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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過程范文1
【關鍵詞】 經濟發展方式 財稅體制
為促進工業化、城鎮化及現代化的實現，我國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就需要系統地整合資源，加大政府支出比重，提高轉移支付比例，健全我國稅收政策，使之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適應。具體地講，應該進一步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總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中小科技型企業技術革新的財政支持力度，進一步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戰略性調整，推動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采取切實可行的轉移支付措施，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最終實現公共服務基本均衡化，采取有關專項轉移支付政策措施，促進人與自然動態協調發展；采取有效的稅收優惠措施，進一步支持自主創新和扶持中小企業發展，通過在生產環節、消費過程中設定稅收優惠、增設環境稅、開設新稅種、采取差別稅率等相關的政策措施，促進人與社會、自然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貫穿于“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個過程，其中一個核心的內容就是通過財稅政策的宏觀調控，循序漸進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財稅有一個最明顯的特征，即牽一而動百―――其觸角能夠既延伸到經濟社會的微觀領域，又涉及到宏觀領域。正因為如此，“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積極構建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財稅體制。這意味著在整個“十二五”期間，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是一個主題。在此期間，財稅所擔負的責任也將是空前的、壓力也將是前所未有的，其必然要經歷一個深化發展及轉型升級的過程。
一、優化產業結構與財稅體制調整
到目前為止，我國雖已構建了比較完整的現代產業體系，但產業結構仍然處于非均衡發展狀態，主要表現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例不協調，尤其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不相匹配，重工業比重偏高，現代服務業比重偏低；經濟所有性質也不協調，國有經濟控制力過大，而民營經濟發展不足。因此，控制制造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重工業產能的盲目擴張，加快民營企業的發展，從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增長轉變為更多地依靠服務業帶動增長，從主要依靠國有經濟發展張作為引擎轉變為主要靠民營經濟發展作為引擎，形成工業和服務業、國有和民營雙輪帶動增長格局，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課題。產業結構是否優化成為衡量現行財稅體制運行是否順暢的一個重要標準。而優化產業結構主要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供給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供給結構主要指的是在價格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各種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技術等在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合理供應的比例，以及與這種供給關系緊密相聯的產業群。第二，需求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需求結構是指在收入水平基本不變的前提下，政府、企業、家庭三部門之間所能承擔的各種產品的消費需求比例。第三，國際貿易的優化升級。國際貿易結構主要是指我國在發展對外貿易的過程中，國民經濟各產業的進出口產品或服務之間的合理比例，以及與這種進出口比例協調的整個產業生態的關系。國際貿易結構既包括不同產業間的進出口產品及服務之間合理比例，也包括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進出口合理比例。第四，國際投資結構的優化升級。國際投資既包括本國對國外的投資，也包括外國對本國的投資，這兩方面應該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得國際投資趨向優化。
我國的商品和服務流轉領域執行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流轉稅稅種，即執行增值稅和營業稅，增值稅主要適用于制造業，而營業稅則適用于服務業。由于流轉稅具有“中性稅”的特征，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開始，這兩個稅種的稅負水平一直保持基本的平衡。但是，我國于2009年啟動增值稅“轉型”改革，使得增值稅稅負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有所削減，營業稅的稅負水平有所提高。隨著增值稅稅負與營業稅稅負之間的比重發生改變，制造業稅負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下降，而服務業稅負水平則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提升。顯而易見，因稅負失衡而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受到阻礙，無論從哪個角度、哪個層次來看都是應該改變的。改變目前這種狀況的途徑主要有兩個：第一，讓增值稅營業稅合并到增值稅中。在所有的商品以及服務流轉各個環節，按照規定統一征收增值稅；第二，在容許的范圍內調減營業稅稅負水平，從而使營業稅、增值稅這兩個稅種的稅負水平大致保持均衡。其實，在稅制改革實踐中，增值稅“擴圍”與“轉型”是同時進行的，是相互聯系且圍繞一般流轉稅進行調整的。
二、調節收入分配與財稅體制調整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的主要問題表現為居民收入差距逐漸擴大以及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逐漸下降。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這兩個問題，既關系到我國消費結構的升級，又關系到我國產業機構優化。調節收入分配是進一步促進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的一個重要手段。不管是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還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都同當前財稅體制有著直接的關系。
