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在80年代后期得到快速發展。雖然它在歐洲主要發達國家（主要指德國、英國、瑞士、荷蘭、芬蘭、奧地利等國家）的發展歷史不相同，但總體而言，當時歐洲這些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都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尤其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了就業結構的變化，而就業結構的變化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結構和知識結構的變化，在此背景下，應用技術大學順勢興起[1]。
（一）社會經濟發展是應用技術大學發展的根本原因
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主要表現在城鎮化率的不斷提高和人均GDP的增長兩個方面。雖然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盡相同，但城鎮化率都在50%以上，如英國城鎮化率為77.1%，德國城鎮化率為72.3%。歐洲這些國家不僅城鎮化率水平比較高，而且人均GDP都在3 000美元以上，具有較強的經濟基礎。在1970年時，歐洲的荷蘭、瑞典、瑞士等國家人均GDP均達到了4 000美元以上，這為應用技術大學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與此同時，歐洲主要發達國家的三大產業結構比例進一步優化，具體表現為第三產業、服務業比重迅速上升，而工農業比重持續下降。在1990年時，歐洲這些國家的三大產業結構已達到較為合理的比例，即農業比重在10%以內。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歐洲國家三大產業的比重進一步優化調整，尤其是2008年以后農業所占比重更小，下降到3%以內。歐洲國家城鎮化率的提高與三大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而這些改變就要求人才培養結構隨之改變，最直接的影響是就業崗位的變化。就業崗位的變化對勞動力市場人才供給的多樣性與質量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偏重理論與基礎研究的傳統大學培養的人才已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2]。
從高等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來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決定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層次結構、科類結構。高等教育具有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的功能，經濟發展水平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經濟基礎，二者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如果高等教育不能夠有效服務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意味著高等教育的功能失衡。一方面，歐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經濟結構的調整，勢必會倒逼高等教育結構隨之發生變革；另一方面，高等學校領導者為了學校的生存、獲得更多的經費支持、更好發揮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的功能，也必須對高等學校的人才培養結構、知識結構進行調整。因為高等學校必須培養與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相匹配的人才，才能夠獲得更大的發展，否則高等學校就沒有了經濟基礎。因此，社會經濟發展是應用技術大學產生的根本原因，也只有根據經濟發展需求建立發展起來的應用技術大學，才能夠培養適應歐洲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就業崗位變化需要的既有較高理論知識水平又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專業型人才和創新型人才。
（二）高等教育優化改革是應用技術大學建立的客觀要求
從世界高等教育的實踐與發展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些共同趨勢，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應用技術大學的出現。英國學者巴巴德波勒斯在回顧發達國家教育改革的經驗時說：“調整教育目標以適應數量上的新壓力及新的社會需求，主要的教育途徑是進行教育結構的改革?！盵3]
社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是高等教育體系結構變革的動力源泉，反過來，經濟結構的迅速發展又得益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高等教育結構的調整，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產業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引起就業結構的變化，而就業結構的變化又必然會倒逼高等教育專業結構、層次結構的優化。歐洲主要國家三大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向高等教育的科類結構及人才培養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需要更多更高端服務類、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及創新型人才。很顯然，以培養學術型人才為目標的普通大學已經不能夠滿足經濟結構變化對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這就使高等教育必須改革。
同時，歐洲各國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及高等學校領導者也都深刻認識到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職業教育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較大貢獻，特別對國家發展實體經濟及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歐洲各國為了壯大實體經濟，提高國家的創新能力及國家競爭力，必須及時破除現行高等教育體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阻礙與束縛，對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和科類結構等進行優化調整，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機構有效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建立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應用技術大學就成為科學合理的現實選擇和客觀要求[4]。
二、歐洲應用技術大學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
