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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理解范文1
一、西方經濟學流派發展進程
（一）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誕生于1776年英國的工業革命，當時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提升，生產技術和經驗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并且在世界范圍內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市場需求也不斷增長，從而促使古典經濟學學派的誕生與發展。該學派遵從經濟規律，認為經濟規律會主導價格和要素報酬，認定價格體系可以很好地配置生產資源，十分信賴市場自身的調節能力，不需要政府給予任何干預，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嘉圖和亞當斯密。古典學派有兩個比較著名的理論，一個是亞當斯密的國際貿易絕對優勢理論，一個是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
（二）新古典學派
新古典學派又稱劍橋學派，起源于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學派創始人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新古典學派產生的重要經濟學理論，包括分配論和價格均衡理論，主張將供求論、邊際效用論、生產力論以及生產費用論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完全競爭的前提。新古典學派的核心理論是均衡價格論，認為不同需求量和產品價格的構成是由邊際效應遞減規律決定的，并以均衡價格論替代了價值論。并在均衡價格論基礎上發展出分配論，對國民收入中各種生產要素所占比例的大小進行了分析，認為其比例大小由各自的供求關系主導的均衡價格決定，并認為經濟總量是由各種生產要素共同組成的。
（三）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誕生于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時期，失業率高漲、產出能力嚴重下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緩慢，甚至出現了經濟倒退。凱恩斯主義可以解釋為總需求管理，對經濟蕭條作出了科學解釋：“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發揮經濟主導作用，通過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去拉動需求增長，促進經濟消費和投資，進而帶動經濟復蘇，恢復正常運轉。凱恩斯主義的核心內容是IS-LM曲線，是由凱恩斯主義者?？怂箍偨Y并寫出來的，是對凱恩斯主義最好的闡釋。但是卻受到了新古典學派的質疑與批評，認為凱恩斯主義將經濟學又重新拉回了古典經濟學領域中。
（四）新古典綜合學派
新古典綜合學派誕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的眾多追隨者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對凱恩斯主義沒有解決的問題進行了重新研究，并試圖找到問題的答案，例如繁榮和通脹的分析等。新古典綜合學派的代表人物有薩繆爾森、托賓以及索洛等，學派理論觀念中比較著名的就是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強調了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去調節社會經濟總需求，促進就業、消除經濟危機。并且提出了混合經濟論，以此應對經濟制度方面的問題。
（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誕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嚴重滯漲，失業率很高，并且通脹問題嚴重。由此引出了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分析模式，并由此演化出經濟發展體系。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相信并十分依賴個體利益最大化、市場出清、理性預期以及自然律假說四個假設，認為私人經濟能夠保持自身的穩定，貨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中性的，貨幣在短期發展的過程中也是中性的。并對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作出了批判，認為其主張的積極干預經濟的政策手段，對于經濟發展是有害的。
（六）新凱恩斯主義
新凱恩斯主義是在凱恩斯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學流派，其汲取了凱恩斯主義中經濟學理論上的不足，并在新古典宏觀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而發展出新凱恩斯主義，誕生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微觀經濟基礎，對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的辨析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問題
（一）代表個體分析模式問題
經濟學經典的分析模式是代表個體分析，可以將微觀分析和總轉化當作宏觀總量，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必要工具。代表個體分析模式的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是社會經濟個體數量多，并且個體差異大，代表性個體分析的工作量太大，無法準確把握每一個個體的行為和信息，容易出現誤差和失誤。第二是該模式的分析前提是假定個體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在現實社會中，代表個體的占比是一小部分，使其代表性遭受巨大的質疑。第三，在代表個體分析模式下，總量如果假定合理，其在分析時也會受到經濟市場中各種因素的干擾，使得加總行為出現問題，得到的結果并不是統一的和固定的。
（二）理性預期分析模式問題
在理性預期分析模式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新古典學派認為宏觀經濟的理性預期分析需要建立在個體行為最優化的基礎上，認為經濟主體的發展就是宏觀經濟理論覆蓋下的最優經濟行為。但是，在理性預期分析模式下，完全理性的經濟活動和行為是不存在的，個體的經濟行為受到宏觀經濟形勢以及經濟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會不斷發生變化，如果采取理性預期分析的方式去預測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必然會存在一定的經濟風險，無法做到完全準確的預測和分析。
（三）計量驗證分析模式問題
計量驗證分析模式在經濟學中使用比較多，并且相對常規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提出問題，并引入函數模型，然后提出假設，最后根據實證數據分析的形式去開展計量驗證分析。經濟學流派會根據自己對宏觀經濟微觀基礎問題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建立與之相對應的函數模型，進而對經濟系統開始假設，并使用數據工具去推理、演繹，得到經濟規律的數學表達。在計量驗證分析過程中，分析的結果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利用提出的問題脫離實際，函數模型使用不當等。分析模式的問題容易導致過于理想化的缺陷出現，并且分析過程中有很多關鍵性的因素是無法被準確量化的，使得分析結果存在較大誤差。
三、西方經濟學流派對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的辨析
西方經濟學流派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與演化，經歷過迷茫，也獲得過成功，其對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的辨析還是比較到位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具體劃分，應該從凱恩斯主義說起，但是其革命的根本目標是顛覆，并不是分立。當然，凱恩斯的顛覆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質疑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宏觀經濟變量間的關系會受到經濟政策的影響，使得其相關的問題分析出現錯誤。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沒有微觀基礎，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是無法正常開展的，無法獲得正確的分析。另外，正是因為存在質疑，才會一直推動西方經濟學流派的發展與演變，引導經濟學者不斷探索著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致力于找到兩者的協調發展途徑，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對經濟做出最準確的解讀和辨析。
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理解范文2
關鍵詞：匯率不完全傳遞；價格；通貨膨脹；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9)06-0069-04
本文簡單回顧匯率和國內價格關系的研究成果，從一價定律和購買力平價理論開始簡述以傳統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匯率完全傳遞機制及其背后的邏輯。然而許多經驗研究表明，現實生活中不存在完全的匯率傳遞機制，而且匯率傳遞的程度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而且近年來各國的匯率傳遞程度出現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即匯率對于國內價格的影響力在進一步減弱，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勢必根據這種趨勢進行一定的調整。
