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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經濟發展范文1
從金融體系人手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主要有三種思路：一是研究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二是研究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三是研究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金融中介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開創性的工作是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最優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King等從77個國家1960-1989年的數據中進行采樣，并且系統地控制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選取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物質資本積累率、國內總投資與GDP的比率、經濟效率增進即物質資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Depth指標(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規模，選取Bank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除以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與中央銀行國內資產之和)用于衡量一國商業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的規模，選取Private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除以國內信貸總量減去銀行間貸款之差)和Privy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除以GDP)兩個指標用于衡量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測度指標和經濟增長的測度指標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同時嘗試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夠用來預測此后30年的經濟增長率差異，運用工具變量法估計，結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確實可以作為預測此后30年經濟增長水平的有效預測因子。因此，該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解釋和預測能力(1993)。
Beck等運用工具變量法研究其因果關系，首先將法律起源指標作為工具變量，以去除金融中介體發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對71個國家1960-1995年間的純橫截面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同時使用差分動態面板估計量和系統動態面板估計量去校正純橫截面估計量所引致的誤差。在此基礎上，用廣義矩方法對71個國家1961-1995年間的以5年為單位進行分段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工具變量法的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發展的外因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很強的關系，金融發展在經濟學意義上對經濟增長有較大的影響。
Benhabib運用面板數據，分析了金融中介機構發展指數與經濟增長、投資和總產出增長因素之間的關系。發現金融機構的發展與總產出增長因素、人力與物質資本投入的累積因素有很強的相關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機構發展指數與不同的經濟增長因素有關(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銀行信貸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停滯的重要指標(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40個國家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發展有明顯的相關關系，股票上升的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增長率提高的時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場的指標單一，其他學者采用多指標研究，提出了六個較為全面的指標，在這基礎上提出四個總體指標，運用這些指標并以44個發展中工業化國家1986-1993年的數據進行橫截面跨部門分析得出：一般說來，在人均實際GDP較高的國家，股票市場發展程度也較高(Demirga Kunt，1996)。
對于股票市場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許多學者也做了相關的研究。萊文和澤沃斯(1996)使用41個國家1976-1993年的數據，把整個樣本期以1985年為界劃分為兩個子時期，得出在股票市場總體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相關關系的結論。萊文(1996)細化了選取的指標，采用GDP增長、資本形成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采用股票市場規模、成交量、交易率、國際一體化水平和股票市場波動率等6個指標來衡量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用47個樣本國1976-1993年的數據回歸分析后，發現股票市場成長與現在及未來的經濟增長、資本形成及生產率提高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股票市場不只是反映經濟增長的變化，而且股權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分配、資本的形成和經濟的快速增長。
(三)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些學者致力于從整個金融體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萊文和澤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對金融功能從不同側面給予研究。實證結果表明，銀行指標和股票市場指標都與同期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以及生產率增長率有著顯著正相關關系，是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以及生產率增長率很好的預測指標。
雖然Levine和Zervos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遺憾的是這個研究并沒有為我們指明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之間因果關系的方向，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法發展下，有學者使用時間序列數據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法檢驗巴西1980-1997年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首先通過Dicky-Fuller檢驗來判斷經濟增長率和金融發展指標這兩個時間序列是否平穩，以避免出現由非平穩變量帶來的偽回歸，緊接著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判斷影響關系及其方向，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互為因果關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選用的金融發展指標無法刻畫出各國金融體系的差異，因而無法解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在一些國家具有因果關系，而在另一些國家卻不具有因果關系或者回歸結果不顯著的現象。于是，有學者把金融體系劃分為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來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在金融部門發展的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門不發達時，銀行主導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場主導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門相對發達時，市場主導型所起的作用則要大于銀行主導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學者使用VAR模型實證研究了兩種金融體系的經濟績效，結果發現一方面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遠遠小于銀行部門發展的效應(Arestis等，2001)。這些研究正好解釋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在某些國家顯著，而在另一些國家卻不顯著的結論。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對橫截面數據還是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因遺漏了一些變量而產生的偏誤，以及應用聯立方程組去描述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時可能存在的聯立性偏誤。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數據和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研究，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時期其他影響因素，可以提高數據的差異，較精確地證明因果關系。較著名的研究是通過對40個國家1975-1998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用廣義矩方法消除差分統計量潛在的估計
