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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社會治理的意見范文1
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社會基礎考察
治安治理作為國家政治的一部分，其過程必然涉及權力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具體分配。治安治理決策的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等環節，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同時，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反過來也影響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從市民社會理論層面理解和使用“社會基礎”一詞，即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7］。前述以國家和社會為載體的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會基礎。作為有威權統治傳統的中國，整合社會治安資源應注意中國社會的發育程度，即中國基層社會是否擁有維護社會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資源等。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對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有重要影響，其核心在于基層社會和公眾參與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廣度。除了公眾參與，社會結構、社會信任、社會關聯類型等也會影響社會治安治理的運行過程。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基層社會對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影響：一是在基層社區范圍內，從微觀層面考察基層社會和公眾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縣域范圍內，從中觀層面分析社會力量對治安治理的影響；三是在國家范圍內，從國家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宏觀層面分析市民社會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從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現狀考量，治安治理資源整合面臨的困境在于：社會資本存量的匱乏和市民社會發育狀況不理想。①首先，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建國后高度發達的行政體系以及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性對基層社會結構的建設性破壞導致市民社會尚未構建起來，國家力圖培育的基層民主與預期目標之間仍有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治安治理在基層社區的運行，社區警務、社區矯正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即是例證；其次，市民社會的不成熟往往伴隨著社會資本的匱乏，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削減了靜態社會結構下遺留下來的社會資本存量，導致當前中國的社會資本總量比較匱乏，社會參與的熱情、廣度、深度均不夠，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徑。由于社會的轉型，我國缺乏長效的制度和機制調動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開展治安治理工作，這是社會參與的實踐困境。在國家治理理論中，發達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會治理的決定性因素，但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無法孕育發達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導致傳統中國無法實現更好的社會治理。在當今中國，治理模式的轉變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對發達的公共精神有了更為迫切的需求［8］。對于治安治理而言，社會參與的貧弱也就意味著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以社區為依托，從培養社區的“公共精神”著手。治安治理能夠取得成效的基礎和關鍵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區及社區公眾。一方面，社區公眾對安全的訴求是警察開展工作的動力和方向，社區公眾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問題有最為直接的感受，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是警務決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區公眾參與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內容，不僅僅是提供建議和意見，更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到治安治理中來，社區公眾能否參與、參與的范圍與程度是否合理、參與方式是否科學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關鍵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組織能力的相對缺乏，公眾的參與并非順理成章，而必須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組織、協調，以整合社區公眾的力量，發揮社區公眾的作用。因此，必須有意識地培養“公共精神”。公眾參與治安治理必須使其意識到：作為社區成員，社區治安事關自己切身利益，諸多治安問題僅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難以解決，自己有義務參與治安問題的解決。參與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簡單的協助，而是作為主體之一共同解決治安問題。所以，公眾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社區安全系數和心理滿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觀念［9］。與西方相比，我國社區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普遍不高。社區公眾的參與分為兩類：一是動員性參與；二是自覺性參與。在我國，動員性參與一直是主要的參與方式，但這種參與方式的持久力不夠，隨意性較強，難以保持長久的效力。據托馬斯•海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國沈陽、重慶和深圳的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38名市、區、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的各級地方官員和140名經篩選出來的社區居民），社區參與程度普遍不高。比較而言，沈陽的社區參與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員工，鄰居之間相互認識，人們對國家的期望很高，黨員在社會參與中占有較高比例；重慶的社區參與程度處于中等水平，人們對國家的期望明顯小很多，黨員在社會參與中的比例也較低；深圳的社區參與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內部缺乏地域性聯系，人們相互不認識，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群體具有較強自我意識的生活態度［10］。雖然該項調查不能說明整個中國的社區參與狀況，但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由于傳統中國是一種威權統治，在這種統治模式下，民眾習慣于服從而不是參與，造成當前培養“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難。實際上，即便是在以鄰里守望為主要方式推行社區警務的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區公眾對鄰里守望的參與熱情也在下降。這說明，即使在社區參與程度較高的西方發達國家，治安治理中的社會參與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我國，必須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官僚體制下國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會力量發育不足的現實難題，通過各種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區自我管理活動等，培養社區公眾的參與精神，并使傳統的動員式參與逐漸轉化為自覺性參與。只有社區發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組織才能作為制度固定下來并得以自覺自發地長期實施。
