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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類型范文1
關鍵詞：金融關聯;民營企業;融資約束;關系
一、前言
盡管民營企業一直面臨著融資難的問題，但是民營企業的發展速度仍然很迅猛，這說明民營企業自有一套克服問題、保證發展的替代機制。通過研究發現，在大多數的民營企業中，眾多的高管中總會有聘請的、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員，這樣一來，民營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就形成了金融關聯。這種金融關聯可以有效地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
二、金融關聯與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
目前，我國大部分的金融資源都流入了國有企業，如銀行貸款，而且在股票市場上，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國有企業，這種現狀使得民營企業出現融資困難的問題，而且也很難獲得正規金融體系的外部融資。本文認為，民營企業在受到融資約束的情況下，金融關聯可以在三方面對其產生影響：
第一，在我國的發展歷程當中，非常重視關系文化傳統，而且中國人相信，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管理者如果有良好的社會網絡和關系，那么企業的經營就成功了一半。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關系是一種可以調動和獲得資源的資源。實際上，企業在運作過程中，并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會與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都產生聯系，在民營企業中，聘請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員來擔任公司的高管，從而使民營企業與金融機構建立起金融關聯。金融關聯能夠幫助企業管理者與金融機構等形成有效的關系網絡，進而起到緩解民營企業融資約束問題。
第二，從信任的角度來看，關系和聲譽機制對于企業的發展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親戚、朋友、生意伙伴之間的關系和聲譽機制的好與壞會直接影響合作的持續性。對于企業來說，良好的聲譽能夠贏得銀行的信任，增加融資的可能性，并且能夠降低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債務契約履約成本。民營企業實行金融關聯，等于為自身建立了隱形的聲譽，使得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信心大增。同時，金融關聯在民營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改善了民營企業與外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緩解了融資難的問題。
第三，在民營企業中，出現融資約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專業的金融人才，導致設計出來的融資方案缺乏科學性。而實行金融關聯之后，具有金融知識的高管就屬于金融專業的人才，這樣一來，設計出來的融資方案就是量身為民營企業定制的，也對緩解融資約束有利。
通過以上的結論，可以做出這樣的假設：民營企業的金融關聯程度越高，則融資約束越弱。
三、金融關聯同民營企業融資約束之間的關系研究
（一）研究樣本以及數據來源
在本文中，研究樣本對象為上市的民營企業，但是在選擇具體的民營企業類型時，排除了下面幾種類型：其一，買殼上市的民營企業，在這個類型的民營企業中，高管可能已經建立了政治關聯和金融關聯，而且需要較長的時間來形成穩定的管理層。其二，金融和保險類民營企業。其三，極端值樣本類的民營企業，極端值樣本主要表現在兩方面：數據、信息披露不詳細，相關的財務數據在1%和99%分數位之外。排除了這三種類型的樣本之后，總共選取了250家民營公司，獲得了800個樣本觀測值。
本文的數據來源均具有可查性，金融關聯的數據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報，財務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和色諾芬CCER金融數據庫。
（二）檢驗模型及相關變量
在上文中，提出了相關的假設，為了驗證假設，構造出了下面的檢驗模型：
I=C+β1CF+β2FIN+β3FIN×CF+β4CONTROLS+β5YEAR+β6INDUSTRY+δ
在這個模型中，涉及的變量有很多，其含義分別是I：當年資本支出水平;CF：當年經營性現金凈流量;FIN：金融關聯程度;CONTROLS：其他控制變量;YEAR：年度控制變量;INDUSTRY：行為控制變量。
（三）研究結果
通過檢驗模型對樣本對象數據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在我國，47.8%的民營企業都存在著金融關聯現象，而且關聯程度各不相同;在民營企業的高管人數中，具有金融知識的高管人數占總人數平均比重為5%，而這其中，所占比例值最高可達40%;在金融關聯的多種形式中，最多的是證券公司關聯和銀行關聯，二者占據總樣本的比重分別是29.9%、22.3%;在民營企業中，至少都會有一名金融高管，多時則會達到5～6人。
在利用檢驗模型來檢驗上述假設時，采用的方法為OLS回歸方法。通過對當面經營性現金數據分析可知：CF系數為正值，說明在我國的民營企業中，融資約束問題是非常嚴重的;FIN×CF系數為負值，說明在我國的民營企業中，金融關聯越強，則融資約束越弱。由此，證實了上面的假設，也說明金融關聯能夠有效地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
金融關聯有不同的模式，銀行關聯和證券公司管理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種模式，對于銀行關聯與證券公司關聯與融資約束關系的驗證，同樣采取回歸模型來檢驗。經過檢驗發展，在民營企業中，擁有銀行與證券公司工作背景的高管人數越多，融資約束越弱。
金融關聯和融資約束之間可能會存在內生性，為避免這一特性，本出了進一步的檢驗。在選取的250家上市民營企業中，有28家最開始是不存在金融關聯的，通過對這28家上市民營公司分析可知：在未建立金融關聯之前，這28家上市民營公司的融資約束為0.599，并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在建立了金融關聯之后，融資約束減小到0.101，而且在進行顯著性檢驗時沒有通過10%。這說明，內生性并不會對本文提出的假設產生顯著性的影響，所以檢驗結果具有穩健性。
四、結論
對于企業來說，融資是其發展的重要保證，外部融資會在很大的程度上促進企業的發展。然而在我國，大部分的外部融資全都流入了國有民企中，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了融資約束的制約。在很大一部分民營企業中，都會有至少一名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這就使得民營企業和金融機構建立起了金融關聯，提升了民營企業的信譽。經過一系列的檢驗之后，得出了本文的結論：金融關聯能夠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而且金融關聯越強，融資約束越弱。
參考文獻：
[1] 鄧建平，曾勇.金融關聯能否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J].金融研究，2011（08）：78-92.