有偏問題，同時為了從長期的角度來考察股票市場、銀行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將時間按每五年劃分為一個階段后再取平均數，實證的結果表明，股票市場發展和銀行發展對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場的規模與經濟增長率之間不存在緊密的聯系(Beck等，2004)。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是經濟個體能否在市場上交易以及能否帶來高生產率的生產技術所有權，才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還有學者采用一個差分面板估計量去消除由尚未觀察到的國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誤。并力圖消除由聯立性偏誤所引致潛在的參數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礎上，利用面板分析技術對47個國家1980-1995年間的年度數據所進行的計量分析表明，銀行和股票市場的發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經濟增長(Rousseau等，2000)。
從前面的文獻綜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發展有利于經濟增長，股票市場的發展也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從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結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都能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金融中介的促進效應大于股票市場的促進效應，同時，如果股票市場波動較大不利于經濟的增長，這也暗含股票市場如果發展好的話即波動不大的話將會對經濟產生促進作用。
二、西方學者從樣本國家選取角度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從金融體系角度綜述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的結論是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在實證研究中，樣本的選取對實證結果存在影響，在此研究中，不同國家金融發展狀況不同，可能對經濟增長影響不同，因此，有必要從樣本國家選取角度進一步分析。
(一)對發達國家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
關于發達國家跨國數據的分析，有的學者使用單位根檢驗、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協整檢驗和弱外生性檢驗考察了德國、美國和韓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樣本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國和美國檢驗結果相似即股市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而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韓國的金融發展用金融抑制指標來測度，樣本為1956-1994年，檢驗結果顯示韓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金融抑制指標是弱外生變量，這表明韓國的金融自由化進程促進了經濟增長(Arestis等，1997)。
有的學者選取美國、英國、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個國家的三變量系統(GDP、貨幣基礎和由金融部門資產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數據進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因果關系檢驗和水平VAR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這兩種方法檢驗了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這五個國家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都有顯著的促進效應，而反饋效應并不顯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學者進一步拓展了關于金融發展在美國經濟增長中的歷史性作用的研究，加進了股票市場，并對1790-1850年的數據采用多變量時間序列方法進行分析，考察了銀行、股票市場同投資、進口和建立公司之間的關系，結果支持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的理論(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存在差異，有的學者選取德國、美國、日本、英國、法國五個工業化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德國、日本和法國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的，美國和英國是市場主導型的。結果發現在德國、日本和法國這三個銀行主導型的國家中，金融發展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而在美國和英國這兩個市場主導型的國家中，經濟增長微弱的影響金融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國和英國股票價格多變性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在德國不顯著，只有在美國有正面影響(Arestis等，2001)。這說明股票價格多變性可能增加了實體經濟的不確定性，進而削弱了經濟增長。
(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
有的學者使用71個發展中國家1960-1980的年度數據，選取實際GDP增長率、勞動力增長率、投資與GDP之比、對外出口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金融深化即金融體系流動性負債與GDP之比作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標。將樣本數據分為三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別進行了估計。首先，對所有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其次，將國家按地區分為不同的組分別進行回歸，最后，單獨對每一個國家進行回歸。實證結果表明：一是跨國和跨地區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二是85％的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強的、正相關關系；三是低收入國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影響強于高收入國家；四是金融中介與出口擴張、資本形成率對經濟增長所發揮作用比勞動力增長因素更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有趣的是，結果發現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金融中介促進增長的模式卻是相同的。即研究結果間接的說明了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學者采用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和面板協整分析，考察了10個發展中國家1970-2000年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從長期來看，是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短期不存在這種因果關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學者則對樣本數據劃分了層次，選擇14個中、低收入國的數據，利用時間序列和動態異構面板方法進行跨國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敏感性。他們利用自舉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這些樣本國家存在金融發展、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顯著的異構性(Luintel等，2008)。
(三)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作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
從Atie和Jovanovic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40個國家實證研究已表明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發展有明顯的相關關系。除此之外，有的學者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檢驗了41個國家1960-1993年金融發展對投資和產出的增長效應。實證結果拒絕了金融發展的需求跟隨型假說，支持供給導向型假說(Xu，2000)。即拒絕了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的假設，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的長期增長作用顯著。
