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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論文范文1
論文關鍵詞：結構化理論；吉登斯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思維范式
吉登斯在評價他早期最重要著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時指出：“從早年學術生涯開始，我就把這一著作的寫作看做是一個由眾多部分構成的整體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過對‘古典’的研究為我的另一相關研究提供跳板?！薄@里的“另一相關研究”，就是現代社會及其變遷。在評價自己的結構化理論時，他說：“我僅僅把結構化理論作為我完整著作體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個研究人類社會行動的本體性框架”“結構化理論并非對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會科學基本邏輯和分析人類行為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說，在吉登斯思想發展的前后兩個階段中，前一階段主要反思經典社會思想和當代主要社會思潮，提出了結構化理論；后一階段主要研究現代社會及其變遷，對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前者即結構化理論為后者即現代社會變遷提供理論框架，正如格雷戈里所說的，“結構化理論的發展整體上呈現出某種螺旋式的軌跡：它的一般原理融會貫通地具體體現在一系列有關現代社會的構成的實質命題之中，而這些實質命題又反過來充實、推動了結構化理論更為抽象的主張的發展”。
一、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正如他所說的，“對現代性本質的再思考必須與社會學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構并行展開方才有效”，我們只有在理解結構化理論基本內涵的基礎上，才能對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所謂結構化(structuration)，是指社會關系憑借結構二重性，跨越時空不斷形成結構的過程。這是一個動態化的過程，是社會系統再生產的條件。在吉登斯那里，結構化就是在綿延的行動流中，結構(規則和資源)反復不斷地被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結構(規則和資源)就是行動的條件，同時又是行動的后果。正是通過結構化的過程，社會的宏大結構才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構。
在吉登斯看來，結構二重性是作為行動與結構的二元論的替代物而提出來的。通俗地講，所謂“二元論”，是把行動與結構當作外在的兩種東西；所謂“二重性”，是指二者是同一個物體的兩個不同側面。吉登斯認為，“結構二重性原理是結構化理念的關鍵”。因為結構二重性原理旨在具體詮釋行動與結構的對立如何被消解于實踐之中，而這正是結構化理論的主題。
結構二重性原理的內容是什么?吉登斯提出：“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來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笨傮w來看，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原理包含如下要點：
第一，概括起來講，結構二重性是指，社會結構既是社會實踐建構的結果，又是社會實踐得以進行的條件與中介，這要求人們從社會實踐的不斷展開和持續過程中動態地理解結構。吉登斯提出：“人類的社會活動與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種一樣，都具有循環往復的特性，也就是說，它們雖然不是由社會行動者一手塑成，但卻持續不斷地由他們一再創造出來。社會行動者正是通過這種反復創造社會實踐的途徑，來表現作為行動者的自身；同時，行動者們還借助這些活動，在活動過程中再生產出使它們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
在吉登斯看來，人的實踐活動不是片斷式的，而是一種持續的流動，社會生活川流不息，循環往復。因此，社會實踐具有循環的特性，而結構二重性鮮明地體現了這種循環特性。
第二，結構與行動是相互聯系、彼此依賴而共存的。結構不能被看做是外在于行動之物，結構只能透過行動在時空里展現出來，它存在于時空之外。結構(規則和資源)被不斷納入行動者的行動過程中，并跨越時空限制，通過循環往復的實踐而不斷再生產出來；考察社會系統的結構化過程，意味著探討規則和資源如何在行動者的行為互動當中實現再生產。另外，從行動的角度來看，行動者在行動過程中，也利用了社會情境中包含的豐富多樣的規則和資源，使他們的行動成為可能。
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社會的構成》等書中，吉登斯還將結構二重性與語言(1anguage)和言語(speech)的關系作了一個類比。他說：“結構可以在實踐中表現出來，但不是具體實踐的外顯模式，而是一些記憶中的原則。結構本身也不是具體的存在，它沒有時空的邊界，它必須以知識的延續或實踐的延續才能存在。結構對于實踐，如同語言規則(語法)對于說話行為的差異。結構，恰似某種抽象的規則，它是能使某種構造性行為成為可能的虛幻的存在?！闭Z言的結構存在于并通過言語行為而存在，并且使言語有了條理，而離開言語的抽象的語言結構是不存在的。與此類似，結構也是在社會互動中得以實現并使互動過程具有秩序。吉登斯的這一論述，明確了行動是如何在日常的環境條件之下被結構化的，同時行動的這種結構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動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產出來的，深刻地揭示了結構的特性以及結構與實踐的內在關聯。
第三，結構既具有制約性又具有能動性。吉登斯指出：“我想再次明確地提出這條原理：社會系統的所有結構性特征，都兼具制約性和使動性?！薄н@就是說，結構在構成行動媒介的同時，同時也構成對行動的制約，而且這種媒介和制約關系還通過行動者的實踐反復被再生產出來。具體而言，從結構中的規則來看，它不是冷冰冰的否定性的禁令或限制，而是可資利用的建構性因素。從結構中的資源來看，它也不僅僅是對主體的自由創造產生某種制約，還能為人的行動提供活動的可能空間，充當主體活動的媒介和工具。
二、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為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提供了思維范式
所謂“思維范式”，主要指思維的方式和方法。按照庫恩的理解，“范式”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方面，范式就是團體承諾的集合，它代表著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等構成的整體；另一方面，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即方法，在整體中，它可以取代明確的規則以作為常規科學中其他謎題解答的基礎。他認為，后一種意義上的范式是更深層次的范式。本文在這里所講的思維范式也是側重于后一意義來使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是吸收和繼承了馬克思的思維范式，即實踐的思維范式。這一思維范式也被解讀為生成性思維范式。吉登斯認為，社會與自然不同，人類雖然社會性地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界不是人類生產出來，不是人類行動的創造；社會盡管也不是由任何單個個人創造，但是它由每一個社會參與者創造并重新再創造出來，它“并不是一個‘預先給定的’(pre—given)客體世界，而是一個由主體的積極行為所構造或創造的世界”。就是說，人類社會不是預成性的、前定性的存在，而是在歷史的、具體的人類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并且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變遷而轉變。