民營企業類型范文2
關鍵詞 民營企業 檔案管理 發展
一、相關概念與范疇界定
（一）民營企業
在我國法律術語表達中并沒有民營企業這一概念，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發展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特有產物。民企的概念主要分成兩種：一種觀點認為，按照我國公司法規定，根據企業類型可以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即不包含國有資產在內的企業都可以稱為民營企業。另一種觀點認為，民營企業主要是指生產資金、動產和不動產都屬于個人。本文認為，民營企業主要是指除國有獨資、國有控股以外的其他所有企業。
（二）民營企業檔案
民營企業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現代企業制度下，民營企業對檔案工作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這也間接促使民營企業快速發展。企業檔案按照分類劃分，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科研檔案、產品檔案、員工檔案、合同檔案等類型。在企業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檔案就是企業成長的歷史，是企業發展的基礎。通過建立工作檔案，可以將其中蘊含的資源充分挖掘，使民營企業管理日趨完善。
檔案是企業管理的基礎，真實反映了企業的發展現狀，對于維護企業利益具有參考作用，也是企業改革成功的參考依據。作為快速發展的民營企業，更應當認識到檔案對民營企業工作的意義。檔案工作的目的是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保障，從而使企業資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使企業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獲取最大利潤。
二、當代中國民營企業檔案管理的優勢與劣勢
民營企業自誕生以來就具有自身特點，所以民營企業的檔案管理工作也具有固有的優點和缺點。
（一）民營企業檔案管理的優勢
目前，我國經濟正在轉型，民營企業依靠其靈活的經營方式不斷與外部環境相磨合，走出了一條創新發展道路。
民營企業是自主經營的法人單位，在經營過程中具有獨立性。因此，民營企業在檔案管理時也擁有自。民營企業在進行檔案管理時堅持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則，這是民營企業與國有大型企業在機構設立時的主要區別。國有大型企業以高標準要求設置檔案管理機構，以便更好地進行檔案管理；民營企業由于規模有限，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適當降低管理等級，由企業其他部門兼管檔案工作。
（二）民營企業檔案管理的劣勢
我國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擁有自，國家對民營企業未進行過多干預，所以民營企業具有一定弊端，這種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營企業的劣勢。
我國民營企業發展較晚，相對于國有企業來說規模還較小。雖然我國的一些民營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但是絕大多數民營企業還存在檔案管理問題。例如，一些民營企業不重視檔案管理工作，認為檔案管理工作無關緊要，沒有投入足夠人力、物力。很多民營企業都是家族企業，通常使用家族管理辦法，管理企業由一家之長決定，任人唯親的用人制度影響了檔案工作的順利開展。很多民營企業家在創業之時都是憑借冒險和開拓精神，但是缺乏專業知識和長遠的發展眼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往往被臨時的利益所誘惑，忽視企業內部管理和綜合能力培養，根本不重視檔案管理。
三、民營企業檔案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關于民營企業管理者重視程度的問題
第一，對檔案管理意義認識不深刻。在我國，民營企業主要依靠靈活自主的經營模式和高度集中的權力體制進行運作。絕大多數民營企業的領導者不僅是企業決策者，同時還兼顧企業的部分管理工作。因此，他們對檔案管理的重視和了解程度直接影響著民營企業檔案管理質量。很多民營企業員工只有在領導重視檔案管理工作之后才會加強檔案管理工作，然后將檔案管理工作納入企業整體規劃，與企業日常生產經營同步進行。
很多民營企業領導者往往只重視短期利益，沒有看到檔案管理的長期效果，認為企業檔案管理無關緊要。在現實生活中常常出現以下情況：很多企業認同檔案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具體落實時卻一直沒有得到實施。在民營企業進行檔案管理的過程中，民營企業檔案管理工作者應當認識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需要由膚淺認識向深刻認識轉變，并影響企業領導，共同形成檔案管理工作非常重要的意識。
第二，檔案管理的資金投入不充足。在民營企業檔案管理工作中，經費投入不足又是另一種表現。企業始終將獲取利潤作為使命，管理投入與企業收益比是企業管理者首先考慮的問題?，F在，許多民營企業檔案管理工作不能給企業帶來效益，許多民營企業因為資金不足，對檔案工作也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客觀情況。許多民營企業在分配資金時，常常將資金投入生產經營環節而忽視了長遠利益投資，如檔案管理投資。
（二）關于民營企業檔案管理人員問題
民營企業常常追求利益最大化，要求以最小成本換取最大利潤。在這種理論影響下，民營企業工作者常常在人員配置方面力求達到兼顧的效果，使工作人員身兼多職，工作量非常巨大而且業務非常繁雜。管理檔案的工作人員常常也身兼數職，難免會造成顧此失彼的現象，使檔案管理工作不能夠落實到位。而且檔案管理工作者往往缺乏檔案管理專業知識，面對日益增多的資料缺乏裝訂整理等基礎技能，使得民營企業檔案管理雜亂無章。
另外，民營企業工作人員流動性大，每年新招聘員工占絕大多數，職工在入職、離職前都可能存在檔案調動現象。同時，檔案管理工作者如果調出本企業，往往不能與接任者對接工作，致使民營企業檔案管理工作問題百出。
四、做好民營企業檔案管理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檔案人員職業技能的培養
隨著民營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企業發展越來越離不開檔案管理，檔案管理又要求企業管理人員提升專業素質。企業檔案管理人員具有良好的專業素質必須從源頭抓起，在招聘上必須選擇專業對口或者接受過專業教育的人員。在民營企業檔案管理過程中，我們不僅需要加強立卷工作，還需要加強對檔案的利用和開發工作，充分發揮企業檔案的作用，為企業效益添磚加瓦。例如，企業可以專門聘任對檔案管理具有實踐經驗的管理者，這樣可以提升企業檔案管理工作的效率。
（二）員工業績與檔案工作掛鉤列入考核指標
在績效工作管理體系中加入檔案工作，可以提升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充分挖掘職工工作潛能。在檔案管理工作中，要堅持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將檔案管理工作分解到各個部門，由部門專門人員對檔案進行管理。與此同時，還應加強分工，使檔案管理工作有專人管理。
（三）提高民營企業檔案管理人員的職權
在民營企業機構設置中，檔案管理部門常常處于邊緣地位，職權不如財政部門和人事部門，因此容易受到企業管理者的忽視。在實際工作中，管理者常常會遇到很多困難，影響檔案工作。因此，企業應當提升檔案管理部門的地位。各部門負責人都需要接受檔案知識培訓，加深對檔案管理重要性的認識，熟悉檔案管理的基本流程，e極配合檔案管理工作者的工作。
（作者單位為云南省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信息研究所）
參考文獻
民營企業類型范文3
[關鍵詞]民營企業 勞資沖突 產生原因 解決手段
一、民營企業概念界定
民營企業這一企業類型的范圍，不同的學者持不同的觀點，本文所采用的觀點是：民營企業是由國有民營企業、個體企業、私營企業、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組成。
二、勞資沖突的產生原因
（1）內部原因
1．民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家族化行為。民營企業發展初期，市場經濟環境不規范，民營企業在產權結構、企業決策、用人機制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采用家族式治理方式，這是企業面對無序市場的一種自我保護。家族化管理引起勞資沖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①在家族式管理的民營企業中，家族制度和商業制度共同存在，且兩者經常相互排斥，影響民營企業經營與發展，從而使員工利益(如在晉升、薪酬等方面)受損。
②伴隨市場環境的根本變化和家族企業規模的擴大，家族企業制度在處理勞資關系方面的局限性逐漸顯現，突出表現為任人唯親與專業管理的矛盾。任人唯親是家族企業制度的固有特征，企業中所形成的壓制甚至欺負外來人員的文化氛圍，是引起沖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2.勞資雙方實力的差異。在實踐中，民營企業的經濟實力是其在勞資沖突中最重要的籌碼。通過經濟力量的發揮，個別勞動者幾乎難以對抗雇主在法律、管理權上的優勢地位，唯一的策略是整合多數勞動者的力量與企業抗衡。但民營企業中工會力量薄弱，甚至難以建立工會。實踐表明，經濟發展速度與工人地位成反比，這表示如果不加干預，民營企業中勞資雙方的實力差異將逐步擴大。
3.利益分配。為了創造最大經濟效益和利潤，私營企業主竭盡所能降低勞動成本，激發出最大、最高產值的勞務。這嚴重違背了勞動者以較少的勞動交換最高的薪酬福利的愿望。當勞動者的不滿情緒爆發時，不同規模的勞資沖突便會發生。
4.相關制度不健全。這主要表現在勞動安全保護機制、公眾利益訴求機制、解決沖突機制、正式的溝通渠道等方面。正是缺乏有效機制，使得一些私營企業長時間拖欠員工工資，勞動條件惡劣，勞動者的健康得不到保障。
（2）外部原因
1.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勞動關系雙方選擇沖突還是合作，取決于雙方的力量對比。由于私營企業所需的大部分勞動者技能要求較低，勞動力市場呈現出供大于求的現狀，這導致我國勞動關系中強資本、弱勞工狀況，并使勞動爭議主要圍繞勞動者權益被侵害而發生。
2.政府認識不足。缺乏政府的有效干預和有力保護，三方協商機制難以真正發揮作用，這也成為民營企業中勞資沖突時有發生的重要原因。
