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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1
關鍵詞：中國金融國際金融轉型路徑
中國金融改革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歷程，這一歷程伴隨著金融轉型的過程。從長期來看，全球經濟面臨再平衡的問題，而中國經濟則面臨著結構調整的艱巨任務，這些變化已經并正在對中國金融業產生深刻影響。同時，從金融領域來看，全球銀行業發生著深刻變化，監管機構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為此，中國金融業不僅要關注宏觀經濟的新形勢，而且還要適應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銀行業監管變革和金融市場的變化，進行相應的創新和整合。中國必須抓住全球金融轉型的機遇，直面自身一系列瓶頸性難題，堅決踏上金融轉型之路，以期長遠健康可持續發展。本文將重點研究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轉型的路徑，在“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下，并根據中國金融的發展歷程，將金融轉型的路徑劃分為：初級發展階段（起步期發展期調整期）進化發展階段（危機期后危機期完善期）高級發展階段（參與期共同期直接期）。
一、中國金融轉型初級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初級發展階段（從1978年至2007年）：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擴張運行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的國民經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30年間經濟實現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又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問題，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經濟增長依靠物質資源的投入來支撐，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經濟，社會保障不健全，城鄉兩元結構的矛盾加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利用缺乏可持續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等。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是經濟的快速增長使經濟總量呈現加速擴張態勢，但充分凸顯了“三大”：經濟規模大，成本壓力大，產能過大；三低：低端，低價，低利潤。
從金融領域來看，這一階段金融轉型取得了輝煌成就，也充滿了曲折與爭議。總體而言，中國金融業基本完成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金融業已上升為國民經濟的核心產業，并有力地支持了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改革，適應了經濟高速發展對金融服務的需要。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起步期發展期調整期。
1978年至1984年，是我國金融體系和結構開始了制度調整的起步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體系和結構出現了變化，最主要表現在實行金融機構多元化，打破傳統制度一統天下的組織結構，建立了二級銀行制度的框架。顯著特點是金融制度變革的發生時期，新機構和舊機制并存，機構是新的，但制度安排的運行機制基本上是舊機制起支配作用。
1985年至1996年，是我國金融體系走向市場化的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基本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為金融市場建立了初步框架。顯著特點是金融宏觀調控向間接調控過渡，從單一的行政型調控向運用經濟手段轉變。資金管理從統存統貸轉變為差額包干的基礎上，繼而推進到差額控制和實存實貸，由指標管理過渡到資金管理；金融調控也從單一的行政手段直接調控向市場化運作機制調整，從開始的控制貸款規模，逐步啟用中央銀行的三大政策工具，發展到以比例管理徹底取代貸款規?？刂?。
1997年至2007年，是我國金融體系變革進入市場金融體系框架的調整時期，我國宏觀經濟發生了新的變化，由傳統的短缺經濟發展到總量相對過剩、需求不足的經濟。顯著特點是形成“一行三會”格局，銀監會負責統一監管全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證監會對全國證券、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管；保監會則統一監管全國的保險市場。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履行一定的金融監管職責，并負責協調三家監管委員會的工作，充當最后貸款人，在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中國金融轉型進化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進化發展階段（2008年至2015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調整運行的時期，是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轉折期，是經濟結構大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大轉變和發展模式再創新的一個關鍵階段。這不僅是因為國際經濟環境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化，而且過去30多年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因素也發生了新的變化，面臨的挑戰日趨復雜和嚴峻。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是各種問題和矛盾進行深度調整和尋找解決方法，積聚經濟新一輪發展的動力。
從金融領域來看，這一階段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國內結構調整的挑戰。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危機期（2008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后危機期（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0年）完善期（2011年至2015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
2008年世界經濟金融形勢復雜多變，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并導致全球實體經濟進入嚴重衰退，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全球經濟金融進入了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體系運行的宏觀環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顯著，金融開放繼續推進，金融創新不斷加強；外匯儲備繼續保持增長，應對外部沖擊能力不斷增強；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繼續保持增長，實際支付能力進一步提高；金融市場繼續保持健康發展，總體運行平穩；金融安全網建設繼續推進，金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共同維護國際金融穩定。
2009年無疑是中國金融業挑戰與機遇并存、發展與風險并蓄的一年，第二季度以來，盡管失業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經濟信心逐步恢復，經濟先行指標PMI得到回升，工業實際產出開始回暖，金融市場利差指標恢復正常，消費者信心震蕩回升，經濟增長預期上調，全球經濟金融逐步渡過國際金融危機的恐慌而進入了后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業改革取得積極進展，金融機構實力明顯增強，金融市場運行平穩，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金融體系總體穩健。國際金融市場逐漸穩定，國內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逐步鞏固，但影響我國金融穩定的內外部環境依然復雜，金融體系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繼續存在，維護金融穩定依然面臨嚴峻挑戰?！笆濉睍r期，是我國金融體系為了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需要，而走向國際金融市場化的完善時期?！笆濉睍r期，只有繼續貫徹落實金融促進經濟發展各項措施，創造有利于金融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繼續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業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進一步發揮危機應急處置機制作用，切實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切實改善融資結構，提升金融服務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能力；改進金融監管制度和方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穩步推進金融創新，提升金融業整體競爭力；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為國際金融穩定奠定良好基礎。