有的學者則運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術檢驗了109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1960-1994年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通過分別回歸得出：一是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結合在一起得出金融發展一般都能導致經濟增長；二是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分為兩個樣本分別進行回歸，結果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都是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三是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顯著強于發達國家；四是樣本區間越長，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越明顯，這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長期的；五是金融發展通過促進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增長，且該效應在發展中國家強于發達國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學者對74個國家1966～1995年的數據選擇不同的分位數作為高低兩個分界點，把每個國家的金融發展水平分為高、中、低三個區域，采用廣義距方法對面板數據的分析表明，在金融發展的低水平階段，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確定的；在中級階段，金融對經濟增長具有比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階段，作用雖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級階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從以上分析看，對發達國家的研究中，有力證明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是，盡管發達國家資本市場非常發達，銀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明顯大于股票市場的作用；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中，其結論也支持了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在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作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中，其結論也支持了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但是，部分研究證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發展中國家(低收人國家)要大于發達國家。
三、中國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綜述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借鑒西方學者的的研究方法，檢驗了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我國這方面的研究不管從時間上還是技術方法上都比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時間序列季度數據，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線性回歸分析，以檢驗在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有某種程度的線性關系。其中金融發展用金融深化指標(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動負債M2與當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貨幣銀行在配置國內信貸過程中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指標來表述，經濟發展指標用季節調整后的GDP環比增長率和當季進出口貿易總額與當季GDP的比率來表述，研究結果表明，在中國，金融中介特別是存款貨幣銀行在配置國內信貸過程中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談儒勇，1999)。
考慮到談儒勇沒有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及選取的樣本比較短，有的學者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其研究進行補充檢驗，結果顯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并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數量擴張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的(曹嘯，吳軍，2002)。后來又有學者擴大了樣本，利用中國1952～199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了一個多變量向量自回歸模型系統實證研究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發展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關系，金融中介效率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金融中介規模的擴大對經濟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促進投資規模的增長；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與國有、非國有工業的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李廣眾等，2002)。
以上學者都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而對中國金融發展與地區差距方面的探討比較少，有的學者利用中國1988~2002年期間金融中介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東、中、西三個地區分別對他們之間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實證研究。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實證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規模指標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之間在東中西部地區均存在顯著的長期相關性。另外，東中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不同的，在東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形成了良性互動的關系，而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不顯著(周好文，鐘永紅，2004)。還有學者對中國大陸除和重慶29個省1978-200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單獨對各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運用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和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就長期而言，中國金融發展是供給導向型的，即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國金融發展是需求跟隨型的，即經濟增長帶動了金融發展(孫力軍，2007)。
(二)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我國學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數據得出在樣本區間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談儒勇，1999)。對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定量的分析運用一些傳統計量經濟學方法，且以經驗性的單方程為主，在確定自變量和因變量方面存在較大的隨意性，在應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時，在滯后期的選擇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鑒于此，有的學者又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框架下格蘭杰因果檢驗和沖擊響應方法對中國1995-2001年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分析，選取季度人均實際GDP的對數值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資本化率、交易價值、季度周轉率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實證結果表明，中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只存在著由經濟增長到股票市場發展的單向因果關系，而股票市場規模擴張沖擊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十分微弱(冉茂盛，張宗益，陳梅，2003)。有的學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場規模的指標與經濟增長有正的相關關系，而反映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指標與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冀志斌，彭克強，2004)。有的學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數據運用序列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檢驗。實證結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經濟增長的GDP增長率指標和代表股市規模的資本化指標、代表股票市場流動性的交易價值指標以及代表股市流動性的換手率指標之間都存在正向的協整關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長率到資本化和交易價值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但經濟增長指標GDP增長率和換手率指標之間不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李凍菊，2006)。