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路徑設計
在治安治理實踐中，我國一貫重視對治安治理社會資源的挖掘，注重發揮群眾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從具體實踐看，這種做法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社會參與治安治理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安全責任的轉移，即本應由政府完成的維護治安的職責被轉移到基層社區，這種做法從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質疑。從理論上看，政府在將治安治理的某些責任轉移給市場化的組織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須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給的市場化與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應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具有私人產品所固有的差異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會轉型中，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為輔助力量，與政府協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彌補國家治理資源貧弱的結構性缺陷，但政府必須牢牢掌控治安服務的質量標準和監督權，以彌補和遏制治安服務市場化與私營化的消極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創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導致社會資源的整合效果比較有限。從全國來看，不少地方根據地方治理經驗創造出了適合本地實際的整合機制，但作為常態化的制度并未系統性地確立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治安治理資源的運用。的確，由于性質、權力內容的不同以及具體方法的區別，治安治理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發揮的空間和效果存在一些差異，這就需要用具有實踐操作性的制度進行整合，優勢互補，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分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力量和基層社區之間以警察為紐帶，建立長期的協商溝通機制，將雙方的力量有機整合；二是國家力量與市場化組織、基層社會與市場化組織之間以契約方式由市場化組織完成對公共安全產品的生產供給，為治安治理提供市場化的補充。通過制度創新和市場化手段，在新的社會形勢下發動基層社區的力量開展治安治理。首先，這種模式堅持依靠國家現有的制度資源，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的協調作用，使警務工作圍繞著基層自治活動展開，避免了公安機關直接指揮帶來的抵觸和對抗情緒，也使居委會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發揮。其次，這種模式根據不同情況通過方法創新充分挖掘基層社區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場化的保安組織，將公安機關的工作與小區物業、大型商貿城、娛樂場所、金融單位和重點企業等區域的保安工作聯系起來，有效整合利用這些區域的治安治理資源；另一方面則通過有償服務以及動員方式發動下崗職工、低保人員、退休人員、治安積極分子組成專門的安防隊、義務巡防隊，整合社區的人力資源。再次，這種模式堅持立足社區，根據社區的具體問題提出對策，將社會矛盾與社區問題解決在社區，以保證社區的穩定和諧，從根源上解決犯罪誘因，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及其對抗犯罪的能力。具體思路是：在社區外的公共空間，國家力量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資源和方法資源，繼續提供公共安全產品，通過日常巡邏和案件查處，維護社會治安。但這種方法提供的是無差別的安全服務，僅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務難以滿足社會公眾日益層次化的安全需求。對此，可以通過自治化和市場化兩種方式予以彌補。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導下，基層社區組建自己的力量開展治安防范。但這種傳統方式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實施起來有一定的難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場化手段。如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治安治理資源整合機制的創新中，通過宣傳、發動群眾重組了324支共計1614人參與的義務巡防隊負責社區白天的門棟（店）關照和義務治安巡邏。并在對傳統的義務性群防組織人員結構進行調整的基礎上，著力加強安防隊、保安隊、義務巡防隊的建設。以每月由社區統一籌資發給適當報酬的運作方式，從社區下崗職工、享受低保的群眾中挑選了520名年富力強者組成260支安防隊。①更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據“誰出資誰受益”的原則，通過市場化的機制推行保安有償承包安防責任制，即以契約的形式將局部區域的治安治理活動交給保安服務公司。當然，這種方式下，國家力量并非不再參與治安治理，而是通過定期的治安聯席會議方式與社區代表、保安組織溝通協商，共同參與治安治理。事實上，在這種模式中，警察組織和社會力量無法割裂，社會力量參與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組織的各種資源，否則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將存在問題。這種模式涉及國家資源、自治資源和市場資源三個主體和指導協商、市場契約兩種合作機制，其性質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區之間是協商指導關系，而社區和市場化的保安組織之間是契約關系，為了確保機制的有效性，必須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從目前來看，上述模式運行較好的社區代表有武漢市民意街社區，其具體做法是經費由社區收取、管理和監督，安保隊的組建也由社區自己負責，派出所只對具體的技術進行業務指導，并對具體的責權利分配進行監督［11］。這種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機關重復收費的嫌疑，又充分發揮了基層社會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基層社區存在差異，具體的治安問題也有其獨特性，作為國家力量的警察組織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難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慮這種差異，作為社會力量的基層社區又缺乏警察組織所擁有的權威性治理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官方資源去解決所在社區的治安問題。合理的解決途徑是，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進行資源整合，雙方通過對公共利益的考量、對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對具體目標方法手段的選取最終形成共識，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資源實現治安治理目標。從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基層治安狀況較好的社區，警察組織與社區往往有比較好的互動，這些社區可能沒有正式的協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溝通與交流同樣可以起到協商的作用。通過有效的協商溝通，代表國家權力的派出所與基層社區達成共識，以此為基礎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導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資源，形成科學的治安治理資源結構。這種資源整合機制運行的結果使得多元主體在治安治理中的關系出現多樣化，凸顯了治安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具體表現為由警察組織主導并以平等的地位與社區進行交流與協商，根據各自的價值需求達成治安治理目標上的一致。在目標的指引下，雙方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通過具體的方法手段實現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標，以維護社區良好的治安秩序，滿足警察組織的職能要求和社區公眾的安全需求。