實踐的思維范式或生成性思維范式，是對古代實體性思維范式和近代主體性思維范式的揚棄。在古代社會，由于物質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得不依賴自然性的關系靠天去生存。這決定了人們的思維能力也是低下的，人們認為，外在的神秘的客觀力量掌握著自己的命運。這便產生了以追求絕對真理、永恒本質為目標的前定論的思維方式，即實體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未能正確處理主體(現實的人)與客體(自然環境與社會關系環境)的辯證關系。人們熱衷于探尋事物的先在本質，從先在本質出發去演繹、推論事物的現在和未來。所謂主體性思維范式，是將主體作為其理論的最終的支撐點，人的理性成為支撐全部存在者存在的“阿基米德點”，這一思維范式是與近代以來人類的實踐方式相適應的。近代以來，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人的主體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人的個性得到充分展示，人文精神的興起和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使人類認識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類不斷擴展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深度與廣度。在人的主體性不斷得到張揚的同時，人類的思想與行為也走向了極端——人們錯誤地認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無上的征服者、壓迫者，人類可以擺脫自然與社會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認為，科學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奧妙”，對待自然必須“在她漫步時緊追不舍”，使她成為“奴隸”，“強制令她提供服務”。實質上，近代哲學所高揚的主體性，只是一種抽象的關于人類存在的觀點，即將人類存在視為一種抽象的主體性存在，一種抽象的自我意識。在這里，理性被視為人的本質，人們將主體作用于客體過程中凸現的主體力量加以抽象化、絕對化，頂禮膜拜，使之成為一種先驗的外在的權威力量，成為另一種“先在的本質”。
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的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正是以實踐的思維范式或生成性思維范式為指導的。正是基于此，他堅決反對社會進化論忽視人的實踐活動對社會的構成性作用，把人類社會看做是基于先驗的動力、按照既定的方向不斷前進的過程。在他看來，自然的變遷與社會的變遷是有區別的。自然界的發展是盲目的、無意識的、自發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完全不自覺的過程，根本無需人的參與，如四季更替、天體運行、地震海嘯、花開花落等等，都沒有預期目的，只表現為有一定規律的客觀過程。社會歷史則離不開人，人類實踐活動構成社會的基礎，而實踐活動具有反思性。因而，社會變遷具有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從最基本和最一般的意義而言，任何社會變遷都是極其隨機性的?！边M入現代社會之后，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統的發展而得以制度化、例行化，“思想和行動總是處在連續不斷地被此相互反映的過程之中”，現代社會變遷更加顯示出不確定性和偶然性。他說：“也許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后半期的今天，我們才剛剛開始全面地意識到這種前景是多么地不確定。當理性的欲求替代了傳統的欲求時，它們似乎提供了某種比先前的教條更具有確定性的知識。但是，只有我們無視現代性的反思性實際上破壞著獲取某種確定性知識的理性，上述這種觀點才顯得具有說服力”。所以，吉登斯的現代社會變遷思想與其結構化理論所蘊涵的實踐的思維范式或生成性思維范式，具有本質性的關聯，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后者的體現。
三、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為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提供了研究方法
吉登斯認為，以往現代社會變遷思想之所以陷入認識誤區，與其研究方法的弊端有直接的關系。客體主義者所使用的是實證主義的方法。這一方法源于培根的經驗哲學和牛頓——伽利略的自然科學方法，由法國社會學家孔德首先提出和使用?？椎抡J為，社會現象雖然比自然現象復雜，但在本質上二者并沒有什么區別，它們都服從普遍的因果規律，所以，應該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吉登斯批評指出，人類社會畢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界，實證主義方法所理解的社會規律只是社會現象的外在聯系，而不是社會現象間的內在的、本質的聯系。
與客體主義者不同，主體主義者使用的則是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他們強調的是社會與自然的差異性，認為社會的本質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他們主張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作如下區分：自然科學是關于“是什么”的事實知識，而人文科學則是關于“應該是什么”的價值知識。價值知識是指導人們行動“應該如此”的普遍性規范原則，它在人們行動中起著導向作用。吉登斯認為，人文主義方法看到了自然與社會的異質性，強調人自身的特點和價值因素，反對把人當做非人格的社會存在物，這是可取的。但它過分夸大了人的主體性、能動性，把結構對行動、客體對主體的制約完全抹殺了。
吉登斯則以實踐的思維范式為指導，揚棄了上述方法，提出了“雙向闡釋”(doublehermennutic)的研究方法。“雙向闡釋”是指，一方面，社會知識的發展有賴于作為大眾的人們的實踐活動；另一方面，那些在社會科學的抽象化語言中被創造出來的概念，又不斷地重新反饋到、嵌入到它們最初由之提取出來的活動范圍即人們的實踐活動中去，社會的知識或明或暗地、或強或弱地作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范圍，在這個“反饋”過程中，它既重構著社會知識自身，也重構著人們的實踐活動、社會生活本身。這些知識、概念和理論，對它們力求分析的社會產生了改變的效應?，F代社會是知識社會、信息社會，人們根據這些知識對自身行動進行改造和調整(反思)的過程，同時也就是這些知識不斷卷入現代性的生產與再生產之中的過程。但因為人類行動的反思性“實際上破壞著獲取某種確定性知識的理性”，所以，吉登斯指出，我們卻永遠也不敢肯定，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這些知識的任何一種特定要素不會被修正。在現代社會，再沒有什么知識仍是“原來”意義上的知識了，在“原來”的意義上，“知道”就是能確定?！н@些不可靠的知識不斷嵌入到社會中去，不斷地建構和再建構著現代社會，構成現代社會的基礎，從而使現代社會成為始終處于不確定狀態、難以駕馭的風險社會。