三、中國金融轉型高級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高級發展階段：當主要矛盾和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積聚了新的積極因素之后，進入高級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成熟運行的時期。其顯著特點是更多地體現出經濟社會成熟發展的特征、成功的運行和卓越的成效，使中國經濟模式、政治制度、法律規范、社會文化、技術進步、管理理念等不但體現中國特色，而且具有世界典范。
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化會成為中國金融業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即從中國參與建立國際金融監管制度及制定國際金融市場規則的程度依次劃分為參與制定期、共同制定期到直接制定期，這是中國金融轉型路徑達到高級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
四、結論
雖然總的來說，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但它基本符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需要，是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初級發展階段的一種必然選擇。事實證明，我國漸進式的金融體制改革，既保證了轉型過程中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實現了自身的改革目標。
但是必須看到，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金融體制中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已開始日益凸顯，阻礙著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亟待進一步解決。這集中反映在一方面我國金融資產規模迅速積累，另一方面金融體系的內部效率卻沒有得到明顯提高。衡量金融體制改革成就并不只是規模的擴張，而更重要的是效率的改善。只有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才能有效地動員資本、配置資本，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在結構布局、制度建設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固有的問題，阻礙了其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功能發揮，從而難以適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戰略需要。中國的經濟轉型以“漸進”而聞名，金融轉型更為漸進。但是這種過甚的漸進，實際上已經嚴重損害了效率，客觀上要求提升金融轉型速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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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2
經濟法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此后，我國越來越重視以法律手段調控經濟，發揮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對經濟的作用，經濟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法經歷了從誤解到理解再到被普遍認同的發展過程。
一、我國經濟法的兩個重要發展階段
中國經濟法是在打破計劃經濟體制后所產生的，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和保證，縱觀中國經濟法的歷史，從萌芽到基本建構起自己的體系，經歷了兩個階段：
1.初步發展階段
1978—1992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始階段，這一時期中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是經濟法產生和初步發展時期。這時的經濟法主要在于移植和借鑒國外的經濟立法，當時頒布了大量的經濟方面的規范，為應對經濟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但由于經濟改革的方向和目標還不十分明確，加上對法制的需求也不強烈，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還不具備經濟法形成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因此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法。
2.逐步走向成熟階段
1992年至今，是我國經濟法勃興和走向成熟的時期。黨的十四大報告正式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以此作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由于我國多年的計劃傳統過濃，所以要通過經濟法律的形式逐漸削弱經濟中的計劃成分，提升市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而不是向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經濟法的產生是源于市場失靈，更多的目的是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弊端。為了適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和國家干預經濟活動的需要，國家頒布了大量法律法規，使我國經濟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時期，也為經濟法體系的初步形成提供了立法實踐基礎。
二、我國經濟法取得的主要成就
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國經濟法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涉及各個方面，有效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
1.宏觀調控方面
宏觀調控法是經濟法的重要部分，是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后盾，也是國家運用計劃、稅收、貨幣、產業、價格等手段行使經濟調控職能的法律保證。這方面的法律已經有：《預算法》、《政府采購法》、《稅收征收管理法》、《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審計法》、《統計法》、《會計法》、《城市規劃法》、《價格法》等。
2.市場規制方面
市場規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使管理職能維護市場秩序井然的行為，主要致力于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也是經濟法的一項基本功能。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計量法》、《標準化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反洗錢法》等。
3.企業組織方面
為了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要嚴格規范各市場主體的地位。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核心主體，國家要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建立進入和退出的機制，同時也通過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企業的自主權和經營權，規定企業作為社會組織體應承擔的責任。這方面的法律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鄉鎮企業法》、《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中小企業促進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企業破產法》等。
4.資源能源方面
隨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過于追求經濟的增長，而忽視對環境的保護，過度從自然界索取，濫用資源、能源，目前已經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建設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為此，通過經濟立法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尤為重要。這些法律包括：《可再生能源法》、《節約能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礦產資源法》、《煤炭法》，《電力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等。