基層社會治理的意見范文2
關鍵詞：社區衛生服務；運行現狀；多方治理
中圖分類號：D66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23-0144-02
引言：
自2009年醫改實施以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全面推進，初步建立了基本藥物制度，構建了維護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的基層運行新機制。然而，醫改實施的成效到底如何，是我們需要進一步進行調查研究的。本研究著眼于《關于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的意見》下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運行現狀，以W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例，探求其運行過程中存在的新問題并提出建議，構建政府、社區、居民三方的合作治理方案，以促進其發展。
一、研究方法
調查中我們主要采取以下幾種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編寫《關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問卷》、《關于基層醫療服務工作的問卷》、《關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滿意度調查》，了解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運行情況及居民對基層社區衛生服務的滿意度，從而發掘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供給與居民需求的矛盾所在。
2.個案分析法：對單一的研究對象進行深入而具體的研究，分別以醫護人員、居民、就診人員為對象進行調查。
3.訪談法：對醫護人員、居民、就診人員進行訪談式調查，了解基層社區衛生服務的質量及醫護人員的待遇、居民滿意度。
4.文獻研究法：參考新公共服務理論、自治組織理論和社區管理理論相關書籍，為調查提供理論支持。
二、調查結果分析
本次調查，針對居民進行的滿意度調查，共發放120份問卷，有效問卷112份；針對就診人員調查，共發放120份問卷，有效問卷112份；針對醫護人員進行調查，共發放20份問卷，有效17份。
1.存在的問題。國內許多學者都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運行狀況做過一系列的研究，發現了一些問題，如：投入經費不足、醫療人員素質有待提高、人才匱乏等。根據調查，我們發現了一些新問題。
（1）基本藥物使用率低，采購不規范，定價不合理。首先，基本藥物范圍小。至2012年為止國家基本藥物種類已經擴大至520種，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基本藥物仍然滿足不了居民的需求，據調查，有39.3%的居民表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藥品種類不齊全，同時，基本藥物使用率僅為70%。其次，基本藥物采購不規范。有關部門指出“堅持以?。▍^、市）為單位網上集中采購，落實招采合一、量價掛鉤、雙信封制、集中支付、全程監控等制度”。據調查，中心的藥物都是自行上網采購的，雖然政策已經頒布并開始實行，但是地方對政策的落實出現了滯后的現象。最后，基本藥物定價不合理。中心的基本藥物對居民實行零差價銷售，但是仍有不少居民表示基本藥物價格太高。這是因為基本藥物采購方式不規范導致藥物價格存在偏高的情況?；舅幬飳儆跍使伯a品，政府可以運用其“暴力潛能”降低界定、談判和實施作為經濟交換基礎的契約所引起的費用，并且取得相對合理的價格。但是若由基層醫療機構自行采購，則會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醫療機構在藥品流通供求中的雙重壟斷地位，扭曲藥品的價格。此外，在調查中，有35.7%的居民認為藥價不合理。同時，也有醫生表示基本藥物的價格甚至高于正常藥物，導致醫生看病開藥無從下手。
（2）計劃生育指導、健康教育指導工作不到位，健康檔案建立難度大。在調查中我們發現75%的居民沒有接受過計劃生育指導、健康教育指導工作。同時，健康檔案的建立也由于政府宣傳不到位、居民防保意識未跟上、醫護人員缺乏等問題導致困難重重。
（3）10元診療費遲遲未落實。《意見》規定“全面實施一般診療費，各地結合實際合理確定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一般診療費標準，原則上10元左右”。調查顯示，由于當地衛生局沒有下發文件要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實施10元診療費政策，因此中心也沒有實施這一項政策，75%的居民都不知道這項政策。
（4）政府撥款不及時。根據調查情況顯示，政府對中心撥款不及時，有醫護人員在調查中表示幾乎每個月的工資都會有拖欠情況。我們了解到，中心的政府撥款由財政部撥給衛生局，再由衛生局下發給衛生服務中心，這一做法增加了財政流轉的中間環節，使得資金落實存在時效性問題。
2.原因分析。
（1）政府政策制定程序的漏洞。政策規劃應注重可行性分析認真考慮主客觀多種因素?！?0元診療費”難以貫徹實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制定政策過程中缺乏相應的合理性。從總體來看，診療費10元包干，對于患者是則可以降低不少費用。但是，這是從整體考慮的。一旦分攤到人均次上，一些利好就會被大眾化，畢竟，有些患者在門診中并不用接受輸液等相關治療服務。所以，一些患者自然就會覺得多掏錢了，自然就不會接受這項政策了。
（2）社區衛生服務供給中的市場缺陷。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大多由政府進行投資創辦，缺乏市場競爭機制，導致社區衛生服務供給缺乏活力。同時，基本藥物采購目前仍是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自行負責，使藥物供給缺乏競爭，最后導致價格扭曲。
（3）社區動員力度不足。所謂社區動員，指的是把滿足這區居民需求的社會目標轉化成為社區成員廣泛參與的社會行動過程。社區動員對社區衛生服務供給的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由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缺乏與社區的合作，導致宣傳不到位，動員力度不足，使居民的保健意識不足，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護人員缺乏信任，最終導致相關服務功能的不到位。
三、對策及建議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發展對國家的基層醫療具有深遠意義，為了進一步加強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運行活力，解決現存的問題，我們提出了以下的對策及建議。
1.堅持政府在社區衛生服務供給中的主導地位。
（1）增強政府政策規劃可行性。政策規劃應注重可行性分析，認真考慮主客觀多種制約因素，特別是人員方面的因素。凡是涉及民眾合法權益有重大影響的政策都應該舉行聽證會，征求群眾意見。
（2）撥款及時完整。政府從本國現有國情出發，結合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發展，安排財政撥款。雖然撥款遠不能滿足中心需要，但是迫在眉睫的問題是資金超過規定實效，從而影響中心部分計劃的開展和落實。特別突出的是醫護人員的工資到賬問題。這不僅會影響其工作積極性，還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合法性。
（3）加強藥物采購的監管。監督管理必須采取政府和居民相結合的辦法，沒有政府參與，監督就沒有權威，管理就沒有效力；沒有居民參與，監督不能及時發現問題，不能表明問題是否具有嚴重性和普遍性。對于藥物采購問題，可以定期舉行聽證會，同時定期公布藥物采購清單，設置反饋專線或專欄，最終達到監督實效。
2.積極利用競爭機制健全社區衛生服務供給。奧斯本認為“競爭是促進革新的永恒動力，而政府通常是缺乏這種動力的”。在競爭的市場中，市場主體應該是多元化的，社區衛生服務市場也是如此，只有社區衛生服務主體多元化，引導社會多方力量參與，通過政府、社團、居民群眾、個人舉辦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之間的有序競爭，才能使社區衛生服務煥發蓬勃生機與活力。當然，競爭也不是放任自流的東西。奧斯本認為，不經規范的競爭很可能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此，公共政策必須建立競爭規則，防止壟斷或其他不公平的出現。
3.發揮社區在配合衛生服務中心服務功能實現中的作用。社區衛生服務主要解決社區的衛生問題，關系到社區居民的利益。因此，要加強社區宣傳，增強社區居民的防保意識，提高居民對衛生服務中心醫護人員的信任度，這必定能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健康檔案的建立以及相應功能的實現減少阻力。同時，加強對社區衛生服務工作的綜合協調，組織動員，積極參與社區健康活動。
四、結語
從分析W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現狀出發，通過調查研究并結合公共管理理論提出合作性治理的解決策略以解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運行存在的一些問題。但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合作性治理要想實施可能還需要很長一段路要走，無論從法律上還是政策上，在履行各自的公共責任的同時，形成多方治理的局面，為切實解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運行困境而共同努力。