四、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與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的內容與結構具有內在的關聯
社會變遷論文范文2
摘 要：元代是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具有其鮮明的特色。與宋、明、清等王朝相較，民間信仰研究雖顯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對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來逐年增多，論述也漸深入。本文將對元代江西的民間信仰概況進行綜述。
關鍵詞：民間信仰，元代，江西
何謂民間信仰？關于此概念學界有諸多論述，路遙提到三種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民間信仰就是信仰習俗，從“宗教心態”研究民間信仰和民間信仰乃是傳統之混合性宗教。而趙世瑜認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靈信仰即是民間信仰，和由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種儀式活動，不僅是一種集體的心理活動和外在的行為表現，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民間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歷史悠久，是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一、元代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1.從整體上研究元代民間信仰的研究：
《中國近世民間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見川、皮慶生著，介紹了民間信仰的內涵與土壤，朝廷對其政策與方針，民間信仰主載體祠廟與相關現象，媽祖、張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與發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國性信仰的形成于發展。使讀者從整體上對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間信仰有深層的了解。
2.以個案探討民間信仰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關系的研究有：
（1）民間信仰與國家的關系：
目前學術界對元代基層祭祀活動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池內功先生的《異民族支配與國家祭祀——談元朝郡縣祭祀》（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頁）一文，對元代郡縣祭祀制度、祭祀禮儀以及郡縣祭祀的教化功能進行了探究。在其《關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綜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中國史的正統與異端》（2），1991年，第55～70頁）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統治時期的祭祀活動。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中的《祭祀文廟》一節中介紹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對象、時間、禮儀等。
（2）民間信仰與經濟的關系
神祇和農業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廣禪侯與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認為元代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刺激了農民務農積極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靈牛王“廣禪侯”尋求心理上的滿足，促使廣禪侯廟的進一步建立、擴大。
（3）民間信仰與社會的關系
研究神祇傳播的社會因素，有朱天順的《元明時期促進媽祖信仰傳播的主要社會因素》（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來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神靈塑造》（暨南大學2010年5月）通過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區宋元以來的社會變遷歷程，來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變過程。
（4）民間信仰與文化的關系
研究民間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間信仰為中心的文化風尚及其思想史意義》（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認為宋元時期，流行的民間信仰文化所涵攝的思想內涵，與士大夫階層經常用的儒家五經，及其注疏和義理闡釋之間所存在巨大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5）民間信仰與道教的關系
在道教方面，劉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純陽帝君為例》（載《中國道教》2010年3期），通過對道教神系的變化發展進行梳理，對于進一步認識古代官方與道教信仰的關系有一定參考價值。另外有曹飛的《萬壽宮歷史淵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宮觀在山西的孤例》，（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專門論述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來頗為豐富：
對江西許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學者得關注，專著有章文煥先生的《萬壽宮》（華夏出版社，2004年），論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萬壽宮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1550——1910）》，（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萬壽宮的重興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9期）、《明清以來西山萬壽宮的發展與“朝仙人習俗”》（載《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張璇的《明清時期江西會館神靈文化研究》（江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等等。學者通過對萬壽宮以及許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萬壽宮與地方權力的關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創造過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諸多方面。