三、進一步加強經濟法建設的幾點思考
中國經濟法建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加強各環節建設。
1.繼續完善立法
完善經濟立法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立足本土資源，借鑒他山之石，盡可能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需要進一步完善如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法、投資法、工資法、國有資產法、循環經濟法、食品安全法等方面的立法工作，以適應實際經濟活動的需要。
2.改進和加強執法
政府及政府各部門要嚴格按照法定的依據、權限和程序履行經濟管理職能；要逐步建立嚴格的經濟管理、經濟執法責任制和經濟管理、經濟執法過程追究制，糾正違法的或者不當的經濟管理、經濟執法行為，以增強經濟管理、經濟執法的規范性、民主性和有效性。
3.積極構建經濟法治系統工程
從社會公共性出發，公共管理視角下的現代經濟法就是由政府推進的市場經濟法治模式。政府推進的市場經濟法治可以而且應當構成系統工程。解決經濟領域的具體法律問題，比如定價、征稅、放貸、罰款、應急、救市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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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南昌理工學院）
作者簡介
廖虹（1976—），女，南昌理工學院。
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3
一、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的兩次轉型
改革開放30年來，浙江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傳統農業經濟發展成為開放的、以現代工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結構還是體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綜合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和發展階段等諸方面因素，我認為，過去30年浙江經濟發展已經實現了兩次轉型：
第一次轉型以農村工業化和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為主要內容，具體時間是從1978年開始到1991年。這次轉型的主要特點：一是政府直接推動或主導，以后，省委省政府連續三年（即從1979―1981年）頒布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文件，并從稅收、土地、資金等方面大力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二是大力推進農村工業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浙江重視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包括個體私營企業在內的鄉鎮工業，逐步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輕小集加為基本特征的區域工業結構，促進區域經濟從以農業經濟為主向工業經濟為主轉變；三是開放建設以小商品市場和其它各類專業批發市場為核心的市場網絡，并通過“兩頭在外”、貿易興省戰略，促進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初步實現了從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的轉變。
第二次轉型以城鄉結構優化和市場化改革為主要內容，具體時間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到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之前。第二次轉型的主要特點：一是以市場化改革為核心，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后，在“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改革戰略指引下，市場化改革開始覆蓋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如推進以產權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深化社會保障制度、金融體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二是與市場化改革相適應，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一方面，政府作為市場化改革發動、組織和實施的主體，積極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為傳統經濟體制和經濟活動的主導者，在市場化改革中，政府也適時調整自身的職能，在積極扶持企業做大做強的同時，不斷減少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控制和干預；三是為適應工業化快速推進，以促進資源和生產要素集聚、培育區域增長點為內容的城鄉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產業和人口向中心鎮和大中城市的集聚明顯加快，以大中城市為中心、中心鎮密集的都市帶或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的核心增長極；四是對內對外開放并舉、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資本以及勞動力等各類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趨勢加劇，本土企業開始走向跨區域發展。
經過兩次轉型，從體制上看，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市場主體，市場機制日趨完善且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廣泛尊重，作用也不斷得到強化；從發展階段看，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區域產業體系和豐厚的民間資本積累，可持續的區域經濟內生發展機制正在不斷完善，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得到加強。成功轉型為區域發展提供了新動力與保障，應該說，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浙江已經從一個相對封閉的、以傳統產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發展成為全方位開放的、以工業為主體的快速經濟發展體。
二、當前浙江經濟轉型面臨的新趨勢新特征
隨著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事件的影響下，浙江經濟發展的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宏觀層面來看，一是為適應WTO的多邊貿易體制規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加快，并促進宏觀體制改革向縱深拓展，改革內容從經濟體制改革擴展到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等領域，即進入到全面改革階段。二是伴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經濟開始全方位融入全球化進程，這對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我省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和競爭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國內需求結構快速升級。四是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央明確提出了新時期的發展戰略，要求更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模式，加快發展方式轉變。