首先，關于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的問題。對于居民收入分配問題，政府應該適時地運用切實可行的調節手段予以調控。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居民收入分配有直接關系的就是財稅，但由于我國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現行財稅體制還不夠完善，很難承擔有效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責任。再者，財稅調節屬于收入再分配問題。收入再分配問題本質上就是擠出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去補償低收入群體，主要措施是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或者采取相對傾斜措施，加大相關項目的支出比例，也就是在存量穩步增長的同時，為低收入群體或者困難居民提供更多有效幫助。在我國財稅體系中，主要是通過調節相關的稅率比如調整相關的直接稅稅率來實現的。并且存量環節的直接稅如財產稅，在我國目前的稅制體系中還是十分不完善的，應該進一步完善，發揮其調節作用。從流量和存量兩個方面對收入進行有效調節，應該會對縮小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幫助。目前，在我國的稅制體系中，稅收所能實施的調節領域主要是流量方面的。為延伸至存量這一層面，我國應該盡快建立和完善直接稅。所以，從總體上來講，伴隨直接稅改革，稅收征管機制改革也勢在必行。
其次，關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問題。在本文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主要是指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國民收入所包括的項目較多，主要有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及居民收入。采取有效的措施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是我國政府目前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但是，如果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那么就會減少企業收入或者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這種調整的過程中，會遇到很棘手的問題：一是由于我國目前的政府收入格局還很復雜，財政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他如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土地出讓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都可以也應當納入政府收入的統計口徑中。面對諸多不同性質的政府收入，應該削減哪一項，又不應該削減哪一項，在當前都是很難權衡的問題。二是在削減政府收入的同時，相對應的也就會縮減政府支出，要不然，支出就大于收入，政府的負擔也會隨之增加，債務問題就會產生，政府債務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很難消化。在體制轉軌、經濟轉型期，無論是擴大居民的收入還是縮減政府收入，都要以增加政府支出為前提。加之改革帶來的債務問題還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消化，削減政府支出這一措施的作用就顯得十分有限。所以，至少在目前，我國通過削減政府收入來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的措施會面臨很大的約束。
三、循序漸進地推進城鎮化與財稅體制調整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我國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支點，那就是在循序漸進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動態協調地推動內需與經濟增長。但是應當強調，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相適應的應該是，城鎮化應該是完全意義上的城鎮化，即根據戶籍人口統計的城鎮化，而不是根據常住人口來統計的半城鎮化，這之間的差異就是農民工、失地農民等。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雖常生活在城鎮，但是不能享受城鎮居民的待遇，存在勞動報酬、勞動者后續教育、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諸多方面問題，因此，農民工及失地農民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與城鎮居民是完全不同的。推進完全意義上的城鎮化，就是要實現農民工、失地農民真正市民化，但實現這一目標還有待時日。而完成這一轉變，當前最大的制約因素也就是現行的財稅體制。
我國目前的財稅體制是建立在二元經濟基礎之上的，具有嚴重的分割性，對于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及失地農民，財政所擔負的職責也是不一樣的。所謂農民工、失地農民市民化，就是要比照城鎮居民的標準給予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相同的財政待遇，這就要求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增加政府公共財政投入。當前二元財稅體制之間的巨大差異和所需的較大的財政投入，對當前財政承擔系數及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我國目前的稅制體系中，間接稅占稅收收入的比例較大。隱含在商品和服務價格中的各種間接稅表面上看是生產或者經營者繳納，但實際上最終還是轉嫁到了所有消費者身上，農民工、失地農民也不例外。企業大多位于城鎮，但是企業所繳納的企業稅收主要被認為是工作在企業中的城鎮居民所繳納的，這就掩蓋了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繳納企業所得稅的事實，割裂了農民工、失地農民與企業所得稅之間的聯系，并進一步形成了制度“圍墻”，也在一定程度上會引發城鎮居民同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在享受城鎮公共服務方面的矛盾。所以，實現農民工、失地農民市民化所需完成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讓包括城鎮居民和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在內的所有居民所繳納的稅收與城鎮基層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相銜接，不應該把農民工、失地農民排除在公共服務“圍墻”之外，要讓所有居民都能看到一個真實、全面的有關政府收支的基本信息。這必然要求對現行財稅體制進行改革，尤其是要對稅制結構進行動態調整，建立和完善相關的直接稅制，進一步增加直接稅收入在整個社會稅收收入中的比重。
【參考文獻】
[1]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重點[M].中國發展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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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主要特點有：
一、注重法律手段的運用