市鎮神靈崇拜與社區人群內部關系、地緣支配關系、社區內部聯系等因素之間的互動，在梁洪生教授的《傳統商鎮主神崇拜的擅變及其意義轉換》（見《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頁）一文中，以江西吳城鎮的聶公崇拜為例進行了探討，顯示出了地方商業城鎮的經濟社會變化與全國范圍的社會政治變動之間的密切關系。
譚小軍揭示了民間信仰是鄉紳民眾與國家利益的結合點之一，在《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的歷史記憶——新干縣蕭公廟的個案研究》（載《宜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縣蕭公廟這個案，了解到鄉紳民眾可以利用“神的權力”，而國家在規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間信仰與自然環境變化在扶松華的《環鄱陽湖的民間信仰》（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一文有明顯體現，以環鄱陽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爺廟、許遜和康王三個各案，分析了解民間信仰和鄱陽湖演變的關系。
林萍的碩士論文《南宋江西地區民間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學，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間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詞現象，同時從戰亂與交通兩方面分析地方社會與民間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時期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地域差異》，（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通過對明清江西各府縣方志中“祠廟”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個主要神靈和對其信仰的地域差異，并分析形成原因。
吳小紅的《苛征、祠祀與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載《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資源，也是保護當地利益的經濟資源。二孝女進入祀典失敗，反映民間信仰隨社會情勢而變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會的某種松懈。
三.結語
元代是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具有其鮮明的特色。對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來逐年增多，論述也漸深入。未來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當是對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廟的部分進行資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基本概況，探究其深層形成過程。（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2] 鄭振滿、陳春聲，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社會變遷論文范文3
論文摘要：卡爾·貝克爾，20世紀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新史學的代喪人。((啟蒙時期哲學家的天是貝克爾歸納演繹其新史觀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啟蒙運動思想史的經典之作。對生于1873年的貝克爾而言，啟蒙的光輝已在歷經一個世紀的淘洗后漸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滅，與啟蒙的這段曖昧的距離決定了貝克爾以一個超然的角度來揣想啟蒙之功過，從而為我們領會啟蒙時期的自然法精神提供一個清晰的認識論基礎。
卡爾·貝克爾是美國新史學派的代表人。新史學派以相對論為其歷史研究和分析史實的基礎，與傳統編年史學派分析歷史的視角和方法上存在極大的分野。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他們對歷史科學采取一種懷疑、否定的態度，并把歷史說成是一種可以隨研究者的主觀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張的東西?！秵⒚蓵r期哲學家的天城》是貝克爾的歸納、演繹其新史觀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啟蒙運動思想史的經典之作。文中，貝克爾I以幽默、嘲刺的筆調指出那些在啟蒙時期唯“理性馬首是瞻的哲學家們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們以現代語詞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廈與奧古斯丁的神學天城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是“只緣生在此山中”的緣故，與啟蒙同呼吸、共命運的人們難免要被啟蒙的榮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聲。對生于1873年的貝克爾而言，啟蒙的輝光己在歷經一個世紀的淘洗后漸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滅其時歐美的反啟蒙思潮也在抬頭，以追問人之意義自命的學者們開始把“啟蒙”這一型構歐洲近代歷史的輿論氣候納入解構、批判的對象。可以想見的是，與啟蒙的這段曖昧的距離決定了貝克爾可以一個超然的角度來揣想啟蒙之功過，從而為我們領會啟蒙精神提供一個清明的認識論基礎。
一、啟蒙時期“輿論氣候”之內涵闡釋
(一)“輿論氣候”的概念提出
作為西方政治思想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啟蒙時期向為論者津津樂道。其中，尤以意識形態的研究為濫觴而以意識形態之名發動的法國大革命則將這場爭論擴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識形態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評價社會輿論與社會革命的互動關系，貝克爾揚棄傳統史學按圖索驥的研究方法，獨辟蹊徑地找到了一個以社會輿論為切入，深入觀察啟蒙思想內在性格的視角——輿論氣候。何謂“輿論氣候”，貝克爾沒有從學術上進行界定。相反，他借敘述自己和朋友經常面臨的觀念沖突的例子向我們表明：“輿論氣候”是文思表達的邏輯起點，它表征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學術團體在此一歷史語境和社會人文環境下形成的對周遭人事之共識。在“輿論氣候”的鼓噪之下，人類思想在社會各個階段的發展和變遷不僅為個別歷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說的舞臺，也為那些在社會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們挺立起一片集體智慧的高地。
(二)啟蒙時期‘噢論氣候”的內容分析
