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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難題范文1
在唐玉萍看來，社區就是個“大家庭”。盡管小南街社區是個環境治理難、治安管理難、居民問題多的老社區，但唐玉萍和班子成員把困難當做挑戰，用為民解難事、辦實事的真心，將社區建設成了一個歡樂安寧的“大家庭”。
“再苦，再累，我們也要把社區環境治理好”
今年春節前夕，中江縣委開展了“城鄉面貌大提升”活動。來不及做過年的準備，唐玉萍和班子成員都一心撲在了社區環境綜合治理上。
小南街社區內大多是已拆遷或待拆遷的老房子，雜草叢生、垃圾亂堆。社區連一條下水管道都沒有，長期污水橫溢。面對擺在眼前的難題，唐玉萍給班子成員打氣：“難也要干！我們要廣泛發動黨員和群眾參與到環境綜合治理中來?！?/p>
他們將社區劃分為5個片區，每名班子成員負責一個片區，將責任落實到人頭?！袄^光大橋開通后，我們組織人員去清掃橋頭垃圾，那些果皮渣子掃不起來，大家就用手撿，足足撿了十幾推車?！鄙鐓^主任黃陽秀說。
受了黨總支的感召，社區黨員和群眾都自發加入到環境綜合治理的隊伍中。80多歲的老黨員羅大偉自發當起了義務勸導員，退休女教師黃心菊挨家挨戶說服商戶簽訂“門前五包”責任書……在社區黨員和居民的支持下，污水處理了，垃圾運走了，“門前五包”也全部落實了。
“社區的情況雖然很特殊，但黨員和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很高，為社區服務從來不計報酬。再苦，再累，我們也要把社區環境治理好！”唐玉萍說。
“為群眾解決問題，是我們的責任”
在小南街社區辦公室的墻上，掛著一面繡著“情系百姓，排憂解難”的錦旗，這是居民楊玉林送給社區黨總支的。
2011年7月，楊玉林在柏樹鄉北源街的老家突發火災，全家6口有4人罹難，老楊悲痛欲絕，幾乎喪失了生活的信心。社區黨總支立即到老楊家開導勸解，又組織黨員群眾為他捐款捐物，讓老楊重樹了生活的信心。
社區治理的難題范文2
__年下半年工作的總體思路是：繼續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精神和__市六次黨代會精神，按照區委區政府的工作部署，緊緊圍繞街道中心工作，改革攻堅，厲行法治，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加快推動社區發展。
一是深入推動改革創新。將改革創新貫穿下半年主要工作，著眼于完善和健全社區體制機制，不斷提高社區治理法治化水平。
二是深入推動微創新、微改革。以黨政社群社區共治為契機，以問題和需求為導向，以改革創新思維做好各項工作，解決各種社會管理難題，著力在社會建設、城市管理等方面形成特色創新品牌。
三是全面加強社會管理。深入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確保治安環境持續好轉，增強群眾安全感；加快推進__高新產業園第一園區等工業園區的安全管理進程；扎實推動社會和諧穩定。堅持維權和維穩相結合，繼續發揮街道調處勞資矛盾的特色創新做法，積極構建新型和諧勞資關系；做實做細群眾工作，全力配合做好蓮塘東部建設工地等維穩工作。
四是不斷加強黨的建設。深化“三嚴三實”教育實踐活動。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教育成果，認真抓好整改落實、建章立制，推進社區黨員干部作風建設制度化、常態化、長效化；不斷打造黨建工作新品牌。以黨建帶動群建，重點抓好黨建“書記項目”和黨建特色示范項目；繼續推動“黨員志愿服務”活動，提升干部隊伍的向心力、執行力、創新力、自律力。深化廉潔社區創建，進一步規范社區、居民小組的管理；持之以恒抓作風建設，堅決查處各類違紀違規行為。
蓮花社區下半年將繼續按照街道黨工委的要求，切實加強本社區各項建設，進一步夯實黨在社區的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
城市管理：在城市環境衛生管理方面下一定功夫。緊緊圍繞服務居民為理念，努力提升社區衛生環境質量，并積極開展衛生綜合治理，實行城市衛生長效管理。下步社區將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廣大市民群眾的衛生意識，樹立衛生觀念，鞏固創衛成果。
社會建設與社區管理：將繼續做好黨政社群社區共治工作，將有限的資金用在社區居民群眾所急所想所盼的項目上，同時努力做好各項保護弱勢群體的工作，確實把各種救助政策落實到位，確保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穩定，緩解和減少社會矛盾。
社區治理的難題范文3
為更好地服務山城人民，區城管執法局進一步強化為民服務工作理念，改進工作作風，提升執法水平，扎實推進“三服務一爭創”活動的深入開展。
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暢通便民服務渠道。創新管理措施，推行前置式執法、教育式執法、交流式執法、服務式執法模式，著力強化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營造全民參與、齊抓共管的城市管理格局。開展真心實意服務群眾活動，結合 “和諧城管” 創建活動，堅持“以人為本，執法為民”工作宗旨，暢通群眾渠道，熱情接待群眾來訪。通過設立24小時投訴舉報電話，成立城管應急中隊及設置城管執勤崗等方式，抓好城管快速反應能力建設，做到對待市民反映問題不推諉、不敷衍、不拖延，使群眾能夠得到更加優質服務。
借助活動載體，彰顯為民服務形象。以“學五法、倡四德、促五進”活動的開展為契機，組織廣大干部參加法制教育宣講會，提升執法人員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意識。通過加強“四德”教育，引導執法人員“轉作風、重實干”，切實增強為民服務工作責任感。該局還積極開展“城管三進”活動，通過定點聯系學校、聯系社區和聯系企業，執法隊員面對面與社區接觸，點對點與居民溝通，干群關系進一步融洽，執法隊員角色由“管理者”向“服務者”逐步轉變。
社區治理的難題范文4
關鍵詞： “城中村”;社會治理;少數民族聚集;新疆庫爾勒
中圖分類號：C95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3677/65-1285/c.2015.06.08
“城中村”①作為城市的夾縫地，是一種獨特的社會結構和現象，它們已經成為城市社會治理的薄弱區，成為困擾許多城市發展的頑疾。