美國聯邦政府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手段選擇方面十分謹慎，對于行政手段的采用非常慎重。在注意公平的同時，更關注經濟的效率問題，確保不損害市場經濟中的公平競爭精神，注意在尋求公平的過程中不影響經濟效率，在提高經濟效率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經濟公平。聯邦政府區域政策的價值判斷標準十分明確，好的區域政策要使落后和衰退區域經濟有顯著改善，還要不損害其他地區的發展。
二、實行靈活的地方稅收制度
針對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實行不同的稅制，在保證聯邦財政稅收和各州不出現赤字的前提下，允許各州實行相對獨立的不同的稅收政策，因地制宜實行差別稅收優惠政策吸引資金，創造有利的區域投資環境。有些州政府對到其貧困地區投資的企業給予5年的稅收減免，企業以其所得利潤進行再投資的，可以享受進一步的稅收優惠；對欠發達地區允許免征州所得稅；為鼓勵投資、購買本州的物業，州政府提供低息甚至貼息貸款，而對在欠發達地區提供就業機會的企業，給予所支付工人工資一定比例的返還等等。靈活的地方稅收制度，增強了各州經濟的自我發展能力。
三、實行穩定有力的轉移支付制度
美國聯邦政府的目標是致力于建立一種長期穩定的、統一的、無太大差別的區域經濟政策。美國財政分為聯邦、州、地區三級，聯邦財政收入占全國收入的一半以上，聯邦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對欠發達地區提供財政上的支持，調節其社會經濟發展。二戰后，聯邦財政始終注意對落后地區的資金補貼。50年代，財政援助的重點在南部。80年代，區域之間的補助差異有所減輕，但落后地區的份額依然較大。嚴格的個人收入所得稅累進制度是美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得以實現的保障。在累進稅制度下，收入越高，所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就越多，經濟發達地區的稅收遠遠多于欠發達地區，為聯邦政府能夠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向欠發達地區提供資助奠定了基礎，使這一制度成為縮小地區差距的有力手段。對于轉移支付的財政補助，聯邦政府有嚴格的管理制度，需要地方政府說明用途并由聯邦政府嚴格監督使用過程，或者由聯邦政府指明使用范圍，不得挪作他用。
四、標本兼治，注重產業結構調整
一位固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社會矛盾，改善地區經濟發展形象，但是能在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就業量的行業，多是資本有機構成較低、技術含量較少的衰退部門，它們的增多，不利于地區經濟結構的長遠發展。美國區域方針政策更注重優先調整地區產業結構，寧可放棄一部分短期利益，在一定時期內維持一定的失業率水平，也要致力于經濟結構的調整，通過形成適應地區經濟發展要求的合理經濟結構，促進各行業的良性發展，促使失業問題的自動解決。
五、聯邦政府投資有所側重
在《阿巴拉契亞開發法案》中明確規定：“對這一地區進行的公共投資將集中投放到今后增長潛力大，因而國家投下的資金可望得到最大收益的地區”。在該法案實施的過程中，通過投資于最有潛力的地區，在開發區內形成一批增長點，進而產生“滴入擴散效應”，把增長的勢頭向最困難地區滲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需要政府支持的地區，聯邦政府的投資主要集中于交通運輸、能源等基礎設施和教育。
六、引導人力資源合理流動
聯邦政府在加大向欠發達地區的教育投資規模、改善其發展軟環境的同時，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使北部人口向西、南流動。主要包括給遷移戶發放遷移補貼費，為遷移戶提供就業機會或就業信息；制定欠發達地區的住宅建筑法，補貼遷移戶的住房費用；通過稅收和信貸優惠，鼓勵資本家在南部地區投資。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出現了人口南移的，大批科學家、工程師、專業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從北向南遷移，尋找新的就業機會。人口的合理流動，不僅滿足了西部、南部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需求，而且擴大了消費市場，極大地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
七、重視科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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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low carbon economy is the green economy based on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low pollution，while the core is th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system innovation.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value engineering fi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low-carbon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involves factors such as value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al forms， incentive constraint，development means and tools. At present, the avail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ow carbon economic in China are national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technology-led model, project-led model, enterprise-led model，capital-driven model, consumption-guided model, organization-driven model, and legislation-bound model.
關鍵詞： 低碳經濟；能源技術創新；低碳經濟發展戰略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圖分類號：F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2-0005-02
1發展低碳經濟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然選擇
工業革命以來，隨著以消耗化石燃料為主的高碳經濟的發展，大氣中CO2濃度不斷增加，引發的全球氣候變暖嚴重威脅著地球環境，致使人類生存條件不斷惡化。人類不得不探索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低碳經濟就是其模式之一。
“低碳經濟”概念的正式提出來自2003年英國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它認為低碳經濟是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低碳經濟其實質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綠色經濟，關鍵是高能源效率與清潔能源結構問題,其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我國所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主要表現在：