(三)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對于中國金融市場、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國學者也做了相關的研究。有的學者對指標做了改進，選取家庭部門所持有的直接證券數量和企業部門所發行的直接證券數量作為衡量金融市場的發展指標，選取銀行對家庭部門的主要負債額一儲蓄總額和對企業部門的資產一信貸總額作為衡量金融中介發展水平的指標。實證結果表明，盡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都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相比較而言，金融中介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重要(戰明華等，2002)。有的學者采用帶有控制變量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運用中國1981～2002年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密切聯系且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王志強等，2003)。
有的學者則使用單位根檢驗和Johansen協整檢驗技術對1994―2002年的季度數據檢驗了中國信貸市場發展和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信貸市場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效應是通過信貸比重的增長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趙振全等，2004)。有的學者在控制股市流動性和波動性的情況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對1991-2004年的季度數據對中國股市發展、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而且相關關系為正，說明銀行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股市發展和股市流動性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均沒有任何因果關系，在考慮銀行發展的情況下，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著負面的影響?？紤]到系數的非顯著性，認為股市發展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任何促進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動性與經濟增長和銀行發展之間有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而且相關關系為負(粱琪等，2005)。
最近這兩年，有學者基于1952-2007年中國數據利用VAR因果關系檢驗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中國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說明銀行業體系對中國經濟增長占據重要地位，其作用大大高于股票市場(陳偉國等，2008)。
近年來經濟發展范文2
關鍵詞：國內生產總值；生態環境；相關分析；多元回歸分析
云南省作為連接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板塊，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國與東盟對外貿易進程中取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在國家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下，云南省的經濟發展呈現出高速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得到了顯著提高；通過對外貿易的增長實現了出口創匯；促進了經濟增長；帶來了就業的增加；同時也推動了國家和區域間的文化交流。云南省經濟快速發展成為當下的新常態。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伴隨著經濟的增長，資源過度利用、資源浪費、生態環境受到破壞和污染的現象也與日俱增。經濟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存在的，文章分析了云南省經濟發展現狀和生態環境現狀，選取近年的云南省相關的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以檢驗近年來云南省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一、研究背景
本文選取了自2005年至2014年云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反映生態環境的四個指標，分別是：廢水、工業廢氣、煙塵和工業固體廢物的年排放量。根據數據顯示，近年來云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在不斷增大，增長速度也處于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都出現了大幅度增加。如果長期下去勢必會阻礙云南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二、實證分析
通過使用SPSS對五個指標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國內生產總值與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呈現高度的正相關。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四個指標的相關性分別是：0.948、0.935、0.768、0.897，并且通過了顯著性的檢驗，如表一所示。顯然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惡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通過相關分析發現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四個指標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我們還可以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一步定量研究。具體方法是：1、將國內生產總值設為因變量Y，分別將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用自變量X1、X2、X3、X4來表示。2、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3、建立的線性回歸模型進行統計學上的顯著性檢驗。如下表二（系數表）所示。
根據數據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模型：
Y=-3093.167+1261.809X1+0.722X2+126.881X3+0.782X4從系數表可知模型中各變量經過t檢驗，均顯著成立；另外可決系數R2=0.966，表明該回歸方程擬合的好，具有一定代表性。也意味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就會使得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增加，由此可見云南省經濟的增長帶來環境的破壞。
三、結論
當前很多地方將自身的發展局限在經濟發展的范疇，而經濟的發展需要依賴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支持，同時不可避免地要對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又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二者能否兼顧？從長期來看，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環境的改善可能有助于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也能為環境保護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支持。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注意1、不應該對GDP過度強調，這個指標并不能涵蓋社會、經濟的全部內容，我們應該更加關注GDP的質量和效益，即發展綠色GDP。2、增加技術投入，轉變發展方式；通過提高企業的生產技術，降低企業污染物的排放，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3、健全和完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在環境保護中應堅持“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進一步完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其次，通過不斷宣傳和法制建設，形成全社會自覺保護環境的強大理論，依法打擊破壞資源與環境的違法犯罪活動。通過以上措施經濟發展的同時可以兼顧環境生態的保護，這樣就能促使云南省經濟、社會以及各方面呈現又好又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臧天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內容及政策調控[J].商業經濟研究，2016（11）.