當前，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結構依然存在，城市與農村不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化層次、產業布局，還是在社會保障、民眾收入、職業分布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距。在城市―農村的二元分析框架下，早期研究者認為“城中村”的形成完全是一個被動過程。例如，敬東指出，“‘城中村’源于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或城市急風暴雨式的城市建設和快速城市化，于是把以前圍繞城市周邊的部分村落及其耕地納入到城市用地范圍，……在這些用地上以居住功能為主所形成的社區稱為‘城中村’?！盵1]8后來一些學者有不同解釋：“對于土地出讓中經濟補償數額的多少，‘城’‘鄉’雙方并非總能順利達成一致。為降低補償成本，也為了避免處理與‘城中村’相關的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管理問題，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開‘城中村’，村鎮也樂意保留原有的居住方式與社區關系，這是‘城中村’產生的直接原因?！盵2]153
近些年，隨著新疆庫爾勒市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鐵克其、恰爾巴格、英下近郊3鄉大部分村莊被拆遷，成為城市部分，但是由于拆遷的不完全，一些村莊變為典型的“城中村”。“城中村”面積的不斷擴大和流動人口的快速聚集，給城市治理和維護穩定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庫爾勒市對于“城中村”治理有許多創新之處，例如，在安置上開辟新模式，對被征地農民實施就地安置、“插花”安置②，使各族群眾共住一個小區，加深了解，增進民族感情;通過市場、門面房出租或經營、各類資產入股等多種途徑，使被征地農民獲得租金、薪金、股金等方面收入;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工作機制等方面引入城市街道社區治理模式，實施村改居、鄉改辦，加大被征地農民“農轉非”力度，使被征地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和同質化的生活條件等。盡管如此，庫爾勒市在“城中村”治理方面依然面臨很多的難題和瓶頸，探索一條適合少數民族聚集的“城中村”社會治理模式尤為重要。
一、庫爾勒市“城中村”治理面臨的瓶頸
（一）拆遷補償壓力大
這是當前庫爾勒市“城中村”面臨最棘手的難題。2010年～2015年是庫爾勒市城市化推進最快的幾年，大面積的拆遷改造在短時間內進行。調查走訪發現，由于不同年份拆遷補償的價格標準不一，從每平米500元到每平米4 000元不等;同一時間段，不同地點的拆遷價格也不同。對此，村民意見很大。此外，一些村民違規建房，且漫天要價，也影響了拆遷補償工作的正常開展。
（二）流動人口管理難度大
庫爾勒市的“城中村”是流動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南疆籍流動人口的聚集地。據庫爾勒市統計局所得數據顯示，有近15萬的流動人口聚集在“城中村”及周邊的城鄉結合部，如庫爾勒市的海力帕爾村有村民2 500余人，而流動人口就有5 000余人。盡管庫爾勒市的“城中村”大部分已經被拆遷，但依然有大量的平房區用于出租。這些租住人員大多從事小商貿和建筑等行業，文化層次較低，民族成分復雜、流動性大，管理難度很大，治安、維穩任務艱巨。
（三）問題不斷產生
除了多年累積問題解決難度越來越大，新的問題仍在不斷產生，深層次的矛盾逐漸呈現，其中多數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從近年來群眾反映的問題看，大部分集中在房屋拆遷補償、農村土地征占等方面，拆遷帶來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成為群眾上訪的重要誘因。各級政府及村委會在解決問題上耗費很大精力，壓力和難度也在日益增大。
（四）違規建房極為嚴重
由于歷史原因，庫爾勒市的“城中村”幾乎沒有統一的建設規劃，因而導致村民所建的房屋高低不一、雜亂無章。近幾年的拆遷補償，很多人一夜變富，致使很多將被拆遷的村民投機取巧，想盡辦法蓋房子，違法用土和違法建設屢禁不止，隨意搭建成風，部分街道的胡同道路不足2米寬的人造“一線天”比比皆是。
（五）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生活難
庫爾勒市很多農村居民瞬間變成城市人，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遷造成村民各方面的落差，使他們面臨很多的不適應感，甚至有些茫然，“這種典型的社會變遷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墮距’和‘文化墮距’，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和制度建設未能形成同步轉型” 。[1]93很多村民還保持著原來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無法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甚至對城市文明有一定的排斥。再加上“城中村”村民大多失去耕地，在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尤其是就業問題，由于沒有專業技能、文化水平較低，致使就業渠道狹窄、再次就業率低。
二、庫爾勒市“城中村”治理難的原因分析
（一）社會各階層利益追求細分化給社會治理帶來不利影響
庫爾勒市作為新興城市，特別是作為南北疆交流樞紐、“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城市，城市規模在短短幾年內快速膨脹，致使社會階層的分化越來越明顯，隨之各階層間的利益沖突增多。通過城市拆遷補償，很多“城中村”居民一夜變富，而一部分人依然生活在貧困邊緣，使得原本平等的村民間社會地位差距瞬間拉大，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在這樣的局面下，一些村民不顧相關的政策法規，試圖通過大量違規建房來獲得高額拆遷補償。而當政府不予承認時，又借助上訪等手段要求維護自己的利益。當利益訴求依然得不到滿足時，就會對地方政府產生不滿、不信任，甚至仇恨，致使黨群、干群關系緊張，社會治理難度加大。
（二）“城中村”社會治理機制出現的新問題沒有適時調整
盡管庫爾勒市的新型城鎮化在全疆處于領先地位，甚至在很多方面有先行先試的特權，但是在對“城中村”治理中依然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
一是治理主體間的權責關系不夠明確。一方面市、鄉兩級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上沒有真正跟上變化的形式，致使行政主體間權、責部分管理混亂，政策實施力度不夠，甚至出現漏管現象。另一方面村委會自治管理職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很多時候只是充當政府基層上傳下達信息的站點，部門村干部不作為的現象時有發生。