經過近50年的發展，歐洲應用技術大學得到了社會各界的一致認可，尤其受到行業、企業的青睞。究其原因，在社會經濟轉型升級和產業變革中，歐洲各國都及時優化調整了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和科類結構，使應用技術大學及時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大批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和各種創新型人才，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競爭力的提升發揮了重要作用。應用技術大學為歐洲實體經濟發展的貢獻更為突出。例如，在20世紀金融危機對歐洲各國虛擬經濟重創的情況下，德國、荷蘭、瑞士、奧地利、芬蘭等國家則能坦然面對，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以高水平技術創新為基礎大力發展實體經濟，而應用技術大學對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大量了高層次技能技術人才和創新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應用技術大學為這些國家經濟騰飛、國家競爭力的提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應用技術大學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人才支撐和技術保障
應用技術大學具有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的功能，它對歐洲國家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為社會經濟發展、實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培養了大批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和創新型人才，為行業企業提供了技術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說，一個國家穩定的國際競爭力提升需要大力發展壯大實體經濟，而實體經濟的發展與高等教育體系能否培養與經濟結構發展相適應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具有密切的關系。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為國家社會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提供了大力的人才支撐和技術保障，有效地提升了國家競爭力。例如，德國、芬蘭、荷蘭三國的應用技術大學在校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較高分別為29%、46%、65%，有效地支撐了國家實體經濟的發展。荷蘭應用技術大學培養的人才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專業結構上都符合產業結構、社會經濟的發展需求。從1970―2009年，荷蘭的服務業比重56.6%上升到74.1%，農業比重從5.7%下降到2%。尤其是到2009年，荷蘭從事服務業的勞動力人口占80.5%，從事制造業和建筑業的勞動力人口占16.7%，從事農業勞動力人口占2.8%。從荷蘭三大產業結構比例及三大產業從業人員的比例可以看出，其應用技術大學培養的人才主要從事第三產業，其培養人才的結構與社會經濟發展結構與提供的就業結構具有高度的匹配性[2]。
另一方面，應用技術大學主要通過開展應用性研究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及中小型企業提供技術保障和人才支持，它更加注重技術和職業培訓，應用性研發活動是其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方式。應用技術大學開展應用性研究主要是為企業、行業發展中遇到的技術難題提供技術支持或找到最佳解決方案，它與企業、行業聯系比較緊密，并且有專門人才負責解決新技術在企業生產使用中遇到的技術難題，為行業、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利益，因此，受到了行業、企業和社會公共機構的歡迎。
（二）應用技術大學促進了經濟快速增長，提升了國際競爭力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培養了大批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和創新型人才，并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支持，滿足了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因此，應用技術大學在促進歐洲國家社會經濟快速增長、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方面，最直接的效果就體現在各國家人均GDP大幅提升和國際競爭力排名的提升。
在歐洲國家人均GDP增長方面，德國、瑞士、芬蘭等國家的GDP都有了快速提升。尤其是瑞士人均GDP增速驚人，人均GDP從2000年的3 5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8 000多美元。在國際競爭力排名中，瑞士已經連續4年獲得第一，尤其是從2005年的第八名跨越到2006年的第一名。瑞士在科技創新、高等職業教育培訓、勞動力市場效率等方面表現較為突出，這些方面均與應用技術大學有緊密的關系。因此，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家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都得益于高等教育結構優化調整和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二者共同滲透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并最終決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
從人均GDP增長和國際競爭力提升兩個方面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應用技術大學的建立、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具有正相關的關系，即應用技術大學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從應用技術大學的發展歷史來看，應用技術大學發展最快的時間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這時也是歐洲國家經濟穩步增長的發展時期，尤其是瑞士、荷蘭兩個國家GDP快速增長的階段正是這兩個國家的應用技術大學進入高等教育范疇，走上發展快車道階段。因此，人均GDP增速和國際競爭力提升較快的國家正是應用技術大學發展迅速和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2]。
（三）應用技術大學提高了國民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就業率
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眾化教育轉化過程中，應用技術大學的出現提高了國民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對就業率的提高具有直接的影響，使得在實際工作中的工人工資和職位的差異性從由個人身份決定轉變為由是否受過高等教育和技術水平的高低所決定的。因此，應用技術大學實現并回歸了高等教育的本性。雖然歐洲各國應用技術大學規模不同，但都承擔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功能。由于就讀應用技術大學的費用與普通大學相比較低，并且就業率較高，因此，很多人選擇應用技術大學，這就提高了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進而提升了全體國民受高等教育的層次，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教育公平。
從就業率與受教育層次的關系來看，一般來說，個人受教育水平與就業率呈正相關關系，即個人受教育水平層次越高，就業機會就越多，就業率就越高。從這個角度來看，應用技術大學不僅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人才支持和技術保障，同時也為個人就業機會增加和就業質量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貢獻。由于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的辦學定位、人才培養目標與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崗位有密切關系，因此，學生就業時就很容易找到與學歷層次和所學專業的匹配度都比較高的就業崗位。例如，1996―2010年，荷蘭接受應用技術大學教育人員的就業率從78%提高到84%。荷蘭75%的應用技術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與他們受教育水平匹配，應用技術大學超過80%畢業生在對口專業領域或鄰近領域工作[5]。