從浙江自身發展趨勢看，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和發展水平的提高，決定或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都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變化和趨勢。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高速增長賴以依托的要素資源出現嚴重短缺。低成本要素資源不僅是浙江高速發展的重要支撐，更是構成區域經濟低成本擴張和價格市場競爭力的核心，然而在今天卻難以繼續以原有的方式支撐經濟發展；第二，長期以來支撐經濟發展的傳統優勢產業和低端產品，不僅難以適應當前的宏觀需求結構，而且在人民幣升值、生產成本上漲以及國際貿易磨擦日益遞增的趨勢下，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顯著下降，出現“被全球化”、“被邊緣化”傾向；第三，隨著全國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框架的建立，原有的區域性體制優勢已不復存在，然而，無論是政府職能還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與規范的市場經濟制度還存在著顯著的差距；第四，發展的協調性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如果說，在以往的發展中，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增長優先”、“增量發展”的話，隨著全省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目光集中在不同區域、城鄉之間、經濟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等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發展的協調性上，在關注經濟綜合實力和區域競爭力的同時，更加注重民生的改善，等等。
上述這些新的變化和趨勢，預示著當前浙江經濟發展正面臨著一次新的轉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實踐表明，每一次經濟轉型，始于困惑與挑戰，成于創新，關鍵在于如何審時度勢，把握主動。與以往兩次經濟轉型相比較，這次經濟轉型有兩個重大背景需要我們關注和把握：一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新趨勢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這“五化”之間的互動對當代經濟社會發展趨勢以及區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影響。二是當前我省人均GDP正從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這意味著經濟發展進入到更高階段，毫無疑問，在新的發展階段，區域產業結構、發展動力以及發展協調性等等方面都將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趨勢和特征。在這些趨勢和特征中，我們需要把握的是，哪些趨勢和特征是健康的、合乎規律的，哪些趨勢或特征是需要避免、化解或努力轉變的。
三、加快經濟轉型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思路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浙江經濟轉型的主題是，一是根據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積極推進市場經濟法治建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成為規范和調整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的常規手段：市場主體的資格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障；市場主體的行為要用法治來確認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要用法治來保障；宏觀經濟調控需要法治來完善。二是在國際化信息化背景下，發揮動態比較優勢，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推進浙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發揮區域動態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積極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術產業，構筑新的競爭優勢，提升區域產業體系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和層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趨勢下，推進空間結構優化，統籌協調城鄉和區域發展。要在綜合考慮經濟增長、人口集聚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互關系的基礎上，加快都市經濟圈規劃和建設，進一步統籌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
應該說，經濟轉型與發展方式轉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經濟轉型比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更加深刻的內涵，它不僅包括了發展方式轉變，而且也內含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與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轉變發展方式也是加快經濟轉型的應有之義。
根據浙江發展的現實，要加快經濟轉型，應該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進一步實施創新強省戰略，促進經濟增長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隨著原有增長動力的不斷弱化，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途徑，也是經濟轉型的重要標志。創新驅動的核心在于突出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積極提升區域自主創新能力，聯動推進知識產權戰略、標準化戰略和品牌戰略，使創新成為企業和區域產業競爭力的核心。
第二，實施人力資本強省戰略，提高區域要素稟賦結構素質。區域要素稟賦結構是比較優勢的核心。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價格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已難以維持。無論是構筑新的競爭優勢，還是促進新一輪創業創新，都必須依托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實施人力資本強省戰略，要把重點放在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質量，吸引全國優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學，從而為我省創業創新提供豐富的高素質人才資源。
第三，加快區域產業升級，構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必須是以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為基礎、以浙江創造為核心。要積極把握全球產業發展新趨勢新特點，積極引導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現代物流、電子商務等新型業態和商業模式，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主動淘汰一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化區域產業結構。
第四，以都市經濟圈為支撐，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既是空間結構優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要求。本著經濟增長、人口集聚和資源環境生態承載能力相協調的原則，以三大產業帶為依托，進一步優化要素資源的空間布局，促進人口和產業在更大范圍內的集聚發展，使都市經濟圈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第五，深化體制改革，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法律法規、健全執法機制、轉變政府職能是深化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內容。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而是服務的主體，要努力為城鄉居民和各類市場主體提權保護、激勵競爭、規范市場秩序、創業創新等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要加快推進資源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完善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形成機制，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等專業性要素市場體系，積極推進公事的市場化改革。
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4
一、微觀企業層面：有進有退，多元構建
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推進與市場體系的逐步完善，我國經濟體系中的企業組織形態也逐步呈現出多元、有序的格局，從經營規模、參與的領域，到所有制形態等，這種多元格局逐漸形成了一張企業組織生態網絡。而在這個生態系統網絡中，占主導地位的將是以混合經濟形態出現的股份公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則將決定該系統中所有企業的生命歷程。哪些企業會續存發展？哪些企業將被淘汰出局？這些問題將由市場機制來解決。