二是社會治理體制、機制不夠完善?！俺侵写濉北M管還被稱為村，但是其治理已經大大區別于傳統的村莊模式，因為“城中村”面臨的社會問題、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無論是政策法規方面，還是社會治理組織內部的規章制度方面，都需要根據發展形勢不斷做出調整和革新。如鄉政府和村委會職責定位清晰與否？對違規建房情況，能否快速處理解決？此外，庫爾勒市的“城中村”的村民及村干部絕大部分是少數民族，對以漢語下達的文件理解困難，更多是通過別人轉達了解內容，存在理解偏差。
（三）“城中村”管治中的單一性和多元性沖突
“中國的城市社會管理最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從‘人治’到‘法治’，從傳統城市管理到‘現代性’意義的‘城市管治’?！盵3]210在“城中村”的管治中，如果摻雜太多的人為因素，就會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形成社會的不滿。從治理者主觀角度認為只要站在大多數人利益的立場上管治就是正確的，而沒有真切了解利益主體的訴求，于是急功近利、大拆大建時有發生，缺乏人文關懷。而從村民的角度，部分村民“等、靠、要”思想嚴重，只想政府按照最高標準給予補償，這就造成治理者與村民各自利益方向出現偏差，表現為基層干部與村民間的沖突不斷。
（四）村民對城市化的認知差異大
城市化過程較早融入城市生活的村民和有相對穩定的職業和收入的村民會更多地認可城市化，對快速城市化給他們生活帶來的便利和改變給予積極肯定;而對于那些過去一直從事農業勞動的中、老年人，由于很難找到穩定的職業，他們會對城市化有一定的抵觸，他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沿襲著過去農耕時候的習慣，對于沒有農耕的生活具有恐懼感，因此很難在短期內融入到城市文化中去。
三、提升少數民族聚集城市“城中村”社會治理水平的路徑探析
（一）對“城中村”拆遷補償合同梳理兌現，對現有土地房屋面積重新測繪確權
當前，庫爾勒市所有的矛盾聚集在拆遷補償上，拆遷補償幾乎涉及所有村民，村民手中很多合同沒有得到及時兌現，如庫爾勒市海力帕爾村，從村委會調查了解到村民手中有近5 000個沒有兌現的合同，一些合同是5年前甚至更久前簽訂的，對此，農民怨聲很大。解決這些問題的當務之急是成立州、市、鄉共同參與的專項整治小組，各部門協調規劃，核查農民手中的補償合同，對于合法正規的合同給予重新認定，并根據合同的時間給出新的兌現時間。
“城中村”違規建房屢禁不止，要控制這種局面，可考慮以下操作模式：一是將“城中村”土地國有化，政府分片區集中買斷，一次性給予補償，這樣有利于產權明確，可以在政府框架下開發，避免“小產權房”問題;二是盡快對現有土地、房屋進行科學測繪，并下發正式文件告知村民，一旦確權登記后5年內沒有允許不能改建增加面積;三是由政府負責，村委會參與，對村集體土地進行靈活改造開發，確保村集體土地保值增值，使每位村民受益。
（二）規劃建設“互嵌式”社區安置模式
庫爾勒市的“城中村”少數民族占大多數，在村民安置時，要充分考慮民族間的互嵌式環境建設?？梢試L試在漢族較為集中的小區周邊建設安置小區，政府給予補貼低價出售;在安置小區附近引進企業、商業進駐，給予優惠政策。
另外，積極開展村改居、鄉改辦工作。先在集中連片農民安置小區建立農村社區，引入城市社區管理模式，增強社會化服務功能，再打破原有村莊界限，重新調整劃分與城市街道、社區的行政區域，逐步撤銷村民委員會。近期庫爾勒市批準了鐵克其鄉成立9個社區、恰爾巴格鄉成立5個社區、英下鄉成立2個社區的方案，這就打破了原先少數民族聚集村莊的居住環境，有助于建設各民族間“互嵌式”居住環境，有利于民族團結。
（三）規范、完善“城中村”治理主體的內部機制建設
“城中村”作為社會發展、變革中的特殊存在形式，其改造所需的龐大資金及隨后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使得改造過程舉步維艱?！啊侵写濉母脑炜赡苄枰粋€很長的時期，有的可能要花一兩代人的時間，并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可以改造好的?！盵4]5相比一般村莊，“城中村”面臨更多的社會問題和治理難題，特別是維穩形勢嚴峻的背景下，需要不斷創新和完善治理主體內部的制度建設，進而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庫爾勒的大多“城中村”村委會缺乏機制建設，致使很多工作沒有制度可依，很多時候靠村長、書記的個人理解行事。針對這些情況，應當根據鄉、村所應承擔的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職責要求，不斷完善相關機制，既要對村委會工作職責和服務明確規定，又要建立和完善村集體資產透明公開、財務管理等相關制度。
（四）“城中村”治理要體現治官在先和民生為要
庫爾勒市的“城中村”改造和治理，帶來了激烈的利益博弈，隨之出現和與民爭利，故在對其的改造和治理中，既要先治官，又要凸顯利民。
在治官層面上，首先要做的是對所有相關部門的官員進行清查，特別是城建、拆遷部門，對有問題的人員該處理的處理、該停職的停職。之后重新完善機構設置，尤其是對城建局、拆遷辦的人員加強入崗考核。在部門新人員工作之先就健全制度，運作盡可能將權力和利益分離，讓權力運行過程完全處于法律和民眾監督之下。
在利民層面上，要將發展成果盡可能惠及到每一位村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繼續堅持和創新3個結合：貨幣安置與新居建設相結合，置換新居與分類安置相結合，住宅安置與不動產經營相結合。積極推進安居富民工程，不斷完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妥善解決被征地農民安置問題。此外，要全面落實居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政策，提高和改善被征地農民生產、生活條件。
總之，要做好少數民族聚集城市“城中村”社會治理工作，既要借鑒發達地區成功的治理模式，又要結合本地實際，，探索一條符合自身特點的治理模式。
注釋：
①城中村，通常指在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不斷推進過程中，位于城區邊緣農村被劃入城區，在區域上已經成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權屬、戶籍、行政管理體制上仍然保留著農村模式的村落。
②“插花”安置，即將征地農民化整為零，分散安置在其他地區。
參考文獻：
[1]敬東.“城市里的鄉村”研究報告――經濟發達地區城市中心區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對策[J].城市規劃，1999（9）.