一、傳統觀點：一價定律和購買力平價理論
根據傳統的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匯率的變化不僅影響一國的外部收支平衡，而且匯率對于進口價格的影響是完全而且即時的。這個分析是基于一價定律(LOP)，或者說是基于購買力評價理論(PPP)的。
一價定律認為相同的產品在不同的國家應該以相同的價格銷售，但該理論的假設相當嚴格，比如利潤最大化以及忽略商品運輸和流通的成本。假設一價定律適用于兩個國家的所有商品，我們得到P=EP*，其中P和p*分別表示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E表示兩個國家之間的匯率。該等式被稱為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根據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匯率的變化會完全反應在一國的價格水平上，或者說，一國貨幣的升值將導致本國的貨幣緊縮，而貨幣貶值則會導致該國價格以相同比例上升。這就是匯率的完全傳遞。根據購買力平價的假設，匯率對于國內價格的傳遞總是完全而且即時的。
根據該邏輯，名義貨幣的貶值是和高通貨膨脹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發現類似的現象。比如，在1977年到1995年之間，墨西哥比索對于美元平均每年貶值31％，而該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比美國高了30％。
二、匯率不完全傳遞的事實
盡管我們可以從世界經濟史中找到貨幣貶值和高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密切聯系的例子，但是，我們同樣可以找到許多有名的例子來說明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之間的聯系并不是那么緊密，這些矛盾的例子刺激了經濟學家們對于匯率傳遞的持續不斷的研究。匯率不完全傳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0世紀80年代日元的走勢與日本產品的價格變動之間的松散關系。1985年簽署廣場協定之后，日元對于美元大幅升值，人們原以為在美國銷售的日本產品價格將出現大幅上漲。然而事實是在美國銷售的日本汽車和電子產品只是略微漲價甚至價格保持不變，甚至還出現了降價的情況，這說明將產品出口至美國的日本公司可能自身吸收了匯率變化的大部分fG01dberg＆Knetter,1997)。美國自從2005年開始的美元大幅貶值卻沒有改變美元貿易赤字的矛盾現象，大概只能通過美國較低的匯率不完全傳遞程度來解釋。
相對于匯率完全傳遞理論，匯率不完全傳遞更能解釋現實的經濟世界。許多案例和計量研究都支持了匯率不完全傳遞理論，發現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在其貨幣大幅貶值之后只受到一點通貨膨脹壓力。比如，在1992年12月瑞典和英國退出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之后，兩國貨幣均出現較大貶值，但并沒有遭受較高的通貨膨脹。在1993年到1994年盡管瑞典貨幣名義貶值9％，但這兩年瑞典物價水平年均僅上漲3％：英國則在英鎊貶值15％的情況下維持了2％的年均通貨膨脹率。根據Gagnon和Ihrig在2004年的研究，1971到2002年之間，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遞率僅為0.2，即名義匯率貶值10％僅導致消費價格長期上升2％。
三、產生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
從理論上，有若干因素可以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我們把這些原因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微觀的，一類是宏觀的。
從微觀的角度進行分析，首先，從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出發，由于產品運輸和流通成本為0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匯率變動而運輸和流通成本不變，只導致進口產品的成本出現部分變動。其次，一價定律和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之上的。在存在不完全競爭時，公司會調整商品價格以維持市場份額，此時公司就要考慮許多微觀經濟的定價因素，比如市場結構、需求彈性、成本函數、生產替代性等等(Dombusch,1987)。第三，不完全競爭涉及到市場分割。在國際市場上存在著價格歧視，外國出口商調整其利潤成數而非將匯率波動完全傳遞到價格上，這種現象被Krugman(1987)稱為“看市定價”?？词卸▋r被采用的程度越深，匯率傳遞的程度越低。
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定價策略和通貨膨脹環境都可以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性。首先，Obsffeld和Rogoff(1995)率先嘗試用廠商定價策略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這個問題。在生產國貨幣定價策略下，名義匯率的變動會1:1地體現在用消費國貨幣衡量的外國商品的價格上，也就是說，匯率傳遞是完全的。如果采用消費國貨幣定價的策略，消費者面對的短期價格不會有任何改變，也就是說，匯率完全不傳遞?，F實中匯率傳遞的程度取決于廠商采用生產國貨幣定價和消費國貨幣定價的比例。第二種宏觀解釋，是由Tay－lor在2000年提出的，非常具有影響力的解釋，即考慮到定價的滯后性以及廠商的壟斷競爭行為，一個可信的較低通貨膨脹的宏觀環境將導致較低的匯率傳遞性。
四、匯率傳遞程度的影響因素
考慮到匯率不完全傳遞是國際經濟中的一個常見的現象，匯率傳遞的程度就愈加需要仔細研究。影響匯率對物價(含消費價格指數和進口價格)傳遞程度的影響因素有許多。
從理論角度分析，匯率傳遞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決定因素是，一個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兩者之間的聯系顯然是正向的。一個國家越開放，越多的進口商品進入該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進口市場對于綜合物價的影響就越顯重要。消費物價指數的籃子里進口商品的比重越高，匯率傳遞性就越強。類似的，生產投入品中進口品的比例越高，匯率對于生產者價格的影響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越開放的經濟體的匯率傳遞程度越高(Ghosh＆Rajan,2007)。
匯率傳遞的第二個決定因素是外國出口商在國內市場面臨的競爭程度。如果在市場上有許多供應商銷售類似的商品，國內消費者面對著許多選擇，這時外國出口商只賺取少量利潤甚至零利潤，銷售價格接
近銷售成本，廠商不會采取太多的“看市定價”的策略，反而對于價格十分敏感，匯率的變動直接影響出口商的利潤，出口商盡可能將匯率變動反映在價格上，否則他很可能虧本或者失去市場，因而匯率傳遞程度也較高。如果市場高度分割，外國出口商面臨較少的競爭，他們更多地采取“看市定價”策略，因而進口商品價格對于匯率變動的傳遞程度將較低(Krug－man，1987；Froot＆Klemperer,1989)。
第三個決定因素是匯率變動的方向，即匯率是升值還是貶值。當一國貨幣貶值時，外國出口商更愿意部分吸收匯率變動，以保證其產品在該國價格的穩定，以此維持其市場份額。在這種情況下，匯率傳遞性就較低，或者說匯率不完全傳遞(Mann,1986)。然而，如果一國貨幣升值，進口商品顯得更加便宜，外國出口商就愿意降低價格而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這時匯率傳遞程度就較高。換句話說，生產商對于匯率變動的反應是不對稱的。
第四，如果匯率變動的幅度較小而且匯率波動是暫時性的，外國出口商很可能因為頻繁改變價格可能影響廠商的聲譽而不對價格進行改動，此時匯率傳遞程度就較低。當然如果匯率變動幅度較大或者表現為永久性的變動，出口商就很可能將匯率變動傳遞到價格上，以避免其利潤空間的大幅縮小(Krugman,1987)。
第五，外國出口商的定價貨幣直接影響匯率傳遞性。如果外國出口商用消費國貨幣進行定價，匯率變動對其市場價格的影響就較小，相反，如果外國出口商用生產國貨幣進行定價，匯率變動對進口國的價格影響就較大(Betts＆Devereux,1996；Devereux＆En－gel,2002)。
第六，匯率傳遞性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微觀現象，與貿易商品類型息息相關。由于不同種類商品的匯率傳遞性各不相同，進口商品的組成將影響總體的匯率傳遞性。一般來說，工業制成品價格對于匯率的敏感性，低于原油、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王瓊、曹偉，2008)。因此工業制成品在進口品中份額的上升和原材料等商品進口份額的下降會導致總體匯率傳遞性的下降，即使各種商品的匯率傳遞性保持不變。
第七，關稅和數量限制等貿易限制可能帶來較低的匯率傳遞(Branson,1989；Menon,1995)。貿易限制帶來的貿易扭曲，成為在國家之間商品流通的障礙，而商品不能自由流通則了一價定律的基本假設，因而不能適用于以購買力平價理論為基礎的匯率完全傳遞機制。
第八個可能影響匯率傳遞的因素是跨國界的生產分割，指的是生產過程分散在不同的國家進行。一個國家在出口最終商品的同時，也在進口相應的零件，該國貨幣貶值將使進口零件價格上升，因此匯率變動使廠商成本上升必須提高價格，一定程度抵消了貨幣貶值帶來的出口價格下降(杜曉蓉，2006)。
其他，諸如收入水平和運輸成本之類的因素也會對匯率傳遞帶來反向的影響。一個消費者收入水平較高的市場一般是高度分割和高度競爭性的市場，匯率傳遞程度一般較低，而較高的運輸成本將導致生產成本僅是進口商品成本的一小部分，由于運輸成本是由消費國貨幣計價的，只有生產成本是和匯率相關的，因此匯率傳遞程度較低(Frankel，Parsley＆Wei，2005)。