在上述大背景下，對國有經濟改革與調整的微觀層面，即國有企業改革而言，其內涵就是要在這樣一個基于市場規律而形成的企業生態系統中找準符合自己比較優勢的位置，做好市場定位，以產權重組為核心，集中資源，通過各種途徑，打造自己的競爭優勢。對那些資不抵債，轉型困難，不關乎國計民生又無市場前景的國有企業，其選擇就是破產，退出市場。即使是目前盈利的國有企業，也要分門別類，以產權改革為突破口，使那些依靠政府保護或壟斷而自身沒有比較優勢的部分國有企業實行“戰略性退出”，要不改行，要不合并，甚至停產。
實際上，從理論分析來看，“進”、“退”范圍的確定和選擇應該以“政府職能”的重新界定為前提，因為進退的實質是解決政府與市場（或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或“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之間的分工問題。因此，為了保證進退順利實施，有效實現多元構建，政府必須首先對自身職能進行重新定位，明確自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對于非國有資本愿意從事并且能夠從事的行業，政府應該果斷地（有計劃、分步驟地）將國有資本從中抽出來（這實際上即對國有企業實施“非國有化”改革）；然后再將國有資本投入到非國有資本不愿和不能經營的非競爭性行業（而這顯然又從另一方面強化了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其次，在國有企業有進有退的構建過程中，要明確其“退出”、 “進入”的主體是政府，而不可能是企業的職工或企業負責人。這不僅是由國有企業的國有制性質所決定的，而且還是提高國有企業改革效率的客觀需要。因為，國有企業進行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完善涉及到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眾多領域的深層改革問題，關系到工人、企業負責人乃至政府公務人員和事業單位職工的切身利益。所以，國有企業“有進有退”的進一步改革只能以政府為主體，實行自上而下、有組織、有步驟的改革，而不能像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的農村改革那樣，由基層單位充當首要行動主體、實行自下而上的改革。
總之，企業層面的國有經濟改革，要適應市場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多元化要求，以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為方向，采取有進有退的方式，但應以縮減數量空間的退出為主，進行結構調整。要符合企業組織生態系統的發展趨勢，進行多元構建，靈活布局。這是因為，一方面，量大面廣的國有企業加大了監管成本，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其次，還會導致腐??；再次，原有的制度安排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最后，只有在國有經濟的企業層面展開系統的多元構建，才能形成一個體系完善、開放有序、健康發展的全國市場。
二、中觀產業層面：戰略集中，優化配置
在企業層面來看，國有經濟以退為主的有進有退的改革，必然在產業層面帶來國有經濟以集中為主要表現的調整與重新布局。實際上，作為國有經濟所有者的人，國務院國資委也是這么要求的，提出了四個集中：一是向關系到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二是向技術先進，結構合理，機制靈活，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集中；三是國有資本要向有市場競爭力的優勢行業集中；四是國有資本要向中央企業主業集中。這四個集中要求體現了產業層面的國有經濟戰略集中要把握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雙重原則，政治利益的原則要求國有經濟資源在產業選擇上要優先集中到關乎國家安全與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產業，經濟利益的原則則要求國有經濟資源要集中于具有比較優勢與市場前景的產業。
產業層面的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其目的是要盤活國有資產，提高國有資源的優化配置，要提高國有資產運營效率，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此，需要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理清產權屬性，明確產權主體及其權利和責任；二是加快建立完善的產權保護和產權交易的法制規范，并嚴肅貫徹執行；三是要完善國有資產的流動機制，建立和完善各級各類的產權交易平臺，保證國有資產的流動性；四是繼續探索構建國有資產的運營體系，進一步明確各級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的責任和權利，充分發揮其在國有經濟調整中的積極作用；五是加快培育完善的企業家市場；六是在政企分離后，要進一步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有序制衡的可靠的公司治理結構。
可以看到，隨著企業層面國有經濟改革的深化，國有經濟的存在形態正在從“國企實體”轉變為“國有資本要素”，政企分離取得一定成效，國有資產監管部門的角色逐漸從國有企業的“經營者”轉變為國有資本要素的“所有者”，其管理的著重點也從“管理企業”轉變到“管理資產”上來，這為產業層面國有經濟的有效集中和優化配置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是，產業層面國有經濟改革的進程與成敗除了上述六個方面的因素以外，根本還取決于整個經濟制度變遷的步伐和市場經濟的完善。
三、宏觀國民經濟層面：全局利益，和諧發展
從整個改革的歷程來看，國有經濟的改革是漸進式改革方式逐漸從體制外深入體制內的必然結果。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并且事實證明其制度安排表現得更具有活力和競爭力。改革的力量必然突破國有與非國有的邊界，滲透到國有經濟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國有經濟的改革與調整是整個國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服從整個國民經濟和全體國民的最高利益。那么，從宏觀國民經濟層面來看，國有經濟的調整就要以國民經濟全局利益為導向，要處理好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之間的關系。不應該強調兩者之間的沖突與矛盾關系，而是要服從全局利益，突出兩者之間的互補關系，和諧發展，共筑有利于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和造福民生的混合經濟體制。
另外，世界各國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其國有經濟集中分布的狀況各有其特點。這說明國有經濟在不同的國民經濟發展階段應該起著不同的作用。在經濟起飛的工業化初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一些基礎設施領域的發展問題。由于私人資本規模有限，即使是搞股份制來建設這些項目都來不及。而從服務面來看，這些產業又是整個國有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因此，世界各國國有經濟最早出現在從事鐵路、郵電、港口、發電等領域。在經濟起飛階段后，隨著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善和民間資本能力的提高，一些發達國家的此類國有企業已經進行了私有化。到這一階段，出于解決技術改造等問題與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國有經濟從事的領域主要集中在鋼鐵、汽車、造船、重化工業等基礎工業領域。而在進入后工業化時期后，世界發達國家的國有資本則更多地投入到基礎科研、教育等領域。雖然西方國家沒有繼續進行國有化，但政府在非物質生產領域的投資則一直在大量增加?？梢钥闯觯瑖彝顿Y的作用主要應體現在保持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和私營企業發展的薄弱環節上。這就要求從宏觀國民經濟總體利益與全局利益的角度出發，對國有經濟的微觀退出和產業集中的選擇上，還要考慮到國民經濟的發展階段及其特點，有梯度、有順序地進行。
站在國民經濟整體利益的高度來審視國有經濟的布局和調整，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其宏觀性質與全局意義。國有經濟的調整事關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與全民利益，而且相當程度上決定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及其在國民經濟轉軌中的價值和作用。因此，當前階段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強調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的平等待遇，強調兩者和諧發展觀，即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是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而非相互競爭，相互替代的關系。落實這種觀念的關鍵就是要全面落實國民待遇原則。要清除限制非國有經濟發展的不合理規定，放寬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降低其進入的門檻。尤其要加快推進電力、電信等壟斷行業的市場化改革，鼓勵私人資本進入。同時要清除在資本、金融、人才等市場上對非國有經濟成分的差別待遇，營造有利于發展非國有經濟的社會環境。
國有經濟改革的宏觀性質與全局意義，還要求在實踐中要著眼于長遠利益與整體利益，要避免短期化傾向和簡單化傾向。只有這樣，才能使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真正到位。