[2]鄭靜.論廣州城中村的形成、演變與整治對策[J].規劃與觀察，2002（1）.
社區治理的難題范文5
一、1－4月份工作情況
1－4月份，街道完成新上技改投入1.46億元，完成工業總產值85.3億元，利稅7億元，工業增加值23.9億元，銷售收入81.3億元，實現稅收入庫3__0萬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9575萬元。主要工作措施：
（一）狠抓重點項目建設，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始終把抓好經濟發展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前提和保障，以華盛江泉天地牌墻地磚改造、三元管業油氣鋼管、東星公司甲醇、森羅園食用菌種植及液體肥料等重點項目建設為突破口，大力推進工業和民營經濟發展。華盛天地牌墻地磚改造項目總投資1億元，目前已進入設備安裝階段，預計9月份投產，可年增產值1億元，1－4月份，華盛實現銷售收入35.48億元，實現利稅3.07億元，完成自營出口創匯700萬美元；三元管業油氣鋼管生產線已完成投資5000萬元，一期工程已于5月上旬試產；東星公司甲醇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已基本完成，項目占地正在協調中；森羅苑食用菌種植與液體肥料項目已完成有機農業研究所建設，與韓國京畿道風險協會合作項目正在洽談中；華盛總投資5億元的江泉大廈已完成土建工程，預計20__年上半年可全部竣工。
（二）狠抓基礎設施建設，全力打造一流宜居環境。一是大力實施舊村改造。目前韋姜屯、連泉莊兩個村的舊村改造一期工程已結束，完成總投資3000萬元，建筑面積2萬平方米，于泉莊金昊小區土建工程已完工。朱陳西、朱陳東南、朱張橋河北、溝東四個村的舊村改造方案已經區城建領導小組研究通過，正在進行規劃，近期可望開工。二是搞好道路改造。今年計劃對工業路、文化路西段和文化南路三條道路進行改造，總投資290萬元，改造路面4.7萬平方米。目前文化南路正進行路基清理，地面附著物拆遷已完成；工業路和文化路的改造正在進行規劃和資金籌集。三是全力配合南環路建設工作。完成拆遷265戶，拆遷面積4.6萬平方米，清運建筑垃圾10萬方，兌付補償資金1110萬元。四是積極搞好污水管網建設拆遷。涉及10個社區，目前已有8個社區全面完成拆遷任務，閆泉莊和朱陳西社區的拆遷工作正在進行中，共拆遷建筑面積4萬平方米，清理樹木5.2萬棵，兌付補償資金208.2萬元。四是深入開展羅四路綜合整治。對區里確定的7個重點整治項目，每個項目安排一名班子成員進行包促，目前均已取得較快進展。
（三）注重辦實事求實效，全力解決群眾關心的焦點問題。從群眾最關心的社會治安、污染治理、計劃生育等焦點問題入手，強化措施，務求實效，把為群眾辦實事貫穿于新農村建設的全過程。積極推進治安保險工作，目前已完成29個社區警務室的建設，完成24個社區的保費收繳工作；全力搞好污染治理，抓好《20__年全區環境保護工作要點》的落實，4月份以來拆除廢棄煙囪29根，拆除小造紙5家，停產治理造紙化工企業2家，改造建陶企業6家，停電治理3家，改造一段式煤氣發生爐14家，特別在迎接國家環?？偩謾z查中，街道兩委班子成員加班加點，“5.1”期間沒休一天假，確保了治理工作的成效；深入開展計劃生育集中整治活動，較徹底地清理了各類尾子，為圓滿完成全年任務目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積極辦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已達到86；投資200萬元建成金和橋職業技術培訓學校，為搞好勞動力就業培訓提供了有力保障；大山后、參茬窯、窯汪崖等9個社區改造了自來水，總投資103萬元，解決了群眾吃水難問題；朱陳西南社區投資110萬元，對社區內10條道路進行了改造和硬化，投資40萬元，安裝路燈80盞，對社區主要道路全部進行了亮化，今年以來全街道有16個社區整修了道路，新安裝了路燈，村容村貌明
顯改善。
二、下一步打算
一是營造舊村改造這個“熱點”。督促朱陳西、朱陳東南、朱張橋河北、溝東四個村的舊村改造盡快開工，年內爭取完成一期工程；協調朱陳西南、山南頭、西山等村盡快完成舊村改造手續報批工作，年內爭取開工建設。繼續加大環境整治力度，重點抓好羅四路綜合整治，提升城區形象。
社區治理的難題范文6
[關鍵詞] 居民委員會；居民自治；發生機制
[中圖分類號] D6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0863（2014）01-0045-06
一、問題的提出
居委會在制度設計上被定位為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但是在城市基層治理的實踐過程中，居委會卻有著雙重性質，它一方面是群眾性的自治組織，代表著居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國家政權的末梢，是國家政權的組成部分。居委會的雙重性質將其置于一種困境之中：作為國家政權的末梢，居委會要承擔大量的由街道和其他政府機構交付的行政事務，于是居委會僅有的工作資源就只能用來完成行政事務，與此同時也就只能將自治工作耽擱下來。因此，作為自治組織的居委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行政組織，其工作重點同居委會的自治要求有所偏離。
處在轉型時期的國家需要居委會發揮管理社會的作用，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居委會不可能發揮居民自治的功能呢？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筆者對上海市的11個居委會進行了深度調查，結果發現雖然很多居委會的自治工作不盡如人意，但是仍然有一些居委會能夠在承擔行政工作的同時有效地開展了自治工作，在工作實踐中借助一些特定的機制，居委會協調了其行政性質和自治性質之間的沖突，從而鞏固了居委會作為城市群眾自治基本組織形式的地位。
分析居民自治的案例，筆者發現有一些共同的機制運轉在不同的個案背后，正是它們的存在導致了看似不可能的居民自治在實踐中發生了。本文認為城市居民自治的發生有賴于社會資本的培育、經濟資源的開發、公共議題的創設、組織主體的轉換等機制的運轉。城市居民自治的發生機制不是預先給定的，而是行動者在正式制度建構的政治空間中為了解決工作中的難題而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但是機制在解決問題時表現出來的正面效果，則誘使行動者開始有意識將同一機制擴展到其它難題的解決上，或者尋找其它機制來解決新的難題，在多重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居民自治出現了。