既然“輿論氣候”是每一時期主流思想提出和發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啟蒙時期的“輿論氣候”究竟為何，對理解啟蒙時期政治思想的變遷而言，無疑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的。對啟蒙思想稍作提煉，可以發現，對啟蒙時期的學者們而言，“理性”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關鍵詞。而在這個關鍵詞的背后則是啟蒙時期的學者們對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這份默契，用貝克爾的話說，就是“中世紀的神學、哲學和演繹邏輯已經從它們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來，取而代之的是歷史學、科學和計量的技術?！逼渲?，啟發啟蒙思想最為顯著的又推歷史學和科學。
1．啟蒙時期歷史學的起步
自1949年法國開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國學者便開始陸陸續續地投身到羅馬史的研究和注疏當中。發端于法國的啟蒙運動就是此次“發現意大利運動的直接結果在對意大利歷史的梳理和對法國本土傳統的回顧中，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們比任何時期的學者更樂于舉目回望人類有記錄以來的歷史。而伴隨人類日益增長的返古思潮的則是傳統神學苦心建構的信仰大廈的式微。歷史觀念的逐漸形成意味著人們正在嘗試把人類社會看成是某種正在形成中的東西。以古為鏡的人們相信，借助歷史的推演，不僅可以還原出社會傳遞的脈絡，更可以從中摸索出認識世界發展的規律。
2．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漸培養起一種歷史觀念的同時也在積極開拓科學的面向?！罢鐨v史學已經逐步取代了神學，同樣地，科學也取代了哲學?！痹凇段拿魇肪V》中，布羅代爾將歐洲思想史簡要劃分為三個時期，亞里士多德體系，牛頓——笛卡爾體系和愛因斯坦體系。其中亞里士多德體系是前啟蒙時代的思想體系，由一個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紀時引入歐洲，統治了歐洲思想界長達500年之久。隨著亞里士多德體系的重現和注疏的開展，形式邏輯成了歐洲各國大學的主要學科的榜首。以形式邏輯為原點，還發展出了數學邏輯和概率邏輯等等。在亞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啟蒙時期的思想領域蔚然一片邏輯的天下。
然而這份古老的遺產卻在啟蒙科學家的驚人發現之下面臨嚴峻的挑戰。在近代科學的討伐之下，人們傾向于將邏輯看成是玩弄一種玄而又玄的游戲，是一種無聊的消遣，邏輯逐漸喪失了自己的領地。近代科學的特征不勝枚舉如果要在其中檢索出一條最為關鍵的特征，莫過于其方法論的簡單明了。以天文學的發展為例，伽利略的觀星學向我們啟示了一個最簡單易行的方法論，即只要緊緊盯住望遠鏡的那頭可觀察到的事物(天體)的自然運行即可?？茖W家們不無樂觀地相信，在這不涉利害的靜觀中，自然運作的奧秘正在從一片神學的虛象中浮現出來。
二、“輿論氣候”影響下的啟蒙思想
歷史學和科學在啟蒙時期日新月異的發展態勢旋即就在啟蒙時期刮起了一陣輿論颶風。這陣颶風所到之處既有風卷殘云之力也飽含摧枯拉朽之勢阿奎那苦心構建的神學大廈在歷史學和科學的討伐之下越顯衰微，傳統的封建君主制則在人們日益覺醒起來的主體意識前岌岌可危?？仗摰恼軐W亟需新的內容填空，漫漶的社會風氣亦求助振作的呼號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學、歷史學與哲學三者間發生了一場奇妙的化學反應，這場反應的結果直接導致了傳統自然法思想在啟蒙時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評價古典自然法學者在啟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覺，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學在啟蒙時期的戰略重整，《天城》的弟二章，貝克爾以心理學和社會學為視角，展開他對啟蒙時期自然法思想變遷的原因探索。
(一)啟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礎
對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啟蒙時期的變遷而言，有一點是無法回避的，那就是肩蒙思想家們經由輿論濡染而敘思行文的心理前提盡管主流啟蒙學者的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價值立場也不盡然一致，但他們進入自然法淪域的禮會身份卻可以給我們一些或多或少的啟示。對肩蒙時期一些主流學者的身份進行一番統計之后，貝克爾發現：“這些哲學家們并不是哲學家，他們并不是哲學教授……絕大部分的哲學家都足文人，他們寫書意不止供人閱讀，而是設法傳播新觀念，或者是對舊觀念投射出新的視線?！卑氲莱黾业纳矸轂閱⒚蓪W者贏得一片叫好，讀者們或將這些學者當成是新觀念的無私傳播者，或贊嘆其無所為而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這些看似清明無為的偶發小感的背后，實則隱藏哲學家們那一股“擺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義的沖動”。以休謨為例(世人皆知休謨性格冷淡低調)，啟蒙學者一方面以冷靜自持、超然物外白詡，另一方面，卻又在為擺正人間萬事萬物而殫精竭慮。
(二)啟蒙思想形成的社會基礎
社會變遷論文范文4
關鍵詞：農村； 體育； 研究
一、農村體育研究現況
（一）概念界定
相關農村體育的基本概念主要體現于對"農村"、"農村體育"、"農民"、"農民體育"及"村落體育"的認識上。
1.村落及村落體育概念的界定
村落是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最主要的自然聚落，具有社區的社會關系、秩序以及一定規模的社會生活群體。村落的邊緣清楚，由固定的農業人群長期聚居和生活所組成的空間和社會單元。
村落體育是指在村落環境中以村民為主體，以健康、娛樂、休閑等為目的而進行的非生產性的身體鍛煉活動，屬于社區活動概念，具有文化層次含義，包括各種現代體育活動和傳統體育活動。
2.農村、農民及農村體育的界定
農村是以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為基礎的居民聚居地，是農民生產生活的載體和主要場所。
農民，相對于城市居民，是一種身份的表征，是以農業為主要生計，以村莊為長期居住地的人群才能稱為真正的農民。
農村體育是以增強體質，豐富社會文化生活，促進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建設為主要目的的群眾性體育活動。在農村地理范圍內，以農村人口為參與主體所開展的各項體育活動，包括在農村地區的少數民族體育。
（二）農村體育組織研究
當前村落體育組織結構松散，缺乏穩定性。有學者從自組織理論出發，分析農村體育的歷史變革與農村體育組織演繹之間的關系，認為自組織演進是當前農村體育組織發展的必然路徑，在農村體育組織體系中，政府和體育職能部門應明確自身角色并合理定位。
（三）農村體育現狀研究
現狀研究主要涉及體育人口、農民體育意識和態度、體育價值觀念、健身場所、鍛煉時間及地點、活動內容等方面。現狀反映出農村體育存在的問題主要有：農村體育發展受城鄉二元體制制約，農村體育管理上存在以"城市體育"衡量農村體育的慣性思維，發展理念上與本土體育及鄉土實際的背離；地域范圍內農村體育發展不平衡；農村體育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農村體育組織不健全等。制約因素主要有社會、經濟、理念、文化等方面。
（四）關于農村體育對策的研究