3.法律不健全。我國勞動立法對于各類、各種規模勞資沖突的界定及處理方式規定不明確，罷工這一勞資沖突在法律上的規定甚至是空白。缺乏處理勞資沖突的專項立法，這給勞資沖突的解決形成了一定的約束。
三、勞資沖突解決手段
（1）企業
1.改革家族治理的管理改革。為了解決勞資沖突問題，企業需要加強“以人為本“的觀念，完善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激勵機制，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想象力和創造力。
2.健全勞動安全制度，樹立正確勞動保險觀念。在現代民營企業管理中，安全工作往往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產生問題并導致勞資沖突發生的主要原因。民營企業必須建立完善的安全預警制度，強化企業安全防范管理。
3.內部糾紛處理機制。平等協商和集體談判是解決勞動關系沖突的一種重要機制，協商談判的過程，就是雙方、逐步達成共識、解決矛盾和分歧的過程。
4.利益分配共享。樹立企業與員工共贏的觀念，以人為本，利益共享。同時，建立集體協商的報酬制度。多方協調，友好協商，報酬合理，實現多贏。
（2）員工
1.提高勞動者自身素質，增強維權意識。勞動者要懂法、用法，對工作期間的相關權益、薪酬福利、勞動時間、工傷待遇等方面有清楚的認識，并通過合理渠道維護自身權益。
2.建立健全工會組織。充分發揮工會在勞資沖突中的作為，建立企業勞動關系預警機制，在勞動關系排查和預警工作中承擔第一知情人、第一報告人的責任。
（3）政府行政措施
1.轉變勞動行政管理部門自身職能。政府必須做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另外，政府應該成為勞動爭議的調停者，建立一套迅速而有效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
2.建立健全勞動關系法律法規。健全勞動關系法律法規，建立處理各類勞資沖突的專項立法，可有效解決民營企業的勞資沖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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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權衡，楊鵬飛：勞動與資本的共贏邏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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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民營企業類型范文4
2012年的進出口情況，從企業類型來看，增速最為強勁的還是民營企業，出現下降的是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增長不明顯，而且所占比重回落到一半以下。
在進出口方面，國有企業被民營企業超速已經不是新鮮事了，每年都有一些省市的進出口統計顯示民營企業進出口值超過國有企業。太原海關的2012年山西省進出口數據顯示，民營企業首次超過了國有企業；蘭州海關對2013年1月份甘肅省的進出口統計也顯示，民營企業在進出口總值方面首次超過國有企業。這樣的狀況在2011年前也頻頻出現。從數字來看，增速減緩的同時，國有企業在進出口方面的比重在縮小。
海關總署綜合統計司的數據顯示，2012年，民營企業進出口12210.6億美元，增長19.6%，高出我國外貿總體增速13.4個百分點。其中，出口7699.1億美元，增長21.1%；進口4511.5億美元，增長17.2%。
同期，國有企業進出口7517.1億美元，下降1.2%。其中，出口2562.8億美元，下降4.1%；進口4954.3億美元，增長0.3%。
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8940億美元，增長1.8%，占我國外貿總值的49%，所占比重較2011年回落了2.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10227.5億美元，增長2.8%，占我國外貿出口總值的49.9%；進口8712.5億美元，增長0.8%，占我國外貿進口總值的47.9%。
從2012年民營企業增長19.6%和國有企業下降1.2%的對比來看，國有企業在進出口增速方面是趨弱的走勢。那么，從人世后十幾年的變化來看，國有企業一直是拉動我國進出口增速向下的主力，而相反，民營企業恰是拉動進出口增長的向上力量。
當然，由于在加工貿易方面，中國的人口紅利效應漸失。近幾年來，低端制造業外移、高端制造業回流，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增速下滑也日漸明顯。不過，在這里，暫且不去比較外商投資企業——因為在進出口方面，加工貿易有其貿易的特殊性——而更多地來觀察民營企業的增長與國有企業的趨弱，進而分析，國有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結構中，競爭優勢在哪里，或者說在整體的進出口中更應該擔當些什么。
在全球經濟不振，歐美貿易需求萎縮的這兩年，民營企業由于“身子輕”，迅速調整，恢復較快；而國有企業無論是從公司機制還是決策、生產等，都要沉重復雜得多，也就難為得多。因此。在全球經濟出現復蘇跡象，貿易回暖的時候，能夠首先從中獲益的一定是民營企業，這在2013年之初的統計中體現得尤其明顯。
海關總署對2013年1月份的進出口統計顯示，集體、私營及其他企業進出口1240.9億美元，增長55.4%。其中出口789.2億美元，增長49.8%；進口451.7億美元，增長66.3%。國有企業進出口641億美元，增長5.1%。其中出口217.4億美元，下降0.7%；進口423.6美元，增長8.4%。同期，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574億美元，增長19.4%。其中出口867億美元，增長15.2%；進口707億美元，增長25%。
民營企業的增速是國有企業的十倍。不過，也不用因為“55.4%”這樣的增長數字稱民營企業為進出口的黑馬。它們對市場變化的敏銳度和在貿易調整中的執行力已經決定了，在全球貿易稍有回暖的時候，它們便是反應最快的收獲者。顯然，再仔細看進口和出口分開統計的數字，國有企業出口呈現下降尤其鮮明——下降0.7%，雖然數字不大，但還是提醒了國有企業需要盡快加深改革力度，增強應對國際市場變化的能力。
另一個能夠說明在進出口方面“民進國退”的便是“中國外貿企業200強”的統計。國有企業在2012年出口企業200強中占了39個席位，與2011年持平，進口企業在200強中的位數由68減少至64。從進入前200強的數量來看，國有企業在排名中還是占有優勢，但也正在被發展迅速的民營企業逐步緊逼。國有企業首先失去了“快”的優勢，如果連“大”的實力也保不住，著實是令人焦慮的。
其實，在中國人世前，國有企業一直是我國國際貿易的主體力量，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初，國企是國際市場的最早試水者，那時候外貿經營權還有管制。但隨著外貿經營權逐步向民營經濟開放，民營經濟在這方面的增長速度就越來越驚人。在進出口方面，民營企業顯然是國有企業面對的強有力的競爭力量，這就要求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持續推進，加快深入。
關于國企改革是個大的話題，就外貿領域而言，可以從十報告中分析應深入的方向。十報告中關于對外貿易的描述：“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強化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出口競爭新優勢，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發展服務貿易，推動對外貿易平衡發展。提高利用外資綜合優勢和總體效益，推動引資、引技、引智有機結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統籌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動同周邊國家互聯互通。提高抵御國際經濟風險能力?！?/p>
那么國有企業就應該在“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方面有所擔當，成為“走出去”的先鋒。國有企業改革，企業是主體，要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出口競爭新優勢”，國有企業就應該改變現在金融、地產、資源等行業業績遠遠好于同是國有企業的鋼鐵、運輸、電子、紡織等行業產業的局面；改變在壟斷行業、優勢資源領域獨占的局面。在競爭中，全面提升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在國際貿易中培育國際競爭力，才能在全球化的視野下規劃企業的發展。
國有企業在外貿領域不一定要占量的優勢，更應該是打造質的地位，做引領的先鋒。在國際貿易的市場上，國有企業應該主動、有意識地與民營企業形成不同的“層”，錯層發展，有競爭，但更多的是各自搶占不同的市場空間。國有企業對于民營企業應該有更強的示范與帶動作用，比如在品牌建設與推廣傳播方面。最終，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真正的競爭者，應該是與之同等的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
入世十多年之后，品牌應該是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重要的籌碼?！爸袊圃臁逼毡榈投说挠∠髴摰玫礁淖?，這是對中國企業的挑戰，更是對國有企業的挑戰。在國際市場上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品牌，是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需要實力，也需要信心。這方面，國有企業更具有優勢。但另一方面，已經習慣了國內市場中壟斷優勢的國有企業又缺乏在國際市場上樹立品牌的意識。因此，在國內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尤其是壟斷市場的開放，引入競爭者，尤其必要——至少先期可以在國內市場練兵。
民營企業類型范文5
關鍵詞：國有企業；民營企業；OFDI ；股權主體；區位選擇
中圖分類號：F12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11010707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以下簡稱OFDI）的日益增加，其區位分布問題也日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成為最新研究熱點。由于區位選擇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資源、距離和心理等諸多復雜因素，要做到全面解釋OFDI的區位選擇非常困難。目前，大多數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OFDI的內部動因、外部環境、進入模式及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等方面。