基層社會治理的意見范文3
一、認清形勢，科學定位，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長效機制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當前的社會治安形勢，牢牢掌握社會治安防控的主動權?！痢两謱俚湫偷某青l結合部，轄內影響穩定的因素多樣，治安環境復雜，主要表現在：一是地域形態多樣，矛盾糾紛隱患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難度突出。轄內地域形態多樣，既有××市最大的關閉國有企業—××氮肥廠，又有東圃最旺的商業地段；既有××區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個新型住宅小區，潛在的矛盾糾紛隱患多，主要是勞資糾紛、物業糾紛、鄰里糾紛、醫患糾紛、經濟糾紛，還存在著國企遺留問題、房屋拆遷問題等隱患。各種社會矛盾糾紛隱患的存在，給轄區的穩定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帶來很大的工作難度，要排查調處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種政策法規，又要協調各職能部門和社會力量齊抓共管。二是流動人口多，平均素質偏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壓力突出。轄內有出租屋1.9萬套，近年來外來流動人口迅猛增加，據初步統計，××地區的外來流動人口超過8萬人，平均素質偏低，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口為暫時找不到工作、打散工、從事體力工作等人員。從近年來對違法犯罪分子人員的分析來看，外來流動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來人員，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網前居住在出租屋，給××地區的治安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三是案件基數大，多發性案件典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挑戰突出。近年來，雖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數仍然較大，其中盜竊、詐騙、搶劫、搶奪約占80%左右，壓案保平安的任務十分繁重。在源頭預防上，城中村內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環境、居民意識、硬件設施等影響面臨很大挑戰；在打擊管理上，基層民警工作量多，壓力大，如何發揮他們的主力軍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參與面臨著挑戰；在教育宣傳上，面對居民群眾法律意識普遍不高、素質偏低的現狀，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爭取最大效果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知法、懂法、守法、護法等意識面臨著挑戰。街黨工委、辦事處以“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的觀念為指引，把保穩定和促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學地分析我街實際，從街道層面進行全局性、系統性考慮，探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長效機制，建立健全街道層面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現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觀念、思路的轉變和突破。
二、深入實踐，開拓創新，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基礎和架構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要注重實踐，開拓思路，創新方法，在實踐中探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突破點，解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根本問題。街黨工委、辦事處從2006年底開始，深入社區進行調研，召集研究討論，結合街道的實際情況，著手研究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工作。2007年3月份形成了《××街關于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工作意見》，并全面開始實施。治安防控體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安全防范、基層創安、流動人口管理、安置幫教、法律道德宣傳教育、執法聯動、隊伍培訓管理、組織保障、檢查考核為內容的“十大機制”，形成了以打擊為重點、以預防為基礎、以控制為關鍵，以建設、管理為方法，以改造、教育為手段，綜合性、立體化、系統性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根據當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特點，從轄區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落實防控體系的三項工作原則：先易后難、突出重點、分步實施。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通盤考慮全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個完美的載體，將街道轄內可利用的資源充分整合起來，形成齊抓共管、人人參與的大綜治格局。
（一）以統一高效為方向，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運行機制。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科學合理的運行模式，是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關鍵。以統一指揮、方便管理為原則，建立了由街維穩及綜治委牽頭，以街道一級有關職能部門為主力，以社區居委會、轄內機構、單位和各類社會力量為基礎的縱向層級運行架構。在橫向聯動方面，主要分為三種模式：一是街道一級聯動，主要是職能部門之間的執法聯動和矛盾糾紛聯調聯動；二是社區一級聯動，圍繞平安和諧，以社區黨支部為龍頭，以社區民警為骨干，以社區治保會為基礎，以出租屋管理員、××公司治保隊員、社區內各企事業單位、居民群眾為主要參與力量；三是基層治安力量聯動，以××地區治安聯防大隊為載體，整合社會各類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隊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戰斗力。以縱向層級運行架構為主體，通過橫向聯動工作模式進行協調整合，構筑一個職責分工明確、團結協作、效率快速、效益明顯的綜合運行機制。
（二）以保障有力為核心，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指揮平臺。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指揮平臺，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奠定堅實的基礎。以“綜治大格局，群眾得實惠，管理出實效，和諧又平安”為建設標準，建立街綜治工作中心，構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平臺。街綜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組織保障功能，表現為建立完善組織機構、工作制度、硬件設施，明確職責任務和部門分工；協調指揮功能，表現為通過制訂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實聯調、聯防、聯勤、聯治、聯創的“五聯”運作機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現為健全學習培訓制度、加強隊伍管理，進行工作績效評估、檢查考核。通過充分發揮綜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強化基層管理，完善基層服務，優化基層資源，夯實基層基礎。