二、社會資本的培育
居民自治是同國家政治相對應的過程，在國家權力涉足不到或者不去涉足的地方，自治作為社會自我管理的過程就出現了。[1]自治的社會性質意味著自治的發生必須建立在社會力量的基礎上，這種社會力量就是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指在人際交往中形成的信任關系、互惠規范和參與網絡，帕特南所從事的開創性研究表明，民主政治的質量依賴于社會資本的存量，因為社會資本能夠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達到自愿合作的目的。[2]筆者的調查發現，社會資本的存在不僅推進了國家層面的民主政治，而且對于城市社區的居民自治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筆者跟隨居委會的工作人員了解社區的居住環境時，最為直接的發現就是社區是一個熟人社會，行人之間相互打著招呼，路口有志愿者在執勤，不遠處成群的居民聚在一起鍛煉身體。當然，居民之間的熟悉度是社會資本的一個構成要素，但是不能將社會資本簡單地等同于熟人關系，社會資本的具體表現形式主要是社區居民的公共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發性的群眾組織。社區中的群眾性組織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圍繞文藝體育生活而形成的自我服務性團隊，此類組織在社區中廣泛存在著，可以說是群眾性組織的主要組成部分，另一種是履行綜合功能的公益性志愿組織，具體而言就是進行社區安全和環境監督、維護社區交通秩序的“紅袖章巡邏隊”。
活躍在城市社區中的群眾性組織起初并未受到注意，只是在群眾性組織的公共性與居委會的工作勾連在一起的時候，群眾性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價值才開始進入國家的視野。城市社會的快速發展要求國家重構其治理體系以實現對城市基層社會的控制，國家采取的戰略是強化居委會使其成為國家政權的末梢，但是居委會并不足以完成控制城市基層社會的任務，城市基層治理過程同居民的切身利益直接關聯在一起，如果沒有居民的參與、認可或者同意，居委會不可能有效地開展工作。[3]雖然在制度設計上居委會是居民選舉出來的群眾自治的基本組織形式，但是居委會所承擔的行政事務壓制了居委會的社會性質，這就意味著居委會在工作實踐中也很難成為居民認可或者同意的對象，此時自發性的群眾性組織開始介入基層治理的過程，成為溝通居民和居委會、街道之間關系的橋梁。
自發性的群眾組織存在“私”和“公”兩種屬性，就“私”的方面而言，它是居民為了強身健體、陶冶情操而聚集在一起的，并沒有正式的組織形式；就“公”的方面而言，它是社區公共生活的載體，利用了社區中的公共資源（例如場地、環境、設備等）。正是由于自發性的群眾組織的雙重屬性，使得它們既能夠為居民所認可，又能為街道、居委會所接受。當然，自發性的群眾性組織介入基層治理過程是與居委會的引導分不開的，也就是說是居委會為了有效地進行基層治理，因而有意識地利用了自發性群眾組織的公共性。一位居委會主任在訪談時說：
“你問我居民自治是怎么搞起來的？你可能想象不到，是從里弄運動會開始的。我們這里有辦里弄運動會的傳統，曾經間斷過一段時間，后來又繼續辦，居民都樂于參與。在體育熱情的影響下很多居民自發組織了體育團隊，這些體育團隊為里弄做了很多工作。我們這是老城區，原來的居住環境很差，特別是居住空間太小，很多居民沒有辦法就只能占用公共空間，在小區里搭建了水斗、雨棚、車棚等違章建筑，你要是去拆掉它們，居民肯定是不愿的，但是不拆的話又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居委會就去和體育團隊的骨干商量，請他們出面和居民做工作，這樣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p>
自發性的群眾組織在城市基層治理中的有效性促使居委會開始有意識地培育社會資本，這種培育不僅體現為居委會推動居民組織群眾性的團隊，而且體現為居委會積極開展社區公共活動從而培育居民的公共性。從調查的居委會的實際情況來看，有三個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居委會的重視：第一是為自發性的群眾組織提供便利，特別是借助居委會的身份向住區單位尋求幫助，從而為群眾的文體活動提供場地；第二是針對特定人群組織社區公共生活，特別是在重陽節開展老年人的金婚紀念、郊游等活動；第三是利用家庭代表會議來商議、決定同居民切身利益相關的社區公共事務，如制定舊房改造工程方案等。
社會資本對城市居民自治的促進作用，反過來激勵了居委會有意識地培育社會資本，于是在社會資本與居民自治之間形成了一個相互促進的循環過程，因此社會資本的培育就成為了居民自治得以發生的重要機制。帕特南在研究國家層次的民主時認為社會資本是歷史的產物，但是城市居民自治的實踐過程則揭示在地域有限的熟人社會里，社會資本更多是當下的行動者實踐的結果，或者說城市基層治理的體制和組織在社會資本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影響。居委會雖然是國家政權的末梢，履行著管理城市基層社會的諸多行政職能，但是其居民自治基本組織形式的性質則使它成為了一個“親社會資本的行動者”（Prosocial Capital Actor）[4]，于是居委會的行動將成為推動社會資本生長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三、經濟資源的開發
居委會作為城市基層群眾自治的基本組織形式在實踐中之所以成為了國家政權的末梢，一方面是因為宏觀政治體制使然，另一方面是因為受到了經濟資源的約束。就宏觀政治體制來說，居委會是基層治理的組織形式，在縱向的治理體系中處于末端，而且在工作實踐中居委會也需要國家權威的支持，因此居委會需要完成政府安排的任務 [5]；就經濟資源的約束而言，居委會干部的工作津貼和居委會的日常工作開支都依賴于政府的行政撥款。
在調查居民自治時筆者曾訪談過街道的官員，當筆者問及街道為什么給居委會指派行政任務時，街道的官員直白地回答道：
“居委會是群眾自治組織，街道確實不應該給居委會指派行政任務，但是居委會的干部都是拿了街道津貼的社工，所以當然應該給街道干活了?！?/p>
街道官員的回答只是居委會受到的資源約束的一個縮影罷了，其實居委會開展工作的經費也基本上來自于街道。調查發現居委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有三個渠道：街道撥款、居民捐助、駐區單位資助。一般而言街道撥款占到居委會經費總額的絕大部分，每個居委會每年可以從街道獲得7萬左右的撥款，居民捐助約1萬元，駐區單位的資助則存在很大的差異，大多數居委會每年從駐區單位獲得資助也在1萬元左右，但是有些居委會則能夠從駐區單位獲得遠遠超過街道撥款額的資助，因此就一般情況來看街道是居委會經費的主要來源。