近年來經濟發展范文3
關鍵詞：外債規模；適度規模；償還問題。
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世界上許多不發達國家為了本國經濟的起飛，大都利用西方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來發展本國的經濟，這就形成了借用外債來發展經濟的模式。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初，就吸引外資，引進設備和技術，利用我國的原料和生產力發展我國的經濟，使中國制造走出國門沖向世界，使我國成為利用外資的成功經驗，多年來是我國人民的生活得到提高，同時，促進了我國經濟產值的持續增長。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外債并不只是顯示它有利的一面，同時外債也有極大的風險性，所以說外債具有“雙刃劍”的性質，外債的潛在威脅會對我國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帶來巨大的風險。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我國的外債開始由于規模小還沒有重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從 1994 年開始，由于引進項目的增多，使外債規模呈現在世界發展中國家中最大債務國。2012 年 6 月末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2 年 3 月末，我國外債余額為 7512.61 億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和臺灣地區對外負債）。其中，登記外債余額為 4801.61 億美元，企業間貿易信貸余額為 2711 億美元。從債務類型看，登記外債余額中，國際商業貸款余額為 4128.80 億美元，占 85.99%；外國政府貸款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余額為 672.81 億美元，占 14.01%。因此，有計劃有步驟的利用企業利潤進行償還債務，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
一、我國外債現狀與外債擴大的原因分析。
（一）我國近年來的外債規?，F狀。
從我國外匯管理局網站的信息得知，2012 年我國的債務期限結構來看，中長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為 1935.59億美元，短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為 5577.02 億美元，其中，企業間貿易信貸占 48.61%，銀行貿易融資占 26.50%，二者合計占短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的 75.11%，主要與我國近年來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從債務人類型看，登記外債余額中，中資金融機構債務余額為 2448.37 億美元，占 50.99%；外商投資企業債務余額為 1371.58億美元，占 28.57%；外資金融機構債務余額為 545.91 億美元，占 11.37%；國務院部委借入的主權債務余額、中資企業債務余額以及其他機構債務余額分別占 7.81%、1.23%和 0.03%。上述數據是我國債務的現狀，這些數據的掌握有利于掌握我國外債的存、流量，同時有利于適度的分析和掌握，這對于我國的外債的借貸和償還是非常必要的。當然，對于一個國家的外債存量是某一時段的國家外債凈流量的累積數額，也反映出該國對債務的負擔能力。
（二）對我國近年來外債規模擴大的原因分析。
在 2007 年－2009 年暴發了世界的金融危機，這是影響到全球的一場金融風暴。它源于美國房屋信貸的危機，使美國的廣大投資者對按揭失去了信心，這才引發了美國的流動性危機。導致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雖然多次向金融市場注入了巨額的資金，但最終也沒能阻止這場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世界經濟發展的動蕩。到了 2008 年 9 月9 日，這場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就開始失控，開始波及到整個世界，并導致許多大型的金融機構倒閉，為了不引起廣大投資者的混亂只好由政府接管，穩定市場經濟的動亂。由于我國的國情與美國不同，這場世界級的金融風暴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影響較小，雖然是好事，但也有值得深思的問題。近幾年來我國在國際國內的經濟大環境下，經濟形勢得到較好的發展。在我國出現了外債來源充足和國內經濟發展對外債需求兩旺的局面，這也成為提高我國外債規模擴大的根源。近年來，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到快速的增長期，是我國 GDP 的年均增長量高于同期全球經濟的增長率，這是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豐碩成果。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得到深化和提高，使我國市場經濟的投資取向和市場環境更加穩定、透明，增強了海內外投資者對我國經濟發展前景的信賴。為國際資本流入到中國創造了較大空間。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需求旺盛，但由于我國的儲蓄和金融市場的不完善，難以吸引廣大投資者的熱情，因此，許多中小企業只能尋求境外貸款來解決建設資金缺口。
二、關于對我國外債規模的適度性的研究。
適度外債規模是一個國家在發展中需要的，對于外債確切地說是指一個國家在它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時期，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適度的外債規模是可以被國家的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并具有償還能力，同時不會影響國際收支平衡時的利用外債的規模。對于一個國家外債應該是多少才是適度的外債規模，這取決于國內經濟發展對資本的客觀需求、國內資本的積累能力、國際資本的供給狀況和國內經濟對外債的承受能力。其中衡量外債適度規模最重要的原則是本國經濟對外債的吸收消化能力和償還能力，即外國資本流入能否保持國內財政、信貸、物資和國際收支的綜合平衡能力。
（一）如何評價一個國家的外債規模。