①我國能源結構呈現富煤、缺油、少氣的特征。能源結構失衡導致的環境承載力高。在能源探明儲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氣占0.6%，這種“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結構，導致了環境污染的加劇以及環境容量的極限。[1]②開發、利用技術水平低，導致能源轉化效率低。目前，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水平高于世界平均值約2.2倍，水泥綜合能耗超過國際領先水平23.6%，火電發電煤耗超出20.5%，機動車百公里油耗超過歐洲水平約25%，超過日本約20%。③企業及其它主體參與碳交易存在諸多困難和不便。盡管我國政府對于“碳排放交易”的態度非常積極，但多數企業并沒有在很短時間內給予接受。根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全球的碳交易在2012年前為年均600億美元，2015年達到1500億美元。根據已有的規定，發展中國家無法通過出售配額實現與西方市場的轉移。由于缺乏“定價權”，導致國內出售碳排放權的企業位于較低的價位，給我國企業參與碳交易市場交易造成諸多困難。[2]
歷史形成的發達國家相當長時期人均高排放已經過多地占用全球碳排放空間，全球已失去了按公平原則分配碳排放空間的機會。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沿襲發達國家已往的以高能源消費為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來實現現代化，必須探索適合自己的低碳發展之路。因此，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然選擇。
2價值工程的思想、方法與低碳經濟發展理念相耦合
價值工程，也稱價值分析，是以產品或作業的功能分析為核心，以提高產品或作業的價值為目的，力求以最低壽命周期成本實現產品或作業使用所要求的必要功能的一項有組織的創造性活動。在價值工程中，價值的一般表達式為：V=F/C，
式中：V―價值，F―功能（指功能強度），C―壽命周期費用。
從上式可以看出，產品的價值與功能成正比，與壽命周期費用成反比，價值是功能與壽命周期費用的函數。功能相同的對象，壽命周期費用低的，價值就高；壽命周期費用相同的產品，其功能高的，價值就高。
價值工程涉及到價值、功能和壽命周期成本等三個基本要素，其基本思想是以最少的費用換取所需要的功能。價值工程的基本特點是：①以使用者的功能需求為出發點；②對功能進行分析；③系統研究功能與成本之間的關系；④努力方向是提高價值；⑤需要由多方協作，有組織、有計劃、按程序地進行。
低碳經濟本身就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以低碳發展為目標，以節能減排為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手段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低碳經濟發展涉及的理念及思想與價值工程的思想比較耦合。其發展要素主要包括：①低碳經濟發展價值取向。低碳發展,重點在低碳,目的在發展，是一種更具競爭力、更可持續的發展。②低碳經濟發展組織形式。低碳經濟發展組織形式受經濟發展水平、技術形式和現有組織狀況等因素決定。③激勵約束機制。通過各種方式，去激發人或組織，使其有一股內在的動力和要求，迸發出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規范其行為，朝著激勵主體所期望的低碳經濟發展目標前進的過程。④低碳經濟發展的手段與工具。主要有經濟法制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具有引導性和彈性，發揮主要作用。行政手段具有權威性、縱向性、無償性及速效性。法律手段具有權威性、公開性和穩定性。[3]
3基于價值工程的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戰略
依據價值工程的思想與方法，我國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應采取以下戰略。
3.1 技術帶動型、項目帶動型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低碳經濟發展的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其手段是節能減排。節能減排必須依賴于技術發展與技術創新。這些低碳技術廣泛涉及石油、化工、電力、交通、建筑、冶金等多個領域，包括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高附加值轉化、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開發、傳統技術的節能改造、CO2捕集和封存等。通過強化節能實現CO2減排，通過優化工藝路線推進低碳經濟，通過優化替代產品推進低碳經濟，開發CO2的捕集技術以進行利用和埋藏，通過發展CO2利用技術推進低碳經濟。
由于受技術應用經濟效益、轉換成本、路徑依賴等因素影響，低碳經濟要在一國短期內得到大規模發展有相當大的難度。低碳經濟項目的一次性、獨立性、時間性等特點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平臺與載體，所以，一種新經濟模式的發展初期大多是以項目的發展形式出現的。例如節能項目，風力發電項目，垃圾處理項目等。
3.2 企業帶動型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沒有企業參與推動低碳經濟在我國就無法發展。利用價值工程分析企業實施低成本低碳發展戰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4]。
3.2.1 企業通過節能減排，實施低成本低碳發展戰略①企業可以在保證服務對象必要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采取節能減排措施降低壽命周期費用，從而提高價值。②在產品設計與生產中，若功能下降，但壽命周期費用大大降低，只要功能可以達到用戶需求，就能夠提高價值。例如，將一些產品的性能或功能指標降低，能夠帶來壽命周期費用在較大程度上下降，在用戶覺得此種下降不會影響使用時，價值就會提高，增大收益。
3.2.2 企業實施差異化低碳發展戰略①企業可以保持壽命周期費用不變，同時將產品功能提高，實現價值的提高。假如用戶要求先前產品的必要功能不足，可采取辦法增加有關的必要功能，雖然生產過程中或許會增加花費，然而卻能下調使用費用。眾多產品的優勢都體現在這一方面，究其原因是客戶需求無污染環境、使用方便以及具有高效節能的產品所導致的。②壽命周期費稍有提高，而產品功能大幅度增加，進而價值提高。由于人們的生活水平在日趨提升，人們對產品質量的需求也在逐漸提高，并且對價格的承受能力也隨之增大，所以，企業在加強競爭力時能夠采取此種方式。
3.2.3 企業實施基于低成本的差異化低碳發展戰略[4]既提高功能，又降低壽命周期費用。這是提高價值的最理想的途徑，是價值工程追求的主要目標。如產品原有功能與壽命周期費用與用戶的要求差距較大，通過補充必要功能，消除不必要功能，降低多余費用，就可以做到這一點。公司采用先進的經營管理方法就可以達到這一目標。特別是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企業必須采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術，努力地降低成本同時加大產品的差異化程度，才能在競爭中站穩腳跟，持續發展。