最后，也是本文所要強調的，貨幣和匯率政策的表現和公眾對其的信心會大大影響匯率傳遞性，這是宏觀經濟學視角下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通貨膨脹率較高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下，匯率傳遞程度較高，這是因為在此種經濟環境中，廠商認為生產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相反，隨著貨幣政策可信度和有效性的提高，通貨膨脹率被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時，匯率傳遞程度會降低。廠商面對成本沖擊時不急于提高銷售價格，因為他們相信貨幣政策將成功降低通貨膨脹率(Taylor,2000；孫立堅、李安心、吳剛,2002)。換句話說，在通貨膨脹持續時間和匯率傳遞之間存在著正向的關系。通貨膨脹持續得越久，越多的廠商認為匯率的變動將是永久性的，他們越傾向于修改價格以適應永久性的匯率變動。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越穩定，通貨膨脹率越低，該國的匯率傳遞程度就越低，而這進一步鞏固了物價的穩定，使貨幣政策更加有效，這就形成了穩定貨幣政策與較低匯率傳遞之間的良性循環。
五、低水平并且呈下降趨勢的匯率傳遞
一般來說，匯率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傳遞程度要高于對于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傳遞。這是因為后者還包含對匯率不敏感的不可貿易的商品。然而不論采用哪一種價格指數，許多研究都發現匯率傳遞程度較低而且在近幾年呈現下降的趨勢，這對于貨幣政策有著較大的影響。McCarthy(1999]在對9個工業化國家在1983-1998年以及1976-1982年這兩個時間段的匯率傳遞進行研究時發現，匯率傳遞隨著時間推移而出現了下降。而Gagnon和Ihfig(20041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他們估計1971-2002年期間匯率傳遞率約為0.2，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之后的這個期間的匯率傳遞率僅為0.05，需要指出的是，后面這個時間段為貨幣政策較為穩定的時期。
正如計量研究指出的那樣，20世紀90年代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遞程度出現了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零售市場的重組，貿易壁壘的取消，或者是全球特別是新興國家工業制成品供應量的增加對工業化國家的物價水平產生向下的壓力。這些因素難以用計量的方式衡量，然而工業化國家匯率傳遞程度下降的趨勢確實存在，而且需要分析和解釋。在之前討論的影響匯率傳遞的因素中，有三個因素可以解釋匯率傳遞率下降的現象，一個是從微觀經濟的角度，另外兩個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
微觀經濟學的解釋是市場分割的加劇。我們可以認為越來越多的廠商采用“看市定價”的策略，或者說越來越多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采用了價格歧視的定價方式。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一種解釋是可信的貨幣政策和良好的物價環境。在過去的10年間，許多工業化國家成功降低了他們的通貨膨脹率并且進行一個物價相對穩定的時期，同時匯率傳遞程度也較低。Tavlor(2000)研究認為許多國家物價的穩定導致了較低的匯率傳遞，匯率傳遞取決于匯率和價格沖擊的持續時間，因此在通貨膨脹率較低和貨幣政策可信的環境里，匯率傳遞程度不高。對于發達國家匯率傳遞下降的另一個宏觀經濟解釋是，國家的進口組成發生了變化，原材料和能源進口的比例下降，而工業制成品的比例上升，Campa和Goldberg(2005)驗證了這種假設。
六、下降的匯率傳遞趨勢對于貨幣政策的影響
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理解范文3
[關鍵詞]國庫資金；經濟貿易；金融運行
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財政、稅收及金融體制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國庫的業務量也隨之成倍增加。貨幣政策的制定必須研究國庫資金收支活動及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和國家信用的變化情況，國庫部門只有建立起財、稅、庫良性互動的工作機制，共同收集相關信息資料，才能確保財政預算收支的科學性和完整性。國庫與財稅部門相比，國庫數據的最大特點就是時間最及時、金額最準確。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包括稅收、預算計劃、貨幣投放回籠、信貸規模、儲蓄、國債發行、兌付等在內的統計信息資料庫，才能真正為政府提供有價值、有分量的分析資料和政策性建議。
國庫資金分析工作是指運用統計學原理對國庫收支（包括稅收、利潤、事業收入、國債發行兌付及收入退庫）等情況進行分析，是宏觀經濟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細致地進行國庫資金分析既能彌補貨幣政策調控經濟之不足，并配合貨幣政策的實施，對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起促進作用，又能對地方政府的預算收支進行有效管理，同時國庫資金還是構成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內在因素，其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提供了資金來源。近年來，財政、稅收及金融體制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擔負經理國庫的中央銀行，是聯結財政、稅務及地方政府的橋梁和紐帶，從客觀上講有必要研究國庫資金收支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對經濟生活發展變化、對經濟、金融運行的影響及產生的效應，為政府正確的決策提供準確的參考資料，因此，對國庫資金進行統計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國庫資金分析是政府進行正確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
（一）由于國家金庫處于特殊的地位，其統計分析工作為政府經濟決策提供依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經濟基礎建設中，國庫資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國家每年都會在國家預算中安排一定規模的國庫資金直接投資基本建設、基礎產業以及重點行業，一般而言，財政部門側重于對財政收支狀況及預算執行情況的分析，中央銀行側重于對金融運行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分析。具體說來，國庫分析是央行對財政資金運行給社會經濟帶來影響的分析，如財政收支對當地貨幣投放、回籠量大小的影響、財政支撥與庫存余額的關系、稅收征收數與入庫數的比較分析、財政收支與預算收支計劃差額分析、國債發行對地方資金吸納大小的影響分析等等。國庫分析主體的特點使這一分析更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可參考性。各級政府在發展經濟進行宏觀經濟決策時，比較注重統計分析的社會性、全面性、客觀性和真實性，而國庫收支分析正好能提供這方面的服務。國庫資金從性質上講不同于銀行的信貸資金，應歸屬財政資金。但在目前的實際操作中，其資金的大量流動能夠創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影響地方銀行的短期信貸行為。
（二）國庫收支分析不僅為分析宏觀金融運行和制定貨幣政策服務，相當程度上促進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發展。國庫資金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運用，為貨幣政策的執行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公開市場業務是中央銀行在金融市場上公開買賣各種政府債券及銀行承兌票據等有價證券的業務活動。開展公開市場業務，是貨幣政策操作的最主要的手段，而適度規模的國債是開展公開市場業務的基礎性條件，是國庫資金收支不足的平衡器。公開市場業務的開展理順了中央銀行與政府、財政、商業銀行的關系，強化了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地位，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財政彌補赤字不再向中央銀行透支。中央銀行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吞吐有價證券，調節基礎貨幣量，控制金融機構信用，影響貨幣供應和市場利率，達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公開市場業務對信用創造的影響因素也將成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協調配合的重要領域，對貫徹執行貨幣政策、實施科學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具有重要意義。