從中國OFDI的內部動因來看，李輝基于對投資發展路徑理論的擴展，認為中國 OFDI的發展將在未來呈現加速增長趨勢，會對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產生重要影響。劉陽春對中國 OFDI的動因進行了分析，提出相關假設并使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對其進行檢驗，得出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是驅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因素，此外，拓展市場，尋求自然資源，獲取技術與跨越貿易壁壘等原因也推動了中國企業OFDI的發展。同時，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企業的OFDI因東道國的經濟水平不同而異，如Cheung和Qian 的實證結果表明，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OFDI受中國對其出口的影響較大，且投資資本以分散的區位形式存在，中國對發達國家的OFDI受中國持有其外匯儲備的影響，且投資資本以相對集中的區位形式存在，但總體來說，中國對二者的OFDI都具有尋求市場與資源的動機。
在有關東道國對中國 OFDI 影響的研究中，學者們大致從經濟因素與環境因素兩方面進行考察，Buckley等發現，特定所有權優勢、資本市場不完全性以及制度安排等三種特定因素是影響中國 OFDI 的主要因素，進而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的OFDI 與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政治風險、匯率風險、地理距離（1984―1991年）、文化距離與資源稟賦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此外，由于中國資本市場具有不完全性的特點，一些企業可以根據特有的所有權優勢在較長時期內相對容易地獲得低于一般市場利率的資本。胡博和李凌[5]綜合分析了影響中國 OFDI 區位選擇的因素，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區位優勢在于豐富的資源稟賦和巨大的市場潛力，而發達國家在于其所具有的較高的科技水平，由于發達國家市場競爭激烈并且進入壁壘較高，因此其市場內部潛力對中國OFDI 起到負相關效應。韋軍亮和陳漓高研究了政治風險變量這一因素對中國 OFDI 的影響，結果表明東道國所具有的政治穩定性會對中國 OFDI 產生重要影響，近幾年中國也確實在政治風險高的國家有較多投資。項本武通過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實證檢驗了中國 OFDI 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動態效應，結果表明雙邊貿易關系與匯率波動對中國OFDI 具有顯著的正效應，而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對于中國企業的OFDI 表現出顯著的負效應。
有關中國 OFDI 進入模式選擇的研究，黃速建和劉建麗基于“成本―收益”框架，認為中國企業進行OFDI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東道國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的學習，而企業自身的戰略動機則決定了企業 OFDI 模式的選擇。Cui和Jiang[9]認為拓展企業核心競爭優勢并非中國OFDI的本質與動因，其實質是拓展國家的核心競爭優勢，因此，中國企業并不是基于成本最小化的原則來考慮企業的OFDI，而是在模式選擇上傾向于海外建廠生產的綠地投資方式，以此來實現全球范圍內的優勢擴張。
綜上所述，目前學者對中國 OFDI 區位選擇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有關中國 OFDI 區位選擇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宏觀層面，對于從企業微觀層面進行研究的文獻還較缺乏，這直接導致研究方法、研究角度與研究數據存在較大的偏誤，并忽略了與其他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其次，現有的樣本大都直接采用中國官方公布的OFDI數據，而沒有采取更詳細的微觀數據。最后，目前國際OFDI的一般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解釋來自新興經濟體的OFDI問題，所以需要將理論進行延伸來詮釋新興經濟體企業的OFDI行為。本文在傳統經濟因素的條件下整合了體制因素，以便更好地解決中國企業在進行OFDI時如何進行區位選擇的問題。
二、中國企業OFDI的新特征
隨著中國OFDI的不斷發展，企業投資的產業結構、區位選擇也在不斷改變，這些變化使得OFDI呈現新的特征，其相關研究也更有意義。
第一，近年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額大幅增加。2013年，中國的OFDI流量達到了1 0784億美元，與2012相比增加了2004億美元，同比增長228%；中國的OFDI存量達到了6 6048億美元，與2012相比增加了1 2854億美元，同比增長242%。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公布的《2014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FDI流量為15萬億美元，年末存量為255萬億美元。以此為基數計算，2013年中國OFDI流量額占全球當年流量額的74%，居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3位，OFDI存量額占全球當年流量額的26%，居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1位?？梢?，中國OFDI呈現高速增長的趨勢，這種高速增長的現狀值得學者深入研究其動因。
第二，中國OFDI的目的地發生變化。自1991年以來，中國OFDI的地理分布發生了明顯改變，20世紀90年代，中國OFDI的400%集中在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但從2003―2013年間投資在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比例下降到不足50%，投資大部分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吸引的投資占近800%，在2005―2013年間，中國的OFDI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其比重從2005年的363%上升至2013年的701%，可以解釋為亞洲國家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似，且人口眾多，由此引發的相似需求更能吸引中國企業對其投資。
除了洲際分布發生改變外，中國的OFDI也沒有流向常規的投資目的地。中國的OFDI傾向于流向避稅天堂如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和中國香港等地區，其中開曼群島和維爾京群島在中國OFDI目的地排名中一直位居前列。
第三，中國OFDI的產業布局發生改變。在21世紀初，中國OFDI中制造業占了近200%，但到2013年下降到67%，采礦業也由2003年的484%下降到2013年的230%，但服務業的OFDI卻呈現出上升趨勢，特別是商業服務在2013年達到了251%，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的產業結構正處于轉型升級過程中，服務業發展迅速；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服務業發展水平還相對較低這一基本國情有一定程度的背離。
正是由于中國OFDI的區位選擇呈現出一些新特征，因此對影響區位選擇因素的研究也顯得更為重要，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國企業OFDI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盡管已有學者[10-11]做過相關方面的研究，但一方面由于缺少中國企業OFDI的數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使用OFDI流量的數據類型不同，如Cheung和Qian及Buckley等使用的是官方認可的OFDI流量，而Cheng和Ma[10] 以及Kolstad和Wiig使用的是實際OFDI流量，所以學者傾向使用案例分析法來解釋中國企業OFDI的動機，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結論的適用性。本文主要是利用上市公司微觀層面的數據來解釋企業OFDI的區位選擇問題，數據資料包括各個企業對外投資的區位地點，同時也將企業的性質進行了劃分，即在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中加入了企業的股權主體這一條件，因此文章的內容可能更加豐富詳實。
二、變量設計、數據來源與模型選取
（一）變量設計
之前有關中國OFDI的研究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具有描述性質，主要是解釋國家為什么進行OFDI。第二種類型是戰略層面的分析，主要利用中國知名企業的案例來解釋中國企業OFDI的動機。第三種類型是使用宏觀層面的數據來說明投資區位的選擇和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因素[3-4]。為了使研究內容更全面，本文合并了后兩種類型并利用企業層面的數據來研究中國企業OFDI的區位決定因素。
1中國企業OFDI的動機
Dunning[10]的折中理論可以解釋發達國家企業OFDI的動機，如基于效率（或降低成本）或資源（或戰略資產）動機。之后Chakrabarti為尋求市場才是發達國家企業進行OFDI的最強動機，經典的折中理論是否能作為解釋發展中國家進行OFDI的動機還有待商榷。本文認為現有的FDI理論并不能完全地解釋中國企業進行OFDI的動因，原因如下：（1）中國的資本市場不完善，一方面國有企業普遍具有較高的儲蓄率，而資金卻缺乏專業人才的管理；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的貸款利率較低，因為資金的獲得成本較低，所以這些企業普遍缺乏風險意識，樂于將資金投向風險較高的項目。（2）中國企業的投資行為受政府政策的影響很大，政府根據國家的政策導向實施審批制度、匯率管制等來限制或分配企業OFDI的項目和地區。