3.2.4 企業實施低碳發展技術創新戰略[5]主要分為領先型創新戰略、跟隨型創新戰略和模仿型創新戰略。企業在制定其低碳發展技術創新戰略時，一定要分析低碳發展技術創新戰略所追求的功能和成本。根據價值工程V=F/C的原理，企業進行低碳發展創新戰略選擇時，應根據自身的資源條件和能力以及綜合考慮所處行業特點，針對低碳發展創新戰略各個功能和成本費用在不同創新戰略實施情況下進行打分，并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和需要賦予各個功能不同權重，進一步算出總功能得分F=∑Fi，在該戰略下核算總成本C=∑Ci，最后計算二者比值，算出各個戰略選擇下的價值大小，從而可為企業創新戰略選擇提供決策支持。
3.3 資本推動型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碳交易”是傳統生產方式向“綠色”發生“全球性轉變”的“方向標”。以經濟學的角度而言，碳交易遵循應科斯定理。易言之，以CO2為代表的溫室氣體需治理，而在此過程中就會給企業帶來成本差異，由于平日中的商品交換能看成一種產權交換，因此，同樣可以交換溫室氣體排放權?；诖?，在市場經濟框架下，利用碳權交易自然就是有效處理污染問題的最佳方式。我國要想更優地促進資金及技術向低碳領域發展，就一定要參與建構國際碳市場，通過金融市場發展低碳經濟，進而使資本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功能完全發揮出來。[6]
3.4 消費引導型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在保持社會人群生活質量不變的情況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在消費領域進行節能存在著相對大的潛力。我們以建筑節能為例，我國城鄉民用建筑面積約為400×108m2，建筑能耗已占總能耗20.7%。北方城鎮在2004年農村生活用和煤建筑采暖為1.6×108T標煤/年，在全國煤產量中的比重為11.4%，而諸如生活用電等其他用電與建筑用電的耗電為5 500×108kW?h，在我國電耗中的比例是27%至29%。至2020年，預計我國城市人口比例為56%，大概新增?芏110×108m2需采暖的民用建筑，相比于2004年而言，2020年可能要增加2.5×108T標煤以及5 800×108到6 300×108kW?h用電。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是我國建筑和生活節能的主要目的，能夠使用各種方法。例如利用太陽能等。同外國建筑作比較，我國建筑的保溫能力較差，導致損失大量的熱量，應給予特別關注。[7]
3.5 組織推動型低碳經濟發展戰略這里的組織主要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在帶動低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擔任著直觀重要的角色。許多發達國家推行了有效的經濟措施與法律規范，使得低碳經濟可在短時間里取得快速發展，同時獲得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例如，德國積極推行氣候保護高技術戰略以及生態稅，重點培育環保技術產業，并將其立為新的主導產業。在低碳經濟發展中，企業的角色比較獨特，一方面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另一方面又是資源很大的消耗者，也是污染的造成者。作為追求經濟利益的企業，很難獨自發揮作用，需要消費者、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共同參與，尤其要強調非政府組織的作用。非政府組織是指處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社會組織，代表著社會中某個群體、階層、集團的利益。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不僅有市場失靈現象，也有政府失靈現象。隨著市場和國家機制的相繼失靈，非政府組織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中的第三種力量，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3.6 法律約束型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政府通過立法和頒布對行業、部門的最低能效標準和排放標準以推動低碳經濟發展。這種方式具有權威性、公開性和穩定性。例如美國對汽車以及大多數家用能源設施實施最低能源效率標準，對建筑和空調、冰箱等高耗能家用電器，不斷提高節能標準。英國政府出臺了可持續住房標準，分為6個等級限定能源效率和水效率的最小消費標準對所有租賃和出售的建筑物將實行能源績效證書管理制度等。[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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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過程范文4
【關鍵詞】會展經濟；發展；廣州
會展經濟發展是一個城市的名片，高效的會展經濟對提高城市知名度，擴大城市的影響發揮重要的作用。廣州作為我國沿海開放成熟，會展經濟發展較早，具有自身的管理體系，在會展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初步形成了規模。在廣州會展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沒有針對自身的會展經濟，建立有效的政策指導和規劃，在戰略支持上不夠。第二，缺乏完善的市場化服務體系，政府對會展制約機制和行業規范等欠缺。本文從會展經濟的理論分析入手，廣泛的吸收前人的有關學術研究，采取文獻綜述法和案例分析法，分析廣州會展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管理措施，進一步提高廣州會展經濟的發展水平。
一、會展經濟的理論分析
會展經濟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深入發展而形成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在當前的研究當中，會展經濟是指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會議和展覽、展銷，帶來直接或間接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一種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會展經濟一般被認為是高收入、高贏利的行業。
二、廣州會展經濟發展現狀
廣州作為我國沿海開放城市，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會展經濟獲得快速發展。廣州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會展經濟就開始發展，在多年的發展過程當中形成了自身的管理體系。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廣州全年展會數量為259個，展出面積約為923萬平方米。2015年，廣州會展業呈現“展覽活動增幅明顯、高端會議快速聚集”的新格局，全市20個重點場館舉辦展覽482場次，同比增長23%，累計展覽面積861.7萬平方米。2016年一季度，全市重點場館舉辦展覽116場次，同比增長52.6%，累計展覽面積200.9萬平方米。廣州會展經濟的發展一直是占據全國會展經濟發展的前頭。
三、廣州會展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廣州政府針對會展經濟的政策扶持不夠
在廣州會展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雖然形成了自身的管理模式，但是在具體的政策扶持上還是跟不上會展經濟的發展需求，詳細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夠。在廣州會展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沒有針對自身的會展經濟，建立有效的政策指導和規劃，在戰略支持上不夠。第二，缺乏完善的市場化服務體系，政府對會展制約機制和行業規范等欠缺。