（三）國庫資金的最大職能是服務于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當宏觀經濟發展不協調、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不平衡時，國家可以直接利用國庫資金進行調控。如要控制總需求，可通過提高稅率，增加財政收入，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支出等措施；而要刺激需求，則可通過減稅、擴大國債發行規模、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等手段較快實現調控的經濟目標。可見，國庫資金調控的特點是時間短、見效快。而貨幣政策調節則不同，從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到貨幣政策發揮效力，對最終目標產生影響，有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首先是中央銀行運用各種調節手段，調節存款準備金和對商業銀行貸款數量，以影響商業銀行的行為。在控制總需求時，就調高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及再貼現比率，反之，則降低比率。在此之后，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行為做出反映，相應調整對企業和居民的貸款規模，并通過派生機能影響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企業和居民再對商業銀行的行為做出反映，相應調整投資和消費支出，影響社會需求，從而達到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調節效果相對滯后。
二、國庫資金分析對地方政府的預算收支管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國庫分析內容的特殊性，成為政府發展經濟深化改革的綜合性較強的參考材料。國庫分析不僅是為中央銀行服務，在相當程度上也是為各級政府經濟部門服務。國庫分析的特點決定了它是對有關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結合點的“邊緣性”問題進行的分析和研究，以促進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支持國民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因此，它起著其他分析工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國庫分析更有利于為各級政府在發展經濟、深化改革方面提供服務。近幾年來，各級國庫在國庫收支分析方面盡心盡職，基本上能及時反映當地國庫收支狀況，做到隨時關注當地經濟的發展，認真、細致地從財政收支、企業發展狀況、外貿出口、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銀行儲蓄、個人消費觀念轉變及央行貨幣政策、信貸、稅收與企業情況全面地進行分析，為當地政府提供了較好的經濟參考決策依據。因此國庫收支分析為地方政府經濟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二）統計、分析并預測國庫資金流動趨勢和國庫資金存量，為政府債務政策提供參考。各級政府在確定債務政策時，需要研究、分析以往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資金流動規律，根據下一時期的政策方向，預測財政資金存量的變化趨勢，將債務政策與國庫資金狀況聯系起來，以減少債務成本，提高債務收入資金的效益和債務政策的靈活度。
（三）分析國債發行、兌付對地方經濟、金融運行的影響是地方政府應該認真考慮的事情。國債是中央財政籌集資金的一種有效方式，而對地方來說，卻是當地民間資金的流失，各級政府部門應十分關注國債吸納本地資金的大小。國債不同于稅收之處在于國債是一種有償性或輔的中央財政收入，但就其將地方資金轉移到中央財政這一作用來說，國債和中央稅收則無二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財政可以通過國債集中相當一部分資金，支持國家重點經濟建設。除了國債導致地方資金的流失及中央財政收人和國債兌付資金對宏觀經濟、金融運行的影響之外，國債購買主體、國債發行總量、時機和期限都會對地方資金供給和需求以及中央國庫收入、支出和資金存量產生較大影響。國債發行、兌付資金數量的大小，國債的流動性效應和利率效應會對地方經濟發展和金融運行產生較大影響。
三、國庫資金構成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內在因素，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提供了資金來源
（一）國庫分析能為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深化財稅改革提供服務。國庫部門通過對國庫支出的總量和構成的分析，反映財政政策執行的情況；通過對收入總量及構成的分析，反映財政政策的最終實施結果；通過對財政改革前與改革后的情況對比分析，反映財政改革的成果及存在的問題，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服務。
（二）國庫資金來源于企業、個人，與微觀經濟緊密相聯。資金在支出時，把資金直接投向基礎產業、支柱產業、高科技產業等一些關系國計民生、國家長遠發展的經濟領域，通過減免農業稅、直接發放補貼，積極解決“三農”問題，實行信貸資金貼息、稅收減免財政補貼，引導金融部門認真貫徹執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貨幣信貸政策，扶優限劣，優化投入，積極支持有效益、有市場、有規模的企業，促進企業的發展。
（三）中央銀行國庫資金的收支行為能為貨幣政策制定帶來大量真實可信的數據、資料、信息，反饋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效果，傳遞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在貨幣政策實施時，國庫資金為中央銀行提供了資金來源，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充當了貨幣供應量的調節器，直接或間接引導商業銀行信貸投向及信貸規模，有力地支持了貨幣政策的實施，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既便于宏觀調控又服務于微觀經濟的發展。
總之，國庫資金收支分析對地方政府經濟決策、為國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供分析參考資料，具有其他經濟分析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應該在做好日常國庫收支核算的同時，努力綜合運用多種方法和技術手段進行國庫資金收支分析，提高分析的信息含量，為地方政府經濟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以贏得政府對國庫工作的理解與支持，同時建立起財、稅、庫良性互動的工作機制，共同收集相關信息資料，確保國庫收支分析的完整，提高國庫統計分析質量，充分發揮其各種效應，當好政府經濟決策的參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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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理解范文4
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實際上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傳統的集中計劃體制下，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是按照列寧的“國際辛迪加”模式組織起來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策權，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支配權統統集中于中央，就業由政府統一分配，財政實行統收統支，物資實行統一調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幾乎沒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審批成了一切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環節，幾乎覆蓋了全社會的方方面面。這種覆蓋全社會的行政審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護了市場機制，與市場失靈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證計劃的順利實施。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場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保持了相當大的連續性。以新建企業為例，目前新建企業所需行政審批事項與程序，盡管比計劃經濟時期有所減少，但基本框架幾乎未發生變化（李郁芳，2001）。事實上，行政審批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催生市場、掃除市場化改革障礙方面的作用無可替代。有學者認為，“特許式改革”是廣東市場化改革的特點。事實上，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下，“特許式改革”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事情常常是這樣進行的：先由企業或改革項目的實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級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申請，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特許后方可實施某項改革。這種以行政手段強制性推動改革的方式，客觀上必然強化政府的審批制度，使大量本應由市場本身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企業上市、市場準入等，需要通過層層的政府審查、批準程序方可實現。這樣，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由計劃經濟時期直接指揮微觀經濟活動，轉變為目前通過審批標準來控制微觀經濟運行中的融資、市場準入等關鍵性環節；然而，政府行政審批的實質仍與計劃經濟時期一樣，是政府企圖控制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工具。