此外，自然資源也是影響區位選擇的因素，經濟的快速增長必然需要大量廉價的、容易獲取的自然資源。Buckley等認為，中國的OFDI是為了尋求自然資源，而且被高政治風險國家（如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等）的自然資源所吸引。Cheung和Qian及Bhaumik和Co卻不認為如此，他們認為二者之間雖然存在正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太小，沒有實際經濟意義。與大多數的研究一樣，本文使用東道國礦石和礦物的出口額來測試自然資源對OFDI的吸引力，提出如下假設：
H1： 中國企業的OFDI被吸引到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
和自然資源相關的問題是中國企業是否受到高政治風險國家的吸引。Buckley等認為，大多數中國企業的OFDI是政府主導的，所以企業規避風險的意識不強。但相關研究并不能證明中國的OFDI和不穩定的政治環境有關。本文使用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標之一政治穩定程度來衡量東道國的政治風險，提出如下假設：
H2：中國企業的OFDI被吸引到有政治風險的國家。
Frankel[13]的研究表明，自然資源（石油，礦產和一些農作物）豐富的國家往往有“糟糕的機構，如腐敗，不平等，階級結構，長期的權力斗爭，以及缺乏法律產權規則”。他認為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其政治風險越高，越有可能吸引中國的OFDI，即擁有豐富資源和政治不穩定的高風險組合更能吸引中國的OFDI，提出如下假設：
H3：在高風險的國家，中國的OFDI更傾向于尋求自然資源。
本文通過政治風險和自然資源與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來檢驗這一假設。
此外，技術因素也會對區位選擇產生影響，Deng[14]的研究認為，中國企業一般采用模仿戰略，專注于低端產品制造，國內技術的落后促使公司通過并購獲得先進技術，這意味著中國的企業會投資那些科技發達的國家，相關案例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如Buckley等將專利看做所有權優勢進行研究，并顯示出顯著的結果。本文用東道國注冊的專利數量，以及技術出口額在東道國的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這兩個指標來測試技術因素對中國OFDI的影響，后者可以更好地代表技術和創新的適用性，提出如下假設：
H4：中國企業被吸引到有技術和創新優勢的國家。
穩定的政治環境有利于技術開發和創新，政治穩定可以顯著影響一個國家的創新活動 [15]，這意味著技術和政治穩定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提出如下假設：
H5：在政治穩定的國家，中國的OFDI尋求技術或戰略資產。
本文通過政治風險和技術水平與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來檢驗這一假設。
2中國企業的所有權結構
中國法律允許以下六種主體持股：國家、法人、個人、管理者、員工和外商。后三種比例小于20%，前三種基于股權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三種類型：（1）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控制的157家上市公司，即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央企。（2）由地方政府控股的國有企業。（3）民營企業。
所以本文根據股權主體不同將它們劃分為央企，地方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
在上述三種企業中，央企的財務業績最好，這是因為政府對這些企業的生產管理進行密切的監督，因為有國家政策的支持，國資委控股的企業在高風險國家也能夠進行投資而不必擔心遭遇風險。相比之下，地方國有企業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加之內部管理松懈導致企業效率普遍不高，但是和央企一樣，地方國有企業也可以優先獲取各方面的資源，在銀行貸款、稅收、福利補貼等方面獲得特殊優待，因此，盡管地方國有企業效率不高但仍然有能力承擔更高的風險，可以在風險較高的國家進行投資。民營企業的生產效率是三種企業類型中最高的，卻不能享受同前兩種類型企業一樣的優惠待遇。此外，在2004年之前中國不允許民營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只有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和地方國有企業）才能獲得批準，國有企業處于主導地位，優先獲得政府資源并壟斷生產權，而民營企業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和國有企業具有同等地位。在這種不平衡的競爭環境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OFDI的動機是不同的，國有企業更多地是出于國家戰略目標的考慮進行OFDI，而民營企業則是為了避免不公平的競爭環境，特別是為了規避在國內市場準入和自然資源方面受到的歧視性政策，而被迫尋求新的海外市場。此外，Liu等[16]還發現，中國的民營企業是風險厭惡者，而不是機會尋求者，這就導致這些企業進行OFDI時選擇的是地理距離較近的國家。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對企業股權主體和區位選擇提出如下假設：
H6a：國有企業被吸引到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
H6b：國有企業愿意在政治風險高的國家投資。
H6c：在高風險國家，國有企業更傾向于尋求自然資源。
H6d：在政治穩定的國家，國有企業更傾向于尋求技術或戰略資產。
H6e：民營企業是市場尋求者。
H6f：民營企業在區位選擇上厭惡風險。
3 其他變量
除了前文假設，本文還包括其它控制變量，首先是文化變量，本文用中國人口在東道國人口所占的比重作為測量文化的依據。其次，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可以作為OFDI的決定因素。最后，本文還將流入東道國的OFDI占該國GDP的比重作為OFDI的動機。
（二）模型和數據
用模型（1）來測試上述H1―H6f：
FDIi = F（GDPi，GDPCi，GDPGi，CIMPORTSi，CEXPORTSi，EXTECHi，PATi，EXORESi，PRISKi，INFi，FDIPi，CHIPOPi，DISTi）（1）
由于H3，H5，H6c和H6d，也就是政治風險、自然資源稟賦和技術之間可能相互影響，因此需要進一步估算模型（2）和模型（3）：
FDIi=F（GDPi，GDPCi，GDPGi，CIMPORTSi，CEXPORTSi，EXTECHi，PATi，EXORESi，PRISKi，INFi，FDIPi，CHIPOPi，DISTi，EXORESi×PRISKi）（2）
FDIi=F（GDPi，GDPCi，GDPGi，CIMPORTSi，CEXPORTSi，EXTECHi，PATi，EXORESi，PRISKi，INFi，FDIPi，CHIPOPi，DISTi，EXTECHi×PRISKi）（3）
表1是關于變量的使用和含義解釋，大部分自變量選擇的是Buckley等采用的變量。此外，距離變量也將引力模型引入到本文的分析中[17]。自變量采用的是2011―2013年間的平均值。本文模型的選擇和變量的設計均參考Ramasamy等[18]的觀點，研究對象是2011―2013年間中國上市公司海外投資的狀況。
另一方面，因變量是基于2011―2013年間公司層面的數據，本文選取了2011―2013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公布的OFDI金額排名前40名的公司，對他們的年度報告進行了調查，以確定他們是否進行了海外投資，同時假定，如果公司在年度報告中沒有對該項投資進行披露，本文就不對其進行分析。從這3年的年度報告中，本文總結出40家公司在2011―2013年度共進行了198次海外投資，橫跨27個國家（在1個國家至少有1項投資），本文統計了這27個國家獲得OFDI的投資頻率。雖然只統計了40家企業，但這些企業在2011―2013年間的OFDI金額占到了當年投資總額的800%以上，數據的選取比較有說服力。
此外，本文也在年度報告中獲得了這40家企業的股權信息，根據國資委、省、地方政府或私人的控股比例是否超過500%，將這40家公司劃分成央企、地方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如表2所示，民營企業在2011―2013年間共有99個OFDI項目，而央企和地方國有企業分別有54個和45個OFDI項目。
之前的研究一般采用投資額作為因變量，本文采用的是泊松計數模型，因變量選取的是中國企業在東道國投資的項目數量而非投資金額。這樣做的原因如下：（1）使用OFDI的金額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其結果容易受到極值的影響，因為一些為了獲取資源而進行的投資項目屬于資本密集型項目，這樣的投資項目需要巨額資金，進而高估了東道國吸引外資的能力，不利于模型的擬合和估計。（2）許多傳統分析忽視了那些沒有得到中國投資的東道國的樣本選擇偏差，與此相反，計數數據回歸模型將這一點考慮進去，將那些沒有得到中國OFDI的東道國的因變量設置為零，這樣就可以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3）如果將對東道國的OFDI金額作為因變量，在把未接受OFDI的國家包括在內時，可以預期模型結果為偏態分布，此時基于OLS估計的統計測試可能出現問題，而計數模型能更好地解決偏態分布的變量。（4）以往的研究使用的OFDI數據有很大一部分是國有企業的OFDI總額[19]，民營企業進行的投資可能沒有被官方渠道統計在內，而本文的樣本中包含了近250%的私人企業，因此能更準確地反映中國企業OFDI來源性質的變化。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泊松回歸模型。其概率函數如下：
Pr（yi）=e-λiλiyiy！ ， yi=0，1，2……
其中，y是一個隨機變量，指的是已發生事件的頻率（在東道國OFDI項目數量），λ是y的均值；λi=E（yi）=Var（yi）泊松分布假設自變量和λ之間存在著如下關系：
λi=exp（Xiβ）