重要的是街道下撥給居委會的有限經費有規定用途，包括辦公經費、黨建經費、幫困經費、走訪經費和文體活動經費，其中與居民自治直接相關的經費支出僅文體活動經費一項，由此可見，盡管街道每年給居委會下撥一定的資金，但是這些資金主要不是給居委會開展自治工作的，而是給居委會完成行政工作的。在這樣的資源結構中，居委會的工作實踐實際上被預先鎖定了，居民自治工作不可能成為居委會工作的中心，如果居委會要把居民自治作為中心工作，那么居委會就必須開發經濟資源，從而減少居委會對街道的資金依賴。
就當前的情況來看，居委會開發經濟資源只有一種途徑，這就是向駐區單位尋求幫助，使駐區單位成為居委會穩定的經費來源。從居民自治的角度來分析，居委會向駐區單位尋求資金支持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駐區單位提供給居委會的資金必須是大額的、至少是不少于街道撥款額度的，否則不足以支持居委會開展自治工作；另一個是駐區單位提供給居委會的資金必須是常年穩定的，否則居委會開展的自治工作不具有持續性。而要使居委會常年穩定的從駐區單位得到大額的資金支持，就必須在居委會與駐區單位之間形成互惠機制，換言之，居委會必須使用社區之中的某種資源同駐區單位交換以滿足駐區單位的需要，而且居委會用來交換的資源只能是能夠反復利用的。
筆者在調查過程中了解到一個居委會和駐區單位共同修路建停車位的故事。故事是以停車難作為開端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讓很多城市家庭邁進了“汽車時代”，但是私家車的急劇增加不僅導致了公共交通的擁堵，而且帶來了社區中停車位的緊張，為了搶占停車位居民之間矛盾不斷，日積月累最終導致了一夜之間居民紛紛購買銅柱鐵鏈搶占路面的情況，小區的道路被切割的支離破碎，車輛無法通行，小區的交通完全癱瘓。嚴峻的形勢不僅影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影響了駐區單位的正常工作，為了徹底改變停車問題導致的“公地悲劇”[6]，居委會向駐區單位尋求幫助，經過協商居委會和駐區單位達成共同修路的協議。協議主要內容是：由駐區單位提供資金對小區道路進行拓寬，將原本只能單行的道路拓寬為雙行車道；道路修好之后嚴格執行單向行駛規則，即道路一半用來行車，另一半用來停車，居委會負責單向行駛規則的執行；道路拓寬形成的停車位實行錯時停車制度，即在工作時間居民將車開出小區，空出的停車位要保障駐區單位職工的停車需求，下班時間駐區單位職工要及時將車開走，保障居民下班后能夠有停車位；駐區單位每年為使用停車位向居委會支付費用。
停車位是潛藏在社會之中的重要資源，駐區單位每年支付給居委會的停車費有街道行政撥款的5倍之多，在駐區單位資金的支持下居委會打開了自治的大門。由此案例我們不難發現經濟資源的開發同居民自治之間的密切關系：首先，有了駐區單位的資金支持，居委會擁有足夠的資金來組織社區公共生活；其次，無論是單向行駛制度還是錯時停車制度的執行都由居委會負責，而居委會為了保證制度的執行就專門組建了居民自治小組，同時也動員了群眾性的團隊“紅袖章巡邏隊”，這不僅完善了居民自治的組織體系，而且將更多的居民帶進了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過程之中；最后，社區內部的文明停車和有序行車是社區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因此居委會同駐區單位的合作也增強了居委會提供社區公共服務的能力。概而論之，居委會開發經濟資源，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使居委會有更多的資金可以使用，而是催生居民自治的重要機制。
四、公共議題的創設
城市居民自治不僅意味著承認居民具有“自覺思考、自我反思和自我決定的能力”[7]，而且意味著居民生活的社區存在一定類型和數量的公共事務需要進行管理，如果社區缺乏公共事務，那么居委會和自發性的群眾自治就會處于缺乏自治對象的局面，因此一定類型和數量的公共事務的存在是城市居民自治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就當前中國城市社區的實際情況來看，社區除了滿足居民日常的休息與休閑需求外，并沒有出現大量的公共事務，城市治理中的公共事務往往超越了社區這一有限的空間。[8]社區公共事務的缺乏意味著居民自治必須創造公共事務，也就是居委會必須具有創設公共議題的能力，通過創設公共議題來豐富社區公共事務，從而為居民提供自治的對象。
在調查中筆者發現社區公共事務不是既定的、等待居民去管理，實際上社區公共事務存在“顯在”與“潛在”兩種類型，顯在的公共事務在每個社區都是不多的，如果居委會只是將顯在的公共事務作為自治的對象，那么居民自治是很難持續的，而潛在的公共事務則廣泛地存在于社區之中，本文所講的公共議題的創設能力就是指居委會將潛在的公共事務變成顯在的公共事務的能力，或者說是居委會將居民的私人生活組織成為公共生活的能力。居委會創設公共議題的能力越強，社區公共事務就越豐富，居民參與也就越活躍，居民自治就越是能夠持續。
在城市社區生活中潛在的公共事務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類是被廢弛了的顯在的公共事務，本來此類公共事務有明確的主體進行管理，但是由于管理主體的能力不足或者不作為導致了此類公共事務蛻變為公共難題，以致此類公共事務無人能管最終成為潛在的公共事務，售后公房的物業管理就屬于這種類型。第二類是與社區公共環境管理相關的事務，主要表現為公共場地的衛生維護、噪音污染的治理、小區防火防盜工作、養寵物的規則制定等，此類公共事務本就與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但是單個居民是沒有能力解決的，只能依靠群眾自治組織動員居民共同參與才能解決。第三類是居民的文體活動，城市生活的急劇變遷催生了城市居民加強身體鍛煉、豐富精神生活等需求，此類生活需要是私人性質的，但是此類生活需求的實現則必須超越私人性質，因為文體活動的場所、不同文體活動之間的協調都需要居委會的介入。第四類是政府推行的民生工程，此類事務在形式看是行政事務，但是此類事務的完成有賴于居委會以自治的方式來配合，因為民生工程雖然有利于改進居民的物質福利，但是工程的實施本身將對居民的生活帶來不便甚至引發鄰里沖突，所以沒有居民積極參與的民生工程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