2.缺乏R禱嵴咕濟管理人才
廣州作為我國沿海發達城市，在會展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缺乏應有的專業人才。在廣州會展人才素質和來源上，很多會展管理人才都缺乏專業的會展管理知識，也沒有接受專業的技能培訓，因此這種會展發展模式都是小規模的發展。另外，在廣州會展人才的培訓上，培訓資金投入較少，沒有建立有效的學校和社會會展人才培訓模式，會展人才不能滿足廣州會展經濟的發展需求。
四、加強廣州會展經濟發展管理的對策
1.加強政府針對會展經濟的政策扶持力度
加強政府針對會展經濟的政策扶持力度。在廣州會展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雖然形成了自身的管理模式，但是在具體的政策扶持上還是跟不上會展經濟的發展需求，詳細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夠。因此在實際的管理當中，廣州市政府在實際的管理過程當中要建立完善的會展扶持政策，一方面要針對自身會展經濟發展，建立政策扶持綱要，保障會展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嚴格規范各級政府具體辦展行為，對廣州已有的政府主導型展會通過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來建立政府辦展退出機制，逐步加大其市場化進程的力度。
2.加強缺乏專業會展經濟管理人才的培養
加強缺乏專業會展經濟管理人才的培養。廣州作為我國沿海發達城市，在會展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缺乏應有的專業人才。在廣州會展人才素質和來源上，很多會展管理人才都缺乏專業的會展管理知識，也沒有接受專業的技能培訓，因此這種會展發展模式都是小規模的發展。因此在廣州會展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首先要加強對會展專業人才培訓資金的投入力度，保障會展人才素質得到提升。其次在會展人才培養模式上要進行創新，除了對現有的會展人才進行在職培訓之外，還應該與高校建立人才培養模式，大力從高校吸收專業會展人才，保障會展人才的供應需求。
3.加強資金投入，完善會展配套設施設備
加強資金投入，完善會展配套設施設備。當前在廣州會展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會展配套設施設備不夠健全。這主要表現在廣州缺乏大型的會展中心，雖然有琶洲會展中心，但是不能滿足廣州會展國際化發展需求，具體的細節配套設施也不到位。因此面對這一問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公共設施設備的投入上加大力度。
五、結語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廣州作為我國沿海開放城市，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會展經濟獲得快速發展。廣州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會展經濟就開始發展，在多年的發展過程當中形成了自身的管理體系。廣州會展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存在的政府針對會展經濟的政策扶持不夠、缺乏專業會展經濟管理人才、會展配套設施設備不健全的問題。因此在具體的管理過程當中要加強政府針對會展經濟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強專業會展經濟管理人才的培養、加強資金投入，完善會展配套設施設備，進一步提高廣州會展經濟的發展水平。
參考文獻：
經濟發展的過程范文5
美國是全球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在城市群的發展方面，美國同樣領世界之先。
美國的三大城市群分別為美國東北部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和洛杉磯大都市區。其中，美國東北部城市群以核心城市為中心，多元化產業聚集，航運地位突出。這些方面均與成渝城市群有相似之處，其發展思路、合作模式等，對成渝城市群的建設發展有積極作用。
美國東北部城市群北起波士頓，南至華盛頓，主要城市包括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又被稱作“波士華”城市群。區域總面積約13.8萬平方公里，占美國總面積的1.5%，人口約4500萬，占美國總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達到90%以上，是美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這一城市群是美國經濟核心地帶，是美國最大商業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制造業產值占全國的30%。
美國東北部城市群是最為典型的核心帶動發展模式。
一是紐約核心作用突出。作為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神經中樞，紐約占據了區域內的核心地位。其他核心城市也都根據自身的特點，尋找著與紐約的錯位發展之路。區域內的產業分布呈現出多元和互補的格局。而這些城市的發展始終離不開紐約金融中心的輻射作用。
二是區域分工格局合理。紐約作為全美的金融和商貿中心，有著最為發達的商業和生產服務業，為這一地區提供多種重要的服務。波士頓集中了高科技產業、金融、教育、醫療服務、建筑和運輸服務業，其中高科技產業和教育是波士頓最具特色和優勢的產業，形成了與“硅谷”齊名的高科技聚集地，成為世界著名的電子、生物、宇航和國防企業中心。費城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結構比較多樣化。首都華盛頓市作為全美政治中心，在國際經濟中有著重要影響，全球性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銀行和美洲發展銀行的總部均位于華盛頓。巴爾的摩市區與華盛頓特區接近，使得它分享了很多聯邦開支和政府采購合同，國防工業在巴爾的摩有了很大發展。
三是多元化產業聚集趨勢。波士頓、巴爾的摩、費城等城市都有各自的優勢產業，若孤立地看，每個城市主導產業都是唯一的，只是形成了若干優勢產業群落，產業集群的集聚特點并不十分明顯。但通過區域內的產業調整和協作，城市群在總體上形成了在更高層面上的多元化產業群落。
四是航運中心地位突出。紐約港是美國東部最大商港，重點是發展集裝箱運輸；費城港主要從事近海貨運，巴爾的摩港作為礦石、煤和谷物的轉運港；而波士頓港則是以轉運地方產品為主的商港，同時兼有漁港的性質。這些港口通過有序分工，構成了一個分工合理、運營靈活的美國東海岸港口群。
學習借鑒美國東北部城市群發展經驗，對推動成渝城市群發展很有益處。
發揮“大城市群”帶動作用
美國大城市群沿海沿邊分布比較均勻，三大城市群經濟總量是美國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再由這些大城市群向內陸輻射，這樣就形成了全國均衡發展的動力源。與美國城市群相比，中國城市群對于全國的經濟貢獻率相對較低。以2011年為例，中國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對全國經濟的貢獻率只有37%，比美國三大城市群對全國經濟的貢獻率低近30個百分點。
創新城市合作模式
城市群的發展主要是區域內核心城市之間的合作。兩個城市同城化發展主要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完全融合，歸并為一個城市，如把大連和旅順合并的“大連模式”。第二種是“洛杉磯模式”，大洛杉磯都市區的城市之間是緊密的合作關系，涉及各城市的重要問題都要進行協商，當作一個整體來推進。第三種模式是“雙城記”，區域內核心城市保留各自的行政級別，但在各自規劃、發展等重要問題上都會為對方考慮，把對方作為緊密的合作伙伴。我國城市群內的聯系與合作仍然受制于行政區劃，未能建立有效的協作分工體系，急需在體制和政策上創新，使得城市群各級政府在更廣領域內合作，盡快朝著資源共享、環境共建、城市互通、產業互動、政策互惠方向推進，共同提高城市群的競爭力。