其中，Xi為表中的自變量，β為要估算的參數，模型用最大似然估計。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因篇幅所限，含有互動變量的模型（2）和模型（3）的結果未被列示，如有需要，請與作者聯系。
（三）結果分析
從模型回歸結果來看，如果不考慮企業類型，自然資源、中國向東道國的出口占中國出口的比重和兩國間的距離在1%的水平上顯著。東道國的平均收入水平，技術出口和中國人口的比重等方面在5%的水平上顯著。在東道國注冊的專利數在5%的水平顯著，但是負值。模型證明了中國的OFDI被吸引到政治風險高的國家，本文的整體結果與Ramasamy等[18]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
實證研究結果證實H1，中國企業確實被吸引到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中國持續的經濟高增長意味著對自然資源的龐大需求。本文的研究結果也接受H2，中國的投資也被吸引到那些政治風險高的國家。自1992年開始，中國企業就開始有在高政治風險國家投資的趨勢[18]?！盎幼兞俊边@一指標也不顯著，表明政治風險和自然資源稟賦的關系很小，研究結果拒絕H3，即不能證明中國的投資被吸引到高風險國家是由于該東道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緣故。
研究結果也接受H4，中國企業被吸引到具有技術和創新優勢的國家。同時研究結果也顯示國家注冊專利的數量（PAT）這一指標的系數是負值，這說明中國的投資可能不會被具有核心研究能力的國家吸引。而EXTECH為正值則表明中國企業被吸引到那些能夠將核心研究轉化為商業上可行的產品和服務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和泰國），這是由于核心研究不一定能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這一點看中國的企業相當務實?！盎幼兞俊保凑物L險×技術出口）的值也較小，因而 H5被拒絕。可見，沒有顯著的證據表明，中國在政治穩定國家的OFDI是為了尋求技術或戰略資產。
另外，根據企業股權主體的不同分析影響他們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研究結果證實H6a，擁有豐富自然資源（如印度尼西亞，烏克蘭和塔吉克斯坦）的國家對國有企業有吸引力，同時也對民營企業有吸引力。但是，在進行海外投資的礦業公司中，沒有一個是民營企業。投資于資源豐富國家的公司主要是重型設備公司，如投資于烏克蘭的三一集團有限公司和投資在塔吉克斯坦的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這表明民營企業跟隨相關國有企業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主要是為國有企業提供相關的產品和服務。
研究結果接受H6b，央企和地方國有企業都有在風險較高的國家投資的傾向。正如前文提到的，民營企業相對地更厭惡風險，本文的結果也證實了這種觀點（H6f），不像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更多地被吸引到那些較近（如中國香港）的地區，他們排斥高政治風險。應該指出，國有企業對政治風險的態度不同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更多地依賴于政府對政府（G2G）的關系作為其決策的基礎，當投資是基于G2G時，基本不會存在合同失敗的問題。
雖然當所有類型的企業被考慮在內時，互動變量并不顯著，但當企業按照股權主體分離后，結果發生了改變，這表明國有企業內部也存在明顯的區別。對于地方國有企業，“互動變量”是負的，并在5%的水平上顯著，而在其他情況下都不顯著。即可以部分地接受H6c，在高風險國家，地方國有企業更傾向于尋求自然資源。同樣，也可以部分接受H6d，央企的“互動變量”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在政治穩定的國家，央企更傾向于尋求技術或戰略資產。
中國民營企業是市場尋求者（H6e），國有企業同樣也是市場尋求者。事實上，國有企業更多地被吸引到較小的發達經濟體，如國有金融機構中的中國工商銀行選擇中國香港、盧森堡和荷蘭投資就屬于該種類型。出口變量的高度顯著性表明中國企業都熱衷于投資對中國商品需求量較大的國家，這可能是出口替代效應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主要吸引的是民營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大型的央企則被吸引到更發達國家的市場。
在參數方面，中國進行OFDI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技術、品牌和管理經驗等。企業OFDI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增強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能力，也是為了保持國內的市場份額。一些行業（如公用事業和采礦業）在寡頭壟斷的市場條件下由中央和省級政府所控制，競爭力并不強，為了抵御其他外國競爭對手的沖擊，國有企業被吸引到那些有能力為他們提供競爭力的國家或地區（如韓國和中國香港）。但是技術優勢并不吸引民營企業，可能是因為在這個階段的國際化進程中，民營企業更熱衷于本土競爭力的提升。
三、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OFDI的區位決定因素因股權主體而異。地方國有企業被吸引到政治不穩定但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民營企業更傾向于規避風險，雖然他們也被吸引到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但民營企業更傾向于提供附加服務如資源勘探、井下作業等，而并非利用資源本身，央企則被吸引到政治環境穩定的國家并獲取這些國家的戰略資產。
本文研究結果的意義在于，一方面現有的OFDI理論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和拓展，企業按照股權主體區分后，政治風險、自然資源、先進技術等因素對不同類型企業的影響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對國家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民營企業是市場尋求者，它們通過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最大化來實現國際化，如果東道國吸引中國投資的目的是為打開本國的國內市場，那么民營企業將會是其目標。這個發現對渴望吸引中國投資的東道國政府可以起到啟示作用。自然資源豐富但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對地方政府控股的國企具有吸引力，因此政府之間在省級水平上的戰略合作將會更有效。至于央企，國家應引導其投資那些政治較穩定的發達國家以獲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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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類型范文6
[關鍵詞]政府;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 F235.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3-0461(2010)02-0080-05
政府的主要職能是:運用經濟、法律等政策和手段調控國民經濟運序,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并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調節不同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政府對企業的投入主要是賦予企業依法經營的權利以及提供各種公共設施。政府的利益主要關注的是有可靠不斷增加的稅收、企業能穩定社會秩序和穩定提供就業,提高社會公德水平[1]。政府的利益要求主要通過依法加強稅收征管、依靠法律、加強企業道德建設來實現。對不同的利益要求和不同的實現方式,政府的重視程度是有差異的。政府對其利益要求的重視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有可靠不斷增加的稅收、企業能穩定社會秩序、企業能穩定提供就業、企業能長期生存與發展、企業能提高社會公德[2]。政府對其利益要求實現方式的重視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依法加強稅收征管、依靠法律、加強企業道德建設、依靠社會、掌握企業就業情況[3]。
政府總是非常關注反映自己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國內外從事財務指標研究的文獻浩如煙海,但從事非財務指標研究的文獻卻非常少,且大都集中在非財務指標運用意義的研究和非財務指標在企業績效評價中的構建和運用,系統地進行非財務指標研究的文獻難覓蹤影。目前國內外還沒有人從利益相關者角度進行過非財務指標排序研究和分組研究。本文從政府角度出發,對政府所關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方面信息的非財務指標進行排序研究和分組研究。為了進行研究,筆者查閱了大量中外文獻,收集了2,700多個企業非財務指標,這些非財務指標從各個角度反映了企業各方面的非財務信息。筆者從中挑選、整理出1,217個利益相關者所關注的非財務指標,其中定性指標503個,定量指標714個。為了深入進行利益相關者非財務指標研究,筆者根據這些非財務指標所反映的信息,將這1,217個企業非財務指標劃分為企業基本信息指標、企業效率指標、企業能力指標、企業管理指標等65個一級指標,并根據研究的需要,在一些一級指標下,分設有若干級子指標。為了深入了解包括政府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對這些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和不同類別的利益相關者對這些非財務指標的關注差異,筆者從2008年3月開始,至2009年1月期間,對利益相關者所關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方面的非財務指標進行了實證研究。
本研究主要通過實地訪談和問卷調查兩種形式取得,采用的方法是專家調查法和問卷調查法兩種。