（四）應用技術大學完善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優化了高等教育結構
社會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不僅需要學術研究型人才，而且更需要大量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和創新型人才，發展應用技術大學是優化人力資本供給結構和高等教育結構的必然要求。應用技術大學的出現確立了職業技術教育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地位。應用技術大學在滿足個體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各國教育立法的確認和制度保障。從國家制度層面來說，歐洲各國把應用技術大學定位于“不同類型但等值”的高等學校，與普通大學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例如，荷蘭1986年《高等職業教育法案》確立了應用技術大學與普通大學教育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95年，瑞士國家頒布了《聯邦高等職業學院法》，把應用科技大學定位于高等教育機構，同時是中等職業教育的延伸[5]。
目前，以培養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和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為目標的應用技術大學，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它與普通大學共同構成了高等教育的“雙元”結構體系，成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織部分。在辦學層次上，各國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了應用技術大學的法定地位，完善了以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和創新型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提高了職業教育的培養層次，成為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之間有效溝通的橋梁與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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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Technology in Europe
YANG Gang-yao
（Institute of private education，Huang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Zhengzhou 450063，China）
社會經濟原因范文6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區域經濟之間出現了較大的發展差異,中國不同區域的發展特征及其差異性隨之成為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1-5]。長期以來中外學者不斷通過對東西方共同經驗的總結與遴選,根據中國國情展開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不少學者把區域經濟發展特征歸納為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總量、增長速度等方面或是經濟在總量、增長速度、經濟結構等所有方面的特征,從而在測度區域經濟發展特征的指標選取上也存在單項與復合性指標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斷由省域、三大地帶的中觀尺度轉向縣鄉區域單元的微觀尺度上;中外學者從區域角度來探討區域政策、經濟發展基礎、產業結構、投資規模、區位條件和政府作為等復合因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普遍認為1990年以來無論是省份之間還是四大地區之間區域差異都不斷趨于拉大,并且經濟在幾大都市圈地區集聚的趨勢加強,不存在顯著的收斂趨勢,導致中國欠發達地區與相對發達地區并存的格局[8]。
鑒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內(際)、三大地帶之間的發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國西部省際之間縣域單元發展研究較少,對于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特征與內部差異的深層次研究更為不足,本文試圖對目前全國經濟格局下的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問題:理論上,空間極化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原始動力也是地區內部發展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區空間極化發展現狀如何?增長極與所導致的地區內部差異呈現何種格局,其影響因素是什么,今后發展趨勢怎樣及應該采取的發展策略。
二、數據采集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采集。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是指日月山以東,西秦嶺末端以北,屈吳山以西,達坂山、烏鞘嶺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肅省所在地區;屬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氣候以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為主。行政區劃包括青海省的西寧市、海東地區,甘肅省的蘭州市、白銀市、定西市(除漳縣、岷縣)、臨夏回族自治州等6個地級行政單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貴德兩縣,區域面積8.36×104km2,占甘青兩省土地總面積的7.11%。2007年底,密集區總人口1.39×107人,占兩省總人口的44.09%。本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8×104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為我國典型的欠發達區域。
本文選取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31個縣級行政單元(包括市轄區、縣、縣級市,以下簡稱“縣”)為研究單元,利用2008年的統計年鑒,統一選取22個統計指標,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財政收入(元)(X4)、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萬元)(X5)、農民人均純收入(元)(X6)、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7)、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人)(X8)、萬人中學生數(人)(X9)、GDP增長率(%)(X10)、第一產業產值(萬元)(X11)、化肥施用折純量(T)(X12)、農作物總播種面積(hm2)(X13)、農業機械總動力(KW)(X14)、人均耕地面積(hm2)(X15)、農村用電量(萬KWH)(X16)、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17)、社會銷費品零售總額(萬元)(X18)、年末電話用戶數(戶)(X19)、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人)(X20)、人均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元)(X21)、城鎮建成區面積(km2)(X22)等。