四、結束語
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5
關鍵詞：現代市場經濟集約增長方式浙江經濟
4月6日~18日和5月27日~28日，我與幾位同事在浙江的9個縣市考察，就浙江經濟如何再創新優勢問題進行了調研，訪問了25家企業，與各界人士作了廣泛的討論。以下是我們在調查中形成的主要想法：
作為率先從計劃經濟的舊體制下脫穎而出的地區，浙江經過20年的高速發展，人均GDP已經超過2000美元，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進入了工業化的后期階段。但在新的條件下，憑借體制優勢和低檔次、低價格勞動密集型產品迅速發展起來的浙江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
20世紀末期，沿海（特別是江蘇、廣東、福建等省）民營經濟的發展加速，它們的工商業和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好，基礎設施、投資環境不斷優化；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多種所有制經濟逐漸形成，而使浙江的經濟體制優勢不再那么突出。其它地區的這種發展，使1些浙江人士發出了“速度比不過廣東，質量比不過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蘇，潛能比不過后發省”的警號。此外，隨著國內市場逐步與國際市場全面接軌，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資源的短缺，都對浙江企業的當前生產和未來發展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浙江經濟要再上1個臺階，必須全面提升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這主要涉及3方面內容：1是產業升級和經濟的“高度化”，2是從早期初級市場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提升，3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適合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政府。
1、浙江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向
浙江經濟是通過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發展起來的。這種產業的產品檔次低、附加價值小、利潤微薄、競爭力差，難以在日益加劇的國內外市場競爭中長期立于不敗之地。正因為如此，浙江先行地區溫州曾經繁榮1時的燈具、服裝、紐扣等專業市場逐漸走向沒落。目前政、學、企各界已經形成共識，認為浙江如果不能盡快實現產業升級，它的發展前景不容樂觀。問題在于，浙江應當沿著什么道路，朝著什么方向進行產業升級？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這對于發展中國家能否順利的實現發展目標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從農業國到發達工業國的經濟發展，大體上可以區分為“起飛以前”、“初級發展”和“現展”3個歷史階段。在這3個階段中，大體上采取了3種不同的增長方式（增長方式、增長類型的這種變化最先是由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加以總結的（參見《經濟學》（第12版），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頁）。）：在“起飛前”的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投入。它的主導產業是農業。在“早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物質資本積累和物質投入增加。它的主導產業是大量耗費資源的重化工業（1931年德國經濟學家W·霍夫曼把這種增長方式外推到工業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業將在工業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導地位的所謂“霍夫曼經驗定理”。不過20世紀歐美國家的工業化并不是按這1“定理”進行的。）。由于在這種增長方式下經濟發展受到資源有限性的極大制約，而且物質資本（不變資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帶來利潤率的下降、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等經濟社會問題，先行國家在“現展”階段，即工業化的中后期轉向了以人力（知識能力）資本積累、技術的改進和效率的提高為主的現展。在這個階段中，推動經濟發展的產業，在20世紀早期是服務業，在20世紀后期，則是信息產業。不少經濟學家指出，20世紀后期東亞經濟發展之所以出現曲折，就是因為沒有能夠從粗放增長的早期發展方式成功的轉向集約增長的現展方式。
看來，浙江目前所面對的，正是這樣1個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方式轉換問題。據我們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導地位的意見是沿著先行國家的早期發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現展道路以便迎頭趕上。不少人認為，浙江已經進入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階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業“欠厚度”，應當超高速地發展基礎原材料、電力、石化、冶煉、重型機械、汽車、造船等重化工業，實現“從輕型制造業為主向重型制造業為主的高級化”（《尋找重化工業時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報》2004年3月19日。）。盡管浙江在發展服務業方面有深厚的歷史積淀，部分企業前些年在發展信息產業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現，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很多企業還是向著“重型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這種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業率等弊病也就很快顯示出來。
這首先表現為投資的大幅度增長。在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浙江省GDP增長了57％，而固定資產投資卻增加了150％。這表明，經濟增長是靠大量資源投入支撐的。
這樣，在浙江經濟增長提速后不久，就出現了土地、能源、運力、淡水以及生態環境的全面緊張。以電力為例，西方發達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電力消耗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大致為1，而浙江省2003年則高達1.70以上，造成了電力的極度緊缺。與此同時，無法從國外進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產和生活資料也成為經濟發展的硬約束。
以上的情況說明，這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費資源的粗放發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續的。作為1個資源稟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國家，我們必須發揮“后發性優勢”，即充分汲取先行國家的經驗，轉到現代經濟發展道路上來，靠效率提高為主的內涵增長方式實現持續發展。這對于自然資源貧乏的浙江甚至中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發揮“揚長避短”和“后發性優勢”，從發展的需要來看，浙江必須在以下幾方面做出更為積極的努力：1是建立完備的教育體系和提高各類教育的教育質量，使浙江的人力資本逐步積累；2是努力研發和應用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IT），實現產品升級和技術升級；3是發展服務業，以便改善在現代經濟活動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動，使人們在現代經濟活動中越來越多的交易活動變得更為簡單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4是大力發展信息產業，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浙江產業沿著現代經濟發展的路徑得到提升；5是努力提高企業的核心能力，創建自主品牌和參與國際競爭，促使有條件的企業由為外商做代為加工（OEM）、代為設計（ODM）升級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2、企業制度和市場組織的完善
要順利實現由粗放到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是要有1個好的經濟體制，對于浙江來說，就是把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初級市場經濟提升為現代市場經濟。這必須從企業制度和市場組織兩方面進行。