在農村體育發展的對策上，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給予了相應的建議。朱勇從村落體育的善本再造角度強調"原生態"價值取向對村落體育和農村體育的重要性，指出在繼承、發揚傳統體育文化、保護、發掘傳統體育的同時，推動農村體育的多元和文化和諧發展。郭修金從小康社會的建設為視角，認為農村體育的發展戰略應向下進行轉移，縣城是農村體育的龍頭，鄉鎮是農村體育發展的紐帶，村落是農村體育的根基和落腳點，強化政府職能，注重政府的主導作用的合理發揮。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概念界定不清
由于社會的飛速變遷，對農村、農民、農村體育的界定存在模糊，給相關研究帶來瓶頸。由于關于農村體育理論研究的復雜性以及概念界定的必要性，在進行研究時應根據研究的實際需要對農村體育范圍進行界定。
（二）農村體育研究邊緣化
我國對體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競技體育，雖然近年來全面健身運動的興起促進了社會體育研究的進展，但從國家社科基金和體育總局軟科學理想資助情況看，農村體育只占3.67%。此外，對農村體育的研究容易站在現代體育的視角來審視，忽略了農村社會變遷發展的現實，與農村體育發展的現實漸行漸遠。
（三）研究對象不清
當前農村體育研究對象中的"農村"范圍過大，對所轄行政村即自然村落社區的體育活動缺乏應有的、足夠的重視，事實上，村落是地緣和血緣關系醇厚農村的主體，較多地存在著依靠農耕的完全意義上農民，傳統的農村體育項目也正是起源于村落以及村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之中，而這些民間傳統體育項目亦可作為文化遺產進行挖掘和保護，并對與現代體育的結合和推廣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四）研究方法偏失
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共時性問卷調查法，雖然可以經濟、有效地獲得研究者所需的調查資料，但由于農村人口流動頻繁，村民文化程度較低，容易影響到問卷效度和信度，一個時點的共時性問卷調查不能反映出農村體育發展全貌。
三、結語
我國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體育研究提出了現實性的要求，但城市體育與農村體育兩者結合脫節。農村體育的研究應把握"農村"的實質，與當地的民俗、地貌特征、經濟發展、文化習慣、傳統體育等結合，不能追求公式化；應將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研究相結合；運用其它相關學科的理論，尤其是社會學理論來研究農村體育，站在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研究農村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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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論文范文5
迄今為止，對清水江文書搶救和整理工作的歷史、現狀及問題進行探討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曉光、龍澤江《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09/01）；龍澤江《錦屏文書的研究價值、研究方法與開發利用途徑――錦屏文書暨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討會綜述》（《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0/04）；龍澤江、曾羽《錦屏文書保護現狀和出路》（《蘭臺世界》2011/08）；龍澤江、羅康智《關于建立錦屏文書數據庫的思考》（《凱里學院學報》2010/02）；吳平、龍澤江《從學術資源保障看清水江流域錦屏文書的數字化道路》（《貴州社會科學》2010/12）；王宗勛《錦屏民間林業契約及征集研究基本情況》（《貴州檔案》2009/01）；楊有賡《建設以林業契約為主體的錦屏森林生態博物館和清水江綠色旅游芻議》（《民族文化與區域經濟》，貴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魏忠《獨特的貴州苗族契約文獻》（《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01），等等。目前，已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的相關課題主要有凱里學院曾羽主持的“錦屏文書數據庫建設與村寨原地保護模式研究”（2011）。綜合以上論文的分析，現分別將清水江文書搶救保護與整理方面已取得的成績及主要觀點簡要評述如下。
（一）清水江文書的搶救
1.清水江文書的現狀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書的搶救工作主要是政府部門在開展。（1）領導機構。2006年，貴州省和黔東南自治州分別成立“錦屏文書”搶救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分別由副省長、副州長擔任組長，由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縣、鄉政府的主要負責人擔任成員。（2）搶救保護實施機構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書的搶救，主要由各縣檔案館承擔。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錦屏、天柱、三穗、黎平、劍河、岑鞏、臺江7縣檔案館收藏進館保護的清水江文書達8萬件。其中，錦屏縣檔案館收藏有35萬件，已經搶救修復2萬余件。2011年2月22日，錦屏文書成功入選第三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保護工程名錄》。（3）搶救手段。目前，清水江文書的搶救僅限于部分縣檔案館的征集、進館、修整、裱糊、編目、裝盒等基礎性工作。（4）保護設施建設。2008年中央財政專項資助項目、總投資1800多萬元、建筑面5400平方米的“錦屏文書特藏館”正在建設之中。
2.搶救中存在的主要問題。（1）清水江文書的家底不清；（2）民間家戶散藏的文書，折疊破損、蟲蛀、霉變程度嚴重，存在火災隱患，亟需探索民間搶救保護的新機制和新手段；（3）縣檔案館征集文書模式的搶救力度趕不上“自然流失”的速度；（4）縣檔案館的搶救資金投入得不到保障，影響搶救保護成效；（5）縣檔案館的保護技術落后，存在再破壞。
（二）清水江文書的整理
1．現有整理成果。目前，清水江文書的主要整理出版物，先后有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國立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2003年出版的《貴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匯編（17361950）》共3卷，整理文書853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009、2011年先后出版的《清水江文書》共3輯33本，整理公布文書約14萬件；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貴州文斗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匯編――姜元澤家藏契約文書》，整理文書800余件。其他整理的文書有謝暉、陳金釗主持《民間法》第3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入契約130余件。