對一個國家的外債規模應處于何種水平為適度和合理，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從經驗來看，難以進行確切的定量分析，只能尋求一個適度性的規模。國際上流行的評價指標及國際警戒線值得我們認真借鑒。這些指標較多，在這些指標中，償債率和債務率是兩項最重要的指標。一般而言，國家的債務率突破 100%和償債率突破 20%，就有可能發生償債困難。但是償債率和債務率等項指標作為考察國家對外償債能力的重要指標，其適用和有效范圍是有限的。因為一個指標只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債務狀況和償債能力，而不能反映問題的所有方面。其他經濟因素甚至非經濟因素都會對國家的償債能力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情況下，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的急劇變化，金融創新手段的飛速發展，對各經濟主體之間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對國家的外債形勢造成更多的不可予測的因素。
（二）一個國家如何利用外債加速經濟的發展。
在國家利用外債加速經濟發展中的實踐證明，如果有效的利用外債，可以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否則，將會加重國家的債務負擔，影響國際收支平衡，阻礙經濟發展，甚至危及國家的經濟主權。因此，建立適度外債規模指標體系，研制早期預警系統，對于防范債務危機的發生是非常必要的。為了切實把握影響外債規模的因素，必須形成外債適度規模的評價體系。第一，是國家對外債承受能力的指標。這類指標是外債的總量指標，它反映出外債余額和國民經濟實力的關系，具體可分為負債率和債務率兩個指標；負債率是指國家對外債務余額占 GNP的比重。債務率是指國家外償余額占當年商品與勞務出口創匯的比重，反映國家創匯能力對外債的承受能力。第二，是國家對外債償還能力的衡量指標。反映每一年還本付息總額和經濟實力的關系。主要有償債率、還本付息和當年財政支出的比率和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的比率。外匯儲備是衡量國家對外經濟實力的標志，外匯儲備量可以標志國家對外償債能力的強弱。第三，是國家對外債結構的衡量指標。這類指標是在外債規模既定的衡量指標。
通過債務內部的各種對比關系反映舉債成本，并預示償還時間和償還能力。
三、結語。
一個國家的債務結構和外債規模之間是具有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關系的。因此，任何國家在發展中都可以采取適度的外債規模，保持合理的債務結構，這對于快速的發展經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探討我國外債的適度規模及償還問題分析時，應對比分析我國的外債現狀，提高對債務危機的預警能力。尤其是我國加入 WTO 后，由于受到 WTO 組織的制約，資本流速加快和匯兌限制已經放開，未來影響我國償債能力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如貿易收支、資本收支、外匯儲備、利率、匯率等將會發生重大變化，債務規模過大就可能出現較大風險。
因而，在今后的外債規模管理方面，更應該合理控制外債余額及外債規模，并對已有的外債制定適宜的還債計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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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雪軍，邢自霞。我國外債規模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J].財貿經濟。2008-05-15.
近年來經濟發展范文4
關鍵詞：林業經濟;創新管理;發展趨勢;研究
林業經濟對我國的經濟水平整體上升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年來我國的林業經濟管理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發展中仍然受到一定的問題限制。當前積極的對我國林業經濟創新管理進行研究局有限現實性意義。下面將對林業經濟創新管理和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詳細討論。
一、林業經濟發展現狀
近年來我國的林業種植得到了廣泛的重視，林業發展的速度也得到了明顯的提升，在經濟方面林業更是展現出了十分巨大的潛力，但在進行實際的管理和發展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限制著林業經濟的健康發展。下面將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
(一)受自身影響。林業的經濟主要依靠自身發展，因此，在當前階段我國的林業經濟，必然會受到林業本身的影響和限制。近年來我國的生態環境受到了工業化的影響，并呈現出了較為嚴重的污染，這對林業的發展勢必會造成一定的影響。而林業本身難以發展也就會給林業經濟的發展造成限制，當前林業本身的限制問題已經成為了林業經濟發展中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二)林業產權問題。林業經濟發展主要是由企業的經營和管理來實現的，因此，林業企業的管理和在林業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當前我國的林業企業在產權方面一直存在問題。眾所周知，林業資源是國家資源，林業企業并沒有相應的所有權，同時林業企業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稅需要作為國有財產當中的一部分。其次，林業企業的內部通常都存在著政企不分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嚴重的影響著林業經濟的健康發展。在當前是一個十分明顯的問題，需要及時進行解決。
(三)經營管理問題。林業企業的經營管理對林業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性作用。當前階段我國的林業企業在進行林業經營管理的過程中仍然采取傳統的管理方式，導致林業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在其管理模式下給林業的發展速度提升造成了不良的影響，這些都是影響林業經濟的重要因素，也是當前比較突出的管理問題。
二、林業經濟創新管理