首先,筆者在文獻研究和實地訪談的基礎之上寬泛地羅列出政府所有可能關注的非財務指標,然后約請了先前85位來自企業界的經理人員和20位來自高校和研究所長期從事企業管理研究的專家,對政府可能關注的反映自身主要利益要求及其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進行評價,然后根據他們的評價制作反映政府利益要求及其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調查表[2] [3]。調查表中,非財務指標的入選依據是,如果筆者所提供的反映某一利益要求或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的專家入選率在50%以上,筆者就將其作為備選項目,列入正式的調查問之卷之中。
然后,筆者從2008年3月開始,先后在長沙、上海、深圳、廣州、東莞、南昌等10個城市,對這些城市的42家企業的91名高級管理人員進行了深入訪談,了解這些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有何利益要求,政府希望如何實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關注哪些反映自己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在進行了91 份的試調查以后,筆者從2008 年3月10日開始進行正式的問卷調查,截至2009 年1月22日完成,共歷時10個多月。由政府對其所關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進行排序。問卷內容主要包括:填寫者的基本情況、從關注程度角度對所給出的非財務指標進行排序、有無其他關注的非財務指標等。問卷調查范圍包括四川、廣東、上海、湖南、江西、云南、湖南、新疆、安徽等 13 個省市,調查范圍主要以東部、中部和南部為主,涵蓋了全國東南西北中五個地理位置。本次問卷調查,共發放865份調查問卷,實際回收調查問卷516份,問卷回收率為59.65%。有效問卷數為509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8.64%。樣本回收公司531家,樣本基本分布情況如下:
1.從所調查的企業發展階段來看,創業階段企業有 64家,發展階段企業186家,成熟階段企業197家,衰退階段企業84家,分別占樣本總數的 12.05%、35.03%、37.10%和15.82 %;
2.從企業性質來看,國有企業有182家,集體企業112家,民營企業123家,三資企業114家,分別占樣本總數的34.27 %、21.09%、23.16%和21.48 %;
3.從企業上市情況來看,上市公司有195家,非上市企業336家,分別占樣本總數的36.72%、63.80 %;
4.從企業規模來看,大型企業有192家,中型企業238家,小型企業101家,分別占樣本總數的36.16%、44.82 %和19.02%;
5.從企業類型來看,生產企業有281家、商品流通企業126家、服務企業124家,分別占樣本總數的52.92%、23.73%和23.35%。
從樣本的分布來看,樣本量已經滿足了進行統計分析的基本要求。本實證研究的主要資料和主要過程如下:
一、政府的利益要求及其實現方式及其相應關注的非財務指標
根據調查,政府對每類利益要求和每類利益要求實現方式都有著相應關注的非財務指標。
二、有效問卷調查對象政府的描述性統計表2. 有效問卷調查對象政府的描述性統計(N=506)
三、數據處理與分析
將問卷排序內容轉化為數值型數據,錄入SPSS13.0軟件進行處理。
數據處理方法:首先進行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計算出政府的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得分均值,然后進行均值比較(compare means)和配對樣本T檢驗(paired-samples T test),判斷這些排序是否具有統計意義。
數據分析結果如下:表3.政府所關注的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描述性統計
注:某一類非財務指標得分值越小,表明政府對這一類非財務指標越關注、從而越重視。下同。 表4. 政府所關注的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
均值差異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
注:p**≤0.05,下同。
以上是SPSS軟件的統計結果。其中,政府對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被表達為得分均值,某一類非財務指標得分均值越小,表明政府對這一類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越高,從而對這一類非財務指標越重視。經過以上非財務指標均值差異配對樣本T檢驗,上述非財務指標均值差異在統計學上具有非常顯著的統計意義。
四、政府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的排列整理
將政府對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排列順序整理成表:表5.政府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排列表
1.政府對不同類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有關注程度之分。政府對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①企業能力、效率、水平、競爭力指標;②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③企業戰略、穩定性、人員流動、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指標;④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管理人員、員工素質指標;⑤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
2.政府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重要性的大小決定著政府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和排列順序。政府總是從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重要性的角度對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進行關注,并且總是按照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重要性由大到小的順序對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進行排序。越是反映其重要性大的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越受其關注。越是反映其排列在前的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越受其關注。政府所關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排列順序同其所看重的相應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的排列先后順序相同。
3.政府最關注的是企業生存發展狀況指標。政府非常關注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政府對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的關注超過對企業戰略、穩定性、人員流動、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指標和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的關注。
4.政府對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的關注不及對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管理人員、員工素質指標的關注。
五、對反映政府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的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差異比較分析
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了解不同性質、是否上市、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類型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的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是否存在差異。差異比較分析結果如下:表6. 政府所關注的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差異比較分析政府所關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的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差異比較分析表明:
不同企業性質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企業戰略、穩定性、人員流動、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指標、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管理人員、員工素質指標、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的關注程度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
上市與否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企業戰略、穩定性、人員流動、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指標、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的關注程度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對企業能力、效率、水平、競爭力指標、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管理人員、員工素質指標的關注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