我國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與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其目的是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其功能卻是保持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起源，應被理解為保持政府的微觀資源配置職能，不需要尋找“市場失靈”或“帕累托最優”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可以歸結為行政審批制度“為誰服務”的問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政府為市場服務的工具；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則是使市場機制服從政府意圖的工具。
可見，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烙印。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與政府的公共選擇有關。具體說，目前在我國政府的公共選擇規則方面，有三個問題使當前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長期延續：
1.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構。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領域或“政治市場”上，“個人是嚴格按經濟人的方式行動的……當人們改變角色（即從市場交易主體變為公共選擇主體——引者）時，并沒有變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347。）也就是說，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在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下，政府部門在履行管理職責時可以運用行政權力收取各種管理費用，并與本部門的收入和個人利益發生了聯系。這就在客觀上推動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謀求更多收費項目，獲取更多審批權力。正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果與審批所帶來的收益有關，行政審批由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演變為政府官員追求本部門利益以及個人獎金或福利的行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棄行政審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廣州市清理出的1050項審批項目中，各部門自報要求保留的有949項，占90.4％，自報取消審批的只有10項，僅占0.95％（注：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規模膨脹。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由于政府官員的名譽、地位、權利、酬金經營與其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規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員必然千方百計地擴大政府機構，爭取更多的職能和預算。這就在兩方面要求行政審批的加強：第一，膨脹的政府規模需要更多的行政開支，在現有“吃飯財政”的狀況下，財政難以滿足政府機構膨脹的要求，導致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發不出工資，迫使國家不得不默認行政機構審批收費。第二，擴大政府規模必然要求為新增加的公職人員提供工作機會，擴充政府行政審批項目是“因人設事”的簡便辦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規模持續膨脹，從1979年的505萬人增長至2001年的1104萬人，在國有單位職工總數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對政府的行政審批造成較大剛性壓力。
3.政府官員的“設租”和“尋租”。如果說審批收費還是政府官員以合法的理由獲取個人利益，那么“設租”就是以非法方式獲得個人利益了。尋租理論中的租金是指一種由政府官員帶來的非生產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們“尋求租金”，就像利潤的存在刺激人們“尋求利潤”一樣。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制度在許多領域制造了壟斷租金（即“設租”），而那些企圖進入這些產業獲取壟斷租金的人會通過游說、賄賂、雇傭官員的親屬等方式去討好、接近官員，以便通過行政審批獲取租金。在這里，行政審批變成了權錢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審批權力的政府崗位則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肥缺和爭奪對象。這同樣使行政審批制度形成長期持續的剛性。
可見，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政府官員出于個人利益而選擇的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審批的這種性質，產生了與西方國家行政審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產業準入問題上，我國的行政審批缺席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某產業制造了障礙；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卻是要取消或削弱進入障礙。當然，在西方管制理論中也有關于利用進入限制來防止新企業的“過度進入”而引起“過度競爭”的討論，但這種討論的目的同樣也是要弄清“過度進入”是否會偏離帕累托最優，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企圖控制市場機制的精神實質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逆向選擇效應
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阻礙了企業的產業進入，這種阻礙是通過逆向選擇實現的。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逆向選擇效應，與常規的逆向選擇有區別。常規的逆向選擇，主要特點是當事人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迫使信息劣勢方對信息優勢方采取一個武斷的評價標準，低于此標準即停止交易；這使得高于此標準的信息優勢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從而形成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效應。而對于政府行政審批制，即使政府審批部門與申請進入市場的企業之間是信息對稱的，同樣會出現逆向選擇現象。產生這種奇特現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員為尋求審批收費、租金等自身利益，無論政企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不對稱，也必須為企業制定一個武斷的審批標準，以便從企業那里獲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這就將產生阻礙企業進入市場的逆向選擇效應。下面我們利用信息經濟學根據具體說明這一問題。
假定存在欲進入市場A的企業i，它預期進入市場后將獲得利潤R；但如果企業i選擇進入其他市場，可獲得平均利潤S，即企業i進入市場A的機會成本是S。假定S是一個常數且R＞S，即企業i進入市場A后將獲得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率。這一假定意味著，由于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對市場A的進入管制，使市場A出現了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租金R—S，吸引新企業進入該市場。但企圖進入該市場的企業未必就能夠得到壟斷租金R—S，因為企業i在進入市場時必須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審批，這種行政審批將使企業i的成本增加W個單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審批機構的收費；因行政審批而耗費的時間；尋租過程中的成本。由于這些成本純粹是在進入過程中遭遇行政審批而產生的，因此可視為進入成本。政府審批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將選擇一個符合自己收益的審批標準，這個標準將使企業i付出進入成本W。在這種情況下，企業i是否選擇進入市場A，將取決于R—S是否大于W，即進入市場后獲得的壟斷租金是否足以抵償進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不進入；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進入。
不過，除上述壟斷租金、機會成本和進入成本因素外，企業i是否進入市場A，還需要考慮企業進入市場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過低，則企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壟斷租金甚至虧損，它還是要選擇不進入。而成功的概率則與企業的預期收益R有關，因為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是，高收益的項目蘊含著高風險（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業i存在連續多個投資項目，每個投資項目有兩種可能的結果：成功或失敗；成功的項目產生收益