（三）以整合統籌為準則，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精干隊伍。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整合社會力量建立社會治安工作隊伍，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以公安派出所為主力軍，以治保隊員等治安力量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為補充，實行警民結合、專群結合，充分發揮隊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區治安聯防大隊為載體，將轄區保安員、治保員以及物業小區、工業區、大型企業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聯網基地指揮臺建設，實現了勤務指揮聯動。以義務平安巡邏隊伍為補充，在社區民警統一安排下協助開展社區治安巡邏工作。通過治安力量的整合，達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準確、綜合性的合理安排，發揮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創新為指引，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防范網絡。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通過市場機制運作，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鮮的血液。建立健全四個層面安全防范網絡：一是建設全街視頻監控系統，現在街面主要路段設置了212個監控點，城中村內街內巷設置了107個監控點和5個監控崗亭。二是發動轄內物業小區、企事業單位自建視頻監控系統，現我街轄內主要小區、企事業單位安裝了1000多個攝像機。三是推進城中村單體出租屋視頻監控小系統建設，由屋主自籌資金安裝，主要對出租屋內部進行實時監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鋪內部技防建設，積極推行“手眼通”、億光安防、門禁系統等家庭、商鋪技防。通過建設四個層面安全防范網絡，動靜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結合，形成一張覆蓋全轄區范圍、解決重點治安問題、排除大部分治安隱患的安全防范網絡。
（五）以立體滲透為手段，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宣傳教育模式。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建立全方位的宣傳教育模式，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營造良好的意識環境。構筑××街法制宣傳教育平臺，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眾、最大限度地滿足群眾為目標，打造室內法制宣傳教育服務、室外法制宣傳教育服務、網上法制宣傳服務三大宣傳陣地，不斷創新宣傳教育方式，拓寬宣傳教育途徑，從源頭上預防違法犯罪，增強轄內居民群眾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促進社會和諧。
三、以人為本，立足長遠，進一步推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一）從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深入踐行科學發展觀，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基本要求，使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緊緊配合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平安和諧社區建設。基層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是一項長期性、復雜性、持續發展性的社會系統工程，其全面落實要始終堅持“三個結合”：一是要與上級綜治工作精神相結合，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推進要以省、市、區綜治工作精神為指導，落實上級部門的工作部署。二是要與經濟發展規律相結合，以經濟建設為基礎，從××地區的經濟發展需求和趨勢出發，繼續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才能使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具有科學性、長效性、穩定性。三是要與社會矛盾發展態勢相結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將會不斷涌現出新的社會矛盾類型，如何排除矛盾糾紛隱患，將矛盾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將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自身的不斷修正和完善。
（二）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深入踐行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是核心，提高群眾的安全感、對社會治安的參與度和滿意度，是對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施效果的最好詮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全面推進，要立足實際，始終以群眾安不安全、滿不滿意為根本考慮，切實圍繞社會治安問題的重點、難點和盲點，實現社會治安狀況的明顯好轉。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始終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融入到群眾的日常工作生活中。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使群眾首先做好自身、自我的安全防范，增強防范意識，減少犯罪分子犯罪機會；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社區活動，進一步引導和發揮群眾參與社會治安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群眾承擔一定的治安防范義務；通過及時公開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治安信息，使群眾及時了解身邊的社會治安環境，采取相應地防范措施。
基層社會治理的意見范文4
關鍵詞：社區法官；工作機制；訴調對接；能動司法
中圖分類號：D9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4）02-0072-03
社區法官工作制度是法院主動將司法資源下沉至基層，在轄區內的社區建立社區法官工作室，指定法官進駐社區，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的制度。法院派駐社區的在職法官稱為“社區法官”，“社區法官”與“退休法官”、“社區法官助理”共同負責社區法官工作室的運行。自2002年青島市北法院首創“社區巡回法官”工作制度以來，社區法官工作機制的探索已經過了十個年頭。該制度使得法院與相關職能部門在職能上深度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社區搭建起矛盾糾紛化解的工作平臺，把司法服務延伸至社會各個領域和基層社區，探索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一、構建社區法官工作機制的理論基礎
（一）契合能動司法的工作理念
美國法學家諾內特將法律分為回應型法、自治型法、壓制型法3類。回應型法注重于法律、政策以及社會公認的準則引導，其功能是調整而非裁判，強調司法應在實質意義上回應社會需求，擺脫形式主義的束縛[1]。當前我國能動司法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將社會目標的實現作為司法的基本方向；二是把多重社會價值以及多元社會規則作為司法考量的重要依據；三是把調解作為化解矛盾糾紛的重要方式；四是司法工作更加突出便民、利民[2]。社區法官工作機制就是要法官改變以往的辦案方式，變“坐堂問案”為“主動服務”，要求法官走出法庭，走進社區，拉近法官與群眾的距離，改變傳統的當事人到法院打官司的單一矛盾化解方式，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作用，使得法院與社區（村）的基層組織共建法律服務網絡，促使矛盾化解在基層萌芽狀態。社區法官制度契合了當下能動司法的工作理念，生動詮釋了“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工作宗旨，是人民法院創新社會管理、化解社會矛盾、打造“無訟社區”的必然要求。
（二）適應社區協同主義的要求
德國學者貝特曼（Bettermann）于1972年首先在民事訴訟理論中使用協同主義的概念。隨后德國學者瓦塞曼（Rudolf Wassermann）系統詮釋了協同主義的概念，他強調民事訴訟應當由自由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強調當事人與司法機關的協同關系，要求所有訴訟參與者協同訴訟，共同化解矛盾糾紛[3]。在基層社區矛盾日益多發的背景下，吸收和借鑒民事訴訟中的協同主義理論，有利于從根本上化解糾紛。社區協同主義是強調法官、基層自治組織與當事人間的協同關系，要求各糾紛相關方相互配合，盡早化解糾紛。社區協同主義的糾紛化解理念是創建社區法官工作機制的理論基礎，充分體現了社區法官工作制度的功能性質，是對社區法官制度的應然模式的理想思考。
（三）有利于實現訴調對接
訴調對接中的“訴”代表法院的司法程序，“調”代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等非訴調解程序。訴調對接的本質是實現矛盾的司法化解與司法外化解的有效銜接，實現法院與社會調解組織職能上的良性互動、作用上的優勢互補[4]。當前，司法機關應當加大對民間調解工作的指導和支持力度，促使民間調解走上主體多元化、程序規范化、內容專業化的良性軌道。經過實踐的探索，我們發現社區法官工作機制創造性地發展了訴調對接機制，將司法資源下移，使法官深入社區、貼近群眾從而實現了從技術性法官到社會性法官的轉變；社區法官工作機制注重培育社區矛盾自我消解的能力，實現了單純依靠政府力量到依靠民間力量轉變；通過派駐社區法官工作室，加大對人民調解的指導力度，豐富了調解主體、規范了調解程序、提升了調解能力，提供了帶有準司法性質的法律服務，實現了由基層社會的糾紛解決機制到具有普適性法律效力的正規糾紛解決機制的轉變。