（1）編輯體例。三家出版物的編輯體例各不相同?！顿F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匯編（17361950）》將契約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并列，用銅版紙印制，每件之首撰有簡約著錄文字。按照：A.山林賣契；B.含租佃關系的山林賣契；C.山林租佃契約或合同；D.田契；E.分山、分林、分銀合同；F.雜契（包括荒山、菜園、池塘、屋坪、墓地之賣契及鄉規民約、調解合同等）；G.民國賣契的順序編輯文書，構成前兩卷“史料卷”。第三卷是“研究卷”，是契約文書的研究專題論文的匯編。《清水江文書》采用文書原件影印出版，一般不對每件文書全文判讀，但是每件文書都有標題（含事主、事由、文書種類及時間四大要素）。對于圖黑的文書，則整理出文字，附在文書圖片旁。它的編輯以村寨為單位，每個村寨給一個順序號，村寨之下根據不同的家族或家庭分卷，來自同一家族或家庭所收藏的文書為一卷。同一卷之下按照收藏者的原有分類，再分別列為若干帙。每一帙內的文件則按照時間先后順序排列。《貴州文斗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匯編――姜元澤家藏契約文書》將契約原件的照片和辨讀全文放在一起，按契約和其他文書依次分為兩大類，契約部分按照時間先后順序排列。其他文書包括官府文告、分銀單、記賬單等，也是按時間先后排列。
（2）分類標準。《貴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匯編（17361950）》將契約按性質，分為前文所述的7大類。其分類標準不是統一的，屬于不完全的、概略的分類。《清水江文書》將文書按性質分為10個大類：契約文書、族譜、訴訟詞稿、山場清冊（坐簿）、賬簿、官府文告、書信、宗教科儀書、唱本、謄抄碑文等。但是，每一大類內并沒有給出統一的、清晰的分類標準。其所擬定每件文書標題中的要素之一是“文書種類”，其含義是指約、字、合同、清單等不同的類別，是完全基于文書內容所包含的表述的分類。比如“約”的種類，來自文書內的表達就包含“立斷山場杉木約”。《貴州文斗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匯編―姜元澤家藏契約文書》將契約不完全分類為：賣木契、賣山契、賣木并山契、賣田契、賣菜園、賣屋基契、賣地契、佃契、分銀合同、分山合同、借契、借當契等。
2．現有整理成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整理的成果，反映了整理者對清水江文書的整體把握和認識深刻程度?！顿F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匯編（17361950）》的整理者，顯然認為林業契約是清水江文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但是，單純依靠林業契約，不足以全面、深刻地認識清水江流域的社會歷史變遷?！肚逅臅返恼碚?，則試圖全面整理所有的文書，不局限某一類或某一領域的文書，似乎認為文書都有同等的價值，要留待研究者去挖掘和評價。但是，它需要足夠的經費和隊伍的持續支撐，研究者需要自己判讀，難以利用?！顿F州文斗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匯編――姜元澤家藏契約文書》的整理者，認為契約是清水江文書的精華部分，選取一家保存最好的作為典型，但是難免“管中窺豹”。所以存在的問題是：（1）不同機構的整理者標準不同，沒有共同的學術規范；（2）不同機構整理的成果有重疊，三家出版物整理文斗寨的文書，兩家整理平鰲寨的文書，浪費學術資源和經費；（3）不同機構的整理者都是通過各種途徑到文書保存地收集，存在惡性競爭，“割肉式”整理，破壞文書的信息內在聯系和完整性；（4）沒有對清水江文書中苗族、侗族等文化符號（單位、名物）進行訓詁和考釋，影響文書的正確判讀和深化研究；（5）沒有建立起清水江文書全文數據庫。
二、清水江文書的研究
自楊有賡1988年發表研究論文以來，清水江文書的研究，國內著作有6部，論文200多篇；研究人員主要有楊有賡、張應強、王宗勛、單洪銀、徐曉光、羅洪洋、梁聰等專家學者。目前，在研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有凱里學院龍澤江的“貴州錦屏文書研究―以清代黔東南苗侗土地契約文書為中心”（2009），貴州大學吳述松的“清水江文書制度與苗侗經濟研究”（2011年）。
國外研究清水江文書的學者主要有唐立、武內房司、相原佳之、寺田浩明、岸本美緒等。代表論文有唐立《清代清水江流域苗族植樹造林的開始――林業經營興起的各種因素》、武內房司《從鳴神到鳴官――清代貴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見苗族的習俗和紛爭處理》、相原佳之《清代?中國清水江林業經營的一側面――平鰲寨文書事例》、岸本美緒《貴州的山林契約文書與徽州的山林契約文書》等。以上論文均被收集在《貴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匯編（17361950）》第3卷中。另，相原佳之《從錦屏縣平鰲寨文書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林業經營》發表在《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0年第1期上。
三、代表性成果述評
（一） 楊有賡執筆的《侗族社會歷史調查》（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及系列論文。楊有賡的相關論著均是清水江文書研究領域的開創性、奠基性、資料性的開山之作。一是首次對林業契約中的佃契、賣契作了解讀，是以后深入研究的基礎；二是依據官府文告、訴訟狀稿等，對 “清江四案”（皇木案、當江案、白銀案、夫役案）進行分析；三是對山客、水客、木行、排夫等木材交易主體及其行規進行了介紹；四是對木材交易和運輸環節中的“技術性規則”（木材獨特計量方法、單位等）作了介紹；五是民國時期的木材稅收資料豐富。當然，該書階級矛盾分析方法貫穿始終，有其局限性。楊有賡其他5篇論文也是在以上問題中展開的。
（二）張應強的研究。2002年，中山大學張應強發表了論文《從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03），以碑刻和民間文書為據，考察了清水江下游木材市場的交易制度。隨后，又相繼發表了論文《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村落與族群――以錦屏文斗寨的考察為中心》（《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5/05）、《清代契約文書中的家族及村落社會生活――貴州省錦屏縣文斗寨個案初探》以及專著《錦屏》（三聯書店，2004年）和《木材與流動：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市場、權力與社會》（三聯書店，2006年）比較全面的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族村落的經濟社會生活以及木材市場流通歷史概況。
（三）單洪根和王宗勛的研究。二人均是黔東南本土學者，前者長期擔任錦屏縣和黔東南州的行政領導，注意對本地契約文書的收集和研究，20062007先后出版《木材時代－黔東南林業史話》（林業出版社，2008年）、《清水江木商文化》（世界社會文獻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及《錦屏林業契約文書――清代林業生產關系的活化石》（《凱里學院學報》，2007/05）、《林業契約與林權改革》（《林業經濟》2010/08）等論文，比較系統的對錦屏林業契約進行了分類，初步揭示了清水江木商文化的特點，并對林業契約在當前林權改革重大作用進行了研究。后者一直在錦屏縣檔案館和史志辦工作，長期接觸一手資料，在收集和整理文書的基礎上先后發表整理和研究的論文有20余篇和專著《鄉土錦屏》（貴州大學出版社2008年）一書，該書對錦屏各鄉村的自然、文化、歷史進行了較為詳盡的介紹。