從（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越高，企業i的進入成本越高，則企業i所選擇的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隨著政府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企業要進入市場將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審批收費和尋租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這就要求企業在進入市場后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或壟斷租金來加以補償。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擁有高收益項目的企業才會進入市場。只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隨著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將因為不合算而逐漸被淘汰出局，放棄進入市場的嘗試。但在市場經濟中，高收益就意味著高風險和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實際效果將是越來越多的低風險企業選擇不進入市場，而越來越多的高風險企業選擇進入市場，從而企業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將因此而逐步下降。這就是的形成機制?？梢?，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在這里導致了“高風險的企業驅逐低風險的企業”，因此具有逆向選擇效應。在這種體制下，優質企業有可能因為進入成本過高而不愿再與審批部門糾纏，放棄進入市場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擁有高風險項目的劣質企業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繼續向行政審批部門“公關”。顯然，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這種效應，在提高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難度的同時，也使進入市場的企業的質量發生了下降。從長期來看，這是極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要解決企業產業準入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審批制是不可缺少的。問題是我們目前的行政審批制不僅沒有彌補市場失靈，反而在制造市場失靈，亟需通過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轉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工具。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藍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審批制長期持續的深層次原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不現實。目前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需要對政府本身進行改革。
1.重塑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利益結構。據施蒂格勒對美國管制收費的研究，1969年美國的反托拉斯司、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關稅委員會等基本不收費，其他管制機構的收費也很低，僅占總開支的0.022％—0.229％不等。這些費用只能彌補一些變動成本和手續費，政府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財政撥款。這種利益結構足以保證官員不把審批收費作為“創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就是官員的利益結構的改革。政府官員的收入只能來源于財政撥款，不能與審批收費掛鉤。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大大消除審批項目的沖動。這就要求通過財政撥款適當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
2.縮減政府規模。如果政府規模持續膨脹，財政開支就難以滿足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設事”的現象也難以避免。如果僅僅取消審批事項，而機構和人員編制不作相應調整，行政審批制早晚會卷土重來。所以，縮減政府規模也是改革行政審批制的一個必要條件。目前我國的困難是事業單位規模、人員膨脹，占用的財政開支過多，使財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鏈條：要改革行政審批制，需要縮減政府規模，而后者又要求縮減事業單位規模，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
3.建立制約政府行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說到底是要約束政府行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強制力和內在的擴張沖動，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難以奏效，前述廣州市的審批項目改革就是例證。所以，改革行政審批制還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約機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場和政府之上的力量。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審批制納入法治的軌道，真正做到依法審批，才能從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審批項目的擴張。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實現政府行政審批的法制化，進而為實現法治社會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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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理解范文5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繼續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的勢頭。已公布的7月份經濟數據中，有幾個值得關注的新動向：一是消費價格指數延續回落態勢(降至6.3％)，通脹壓力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二是進出口在上月下滑的情況下有所回穩，出口增長較上月加快9.3個百分點；三是內需保持穩定增長態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23.3％，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后，也達到了近些年來的高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在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國內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能夠出現目前通脹壓力有所緩解、經濟在較高水平上穩定增長的局面，實屬不易。這表明，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對經濟發展全局起著基礎性的支撐作用；中央對經濟形勢變化判斷正確，宏觀調控決策及時有效；經過30年改革開放和持續發展，我國經濟抵御風險、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顯著增強。無論國際經濟還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著一個重要關鍵時期。在這種背景下，把握中國經濟的走勢，觀察分析經濟生活中呈現的矛盾和問題，需要更多關注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理解并重視與基本面相關的特征和優勢。
第一，要把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區別開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長率。一般認為，中國經濟還有很大可能性繼續保持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長，有的估計還要更樂觀一些。支持這種長期持續快速增長的有一系列因素，包括廣大而持續擴展的市場，獨特的生產要素組合，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日趨改善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條件，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逐步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開放型經濟體系等等。在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大體完成以前，已經駛入快車道的中國經濟有條件、有潛力持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基本面。除此之外，經濟增長中存在著由于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等變動而引致的“中周期”的變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先后出現了四次這種類型的周期波動；還存在著由于季節性因素、外部擾動和突發事件等因素引起的短期波動，如今年冰凍、地震災害對經濟的影響。當“中周期”與“短周期”的影響出現，特是兩者疊加時，容易使人們產生過于樂觀或過于悲觀的預期。這時就特別需要強調長周期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基本面的作用。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這一輪經濟增長，已經連續5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率。今年上半年出現的增長減速，很可能意味著這一輪增長達到高點后開始進入調整期。但這種變動屬于“中周期”意義上的調整。中國經濟依然穩定地處于長周期的高位平臺上，支持經濟增長的基本面因素并沒有發生實廚改變。