二、和諧社會語境下該制度的價值分析
（一）有利于和諧社區的構建
社區法官參與和指導社會矛盾的化解是現代管理理念和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滿足了傳統治理和鄉土社會的需求，交替體現基層社區的特殊需要。社區法官工作制度具有兩個突出優點：其一能夠充分依托鄉土優勢為社區服務。社區法官助理全部來自基層社區，他們或是社區干部或是有威信的長者，熟悉鄉村的風土人情，便于開展工作；二是有利于充分發揮法官的專業優勢，助推矛盾化解。社區法官依靠自身扎實的法律知識，搭建起法院與基層群眾交流互動的平臺，延伸了司法的觸角，提升了影響力，有效降低了糾紛成訴率，使得糾紛化解更具權威性，有利于和諧社區的構建。
（二）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當代中國法律人普遍認同的法律文化大體上是舶來品，而廣大民眾尤其是基層群眾認可的法律文化則是傳統的，現代和傳統之間的張力導致當前我國司法改革舉步維艱?！盵5]在現代法治理念下，司法的最終目標是通過一定的法律規則和程序，公正、權威、高效、終局地化解糾紛。然而社會公眾在思想上尚不能完全接受法治意義上的程序公正理念，法律與習慣與情理時常發生沖突，加之司法部門權威不足，司法工作人員威信不高，“案結事不了”的現象經常發生。社區法官工作制度推行親民路線，社區法官經常深入基層社區與一線干部群眾溝通交流，有利于了解社情民意，增進與群眾的感情，增強群眾對司法工作的認同，法官在社區深入人心，司法公信力也在無形中得到有效提升[6]。
三、社區法官工作機制的具體設計
社區法官工作制度的出現，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為了公正、高效地化解矛盾糾紛，降低司法成本，方便群眾訴訟，讓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人民法官為人民的宗旨理念。當前，構建社區法官工作機制需要明確社區法官的工作模式、社區法官的選任、社區法官的工作職責等。
（一）工作模式
當前我國社區法官工作模式主要有3類：一是以山東青島市北區法院為代表的法官巡回開庭進社區，便利群眾訴訟，這種方式在全國比較多見；二是以江西上饒兩級法院和河南省法院做法為代表的聘請社會熱心公益、熟悉法律且具有較高威信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層群眾作為法院司法協助員或社會法官，配合法院開展司法輔助工作或者作為人民陪審員直接參與訴訟；三是以上海楊浦法院為代表的“青年法官巡回審判+退休法官進駐社區”模式[7]。
借鑒以上社區法官工作模式，筆者認為應當建立“法官駐點巡回審判+退休法官進社區+社區法官助理協理”的工作模式?！胺ü亳v點巡回審判”是指法院派駐在職法官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區法官工作室開展上門立案、巡回審判、指導人民調解、接受法律咨詢等工作，為群眾提供司法服務；“退休法官進社區”是指人民法院聘任的退休法官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員進駐社區與社區人民調解組織的工作人員一起工作，參與糾紛的排查和矛盾化解工作；“社區法官助理”是指法院聘任的熱心公益、熟知法律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威信較高的社區干部以及社會賢達人士作為法院的“社區法官助理”，積極配合社區法官開展司法輔助工作或者作為人民陪審員直接參與訴訟，社區法官工作制度的3類主體中，退休法官與社區法官助理駐在“社區法官工作室”工作，法院在編法官定期或不定期到工作室開展巡回審判、指導人民調解、接受法律咨詢等工作。
（二）人員配備
社區法官的選任是指對派駐社區的在職法官的選任。法官個人權威是社區法官工作制度正常運行的保障，社區法官以馬錫五審判方式中人格化法官為核心類型，其表現關乎人民群眾對法院的整體印象和評價，因此必須科學選配社區法官。社區法官應當具有以下條件：一是具有豐富的辦案經驗和熟練的調解技能；二是熟知民事法律規定，能夠滿足群眾的法律需求；三是要有群眾觀念，樂于群眾工作；四是善于溝通，能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信服的態度、認可的方式化解矛盾糾紛；五是要有大局意識，司法工作中能主動服務于工作大局[8]。通過與各鄉鎮、街道簽署《共建和諧社區協議書》，每個社區法官分包幾個社區，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結合的方式到“社區法官工作室”開展工作。退休法官及其他退休司法干部選任主要是聘請優秀的法院退休工作人員及其他司法干部，他們進駐社區，長期在社區工作。
社區法官助理是在社區法官及退休法官和司法干部的指導下負責民間糾紛調處并協助法官完成各項司法輔助工作的人員。社區法官助理是社區法官工作制度中三類主體之一，社區法官助理的選任事關社區法官工作模式的運行，因此科學選配社區法官助理至關重要。社區法官助理主要是選擇那些熱心公益、熟知法律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區干部、基層調解組織中的工作人員以及有威信的社會賢達人士。為了豐富社區法官助理法律知識，提升工作能力，應當對社區法官助理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培訓，由社區法官親自指導，社區法官助理直接協助法官調處案件，培育法律素養與鍛煉調解技能，提高糾紛化解能力，經培訓考核合格之后頒發“社區法官助理”聘書，正式上崗，協助社區法官開展糾紛調處工作。社區法官助理制度使得訴訟與調解相互銜接，通過助理調解，法官指導，調判相結合，最大限度地將矛盾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有效調處糾紛，化解社區矛盾。
（三）職權劃分
社區法官主要承擔以下工作職責：（1）定期到社區法官工作室開展巡回審判、指導人民調解、接受法律咨詢等工作，積極調處社區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糾紛；（2）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深入社區群眾中排查化解矛盾糾紛，積極配合當地政府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事件，為事件的處理提供法律意見；（3）積極指導社區法官助理開展工作，通過跟班學習、聯合調解、審查確認調解協議等方式提高社區法官助理調解水平和業務技能，灌輸自愿、公正、合法調解的理念；（4）積極到社區開辦法制講座，開展送法下基層、進企業等活動，為群眾提供細致周到的法律服務；（5）指導社區的人民調解組織開展工作，提升社區干部、群眾的法律意識，促進社區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9]。
社區法官助理的主要工作職責包括：（1）處理社區法官工作室的日常事物，對要求解決矛盾糾紛的當事人進行登記、預處理以及預約社區法官；（2）接受社區法官委托，協同調解成訴的民事糾紛；（3）負責處理簡單民間糾紛，在社區法官指導下，積極運用各種社區資源化解矛盾；（4）提請社區法官及時對糾紛雙方達成的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5）協助社區法官開展文書送達、案件調查、傳喚當事人等司法輔助工作；（6）指導基層人民調解組織開展工作。
四、相關配套措施的出臺
一是確立相關配套制度措施。社區法官工作制度的實施需要與之配套的制度、程序或措施，結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兩便原則以及新設置的小額訴訟制度的相關規定，當事人可以口頭，法官可以利用節假日或者午間、夜間時間進行審判，判決書可以口頭宣布，由書記員記載入卷，經當事人同意可以不受舉證時限、審判程序的限制等等，從而賦予社區法官運用更加靈活、簡便的司法程序的權利，降低訴訟成本。同時，要注意訴訟和調解的對接，避免調解階段投入司法成本的浪費[10]。
二是明確社區法官的受案范圍。國外治安法官一般受理小額民事案件和情節輕微的刑事案件。我國雖然也明確規定了人民法庭可以審理刑事自訴案件與民事案件，但在標的額和案件類型上沒有特別區分。在社區法官的探索實踐中，有必要明確社區中最常見的與群眾聯系密切的婚姻家庭案件、撫養、贍養、撫育、收養、繼承、相鄰關系、小額民間借貸、爭議不大的人身以及財產損害賠償等糾紛適用調解前置的程序，由社區法官室工作人員進行前置調解；同時還應賦予社區法官助理協助法院查詢當事人、送達文書、協助執行等工作職權。
三是建立符合司法規律與國情的管理模式。社區法官工作制度是人民法院司法審判工作的延伸，對于社區法官應當實行雙重管理，一方面接受法院的業務指導與工作考核，另一方面深入基層社區與社區干部一道參與綜合治理。為規范管理，結合社區法官工作的開展情況，應及時制定《社區法官工作規則》《社區法官矛盾調處制度》等具體工作制度，建議將社區法官工作制度運行所需的費用納入財政預算，給予有效保障。
參考文獻：
〔1〕P.諾內特，P.塞爾茲尼克.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邁向回應型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81.
〔2〕顧培東.能動司法若干問題研究[J].中國法學，2010，（4）：22-24.
〔3〕瓦塞曼.社會的民事訴訟：在社會法治國家民事訴訟的理論與實務[M].東京成文堂，1990.118.
〔4〕胡博文.訴調對接展望[N].人民法院報，2012-5-18（8）.
〔5〕劉思達.當代中國日常法律工作的意涵變遷（1979 -2003）[J].中國社會科學，2007，（2）：90-105.
〔6〕林曄晗，鄧愛君.社區法官叫“阿彪”[N].人民法院報，2010-3-3.