（四） 羅洪洋的系列論文。20032007年在《民族研究》發表4篇論文，以《清代黔東南文斗侗、苗林業契約研究》（《民族研究》，2003/03）為代表，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賣契、佃契、分合同和處理山地林木糾紛契約四種主要的林業契約。同時它指出“以林業契約為主的習慣法”起到了調整和保護林業產權、形成經濟預期的作用。林業商品生產實踐產生了法律意識，催生了林業契約樣式。他還援引羅馬法，來論證市場經濟實踐出法律意識的普適命題。至于其引申得出的“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和契約意識淡薄”，則缺乏嚴密論證，且與林業契約的“契約設計的精妙”的結論似有沖突之處。羅洪洋還認為清水江林業經濟只能是家庭私有制經濟。
（五） 徐曉光的著作和系列論文。《清水江流域林業經濟法制的歷史回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擷取和述評當地歷史上發生過的若干重大的林業經濟糾紛或問題，比如內、外三江之間“爭江”、夫役之訴、民國開放江禁之爭、“漂流木植清贖問題”、民國木稅之爭、黔湘兩公司木材砍伐糾紛、控訴山客巨富“姚百萬”、姚家內部山林糾紛等，試圖勾勒出清代和民國時期的清水江流域林業法制全貌。法制無非是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以上選取的案件涉及木材生產、運輸、交易等環節中的各類主體之間主要利益關系。當然，它所呈現的法制全貌是寓于敘述和解讀中的啟發性，依然不是脈絡連貫、條例清晰的理論形態。該著作是一部研究方法有創新、體例視角有特色、比較系統的林業專門法制史專著，對以后研究的啟示有：一是立足民族法，挑戰“華夏正統”觀念；二是突破法律史學偏重立法研究，漠視法律適用考察的舊模式；三是法律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兼用。《錦屏林業契約、文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2007/06）是其系列論文中的代表作，針對羅洪洋的研究認為林業經營模式是“家族公有制下房族股份制”；二是羅認為清代中期林業糾紛一般由寨老解決，徐曉光認為官府已經介入到林業糾紛，并“最后裁定”；三是認為清代司法已經到達苗疆，“村規民約”所規定“送官糾治”就是依據。地方官府往往將“送官糾治”案件“回批”鄉村按照習慣法處理。這體現了國家司法對習慣法的回應。
社會變遷論文范文6
先生懷有深厚的報國情結，同時又是一位舉止可愛、言談風趣的長者，常能從日常生活細節中尋著大智慧。
1988年我親耳聽他講過一段放牛的故事：1973年在咸寧向陽湖農場勞動改造時，他一人放四頭大牯牛，別人喂的牛瘦弱不堪，他喂的這四頭卻肚皮滾圓。數次放牛的經歷，使他領悟到大牯牛深陷泥坑時，只抓牛鼻無法助其擺脫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來“牛肚子理論”成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論基礎，也構成新發展經濟學的內容。
1913年7月10日，先生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縣一個農民家庭。舊時中國農民貧苦、愚昧的生活給先生留下極深的印象。在那個時期，他便立志，要終生為改變中國農村的落后面貌、改變農民貧窮的境遇而不懈努力。
23年前我有幸成為先生的入室弟子，當他了解到我也出身農民家庭、而且從計算機專業本科畢業后轉向經濟學研究生，曾鼓勵我說，“你的選擇是正確的。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大國，要富強起來，應從發展農業經濟入手，這也是我當年下定決心攻讀經濟學科的原因?！?/p>
先生正是帶著發展農業經濟、振興祖國的理想，進入了武漢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當他在1934年大學畢業后，以最優成績被選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當時，社會科學研究所由著名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特別強調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受此環境熏陶，先生在中研院的六年中，不辭辛勞進行田野調查，足跡遍及河北、浙江、廣西、湖北等地的鄉村。在此期間，他相繼撰寫了《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食糧問題》《浙江省食糧之運銷》《中國糧食經濟》等著作，40余篇。
1941年，先生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帶著理想，負笈哈佛，并在那里埋頭讀書，立志學成后報效祖國。在哈佛的生活快樂而清貧，他唯一的“奢侈”消費就是在每個周日，去波士頓城市音樂廳欣賞一場古典音樂，因為周日上午可以買到學生半價票。他偶爾喜歡吃一頓美式快餐，并將這一喜好保持了一生，晚年時仍不改每周去麥當勞吃一個漢堡的習慣。
他在哈佛學習工商管理一年多之后，轉入農業經濟與經濟史研究，接受熊彼特、張伯倫等大師的熏陶與引領，從此如魚得水。經數年刻苦鉆研，他完成了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這篇論文獲得哈佛大學1946年－1947年度經濟學專業最佳論文和“大衛?威爾士獎”，他是迄今為止獲得該獎的唯一華人學者。在經濟學界與他一樣或先或后獲得威爾士獎的學者，有許多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如薩謬爾森、索羅、斯賓塞等。該論文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國際上第一本試圖從歷史上和理論上比較系統地探討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學術專著。其理論成為后來在西方興起并蓬勃發展的新興學科“發展經濟學”的主題內容，讀書被視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
學術上剛剛嶄露頭角，前途無量之際，先生選擇了返回祖國。記得十年前，當我聽說得過威爾士獎的斯賓塞榮獲諾貝爾獎時，曾問過先生，“如果再讓您做一次選擇，還會回來嗎？”先生毫不猶豫，“會的，出國就是為了報效祖國。”
1949年，他擔任武漢大學經濟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被調往組建中的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負責建校的基建工作，后又在政治運動中遭遇沖擊，使他數十載遠離研究工作。改革開放初期，先生得以重返闊別30年之久的學術界，盡管他已年近古稀，仍以“老牛奮蹄”的精神，和一些學界同仁率先將西方經濟理論引進到中國，他自己也完成了《新發展經濟學》。
先生為人還有一事足令眾人嘆服。但凡他認準的事情，總能咬定青山不放松，甚至花費數十載上下求索。“”后，他開始向有關部門提出設立博士點的申請，并堅持了20年，終于在1998年，以85歲高齡成為當時中國最年長的博士生導師。
多年教書育人，先生桃李滿天下，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中流砥柱，如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董輔、李京文、何煉成等。
先生學識淵博，卻不古板，始終保持著一顆童心。20多年前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盛行時，先生本本必看。他說，在這里可以找到正義和俠氣，還可以換個角度看歷史演變和社會變遷，興許會找到一些創新的靈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