(一)加強生態保護。要想促使我國的林業經濟得到持續穩定的發展，首先應重視起生態環境的保護。對此，應盡快地完善我國環境保護法，以此來保證林業經濟的管理中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同時，應對環境進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檢測，促使林業資源能始終受到保護和管理。
(二)優化經濟產業。當前階段我國的林業經濟發展中，對林業資源的深加工將是促進林業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方向和重要的支撐點。但要想促使我國的林業經濟發展中逐步向深加工發展，就需要在專業技術上進行不斷的提升和強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設備將是促使林業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對此還需要林業企業積極的與政府合作，傳統觀政府的調控來實現技術上的提升和能力上的上升。其次應建立起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化發展路線，不僅要促使我國的林業經濟在國內穩步發展，更加需要國際中強化林業經濟，促使其帶動我國的對外貿易，真正的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三)積極轉變管理方式。我國傳統的林業管理中主要以粗放型為主，而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模式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向集約化方向個發展。對此，應在林業管理當中建立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發展原則，并在此基礎上逐步的提升生態環境發展目標。
(四)重視人力資源的管理。林業經濟的發展中，應重視起人力資源管理。對此，應積極的打破傳統的管理模式，廣泛的從社會中招攬人才，來作為林業經濟發展中的主力。同時應將人力資源的管理理論和知識積極的轉換成為現實性的實踐能力，在長時間的應用中促使自我得到提升，也幫助林業經濟管理結構得到優化。
三、林業經濟發展趨勢
林業經濟要想得到穩定健康的發展，一定要認識到未來林業發展的趨勢。我國的林業經濟發展首先一定要與世界林業之間持平衡一致的狀態。當前階段我國的林業經濟已經逐漸的向戰略方向進行轉換，人工林數量在不斷的增加，同時生態環境也逐漸的受到重視，并成為了社會各界所關注的重點內容。其次，未來發展中我國的林業經濟需要向全面性和科學性方向發展，在管理上做到真正的全面化才能促使林業經濟在我國經濟中起到重要作用。林業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當前階段我國的林業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一些問題，限制著經濟的發展。面對這些問題，林業企業和政府應積極的聯系在一起，制定全面化的管理措施，并創新管理模式，促使林業經濟能得到持續穩定的發展。這將對未來我國的社會發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作者:尹連英 單位:淄博市淄川區林果技術服務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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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恒海．林業經濟創新管理和發展趨勢分析［J］．科技資訊，2015(23)
近年來經濟發展范文5
關鍵詞：投資；外商；影響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背景分析
1.世界形勢
受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技術群體化、科技社會化和發展進程高速化這三大突出特點促進了世界范圍內經濟的飛速發展，部分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逐漸趨于飽和，而部分欠發達地區或國家經濟則剛步入正軌。于是，世界市場迫切要求世界資本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重新分配，借以滿足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
2.國內形勢
從國家建設初期到改革開放時期，國家建設的重心一直擺放在經濟建設之上。盡管通過這些年的努力，我國經濟建設已經取得可喜成效，但就目前我國發展要務而言，經濟發展仍是重中之重。于是，在新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之下，國家出臺了多項規定及政策條款來促進國內對于國外資本的吸收。
二、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影響
1.滿足國內資本市場需求
就國內目前資本市場而言，所呈現現狀為：數額小、股份多、分散、難以聚攏，這樣的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國內依靠巨額投資謀求生存及發展的企業的發展，進而制約著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然而，外國直接投資的開始，國外大量資本以大數額方式涌入國內，解決了目前國內資本市場上對于大數額資本的需求。
2.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就目前國內產業結構而言，第一產業占據了我國接近50％的產業結構比重，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總體才占據了50％左右的產業結構比重。而在發達國家，第一產業的比重僅占據不到30％，而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占據比重則超過70％。由此可見，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就在于產業結構與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相脫離。然而，就國外直接投資而言，其主要投資對象是具有發展潛力的第二及第三產業，這樣伴隨著國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國內產業結構勢必將向以第三產業為主、第二產業為依托、第一產業為基礎的現代化產業結構方向發展，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現代化、長遠化、科學化。