增強城市群功能互補
城市群發展成熟的重要標志是形成合理的城市職能分工體系，達到深化和發展核心城市間的分工與協作聯系。只有合作型的競爭，才能體現城市群的整體力量。并且，城市群內合作是城市群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事實上，洛杉磯就是在與傳統中心城市舊金山的競爭合作中發展成為全球性城市的，洛杉磯都市區橙縣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
提升城市群核心優勢
城市群發展的核心是擁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與產業集群，它是城市群發展的強有力支撐。美國城市群正是通過主導產業及產業集群的發展來影響周邊地區發展的。從世界城市群發展實踐來看，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或產業群是城市群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它在不斷增強城市群競爭力和鞏固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城市群發展中，通過群內外或群之間的差異成因比較研究，打破群內分割，共享基礎設施，借助有效的產業整合，創建城市群獨特的優勢產業發展模式，形成合理且高效的產業結構，從而獲得城市群高效持續發展的能力。
強化城市群規劃引導作用
經濟發展的過程范文6
關鍵詞： 技術進步；能力成長；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
中圖分類號：F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7）03-0072-08
一、 引言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歷了增長與衰退相間的波折，其重心也漸漸呈現出從西方到東方轉移的新趨勢[1]。尤其是肇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西方主要工業國家市場需求減弱，全球經濟增長由此告別了依靠同步工業化實現結構性加速的高增長時代，逐步轉入結構性失速當中，這標志著過去那種以出口為導向、基于低端要素加入產業鏈的第一輪全球化發展紅利面臨消失的轉折點[2]。對此，主流經濟學家也在改變傳統上對于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認知，普遍認為隨著新興國家在市場化、技術創新水平以及國民經濟發展成熟度等方面的提高，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具備了趕超發達國家的能力。
事實上，盡管中國和印度兩國近三十年來一直是經濟增速最高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但在隨著經濟全球化模式的終結，兩國也在金融危機后面臨了增長乏力的困局，特別是中國在2015年6.9%的增長率創下了1990年以來的新低。在后危機時代，中印兩國必須盡快重新轉變其經濟發展方式[3]。從過去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現代經濟增長是建立在技術、企業和產業結構不斷演進和發展基礎上的，而以知識、組織和制度為構成要素的國家能力發展在這一經濟發展進程中無疑成為關鍵性變量。如何看待中印經濟當前的新變化？與一般從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分析不同，本文更愿意從技術進步和國家能力的視角來探討中印經濟當前的問題和出路。為了深入探究能力成長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作用，本文將從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能力構成分析為切入點，并以中國和印度兩國由FDI（外國直接投資）引致的技術能力變化為對象，力圖詮釋這樣一個主題，即在后全球化時展中國家要完成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就必須放棄以往簡單依托資本和資源投入獲得比較優勢的增長方式，進而轉向基于自主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和國家能力發展。
二、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來源與特征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一直把技術進步看作是“一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引擎”[4]。然而，由于這一命題建立的基礎都是來自于發達經濟體的經驗，因此，對于開放經濟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技術進步的新命題而言，有必要從三個方面來思考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第一，需要考慮發展中國家在開放條件下內生技術進步的機制及其影響因素。一般來說，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主要通過購買專利、外商投資、進出口產品等途徑獲得技術進步，并由此產生直接技術轉移、外溢效應和干中學效應。第二，需要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經濟收斂問題。對此，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開放經濟中除了水平效應，并不能為其帶來增長效應，也不能保證其經濟增長率得到提高和向發達經濟體收斂[5]。不過，如果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在開放經濟中的比較優勢，技術的準公共品性質和技術擴散將使發展中國家通過低成本學習和模仿獲得后發優勢。第三，需要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對技術進步的影響。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而言，需要更多關注經濟體制的轉型和要素結構的改變。因此，盡管目前還沒有強有力的經驗研究支持政策干預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效應，但是仍然可以從國際貿易產生的技術進步效應視角來考察政策的開放度和自由度。
按照傳統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某個產業的發展盡管目前并不符合本國的比較優勢，但是只要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加以保護和引導，那么等到該產業成長到一定規模后，就將符合未來的比較優勢。對中國和印度這兩個處于經濟趕超階段的國家而言，為了實現對于發達國家的趕超，在過去人為地扶持了很多不符合本國比較優勢的產業[6]。然而，由于中印兩國缺乏對先進技術水平進行模仿和吸收的能力，無法支撐這些不具備自身能力的產業，很難從知識轉移中獲得技術進步，更沒有從對外貿易中得到技術外溢的好處，最終難以轉換為動態比較優勢。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有效的技術能力對其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從事國際貿易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置條件。