（1）提升企業制度，優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經濟的發展初期，基本的企業組織形式是個體業主擁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廠”的家庭廠商。在企業規模擴大、雇員增多、業務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原有的企業組織形式就不再適應，需要提升。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大中型企業在企業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趨勢，是向產權社會化、經營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轉化。但是，目前浙江絕大多數企業步入營業額在1～2億元以上的中型企業以后的1般做法，是組成具有“核心層”、“緊密層”、“松散層”、“協作層”等多個層次的“企業集團”。這種多級法人制的企業往往由于各“成員企業”之間存在利益沖突而成為1個缺乏統1意志和統1步調的諸侯聯盟，造成資金分散、相互拆臺、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損害整體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1些企業正在努力將自己整合成多事業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應當支持他們的這種努力，為我國大公司的成長提供更好的條件。
應當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需要改組為公司制的現代企業。不同行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具有不同歷史背景的企業要求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少數大企業和為數眾多的小企業并存的。不過，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小企業，也必須是具有自己核心競爭力的“專、精、特”的企業，在企業組織與管理上必須是嚴密和有效的。
無論是大中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改善組織和管理的關鍵都在于引進經理人員、會計人員、工程師、高級技工等專業人員，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浙江很多企業都是家族企業，或是由家族企業演變而來，如何保證引進的專業人員與業主以及老板的業主成員和衷共濟地共事，是1個企業能否在現代市場的激烈競爭中站穩腳跟的關鍵。從目前的情況看，在家族企業引入職業經理人等專業人員還存在不少障礙，例如，業主家族和企業的文化氛圍排斥外部優秀人才，對職業經理人的權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職業經理人本身的管理經驗不全面，專業人員缺乏高尚的職業道德等。要改變這種情況，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2）實現由早期市場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提升
關于市場狀況的改變，目前在浙江最受矚目的，是市場的“業態升級”。在浙江經濟早期發展中，采取“3現交易”（現場、現金、現貨交易）作為主要交易形式，這種交易方式輻射范圍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規模難以有大的擴展，甚至會逐漸走向萎縮。目前浙江1些地方，如義烏、紹興的專業市場正在進行從“3現交易”到以貿易公司為中介的業態升級，并且已經取得1定的成效。
應當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專業市場升級到了以商業企業為中介的交換，也還不能說浙江的市場“業態”已經從早期市場經濟提升到了現代市場經濟。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的學說，市場交換有3個遞進的發展階段，這就是：（1）在熟人之間重復進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換；（2）由交易雙方所屬的族群、商會、宗教等共同體實施合約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換，即早期市場經濟；（3）通常在陌生人之間進行的范圍廣大、由第3方（通常是政府）實施的非人格化交換，即現代市場經濟。顯然，浙江大部分地區的市場還處在從第（1）種交換形態到第（2）種交換形態的過渡之中。我們的任務，是要創造條件，進1步實現由第（2）種交換形態到第（3）種交換形態的過渡。
現代市場經濟有3個最重要的特征：1是上述高級形態的非人格化交換占主導地位；2是交易部門，即商業、金融、電信等服務業高度發展，使流通“業態”能夠提升到用現代信息技術裝備起來的全球化的供應鏈管理；3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由公正的第3方來實施合約。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服務業的高度發展對于降低在總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據沃利斯和諾斯計算，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1個世紀以前，這個比例只有20％（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3聯書店，1994年版，第38頁）。香港利豐集團董事長馮國經指出，在從購入原料直到進入消費者手中的整個供應鏈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處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豐研究中心編著：《供應鏈管理：香港利豐集團的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頁）。因此，發展服務業對于降低總成本和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率具有重要意義。）。浙江服務業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較好的基礎。建國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緩慢。改革以后仍無大的起色。在最近幾年“重點發展重化工業”的浪潮中，服務業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3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9.7％，仍大大低于當代典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對于浙江省改善經濟結構和提高經濟效率是極其不利的。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加快發展流通業、金融業、電信業和其他服務業，浙江就能在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使自己的競爭優勢得到確立。
3、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進浙江產業升級和提升浙江經濟形態的關鍵在于轉變各級政府的職能，建設適合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服務型政府。與計劃經濟下的從宏觀到微觀、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較，這種服務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1）限制各級黨政機關配置資源和進行微觀干預的權力
在過去20多年中，浙江許多地方黨政領導機關及對待企業的態度比較開明，使企業的經營環境較為寬松。這也是浙江民營經濟能夠較快成長的重要原因之1。然而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相比較，浙江各級政府仍然擁有過多的經濟資源的支配權和對企業微觀活動的干預權。特別是近年來各地加強政府對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領導以后，許多地方黨政領導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資源和銀行信貸資源來“經營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產業規劃”發展“支柱產業”，按照“重點扶持企業”名單“扶大、扶優、扶強”。
政府充當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是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的。這既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效率損失，也是滋生腐敗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浪費土地等極度稀缺資源的情況，表明政府成為稀缺資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較大的負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對造假、售假等的“睜只眼，閉只眼”等執法不力，甚至包庇縱容（例如，1位赴浙江采訪“假奶粉”源頭的記者寫道：“在浙江蒼南，1些企業都已經向《新民周刊》記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門在接受采訪時依然套話連篇，矢口否認當地企業生產劣質奶粉?！保ā缎旅裰芸?004年4月26日～5月2日刊。）），也給我們提出了警示：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不應過于緊密，否則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員和運動員合1，產生黨政官員弄權枉法、等弊病。