在指標的選取上,在考慮數據可獲得性的基礎上,注重指標的科學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夠從社會經濟實力、結構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態。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會經濟發展時,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每個主因子對各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各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指數值,以此作為依據比較評價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再運用斷列點模型分析各縣與社會經濟發展輻射范圍,運用方差分析評價縣域之間及其內部發展差異特征。
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的計算
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選取KMO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設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極大法旋轉,把因子得分作為新變量保存在數據文件中,得到經濟社會主因子載荷矩陣。結果顯示:KMO值為0.728,根據統計學家Kaiser給出的標準,KMO值大于0.6,說明變量間的相關性很小,適宜進行因子分析[9]。經過方差極大法旋轉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個主因子,其累積方差貢獻率是79.591%,包含了22個指標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載荷矩陣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與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較大的正相關,根據其意義判斷出是經濟發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與X11、X12、X13、X14、X15、X16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一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與X17、X18、X19、X20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與X21、X22有較大的正相關,是固定資產投資發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決了原有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有較大相關性的問題,得出的4個主因子涵蓋了約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個主因子對31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后4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以此作為依據分析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分析與評價
(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較低,中心城市為強增長極。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為了便于與中心城市發展水平相比較,以22個指標為基礎,加入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構成34個縣市,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各縣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以此僅作為第4節第1小節的評價依據),利用斷裂點模型[10]求各縣市社會經濟輻射圈,輻射圈的大小代表了縣市發展水平強弱。
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的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均在其它縣域的2倍以上,輻射范圍是其它縣域的4倍以上。其中,蘭州市區的輻射范圍是實力最強縣域紅古的11.75倍,其與紅古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差異是縣域之間最大差距7.87倍,蘭州市區成為密集區發展的強力增長極,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兩種產業的產值占到密集區工業總產值的41.08%。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有紅古、永登、平川等17個縣,占縣域總數的54.84%。從社會經濟輻射圈來看,17個縣的輻射圈半徑變化于14.02km―24.28km之間,輻射圈面積變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間;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變化于14.8%―356.8%之間,平均比重為60.7%;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比重最高的是紅古,是唯一輻射圈面積超過縣域土地面積的縣域。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有隴西、貴德、會寧等14個縣,占縣域總數的45.16%。14個縣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都小于13.25km,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平均僅為16.53%,比發展水平較高縣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業主導縣域經濟發展的地位缺失。通過因子分析,發現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幾個主因子是經濟、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等,第二產業發展水平沒能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實際上,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發展以第一產業為主,絕大多數縣域為農業大縣;第三產業則以基本的貿易、服務行業為主,發展層次較低;第二產業基礎較弱,起步較晚、水平較低[11]。這與崔權醴、崔向陽分別把甘青兩省列為“前工業化社會”[12]和“工業化不發達社會”[13]的結論是相符的。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二三次產業發展滯后,沒能主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后,是本區處于城鎮密集區初級發展階段[14]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縣域之間社會經濟水平和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嚴重失衡。通過對標準化后數據的方差和極值比分析來說明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方差和極值比越大,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越嚴重。