基層社會治理的意見范文5
一、當前農村組織存在的問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組織化的社會基礎。尤其在農村，要在尊重農民權利、保護農民權益的基礎之上把農民組織起來，因為“現代的個體都是權利主體，它們之間因權利而平等，彼此之間的聯系只靠契約建立。為了實現權利，大規模的社會組織和普遍的社會交往成為必需”。。然而，在我國，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仍然比較低，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我國農村社會，非正式組織的數量少、種類單一。有學者把我國農村組織分為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認為“在我國農村社會，正式組織包括鄉(鎮)黨委、鄉(鎮)政府、村支部、村委會等；非正式組織則主要包括宗(家)族組織、宗教組織、農民自發的維權組織以及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等”。。然而，就我國廣域的農村社會和龐大的農民數量而言，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數量顯然很少，組織種類也比較單一，不能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第二，從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趨勢上看，一些組織出現衰微趨勢，而一些組織仍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還不穩定、不成熟。首先，就農村社會中的宗族組織而言，雖然宗族組織和宗族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仍會在以后很長時間影響基層農村社會，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工潮的出現，因為農民再也不會被固定在生他養他的血緣和地緣社會，宗族勢必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千年基礎”，因此，宗族會不斷地瓦解，不斷地渾蝕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對于農民的維權組織來說，只能算是一種臨時性的組織，它為維護農民的權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權益得到解決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由于它產生時間短，所以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成熟，而且數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組織在農村社會迅速復興，填補了人們的精神需求，農村成為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人教人數不斷增加，但即使這樣，宗教組織也沒有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導組織。
第三，就正式組織而言，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組織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沒有發揮應有的組織功能。首先，從國家與社會層面上看，由于農村實行和體制的解體，以及國家在農村推行“鄉政村治”，農民開始自我管理，實行村民自治，國家政權與農村社會逐步分離，尤其在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以后，村民自治組織由于缺乏必要的財力支撐，難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已經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其次，從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運行機制來看，“村兩委”相互掣肘，影響村級組織的有效運行?！吨腥A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而村黨支部作為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樣，“村兩委”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就難免產生矛盾和沖突，“在這個問題上，抱怨是雙重的，黨支部方面認為村級直接選舉削弱了黨的領導，村委會方面認為組織法不落實”。加之“組織體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夠，組織運作的規范性、統一性、靈活性還都很差”，因此，“從改革之初到現在……一套真正體現鄉村經濟社會內在要求的組織體系還遠沒有建立起來。……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沒有帶來組織體系的適應性提高，也沒有有效地保障鄉村社會經濟的協調運行”。。最后，從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組織與村民的關系上來看，農民對村級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從鄉村生活的觀察出發，我們沒有辦法得出基層組織對于農民的服務越來越好、農民對于基層組織越來越親的整體判斷。相反，農民和基層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边@已經被一項“農民對村組織、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調查所證實。
從一些數字可以看出，村民對村組織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點不可信”和“有點可信”之間，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組織；更嚴重的是，在農村社會的實際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敗、不檢點的行為也引起了農民的極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組織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動依靠的不是權威而是權力。農民對村干部和村組織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礙了“村兩委”組織功能的發揮和鄉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觀地說，基層組織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是強大而積極的，但比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強人意?；蛘哒f，目前的基層組織體制，如果說在動員和組織經濟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鄉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適應的。所以，改善鄉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檢討的，是改造基層組織體制”?！盎鶎咏M織改革必須有大動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現在的任務是要再造基層組織體系”。再造農村社會基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
二、農村(民)組織在農村基層的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為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創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我們要在現有的農村經濟政策的空間里改造基層農村社會基礎，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在農村社會建立各種形式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這有利于促進基層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具體體現在：
首先，在基層農村政治建設上，農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公民民主意識的成長，有利于農民利益表達和民主參與過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對國家權力社會監督的機制化。從民主管理的角度看，農民組織可以平衡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制約基層政權組織的權力，防止強勢群體侵犯農民權益，“必須讓社會中的主要利益團體聯合參與政府組織，以此來防止任何一個利益團體可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于其他利益集團”。。從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角度來看，隨著社會格局的深刻變動，農民的利益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許多社會矛盾和經濟糾紛，就需要農村有相應的解決機制。而單個農民的利益表達和訴求就顯得“軟弱無力”，在整個政治參與體制中處于劣勢；而且，作為單純原子化農民的政治參與，容易帶來政治參與的失序和低效，需要農民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建立與國家政權的聯系通道。從農民組織的公益性來看，它會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關注社會的多元化需求，統籌社會各方，兼顧弱勢群體，發揚民主，實現社會公平。廣大農民應該組織起來，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結成各式各樣的農民組織，集中農民意見，代表農民利益，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進行對話，有序地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以增強農民與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層農村經濟發展上，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設現代農業，實現農業向科學化、商品化、集約化轉型；有利于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民經營的有序競爭，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利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宏觀組織。應該把原子化的農民個體結成代表農民權益的組織，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也可以以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農村合作社、農民互助協會等形式，參與到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農產品貿易和流通體系建設中去。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信息化和農業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電話、電腦、網絡等現代信息傳輸工具在農村的使用，農村市場服務型中介組織發展很快。這些中介組織在市場營銷、信息服務、農產品加工、儲藏和農資采購經營等方面提供了許多便捷服務，有利于農民r解市場信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規模，避免盲目生產}在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層社會和文化建設方面，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農村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目前，對于農民個體來說，一方面，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以及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控制的減弱，使得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從而產生對各種社會組織的需求。在現實生活中，農民自發結成各種組織，如生產幫扶組織、特困戶救助組織、兒童上學接送組織等。這些農村社會組織在社會互助、公共援助、社會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戶進行生產，大多數農村家庭很難備足各種農具，很難具有足夠的資金、技術，或因家庭勞動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種農村組織的幫助。除了在物質利益方面需要實際幫助以外，農民在體育、衛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還需要組織實體，以便于開展各種體育活動、衛生活動、文化活動等。這些活動既能滿足農民的社會情感需求，也能滿足他們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村組織的各種活動，不乏有迷信活動、非法宗教活動以及違法活動。所以，我們要對農民進行教育，以提高他們的素質，使廣大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消費觀、婚育觀，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讓農民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既然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基層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那么，就應該給予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民組織相應的法律地位，保障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在基層社會的活動，提高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國內有關鄉村治理理論和農村(民)組織對鄉村治理結構的影響