第二，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大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挑戰轉化為機遇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這里要把發展上升期的問題與衰落期的問題區分開來。遇到這些問題，是因為我們發展了；問題會形成壓力和挑戰，應對得好。就會給進一步的發展開拓空間。比如，這一輪的通脹壓力，主要是國內外生產要素和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引起的，是發展階段、體制轉軌和融入全球化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嚴重的、不可控制的通脹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但目前特定階段的物價上漲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積極作用，如農產品漲價可以使農民增收；勞動力成本上升有助于提高勞動者收入，減小收入分配差距；能源資源價格上調和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是節能減排，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治本之策。更重要的是，要素成本上升推動的物價上漲，“逼著”我們在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步減弱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形成以技術進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為特征的新競爭優勢。所以，面對通脹壓力，一方面要采取得力措施，增加有效供給，管理通脹預期，防止物價過快上漲；另一方面，要利用通脹引出的壓力和挑戰，在發展方式轉變上盡快取得實質性突破。事實上，不在發展方式轉變上有大的進展，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將難以從根本上級解。
第三，中國經濟在抵御風險、應對不確定因素上有自身的獨特優勢。首先是大國優勢。中國作為擁有13億人口、進人工業化中后期的大國，對國內外的種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比小的經濟體有更強的調整、化解能力。其次是后發優勢。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工業化國家，不僅可以引進先行者成熟的科技、設備、工藝等，還可以引入管理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知識，借鑒其發展過程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力爭少犯或不犯錯誤。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政治優勢。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有在改革開放實踐中確立并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能夠為經濟發展創造長期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如果說風險和不確定性難以避免，利用好我國的大國優勢、后發優勢和政治優勢，就可能贏得多一些的主動權。
強調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將有助于我們從全局和長遠視野觀察、應對短期問題。從7月份的數據看，雖然消費價格指數有所回落，但工業品出廠價格繼續攀升，達到10％，工業品出廠價格經傳導對消費指數價格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釋放。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要素成本上升所推動通脹壓力還會相當大。7月份的王業增加值增速有一定幅度回落，其走勢需要進一步密切觀察。這一輪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保持較高增長水平的同時增長的穩定性較好，增長中的波動幅度明顯小于以往。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是在把物價水平控制在社會可承受范圍的前提下，保持增長穩定性好的特點，使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勢頭得以持續。即使經濟進入這一輪增長的回調期，也應避免短期內回調過快，避免波動幅度過大。與此同時，要高度重視、切實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是繼續理順生產要素價格體系，使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是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所在。當然，這方面的調整和改革需要必要的宏觀經濟條件的配合。二是在外需拉動作用減弱后，采取有效措施把發展的重心放到擴大內需上來。三是多種途徑加快自主創新，使增長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依靠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這幾個方面有突破，不僅對短期增長有好處，也將鞏固、加強我國經濟的基本面，使經濟增長的潛力在中長期內得到有效發揮。
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理解范文6
關鍵詞：市場規制法市場失靈相關性
市場機制往往是看不見的，但政府的干預措施卻可以看到它所發揮的作用。我國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是必然的選擇，所以在此轉型期之間，市場失靈的情況不時發生，它的諸多表現都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相關人員也應該正確認識這一階段的市場失靈與經濟法之間的關系，從而推進我國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
一、市場失靈的含義
19世紀末，經濟學家們正式對外提出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那時將市場失靈歸結為個人選擇的結果。之后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加深層次的研究得出，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就是“壟斷競爭”，在壟斷競爭下，通過考察各個生產者的一些經濟行為后，市場失靈的范圍逐漸從內向外擴展，逐一出現了信息不全面、不對稱等問題。而市場失靈現象與政府的干預一直都是個對立的問題，引起了較多爭議，但是很多經濟學家都普遍認為，能夠干預市場失靈職責的只有政府行為，而且市場失靈的結果導向必定是政府干預。那么綜上所述，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面對市場失靈問題，要正視且聯系相應法制法規進行不同途徑、不同措施的干預和解決，以及協調好我國經濟法與市場失靈之間的相關聯系。
二、市場失靈的原因和其發展過程
從市場失靈的概念和出現的角度出發，這主要因為在某個行業的發展過程中，由于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導致行業內原本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難以發揮，在一些公共產品方面，也導致其在定價方面出現了一定的問題，從而導致了市場失靈。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市場失靈主要指的是在市場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因為微觀市場的原因，導致了社會資源的配置發生了變化，從而導致整個市場的經濟效益降低。比如：最為人熟知的壟斷就是市場失靈的一種具體表現。因為市場失靈會導致市場上的商品無法按照既定的價格進行銷售，影響了企業、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同時，還會使得許多的公共物品出現嚴重的短缺現象。
總體來看，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其主要強調的是對社會資源分配的研究，并且將社會資源分配和使用效率最大化作為了市場發展和作用發揮的具體任務。因此在經濟學中，其所研究的市場失靈問題的核心便是如何通過正確的方式，進一步提高市場資源的使用效率和經濟的發展效率。為了更好地促進經濟效益的提升，在部分學者的經濟學理論中還著重強調了政府利用法律手段和相關的政策來有效地解決市場發展變化中面臨的失靈問題，從而更好地避免出現經濟效益下降和經濟效率降低問題。比如：在解決市場壟斷的問題時，政府便可以有效的發揮其積極作用，通過宏觀調控的方式，嚴格的把控市場上流通物品的價格，有效解決惡意競爭現象，更好的保障相關的企業和商人的經濟利益；又比如在進行界定產權和減少交易成本問題時，政府可以通過建立相關的法律制度或者規章制度，有效地調節市場。通過外部控制的方式，有效避免市場失靈現象的發生，為整個行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綜上所述，根據相關學者的概念和市場發展過程中的實際狀況得知，經濟學中的市場失靈可以被概括為在發生一些市場經濟效率的狀況時，國家政府部門發揮其宏觀調控的作用，有效解決相關問題的舉措和其行為。同時，經濟法也是各個國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所制定的針對性舉措。