不同企業規模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企業戰略、穩定性、人員流動、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指標的關注程度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對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管理人員、員工素質指標、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的關注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
不同發展階段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相關指標的關注程度不存在顯著的差異;
不同企業類型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企業戰略、穩定性、人員流動、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指標的關注程度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對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的關注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
為了進一步了解不同性質、是否上市、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類型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的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差異,對以上差異進行分組均值分析,分析結果如下:表7.政府關注的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分組均值
分析結論如下:
1)從企業性質來看,對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民營企業、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三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民營企業、集體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民營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集體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對企業戰略、穩定性、人員流動、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指標,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民營企業、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民營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三資企業、集體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三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集體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對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管理人員、員工素質指標,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民營企業、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國有參股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國有獨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國有控股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對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民營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的關注程度超過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國有獨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的關注程度超過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國有參股企業、三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的關注程度超過集體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
2)從是否為上市公司來看,對企業能力、效率、水平、競爭力指標、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管理人員、員工素質指標、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上市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非上市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
3)從企業規模來看,對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企業戰略、穩定性、人員流動、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指標,大型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中型企業、小型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中型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小型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對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管理人員、員工素質指標、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大型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中型企業、小型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
4)從企業發展階段來看,不同發展階段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相關指標的關注程度不存在顯著的差異;
5)從企業類型來看,對企業貢獻、社會效益、利益相關者保護指標、企業戰略、穩定性、人員流動、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指標,生產企業、服務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流通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對企業形象、信譽、知名度指標,生產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流通企業、服務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服務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比流通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更關注。
對反映政府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表明:企業因素產生了政府同一類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關注程度差異。不同性質、是否上市、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企業的股東對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同一類的非財務指標的關注程度可能存在顯著差異;不同發展階段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相關指標的關注程度不存在顯著的差異。
總之,政府非常關注反映自己利益要求和實現方式信息的非財務指標。企業對政府相關信息的充分溝通更易取得政府對企業的理解和支持合作。企業除應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進行規定信息的披露外,還應當根據本企業利益相關者政府的特點和政府對非財務指標關注的需要以及關注程度的差異對政府所關注的非財務指標信息對政府進行充分信息溝通,以滿足政府關注相關信息的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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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Concern Extent of the Non-financial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Governments’ Interests and Their Realization Ways
Liu Li1,2
(1.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chool ,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2.Huna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sha 410205,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