結果顯示: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人均GDP等8個影響縣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的極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縣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較嚴重。而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指標的方差和極值比都是最大,說明工業發展狀況是導致縣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從31個縣來看,各縣各指標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減一個標準差),紅古、平川、永登這3個發展水平最高的縣各指標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個標準差),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普遍失衡,而縣域發展水平越高,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大;縣域發展水平越低,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兩點與三次產業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結合,可以得出: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工業發展整體水平雖然較低,但其在部分縣域的快速發展已是影響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層結構遞減。與蘭州市相鄰的縣域有紅古、永登、榆中、皋蘭、臨洮、永靖6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1、2、6、12、13、17;與西寧市相鄰的縣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4、5、7、8、14;與白銀市相鄰的縣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遠、皋蘭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圍的縣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而離中心城市較遠的縣,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如離白銀市較遠的會寧,離西寧市較遠的循化、化隆,如離臨夏市較遠的廣河、康樂等,這些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線沿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境內鐵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個縣;境內高速公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個縣。由此可見,交通干線沿線縣域發展水平較高。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中,廣河、和政、康樂、積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縣境內既沒有國道,也沒有鐵路,更沒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線的欠缺是這些發展水平較低縣域的一個共同特征。
(六)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教育發展水平相關性較強。對各縣萬人中學生比重(萬人中學生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與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進行回歸,發現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與‘萬人中學生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比重’呈現較強的負相關,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域學生比重大于教師比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域學生比重小于教師比重。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教學水平與質量相對較高,選拔教師的要求高,吸引來就學的學生多,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低;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受百姓的經濟收入水平較低等因素影響,學齡少年失學嚴重;另外,這些縣域多處于相對地廣人稀的地區,學校和班級的學生規模較小,教師平均負擔學生數量較少[15],共同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高。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評價,總體看來,除去中心城市對縣域評價更能反映區域發展特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縣域自一些增長中心向外擴延,逐步形成鐵路和高速公路經濟增長軸。這種經濟空間擴散現象印證了“增長極”和增長“中心地理論”中的擴散效應,以及據此引伸的“點-軸”發展模式[16]。具體而言,第一產業發展水平是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子,非農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直接導致縣域發展水平總體較低。固定資產投資成為主因子表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外延增長的依賴性高,促進了部分縣域工業的快速發展,增強了工業對縣域發展的影響。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縣域中學布局分散,學校規模小,競爭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師數量相對富足,需要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實施集中辦學,提高辦學效益。
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區“點-軸系統”發展模式還未完全形成,還處在“點-軸系統”模式的初級發展階段:中心城市呈強增長極態勢,與各縣域產業發展關聯效應差,缺乏有效的承接與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體的“孤島式”發展[17],導致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總體水平較低。
對于密集區未來的發展,需要做到如下幾點。①中心城市應改變物質性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增強R&D產業、信息產業、金融業、現代物流業等現代產業發展力度,通過三產引導經濟增長。②各縣域加強政府主導,優化公共資源環境,培育新興增長空間,以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為主提高工業化水平和就業保障能力[18],實現二產引導區域增長。③全區域需要實施以通道為主要內容的網絡化建設,提高通道等級和不同通道的協作聯動性,加快生產力自由流動和生產要素地域分異,促進中心城市長期積累的生產力優勢向周邊輻射與傳遞和高級要素向高級城鎮集中,通過新區開發、城鎮體系調整以及與區域外部空間相互關系作用的變化[19]等共同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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