國內理論界對于鄉村治理理論的研究以及鄉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徑選擇，大多是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出發，立足于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而很少有專文從尊重農民的權利。
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的視角，提出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對于鄉村治理結構改革的影響，而這恰恰是解決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核心所在。
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問題，而農村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在于改造農村社會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農民的聯結和組織方式。針對我國目前農村組織化水平低、農民居住分散以及農民群體具有散漫性的特點，鄉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種農民組織，再造農村基層組織化的社會基礎。理由是：
根據多中心治理理論，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式各樣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使這些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成為鄉村治理的中心，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治理，實現基層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一方面，社會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則組織起來，有序地參與到政策形成過程中去；另一方面，從這種制度化的參與機制中，國家權力獲得了穩定的支持來源(合法性)和控制權”。在經濟上，這些組織參與基層社會的經濟管理，可以把鄉鎮政權從繁重的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切斷了鄉鎮政府作為“謀利性政權人”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這些組織參與鄉村社會的政治民主建設，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這樣，鄉鎮政權可以從傳統的政治管理繁瑣的事務中解放出來，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員”。這樣就切斷了上級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壓力型體制的通道。在社會文化建設上，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可以為村民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開展各種健康有益的群眾文化活動和互助活動，實現農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這樣，鄉鎮“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了網狀管理系統”。鄉鎮政府與農民組織及其他社會主體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過對話建立合作關系來實現鄉村治理的目標。
從國家對農村社會政治整合的轉型來看。由于實施城鄉一體化和“工業支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的農村戰略，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整合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以農業稅費改革特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動為標志，國家對社會的整合開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給式整合”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國家應該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維護農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護農民權益，對農村社會應該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層社會的內在潛力，為鄉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內生動力。這種內生動力借助于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外在力量的推動，使農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堅實的社會組織基礎。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組織在基層農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中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農民的各種權利，以便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共同參與鄉村治理。
顯然，上述的治理結構必然涉及到鄉鎮政權改革的未來走向問題。從現有的對未來鄉鎮改革的各種觀點來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在實際生活中，鄉鎮仍然存在許多問題，這一方面反映出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艱巨任務，不僅僅是因為我國農村地域廣闊、農民數量龐大、農村生產水平低下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所形成的黏滯性給治理帶來難度；還因為我國以為主要形式的農村改革到現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時間，而要在這短短的時間里理順鄉村社會的各種結構和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隨著整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各種新的政策、措施會不斷出臺，各種新的情況也會不斷產生。所以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的調適過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們所采取的立足于解決鄉鎮現實問題的鄉村治理路徑，都難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因為隨著一個問題的解決，難免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同時又產生解決新的問題的方法和途徑。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鄉鎮問題，就要尋找產生鄉鎮問題的根源：農民組織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會。
基層社會治理的意見范文6
關鍵詞：普法教育 問題 對策
1 農信社普法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
近年以來，農信社通過開展各種形式的普法教育，廣大員工的法律意識、法制觀念明顯增強，依法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大大提高。但隨著農信社改革步伐的加快，在農信社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中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1.1 員工學法積極性不高。農信社員工平時工作忙、壓力大，對法律知識學習不夠。認為只要做好本職工作了，法律知識學的好不好不重要；農信社領導在對待抓普法教育這方面也存在模糊認識，對普法教育工作支持不夠，認為普法教育是“軟任務”，抓不抓問題不大，只要能完成業務指標就行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難以達到提高員工學法積極性，當然更談不上普法取得顯著成效了。
1.2 農信社普法教育手段不能適應新形勢下普法工作的客觀要求。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農信社新業務不斷推出，員工得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到新業務的學習中，把員工集中在一起上普法課也存在一定的難度。在內容、方式方法上無法滿足員工的喜好，這勢必挫傷員工學法用法的積極性和參與熱情。目前，農信社普法大多時候還是采取橫幅、標語、宣傳資料等形式進行，方法簡單，形式單一，普法未能真正進入基層社，在上級檢查這項工作時，往往是走形式，工作中彼于應付。
1.3 農信社普法教育方式針對性不強。農信社沒有建立起法律法規定期學習制度，領導沒有把此項工作擺上議事日程，不能及時跟蹤學習新近出臺的一系列與銀行業務密切相關的各種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所以也談不上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詳細解讀和分析，更談不上用于指導和防范業務經營中存在的法律風險。
1.4 員工結構不合理，影響法制觀念更新速度。目前聯社員工基本上是兩大結構群體：新入行青工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參加工作的員工，即一部分是學生出身和轉業軍人構成的青工隊伍，人員成分復雜，思想不穩定，可塑性強，且每個人的知識層次、生活閱歷、思想覺悟、業務技能千差萬別；另一部分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招工入聯社的老職工，他們經歷了計劃經濟向商業銀行轉軌的歷史變革，這部分人接受的普法教育基本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理論，雖然后期也經歷了多次教育普法教育和實踐鍛煉，有相當多的人員進入高等學府深造，也出現了部分精英人才，但就員工隊伍整體結構而言，新鮮血液補充太慢，員工年齡沒有形成梯次結構，尤其在基層聯社，人員老化、合適人才青黃不接的現象普遍存在，嚴重影響了普法教育速度，影響了聯社普法教育的有效開展。
1.5 普法教育忙于應付。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聯社的業務范圍、產品種類、客戶構成、服務手段等發生了深刻變化，隨之各種制度、辦法、操作規程和實施細則等不斷出臺，但由于缺乏超前性、相互關聯性、前后銜接性和對可能出現的風險漏洞預見性，在普法教育中表現為不順暢、不自然，難與國家法規有機地結合起來。內部風險防控總處在亡羊補牢狀態。
1.6 自卑心理產生對普法教育的抵觸情緒。
聯社由于其自身的特點，改革的步伐較其他國有商業銀行相對慢一些，從單位形象到員工各方面待遇都不如國有商業銀行，致使部分員工在攀比中產生了自卑感，特別是習慣了“吃大鍋飯”的那部分員工，經常對從事的工作產生消極情緒，對普法教育新理念產生抵觸，他們是聯社進行普法教育的重點教育對象。
2 推進農信社普法教育的對策
隨著國家普法教育的進一步深入，廣大農信社員工要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法制觀念和法律素質、提高農信社法治化管理水平、積極推動農信社民主法治建設，大力加強農信社普法教育的力度，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奠定堅實的法治基礎。
2.1 加強組織協調，充分發揮法制宣傳教育機構職能作用。一要善于“借力”。要立足于當前實際，善于借臺唱戲，借兵打仗，借箭發令，積極主動協調各級地方政府，加強與公、檢、法等相關部門協調普法與效能、綜治等共同督查、督辦；積極引導全員關注支持普法教育，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積極參與普法教育，努力探索普法運作機制。二要形成合力。充分發揮普法領導小組的作用，組織協調各有關部門齊抓共管，把普法與當地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試點、創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黨建、精神文明活動等結合起來，實現資源整合，形成工作合力，推動農信社普法廣泛開展。
2.2 建立健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規范體系。一要建立剛性機制。目前，普法依法治理制度規定缺乏可操作性，特別是只規定應該怎么做，而對沒有做到如何處罰沒有規定，從而導致法制教育忽緊忽松。二要建立規范的指導體系。要盡快制定農信社具體依法治理工作指導意見、依法治社指導性意見，在全轄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科學合法，易操作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規范體系。三要建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領導小組。應當組織人員根據實際，制訂一個合理的、可操作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考評量化標準，納入績效考評，每年組織檢查考評，并將考評結果作為各信用社評先評優的重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