這也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轉型經濟體在發展進程中能力、技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從技術學習到自主創新的轉變，以及能力成長在技術進步過程中的內生性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盡管內生增長理論重視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但是卻很少從微觀層面深入分析技術的溢出與擴散過程[7]。由于技術擴散的影響，技術上的分工并不能作為長期比較優勢的基礎，現實中存在經濟現象也表明，l達與落后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技術差距。因此，不能簡單地把一切解釋不清的問題都歸結到技術上，而應該厘清技術進步的內涵和實質。首先，需要弄清楚技術進步的來源。對此問題，學界自從熊彼特提出“創新”概念后，普遍認為基于優化資源配置的創新活動帶來的技術進步推動了經濟增長。其次，還需要弄清楚技術進步的異質性問題。顯然，熊彼特沒有區分導致技術進步的創新活動是否不同，但是現實中確實存在很多不同的創新活動，它們賴以產生的基礎知識不同，所形成的新知識也不同。按照Aghion等（1994）對創新活動的區分，可以把技術進步的這種異質性概括為兩種，一種是完全的基礎性技術進步，即以R&D（研究與開發）投入為基礎并導致新產品增加的商業創新活動；另一種是完全的更高層次的技術進步，即以生產經驗累積和干中學效應所產生的創新活動[8]，而經濟學家最為關注的正是這種次級創新。無論是干中學效應產生的基礎性創新，還是研發活動導致的次級創新，都傾向于從經濟總量中發現長期增長中的技術進步因素，而忽略了從內生的能力成長視角真正揭示現實中“技術發明”的內涵。
為此，在“干中學”模型與Bernard和Jones（1996）的技術轉讓模型基礎上[9]，下面將分析兩個國家間比較優勢的變化情況。從中可以發現，在開放條件下，國際間技術吸收能力的差異可能導致技術優勢的改變：首先，假定存在一個只包含兩個國家的開放經濟（本國H和外國X）。其中，Aij表示i國j商品部門的熟練勞動生產率，AXj表示技術領先國j部門的勞動生產率，LXj表示技術領先國j部門投入到勞動力數量，？追為“干中學”的效率參數，？姿為技術追趕參數。進一步假定外國是世界技術領先國（即AHj/AXj≤1），通過推導可以得到本國j部門相對于外國的生產率變化：
通過上面的模型不難看出，一方面，部門內的“干中學”、知識創新能力會強化初始的技術水平，使得技術進步的演變呈現固化性（persistence）特征；而另一方面，跨國貿易帶來的技術外溢，以及部門間技術追趕速度的差異將可能引起技術水平的逆轉，進而使技術進步的變化呈流動性（mobility）特征。相關的技術能力經驗研究也表明，由于任何新的技術只能是在已有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故而技術產品的創新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和自我累積性特點。除了干中學效應之外，企業的R&D研發投入對于技術進步也非常重要，這是因為企業或國家在技術水平較低時可以通過模仿和學習來提高其能力，但是當企業或國家技術水平較高時，則只能通過加大R&D創新活動來擴大技術邊界。
應該看到，R&D研發與干中學效應盡管都是技術進步的來源，但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的作用機制和路徑并不相同。干中學效應主要是通過不斷積累實踐經驗獲得，故而能夠通過干中學得到基礎性創新產品，而R&D研發則是通過整合知識，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來獲得次級創新產品。這也就是說，相對于物質資本的積累，技術進步無疑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具有主導性，而國家或企業通過干中學和R&D活動形成的技術創新能力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非常重要[10]。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的過程中，它們之間之所以會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和增長速度，原因在于技術創新能力的差異影響了各國從基礎性技術產品向次級創新產品轉移的速度。隨著企業或國家的技術水平越來越接近技術前沿，技術水平較低的國家或企業可以由模仿的低成本優勢來彌補劣勢，而處于技術前沿的企業或國家則只能由大量的創新R&D投入才能維持現有的競爭優勢。
由上可知，對中印兩國面臨的經濟轉型而言，經濟學意義上的技術能力應該是指在增長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適合發展動態比較優勢的技術升級、轉換和創新的綜合能力。當中印具有較強的技術能力時，意味著兩國的比較優勢動態化程度會相對提高，國際貿易量會相應增加，并在經濟中表現出顯性比較優勢增進、市場集中度提高和貿易條件改善等現象。
三、國家能力成長、技術進步與知識累積效應
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很早就注意到，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以現代工業化為標志的世界經濟發展史中，數量很少的一些國家可以從落后狀態實現經濟趕超，而其他很多落后國家則落入貧困陷阱。針對這一現象，格申克龍試圖通過分析技術進步、能力和發展之間的關系來回答[11]。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學界對“華盛頓共識”的理論反思，“國家能力”概念在政治學等學科中已經得到充分討論和應用。特別是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在其所著《國家構建》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分析能力成長的基本理論框架，并明確指出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指國家的制度能力[12]。相較于別的社會學科，經濟學對能力概念的重視程度不夠，不但沒有形成對“國家能力”概念的共識，而且缺少將能力成長引入經濟轉型問題探索的研究。
隨著經濟學家近年來關注經濟增長特別是技術進步的源泉，開始注意到能力在技術進步中的重要性。例如，針對如何解釋經濟史中不同國家間不一樣的發展績效，Dorian（2017）就曾經指出，除了自然稟賦、資本和勞動力等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的決定因素之外，“社會能力”同樣在經濟活動中影響著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績效，而以知識累積為基礎的技術進步、企業能力相關的發展戰略和組織結構，以及經濟制度演進等要素的動態形成無疑就成為這種能力的重要來源[13]。此外，Reinert（2007）在通過長時段考察了近50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后，發現當德國和美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時，它們之所以要違背英國的說教而發展工業，其原因在于德美兩國認識到凡是依賴于于自然稟賦要素進行的初級產品部門的生產活動，當投入的勞動和資本等要素達到一定量之后，每單位新增勞動和資本的所得收益反而出現遞減；而依賴于技術進步和創新要素進行的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生產活動，卻能夠由于更高的生產率使得每單位產品和服務的成本逐漸降低[14]。德美通過模仿學習先進國家的生產技術和組織結構，很快就實現了從報酬遞減向報酬遞增轉變，并完成了對英國的經濟趕超。這些經濟史實揭示出，經濟落后國家可以通過引進、吸收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管理組織經驗來提高自身的技術能力，以實現其對發達國家的追趕。