將與居民利益密切相關的潛在的公共事務，變成居民積極參與其中的顯在的公共事務，取決于居委會創設公共議題的能力。公共議題的創設能力包括利益判斷、信息溝通、協商決策、信譽承諾、執行保障等環節：利益判斷是指居委會能夠認識到某種事務確實與居民利益改進密切相關，如果此類事務得到了良好的治理，居民的福利將明顯改善；信息溝通就是居委會將預先進行了利益判斷的事務，通過居民聽證會的形式同居民進行充分的信息交流，達到居民認可居委會的利益判斷的效果；協商決策就是居委會召集家庭代表會議，就是否從事某項工作以及如何從事某項工作進行磋商，在獲得絕大多數代表支持的前提下做出決議；信譽承諾是要求支持某項決議的家庭代表在意愿承諾書上簽字，并且由居委會在小區中張榜公布，實現居民共同監督的目的；執行保障是居委會要組織足夠的人力、物力來保障決議的落實。
社區中“一平方米”改造工程的推進，非常典型地詮釋了居委會創設公共議題的能力。上海老城區的售后公房的廚房和衛生間都是幾戶人家合用的，為此鄰里之間時常發生矛盾，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條件，上海市政府決定分批對合用廚房和衛生間進行改造，核心內容是將現有的合用廚房和衛生間改造成為每家獨立使用的廚房、衛生間，改造之后的廚房、衛生間大約為一平方米。由于 “一平方米”改造工程涉及的面很廣泛，因此居民所在的小區能否盡快改造，取決于居委會能否在街道層面爭取到指標，而街道是否會優先接納某個居委會的改造申請，則取決于居委會能否將政府工程轉換成為社區的公共事務，也就是取決于居委會創設公共議題的能力。筆者訪談到的一位社區黨總支書記回憶起“一平方米”改造工程時說道：
“我們認定改造有利于居民，但是居民覺得太麻煩，改造過程中生活不方便，而且對工程實施方案也有疑問，房管局來征求意見時很多人反對。后來居民看到其它居委會開始改造時又動心了，為此我們組織居民到臨近街道去參觀已經改造完成了的小區，當時大家都拿著尺子，硬是手把手的量出了一平方米改造的可行性。回來后我們召集戶主開會，每家說話能夠管事的人來參加，反反復復討論之后制定了一個詳細的實施方案，凡是同意改造的都必須在承諾書上簽字，由居委會在弄堂口張榜公布。這里邊主要是在工程實施期間，居民不能做飯，也不能用衛生間，吃飯可以出去花錢買，但是衛生間就必須修建臨時的，否則就太不方便。臨時衛生間的位置選擇、花費分擔、清潔打掃、使用監督實際上是改造工程的難點，動工前不僅必須講清楚而且要寫在紙上貼出來，居委會專門組織了志愿者隊伍來負責臨時衛生間的管理，特別是協調因使用導致的糾紛。事不經歷不知難，我們像一群螞蟻，硬是啃動了這塊骨頭，真是不容易啊?！?/p>
公共議題的創設是居民自治至關重要的發生機制，這不僅是因為公共議題的創設豐富了社區的公共事務從而使居民得到了自治鍛煉，而且是因為公共議題的創設是居委會自治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可以說公共議題的創設過程就是居民自治的過程。改進民生已經成為城市治理過程中的重要議題，政府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實施都離不開居委會的工作，因此通過居委會對公共議題的創設，實現民生工程同居民自治的有效銜接，不僅提升了政府的治理水平，而且推進了包括居民自治在內的社會建設的進步，這些積極后果將在宏觀層面上拓展居民自治的發展空間。
五、組織主體的轉換
國家將居委會界定為城市居民自治的基本組織形式有著特定的意圖，這就是使居委會成為國家治理基層社會的主體，從而實現國家控制基層社會的目的。在此種意圖的作用下，居委會雖然是社會性質的自治組織，但是居委會卻承擔著種類繁多的行政任務，所以居委會在基層治理的實踐過程中儼然變成了國家政權的末梢，是行政系統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了。
根據何艷玲的歸納，居委會承擔的行政工作有十大類百余項之多，十大類包括環境衛生、社會治安、民政幫困、計劃生育、調解糾紛、宣傳教育、文明達標、收款收費、人口普查、物業管理。[9]如果對居委會所從事的工作根據工作性質進行分類，居委會完成街道和上級布置的各項工作約占全部工作量的60%，居委會完成單位和機構委托的各項工作約占全部工作量的30%，而居委會從事的社區內部的事務約占全部工作量的10%。[10]由此不難想象，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已經將居委會視為街道的下級組織，街道和其它政府機構的工作必須通過居委會來落實或者通過居委會配合來完成，處在這種治理體系中的居委會在應對行政事務時尚且會“選擇性應付”[11]，更遑論有時間、精力、人手從事居民自治工作了。
在田野調查中筆者卻發現難以發生的事情居然發生了，居委會居然能在完成繁巨的行政任務之余尚有能力有效地開展居民自治工作。居民自治的發生促使筆者意識到一種至關重要的差別：居委會是城市居民自治的基本組織形式，但是居委會不是城市居民自治的唯一組織形式，居委會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人員開展居民自治，但是居委會可以指導其它組織開展居民自治。正是在這種差別中孕育了城市居民自治的又一個發生機制――組織主體的轉換，這就是說作為城市居民自治基本組織形式的居委會可以不必直接開展居民自治工作，而是借由其它的組織主體來開展居民自治工作，而居委會則充當這些組織主體的指導者和協調者。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居委會可以通過三種類型的組織來開展居民自治工作，它們是居民自治小組、群眾自發形成的文體團隊、自治理事會。居民自治小組是居委會在社區之中根據居住小區、弄堂等地域組建的新型自治單元，它是居住在同一小區或者弄堂里的居民進行自治的組織形式，因此在居委會之下就形成了若干個居民自治小組。居民自治小組是在社區之中的次級地域里進行自治的組織，而對于超越了居民自治小組范疇的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則交由居委會在居民自治小組之上組織的自治小組組長聯席會負責，因此在社區自治中居委會并不直接開展自治工作，而只是負責召集自治小組組長聯席會，指導、協調、監督居民自治小組的工作。
群眾自發形成的文體團隊是建立在具有相同愛好的人群基礎之上的自治組織，當社區中的居民廣泛的參與文體團隊的時候，居民自治就可以借助文體團隊來實現。在城市基層治理過程中，居委會放手文體團隊來組織社區的公共生活、管理社區的某項公共事務，同時給文體團隊的自治工作提供資金等方面的支持，并在具體事項的進行中承擔指導和協調工作。
自治理事會是居委會在整個社區層面上組建的新興自治組織，它在組織結構上同居委會一樣分設多個專門委員會，其工作人員則是來自社區居民的志愿者群體，在功能上自治理事會兼具議事和執行兩種職能，居委會參與到自治理事會中去并在自治理事會的運轉中發揮領導作用。自治理事會的實質是居委會的自我擴張，通過擴大居委會的組織機構和工作人員的方式來增強居委會的工作能力，從而使得居委會既能承擔行政事務又能開展居民自治。