三、市場規制法及其與市場失靈的關系
（一）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內容
從市場規制法律制度的出現和產生來看，這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針對壟斷資本出現而產生的一種新管理制度，作為經濟法的一種重要代表，對于國家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在市場規制法律制度出現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在進行市場關系的協調和企業利益的協商時，多是采用一些私法或者其他的商法，這些法律基本上只能夠保障某個利益方的要求。然而在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過程中，各個利益方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為了更好地的穩定社會正常發展，保障各項生產活動的有序開展，就需要相關法律規范。
在資本主義市場出現壟斷問題之后，相關的壟斷集團得到了迅速壯大，并且成為了一種不可控的社會趨勢，傳統的法律已經難以對壟斷集團的生產活動進行調節。這些集團在逐步的形成了一種新勢力后，開始了對中小型企業打壓。并且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壟斷集團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利益，在生產過程中，偷工減料、摻雜售假的現象時有發生。從其影響來看，不僅對消費者的健康和利益產生了嚴重影響，同時，也使得這些壟斷集團的社會信譽下降，從而導致經濟效益的下降。
在此背景下，相關的資本主義國家充分的認識到僅依靠傳統的民商法和經濟法進行內部協調已經無法解決社會生活中較為突出的問題。在壟斷資本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導致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如果在此狀況下，仍然是按照傳統的契約法，只會讓強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弱者的利益被剝削。為此，經濟法這種追求社會公共價值的法律便應運而生。伴隨著該法律的不斷發展，還出現了其他一系列的相關法律，比如：消費者權益法、產品質量控制法等，保障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功能
從市場規制法律的特點和基本功能來看，主要有兩個較為明顯的特征：首先，該法律出現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障社會的公平競爭和自由發展。在壟斷資本不斷發展過程中，政府層面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種利益集團對社會健康發展帶來的影響。因此，為了有效地避免惡意競爭現象的出現，相關的立法者還提出了反壟斷法的概念，用于保障市場秩序。同時，為了進一步保障市場的健康發展，穩定社會秩序，避免其他一些不合法行為的出現，相關的立法者還制定了較為完善的競爭法法規。
在充分認識到企業的法律效益時，還需要著重的考慮到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社會弱勢群體的正當權益，并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有效保障其合法權益。為此，立法者制定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該法律在進行相關的義務和權力制定時，更加傾向于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并為其帶來了眾多的便利。在該法律中，還對經營者的相關行為進行了限制，從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侵犯消費者權益和其他違法亂紀現象的發生。
（三）市場規制法與市場失靈理論所涉及的內容存在相互交叉卻不重合
根據市場規制法和市場失靈理論的相關概念結合，并對其進行簡單的對比和分析之后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從市場規制法的角度來看，在這兩個理論中都明確地提到了和壟斷方面相關的內容。但是在市場規制法中，壟斷是其中的重點內容，在法律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但是從市場失靈理論的角度來看，該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的彰顯。同時，在該理論中也未提出要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相關論述；其次，從市場失靈理論角度來看，對市場正常發展和相關交換行為正常開展的影響因素都應進行明確的規定。同時，在市場的發展過程中，還涉及到眾多的公共性物品的規定，需要對其進行明確規范。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理論和市場規制法研究的角度不同，在相關具體操作方面也缺乏對其的具體規劃和指導。為此，在開展市場管理的工作中，并不能僅依靠市場失靈理論對相關的工作進行完全指導，還需要結合經濟法的優勢和相關的舉措對其進行針對性地調整。
（四）在經濟法中，市場失靈的實質意義
從經濟法的角度來看，該法律著重強調了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干預支配對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產生的影響。在整個宏觀調控的過程中，不受個人意志的支配，更好地保障中小型企業的利益。
四、我國現階段市場失靈的幾種表現
（一）不成熟性市場失靈存在的問題
1.我國目前的傳統農業市場也正面臨著市場失靈的情況。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即使處在一個經濟轉型時期，也仍然要將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但是相對目前來說，傳統農業仍然居多，農業在經濟體制下要高度重視市場失靈問題。
2.對于我國的國情和管理體制來說。用行政手段來強制干預市場經濟的例子屢見不鮮，常常通過國家政策傾斜的形式來扶持本地的企業和產品。但這樣的手段往往就造成了產業結構不合理的情況。
（二）公平性市場失靈
1.隨著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拉大，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在總收入分配中占比偏低。這樣的情況往往造成了壟斷行業的收入偏高，收入來源沒有得到有效合理的規范，違反我國現有分配政策的現象也在頻頻發生。
2.我國區域性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已經是長久以來存在的現象，再加上我國經濟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這樣的不平衡趨勢更加明顯。
（三）缺陷性市場失靈表現突出
1.負外部性問題有待及時解決。近年來，我國的經濟實力與水平日益提高，但很多產權制度的界定還不完善。因此，負外部性問題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需要合理地解決措施。
2.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公共產品需求量與日俱增的時期。如今人們的要求也不再是吃飽穿暖這么簡單了，轉而對教育、醫療等公共的需求增多。但目前，我國在高等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公共產品供給方面還不夠全面，仍然存在著提升空間。
3.公共資源的過度使用導致了嚴重的污染、損耗問題。例如我國現有的許多公園開放式博物館，以及著名的人氣旅游勝地等，由于吸引著大量的人流前來參觀游玩，從而造成了公共資源的過度使用。在一些開放景區，由于商業入駐量增多、經營設施增多、游客大量聚集，從而造成的城市景區污染化嚴重。
五、市場失靈問題的解決對策
（一）法律手段
我國應該深刻落實法律制度，完善法律法規，在市場失靈的同時，積極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基于經濟法下的處理手段，打破經濟法領域的桎梏，在政府的強制性干預下，發揮最大作用。另外，法律法規的重新制定和對現有法規的刪改也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同步進行，不能隨意開展，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適應性。同時在司法方面，為了保護市場主體，維護相應的社會秩序、市場經濟秩序，要對市場失靈的不法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和懲戒，為經濟環境的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二）行政手段
政府部門應當建立一個更加民主的機制來發揮民主監督的作用，監督機制為的是打擊和清除一些權錢交易的違法行為，同時在更多的方面維護公正公開的競爭機制和各個行業領域的績效評估。這樣既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積極性，也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價值提供更廣闊的渠道。此外，還要建立更加完善的責任制度，并且提高追責的執行力度，不能松懈也不能放任違法亂紀行為。最后，要持續支持和推進政府部門內部改革，建立更加高效、公正的職能部門。
（三）經濟手段
對于一個有效的經濟手段，無疑是要自覺的依據價值規律來宏觀調控。當然也要借助經濟杠桿的重要作用。政府作為整個經濟市場里最大的消費者，同樣也是公共資源提供者，它的經濟行為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有著重大影響。基于此，就需要政府正確的把握市場的一舉一動，準確高效地提供公共產品，同時政府也要合理的運用貨幣手段和財政政策來調節整個經濟市場的走向。在經濟法的支持下，為微觀經濟的運行提供一個良好、健康的宏觀調控環境，增強市場抵御風險的能力，避免市場失靈的現象出現，使得市場經濟得到正常的運轉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