在我們召開的座談會上，有不少地、縣領導提出這樣的指導原則：凡是市場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間組織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場現在還管不了的微觀經濟活動，也要創造條件讓市場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應當盡量運用市場手段和經濟杠桿進行間接調控。例如，寧波地區工業用水極度緊缺，運用價格杠桿進行調節，就比采用工業用水配給制更富有彈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資源的使用效率。1位企業家說得好，浙江應當利用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即將生效的機會，全面系統地對行政審批作1次徹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發展民營中小企業1樣，率先取消審批制度，進行1次新的制度創新。
（2）有效地執行政府的服務職能
政府淡出市場并與企業保持距離，并不意味著政府應當無所作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在設定和執行市場規則、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對特殊行業進行監管、主持社會公正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級政府機構1方面對不該管的事管得太多，另1方面又有許多該管的事又沒有管。浙江企業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強政府的服務功能：
1.實現政務公開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電子政務硬件設施是比較完備的，但應用卻顯得不足。政府必須對公共信息的公開化作出明確規定，將各種法規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過政府網頁公之于眾，便于群眾監督，并使企業和居民個人對于自己的行為后果具有可預測性，使官、民的行為都受到法律的約束。
2.切實保護產權和嚴格執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易中，政府作為公正的第3方實施合約是1個不可或缺的前提。為了提升浙江的市場“業態”，必須實行法治。加速企業核心技術開發的關鍵在于切實保護知識產權，使創新者得到利益。目前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等現象仍然相當廣泛地存在。這種狀況必須盡快加以改變。
3.改善文教設施和商貿環境。近年來，浙江各地在道路、大樓、廣場、綠地等城市“硬件”建設上下了很大的力氣，但對文化、教育、信息等“軟環境”建設卻有所忽視。實際上，為了留住本地的廠商、吸引外地廠商，“軟環境”的改善較之“硬環境”的建設更加重要，各級政府應當對它付出更大的努力。
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6
宏觀經濟、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緊密相連、息息相關，了解并掌握我國宏觀經濟最新趨勢很有必要。在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的市場經濟開始進入迅速發展階段，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經濟發展步伐，也提升了人們生活質量。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作為其中重要指導方，其運用領域不斷擴大，但受到計算機技術等多方面的影響，仍然存在部分急需解決的問題。如何克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進行合理判斷分析，從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將有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調控和解決，是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1關于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具體概述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是經過兩種知識體系發展而來，即統計學知識體系以及經濟學知識體系。這兩個知識體系的相互融合，并遵循宏觀經濟理論，分析經濟發展規律的過程，能夠根據相關數據資料，得出科學的國民經濟運行，并對發展過程的持續性和穩定性進行驗證。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至今主要經歷了三個非常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大階段主要將其重心歸納為國民經濟，并將統計指標劃為關鍵點，以當時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現實情況為依據，對經濟進行分析探討；第二階段為國家經濟審核體系完善期，核心經濟指標確定，宏觀經濟分析中的科學統計得到優化；第三階段為宏觀統計與微觀統計相輔相成階段，形成新局面。上述內容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中分別占有地位，其職能依次為分析過程的關鍵內容與重要基礎、對研究問題做出定性認識以及統計局在年初做好上一年度的經濟統計分析。以上三個工作內容能夠解釋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矛盾，并科學預測經濟發展態勢，針對經濟制度或者運行過程存在的問題，提出針對性管理建立。
2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方法逐漸增多，在促進經濟預測準確性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2.1工作人員綜合素質因素導致缺乏創新思維
受到工作人員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在分析過程中，其缺乏統計過程的創新思維，統計分析方式較落后，在分析時不能很好的遵循統計原則，使得統計分析結果存在誤差。與此同時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給統計分析賦予了新的時代要求，但實際運行時，工作人員綜合素質的局限性無法準確把握大數據時代特征，導致構建出的經濟統計分析模型無法準確預測經濟趨勢。
2.2市場機制被弱化
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階段，實行投資補息、國債技改等政策，擴大了投資規模。但與此同時投資需求的增長速度沒有上升的跡象，經濟增長速度呈現一種下滑的趨勢，使得市場機制本身的推動力被弱化。
2.3出口難以為經濟增長起到大的作用
自從2012年以后，凈出口已經沒有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實際貢獻率，相關文獻顯示凈出口不僅沒有帶來增長甚至還出現負貢獻率得現象。分析其原因發現是由于出口量以及進口量減弱，且都出現衰退跡象。在這種條件形式下，經濟增長更多的是靠內需，只是從當前來看，投資消費的增長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來明顯放慢了步伐，影響著出口、跨過企業的積極性。
2.4消費需求低迷且國民收入分配懸殊較大
很多居民收入主要是用來消費可增長平緩，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國民收入懸殊較大、資源分配非常不合理，其收入增長跟政府收入增長比較起來要慢，所以消費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是很協調，因此供需矛盾突出。
3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建議
3.1深化中小型企業生產模式改革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小型企業存在一定的劣勢，其主要劣勢為融資困難，在貸款項目上存在較大阻礙，不利于經濟的發展。政府應加大對中小型企業的政策支持，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經過簡化銀行貸款手續流程及降低銀行貸款門檻，為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與資金支持。同時也可以借鑒國外的立法制度體系為中小型企業出臺科學的發展優惠政策。幫助中小型企業制定適合其發展的方案，不斷推進其發展，引導其朝著健康、科學的方向發展。
深化中小型企業生產模式改革不僅助于企業的發展還是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2融合多種統計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大數據的時代背景，傳統的統計方式已經無法準確把握大數據的特征的發展趨勢，因此相關部門和工作人員必須順應時展潮流，對經濟信息進行多方面的分析。通過融合多種統計方式，進一步加深政府部門對宏觀經濟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提升統計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以便更加及時地預測經濟發展態勢。
4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