作為城市居民自治的發生機制，組織主體的轉換實際上就是借助新的組織形式將更多地居民動員到社區公共事務管理的過程中來，因此是完全符合城市居民自治的精神的。這里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新型自治組織同居委會之間的關系，雖然在正式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中并沒有新型自治組織的地位，但是居委會的有效運轉離不開依托新型自治組織形式形成的居民參與網絡，與此同時，新興自治組織存在的合法性則離不開作為城市居民自治基本組織形式的居委會的確認，因此在城市基層社會的治理過程中，新興自治組織不可能挑戰居委會的地位，而只是居委會開展居民自治的工具而已。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居委會的工作將越來越依賴于動員居民參與網絡的能力，這就迫使居委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資源來促進居民參與網絡的再生產[12]，所以通過組織主體的轉換來催生城市居民自治，應該代表著中國城市居民自治發展的方向。
六、總結與討論
本文立足上海經驗探討了城市居民自治的發生機制問題，雖然居委會承擔了大量的行政事務，是國家政權體系的末梢，但是在實踐中居委會借助社會資本的培育、經濟資源的開發、公共議題的創設、組織主體的轉換等機制的作用，從而將城市居民自治從制度變成了現實。
其實，社會資本的培育、經濟資源的開發、公共議題的創設、組織主體的轉換四種發生機制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城市居民自治是居民借助一定的組織形式對社區公共事務進行治理的過程，因此新型自治組織的出現是居民自治的重要環節，而能否出現新型自治組織則取決于社會資本的存量，只有當社會資本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新型自治組織才會形成。而新型自治組織一旦在社區治理過程中形成，社區公共議題的創設能力和經濟資源的開發能力就會得到增強，與此同時，經濟資源的開發能力越是強，新興自治組織也就越是能夠創設公共議題，從而將居民自治推到更高的水平。
城市居民自治的發生說明我們對城市居民自治的分析，不能將眼光局限于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和街道-居委會行政體制，而應該從居委會的工作實踐中去發現非正式的行為規范，如周雪光所強調的：“組織的正式結構變成了象征性的東西，對組織內部的運作沒有實質上的意義。組織內部可能采用非正式的職業規范的組織結構來約束行為。也就是說，組織不是依靠硬性的組織結構而是靠這種非正式的職業規范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換言之，正式結構是適應制度環境的產物，是做給別人看的。而非正式的行為規范是組織運作的實際機制?！盵13]由此可見，如果離開了對社會資本的培育、經濟資源的開發、公共議題的創設、組織主體的轉換等非正式的行為規范的關注，我們將難以完整地理解城市基層治理及其所發生的變化。
[BF]居民自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社區是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戰略性空間，但是“在政府主導下的社會發展模式下，政府給社會自主空間的大小以及社會自身的成熟程度，直接決定著居委會自治功能的實現程度”。[14]就城市基層治理而論，國家一方面通過確立居委會的自治性質來賦予城市基層社會以自主空間，另一方面又將居委會納入到城市治理的行政系統中去從而約束了城市基層社會的自主空間，因此城市居民自治的發生就只能依靠城市基層社會自身的成熟程度。上海經驗的一般意義就在于此，以社會資本的培育、經濟資源的開發、公共議題的創設、組織主體的轉換為主要內容的自治機制的形成，說明城市基層社會能夠孕育出推動自身走向成熟的條件，這些條件匯聚在一起所導致的城市居民自治將成為推動城市基層社會逐步趨向善治的基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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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the Residents’ Autonom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Shanghai
Zheng Wenrui Wang Shikai
[Abstract]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sidents’ autonomy rel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the exploit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 the creation of public iss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 however，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s are not given in advance， but the actor create unconsciously in order to solve problem in practice， wh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mechanism show in practice， the actor begin to extend the same mechanism to other problems， or to find other mechanism to solve new problems， thus， the residents’ autonomy come to being under the effect of multiple mechanisms.
[Key words]the residents’ committee， the residents’ autonomy，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