3.促進國內生產技術提高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對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世界經濟發展動力源泉的追溯。可以說，在目前國際市場上，有超過70％的成功企業是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而取得成功的。然而，就外國直接投資形式而言，有超過投資比例20％的投資形式是先進的生產技術，在這樣一定比例技術投資的影響下，國內各接受投資企業在生產技術得到迅速提高，進而促進了國內同行業領域內的生產技術的提高，實現我國依靠科學技術而帶來的經濟的快速發展。
4.緩解國內就業壓力
經濟的發展不僅僅直接表現為經濟效益的提高，還同時表現為與經濟效益提高的其他效益得到保護，如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等。而就我國經濟建設而言，與之相關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經濟發展中的社會效益的保護，其中以民生問題為中心，而民生問題中又以剩余勞動力為最大難題。然而，通過國外資本的直接投資，大批企業在國內建成，這樣就形成了對于勞動力資源的強大吸收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的就業壓力問題。
三、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1.不利于民族資產的發展
近年來，為了積極吸取國外資本發展本國經濟，我國在經濟政策上及稅收政策上等給予了外國直接投資以十分優惠的政策條件，這些條件的積極作用在近年來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然而，人們卻忽視了這些政策的不利影響。由于這些政策的實施，外商投資享有了“超國民待遇”，這些投資轉化為商品的價格就會遠遠低于國內未享有“超國民待遇”的國內民族企業，于是國內民族企業在價格戰上占盡劣勢，不利于我國民族資產的發展。
2.地區經濟發展失衡
就外國資本對我國直接投資投資地區分布來看，東部地區占到全部投資比例的85％左右，中部地區占有約10％左右的比例，而西部地區則僅僅占有約5％的國外直接投資比例，由此可見。國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在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在外商投資的拉動之下經濟進一步發展，而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的中西部地區則會由于資本欠缺而繼續保持低迷的經濟發展態勢，最終導致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進一步失衡。
3.增加了行業壟斷危機
對于國外直接投資控股企業及國外投資獨資企業而言，其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威脅在于行業壟斷的危害。由于這些國外投資企業擁有著強大的經濟基礎為后盾，再加上他們所享有的一系列國內企業所不能享有的優惠條件，這一切，都為國外投資控股企業及國外投資獨資企業發展成為行業霸主營造了良好的環境。這也是近年來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所面臨的最大難題。
4.增大貿易順差
據稱，我國貿易結構里加工貿易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占50％左右，還有外商投資企業所占的比重是58.5％。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FDI)保持了每年五、六百億美元流入規模。鄭京平說，加工貿易本身就意味著順差，因為我們進來的產品，通過在中國加工以后再出去，一定是出口的價值高于進口的價值。
參考文獻：
[1]沈坤榮：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管理世界，1999，(3)
近年來經濟發展范文6
一、在劣勢中謀求比較優勢
__境內溝壑縱橫，山高坡陡，土地瘠薄，種糧是個弱項。近年來，__縣集中精力發展收益高、市場潛力大的優勢農產品，提高農業資源配置效率。一是面向市場，找準優勢；二是規模經營，放大優勢；三是提質增效，叫響優勢。在發展優勢產業，調優經濟結構時主要把握幾點：其一，政策調動；其二，龍頭帶動；其三，科技推動；其四，投資拉動。
二、變對抗性農業為適應性生產
__的耕地90％是坡耕地，過去尾隨平原搞糧食，埋頭發展糧食農業，由于氣候干旱，結果年年受災減產。近年來，__抓住“特”字作文章，培育適應秦巴氣候的特色產業，尋找農業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一是根據市場需求，開發本地產品促特色。二是優化品種結構，形成規模效益。特色農業需要規模支撐，結構調整只有形成與自身特色相適應的規模，才能取得最佳經濟效益。三是增加科技含量，提高產品質量推特色，特色農業也就是質量農業、競爭農業，必須在提高產業質量上作文章，在增加產品科技含量上下功夫。四是延伸產業鏈，提高附加值創特色。
三、變提籃小賣為產業化經營
優勢產業、特色農業達到了一定的規模，靠提籃小賣也會出現“賣難”。千家萬戶的農民要緊貼市場，就必須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實現農業經營產業化，增強特優產品的競爭力。一是發展多樣化的利益聯結機制，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各種產業協會等民間組織，架起生產與市場的橋梁。二是大力發展龍頭企業，培植“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推進規模經營，建立企業與農民之間的良性利益聯合體，共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三是切實加強農產品基地建設，通過各類龍頭企業的帶動，形成農業的規?；a和區域化布局，不斷優化和促進農產品優質化、專用化。
四、變孤身創業為內引外聯
山區經濟基礎薄弱是不爭的現實，在經濟發展中，片面倚重內因，難免“先天不足”，過分依賴外因，就會“等、靠、要”。加入世貿后，我們和外面世界的距離近在咫尺，這為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供了機遇。貧困山區首先要向內挖潛，利用好勞動力和資源這兩大優勢，彌補資金的不足。其次是優惠政策，積極引進外來資金、人才、技術，為山區騰飛加油助力。通過股份、租賃、買斷等多種形式，引進著名企業到__投資。近兩年，__共引進資金6億元，解決了山區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